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管理的底层逻辑范文篇1

【关键词】逻辑框架法；沼气工程；绩效审计

近年来，相当一部分地方审计机关对农村沼气工程等公共投资项目进行了绩效审计的有益探索，相关绩效审计理论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各种审计理念和审计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审计实务之中，但是与国外相比，我国绩效审计尚处于起步阶段，绩效审计技术方法仍然较为落后，审计逻辑思维不够严谨，审计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相互脱节，严重制约审计人员开展相关绩效审计并取得强有力的证据。在进行农村大中型沼气工程绩效审计时，归根结底，最大的问题在于未能形成发现苗头、分析根源以及彻底解决问题的系统性逻辑思维范式，绩效审计过程中未能充分利用项目申报书、可行性分析报告、项目预算和项目合同，项目评价缺乏逻辑性，绩效指标之间重复或者脱钩，使得绩效审计举步维艰。本文拟尝试用改进后的逻辑框架法，结合“问题树――目标树”的分析方法，探讨应用逻辑框架法在农村大中型沼气工程绩效审计中的具体运用。

一、逻辑框架法的提出

逻辑框架法（LogicalFrameworkApproach，以下简称LFA）是美国国际开发署于1970年开发使用的一种概念化分析和论述项目的科学思维方法，即用一张简单的框架图来清晰地分析一个复杂项目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使之更容易理解，它与对比法、成功度评估法、多项目决策方法以及模糊数学等方法相比，具有逻辑关系清晰和提供了一种系统研究和综合分析问题的思维框架的优点，被广泛应用于项目立项决策、可行性研究及评估、监测评价和可持续性分析等领域，特别是项目后评估等工作。目前，已有2/3的国际组织把逻辑框架法作为援助项目计划管理和目标评估的主要方法。LFA的基本结构是一张4×4的矩阵表格（详见表1）：它表明了LFA的基本结构模式，垂直各行代表项目的目标层次，自下而上地列出项目的投入／措施、产出／结果、项目目的／作用和宏观目标／影响，予以分析项目各关键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横向依次是验证项目的客观验证指标、验证方法以及重要的假定外部条件。

（一）逻辑框架法（LFA）的层次划分

逻辑框架法（LFA）的核心概念是事物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即为了实现某一目标，需要达到怎样的目的，为达到这一目的需要进行何种力度的投入？而这种投入将会产生何种结果？按照这种逻辑思维，LFA将项目目标分解为四个层次：

1.宏观目标／影响层次：通常指的是被评价项目所属领域的最高层次目标，通常为宏观计划、规划、政策和方针等，它超越了项目本身的范畴，站在宏观的角度来考虑项目建成后对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与作用。

2.项目目的／作用层次：该层次主要回答“为什么”要实施该项目，即该项目实施后所带来的直接作用、产生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各方面的效益，属于项目级的成果与作用。它站在微观的角度看项目给受益群体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果，是项目立项的重要依据。

3.产出／结果层次：这里的“产出”是指实施项目之后，形成的具体有形或无形的产品即产出物，通常为可量化的直接成果，说明一个项目实施之后的效果性。

4.投入／措施层次：指的是项目的实施过程以及内容，主要包括：为了完成项目所投入的资金、人员、管理机构等完成项目所需的资源和时间，一般用于衡量项目实施的经济性。

（二）逻辑框架法（LFA）的逻辑关系

1.垂直逻辑关系。逻辑框架法（LFA）垂直方向的四个层次由下而上形成了三个逻辑关系，以此来描述项目设计中思考的层次关系：第一级是如果保证一定的投入，则预计有怎样的产出；第二级是项目的产出与实现项目的直接目的之间的关系；第三级是项目直接目的对实现地区乃至整个国家更高层次目标的贡献关联性。此外，还隐含有第四个逻辑关系――项目目标和目的的实现为再次投入打下的基础。

2.水平逻辑关系。逻辑框架法（LFA）的垂直逻辑关系主要用于分析评价项目的层次关系，但并未阐述如何对项目的实施进行分析和评价。传统的LFA主要通过验证指标和验证方法来衡量一个项目投入的资源与成果之间的效率，利用验证方法分析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距以评估项目的产出、目的与目标的实现情况，但是并未能对项目进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取得的经验进行总结，未能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来保证项目的持续性。

3.反馈关系。逻辑框架法（LFA）的反馈关系是LFA的一种隐含关系，它反映的是现阶段项目的运行情况，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对下一轮该项目的投入。政府新一轮的投资会结合前期投资的宏观目标、项目目的的实现情况，以及投入产出的效率性、效果性、效益性、环保性以及公平性，以使本期政府投资资金效益最大化，从而影响到项目投入情况。由此可见，LFA的反馈关系是一种间接关系，它督促项目的可持续性和高效运行。

