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诗说范文

语文课的“灵魂”是什么呢？或者说，语文教学的本体是什么呢？笔者以为，语文教学的本体：一是以语言教学为本体，二是以学生发展为本体。

对于初中生来说，语文教学，主要是学习语言。《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语文课程应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可见语言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初中语文教材选文大都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人文精神的逻辑起点是字、词、句。语言是载体，承载着思想、文化、情感等。抓住了语言就抓住了语文教学的根本，在接触语言的过程中就自然接触了思想、情感，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渐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和谐发展”。

语文课是美的，它潜伏在语言的深处。我们要加强语言学习，回归语文教学的本体，还原语文教学的本色，引导学生漫步在落英缤纷的语言丛林之中，吸收美词佳句的芬芳，感受美化美奂的人文气息，积淀博大精深的文化涵养。那么，如何进行语言教学，有效提高学生学习语言的效率，培养学生语感，提高学生整体语文素养呢？

二、语言教学对策：朗读和品味

1.通过朗读，触摸语感

新课标指出：各个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和默读，加强对阅读方法的指导，让学生逐步学会精读、略读和浏览；有些诗文应要求学生诵读，以利于积累、体验、培养语感。

我在上莫怀戚《散步》时，始终确定这样一个核心目标：通过朗读带领学生走进文本，走进作者的心灵世界。首先，让学生自由朗读全文，充分地触摸语言，通过各种形式的“读”来“披文以入情”。我的放手换来学生的放声、放胆、放情。通过这一流程，学生完成对课文的整体感知。有的学生在交流中，谈到了一家人互相包容、互相体谅的精神，谈到了可贵的亲情、温馨的气氛，谈到了尊老受幼的美德，谈到了春天美丽的景色、生命的气息。其次，让学生个性化品读文本。新课标指出：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在教学中，我请学生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段或一句话读给全班同学听，并说明理由。有一个学生认为第6段写得好，认为这是全文的关键，分歧的产生使文章进入一个小高潮，她声情并茂地朗读了第6段。我马上引导其他学生对这个学生的朗读进行点评：有的学生认为，她总体读得不错，但作者当时的心理活动表现得不充分，读的时候应该突出“都”字；有的认为，还有“早已”、“还”、“在外面”要稍稍强调一下。因为这几个词语是具体说明一切都取决于“我”的原因。而且三个人听从“我”的原因也不一样，母亲对“我”的依赖不是一天两天了，因此“早已”要重读；而妻子是因为给“我”面子才听“我”的，因此，“在外面”要重读。有的认为，“我说，走大路”读得太平淡了，要读得语气很坚定，才能表明作者对母亲的孝顺。我请这个学生来示范朗读：“我说：‘走——大路。’”我乘胜追击，要求全班学生一起朗读该段。学生们读得入神传情，好比经过了一次精神洗礼，个个精神焕发。

2.比较品味，领悟语感

在语言品味中，最适宜用比较式，以达到学习语言、培养语感之功效。其方法择要如下：

（1）添加。所谓“添加”，就是在原文上添加标点、字词、句子或段落，让学生比较、推敲、品味文本的语言。如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原稿中有这么两句诗：“不信，请看那朵流星，/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后来编入教材时删掉了“那怕”。教师指导学生品味这两句诗时，可将“那怕”重新加入诗句，进行比较，不难发现“那怕”是一种猜测的语气，而去掉“那怕”更能表现诗人大胆的肯定和浪漫的理想。

（2）删减。所谓“删减”，就是在原文上删减标点、字词、句子或段落，让学生比较、推敲、品味。如莫怀戚的《散步》中介绍一家人散步时写道：“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引导学生删掉定语“我的”，语意有何改变？通过比较体会学生不难发现原文写得很庄重很严肃，大词小用、小题大做，是本文语言的一大特色，所以学生朗读这一句时要庄重、严肃，马上可把他们领入文本意境之中。

（3）调序。所谓“调序”，就是调整原文的词序、句序、段序，变换其在文中的位置，让学生品味语言的妙处。如朱自清的《春》，文末用三个比喻句总写春天：“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将这三个比喻句顺序调换，让学生品味出原文是从“刚落地的娃娃小姑娘青年”的年龄顺序来描写，写出了不同时段的不同景象，即春天是新的，是美的，是健壮有力的。

