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积金税收政策范文

关键词：新加坡；税制改革；动向与成效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7.056

1近三年来新加坡税制改革的内容

1.12013年度预算案中的税收政策

（1）个人所得税方面：①60岁以下的纳税人给予应纳税额30%的退税；②60岁以上的纳税人给予应纳税额50%的退税，但所退税额最高额度不超过1500新元。

（2）其他税收措施：①印花税：为抑制外籍买家对新加坡房地产的需求，新加坡政府2013年1月措施调高印花税，规定针对外籍买家缴纳的额外买方印花税从10%提高至15%。②货物与劳务税：2013年3月31日，新加坡政府收入部门公布了一项税收指引，阐明了对不同交易部门的货物与劳务税的规定。主要针对保险公司、飞行器、特殊商品储存、出口以及货物与劳务税递延纳税的详细规定，并进一步解释了指引殊术语的限定范围。其中，保险公司规定了人身保险属于免税范围，但长期医疗保险却不属于免税范围，但在某些情况下，又根据投保人、受益人是居民与非居民又有不同的特殊情况的区别。同时，飞行器的销售与维修、保养等也纳入了免税范畴，明确了特殊商品服务的范畴和递延纳税的期间，重申了只有货物与劳务税可以递延纳税，而关税与国内货物税仍然在进口环节纳税。③财产税：自2014年1月1日起，取消空置房产的财产税退税权，同时分两个阶段调整财产税的税率结构，以提高财产税结构的累进性。调整情况详见下表1与表2。④外籍家庭佣工税：为向需要雇用外籍家庭佣工照顾新加坡家属（即幼儿，老人和残疾家庭成员）的家庭提供更直接的税收援助，雇佣外籍家庭佣工的征税率将从目前的每月170美元减少到每月120美元。

1.22014年度预算案中的税收政策

（1）个人所得税方面：①提高了残疾人（包括残疾父母、夫妻、姐妹及孩子）的免税额。②和抚养者一起生活的父母及残疾父母免税额分别增加到9000新元和1.4万新元，不和抚养者一起生活的父母及残疾父母免税额分别增加到5000新元和1万新元。残疾夫妻、残疾姐妹及残疾孩子的免税额增加到2000新元。从2016年起，非居民免税额将被取消。③从2016年起，已婚夫妇不得互相转移扣除额和不足额（包括损失后转计划）。作为过渡期的让步，在2015年级以前已婚夫妇的扣除额和不足额根据现行法规可以相互转移到2017年。未利用的捐赠额最多可以前转5年。④给予新加坡家庭额外的扶助（GSTV）：给予55岁及以上的新加坡人一次性现金扶助，现金扶助总额约1.7亿新元；给予一般家庭服务与储蓄费用退回，退回税费总额约8000万新元。

（2）企业所得税方面：①由新加坡银行发行的金融工具（除股份外）将被视为债务，发行方的分配可以扣除，而投资者要缴税。该税收待遇将从2015年起适用。②生产和创新激励计划（PIC）将延长到2018年，2016年至2018年之间支出限额是每年每次活动40万新元；中小企业的支出限额将从每年每次活动40万新元增加到60万新元；企业在招聘协议安排下支出的员工培训费用可以扣除。③在所得税法案的14DA（1）部分中，对研发活动中发生的合理支出可以加计扣除50%，这一政策将会延长到2025年。在14E部分的税收扣除将会延长到2022年3月31日。④所得税法案19B部分的资产减值津贴（writingdownallowance，WDA）计划将延长到2022年。媒体和数字娱乐公司的加速WDA计划将延长到2018年。⑤在所得税法案的14A部分，知识产权的注册成本允许100%扣除，这一政策将延长到2022年。⑥从2014年2月21日起，对向非居民企业在新加坡的分支机构支付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支付者不再需要缴纳预提税。⑦新加坡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税收激励计划将延长至2019年3月31日。

（3）其他税收措施：①国内货物税：自2014年2月21日起，对烟草和雪茄制品的国内货物税税率提高10%，液体酒精类提高25%（啤酒和气泡酒保持原税率）。②调整车辆税，增强对新加坡公民使用环保车辆的激励。③税：税率从25%提高至30%。④外国劳工税：2016年7月，建筑行业的基础技能年度工作许可证持有的征税从600新元增加到700新元；高技能工作许可证持有人的征税率将保持不变，以进一步鼓励建筑公司选择雇佣高级技术工人。⑤提高老年工人中央公积金缴费率。