传统的逻辑框架法作为一种成熟的项目定性分析工具，以其较强的逻辑性和直观性，在建设项目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以其仅有的垂直逻辑关系和水平逻辑关系，并不能满足对农村沼气工程进行绩效审计的要求，绩效审计不仅需要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评价项目，更需要进行审查和提出改进建议，因此提出需要对传统的逻辑框架法做出必要的修正（如表2）。

二、农村沼气工程绩效审计引入逻辑框架法的可行性

在农村沼气工程绩效审计中尝试应用修正后的逻辑框架法，更符合政府绩效审计的基本要求，其可行性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逻辑框架法（LFA）纵向的逻辑关系与绩效审计要求是一致的

审计人员在进行农村沼气工程绩效审计时，经济性对应改进逻辑框架法中的投入，主要用于评估农村沼气工程投入的资金、人员、管理制度等资源与时间，分析沼气工程是否以较低的成本建造与运行，与同类工程相比其资源节约度；效率性对应改进LFA中的产出层次，即投入层次中，落实的一定资源与时间，直接产生的大中型沼气工程及其附属工程数，用于衡量是否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宏观目标与项目目的相当于农村沼气工程绩效审计中的效果性，体现沼气工程处理禽畜粪便、秸秆，产生沼气、沼肥的能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改善。此外，农村沼气工程的建设目的是为了改善农村环境，体现其环保性；以项目促进宏观目标的实现情况来决定资金的分配，使政府资金流向最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地方，符合政府资金分配原则，体现了公平性。

（二）逻辑框架法（LFA）横向的逻辑关系与对沼气工程开展绩效审计的思路一致

农村沼气工程绩效审计是运用一定的审计方法与技术，依据一定的审计标准来分析和评价农村沼气工程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取得的经验，提出审计建议，以改善农村沼气工程建设与管理现状的一种审计活动。在LFA的横向上，根据事先确定的验证方法取得验证指标的实际值，并与预测值进行对比，找到二者的差异，分析产生差异的内外部原因，以此为依据提出审计意见，同时总结项目运行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在项目下一阶段的运行过程中，扬长避短，进而实现投资项目高效运行。值得一提的是，在进行农村沼气工程绩效审计指标的选择时，应尽可能地选择具有权威性、代表性、认可度高的指标，在国家和行业标准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可以选择项目可行性标准中的计划指标或者同行业已经达到先进水平的标准。

（三）逻辑框架法（LFA）的反馈关系与农村沼气工程绩效审计的机理相耦合

农村沼气工程绩效审计的目的在于通过审计，发现农村沼气工程在设计、施工、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资金使用效率性、效果性和效益性进行评价，进而提出审计意见，以帮助被审计单位不断提高农村沼气工程运营管理的能力。由此可见，农村沼气工程绩效审计实施过程经历了“评价―反馈―调整―改进―评价”的系统循环。在LFA的反馈关系中，政府通过评价农村沼气工程在改善农村环境、缓解农村能源压力、促进农村经济良性循环的效率效果，控制资金投入等措施来促进被审计单位通过严格审批，改善后续服务投入，以不断提高农村沼气工程的运营绩效。总之，农村沼气工程绩效审计可以借助LFA的反馈关系来促进被审计单位积极配合项目管理与运营的改善。

（四）逻辑框架法（LFA）适用于可量化的农村沼气工程

LFA主要适用于分析公共工程的投入、产出和结果等。它要求公共支出及其结果是可观察和可量化的。农村沼气工程经过项目可行性报告、政府预算、项目决算，有充分的数据指标对其进行量化考核。沼气工程作为一个持续使用时间较长的项目，相关部门通常需要制定中长期的计划，例如，沼气工程具体的施工项目数量与合同书中的规划建设项目数量，产出的沼气、沼渣、沼液和处理的禽畜粪便数量与预期值的比较等，它们都可以进行具体的量化和考核，有利于绩效审计取证的开展。

三、修正的逻辑框架法在沼气工程绩效审计中的实施

农村沼气工程绩效审计的实施路径一般包括：进行审计调查，将调查数据与预期值进行比较，分析形成差距的原因，然后经过逻辑分析找出关键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审计意见加以解决。在利用修正的LFA进行绩效审计时，应当着重利用LFA的清晰层次关系与因果逻辑关系，发现并解决大中型沼气工程存在的问题。提出将修正LFA应用于农村沼气工程的四个步骤：

