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集合概念范文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在国际哲学界、逻辑学界蓬勃兴起,国内逻辑学界也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介绍、引进国外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成果,目前对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研究,从总体上讲,国内仍处于消化、吸收并尝试进行创造性研究阶段。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这是两门密切相关的学科,二者都是现代哲学与现代逻辑相互渗透的产物,但它们是两门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然而,由于“哲学逻辑”至今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词,不同的学者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并在很不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它,冠以“哲学逻辑”之名的书籍五花八门,因而,和逻辑哲学在词义上发生了混乱。为了进一步推动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研究,促进这两门新兴学科的确立与完善,因此,有必要对哲学逻辑的精确涵义及与逻辑哲学的关系作一番梳理与辨析。

一哲学逻辑词义的历史演变

最早[论\文\网lunwennet\com]明确使用“哲学逻辑”一词的是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他在《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一书(1929)中,指出:“数理逻辑,除了它的初创形式之外,就连最现代的形式也不直接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意义。在初创以后,它就属于数学而不属于哲学了。我将要扼要论述的,是数理逻辑的初创形式,只有这个部分才真正称得上哲学逻辑。往后的发展,尽管没有直接的哲学意义,但是对哲学研究有很大的间接用处。”①他还认为,哲学逻辑的真正对象乃是为各种命题和推理所共有的逻辑形式,哲学逻辑乃是对逻辑形式的研究。以往的哲学由于被语言表面的语法形式所蒙骗,未能认清其隐藏着的真正的逻辑形式,而犯了许多重大的哲学错误。

可见,罗素对“哲学逻辑”一词的词义只给予了初步界定,而未加阐释。后来的英国著名学者斯特劳森赋予了“哲学逻辑”以明确的含义。1967年,斯特劳森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哲学逻辑》的文集,该文集收入了弗雷格、格拉斯等学者的相关论文,他为此书撰写了一长篇序言,在序言中,斯特劳森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观点。他把整个逻辑领域区分为两部分:“逻辑是关于命题的一般理论。它有形式的部分和哲学的部分。”分别叫形式逻辑和哲学逻辑。在他看来,形式逻辑研究命题之间的可演绎关系或蕴涵关系,它要以系统的方式排列有关这种蕴涵关系的各种规律;而哲学逻辑则要研究形式逻辑产生的哲学背景和哲学预设,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例如:究竟什么是命题?说一个命题为真是什么意思?命题联结词的准确性质,特别是出现在条件命题中的蕴涵的准确性质是什么?意义概念应当怎样加以分析?真理概念和分析性概念应当怎样加以分析?指称和述谓((predica2tion)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哲学逻辑学家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回答有关语言和各种语言表达式的性质与功能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实际的言语活动模式;意义理论;语言交际的特性与条件,等等。②

很明显,在斯特劳森那里,“哲学逻辑”其实质不是逻辑,而是某种形式的哲学,是对与逻辑有关的哲学概念和哲学问题的仔细探究,它的成果和方法有直接或,间接的哲学意义。在斯特劳森观点的影响下,英国哲学家大都在哲学意义上使用了“哲学逻辑”一词。例如,格雷林在《哲学逻辑引论》一书中指出:“哲学逻辑是哲学,尽管它是提供逻辑学知识,对逻辑问题很敏感的哲学,但它是哲学。”他甚至认为,在“哲学逻辑”这一名词中,“逻辑”这一字眼的作用会引人误解,因为,哲学逻辑并不是关于逻辑的,也不是逻辑学。正是基于这些看法,格雷林的《哲学逻辑引论》所研究的主要是:命题;必然性、分析性与先验性、存在、预设与摹状词、实在论与反实在论,③等等。与格雷林同为英国牛津大学讲师的沃尔夫拉姆在1989年出版的《哲学逻辑导论》一书中,沃尔夫拉姆也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看法。在他看来,哲学逻辑是关于论证、意义与真理的研究,它的主题与形式逻辑相关,但其研究对象不同,它不像形式逻辑那样处理有效论证,它只检验已经建构好的逻辑系统中的基本概念。根据这种观点,沃尔夫拉姆在书中主要研究了指称与真值、必然真、分析与综合、存在与同一、意义问题,等等。④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划,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向》(1979)一书中,所沿用的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哲学逻辑概念。

然而,数理逻辑诞生以来,数理逻辑成果被广泛运用,大批应用逻辑分支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很多哲学家与逻辑学家关注了这一情况,赋予了哲学逻辑以逻辑的含义。众所周知,在逻辑发展史上,莱布尼茨最早提出了创立数理逻辑的理想,他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却未能获得成功。

1930年哥德尔证明了谓词演算的完全性,数理逻辑才算真正创立。但是,有一部分逻辑学家不满意已有的数理逻辑系统,认为它们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于是着手“修改”或“扩充”已有的一阶逻辑。他们或者创立了一些修正以至替代它们的新逻辑分支,例如直觉主义逻辑,相干和衍推的逻辑,多值逻辑,自由逻辑等等,或者应用已有的一阶逻辑工具于哲学、语言学等专门领域,创立了带有浓厚应用色彩的多种逻辑分支,例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等等。

这些新的逻辑系统或分支在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出现,在50—70年代繁荣兴旺起来,以至最后形成了一个新兴的逻辑学科群体。⑤因此,相当的学者越来越倾向于用“哲学逻辑”一词专指这个新兴的学科群体。例如,美国逻辑学家莱斯彻在1968年出版的《哲学逻辑论集》中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看法。他指出,现代逻辑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数学方向,即数理逻辑,它是现代逻辑发展的主流;另一个方向则是哲学逻辑,它是对一些相关的哲学领域,比如本体论、认识论领域、伦理道德与规范概念等的逻辑研究,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与数学并无直接联系,而往往具有较为明显的哲学背景与哲学意义,故称为哲学逻辑。⑥在他看来,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等等,就是哲学逻辑研究的主要内容。他所构造的哲学逻辑就是由这些研究内容所组成的学科群体。

