哲学与方法论范文

建国40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生物哲学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40多年来我国生物哲学的研究历史、研究内容和研究特点的考察，旨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促进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历史过程

建国以前，我国的生物哲学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区”，1949年新的号召，形成了一支由生物学家、生物学史工作者和哲学家及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相结合的研究队伍，突出体现了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⑴著名科学家率先垂范，积极参与生物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关于生物哲学的研究被看作是生物学界本身一件值得重视的事，一些著名生物学家舍得花时间从事生物哲学的研究，撰写有一大批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学术专著。在老一辈科学家中，童第周是最早进行生物哲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探讨了实验胚胎学中细胞分化与胚胎发育的核质关系，提出了细胞质在动物胚胎发育中控制细胞核的崭新见解，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40〕这一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为唯物辩证法提供了科学依据。遗传学家方宗熙对进化论哲学颇有研究，生前发表过不少研究论著。其中《生命发展的辩证法》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生命的本质、生命的起源与演化的辩证法，是70年代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代表作。〔41〕原生动物学家张作人也长期悉心研究生物哲学问题。他积几十年教学与科研的心得体会，广采博引古今中外的生物学史料和当代生物学的新成就，写成了《生物哲学》一书，对一些生物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了哲学考察。〔42〕植物分类学家陈世骧以进化论和分类学哲学问题研究见长。他根据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从哲学的大视野对物种概念进行了新概括，提出了“又变又不变”的物种新概念，把林奈的“物种不变论”和达尔文的“物种可变论”统一了起来。〔43〕这个观点提出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当然，我国热心于生物哲学研究的生物学家远不止上述这么多。像遗传学家谈家桢、生物物理学家邹承鲁、沈淑敏、生态学家马世骏等对有关生物哲学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使得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表现出较高的理论水平。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生物学家以外，还有一些物理学家、化学家也对生物哲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直接参与到这一研究中来。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丁达夫专门探讨了生物学的自主论与还原论问题。他们认为，与已知的物理学规律相比较，生物规律处于更高级的层次。所以绝对的还原论是不可能的。〔44〕这是物理学家对生物学还原论问题的精彩论述，使得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大为增色。

⑵哲学家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主力军我国生物哲学研究人员主要来自社科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哲学素质和较扎实的生物学功底，所以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由哲学家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研究并完成的。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第一部理论专著《达尔文学说与哲学》就是由哲学家舒炜光撰写的。这部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达尔文学说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作了全面分析与探索，是50年代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45〕哲学家胡文耕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他在不同时期发表过多部（篇）生物哲学论著，可视作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他的新作《信息、脑与意识》一书对心身问题、脑与意识的复杂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讨论，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46〕哲学家邱仁宗主要致力于生命伦理与道德的研究，他的《生命伦理学》一书论述了有关生殖技术的伦理及安乐死问题，填补了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一项空白。〔47〕哲学家余谋昌在生态哲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是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撰写的《生态学哲学》一书对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及其解决途径进行了哲学反思，发人深省。〔48〕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哲学家王志康在进化论哲学研究方独树一帜。他在《突变与进化》一书中专门探讨了突变概念的演变及其在生物进化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是90年代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又一部力作。〔49〕由于上述这些研究者同时兼有生物学与哲学理论知识，因此，他们所探讨的问题都有较高的理论深度，而并非一些零散的、直感的哲理性体会。

⑶生物学史是生物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撑点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生物学史工作者十分关注和投身于生物哲学的研究，他们在生物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常常深入探索某个案例而阐发其中的哲学问题，这样他们既为相关方面的生物学史行家，又较好地解决了所探讨的生物哲学问题。例如，李佩珊对遗传学史及其哲学问题，潘承湘对细胞学说史及其哲学问题，张秉伦对人类进化史及其哲学问题的研究，都属此例。另一方面，我们许多生物哲学研究者也都是生物学史研究的活跃分子，他们把生物学史与生物哲学研究结合起来，通过生物学史个案研究来拓展、深化生物哲学的研究。例如卢继传、傅杰青都是这样的“两栖”学者，他们的研究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4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存在问题与建议

勿容置疑，建国40多年来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对我国生物学与哲学的发展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与化学哲学、地学哲学等学科研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笔者以为，需要深刻反思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我国目前生物哲学研究基本上是分散的、单打一的方式，研究者各自为阵，缺乏组织与协调。所以，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缺乏计划性、系统性，至今没有撰写出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生物哲学基础理论的学术专著。有鉴于此，有关方面应该做好组织与引导工作，尽快撰写出一批有份量的生物哲学论著，使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跃入一个新台阶。

