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网络诈骗判刑案例范文

在现实世界，这只“黑手”变幻多端，或冒充警察、法官，或冒充银行、电讯工作人员，或冒充亲朋好友，甚至歹徒绑匪……但不论以什么面目出现，骗取大宗钱财是它唯一的目的。

多年来，这只“黑手”精心设计出各种骗术蛊惑人心，手段日趋集团化、智能化、职业化、高科技化。从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的白发苍苍的老伯伯、老太太，到知识精英、“白领”、“金领”，乃至腰缠万贯的企业主、富豪，它都要骗，攫取的钱财每次少则数万，多则几千万！受害者遍布社会各阶层。

“黑手”罪恶累累，现在，它正遭到前所未有的清算……

雷霆出击

2010年12月27日，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1・30”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专案指挥部。

一项酝酿已久的重大行动即将在境内外同一时刻展开。

“收网！”

下午2时，随着指挥部一声号令，云南、重庆、湖北、黑龙江等9省市，肩负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使命的数百名警员犹如猛虎下山，分别扑向散居在各地的电信诈骗犯罪分子。

与此同时，专案指挥部派往菲律宾共和国的警官工作组与荷枪实弹的50名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探员一起，兵分多路进入已经侦控多日的各电信诈骗犯罪窝点，对在中国境内进行电信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实施统一抓捕行动。

27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仍然沉浸在圣诞假期的气氛之中。上午9时，中国公安部“11・30”专案组菲律宾工作组的8名警员与专门负责重大犯罪案件调查的菲律宾国家调查局(NBI)50多名探员集结完毕；11时，两国警方人员按照部署分头进入预定任务区域待命；下午2时，突击行动全面铺开。参加联合行动的警员全副武装进入马尼拉市内的8处房屋，对涉嫌在跨境电信诈骗案件中被用作“电话呼叫中心”或“转账平台”的场所进行搜查，并对正在银行自动取款机前提款的犯罪嫌疑人展开街头抓捕。

根据被当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交代的线索，联合行动人员又先后搜查了这个跨境电信诈骗团伙其他成员作案和藏身的地点。当晚9时，联合行动人员移师距马尼拉约90公里的克拉克市，在那里当场抓获三男一女共4名犯罪嫌疑人，捣毁了两处用于跨境电信诈骗的窝点。至此，长达十多个小时的中菲联合突击行动告一段落，预定抓捕的2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归案，无一漏网。

行动当天，境内的抓捕行动也取得丰硕战果。在以湖北省为主的主战场上，150余名公安民警分成5个行动小组，分头抓捕藏匿在东莞、厦门、赣州、武汉、黄石等地的犯罪嫌疑人，共计抓获犯罪嫌疑人36名(其湾籍8名)，摧毁地下钱庄1个，取款转款窝点4个，冻结银行卡户13个，缴获作案用银行卡1200张、电脑17台、U盾150个、轿车2辆、人民币30万元、台币20万元等，一举摧毁了曹世勋、诸伟成等主要犯罪嫌疑人组织的特大跨国跨境电信诈骗犯罪集团。

在重庆市，计有7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其中5名负责取款、转账的“车手”在作案现场被抓获，警方当场缴获银行卡800余张，作案用电脑4台。

突击行动缘起于2010年10月。当时，中国境内电信诈骗案件数量激增。其中最为典型、骗取钱财最多的手法是犯罪嫌疑人冒充法官、警察等执法人员，在菲律宾通过电话谎称事主涉嫌洗钱、恶意透支等违法活动，以保护事主“资金安全”为名，要求事主重新开通网上银行账户，将存款转入新开通的账户，或转账至所谓的“公安局专门设立的账户”，借此从事主口中套取账号、密码及网银动态口令，然后，犯罪团伙快速分批转账，异地取款，许多人因此懵里懵懂地受骗上当，被骗金额最多的有两宗：一名事主在云南被骗人民币2311万元，另一名事主在北京被骗人民币1355万元……