关于哲学逻辑的词义,也有许多学者是在哲学与逻辑的双重意义上来使用。例如,柯比和古尔德合编的《当代哲学逻辑》以及冯.赖特的论文集《哲学逻辑》都属于这一类型。在他们看来,哲学逻辑既指对逻辑所产生或引起的哲学概念和问题的哲学研究,也指这种研究所建立起来的新的逻辑。前者是非形式的,后者则是用形式化方法构造的形式系统。恩格尔则把前者叫做“非形式的哲学逻辑”,后者叫做“形式的哲学逻辑”。

二哲学逻辑对象的界定

根据上述对哲学逻辑词义的历史考察,关于哲学逻辑的词义,国外学者是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一是哲学逻辑是哲学,是一门与逻辑有关的哲学学科,它研究由逻辑所引起或,提出的哲学问题;一是哲学逻辑是逻辑,它是与哲学有关的逻辑学科,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哲学背景与哲学意义的概念的逻辑问题;一是哲学逻辑既是哲学,又是逻辑。

仔细考究这些关于哲学逻辑词义的不同看法,可知其原因是未能把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所致。我们知道,20世纪现代逻辑与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两者的相互渗透,由此出现了“哲学的逻辑化”与“逻辑的哲学化”两大趋势,并进而形成了“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等新兴的交叉学科。⑦哲学的逻辑化趋势主要表现在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兴起,芬兰最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冯·赖特在其名著《20世纪的逻辑和哲学》中指出:“20世纪哲学最突出的特征是逻辑的复兴,它是哲学发展的发酵剂。这一复兴是从本世纪开始的。最初以剑桥和维也纳为中心,后来扩大到整个分析哲学运动,这一复兴与之交汇,这是逻辑学登上哲学舞台的标志。”20世纪以来,哲学的主要问题和研究对象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而是语言问题,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就是语言分析,而语言分析的基本工具就是现代逻辑,因此,在国际哲学界形成了哲学的逻辑化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对一些哲学概念进行精细的逻辑分析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热点,哲学逻辑也就应运而生。逻辑的哲学化趋势是在现代逻辑的基础上,在对逻辑的哲学反思中形成的,主要表现为对逻辑本身的整体性的哲学思考或研究以及对逻辑特别是现代逻辑发展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哲学分析。由于现代逻辑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群体,也由于现代逻辑发展中的哲学问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还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视野,因此,逻辑的哲学化趋势是多元的。当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刚登上学术舞台的时候,我国年轻学者陈波就密切关注其研究动态,在国内介绍并引进国外学者在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上的成果,并在一系列相关论著中,明确主张严格区分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

在我看来,哲学逻辑是逻辑,是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兴起,50～70年代蓬勃发展的一个新兴逻辑学科群体,它们以数理逻辑(主要指一阶逻辑)为直接基础,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以及逻辑在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构造出各种具有直接哲学意义的逻辑系统。逻辑哲学则是哲学,它在逻辑和哲学中都具有自己的起源,因而包括两部分内容:首先,逻辑哲学要研究逻辑学本身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例如逻辑究竟是什么,蕴涵与推理有效性的关系,逻辑真理和逻辑悖论等等;其次,逻辑哲学还要研究如何在哲学研究中引入现代逻辑的工具,利用它去解决传统的哲学争论和哲学难题,例如意义问题、真理问题、存在问题等等。

三哲学逻辑的研究范围

辨析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词义,可知两者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这种不同的研究对象,决定它们有着不同的研究范围。以数理逻辑为直接基础,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以及逻辑在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逻辑,其研究范围包括两大子群,一是异常逻辑(deviantlogic),形式上表现为经典逻辑的择代系统(alternativesystems);一是应用逻辑(appliedlogic),形式上表现为经典逻辑的扩充系统(extendedsystems)。

异常逻辑亦称非经典逻辑(non-classiclogics),它们是相对于经典逻辑而言的。经典逻辑包括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和关系演算,是建立在下述基本原则或假定之上的:(1)外延原则,即它在处理语词、语句时,只考虑它们的外延,并认为语词的外延是它所指称的对象,语句的外延是它所具有的真值;如果在一复合语句中,用具有同样指称的但有不同涵义的语词或语句去替换另一语句或子语句时,该复合语句的真值保持不变。这就是著名的“外延论题”⑧。与此相联系,一阶逻辑是建立在实质蕴涵之上的真值函项的逻辑。(2)二值原则,即在一阶逻辑中,任一命题或真或假,非真即假,没有任何命题不具有真假值。(3)个体域非空,即量词毫无例外地具有存在涵义,并且单称词项总是指称个体域中的某个个体,不允许出现不指称任何实存个体的空词项。4.采用实无穷抽象法,因而在其中可以研究本质上是非构造的对象。凡是因否弃其中某一个原则或假定而建立起来的逻辑理论,都属于异常逻辑。具体来说,这包括多值逻辑、相干和衍推的逻辑、直觉主义逻辑、偏逻辑、自由逻辑、量子逻辑等等。

多值逻辑就是由否弃真假二值原则而建立的逻辑理论,它可以形式定义如下:一个系统是n值的,仅当n是系统的特征模型值的最小数,当然这里的n必定大于2。随着n取大于2的不同值,多值逻辑就有不同的形态。例如,当n=3时,就得到最简单的多值逻辑:三值逻辑。在卢卡西维茨所构造的三值逻辑中,被经典逻辑奉为金科玉律的不矛盾律和排中律不再是普遍有效的规律。三值逻辑还可扩展成有穷多值甚至无穷多值逻辑。将多值逻辑应用于物理学领域,导致了量子逻辑的创立,后者被用来刻画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和测不准特性。⑨

相干[论文网]和衍推的逻辑、直觉主义逻辑都是由否弃实质蕴涵而建立的逻辑理论。在相干逻辑中,用相干蕴涵代替实质蕴涵。a相干蕴涵b,即是说,a与b之间有某种共同的意义内容,使得由a逻辑地推出b,并且这种推出与a,b的真值毫无关系。a与b之间内容上的相干还有其形式表现,即a和b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命题变元,这就是著名的相干原理。a衍推出b,既要求a与b相干,又要求a与b有逻辑的必然联系,所以衍推逻辑是相干逻辑,又是模态逻辑。在直觉主义蕴涵中,则用直觉蕴涵代替实质蕴涵,a直觉蕴涵b,是指存在某些构造(例如p),把它与a相连接之后能产生b。这就是说,“如果a则b”要求a与b有一定的关系,亦即要求有一个过程,当把这个过程与证明a的过程配合起来之后,可以证明b真。在相干逻辑和直觉主义逻辑中,许多经典逻辑的定理不再成立。