1.32015年度预算案中的税收政策

（1）个人所得税方面：①为给予需要赡养老人以及照顾小孩的中低收入家庭税收上的支持，新加坡政府将外籍家庭佣工优惠税税率从每月120新元减至每月60新元，同时将该优惠税税率的适用范围从需要抚养12岁以下孩子的家庭扩大到需要抚养16岁以下孩子的家庭；②为帮助中低收入者提高收入水平、降低税收负担，所有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均给予应纳税额50%的退税，但最高退税额不超过1000新元。③为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的累进性与增加税收收入，将个人所得税税率表调整如表3。

（2）企业所得税方面：①将工资信贷计划（WCS）将延长至2017年，以便企业有更多时间适应因劳动力紧缺而导致用人成本上升的局面。②企业所得税退回：在2016至2017财年给予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额30%的退税，但退税额最高不得超过20000新元。③鼓励企业通过兼并和收购（M&A）扩张企业规模：将收购成本的税务a贴从5%增加到收购价值的25%，每年的税收补贴额的上限为500万新元，同时将并购税收补贴计划延长至2022年3月31日。

（3）其他税收优惠措施：①汽油税与道路税退税：为鼓励人们降低汽车使用率与减少碳排放，自2015年2月23日起，高级汽油与中级汽油的汽油税税率每公升分别提高0.20新元与0.15新元。同时为便于过渡至汽油税的修订，新加坡政府会给予汽车、摩托车以及使用汽油的商务车不同比例的一年期的道路税退税优惠，其中汽车道路税退税比例为20%、摩托车道路税退税比例为60%、使用汽油商务车道路税退税比例为100%。②调整外国劳工税：由于新加坡外国工人流入量（不包括建筑业工人）大幅减少，政府将推迟2015年向S通行证和工作许可证持有人提税，但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工作许可证持有人除外：对于2015年和2016年制造业工作许可证持有人的征税率将冻结在2014年的水平；为鼓励建筑业公司雇用和保留更有生产力的高技能工人，政府将基本技能工人的基本层级征税从2015年7月的550新元提高到2016年7月的650新元，以及2017年7月的700新元，同时自2015年7月起，较高技能工人的年度免税征税率将由750新元减至600新元。③捐款减免优惠：2015年向公共机构（IPC）和其他合格收款人捐赠的符合条件的捐款的税收扣除将从目前的250%增加到300%。

（4）其他相关政策措施：①为帮助家庭减少一般家庭开支，新加坡政府在2015年财年给予家庭服务和保险费退回，总计退回金额约8000万新元；②扩大GSTV计划的扶助力度，给予低收入家庭生活费支出上的补助：自2015年起，将GSTV计划中现金补贴额度增加50新元，约140万新加坡人将受益；同时，在2015年为老年人提供额外的奖金，超过660，000老年新加坡人将受益。③增强中央公积金储蓄：一是为帮助中等收入人群在其工作年度积累更多的中央公积金储蓄，新加坡政府自2016年1月1日起将中央公积金储蓄的上限由5000新元提高至6000新元，同时提高补充退休计划（SRS）的缴费上限，以提供税收优惠的方式鼓励自愿退休储蓄增加中央公积金。二是提高老年工作者中央公积金的缴费率，并鼓励超过65岁的老年人进行再就业。

2近三年来新加坡税收政策改革的成效

新加坡近三年来的税收政策改革的总体趋势以减税、降低税负为主调。在近三年来的税收政策改革中，所得税延续减税趋势，其中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导向明确，主要向中小企业与科技研发创新领域倾斜，这极大地促进了新加坡的就业、增强了新加坡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以及推动进行企业科技创新；个人所得税减税与公平和就业兼顾，调整个人所得应税收入级矩的应税税率，减轻中低收入劳动者的负担，同时对特定人群给予特殊的税收优惠以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新加坡政府通过调整中央公积金缴费率、给予企业雇员工资补贴等手段鼓励再就业与降低企业用人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近年来新加坡劳动力市场出现短缺、人力成本升高的情况。下面就从新加坡三年来的财政收入、GDP增长率及主要社会目标实现情况三个方面具体描述其近三年来税收政策改革的成效。

2.1财政收入方面

耐1中可以看到近三年来新加坡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其中税收收入也逐年增加，但增长的幅度都比较小。虽然新加坡近三年来的税收政策主要以减税与降低税负为主，但财政收入与税收收入并未因政府出台的税收政策而出现负增长，这说明减税降负的税收政策改革并没有对政府部门造成收入损失，且从长远来看减税降负的税收政策改革反而会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与税收收入。

2.2GDP增长率方面

从图1中可以看到新加坡近三年来的GDP增长率变化趋势：2014年GDP增长率略有下降，2015年GDP增长率略有回升。这说明减税降负的税收政策改革在短期内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影响，这可能与政策的时滞效应有关；但是从长远来看，减税降负的税收政策会刺激经济的增长，因为减税降负的税收政策会使企业的运营成本降低，从而刺激企业扩大规模、提高生产力，进而拉动GDP的增长。