（一）研究项目背景，进行利益群体分析

所谓的“利益群体”是指受沼气工程建设或产出影响或可能影响的个人或者企业，这里的影响可以是正面的或者负面的影响。利益群体分析的目的是通过分析，确定沼气工程的长远目标和明确哪些群体的利益更为优先，在进行绩效审计时，应当围绕这些利益群体，了解沼气工程是否已经使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达到最大化，是否最大化缓和矛盾。其中，最关键的是沼气工程运行对当地乃至地区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因为，社会生态环境是一个地区长远的、可持续的目标，是项目正常运转的根本。利益群体分析与问题树的构建有密切的关系，没有了解利益群体，就不清楚哪些问题是主要的，需要首先解决哪些关键问题，利益群体对沼气工程的运行是至关重要的。

（二）审计调研，构建问题树

通过相关群体分析中的问题分析找到农村沼气工程需要解决的利益群体的核心问题，通过收集资料把所有问题汇集起来，利用核心问题分析现状，向上逐级推出由此引起的主要影响及后果，向下逐层推演找出引起问题的各层次原因，进而建立问题树。问题树可以清楚地描述事物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有助于分析理清项目存在的最根本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负面影响。

（三）分析问题，构建目标树

目标树分析是用于表述在问题解决后将达到的状态，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目标树的任务就是将问题树进行转化，明确项目的宏观目标／影响、项目目的／作用、产出／结果、投入／措施，也即将问题树中的主要问题、原因、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分别对应转化为目标树中的产出、投入、项目目的和项目目标。转化的主要步骤是把问题树中的负面状态利用一定的方法将其转化为正面状态，并且利用“手段――目的”的方法保证层次的完整，即“手段”保证“目的”的实现。

（四）构建审计实务逻辑框架

根据已经建立的目标树形成农村沼气工程绩效审计的逻辑框架，在项目投资、项目建设、项目运行环节，分别从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三方面入手进行评价，分析每一层次指标完成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审计意见。具体可细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1.指标完成情况。利用LFA对农村沼气工程进行绩效审计，应当事先设置绩效审计指标，绩效审计指标应当客观、全面并且保持各评价年度之间的稳定性。在进行绩效审计时，将验证指标与实际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对比，找出两者之间的差距。

2.找出差异的成因。分析指标完成情况，找出形成预期与实际差异的主要原因，依据“问题树――目标树”的分析方法分析形成上述差异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内外部原因进行分析，找出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主观原因和项目受限的客观原因。

3.提出审计意见。在发现了形成差异的主客观原因之后，利用头脑风暴法等群体决策方法，形成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方案可以不考虑项目受限的客观因素。立足项目的发展与变化，结合项目主体自身能力，对形成的解决方案进行可行性和经济性对比分析，找出使项目效益最大化的方案作为审计建议。根据形成的问题树、目标树和已经确定的具体实施方案的分析便可确定农村沼气项目绩效审计的逻辑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项目资金、技术、人员方面的限制，便可形成相应的审计报告。它表明了LFA的基本结构模式，垂直各行代表项目的目标层次，自下而上地列出项目的投入／措施、产出／结果、项目目的／作用和宏观目标／影响，来分析项目各关键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横向依次是验证项目的预期和实际指标、信息资料和验证方法以及重要的假定外部条件。

改进逻辑框架法作为一种项目规划、目标风险分析和评价、监测评价和可持续性分析的工具，对于客观、科学地评价已建成沼气工程建设与运营的效益、总结经验有一定促进作用，通过理顺项目的因果逻辑关系，有助于科学地界定审计目标、合理确定审计范围，并按照思维的逻辑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审计建议。但是，应用于农村沼气工程绩效审计项目的改进逻辑框架只是一种项目后评价的工具，它并不能取代实地调查、问卷调查、查账、符合性测试等传统审计方法。两者应当配合使用，以使绩效审计更好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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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的底层逻辑范文

关键词：社区；乡村精英；公共产品；底层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5-0005-04

一、引言

“统”“分”之间的接洽与融合，一直是困扰中国乡村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核心难题。而作为村社政治民主、经济运行和社会管理发展的缩影与制动力量，村社公共产品供给更是集中反映了这一困扰。尤其是家庭承包责任制推开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方式，直接消解了乡村经济中“统”的层面，从而致使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整体性与农户生产经营的分散性之间的内在冲突不断凸现，并以制度外无序供给的方式放大呈现出来。国家出于解决制度外无序供给引致的问题，又确立了“一事一议”制度，希期通过“村社自治”的民主道路化解矛盾。然而，从推开情况看，“一事一议”制度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分散的小农生产经营与社区公共产品需求的整体性特征之间的冲突，在一片“去村社化”的改革呼唤声中愈演愈烈。乡村社区公共产品，面临着自建国以来最尴尬的供给“真空”。一方面，传统的“村社”组织在税费改革、土地承包长期化的政策变更中失去了农业收益的分享，从而缺失了供给公共产品的动力与能力；另一方面，“一事一议”制度框架由于离开了带有公权力性质的法律或行政强制力，该制度本身无法克服“搭便车”行为，从而使其难以履行为社区公共产品筹资的使命。