应用逻辑则是利用经典逻辑的工具,去分析某些具体学科特别是哲学中的概念或范畴而建立的逻辑分支。所以冯·赖特说:“哲学逻辑有时定义为运用逻辑分析传统上哲学家所关心的概念的结构。”“我把哲学逻辑描述为构造形式系统以精确阐释我们在某些话语领域内的概念直觉。我认为,本世纪20多年来的发展表明:构造此类系统实际上可以在哲学家传统上感兴趣的任何领域内进行。这些系统可以称为相关领域内的‘逻辑’,例如,时间的逻辑,因果的逻辑,行动的逻辑,规范的逻辑,或者偏好(优先)的逻辑。”

应用逻辑又可以分为三组:本体论的逻辑,认识论的逻辑和伦理规范的逻辑。

本体论的逻辑是以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逻辑理论。具体来说,它包括模态逻辑、时态逻辑、存在逻辑、部分和整体的逻辑、莱斯涅夫斯基的本体论、构造主义的逻辑、唯名论唯实论意义上的本体论等等。模态逻辑是关于必然性和可能性的逻辑,或者说,是研究含有“必然性”、“可能性”的命题的逻辑特性及其推理关系的逻辑分支。它分为正规的和非正规的两种类型。一个正规模态命题逻辑系统是经典命题逻辑的重言式集的一个扩集,扩集满足两个条件:

(1)口(pq)(口p口q)在s中有效;

(2)在s中,从有效公式出发,经使用分离规则,代入规则,必然化规则,所得到的仍为有效公式。这里提到的必然化规则是:

若┝a,则┝口a。时态命题是研究时态命题的逻辑特性及其推理关系的逻辑分支,它试图把涉及时间因素的命题之间的推理关系系统化,为涉及时间因素的精确讨论和严格推理提供工具。从形式上看,时态命题逻辑系统t是不同于正规模态命题逻辑的,是经典命题逻辑重言式集的另一种扩集,它满足下述两个条件:

(1)g(pq)(gpgq)和pgpp在t中有效;

(2)在t中,从有效公式出发,经使用分离规则,代入规则和时间性概括规则,所得到的仍为有效公式。

存在逻辑是关于存在及其同类概念的逻辑理论,它研究这些概念的性质,探讨诸如“存在是不是谓词”等问题,这种逻辑归根结底不仅依赖于纯逻辑的思考,而且依赖于本体论的思考。

认识论的逻辑是以传统认识论所研究的概念、范畴为对象的逻辑理论,它们与知识的获得、接受、传递以及对于某一知识的态度例如怀疑、断定、相信等等有关。具体来说,它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条件句逻辑、内涵逻辑、归纳逻辑(证据、确证、接受的逻辑)等。⑩

伦理规范逻辑:伦理学属于广义哲学的一部分,传统哲学特别是伦理学要研究诸如权力和义务、应该、允许、禁止、需要和要求、决定和选择、动机、效果与行动等概念和范畴。伦理规范的逻辑就是与这一类哲学概念和范畴相关的逻辑理论。

具体来说,它包括道义逻辑、命令句逻辑、行动逻辑、优先逻辑等等。

注:

①罗素:《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②p.f.strawson:philosophicallogic,oxforduniversitypress,1967年版,第1页。

③格雷林:《哲学逻辑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④s,wolfram:philosophicallogic:anintroduction,routledgelondonandnewyork,1989年版,第8页。

⑤陈波:《逻辑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⑥n.rescher:topicsinphilosophicallogic,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1年版,第21页。

⑦胡泽洪:《逻辑的哲学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⑧王路:《逻辑与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逻辑学集合概念范文篇2

一、普特南本体论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

在早期《逻辑哲学》一书中，普特南详细探讨了逻辑哲学、数学哲学中类、集合、函数等实体是否存在的问题。他从形而上学实在论立场出发，与唯名论者展开了论战，严厉地批判了唯名论者的观点。唯名论者的论旨在于：逻辑学家和数学家最好避免做出没有必要的形而上学承诺，即否认数、集合、函数及其它数学实体的存在。普特南指出，唯名论者将诸如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的理论中的抽象特征与属性视为形式定义的结果，如果这样的处理能够证明对于物理科学是不可或缺的话，那么，对于逻辑、数学和其它形式探究而言，情形亦是如此，即认为逻辑有义务或责任避免指称非物理实体的观点是毫无道理的。唯名论者的观点极大地改变了我们谈论如数、集合、类这样的实体的方式，因此，他们有必要说明其持有的论点对于科学知识进步的不可或缺性，并且要提供一个不同的谈论方式，这一谈论方式不仅要在逻辑中而且还要在如物理学等经验科学中普遍适用。（rf.Putnam,1972,p.14.下引普特南文献仅标年份和页码）实际上，普特南指出唯名论者、构造论者、约定论者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谈论方式，因而对逻辑实体和数学实体做形而上学的承诺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普特南与达米特等非实在论哲学家的思想交锋，其实在论转向了内部主义实在论。在这一时期，他不再坚持以前的强数学实在论，而是认为数学真理虽然具有客观性，但也不能脱离真实世界中的经验探究活动，而且对数学实体的范围要进行限定，同时要考虑人类理性问题。在内部主义实在论视域下，柏拉图意义上的数、集合、类概念需要回到人类获取数学、逻辑等科学知识的实践之中。(参见陈亚军，第11-12页）普特南哲学立场转变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量子力学对于强实在论形成了挑战，他试图通过转变自己的强实在论立场来化解包括量子力学在内的各种论争危机。在后期，普特南采取了彻底的实用主义实在论的哲学立场。他对本体论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没有本体论的伦理学》（2004)—书中，普特南阐述了其本体论上的实用主义多元论思想。