第二、我国生物哲学研究涉猎领域虽然比较广泛，但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如生物学（生物技术）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尚显不足。目前，国际学术界已经将生物社会学问题作为生物哲学研究的重点，它体现了当代国际生物哲学研究的最新动向与发展趋势。开展生物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是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学术界应及时地调整研究方向，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三、我国生物哲学研究队伍实现了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但这支队伍目前主要依托老一辈学者，中青年学者尚未形成中坚力量，从长远来看显得后备力量不足。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加快中青年生物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建立起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术梯队，使之担当起走向21世纪的历史重任。

第四、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应加快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在研究成果上互通信息，在学术思想上交融互补。要尽快加入国际生物哲学研究组织（ishpssb），积极参与国际生物哲学界的学术活动，使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走向世界。

目前，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年代，生物哲学研究者感到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一步加强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一些综合性课题的研究，争取在未来的几年里，使我国的生物哲学研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与突破，为胜利跨入21世纪奠定坚实的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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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许志远：劳动创造了“智人”，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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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张青棋：社会生物学理论模式述评，学术界，1992年第1期。

〔39〕卢启文：现代综合进化论与社会生物学，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

〔41〕方宗熙：生命发展的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42〕张作人：生物哲学，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

〔43〕陈世骧：进化论的若干基本概念，百科知识，1982年第4期。

〔44〕丁达夫：论生物学与物理学的统一，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5期。

〔45〕舒炜光：达尔文学说与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46〕胡文耕：信息、脑与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47〕邱仁宗：生命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哲学与方法论范文篇2

摘要：哲学思维作为大类学科，拥有严密的思维逻辑。将其运用在教育教学上，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哲学教育需要遵从哲学本性，不对哲学进行任意的修改。将哲学理论与教育相结合能够更加有效的增强学生学习思维的构建，有利于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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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雅克・德里达；解构；马克思主义方法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083-02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上百年的历史，依旧迸发出新鲜的活力。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充满活力的科学理论，另一方面离不开无数学者对其进行的深度挖掘和解读。德里达通过解构的视角对马克思著作的重新解读，主要表现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这本书用新的表达方式阐述了作者随时准备自我批判的态度。我们在把握德里达对马克思著作的重新解读中，更重要的是把握其解构视角的方法论意义。

一、德里达的基本研究方法――解构

“解构”一词作为德里达最为人所知的一个关键词，通常运用在他对文本的描述上，这里的描述并不指简单的描述，而是在描述的同时并加以改变。“解构”恰好可以通过意义矛盾的“言语行动”得以厘清。很多学者认为，从德里达的角度而言，解构一词是无法定义的，因为解构本身就是反对定义事物的概念。在这里将引用解构（deconstruction）字典式的定义。根据1989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将解构理解为一种批判的策略，这种策略旨在揭发一些未经批判就被广泛接纳的形而上假设，同时揭露哲学和文学语言中的内部矛盾。

“解构：其最基本的用法指的是一种策略性的证明方式，即对立的双方相互需要创造一个完成或完整的幻觉，以掩盖对立的真实性，在那里，对立的每一方都已经隐含在另一方中，并由另一方的展开而暗示出来――在一方的展开中被排挤的东西总是已经隐含在这一展开中，而在两方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可理解性或互补性。”在1993年的一个采访中，德里达说：“解构大展身手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一个作家的总体之内，解构时常在一个句子之内，甚至在作品肌理中那微生物般极细的组织之内，已经可以进行各种划界，宣示各种意旨。解构不信任专有名词，它不会说‘海德格尔一般说这说那’，它不相信所谓的普遍性、硬道理和假定状态。相反，它会着手处理显微学视角下，海德格尔作品中的不同时刻，各种概念的应用程序，各种并行不悖的逻辑。解构是场大地震，一次普遍的大震动，而且不可止息。”即使看起来最简单的陈述都有裂变或分裂的可能，因为解构作为不稳定的力量，一直在事物的体内潜行不止。

