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范文

什么是历史知识体系呢？历史知识之间形成了总分、主次、内外和因果等结构关系。这些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结构关系即为历史知识系统。就像立体几何中点、线、面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一个个分立的“点”之间的关系，连成一条历史知识线索，再把一条条的“线”进行横向与纵向的对比分析，就形成了历史知识面。这一个个的“面”最终通过学科整合建立起宏观联系，就形成了历史知识系统。那么，如何帮助学生构建历史知识体系呢？

一、引导学生梳理知识点并进行串联

历史基础知识是建立历史知识体系最基本的元素。就如同一幢大楼，没有地基，高楼将无从建立！学生识记历史基础知识的过程是离不开教师的引导的。教师需要做的就是引导学生找出历史基础知识之间的联系。例如，在讲述汉朝和匈奴之间的关系时，众所周知，汉朝根据不同阶段的国情对匈奴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汉朝与匈奴的关系表述为：和亲——战争——和亲，可以引导学生：结合各时期不同情况说一说汉对匈奴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学生经过分析可以得出：汉朝初年由于国力不强，面对强大的匈奴只能用卑微的和亲政策来换取短暂的和平。在汉武帝统治时期，汉朝达到鼎盛时期，军事实力增强，一举反击匈奴的进攻，收复失地，匈奴被迫逃回漠北，自此之后匈奴再也无力与西汉对抗。汉元帝统治时期，匈奴的一部分与汉朝关系和谐，民族融合加强。为了维护统治，稳定社稷，促进匈奴与汉朝的融合，汉元帝统治时期与匈奴和亲，昭君出塞的故事千古传颂！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脑海中的“点”无形中就连成了“线”。

二、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从整体上把握历史时代特征

同一个时代的历史不可能超越本时代的特征。把握各阶段历史的时代特征才能更深刻地了解该时代的人物与历史事件。所以，学生要学会站在全局的角度去看历史。从整体上把握某个时代的特征，这就需要学生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例如，讲到秦汉和隋唐的历史时，可以引导学生：统一王朝的历史具有相似性。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这几个方面对比来讲，使学生在对比中梳理头脑里已有的知识线索，并建立起纵向的联系。再如，讲到中国汉朝的造纸术，可以联系到当时欧洲用羊皮、埃及用纸草、印度则用树皮和树叶等作为书写材料。这样与中国的造纸术相结合来讲解，学生会更深刻地体会到中国造纸术的领先水平，理解中国造纸术对世界文明的影响。通过对比和分析，学生可以跳出这个时代，以旁观者的视角从整体上把握这个时代的特征。与此同时，学生的历史经纬网也建立起来了。

三、充分运用各学科资源，学科之间互联互动

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范文篇2

2010年4月23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范文

关键词：克罗齐；史学理论；中国史学；启示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101-03

一、克罗齐史学理论

克罗齐作为分析历史哲学家而闻名，但克罗齐史学理论内容丰富，涉及思辩和分析历史哲学中的众多问题。其经典史学思想“历史与哲学同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等对二十世纪以来的史学理论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同时也一直饱受争议。

（一）历史与哲学同一

客观主义史学强调史料的地位，要求历史学家用史料说话，实证主义史学也是极力确保从中得出规律的“历史”的客观性，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史学思潮都将人的主观因素排除在客观存在的“历史”之外。

克罗齐批判了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这一思想，克罗齐认为历史知识是由历史学家的个别判断构成的。例如中国史学界近期讨论热烈的“地主”问题便可作为一个很好的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认为中国古代史是由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所主导的，并举出众多建国前地主迫害农民的例子；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主张中国古代史的发展线索并不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甚至提出中国古代没有地主。历史的这种“改变”并不少见，历史的“改变”显然是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所难以解释的。

当然客观主义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改变”往往归结为对史料没有正确的认识，因而解决“地主”问题就要让事实说话，发掘史料，做出一份“绝对准确”或接近“绝对准确”的地主、农民信息统计表。但需要指出的是，假使历史学家得出了一份“绝对准确”的史料数据，他们仍会面临众多问题：剥削到什么程度算是“地主”？地主占了30%的土地还是50%的土地算是矛盾激化？这些问题是无法避免的，因而探究“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是不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主要发展线索”这一问题需要历史学家做出主观判断。克罗齐指出，一切历史知识就是由这样个别的历史判断构成的，历史即历史判断。而同时判断则是哲学的思想、方法和原则，因此，历史与哲学同一。