至此，人们不懈探索的村社公共产品供给的长效机制到底何在?在国家化强制供给与市场化踟蹰发展均失范之后，有没有一条适于衔接两端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路径可供选择?如果这一路径存在，那么，什么样的组织可堪此重任?本文试图根植于中国乡村内在生成逻辑与底层治理机制，在理解中国乡村“场域”、内生秩序的基础上，从村社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二、“场域”下的乡村社区内生秩序与公共产品供给

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缘起于对应范围的公共需要。公共需要作为产品属性的抽象概括，它在同质性框架内无法完成产品彼此之间的界分。是以，理解乡村社区公共产品，关键在于理解中国乡村层面的“社区”，正是乡村“社区”这一特定“场域”的内生秩序，构成了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生成逻辑与种种外在表征。解析乡村“社区”的信任结构、组织建设、底层治理机制之种种。实为打开村社公共产品供给纷争、窘境的一把钥匙。

关于“社区”的生成解析，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社区”指的是建立在自然意志例如情感、习惯、记忆等基础上，是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场所，它不能够再造或重建(滕尼斯，1887)；是在相互影响密切的基础上通过相互信任联系在一起的一组人，其中以血缘联系为基础的部落和以位置联系为基础的村庄是发展中国家最典型的乡村社区(速水佑次郎，2003)。另一种观点认为，“社区”是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和需求而结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可能被意识地创造出来，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的善或公共利益(麦基弗，1917)。

观测中国乡村“社区”的生成与建构，它既不是简单的滕尼斯情结，也不是单纯的麦基弗式的利益导向。中国乡村“社区”，既是自然意志的形成，也是国家化权力干预的结果。乡村“社区”这两股力量的存在，直接使得“社区”的信任关系、权力运行，一直处于不可替代的交叉性影响与渗透之中，它催生出中国乡村有别于欧美“社区”的基层治理机制，即“国家”“法理”权威在乡村的实现，需要建立在社区自发型权力尤其是家族与宗教权力基础上。这既是封建时期乡绅、族长等精英群体乡村治理格局的延续，更是血缘、地域、精神、熟人信任的村庄记忆的认同逻辑。即便是重大的历史变迁，包括建国后的社区“国家化”运动也不曾将其泯灭。尽管新中国以“社会形态”变更的革命道路完成了中国传统乡村社区的改造，全盘“国家化”的乡村建设也确实带有实质性的社区“再造”功能，但是，“组织”与“形态”变更并不能根除人们根深蒂固的“血缘”“情感”“习惯”等自然意志。建国后“国家化”的乡村建设，与其说是“正式”权力对传统治理的彻底颠覆，不如说是“法理”权威对自然意志的超常规抑制。一旦超越正常边界的控制工具与制度束缚解体，那么，“自然意志”便会复苏并渗透到社区生活中。事实上，即便是国家权力渗透最深入的时期，我们也可以看到，基层治理也带有浓厚的“熟人”色彩，家族领袖、宗教精英、党员等积极分子在村社中的威信，一直在国家政令传达与贯彻中起着枢纽性影响，他们事实上烫平了个体成员在共同体中的不合作行为，这恰是乡村治理中最基础却也最难处理的问题。

当然，单纯的“能人治村”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强，确实被不同程度地消解；但当下中国乡村社区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场域，体制变革、人口流动尽管对传统的信任结构、权力运行有所削弱，但能够流出乡村并在城市定居的人口毕竟只是少数，乡村依然是农民的情感归属与生活栖息地。这使得国家对乡村的治理，需要承认并善于利用“能人治村”。也只有依托“能人”、“精英”，分散农户、自由意志才可能被有效整合。而只要乡村社区“熟人社会”场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那么，这一治理逻辑并不会改变。