（4）置换。所谓“置换”，就是采用置换课文的标点、字词、句子或段落的办法，让学生比较、推敲、品味课文的语言。如朱自清的《春》中：“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若把这句中“偷偷地”改为“暗暗地”，好不好？通过比较品味，让学生明白“暗暗地”是“在暗中或私下里，不显露出来”的意思，而“偷偷地”是“形容行动不使人觉察”的意思，有调皮的意味。

孔子删诗说范文

关键词诗经荷马史诗成书过程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Gloriousbeginning,EternalCharmming

――CompareofWritingProcessandHistoricalStatusbetweenthe"BookofSongs"and"HomericHymns"

TONGChen[1],WANGHua[2]

([1]Library,EastChinaJiaotong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330013;

[2]ForeignLanguageSchool,NanchangHangkong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330063)

AbstractPassesthroughandhistoricalsituationtwobreakthroughpointobtainingfromthebookincirculation,"Poetry"and"theHomerEpicpoem"carriesonthecomparativeanalysistotheEastandWestearliestliteraturefamouswork,mayseebothtohavemanysomethingincommon;Atthesametime,totwoclassicalworkinEastandWestliteraturehistoryhugeinfluencesandsocialhistoryroot,alsohascarriedonthedialecticalanalysisfrompositiveandthenegativetwoaspects.

KeywordsBookofSongs;HomericHymns;WritingProcess;HistoricalStatus

1《诗经》与《荷马史诗》的成书经过比较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作品，作为当时政府的礼乐、教育资料保存下来。有关《诗经》的成书，历史上有三种看法：

（1）采诗说。汉代学者认为，周代有令朝廷乐官“采诗”的制度，在上古时期，如不是由官府出面来主持采诗，单靠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力量，去完成这一间隔时间长、流传范围广的采诗任务，是不大可能的。（2）献诗说。这也是汉代学者的观点，认为周代还有让公卿列士献诗的制度，从作品中看，《雅》、《颂》中歌颂诗和政治讽谏诗的存在，说明献诗的制度可能也是存在的。（3）删诗说。古代流行孔子删诗说，但这种说法并不可信。据宋代学者考证，早在孔子之前，《诗经》已经定型，例如，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鲁国乐工为他演奏的各国风诗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其时孔子才刚刚八岁，显然不可能删定《诗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综上所述，《诗经》是经过大约五百年的收集、加工、整理，最后在公元前六世纪经过删节、编撰而逐渐成书的。

再来看《荷马史诗》的成书经过。公元前十二世纪初期，希腊南部半岛伯罗奔尼撒的阿开亚人因垂涎小亚细亚西北海岸特洛亚城的富饶，发起了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亚战争。对于这场战争的因果前后，民间流传了不少歌谣和传说，这就是《荷马史诗》的主要蓝本。

相传《荷马史诗》是公元前九到八世纪由一个名叫荷马的盲诗人编成的，其实，史诗的形成经历了公元前十二世纪到公元前八世纪共四百多年的历史，以迈锡尼时代人民群众口头创作的歌谣传说为基础，经过包括荷马这类盲人行吟者的传唱加工，公元前六世纪前后才由学者正式写成文字。

对比《诗经》与《荷马史诗》各自的成书过程，可以看出，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部作品均是以民间口头创作并传诵的歌谣、传说为主要摹本，并经过了语言文字的加工整理。《诗经》从篇幅上看，民歌民谣占相当大的比例，是《诗经》的精华部分，作品的流传范围极广，不同方言的作品被采集到一起不可避免，因此在整理、删汰成书时，乐官还对其语言文字进行过加工；《荷马史诗》基本上就是根据民间口头创作的歌谣和传说编成，公元前六世纪写成文字时，所用的语言是埃俄利亚和伊俄尼亚两种方言的混合体，到公元前三至二世纪成书时，所用的语言成为雅典最重要的阿提刻方言，因此，《荷马史诗》的形成也经过语言文字方面的加工。其次，两部作品的形成时间都很长。《诗经》所收集的诗歌，是流传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河、汉流域，定型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荷马史诗》主要描绘了以古希腊迈锡尼文化时期为主的历史生活，经过公元前十二世纪至公元前八世纪约四百年的流传、加工，一百年后定型，与《诗经》几乎在同一时期。再次，两部作品都是由官方机构负责主持编辑成书的。《诗经》是由当时周代的乐官负责整理编集，最终成书；《荷马史诗》也是由具官方性质的亚历山大里亚博学园中的学者负责编集成书的。（下转第254页）（上接第242页）