二、概念相对性和概念多元论

在《没有本体论的伦理学》中，普特南首先对于本体论这一概念进行了厘清。在他看来，关于本体论概念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1)海德格尔式的本体论阐述，即“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ontology)0这一论点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形而上学及当代分析哲学的思想不同，强调了生活世界的价值，以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式来探究本体论。这与维特根斯坦、美国实用主义的路径一脉相承。（2)形而上学本体论，即关于存在的科学。柏拉图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这一理论认为事物的存在是日常感知难以理解的，是不可知的。摩尔是这一思想在20世纪的倡导者。学界有时将这一理论称为膨胀的本体论(inflationaryontology)0(3)还原论和消除主义（eliminationism)。多余论者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们不承认类似属性这样的事物存在。还原论将属性这类存在还原为具体的名称等，试图表明我们真正谈论的是什么；消除主义彻底否认其存在，认为我们谈论的是神秘实体。(cf.2004,pp.19-21)普特南探究的途径在于：使用实用多元主义（pragmaticpluralism)代替本体论。这样做的考虑是，借助于实用多元主义，我们就无需再去追寻藏在我们语言游戏背后的神秘的对象。这也是与其对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批判相一致的。在普特南看来，逻辑学家所使用的存在量词（Ex)并不具有绝对精确的用法，而勿宁说是一种家族相似的使用方式：这些使用不是完全不同的，它们都遵守相同的逻辑规律。如从“（x)Fx"我们可以推出“（3x)Fx",即：由所有事物都具有一属性，可以推出存在某物具有这一属性。同样，由“（3x)(Fx&Gx)"可以推出“（3x)Fx&(3x)Gx"0但是，存在量词的这些属性以及与存在量词（x)相关的那些属性，并不能决定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些表达式。存在量词的使用不是唯一的，我们总会发明新的存在量词用法。（ibid，pp.37-38)这一点体现了普特南的多元主义。普特南的实用多元主义有两个重要的理论作为其基础：一个是概念相对性，另一个是概念多元论。针对概念相对性，普特南讨论了不为人熟知的“部分论”（mereology)。这一理论首先由波兰逻辑学家莱斯涅夫斯基(Lezniewski)提出，而莱斯涅夫斯基受益于胡塞尔的思想。胡塞尔认为逻辑学家将集合作为实体，而这样的实体在空间中不占有位置。如曼彻斯特所有的乡村的集合是一个抽象实体，每一个乡村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并且可以在曼彻斯特的地图上显示出来，但是所有乡村的集合不能在地图上显示，因为这一集合不是无处不在的。每一个乡村并不是所有乡村集合的一个部分，而是属于这个集合，S卩：任何单个整体都是部分的总和。（cf.2004,p.34)人们对于部分论的和是否存在有很大的争议。普特南认为：“部分论的和是否存在是一个约定的问题。一直追问部分论的和是否存在是愚蠢的。这和逻辑学中的存在量词具有相同的情形。”(2004,p.37)如果从约定论的角度来理解上述论题的话，其无疑体现了相对性的论调。概念相对性的描述总是会涉及认知等同的问题，不同的描述不能够以简单的方式相容，因此，在认知上这些描述不是等同的。彼此之间的这种独立性使其可以共存，或许这也是概念多元主义的主旨所在，S卩：这些描述图式无需还原为一个单一、根本的普遍本体论，概念相对性蕴涵了多元论。（cf.ibid，pp.37-38)但这样一来，本体论该如何确立呢？如果仅仅是从概念相对性和概念多元论的角度来理解普特南的本体论的话，我们或许会认为普特南已经变为了一个相对主义者了。不过，普特南对相对主义是没有好感的，他总是试图避免将自己划入到相对主义的阵营中去，为此他与罗蒂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普特南对于存在量词的态度是：虽然人们总是会发明新的存在量词用法，但是这些存在量词的使用不是完全不同的，它们都遵守相同的逻辑规律；也就是说，只是使用方式不同，而在使用方式背后还有共同的东西，即逻辑规律。（ibid,p.37)这种态度表明，普特南试图保持一种实在论的直觉，即保留一种客观性，通过这样的客观性来避免相对主义的困扰。