乡村社区场域的“熟人社会”特征与基层治理逻辑，也在内生秩序意义上决定了村社公共产品供给，既不可能走上纯粹的“国家化”道路，也不可能走上欧美式的“第三方部门”道路。“熟人社会”下稳定的“信任结构”，虽然降低公共产品的交易成本，确保了公共产品供给，但是，这种价值认同与对“不合作者”的规避，需要建立在“乡村精英”群体基础上，只有他们最清楚作为世代居所和人生归处的“社区”需要什么样的公共产品，又该怎么整合内部意见。这恰是“政权”力量无法浸入的地方，由此决定了“国家化”道路尚且不具备实现村社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末梢”渗透功能。另一方面，“乡村精英”在经历了社区“国家化”再造之后，其权力边界与运行方式受到制约，他们对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能动性发挥，已经不具备过去的那种“自然授意”逻辑与独立性，“法理性”、国家授权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其工作开展的依据。“国家”身份认同的客观存在，对于生活于社区之中的居民而言，它同样是一道约束“自然意志”的枷锁，村社居民从来就不曾有机会去发展“独立性”，也由于“独立性”不足，乡村社区没有发育出欧美式的“第三方部门”，自然，村社公共产品

供给也不具备走上独立供给的道路。所以，从乡村社区的内生秩序看，村社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实现，与其期待国家或市场力量的完善，不如寻找融合“国家”与“居民”意志的介质，后者才是与乡村社区“生成逻辑”与基层治理机制相契合的出路。而倘若撇开“介质”的组织化概念，“政权”力量在乡村治理上无一例外地瞄准了“乡村精英”群体。可以说，“乡村精英”群体的功效发挥，已经内生为乡村社区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必然主体。

三、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

如上，“乡村精英”在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仅仅在微观视角上诠释了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个体特殊性，它无法涵盖制度演进与社会变迁中的“组织结构”支点。组织化，既是政府、社会和个人合力形成的需要，也是农户生成经营的“分散性”与社区公共产品需求的“整体性”冲突化解的需要。理解中国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组织协调与承载变迁，既是寻找公众与政府、体制与自治体制之间的介质，也是发现国家、社会、私域(家庭)三者之间那种交叉又可独立自治的空间区位，更是捕捉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逻辑。

回溯村社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进程，自20世纪50年代乡村基层建制确立算起，大致上经历50--70年代以“工分集权制”为特征的时期、80--90年代末以“提留集权制”为代表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时期、21300年来以“一事一议”为标志的税费改革三个阶段的变化。而在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这个动态过程中，社区组织对公共产品的承载形式也经历了较大的变迁。

时期。在20世纪50--70年代，“”既是政权实体，又是乡村社区的经济组织，国家通过“政社合一”不仅实现了政权对乡村基层的“控制”，也实现了理论上应带有村民“自治”色彩的社区“组织”框架的架构。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层建制下，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作为乡村社区的基本单位，成为了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承载主体。它借助“一体化”、“强制性”的非自主合作制度设计，直接以工分的形式生产公共产品，从而实现了“泛化”的公共产品村社集体自主供给。小至社区内部的私人品，大至县域内的公共产品，甚至理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全国性”公共产品供给，事实上有赖于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即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而透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对公共产品的承载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其组织效能的发挥，主要来自村集体收入分配上的绝对优势，而非国家化的财政来源。尽管该时期建立了公社财政，但公社财政所负责的村社公共产品供给也仅限于公社一级的部分项目，更没有针对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两级的支出项目；即便是将国家从乡村中获取的财政收入全部用于公共产品供给，也不会比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高多少；可以肯定，社区集体在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正是依托于村社集体的这种强制集权供给模式，在建国初期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它对乡村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修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断言，尽管是一段典型的“国家化”社区建设阶段，但是，在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筹资问题上，它事实上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国家化”，与其说的贡献在于国家承担了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不如说，它更多的贡献在于从组织框架上借助“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解决了农户分散性与公共产品整体性的矛盾。时期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其实并没有突破俱乐部产品属性下的社区居民集体自主供给的理论逻辑。

家庭承包责任制时期。20世纪80年代始，随着制的废除，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承载组织有了新的变化，村委会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开始替代原来的生产大队、生产队承担起了部分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然而，由于该时期农户实际上支配了乡村中的大部分资产，并有了生产经营活动的剩余索取权，国家尽管赋予村委会收取村提留的权力，但它并没有为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加上村委会本身没有发育成独立的自治组织，该时期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在集体组织层面上并没有被有效提供。村委会只能保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最低限度的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更大程度上，家庭或个体成员的集资或缴费成为了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后盾。所以，从筹资主体来看，无论是村提留还是家庭集资或缴费，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承载仍然在社区范围之内，国家财政并没有随着乡镇一级财政的建立而承担起主导责任。然而，尽管如此，好在村委会毕竟还可以借助收取“村提留”动力与强制力来威慑“非合作者”，从而在底线意义上部分化解村社公共产品需求“整体性”与“分散农户”之间的冲突。但从组织视角看，确实可以说，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后，村社“统的功能很少得到发挥，也缺乏发挥的空间”，“农民家庭又是一个个单独地站在国家权力机构面前”，这致使“乡村社区组织不能在‘统’的方面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供给的服务”。