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历史学一直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克罗齐在认识历史时则自觉地站到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对面。克罗齐初期将历史定位为艺术，主张历史与艺术同是一种直觉，作为一种艺术的直觉，显然历史学不能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后来克罗齐放弃历史是一种艺术的主张，转而从历史与哲学的关系出发认识历史，哲学问题的提出与解答不能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历史与哲学同一，自然历史也不能应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历史与哲学同一”这一命题是建立在克罗齐“精神一元论”基础之上的。克罗齐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主张精神之外别无实在，精神的发展演变便是客观实在世界的发展演变。对“精神”的阐释，在克罗齐的哲学中是有矛盾的，克罗齐更多的情况下主张精神便是个人的思想精神，但有时也承认有一个高于所有个人精神的精神（心灵）。对于这有高低之分的两个精神的关系克罗齐并未给出确切阐释，这也正是克罗齐哲学思想备受批判的地方。但无论精神所指的高低，精神的发展演变也是哲学的发展演变。而客观实在世界的发展演变自然便是历史。这样便得出三个关系：精神的发展演变=客观实在世界的发展演变；哲学=精神的发展演变；历史=客观实在世界的发展演变。显然便可得出历史=哲学，即历史与哲学同一。

（二）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是克罗齐史学理论中最受争议的命题。历来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解不一、分歧较大，笔者尝试从多角度阐释克罗齐这一经典命题。

从上文中提到的“地主”的例子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点的历史是史学家在不同时代的判断。个别的判断是在变化的，几年内历史学家便有可能之前的判断。每一个判断都有这样的可变性，历史也便是在不断地判断重构中。而所有的判断都是在“当代”做出的，因此一切历史也便是当代史。简单说，一切历史都是现实的主观的判断，都是当代人重建的死者的生活。

“当代”并不一定是“当代”这一时间概念，同时可以从“当代兴趣”的角度理解“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反复强调兴趣的作用，他举例“1001年，有福的多米尼库斯到基督那儿去了。1002年，今年色拉森人越过了科普阿城。1004年，大地震使此山备受折磨，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对于一个修士来说是有兴趣的，当他从这些故事中看到了自然灾害的恐怖无情，看到了上帝伸出的手，对于他来说这便是历史。而这些事情对于一个没有基督信仰同时对基督教不感兴趣的人来说，便仅仅是基督教宣教的文字，是毫无历史意义的。没有兴趣又如何成为历史？因此，兴趣是历史生成的关键。同时克罗齐指出探究过去事实的兴趣是现实的，“显然只有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我们探究一个过去的事实；由于过去的事实同现在生活的兴趣相联系，因此，它不符合过去的兴趣而适应现在的兴趣。”历史是历史学家根据现实，研究符合现实兴趣的过去的事实而形成的，因此说一切历史都是符合当代兴趣的“当代史”。

强调“兴趣”实际上便是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无论对“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赞成与否，历史学家都肯定其中包含的重视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意义。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克罗齐与客观主义史学另一个针锋相对的地方。客观主义强调写历史要还原为当时的情形，历史学家应当跳出历史看历史，而坚决反对历史与现实发生关系。以兰克（LeopoldvonRande,1795-1886）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实际是“把历史学变成了史料学”，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主张给实用主义迎头一击，对于现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笔者认为理解“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还应从“精神”的角度出发。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提出是从批判“编年史”和“假历史”开始的。对于编年史和历史关系，克罗齐指出：

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词语曾经是具体的和富有变现力的。

引文内容集中体现了克罗齐历史与编年史的思想。历史如同人，而编年史则如同死尸；当人丢了灵魂的时候便只是骨肉构成的死尸，而当历史不再被思考，失去“精神”时，便成为编年史。但当死尸重获灵魂时可复活为人，当编年史中那些空洞的文字、叙述注入思想的精神时，真历史也便产生。