三、没有对象的客观性

众所周知，从柏拉图以来，一直存有两种哲学理念：（1)若一断定在客观上为真，那么必定有对象与这样的断定相符合；（2)如果没有明显的自然对象的属性使断定为真，那么必定有非自然的对象会充当真值制造者的角色。因此，一个断定总是对于使其为真的对象和属性进行描述。这样的观点是形而上学实在论式的本体论观点。那么，有没有一种真理没有描述对象或属性呢？如果有，如何可能呢？普特南认为存在着没有对象的客观性。可以通过逻辑陈述来探讨这一问题。例如下面的这一推论：如果所有鸭嘴兽都是产蛋的哺乳动物的话，那么可以推出：不是产蛋的哺乳动物的事物不是鸭嘴兽。人们可以认为这一陈述描述了两个陈述间的逻辑关系，作出这种判断的人一般来说是有柏拉图主义情结的。（ibid’p.56)普特南在这里主要是说明：他认为上述推论没有描述对象’他反对做出这样的柏拉图式理解，因为谈论这样的对象是不可理解的。也就是说，从实用主义实在论的角度来看’这类神秘的对象是不存在的。但是必定会有人提出反对观点，他们认为将推论和陈述视为对象并不一定会成为柏拉图主义者。在数理逻辑中，我们有时将陈述与记号的序列（sequence)相连系，我们以纯集合理论（Set_theoretic)的方式将这些序列的经验属性定义为有效的。普特南指出：“在我们研究集合论时，以形而上学视角谈论不可理解的事物的域是错误的。”（2004,p.57)在他看来，在数理逻辑中处理有效性的标准方式不是借助于概念来进行的。普特南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考察了蒯因在《逻辑哲学》一书中使用的方式。蒯因将“重言式”定义为：一图式（schema)的所有代人例为真，如：p〕pvq。但是，普特南认为这一定义不能令人满意，理由如下：(1)蒯因的定义只能适用于人工语言语句中，自然语言中并没有任何图式的所有例子为真。(2)即使将这一定义限制到形式化语言中，我们也不能得到逻辑真理的普遍有效性，例如说在一特定词语中，“p〕pvq”的所有例子为真并没有表明它是逻辑上为真的，塔斯基形式化的真理定义也不是普遍有效的。(3)蒯因将真值函项有效性定义为“所有代入例”的真不能拓展到所有例子当中。如：一语言！^的逻辑联结词是A、V、〕，其原子语句如“埃菲尔铁塔在巴黎”和“西雅图在华盛顿州”都是真的，图式“q〕p”的每一代入例在！^中真，但是，“若埃菲尔铁塔在巴黎，那么西雅图在华盛顿州”不是一重言式。(4)蒯因关于逻辑真理的定义还有一个问题：说一人工语言或自然语言中的一陈述在逻辑上为真（或重言式）不仅是说这一陈述或其他语句都为真，还意味着它们是必然地真的，而蒯因对于逻辑真理的必然性未置一词。（cf.2004，pp.58-59)因此，在普特南看来，逻辑既没有描述先验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描述经验对象的日常经验属性。'有人认为存在关于难以理解的对象域的陈述（或对于世界的逻辑构造），逻辑序列的一陈述是对于难以理解的对象或对象集合的描述。普特南认为这样的观点作为一种解释是空洞的，它满足了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在内的科学哲学家所称谓的假解释标准，即：(1)它假设了无需假设的事物。(2)它不适用于我们，因为我们除了需要对其进行解释的假设现象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即它缺乏额外的意义，这也使其是不可错的。(3)为其进行辩护的人也没有提供任何方式对其进行扩展从而使其具有额外意义。（ibid,p.60)如果逻辑陈述没有描述现实，那么其正确与否如何确定呢？普特南认为诸如量化的逻辑公理这样的陈述应是概念真理。众所周知，经过了蒯因对于分析、综合区分观点的批评后，像概念真理这样的理念会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理念。如果按照蒯因的观点，将我们不能知晓的真理作为概念真理的话，那么这样的概念真理就具有了形而上学意味。普特南认为：“蒯因与其反对者逻辑实证主义者一样都预设了分析真理是概念真理的理念，并且将这样的真理作为不可修正的知识范例。”(2004,p.60)但是，在20世纪初叶，黑格尔主义者(Hegelians)以及实用主义者认为概念真理不是分析的，也不是不可以修正的，解释是可以理解的活动。这样一来，便可以将概念真理与不可修正的理念相分离。那么，普特南意谓的概念真理究竟为何物呢？普特南指出：“一个真理是概念真理，即对这一真理的否定断定没有意义，概念真理与经验描述是互相渗透的，我们总是在我们所接受的信念、概念知识体中谈论。有时科学变革使得我们之前认为没有意义的信念知识具有了意义，从而了人类业巳存在的背景知识。”(ibid,p.61)普特南的概念真理强调的是概念关系与事实之间的互相渗透性，而且概念真理是可以理解的，这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性，也是就知识探究的结构而论的。这些方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普特南在实用主义实在论阶段所追求的对于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否定。不过，普特南也指出，概念真理作为一种解释具有局限性。如果认为通过概念真理性就可以解释逻辑真理，并且认为所有逻辑真理都是概念真理的话，这样的论旨无疑是错误的：有些逻辑真理即逻辑基本部分的真理看起来不像是逻辑真理，只有通过证明才能知道它是逻辑真理。要想彻底了解逻辑真理，仅仅知道一些自明的逻辑真理例子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通晓逻辑证成(Logicaljustification),通过证明过程表明一些看起来不必然是逻辑真理的陈述实际上是逻辑真理。即：人们通过逻辑的步骤和标准知晓逻辑真理，但是，这些步骤和标准不涉及下面的比较：将人们试图用来评价逻辑真理的陈述与诸如“属性”这样的非自然实体和世界的逻辑构造相比较。（Cf.2004,pp.62-63)普特南在这里突出强调了我们只能将量化的逻辑真理作为概念真理，不是所有的逻辑真理都是概念真理。要想证明一个真理是不是逻辑真理还要通过逻辑来证明其合理性。而进行逻辑证明要使用逻辑步骤和标准，这一切都涉及人这一重要因素，这一切都存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在普特南看来，数学真理与逻辑真理的情形是一样的：我们要通过数学自身的实践和标准来了解它。通过对象的集合来理解数学真理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对象”并不具有明确的等同关系（identity)。如函数是集合的一个种类还是集合是类的一个种类呢？数是集合吗？如果是，是什么样的集合呢？许多数学对象中不同范畴间的等同关系都是约定的。其次，谈论数学中的存在相当于谈论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同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可能性，而是从数学自身中所理解的可能性。关于数学实体存在的陈述不是断定了数学对象的实际存在，而是断言了某种结构的数学可能性。（ibid，pp.66-67)普特南指出，弗雷格早已探究了数学真理和逻辑真理的相似关系，即我们谈论的不是数学对象的存在而是数学的客观性，数学的成功说明了数学定理是客观的真理，但它并没有表明数学定理描述了抽象实体的特殊域。（ibid，p.67)

四、普特南本体论探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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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社会学；法律逻辑；概念与特征；思维形塑功能

一切与法律相关的理论或实践行为的产生，都源自于对法律这一特殊社会规则的恪守与践行。在调解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社会规范集合体中，法律规范虽然不具有唯一性，但是却具典型性和重要性。这不仅源于法律规范自身所具有的普遍性、阶级性、规范性和国家强制性等特质，而且还与它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作用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规范以其特有的社会控制功能维护并巩固着其所依赖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基于此，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法律这一社会现象不仅存在着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逻辑起点和思维方式，而且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的特殊的思维存在形式及思维运行规律；与此同时，这些特殊的思维逻辑特质也会对整个法学学科体系和法律实践活动以及意识产生一定的思维形塑功能。

一、逻辑的概念与本质

“逻辑”一词与人的主观思维有密切联系。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逻辑总是被等同于思维，研究逻辑就是研究人的主观思维或者意识观念反映出来的思维存在和方式方法。但是，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这种观点实际上片面的。虽然思维本身虽然变幻莫测，难以捉摸，但是，它在自身的发展、变化、完善过程中总是会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和规律性，那么，从这一点来看，思维具有相对的客观性。进一步讲，思维呈现出来的相对的客观性和其所依赖的社会存在或者物质世界的逻辑息息相关。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并服务社会存在。一方面，意识、思维、观念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总是会呈现出可以被人类掌握和认识的规律性，另一方面，意识、思维、观念等的这种规律性时时刻刻会受到社会存在或者物质世界逻辑的制约。倘若不承认这一观点，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和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