税费改革时期。2000年后税费改革的推开，使得国家与社区之间互动结构发生更深刻的调整和变化，它直接影响了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组织承载。伴随着“三提五统”和非法集资的免除，原来靠其支撑的村级福利、义务教育、基础设施、计划生育和民兵训练等开始朝向“国家投入”格局转变。义务教育、合作医疗、五保供养等被纳入到公共财政中，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缓和了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的困境。但乡村组织因为既没有强制征税的权力，也没有从村社集体所有土地收租的权力，村社并无足够资源用于建设公共产品，从而使本来有可能克服村社居民搭便车的一个可用办法不再能用，村社事实上退出了乡村共同生产事务。而村社公共产品，不只包括水电路、义务教育、合作医疗、五保供养，而且包括与村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事务。在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公共产品这个容纳甚广的框架下，虽然国家可以主导部分公共产品，但财政不可能渗入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关职能部门也没有能力代替村民表达他们的偏好。在“一事一议”制度框架无法完成公共产品筹资责任的情况下，从村委会、村民小组到其背后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弱化，致使不少地区村社公共产品供给陷入“国难主”与“民难辅”的两难处境。可以说，税费改革是建立在削弱甚至剥夺村社组织的农业收益分享与必要的强制性与威慑力基础上，这两个条件的缺失致使村社组织既无经济基础去提供社区公共产品，也缺乏强制力来规范“不合作者”，从而加剧了“分散”农户与公共产品“整体性”之间的内在冲突，以至于乡村社区陷入了外在与内部力量皆不能为其提供所需公共产品的困境。

四、乡村社区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机制发现与选择

以上可见，建国至今，“民主”“自治”理念确实在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上得到强化，农户也终于拥有了公共产品上的话语权。但是，透过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逻辑却可以看到，乡村社区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绝不仅仅是单纯强调“民主”“自治”

“农户权利”就可以达成的，从到税费改革，乡村社区经历了一个“组织化”“强制化”到“原子化”“自主化”的转变，其间，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也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历程，乡村社区“组织性”每被削弱，社区公共产品的集体供给元气就不断递减。反向逆推，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最需要解决的其实是社区的“组织化”问题。以村委会为代表的村社组织，尽管没有发育成“独立”“自治”部门，但它毕竟是社区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三位一体的场所，直接决定着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状况。进一步讲，中国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本身所需要的也并非纯粹代表社区利益的“独立”性村社组织，乡村社区“结构互动”的生成逻辑决定了一个沟通“国家”与“农户”的村社组织才是其所需。

农民首先是村社的居民，强有力的村社组织，包括必要的经济基础、强制力、乡村精英，才是小农经济形势下乡村社区居民享有公共产品的基础，也只有村社组织是既可以表达偏好(相对于职能部门)，又有供给公共产品能力(相对于农户)的一级。更何况，迄今为止，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并没有完成根本转型，国家政策为主导、社区资源为基础、消费范围社区化仍是其基本特征，村庄社区公共产品供应仍主要通过自给来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内化为村社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渠道，这不仅是国家无力出资的问题，同时也是国家无法满足以村社为基础的公共产品的复杂要求的问题，过去如此，估计在将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同样不会有大的改变。既然村社公共产品始终都没有突破集体自主供给的框架，那么，带有强制性政府权力的村社组织也必然是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承载主体与基本保障。

而且，从承载效能来看，也只有村社组织才可容纳并整合乡村精英，乡村精英也只有依托村社组织才能完成“亦国亦家”的身份转换。失去了村社组织的本土环境支撑，乡村精英将不再是乡村精英；同理，缺乏村社组织背后的强制性后盾，乡村精英威慑“非合作者”“搭便车者”的能力将大大降低，而若这个最基础性的将“搭便车”者边缘化问题都解决不好，那么，乡村精英强有力的舆论能力、道德光环也将停留于话语层面，他们在村社公共产品供给上完全可能陷入“推而不动”的境况。我们不缺乏乡村精英，但我们缺乏发现、整合乡村精英的机制。