针对这一态势，公安部于11月30日紧急召集北京、云南、黑龙江、湖北、重庆、四川、广东、广西、福建等9省、市、区公安机关会议，组成“11・30”专案指挥部，商讨有关打击事宜，并调用包括上海在内的多名专家全程参与研判、督导。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要求全力侦查电信诈骗案件，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专案指挥部调查发现，虽然诈骗电话显示的是中国内地政法机关的号码，但实际上却来自菲律宾。于是，一个在菲律宾专门从事跨国、跨境电信诈骗集团犯罪的蛛丝马迹显露了出来。公安部立即组织协调上述省区公安机关联手台湾和菲律宾警方同步展开打击行动。

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积极协调下，专案指挥部派遣的警官工作组于12月中旬抵菲，同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展开合作。在菲律宾警方的大力支持下，中国警官工作组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取证，证实了近几个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林文滨、方逸等在菲律宾马尼拉市租房设立窝点，疯狂进行电信诈骗犯罪活动，以事主“身份信息泄漏，涉嫌洗钱犯罪”为名，让远在境内的事主办理银行卡，把钱款存入卡内，谎称由法院提供保护，随后便将卡内钱款划走。云南一名市民被骗2311万元和北京一名市民被骗1355万元等重大案件均系该犯罪团伙所为。

2011年1月2日上午10时10分，一架特殊的国航包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20分钟后，头戴黑色头罩，身穿军绿大衣，足登黑色布鞋的24名犯罪嫌疑人依次走下飞机舷梯，随后被迅速转移至停靠在旁边的大巴车上，直接送往看守所。

“11・30”案件是公安机关迄今为止破获的最大的一起电信诈骗犯罪案件。这个犯罪集团虽身处遥远的菲律宾，但其活动之猖獗，作案数量之多、侵害的区域之广、骗取的金额之高都是历年来所罕见的，受害者遍布国内十多个省市区，涉案人民币多达1.4亿元。

一个盘踞在菲律宾的电信诈骗犯罪据点就此被彻底摧毁，一个链接境内外的犯罪通道就此被彻底切断。“11・30”已成为国际警务合作的成功范例。

撩开恶魔嘴脸

有人问：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取得了可观的战绩，宣传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但为何“冤大头”还是“前仆后继”？

答曰：盖因骗局不断翻新，一些警惕性不高的“马大哈”就稀里糊涂地误堕奸计。

一位哲人说过：“撩开恶魔的假面具，把它的丑恶嘴脸揭露出来给众人看，是促其灭亡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在这里，有必要把骗子的几种“经典”作案手段一一展示出来，给大家的头脑里安根“弦”：

――“恭喜您的手机号中了我公司举办的抽奖活动二等奖，详情请咨询13860764451……”（这是老掉牙的“版本”，现在已少有人信。）

――“喔，老朋友，好久不见了……”，“你是谁呀？”

“你猜猜……哈哈，怎么把老朋友给忘啦？”（只要你告诉他你是谁，他马上就会来个“顺竿爬”，然后诈你没商量）

――“我是交警支队民警，你儿子出车祸了，现正在医院抢救，请汇5000元医药费到医院账户，病人不行了，快进手术室了……”（让你在心慌意乱中盲从，受骗上当。）

――“只需提供对方的电话号码，我们就有办法让你监控对方的通话和短信……”（喜欢窥视他人隐私者最易中计。）

――“您名下登记的一部电话已欠费3000元，我们怀疑您的银行账户已被盗用，我们将向您提供一个安全账户……”（但凡在陌生电话里听到“账户”两字，你就得当心自己的钱袋喽！）

――“中国银行网站已经升级，请尽快登录省略进行动态口令升级维护，以保证资金安全――中国银行。”（这是电信诈骗最新颖的一种手法，已有为数不少的“网银族”栽入陷阱，损失惨重。）

……

你很可能收到过类似的电话或短信，有的还配有各种背景声音，其逼真程度令人真假莫辨，但犯罪分子留下的电话号码，都是虚拟的，银行账号是花钱购买的。利用网络虚拟电话线路，犯罪分子想冒充什么单位，就可以让受害人的电话上显示那个单位的电话号码。