2.3主要社会目标实现情况

2013年新加坡政府总体社会目标为“建设一个更好的新加坡：质量型增长的经济、包容型的社会”；2014年新加坡政府社会总体目标为“抓住未来机遇，加强（老年人的）社会保障”；2015年新加坡政府社会总体目标为“建设未来，加强社会安全”，即助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尤其要帮助中小型企业），使企业充满活力，建立公平与包容的社会，帮助低收入人群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并维持一个公平与包容的社会制度。总体而言，这三年的税改措施，不仅改善了中低收入人群与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激励了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为新加坡经济实现质量型增长添加了助力。虽然距离新加坡政府所要达到的质量型经济与包容性社会还有一段较远的距离，但近三年来的税收政策改革为新加坡政府实现这两大社会经济目标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吴崇伯.东盟国家税制改革及其借鉴[J].税务研究，2005.

[2]黄晓虹，李顺明，邓文勇.新加坡税收制度简介与借鉴[J].税务研究，2008.

公积金税收政策范文篇2

[关键词]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财税支持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业风险保障的重要性。而农业保险的“三高”(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亏损率)特征决定了没有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就难以实现可持续经营。2007年以来在全国6个省区试点推行、现全国有近九成省份开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种财政补贴型保险。其实质是政府通过在保费方面的补贴支出,并通过大面积的普及推广,将可能出现的农业生产风险部分转移到保险经营主体和未受灾农户,从而既达到保障农业生产的目的,又适当减轻政府巨额救灾支出压力。在这种保险模式下,能否调动农户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互助保险公司、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等)的积极性是政策性农业保险能不能搞起来、能不能搞好的关键。各地试点表明,保证并尽量提高政府的保费补贴支出对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但如何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以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顺利实施仍是值得探究的一个现实课题。

一、影响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的障碍分析

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财政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减轻了农民付费的成本,提高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缓解了以往农业保险“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的尴尬局面,但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一些客观障碍仍存在,影响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1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使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综合赔付率居高不下。农业产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产业,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不仅发生频率大,而且损失集中、覆盖面广,其赔付率要远远高于一般的财产保险。以许多国家的经验,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综合赔付率(即赔偿与收入保费之比)一般都很高。以美国为例,1982~2004年只有6年赔付率低于1。在有的发展中国家,其赔付率经常达到2以上,甚至更多,均高于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能够完全覆盖灾害赔偿和管理费用。另外农业风险由于其时间和空间的高度相关性,一旦发生,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使大面积范围内的保险对象同时发生灾害事故,遭受巨灾损失,导致保险公司难以承担起赔付额以致亏损严重。

2农业保险经营高成本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农业保险业务不仅风险高,而且经营工作开展难:一是定损理赔难。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后难以准确估计其损失;被保险人四处分散,标的分布四面八方,一旦受损,现场勘查定损、赔付兑现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对时间的要求紧迫,加之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更是增加了理赔工作的难度。二是保费厘定难。由于农业生产的危险主要是自然灾害,发生极不规则,各地在受灾频率、程度及灾害种类上各不相同,而且自然灾害往往具有伴发性,还可能引起其他灾害的发生,加之农村中有关灾害情况的统计资料不全,加大了对危险发生频率测定的难度,使得保险经营主体对种养业等具体项目的损失进行费率厘定需要有专业的评估。这些困难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成本。目前国内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在20%~30%之间,农险业务的经营成本更高,但部分试点地区政府认可的经营成本都在15%以下,有的甚至低至8%。而且由于农险业务的社会公益性,大部分地区的政府都不允许承办者有利润,这样很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不利于农险工作的持续良性开展。

3农业保险中委托方与受托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态度由过去的大力发展变为谨慎从事。由于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在农业保险的委托关系中,农业生产单位作为委托方处于信息优势方,作为方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往往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导致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比较严重,受农业自身属性、小农意识和文化素质的影响,特别是法律法规制度的缺乏,监督控制成本难以降低。据统计,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农作物保险赔偿的20%。加上农业风险的地域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很大,管理难度大,有效监管成本高,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也很严重,使得农业保险经营者赔付率居高不下。