克罗齐同时还强调给空洞文字、叙述注入的必须是思想的精神，否则产生的便是“假历史”，如“假历史”中的“诗性历史”便是注入了“情感”而不是“思想”，“诗性历史”更多的是文学家的思想，而“真历史”则应是历史学家的思想。这里，克罗齐突出了历史学家“思想精神”对于“真历史”的重要性，例如卜辞甲骨，在河南农民手中的时候只是一块龟甲兽骨；后来成为“龙骨”药材；只有历史学家介入，卜辞甲骨才成为“真历史”。历史学家生活于当代，有当代思想精神，显然“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对“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有其他角度的理解，如赵耀军先生在《克罗齐史学思想浅议》一文中，还从克罗齐“时间”概念这一哲学基础出发阐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角度在克罗齐史学著作中并没有明显体现，是偏离克罗齐史学理论思想的。

（三）历史发展问题

原因、目的、规律等历史发展问题是众多历史学家长久以来所关心的问题。一般认为，需首先研究客观历史事实，然后在事实的基础上找出一切历史的原因、目的及发展规律。其中，原因观的历史学家主张要寻找历史事件发展的原因来研究历史，而究竟观的历史学家则主张要探究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

克罗齐分别批判了原因观和究竟观。用原因观探究历史，A因B而产生，B因C而产生，C因D而产生……每一件事实都有其原因，这样无限下去的结果便是所有的事实都没有原因，即“人们无限地倒退过程，并永远不能找到一个或诸多原因，让人们不断辛勤构成的链条最终可悬挂其上。”对于究竟观，克罗齐指出究竟观想象一个历史的终极，但这个目的显然是超验的，在经验层面是无法达到的。同时，如果真的存在这个目的，那么人类历史也便走向了毁灭，或者达到了神话的世界，究竟观在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共产主义的关系，克罗齐对究竟观的批判尤为激烈。

更深的层次上，克罗齐指出原因观、究竟观都是二元论的，“随便拿起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阅读，就能发现其中的二元论和自然主义”，即原因观和究竟观都在历史事实外另预设了存在。原因观和究竟观虽然开始时都是在研究历史事实，第一步是迈向事实，但“结果却是偏离正路乱兜圈子。”克罗齐在批判原因观和究竟观的二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发展理论。克罗齐强调一元存在，事实之外别无存在，原因和目的都在事实之中，事实是我们进行研究的起点，然而“这一真正起点向我们表明它不单是个起点，而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它不是构建历史的第一步，而是构建中亦即自我建构中的全部历史。”克罗齐显然认为历史发展是一元的和内在的，历史如同一个滚动的雪球，事实如同雪球的雪，之前的事实在自身，之后的也在自身；原因在自身，最终的目的也在自身。“生命时时刻刻达到它的目的，却也时时刻刻仍要进展。”

克罗齐对历史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历史的进展不是由恶到善的，更不是由善到恶的，而是由善到更善的过程。不但如此，而且克罗齐提出从历史更善的那个阶段看去，恶也就是善。克罗齐的这一乐观主义思想源于其对人类“精神”的信心，他认为人类精神是亘古不衰的，这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念，克罗齐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仍能保持积极心态，对历史发展没有丝毫怀疑。克罗齐同时认为更善是更“自由”。克罗齐十分强调自由，他主张研究历史应该“从历史事件的叙述中，仔细研究人类自由意识的进步和自由权利的取得。”在乐观与自由的信念下，克罗齐认为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只应做出积极判断，只应解释出积极的内容，而不应该诋毁，不应该消极地判断。

（四）评论

对于克罗齐的历史哲学，历来褒贬不一。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则是批评大于褒扬，即使中国学者介绍克罗齐史学理论中的积极成分时，也总是要首先指出作者自己是在“从粪土中啄出珍珠。”

不可否认，克罗齐的历史哲学思想中有许多缺陷。如上文中提到克罗齐“精神”概念中个人精神和超个人的精神统一共存的问题，这一问题是贯穿于克罗齐整个史学思想中的，也是一切唯心主义哲学的难题。但笔者认为当前对于克罗齐的史学理论思想吸收借鉴要比批判收获更大，因为当前中国史学的实际状况是掺杂实证主义的唯物主义史学理论占主导，这一状况与克罗齐生活时代的西方史学状况极为相似，面对当代中国史学严峻的危机，克罗齐史学理论思想便更有其独特价值。因而本文不再对克罗齐史学思想进行批判，而着重发掘其史学理论中的积极成分，以期对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所借鉴。