兴起于2003年的电信诈骗犯罪活动从福建、广东一带传入内陆地区，逐渐蔓延到全国。随着手机、互联网等通讯工具的迅速普及，犯罪分子利用手机短信、电话和互联网络等通信手段实施的诈骗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电信诈骗成本低、回报高，诈骗手法简单，容易传播、仿效，短时间内通过网络、电话、手机短信等多种渠道地毯式地，作案手法翻新快，紧跟社会热点，欺骗性大。波及面广，社会危害大，往往是“一键下去，倾家荡产”。一位企业高管被骗去几乎全部积蓄，恍惚间走上了高层楼顶。

电信诈骗从诞生之日起，骗术就在不断花样翻新。每过一两个月，就会有新的骗术面世，至今已衍生出30多个变种。有中奖、汽车退税、信用卡消费、绑架勒索、直接汇款、电话欠费、灾区募捐、网络购物、中奖、股票走势预测等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指出：电信诈骗骗术名目繁多，但本质却只有三类：馅饼类、亲情类和震撼类。馅饼类是利用人们贪小便宜的心理，以中奖、退税、预测股市等名义，引诱事主汇款转账；亲情类是利用人们为亲人好友担心的焦急心理，欺骗事主汇款转账；震撼类是利用人们遭遇意外打击后的大脑短暂空白，操控事主汇款转账。一个“骗术”往往综合运用两类心理，增加迷惑性，一些高智商人士也往往难逃此劫。

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多是跨区域作案，甚至跨国犯罪。目前围绕电信诈骗已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犯罪“产业链”：有团伙负责设计诈骗方案；有团伙负责提供虚拟网络电话，伪装真实来电号码；有团伙冒充公安部门、电信部门拨打、接听电话，实施诈骗；有团伙负责将赃款迅速转账，分散到几十个账户；有团伙负责分散提款……

以最为“普及”的“电话欠费”骗术为例。设计诈骗方案的策划人，充分研究了电信、公安、检察院等相关机构的工作机制和方法，结合被害人担心自己的钱款安全的心理实施诈骗。根据设计方案，策划人对接听人员进行培训，如果被害人听到固话欠费后表示异议时，接听人员须转变和蔼态度，加重语气质问被害人，达到心理恐吓作用。接听人员还要告知被害人违反了国家多项法律，将受到刑事制裁。当被害人仍在迟疑之时，接听人员应马上将电话转至所谓的“公安部门”、“检察机关”或“法院”，再由这些“部门”的接听人员反复诱骗被害人，直至其上当。一旦确认被害人转账，犯罪分子就会马上通知国内的提款团伙准备提款。提款团伙事先已准备好数百张银行卡，有专人负责通过网上银行将钱款从“安全账户”中迅速分流。

在北京警方破获的台湾籍特大电信诈骗案中，受害者高女士的100万元人民币刚刚转出，迅速被犯罪分子转移到57个账户内，提款团伙立即在全国各地同时提现。钱款分流速度之快，由此可见一斑。

痛定思痛话防范

凭借高科技手段，电信诈骗的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狡诈。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警方在对电信诈骗犯罪活动进行严厉打击的同时，防范工作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展开。

在北京，警方成立了反电信诈骗专项行动指挥部，在110指挥中心设立了反电信诈骗专家咨询席，并创造性地组织民警、协管员在金融网点开展“阻截行动”，联合金融、电信等部门，联手预防电信诈骗犯罪活动。

鉴于电信诈骗的源头在电信，上海警方首先与通信运营部门联手开展预防整治。市公安局与中国通信上海公司共同研发运行了“防范电信诈骗语音平台”，对全市居民固定电话进行逐一拨打，播放警方语音提示，提醒市民谨防电信诈骗。2010年，运用这一“平台”对全市600多万固定电话用户拨打了两遍。在通信运营商的配合下，上海警方对涉嫌电信诈骗的通讯号码共1883余部进行了停机处理，同时关停涉嫌诈骗犯罪的网站644个。

再是与银行、金融等部门建立宣传防范劝阻机制，与五大国有银行上海市分行、中国银联制定了涉案银行账户快速查询机制、外省市涉案银行账户查询、冻结机制，既为警方的侦查破案提供了便利，又有效地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财产。