列宁给予逻辑的定义，否定了逻辑的纯粹意识性或纯粹思维性，而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揭示了“逻辑”一词的物质性、客观规律性。概而言之，从概念内涵的角度来看，逻辑就是客观事物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内在原理。从概念外延的角度来看，“逻辑”包括物质世界的逻辑和意识世界的逻辑两个层面：物质世界的逻辑决定着意识世界的逻辑；意识世界的逻辑服务并反作用于物质世界的逻辑。那么，逻辑的本质是什么？一言以蔽之，逻辑的本质就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工具。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或者个体在参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因为客观环境（社会文化、社会制度）、主观能力（信息数量和质量、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限制，他们都不是每时每刻都与自己所认识的对象亲密接触，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依靠逻辑思维形式（概念、命题和推理）及其基本规律进行判断和推理的，从而来完成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逻辑的本质就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工具。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通过遵循科学、规律，发掘存在于物质世界和意识世界中的所有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而且由已知获得未知的过程。

二、法律逻辑的概念

法律逻辑是法律这一社会规范在其产生、发展、消亡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思维存在形式及其规律。如前所言，思维本身变幻莫测，而且存在的形式及其规律往往复杂多变，所以，对于法律思维存在形式及其规律，我们唯有从不同的层面剖析之，才能科学认识和把握。需要说明的是，在法治实践中，法律逻辑的基本概念必须要符合本民族国家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

（一）横向层面与纵向层面的法律逻辑概念。

1、横向观之，法律逻辑就是法律思维的基本存在形式及其规律。法律思维的基本存在形式即法律概念、法律命题与法律推理，基本规律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一方面，法律思维的基本存在形式及其规律是建立在普通逻辑思维的存在形式及其规律基础之上的，不能违背普通逻辑基本的存在形式及其基本规律；另一方面，法律思维的存在形式及其规律必须时刻体现法律的基本特性、功能、规律和价值取向。

2、纵向观之，法律逻辑可以升华为法律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中折射出来的具体的、历史的思维存在与发展规律。因为，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思维的逻辑与思维的历史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认识的逻辑，不过是客观世界发展的反映形式。离开客观世界的物质基础的逻辑范畴，是不可思议的，是抽象的、空洞的、毫无意义的”。所以，进一步讲，法律的这种纵向层面的思维存在与发展规律依赖于其所产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深入到法律这一客观事物本身所依赖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去，那么我们就可以发掘、认识和把握法律在这一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思维存在形式与规律。这恰恰是法律逻辑在纵向层面表现出来的内涵。

3、横向层面的法律逻辑具有共时性和普遍性特征，它体现了法律这一客观事物在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与规律，这是法律全球化的逻辑基础；纵向层面的法律逻辑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它体现了法律这一客观事物在拥有差异性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不同民族国家中存在和发展的特殊形式与特殊规律，这是法律地方化的逻辑基础，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任何一种企望可行的法律制度，都必须力图把具有地方性想像意义的条件的存在结构与具有地方性认识意义的因果的经验过程勾连起来，才可能显示出似乎是对同一事物所作出的深浅程度不同的描述”。

（二）静态层面与动态层面的法律逻辑概念

1、静态观之，法律逻辑体现为法律这一社会规范经过长期的演进、发展、运行过程中业已形成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表现的较为稳定、保守的法律思维存在形式及其规律。譬如，某个具体的法律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而逐渐沉淀为一种被视为普遍性的基本概念，比如民法中的“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刑法中的“罪刑法定”等；某种基本的法律推理类型也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而逐渐沉淀并被视为“普适性”或者“不会轻易改变”的推理形式，比如“审判三段论”：法律规范（大前提）、客观事实（小前提）、判决（结论）；某种基本的法律存在形式规律，比如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某个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较为稳定的审判思维模式，比如明代以海瑞为代表的地方司法行政人员践行和追求的审判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曾被苏力先生概括为“公平定理和差别定理”的“海瑞定理”，以及中国当下凸显司法能动性的“情、理、法”辩证统一的审判思维模式。

2、动态观之，法律逻辑体现为法律这一社会规范经过长期的演进、发展、运行凸显出来的、具有一定规律性的思维存在的路径及其变化规律。与静态意义上的法律逻辑不同的是，动态意义上的法律逻辑是变化着的法律思维路径及其规律。譬如，在某一长时段社会形态同质性很强的历史时期，法律思维存在的路径及其变化规律；或在法律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其与非法律规范之间的思维博弈规律。如中国古代“始于魏、晋，成于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正统”[6]373法律儒家化这一法律演进过程，它一方面展示了中国古代法律思维演进的路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也暗含着中国古代法律与伦理、道德、政治等非法律规范之间的思维博弈规律。再比如，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法官审判思维模式的变化及其规律也可以视为动态意义上法律逻辑的表现。

3、静态意义上的法律逻辑具有“保守性”和“稳定性”的特质，它是经过长期演进和发展而逐渐沉淀下来的、被视为一种“普适性”的法律概念、法律命题、法律推理及其内在的稳定的规律，它不仅维持和巩固着法律规范系统内部的统一性与保守性，而且也为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法律移植和同一民族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继承奠定了逻辑基础。动态意义上的法律逻辑具有“变化性”和“可塑性”的特质，认识和把握民族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着的法律思维路径及其规律，可以为民族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法治思维方式的进步提供历史性的逻辑依据。

（三）政治国家层面与公共社会层面的法律逻辑概念

1、在政治国家层面，法律逻辑是政治国家为实现其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在依靠法律治理国家与社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及其规律。“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7]5“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在依靠公共权力推进和建构下，法律逻辑自然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政治性和强制性，而且，还与本民族国家特殊的历史逻辑与政治逻辑密切相关。政治层面的法律逻辑一般集中体现在民族国家的宪法法理和宪法体制中。

2、在公共社会层面，法律逻辑是指，公共社会的非公权力主体在与法律的制定、实施、运行过程发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合作与对抗中，为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自发形成的规范化的思维方式及其规律。“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9]197简单言之，公民最关心的往往是与其利益相关的事情，涉及到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政治性很强的事务，在他们看来，虽然不能说是虚无的，至少可以被视为是不重要的。与政治国家层面的法律逻辑概念相比，公共社会层面的法律逻辑带有很强的自发性、私益性和社会性，它一般集中体现在公共社会的法律意识、守法状态以及日常行为习惯中。