二、克罗齐史学理论对中国当代史学的启示

如上文提到中国当前史学是掺杂了实证主义的唯物主义史学理论占主导，与克罗齐生活时代的西方史学状况极为相似。中国当代史学面临的严峻危机是无需多言的，面对这样的危机需要在历史哲学层面上进行反思。唯物史观自然有其价值，但笔者认为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都无法无视当前的危机而自欺欺人地宣扬唯物史观的绝对真理性。解决危机，作出改变，需要在批判过去的基础上，因此，笔者希望能从克罗齐的史学理论中获得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启示。

同时需注意的是，克罗齐的史学理论的论点“每每在予人启迪的同时，又由于走得太远而给人以牵强武断之感。”因此，下文不再使用克罗齐“历史与哲学同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等原命题，而直接使用其中蕴含的有“启迪”的思想。

（一）历史学应注重理论建设

中国史学在建国后到八十年代是极其繁荣的，历史学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由“五朵金花”等历史问题的讨论引起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应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虽然当前对“五朵金花”的批判较多，但那仅是对强行套用唯物史观的批评，“五朵金花”即便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假问题”，但这些对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却推动了历史研究的繁荣。九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史学理论失去了兴趣，转而完全进入史料，探究具体问题。到现在，历史学出现了“琐碎化”状态，亟需理论建设。同时，对于具体问题、史料的研究自然是无法引起大的讨论，因而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便陷入沉寂的状态。

克罗齐“历史与哲学同一”的观点，实际上是指出历史研究应该注意使用哲学方法，每个历史学家都应该注重理论修养。史学界当前只注重史料、只注重具体问题显然是克罗齐所批判的客观主义倾向。注意在历史研究中应用哲学思想，历史学家加强理论修养，史学界增加理论问题的讨论，显然是当前中国史学界所需要的。

（二）重视历史的现实性

历史无用论在当前是十分流行的，“历史无用论”深刻地反映了当前历史与现实脱节的现象。当前史学家的历史研究往往不注重现实需要，却关注对现实毫无帮助的问题，如有学者探究武则天确切的出生年月，更有学者长篇探究杜威抵华是在4月30日还是5月1日。历史研究中这一现象，有当前社会的尤其是政治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史学家缺乏现实关怀。历史学家仅仅在研究与现实无关的问题，自然历史学会得到“无用”的评价。

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对当前中国史学界有重要意义。当前历史学有发展为客观主义“史料学”的倾向，克罗齐史学理论中真历史必须有现实性，必须是现实兴趣指向等思想需要引起更多的重视。

（三）历史发展的乐观与自由精神

当今世界有众多问题，如人类冲突不断、自然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这样的现实中，许多人开始怀疑人类是否能有“光明”、“自由”。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一定程度上便是用解构的办法否定历史存在的必然性。近期，“世界末日论”、“毁灭论”等观点十分流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人类文明产生怀疑甚至完全失去信心。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温克罗齐乐观、自由的史学思想极具现实意义。

对于中国史学，“乐观”、“自由”的思想则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即便笃信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对于“共产主义”这一历史目的也是毫无信心的，站在现实，对中国历史的前途走向更是感到茫然。而克罗齐“历史是人类自由意识的进步和自由权利的取得”这一信仰对于中国历史学家是有启发意义的。

（四）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

当前中国似乎是没有人怀疑“让事实说话”这一说法的，这符合中国正统的史学思想。让事实说话，历史学家则只是在做着从史料中发掘事实的枯燥工作，这正是许多史学家“只揭示出真实的史实，不做任何评论”的治学方法。

了解克罗齐史学理论，则会对“让事实说话”这一观点产生怀疑。克罗齐指出事实本身仅仅是编年史，是死的历史，事实本身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比如历史学家描述出“瓦特小时候会对着一个开水的壶发呆，而不去帮忙倒水”这样一个事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这样一个事实或许表示瓦特很懒、或者表示瓦特爱思考、或者表示瓦特反映迟钝等等，死历史便是这样的描述，最后的结果是不知“历史”。

因此，克罗齐反复强调历史知识是历史学家的“判断”，要发挥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让事实说话，使“编年史”变为“历史”。当代中国史学家需要突破“让事实说话”的藩篱，需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让史实“活起来”，而不是一面批判“乾嘉学派”，一面却死守“乾嘉学派”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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