2010年12月中旬，本市发生了以“中国银行网银E令（即动态口令）过期需登录网站更新”为名的诈骗案件后，市公安局高度重视，多次派员前往中行上海分行商讨防范对策并建立情况互通、快速查询绿色通道：一方面从案事件系统及中行客服投诉系统中获取犯罪分子用于实施作案的钓鱼网站，进行网络侦查，另一方面积极研讨并建议中行方面变更网银业务，提高安全性。经不懈努力，目前中行方面已先后三次升级网银操作流程，最大程度上规避网银转账风险。自今年2月25日起，上海再未发生过此类案件。

上海警方目前正在筹划借助2011年“平安实事平台”，建立并推行由公安机关、银行部门、通信运营商共同参与，由市公安局及时通报案件特点、走势，由银行和通信部门及时通报新开设业务，风险及时评估、漏洞及时封堵的工作机制。

上海警方还与市教委、市妇联及各级综治部门等进行协作，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防范工作。

打击与防范，警方不遗余力，但防范的关键还在于市民本身。如何防止落入骗子设置的圈套？经常在移动电视里向市民群众讲述防骗故事的市公安局治安总队警官黄奕认为：一方面，市民要有“底线性防范意识”――绝不将自己的信用卡、存折和密码、动态密码等泄露给陌生人，不使用不熟悉的网银、ATM机操作；另一方面，市民也要有一定的求证、求助渠道。遇到可疑电话，即使想汇款等，也应和身边的家人、好友或有关部门求证。

黄奕说：事实上，不少诈骗行为都是在最后关头被“拦截”下来的。因此，终端防范十分重要。他曾经碰到过一位外企女高管，听信自称是公安机关的诈骗电话，要将卡里的钱转到骗子指定的所谓“安全账户”上，万幸的是她在转账前和丈夫通了个电话，转账被及时阻止了……

跨境网络诈骗判刑案例范文

骗局涉嫌洗钱让她慌了手脚

2013年8月15日一早，福建晋江一家公司财务人员许女士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上海市医保中心工作人员，声称许女士在上海办了医保卡，非法消费国家禁用药品1.6万元。

许女士表示自己没有在上海办过医保卡。对方提出，许女士的身份信息可能被他人盗用，建议其报警，并将电话转到了“上海嘉定公安分局”。电话中的“公安民警”表示将帮助许女士处理这件事，并告知了分局电话，让许女士去核实。

许女士拨打114查询，该号码确实是嘉定公安分局电话。不久，许女士接到了显示为该号码的电话，对方详细询问许女士身份信息后称，有人用许女士身份信息办了一张建行卡，卡内有300多万元资金，涉嫌洗钱，需要对许女士名下的账户进行资金比对。

慌了手脚的许女士，将自己开设的银行卡信息告诉对方，并根据电话提示，登录所谓的公安机关账户查询网站。很快，许女士的电脑出现黑屏。没过多久，许女士发现账户内的830多万元资金通过网上银行被转走了。

骗术编好剧本拨打接听电话

经调查，犯罪分子的诈骗窝点，位于老挝首都万象偏远郊区的一处别墅。团伙成员大多是被组织者以“出国务工”为名骗来。

犯罪团伙成员蒙某，2013年5月经朋友介绍加入诈骗团伙。她说：“朋友说老挝那边务工收入不错，月薪5000元加提成，最高时可以拿到十几万元，工作轻松。”

和蒙某一样被高薪诱骗到境外窝点的有10余人。据多名嫌疑人交代，有专人给她们办理护照、订好机票。

到达老挝万象窝点后，蒙某等人的护照、身份证等都被收走。工作很简单：根据事先编好的剧本，拨打或接听电话。

台湾人吴金龙是诈骗窝点管理人员之一，负责在大陆地区招人、培训新人。他说，每名新人会拿到一份剧本，上面详细讲述如何骗取受害者信任。新人必须反复操练台词，熟悉后才能上岗。

幕后上线人员还会卷土重来

2013年8月至2014年初，公安机关先后在厦门、漳州、海南等地抓获吴金龙等17名犯罪嫌疑人；2016年年初，福建泉州市中级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终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吴金龙等人13年6个月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