二、解构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契合之处

德里达的全部工作似乎可以浓缩于这一表述。他穿越了文W和哲学的巨大文本，大量阅读了柏拉图、黑格尔、卢梭、海德格尔等哲人的著作，用他使人叹服的耐心与细心去寻找发现这些文字之间编织、连缀、断裂与涂抹的痕迹，最后在那些细微到我们都不曾注意的地方给予有力的解构，使文本重新焕发力量。而“解构”这个被滥用和误解太多次的概念，在德里达那里却是最严密的，最贴近原文的，正是因为这个词为已被神化和僵化的经典注入新的活的气息。德里达的解构不是虚无，不是毁灭，而是他所钟情的独有的阅读经验。在我看来德里达的解构无疑是对经典著作的重新解读，这种新的解读有别于以往只是停留于表面的阐释，而是对其结构以及根源的深刻探寻。他试图通过这个探寻来还原本质。

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我们可以看到，德里达十分重视对马克思遗产的继承。他将这个时代描绘为脱节的时代、错位的时代、断裂的时代。在他看来改变这一切的方法就是通过重新阅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他说：“遗产从来不是一种给予，它向来是一项使命。正如我们无可置疑地是马克思的继承人那样，甚至在我们愿意或是拒绝做他的继承人之前，这项使命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了，而且与所有的继承人一样，我们都在为之哀悼。”德里达呼吁我们继承马克思的遗产，最重要的是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把握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就要保持随时准备自我批判的态度。我们对于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研究和探索的原因并不狭隘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这些经典著作的存在本身；而我们为之哀悼，不过是为了已经僵化的、神化的话语而哀悼。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试图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区别开来。他认为解构主义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虽然它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德里达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单独割裂开来，称其不能为复制并与马克思主义其他精神所异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方法与德里达解构的方法之间具有相似之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大多与具体的实践活动相结合，是强有力的政治武器。而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也存在相似之处，面对苏联解体，传统意义上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终结，这本书的发表也是德里达干脆利落、掷地有声的政治回应。他明确指出需要重新解读马克思，恢复其真正精神和合理内核，《马克思的幽灵》不只是对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回应，更是开阔了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新视野。德里达反对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读，他揭示了那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实质是一种充满悖论的独断主义的霸权。

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确实是德里达的一个政治工具，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化，反驳了作为霸权话语之一的资本主义终结论，分析驳斥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德里达指出，福山得出“历史终结论”的方法论中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他有时通过现实经验，有时又利用理想判断的方法，表面来看这个方法很“巧妙”，实际上却是一种“诡辩”，当现实发展有利于他的理论时就利用现实，当现实的发展不利时又借助理想判断来回避现实中的矛盾。

客观的说，德里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马克思与当下现实所存在的历史间距和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马克思阐释当代问题的理论活力。

三、解构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本质区别

我们看到《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一经发表，就引来了各方面的质疑和论战，很多学者认为这并不是说明德里达真正想要继承马克思的遗产，只是用他解构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选择性的继承。伊格尔顿认为，德里达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毋宁说是借用马克思的名义为解构所用。伊格尔顿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批判德里达的解构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文本政治的替代形式，它试图逾越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或者左派自由主义，这样的结果只能使反形而上、反体系、反理性主义的论辩成为一种招摇过市的混乱宣示，最终严重损失了它的理论信度。我们可以认为，德里达的解构只不过是简单的批判和否定，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反观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所有的批判都是为了建构他的理论体系，有破有立，甚至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方法论。

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德里达对于马克思的幽灵的描述是复数形式，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存在不止一种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他认为“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阐释的。”德里达在解读马克思的时候，的确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批判精神。马克思的著作中到处都存在着批判，这种批判不仅是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还表现在对自身理论的批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进行批判是有建设性的，是为了展示他科学的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而德里达在强调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同时，也要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本身来进行批判，这无异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

从这个角度上说，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用想象的、跬邪钍降脑亩聊J嚼囱芯吭亩谅砜怂嫉奈谋尽6马克思主义则是要随着当代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理论，一方面，需要从世界历史性的高度加以把握，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提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发展方向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不存在异质性。另一方面，作为具有普遍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要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相结合，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的具体性特点。

四、结语

德里达坚持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却拒斥马克思理论中的某些重要观点，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但是又不要进行激烈的社会革命，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变为现实。德里达对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揭示虽然对我们如何继承马克思的遗产具有一定的启发，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看到，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与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有本质上的区别。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体系建设，更是反对党政和机构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这样的解构留下的只是空有批判精神的，没有马克思的原则立场和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留下的只是无止境的延异和弥赛亚式的宗教期待。尽管德里达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向何处的视野，但是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认同的。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把握德里达的解构，对其进行有选择性地继承和发展，清醒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并为之不断注入新的血液是我们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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