综上，乡村社区内生秩序与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决定了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乡村精英与村社组织承载机制。构建强有力的村社组织，既是化解社区公共产品“整体性”与农户“分散性”的内在冲突需要，也是制度外筹资模式主导下社区农户享有公共产品的基本保障。我们当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在于由国家来包揽社区公共产品供给，而是借助国家在乡村的转移支付来激活村社内部的组织力量，通过强有力村社组织来实现农户的“组织化”，从而在“统”的层面上确保村社基本公共产品供给。

强有力的村社组织，应是同时具备道德光环、舆论能力与国家法理权力的载体；强有力的村社组织，也应是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组织。可惜的是，经过家庭承包责任制与税费改革，村社组织在这两个方面的权力都被大大削弱。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强调农户权利的分配机制瓦解了村社组织对集体经济剩余的索取能力；而税费改革则直接剥夺了村社组织依托农业税来筹集资金的权力。这致使村社组织既无动力也无能力再介入到公共产品供给事务中。同时，税费改革的推开，使得国家赋予乡村干部收取“税费”的权力被剥夺，村社干部也缺乏“合法性”权力去干预内部的“不合作”者，这也使得乡村精英不再热衷于社区公共事务，也难怪从乡间到学界，人们发出了“党员不再党员”“干部混同于一般群众”的感慨。当乡村精英不再发挥带头、表率作用，那么，村社公共产品供给将最终陷入“个体自我实现”的困境。

是以，当务之急，我们需要重启村社组织的效能，这不仅包括国家制度安排及资源的下沉，还包括乡村精英的整合。具体来说，国家一是正视村社组织对社区生产生活的意义，在乡村土地调整、转移支付等政策制定中确保村社组织对土地、集体经济与国家资源的收益分享机制，夯实村社组织供给社区公共产品的经济基础；二是要实现组织重塑，在村社内部发现、培育可以接应外部资源的力量，疏通乡村精英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的渠道，引领党员、退伍军人、退休干部、经济能手、宗族领袖、大学生等进入村社组织和基层治理体系；三是在村委会等正式机构后，重新启动农业技术推广站、供销合作社、水利站等农业生产、经营、流通机构以及文化站、广播站、卫生所等精神文化和医疗保健服务机构，通过类似于“七站八所”式的基层组织建构实现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四是放宽乡村结社限制，鼓励蔬菜产销协会、社区志愿者组织、专业经济技术协会、农民用水者协会等组织发展，并借助这些组织逐步实现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多中心治理格局。

参考文献：

[1][6]柴洪辉，顾海英，公共产品筹资的底层机制与内在冲突发现[J]，改革，2009(0I)：123--128.

[2]贺学峰，土地与乡村公共品供给[J]，江西社会科学，2009，(01)：20

[3][13]贺雪峰，罗兴佐乡村公共品供给：税费改革前后的比较与评述[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8，(05)：28--33.

[4]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一从贫困到富裕[M]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82--317.

[5][16]高鉴国，高功敬，中国乡村公共品的社区供给制度变迁与结构互动[J]社会科学，2008，(03)：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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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M]商务印书馆，20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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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王雅林，乡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1998，(05)：51.

人力资源管理的底层逻辑范文

1.技术方案和总体技术架构

投资项目进度管理系统是以投资计划管理信息系统中建设的《项目储备库》为基础，以项目全过程管理与计划管理关联为纽带，建立以投资计划的编制，项目投资完成的监控为目标的，能够对项目进度控制提供有效管理的一体化系统，以投资项目管理各项业务流程为主线，支持管理与监控为核心的一个互通、贯穿企业上下进而对项目全过程管理提供全面的掌控。

系统整体建设过程主要与三大系统做数据交互接口，包括SIP投资计划系统（投资计划部分）、OA系统（单点、待办事宜等）。总体架构图如图1。

系统整体架构包括了“投资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和“投资项目进度控制管理系统”所建设内容，形成对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综合平台。投资项目进度控制管理系统建设包括“投资计划”、“投资监控”两大子系统的建设、对投资项目在下达计划后的实施、监控、投用、后评价的后期工作的管理、以及提供对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查询，统计分析等模块；同时还包含对投资计划系统内容的升级改造，主要包括和OA系统的用户同步接口、电子签章接口。用户涉及公司各单位部门所有相关业务，进度管理系统内容增加了使用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登陆系统的兼容性改造。