记者采访了解到，诈骗团伙所得的赃款，绝大多数被上线管理人员和幕后老板拿走。这些人]有落网，大多数赃款仍然无法追回。

警方介绍，跨境电信诈骗后台老板、团伙骨干等，处于犯罪利益链顶端的人员查处难，是打击该类犯罪面临的主要难题。即使摧毁了诈骗团伙的窝点，但上线人员继续招兵买马，仍然会卷土重来。

公安办案人员告诉记者，电信诈骗团伙用以诈骗、转账，需要大量非实名制的手机卡、银行卡。据办案人员介绍，贩卖非实名银行卡、手机卡的犯罪团伙，利用他人遗失的身份证，甚至出钱聘用他人开卡，再出售牟利。一张银行卡，200元至300元不等；一套开设网银、有U盾、绑定手机银行的银行卡、手机卡，卖到800元至1000元。

可以模拟任意号码的网络电话、伪基站，是诈骗团伙实施诈骗的重要工具。据多名犯罪嫌疑人交代，有专门给诈骗团伙租赁、维持网络电话线路、外包伪基站发送诈骗短信的犯罪团伙，可以肆意模拟公检法机关办公电话；各商业银行、通信运营商、各大保险公司等客服号码，极大增强了诈骗的迷惑性。

多地公安机关负责人表示，铲除电信诈骗黑金产业要标本兼治，严惩诈骗人员的同时，堵塞银行、通信等安全漏洞，严厉打击贩卖银行卡、贩卖手机卡、违法出租网络电话通信线路、设立伪基站等上下游犯罪利益链。

电信诈骗流程揭秘

拨打电话

“发射手”通过互联网将含有“医保欠费”等诈骗信息的语音，发送到受害者座机上。语音内容一般为“您的医保卡出现异常，下午4点半将强制停卡，如有疑问请拨‘9’号键”；拨9号键后，电话自动转接到“一线”。

“一线”冒充医保中心人员，告知被害人医保欠费，身份信息可能被盗用，让受害人报警并转接电话到“二线”。

“二线”冒充公安民警，详细套取被害人信息后，转给下线。

“三线”则冒充侦查队长或检察官，再次询问被害人信息，询问银行账户余额，声称被害人账号涉嫌洗钱等犯罪，需要将账户金额转入指定账号接受调查。受骗的被害人会主动转账，如果遇到不配合或账户金额较大的，诈骗窝点会有专人联系网络黑客通过网络手段窃取账户金额。“三线”人员根据诈骗所得抽取8%。

诈骗得手

诈骗分子诈骗许女士830万元以后，在两个小时内将账户资金拆分到下级800多个银行账户，并在台湾地区ATM机上取现。

跨境网络诈骗判刑案例范文篇3

关于涉农犯罪的特点，目前我国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人数接近1亿，他们在2010年犯罪案件占整体案件的三分之一。中国社科院的报告说，犯罪主体年龄一般在25岁以下，经常出现群体犯罪。犯罪类型包括性犯罪，而且往往是暴力犯罪。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组成课题组，运用座谈、案例研究、统计数据分析等方法，发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女性罪犯中，无业人员、农民犯罪率较高，占70%。

广大一线司法实务的一些同志，正在着手研究涉农犯罪问题。河南省封丘法院正盛同志把农村犯罪概括为如下特点：（1）犯罪类型集中，盗窃仍居首位。（2）团伙犯罪增多，流氓恶势力逞凶。（3）案件突发性强，暴力型、疯狂型犯罪时有发生。（4）流动作案突出，从农村蔓延城市。（5）青少年犯罪居多，犯罪主体低龄化。（6）交通肇事案件猛增，社会危害加大。（7）同室操戈，家族家庭问犯罪增多，社会矛盾加剧。（8）城市化犯罪类型辐射农村。黑龙江省林甸县检察院的张辉、隋广安同志认为，当前农村犯罪活动比较猖獗，犯罪手段不断升级，各类刑事案件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着农村的社会稳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犯罪案件形成“一高两突出”态势——盗窃案件居高不下，案件、民事纠纷和矛盾激化引起的杀人、伤害案件突出。（2）犯罪特点表现激情、贪娈、残暴、滋扰和进化型等五类。（3）犯罪时空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地域性。（4）犯罪成员以四种人居多。农民多——2002年在林甸县农村作案成员97名，其中农民73名，占75%；文化层次低的多——2002年的97名农村犯罪成员中，初中以下文化和文盲有78名，占83%。青少年犯罪日趋增多——2002年的97名犯罪成员中，26岁以下的有49名，占51%。四是流窜犯多。广西法制网发表的文琳同志的文章认为，当前农村犯罪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从犯罪主体来说，犯罪主体呈现“一高两突”的态势，农村青少年犯罪居高不下，犯罪成员年龄呈现两头突出的特点。农村青少年辍学后，以及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不佳，导致农村犯罪呈现出不同于城市犯罪的一面。（2）从犯罪类型来说，侵财财产型犯罪较多，且类型呈多样化发展趋势。（3）从犯罪手段来说，农村犯罪的手段更加凶狠残暴。（4）从犯罪组织上来说，农村共同犯罪较多，交叉结伙作案明显。