2《诗经》与《荷马史诗》的历史地位比较

《诗经》与《荷马史诗》是东西方最早的文学名著，是东西方文学发展的光辉起点，对东西方后世的文学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它们在东西方各自的文学发展史上均占有突出的地位。

在中国，由于《诗经》是最早的诗歌总集，并且反映了西周春秋近五百年的社会面貌，因此，后人对《诗经》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由于孔子对《诗经》推崇备至，把它作为政治伦理教育、美育及博物学的教材，因此，到了汉代，《诗经》便成了儒家经典，成为后人入学进仕的必读书。

《荷马史诗》在古希腊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古希腊鼎盛的雅典城邦时期，史诗经常在剧院上演或吟诵，对人民进行历史和音乐的教育，其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使当时许多学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如痴如醉，纷纷著书立说，各抒己见。对《荷马史诗》的研究，在欧洲一直延续到近代，从形式到内容，从音律到语法，从神话传说到史实考证等，都有许多重要的成果。

《诗经》与《荷马史诗》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辩证地看，这种影响也具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

先看积极影响。首先，它们都给后世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社会历史学遗产。《诗经》中的诗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教科书。《荷马史诗》同样如此，“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完善的铁器、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转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或战车，用圆木或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雉堞和炮楼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希腊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其次，它们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创作手法、风格、语言技巧等各方面具有重要贡献。《诗经》开辟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我国文学史上曾经历过许多次文学革新运动，都是以“恢复风雅”为主要目的，提倡《诗经》所独具的文学风格。同样，《荷马史诗》也是欧洲文学宝库中的明珠，两千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史诗的楷模，后世出现的许多史诗和叙事诗，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借鉴了它的创作经验，从而成为不朽名篇。

但是，另一方面，《诗经》与《荷马史诗》也微有瑕疵。如《诗经》中有一些夸耀奴隶主统治的献媚阿谀之作，后人对《诗经》的序、笺、传等注本，为了宣扬儒家思想，对其思想内容进行了许多歪曲篡改，从而淡化了它的艺术价值。《荷马史诗》中也写到神的意志主宰一切，充满了神秘主义的宿命论观点，给后世特别是欧洲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史诗还以歌颂的语气，赞美了作为奴隶主贵族阶级的英雄人物，这些违反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也是要注意批判的。

本文为2011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光辉的起点，永久的魅力：〈诗经〉与〈荷马史诗〉的比较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

[2]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3]伍蠹甫.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

[5]刘勰.文心雕龙.范文谰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孔子删诗说范文篇3

[关键词]述而不作方法论

《论语.述而篇》说：“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其中“述”是阐述、叙述的意思，“作”是进行新的创作之意，“述而不作”是指只阐述、叙述前人的理论、学说，而自己并不进行新的创作、提出新的见解的意思。新的创作不仅只是局限于文字上的，也指制度等方面的。《汉书.儒林传》中说：“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究观古今之篇籍，……于是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在这里，班固把“述而不作”理解为只是叙述而不进行自己的创作。这种理解，从班固开始，延续至今。虽然，也有其他诸多的理解与解释，但这一解释一直占据主流。例如，皇侃在《论语集解义疏》中说：“述者，传于旧章也；作者，新制作礼乐也”；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至现代杨伯峻《论语译注》将“述而不作”译作“阐述而不创作”。

“一句‘述而不作’，成为孔子一生治学特点的权威概括，也演化为某种扎实、不尚空言却也带有保守、无创新意向的学术风格”[1]，后来却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根据孔子的记述，殷朝时代就已经有了一位“好述古事”的老彭，孔子为什么要“述而不作”呢？我们根据历史记载和《论语》中的相关言语，还是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答案的。