3、政治层面的法律逻辑以其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性凸显着政治国家法治层面政治需求与政治层面的法治需求；公民层面的法律逻辑以其典型的自发性、私益性和社会性凸显着公共社会自身的法律需求与政治需求。较之法律逻辑的纵向、横向层面和静态、动态层面，法律逻辑的政治国家层面与公共社会层面的概念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与对抗，甚至须臾不可离。在良性互动的情形下，政治国家层面的法律逻辑为公共社会层面的法律逻辑指明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法治方向；公共社会层面的法律逻辑可以为政治国家层面的法律逻辑注入新的活力和提供合法性的社会支撑，两者会暂时的实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统一。在激烈对抗的情形下，政治国家层面的法律逻辑便会失去公共社会的信任，公共社会层面的法律逻辑或者遭受政治国家的压制，或者依靠改良、革命的手段来获得政治国家的认可与支持，两者则会暂时的出现“上下衔接失范”的局面。

三、法律逻辑的特征

法律逻辑的特征不仅依赖于法律这一社会规范自身的特点、功能、历史发展、价值取向，而且还依赖于它所产生的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弄清楚法律逻辑的特征，我们才能更加深入的认识和把握法律逻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法律逻辑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规则治理的基本理念。严谨、坚定、刚性的规则意识是法律逻辑区别于道德逻辑、政治逻辑最为集中的表现。一个具有典型法律逻辑思维的法律职业主体，他所具有的规则治理的基本理念可以包括：对规则的恪守与维护；对规则合理性、正当性、公平性的关怀与思考；对规则正当实施和权利救济的期待；对规则治理功能的信仰。这里的规则不仅仅包括法律，它可以囊括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可操作性、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一切社会规则。规则治理的基本理念是法律逻辑的首要特征，具有根本性和原则性。它是法律逻辑其他特质的基础。在实践中，那些被世俗讥讽为“呆板”、“不懂得变通”、“恪守规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事实上就是法律逻辑所特有的规则治理理念的典型表现。

（二）行走在规范、事实和证据之间。“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通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铁路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动”。在规则治理理念的支配下，法律逻辑思维外化为具体的行为方式，那便是：面对任何事件，始终在法律规范、客观事实和合理合法证据之间建构着三者之间的联系，寻找规范依据、发现事实真相、重新分配权益、实现公平正义，践行规则治理的基本理念。在司法审判中，具有古老意义的“三段论”模式时常是法律推理的基本形式：法律规范（大前提）、客观事实（小前提）、判决（结论），事实上，将这种三段论正当化、合理化的平台恰恰是合理合法的证据链条，而这三者综合起来便就是法律逻辑的这一特征：行走于规范、事实和证据之间。

（三）对权力、身份、地位的拒斥。这一特征既是法律逻辑内在特质衍生的结果，又是人类社会法治发展历史选择的结果。一方面，以规则治理为基本理念，且外化为行走于规范、事实和证据之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就意味乃至决定着法律逻辑必须要凸显另一特征：对权力、身份、地位等非法律因素天然的拒斥。另一方面，纵观人类社会法律的发展史，法律的推行始终面临着与各种非法律因素的合作与抗衡，也就是说，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之一，法律必然会与诸如政治权力、道德观念、宗教规范等上层建筑的其它构成要素进行博弈，所以，在逻辑层面，法律逻辑也必然与政治逻辑、道德逻辑、宗教逻辑等发生摩擦与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法律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与权力、身份和地位的合作、抗争抑或媾和的历史。不过，即便如此，人类社会的法律如何发展，直至今天，它始终坚守着正义的底线以及捍卫着人类社会的终极文明，原因就在于：至少在应然层面，出于对规则的恪守以及对公平正义的维护，法律逻辑时刻都对权力、身份、地位等这些可能会对规则以及公平正义产生挑战与威胁的事物保持高度的警惕，乃至拒斥。对权力、身份和地位的天然拒斥，是法律逻辑理性化的表现，而且与法律本身捍卫的终极价值目标须臾不可离。

（四）多变性与稳定性。纵向层面与横向层面的法律逻辑以及静态意义概念与动态意义上的法律逻辑概念，它们皆凸显了法律逻辑的一个历史性特征，即稳定性与多变性。依据法律逻辑特征的内部体系而言，法律逻辑的稳定与多变也是法律与权力、身份和地位之间抗衡、合作乃至媾和过程的典型表现。

1、与法律制度本身相比，法律思维的存在方式具有较强的多变性。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与思维本身的多变性与难以捉摸有很大关系，“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11]72所以，思维、观念等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法律思维的存在方式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这与法律规范的操作性、实用性有很大关系，“徒法不足以自行”，只保留在纸面上的法律规范实乃一纸文本，缺乏制度和人事的保障，便会变成一纸空文，所以，与其他社会规范相比，法律规范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而这种操作性与实用性便赋予了法律操作主体（执法者、司法者）很强的主观能动性。如此一来，有了法律操作主体的介入，以及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法律现象和实现法律规范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目的，法律思维的存在方式肯定要变得更加灵活和多变，比如：法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要与时俱进；法律推理的方式和方法也要不断迎合民族国家的政治需求和社会需求。

2、法律思维的存在方式在多变的情形下始终会呈现出一定规律性，这又凸显了法律思维的稳定性。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与思维本身的稳定性有着密切联系，思维虽然瞬息万变，但是，它一旦趋于成熟，便不会轻易改变，否则每一个思维主体便会变得难以捉摸，无法被认知，法律思维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这与法律制度本身的稳定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意义上，我们只需在某一长时段的、社会形态同质性很强的历史时期内的法律文本中就可以发掘出法律规范在此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普适性”的存在形式，而法律制度是法律思维依托的载体，恰恰会折射出具有稳定性的法律思维。比如，尽管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伴随着朝代更替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变性特点，但是，无论如何变化，它始终保持着方向和结果的稳定性：在发展方向上，礼法合一趋势明显；在结果上，将具有个性化、依靠内心自律和社会舆论实施的“道德”、“伦理”与具有普遍性、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融合起来，逐渐造就了中国古代社会控制的独特方式：即用消极的“刑”与积极的“礼”共同规制人们的行为，实现政治的稳定性。而且，恰恰是这种稳定性凸显出了中国古代法律文明的独特性，且与西方文明区别开来。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多变的法律存在方式中，发掘其合乎民族国家政治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稳定性因素。