【案例一】

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诉职能，建立公诉案件风险评估机制，增强对当前农村地区发展形势的敏感性，严厉打击严重危害涉农刑事犯罪，切实有效保护农村经济发展。我省富裕县检察院坚持常年深入开展打击涉及民生、坑农害农领域的制假售假犯罪，既严格诉讼标准，又从严从快支持公诉。2012年开展专项活动以来，共提起公诉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种子、化肥案件4件6人，帮助被骗农民追回经济损失60余万元。

该院今年审查的苏晓雨失火案件，被告人苏晓雨在富裕县龙安桥镇大克钦湿地作业施工时，因地面杂草阻碍施工，便用打火机将杂草点燃，致被害人崔长海、孙忠军、李少甫三人的芦苇及被害人姚伟的鸭舍被烧毁，损失价值513，716.50元。在审查过程中发现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的几名被害人情绪激动，双方矛盾尖锐，当事人多次向县委有关机关及上级司法机关递交上访信。针对此案存在的上访隐患，公诉科及时提出了风险预警措施，分析问题所在，加强与上级的沟通汇报，及时诉讼，将矛盾化解。同时跟踪案件的处理结果，了解当事人的诉求。在被告人没有进行经济赔偿法院判处缓刑的情况下，坚决启动抗诉监督手段，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市院的支持和被害人的认可，最终该案被撤销判决、发回重审。

【案例二】

对于赋闲农村人口利用互联网手段，组织实施的跨省有组织形式诈骗犯罪，检察机关必须实施卓有成效的打击。以福建省厦门市农民李念志、李文同为头目的两个诈骗团伙，自2010年以来，与台湾籍等境外诈骗犯罪分子相勾结，纠集梁秋平、林秋志、钟兵枝、钟炳全、钟文达、钟志辉、钟可串、董小停、许美秀等三十余人，有分有合，先后在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惠安县、云南省昆明市等地，租住小区房屋专门用于实施诈骗犯罪，把本来用于服务于社会发展的互联网变成了他们实施犯罪的手段。他们利用笔记本电脑、能够显示香港号码的手机卡、大量银行卡，以及聊天模板等作案工具实施网络诈骗。犯罪分子们通过征婚网站寻找犯罪对象，与各种身份的女网友进行网络聊天，直到把感情谈到互相称呼“老公、老婆”的程度。在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后，进一步实施以为她们办理香港移民的方式，诱导被害人向其交纳大额的费用和保证金。组织者与成员按照80%和20%进行分赃，其中李念志诈骗团伙共计诈骗人民币39.4万元，李文同团伙能够查明的犯罪所得为18万余元。其中我省某县妇女名列被骗名单，被骗金额高达十余万元。