先秦时期乃至后世，人们一向都不太重视立言，人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道德和事功，《左转·襄公二十四年》记载穆叔与范宣子的一段对话，穆叔对范宣子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在“三不朽”中，“立言”只是没有办法的最后选择，人们首先选择的是要向古圣贤学习，以道德垂范后世。孔子也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为什么要畏圣人之言呢？就是因为圣人们的道德之高和事功之大，让后代的人觉得他们的言语也是值得敬畏的。

孔子在不得志的时候广招门徒，史书记载孔门弟子有三千多人，身通六艺者就有七十二人之多，那么孔子以什么来教弟子呢？孔子自己编撰教材来传授弟子，他所编写的《诗》、《书》、《礼》、《乐》和《春秋》，都不是自己的独创，而是古已有之的，他只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加以取舍而已。例如，《春秋》是他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的，《诗》本来有三千多首，经他删定后存了三百零五篇。“古诗者三千余篇，至及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皆孔子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作为一个博学多识的人，为什么自己不独创呢？因为在他看来，先王之道已经很完备了，只要把先王的言论传达出来就行了，只是当时世道混乱，“礼坏乐崩”，本来已有的先王之道被人们忘记了，因此他才会去重新整理先王的典籍来教授弟子，好传述先王之道。孔子和子贡曾经有过一段对话，“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不想多说，只是为了教授弟子才去说那么多话。在孔子生前，他并没有自己的专著，《论语》只是在他死后，他的弟子为其编撰的。孔子不注重言还与他的教学思想有关。孔子教授弟子，希望弟子学成后对社会有所贡献，他更多地是从修身即道德方面来教弟子。“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他看来，只要道德修好了，学不学文都无关紧要，只是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才去学文。从他对学《诗》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这一思想。“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学《诗》的目的是要为政治服务的，“兴、观、群、怨”也好，事君事父也好，都要比“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重要。孔子还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更可以看出他“学以致用”的态度，如果一个人学那么多的诗而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应用，学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之后，相传子夏传经，曾子作《大学》，子思作《中庸》，都是来传述先王和孔子的思想。孟子也是在和孔子一样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道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子在几次的政治沉浮之后，晚年也是在兰陵著书立说，他对为什么要学先王之言作了概述：“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先王之言已经无所不包，只要学得先王之言，就可以通行于天下。可以说荀子的思想与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一脉相承的。

但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后世的情况与前代已经很不相同了，古先圣贤的言论似乎已经不能包罗一切了，怎么办呢？于是后世的人们不断地推出一部又一部的经典，从“十三经”的确立便可以看出古人的思路。孔子时代，并没有自封为圣人，《论语》成书后也没有很快成为经典，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才将《论语》连同《孝经》一起列为经典，才有“七经”说，唐代又发展为“九经”，宋代有“十二经”，将《孟子》列入经典后，便有了“十三经”之说。有了这些经典之后，历代的儒生们便有了“述而不作”的条件和依据。他们只要去注释经典即可，明明有自己的想法，一般也不敢任意去表达，只是在注释的时候才阐发出自己的思想。注释的方式也五花八门，先是前代人的注，可时间久了，前代人对经典的“注”后代人看不懂了，于是后代人便去再注释前代人的“注”，这便是“疏”，经历代人的努力，便有了“十三经注疏”。可以说，在几千年的时间中，“我注六经”一直成为中国人著书的一个传统，这也是由孔子的“述而不作”演变而来的。中国古代，经学的繁盛也与孔子的“述而不作”有关，既然儒家的祖师爷孔子都这么做了，后世的人还有谁敢不去照办呢？只有那些离经叛道的人才转向文学的创作，转向诗词歌赋和小说的写作，那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述而不作”作为一种学术风格或方法论，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借鉴它，学以致用，注重实效；另一方面，对前人的理论、学说进行解释和说明，本是个人的学术自由，可是如果学术界普遍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对我们的学术进步、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是不利的。因为这不利于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和激情，不利于解放人、开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