（五）社会性与多元性。法律逻辑的社会性之于多变性与稳定性；多元性之于法律逻辑的社会性以及法律逻辑在政治国家与公共社会层面具有的特殊性内涵。

1、法律逻辑的社会性。法律逻辑具有多变性和稳定性，对于法律思维存在规律的发掘，单单依靠对法律文本的描述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唯有从法律的实施、运行、遵守的具体过程中才能发掘出法律逻辑的具体的存在方式及其规律。这就是法律逻辑的社会性。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深入社会关系，在法律实施、运行和遵守的具体的细节过程中观察、体验和捕捉法律逻辑具体的存在方式及其规律。就某一个历史时期而言，一方面，从主体的角度而言，法律制定主体（立法者）在制定、认可、修缮法律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法律实施主体（司法与执法者）在具体的操作法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守法主体在认知法律和服从法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等，这些都必须成为发掘法律逻辑过程中必须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从客体的角度来看，法律制定、实施和遵守所依托的具体的制度和机构，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机构之间的职能分工逻辑、立法程序、司法程序、执法程序、守法服务程序等，这些载体所暗含着的思维存在及其规律也必须被关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超越法律文本，最终发现“活”的法律在实施、运行和遵守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可以被认知、把握的思维存在。

2、法律逻辑的多元性。一方面，因为法律逻辑具有社会性，而且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本身就蕴含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阶层、社会文化、社会组织、社会制度，所以，国家层面的法律在与这些纵横交错的社会结构发生联系时必然会衍生出多元化的法律思维存在形式。另一方面，法律逻辑所具有的政治国家层面和公共社会层面的概念内涵也赋予了它自身的多元性特质，至少，它不具有一元性，因为法律逻辑始终在政治国家和公共社会的矛盾统一中寻找平衡，它既要迎合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又要顾及公共社会自身的自发性的思维逻辑，所以，它必须要保持一定的张力和回旋的余地，也就是多元特质。

四、法律逻辑的思维形塑功能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思维与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并服务于社会存在。法律逻辑的归宿便是服务于法治实践和法学理论，来发挥自身对法学学科体系逻辑、法律实践活动逻辑以及法治社会规则意识的思维形塑功能。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形塑。法律逻辑形塑着法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任何法学分支学科体系的建构必须要遵循法律逻辑的要求。法律概念、法律命题、法律推理不仅要符合普通逻辑的一般要求，还要符合法律逻辑的特殊要求，概念必须要遵循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命题必须要客观真实；推理必须符合逻辑基本规律。再者，法学学科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例如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行政法、诉讼法等的构建不是杂乱无章的，它们必须要遵循法律概念、法律推理和法律命题的形式规范，而且各个体系内在的逻辑构成要符合法律逻辑的一般要求。

（二）法律实践活动逻辑的形塑。它形塑着法律实践活动的逻辑思维存在和思维运行规律，使一切法律实践活动都能在公平正义的轨道上正常运行。一般来说，法律人应该具有的典型的法律逻辑，就是要在遵循一般逻辑思维存在和运行规律的基础之上，在法律规范、客观事实以及证据之间进行科学、合理的推理、论证和定论，坚决杜绝一切非法律因素的不合理的介入，以维护法律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以及法律应有的价值追求。尤其在诸如侦查和审判这些会对法律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司法活动中，逻辑思维的科学与否往往会对案件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产生直接性或重大影响。在司法侦查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冤假错案，除了裸的权钱交易滋生腐败之外，主要原因在于：司法人员往往在“有罪推定”和“重口供、轻证据”这两个主观性和臆断性较强的思维观念影响下，并辅之以诱供乃至刑讯逼供的手段，从而得出了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结论。所以，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司法侦查人员必须要严谨、科学的行走在法律规范、客观事实、证据之间，三者不可分割，否则因错误推理导致的冤案、错案在所难免。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法官必须要具备基本的法律逻辑思维，在浩如烟海的卷宗中，抽丝剥茧，理清事实、法律规范和证据之间的合乎逻辑和正义的联系，避免“先入为主”的思维怪圈，如此才能为公平、正义的审判奠定思维逻辑基础。

（三）法治社会规则意识的形塑。社会规则意识的形成和延续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典型表现。从积极的角度而言，人类可以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社会规则约束自身的行为，并通过社会规则推动社会的前进；从消极的角度而言，恰恰是因为有了规则，有了标准，人类社会的行为才不至于变得杂乱无章。规则本身属于意识的范畴，它依赖于自身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又对其具有强烈的反作用。对于法治社会而言，法律逻辑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法治社会的物质环境，同时，它又反过来为法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服务，其意义在于造就社会各个主体的规则意识，尤其是法律规则意识。基于此，造就规则意识也是法律逻辑之于法治社会的思维形塑功能。

五、结语

法律这一社会现象不仅存在着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思维存在形式及运行规律，而且还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的特殊的思维存在形式及运行规律。这一思维存在形式及运行规律的集中体现就是法律逻辑。我们必须立足实践和理论两个视角多层次、多维度的认识和把握法律逻辑的基本概念、特征及功能；我们既要看到理论视角下的法律逻辑概念、特征及功能的一般性意义，又要看到实践视角下的法律逻辑概念、特征及功能的特殊性表现。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要想建构一个科学合理的法律逻辑理论体系，并使之在本民族国家的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中真正的发挥思维形塑功能，那么，应该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要从符合自身历史逻辑、政治逻辑、社会逻辑的国家治理实践和法治实践中来发现、挖掘以及完善法律逻辑概念；二是，要从自身特有的历史进程和文化进程中认识、理解和把握法律逻辑展现出来的一系列特征：规则治理的信仰，行走于规范、事实和证据之间，对权力、身份和地位的拒斥，多变性和稳定性，社会性与多元性；三是，以实践为导向，以制度为保障，来充分发挥法律逻辑对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的思维形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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