这两起有组织、被害人多数为女性的互联网诈骗案件，参与人员众多、涉案金额巨大，被骗人员多、遍及全国多个省市，社会影响极为恶劣。该团伙组织性强、人员众多、技术先进、作案地点频繁更换，具有很强的科技含量和隐蔽性。案件中被骗者多为年轻女性，在被骗的16人中15人为女性，平均年龄33岁：被骗女性学历高，有的是研究生学历；事业比较成功，在公司中担任高层管理人员、财务主管、经济基础比较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10名福建厦门籍被告人出现在法庭上时，进入旁听人群眼里的竟然是一群身高仅1.5米至1.6米左右的矮小身材、其貌不扬的半文肓农民。这是我省审理的首批该类型犯罪，如何既打击跨省涉农人口犯罪，又切实保护犯罪分子的家庭继续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富裕县检察院公诉部门可谓绞尽了脑汁。他们通过严格审查、依法公诉，不仅使犯罪分子罚当其刑，而且对于刑事诉讼各个环节可能存在的次生违法问题予以查办，从而大大提高了检察机关公诉工作在打击涉农犯罪方面的效能。

【案例二】

农村人口在从农耕向非农化职业转变的过程中，容易诱发治安犯罪。呼兰区农民詹某，小学二年级没读完。在一个初冬的傍晚，工余酒后的詹某，在肋骨骨折的情况下，来到了他自认为可能和他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农村妇女王某家。王某不在，家中只有王某的儿媳宋某领着四岁的孩子。詹某酒后无德，对宋某言语，表露淫意，并进而与宋某发生厮打。次日，詹某啷当入狱，在市公安医院就医18天，继续治疗肋骨骨折，之后被迫究罪的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1）我国当前涉农犯罪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即不同地区的临城情况、文化差异、风俗习惯，导致各地涉农犯罪具有相对明显的差别。（2）犯罪类型和情节严重程度，与行为人的生产、个人生活关系更大一些，在生产方式发生明显改变的情况下，身心适应能力较差的个体采取神会主流观念所不容许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现实需要。（3）发案具有明显的遭遇性特征，即涉农犯罪人员的犯罪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在心理上已经具备了犯罪的主观方面，一旦遇到外部的刺激、成就条件，即刻实施犯罪。

关于涉农犯罪的原因，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同样是各执一词，尚不能形成一致的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潮和他们在城市里经常遇到的歧视有关，而之前普遍持有的一种观点则认为缺乏教育、家庭环境恶劣和家庭贫困才是农民工高犯罪率的原因。中国社科院的法治蓝皮书称，“城市对农民入城心理歧视和排斥、就业与受教育的闲境、经济政治待遇上的不平等、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的欠缺、文化冲突等社会心理和社会现实。”是导致这一群体犯罪高发的主要原因。

有的学者从人口与地缘经济联系的角度，把涉农犯罪的原因归结为四个，（1）文化程度低、法制意识缺乏；（2）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心理不平衡；（3）农民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力，侵害行为时有发生；（4）执法不严，打击不力。有的学者总结概括山区农村农民犯罪的原因为六个，（1）思想政治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力度不够；（2）农村农民对读书教育重视不够；（3）对农村“两劳”释放人员重视不够；（4）农村社会治安管理和矛盾纠纷调解力量不够；（5）农村社会治安管理和矛盾纠纷调解力量不够；（6）农村农民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不够。来自铁路运输法院的同志认为，刑事犯罪案件的产生与各被告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而现阶段，铁路沿线农村涉路刑事案件产生的原因与下列几个方面密不可分：（1）农村经济发展较慢与人们物质文化需求快速发展的冲突，农村人口消费的超前性与生产力相对较为落后性之间的矛盾是诱发农村犯罪的二个最直接原因；（2）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商品经济欠发达，经济相对落后，土地减少，就业困难，也是造成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3）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刺激了农村犯罪发展；（4）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是导致犯罪增加不可忽视的原因；（5）农村司法、执法力量严重不足，路地联防机制形同虚设，是导致农村犯罪有增无减的重要因素；（6）法制环境较为宽松，导致法律威慑力不足，为农民犯罪提供了助长剂；（7）整体社会风气较差、没有积极健康的舆论导向，是导致农民不分是非、参与犯罪的环境因素。桦南县检察院调查分析后发现，农民因土地纠纷引发刑事犯罪案件，主要原因有三个，（1）农民土地纠纷问题未能及时解决或是在解决中处理不当是引发此类犯罪的根源；（2）少数农民法制观念淡薄，缺乏法律意识是导致此类犯罪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3）农村的“家族意识”给此类犯罪案件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