2.技术路线和关键技术

2.1基于J2EE和DWR相结合的开发技术和跨平台部署技术

为了保证系统功能、性能要求，本方案采用基于J2EE的企业级应用和DWR技术结合的技术体系结构，如图2所示：

为满足系统的安全性、可移植性、可扩展性等方面的要求，对技术体系结构进行了严格的层次划分和控制。从总体架构上分为界面显示层（ClientMachine）、业务逻辑层（JavaEEServer）及数据访问层（DatabaseServer）三层B/S模式，其中界面显示层采用了HTML、Javascript、JSP、Ext等WEB技术界面显示技术；业务逻辑层封装了系统的业务逻辑，并提供了供外部访问的接口，同时对界面显示数据服务及外部系统数据服务，数据访问请求采用了不同的策略；数据访问层封装了对各种数据源的访问操作，提供了对底层的数据源（多种关系型数据库以及Excel、PDF、Word及其他各种文件等）的统一访问接口，屏蔽不同数据源之间的差异，并且提供O/R-Mapping层，根据不同项目、不同模块的需要，返回给业务逻辑层的数据。

B/S客户端通过浏览器对Web服务器进行访问，目前采用HTTP协议，支持HTML、JSP、Servlet和JavaBean，并可扩展到对XML、JSON支持。Web服务器上的JSP、Servlet主要提供页面显示、获取用户输入和业务流程控制功能。本层对业务逻辑层的访问需要通过对封装了业务逻辑的EJB组件的调用来实现。虽然JSP、Servlet技术本身可以直接对数据层进行访问，但是为了从架构上保证系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可扩展性、可维护性等，方案不采用这种直接访问，而采用JSP、Servlet调用封装有业务逻辑的EJB组件的形式予以实现。

应用程序通过JavaApplet提供页面显示、获取用户输入和业务流程控制。本模式对业务逻辑层的访问通过JavaBean通过SOAP协议或XML技术调用封装业务逻辑的WebService构件来完成数据库的访问。运用WebService技术可以使得该体系结构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其次对文档对象模型的访问也是对通过封装了文档对象的WebService构件的调用来实现。该WebService构件对文件对象的访问通过文档对象的唯一标识GUID进行，文件数据的传入传出通过封装在XML中的文件流进行，避免了对文件系统的直接访问。同时对文件对象的加解密策略在文档对象模型内部定义，可以灵活改变或扩展而不会影响外部对通过该模型对文件对象的访问。

2.2数据库应用技术

本系统牵扯数据量较大，对数据存储、抽取、转换、分析需求采用数据高级复制，数据仓库技术，因此选用安全可靠的关系型数据库管理软件ORACLE10G。

2.3应用成效与经济效益

2.3.1应用成效

通过与项目立项目标进行对比，目前已实现：

1.项目线上申报率100%；实现公司项目库的建设工作。

2.扎堆申报项目现象有所减缓；所有项目入库申报，提高了项目属性填写的规范性。

通过上表分析，线上审批时长根据项目具体原因而不同，通过公司管理部门审批通过最长时间为400多天、最短时间为6天、平均60天左右，在二级单位平均审批时间为25天左右，依据分部项目管理人员的调研情况，线下审批项目平均在二级单位审批时长为2个月，由于公司审批时间与整体规划相关，审批时间不定。综上所述，线下审批在二级单位已提高了至少100%的效率。

2.3.2项目投用效果、效益情况

投资项目进度控制管理系统作为公司投资业务整体管控的有利工具，建设过程完全遵循“整体设计、分步实施”的原则，循序渐进的完成投资项目的闭环管理。从投资项目进度控制管理系统在茂名分公司的运行效果来看，让公司领导从各个方面掌握固定资产的投资构成、分类、占比等，优化资源配置和决策分析，进一步提高了公司决策层对投资项目整体把控。根据公司管理层对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的加强和规范，实现科学决策，达到少投入、多产出，适时投入、快速产出，提高投资回报率，实现内涵发展，起到了辅助决策、明确各岗位工作职责的作用。另一方面，鉴于中石化投资管理办法在其他板块、企业中的通用性，投资项目进度控制管理系统具有很强的复用性；因此，在石油石化行业投资管理业务具备推广应用性，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巨大的。依托中石化总部SIP投资计划管理系统，以及ERP系统的深入应用，油田企业、炼化企业已经开展了投资管理信息化的建设工作。项目追溯查询效率平均提高95%，杜绝了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有效达到了公司“降本增效”的目的，加强项目前期信息集中管理工作，审批过程的痕迹清晰可追溯，提升项目立项过程、设计委托过程效率30%以上；有效的节约办公资源以及人力成本减少70%，整体沟通成本平均减少60%，减少办公纸张成本80%，通过项目监控手段，能够提高工程执行控制力度、提高项目物资采购效率、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率、提高项目投资完成率10%左右，减少资金占用和利息支出。按年项目投资预算30亿元总额来算，减少资金占用30亿×10%=3亿；贷款利率按6%计算，当年减少建设利息3亿×6%=1800万元。

3.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