二、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的政策探讨

农业保险经营管理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由政策扶持。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政府保费补贴水平较低,在税收上除了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免征收营业税外,并没有推出新的优惠政策,而且对保险企业经营管理费用没有进行适当的补贴,从而使政府引导保险经营者积极主动开展农业保险的引导作用大打折扣。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需要政府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1给予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所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农业保险业务高成本、高风险、信息不对称等特点造成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难以获得一定收益水平,所以许多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所承担的税负给予一定的优惠,以吸引各方资本参与到农业保险的经营领域。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的是美国,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规定,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包括分支机构、资本、准备金、结余、收入、财产权和免赔款,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包括国家所征税种、各级地方政府所征税种;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向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联邦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除了其业务成本外不再有其他方面的负担。日本政府财政为农业保险提供了力度很大的税收优惠,《法人税法》中将农业共济组合、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纳入公益法人的范围,只对由收益事业所产生的所得进行课税,对其他所得不课税。在日本《农业灾害补偿法》中除规定农业保险的所得税率为22%,营业税率为5%~6.5%之外,免除征收其他一切赋税。

适当的优惠税收政策也是我国大力倡导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措施。根据现行税法,除免征种养两业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以营业税为计征依据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也因营业税免征而免征,同时对农业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外,并无其他财税优惠政策。针对这种税收优惠力度小、范围窄的情况,为了更好地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积极性,应扩大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一是对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以外的其他农业险产品也免征营业税,特别是将营业税的免征范围扩大到农村家财险、人身险和健康险等其他涉农保险业务。二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可在一定期间内免征或减征所得税,增大保险费的返还比例,提高其对农民保险费的支付能力。三是允许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并在税前扣除;甚至可规定对经营政策性种养两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可以将其全部盈余作为农业保险特殊风险准备金提留出来,用作其农业巨灾风险补偿的积累,以增强其抵御农业保险风险的能力。

2提供经营业务费用补贴。国外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的补贴主要用于补贴经营管理费用。如美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个公司提供相当于其农业保险费31%的补贴;日本在这方面的补贴也高达50%~60%。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并考虑我国具体的财力状况和实践经验,政府应为各种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其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特别提出要“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具体到操作中,应遵循分级负担、区别对待的原则,即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全部或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承担;对商业保险公司则根据其年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按保费收入的10%~20%左右向其提供经营费用补贴。对于比较偏远、农户保险意识薄弱、农业保险业务开展比较困难的地区,政府财政适当加大补贴,鼓励保险公司积极拓展农村保险市场,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3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农业保险巨灾风险比较多,大面积干早、洪水、台风等风险事故往往会给直接保险人带来超过责任准备金数十倍的损失,从而导致经营机构破产。为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财务稳定,提高其经营农险的积极性,需要政府财政作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后盾,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由于商业性再保险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承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可考虑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采取中央财政控股、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参股的模式组建,其注册资本金可来源于中央财政注资、地方参股、农村救济费分流、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节流部分等。另外,中央和省级政府还应通过适当机制筹措资金建立巨灾风险基金,例如从保户缴纳的保费中列支部分资金共同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用于弥补保险公司巨灾之年的亏损,借以平衡农业保险的经营。根据实践经验数据,一般以保费收入的10%计提巨灾风险基金比较合适。就全国而言,如果巨灾风险基金只提供60%的财政支持,在70%参保情况下,则每年需要财政预算安排5~6亿元。

4创新农业保险支持机制——以险养险。在提高保险公司积极性方面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那就是大多数地区在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险时都会提出“以险养险”这一措施,并把它当作解决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问题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以险养险”是一种对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公司中部分商业保险险种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并通过这些险种的收益来弥补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的方法。从上海等地的实践经验看,把以政府资源配置为主的保险与农险捆绑式结合,是弥补农险亏损的重要途径。为保证这一做法的顺利实施,在推行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通过多少商业性财产和人身保险项目养得起农险。第二,保险公司的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类保险业务的盈亏如何核定。第三,在“以险养险”中如何维护商业保险市场的平衡性和公平性。只有上述三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以险养险”才能真正成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强力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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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参考文献：

1.“‘深化税制改革中的税收负担问题’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税务研究》，2001年第4期。

2.“漂移的金山----国际资本流向新一轮调整透视”，《瞭望》，2001年第7月2日版。

3.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宏观部：“财政政策‘积极’的路还要走多远”，《财政与税务》，2000年第3期。

4.刘溶沧：“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与政策评价”，《中国财政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安体富：“税收应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税务报》，2000年第4期。

6.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与我国税制改革”，《税务研究》，2000年第4期。

7.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现代税收发展”，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邓力平：“经济热点都与税收有关”，《中国税务报》2000年3月20日。

9.邓力平：“当前研究税负问题应考虑的几个因素”，《福建税务》，2001年第3期。

10.邓力平陈涛：“当代西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评述”，《亚太经济》，2001年第7期。

11.邓力平陈涛：“研究我国宏观税负的国际背景”，《亚太经济》，2001年第4期。

12.陈贺菁：“关于税收竞争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