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范文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生态文明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产生的历史背景

马、恩生态思想的产生并非偶然，相反，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首先，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是马、恩生态思想产生的现实根源。工业化进程加快成为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的主要特征。同时，资本主义消费模式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大量的生产所对应就是巨大的消耗。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泰晤士河的污染、伦敦弥漫的烟雾、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小亚细亚的荒芜以及英国工人阶级恶劣的生存环境。这些现实问题深深震撼了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其次，自然科学的大发展为马、恩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科学保障。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大大开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马、恩对达尔文物种进化论中的思想进一步阐发。同时，创造性的吸收了德国化学家和农业学家李比希的新陈代谢思想，提出了“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批判了资本家对土地的剥夺，造成了物质循环中的断裂。再次，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确立为马克思、恩格斯考虑生态问题提供了历史的视野和辩证的方法。

二、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

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几部著作中。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马克思就已经把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这一观点贯穿在他的生态思想中，指出人可以通过实践来改造自然。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完整结合在他的《资本论》中，马克思用“新陈代谢”理论来说明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过程。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体现在他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并且从各层面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内在关系。第一，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把自然界看成是“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自然观，同时批判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了科学独立的自然观。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集中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类并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相反自然界先于人而存在，自然界孕育产生了人类并为其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观。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集中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他们认为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思想是导致人类认为资源“无价”，不需要为自然资源埋单，因而对自然资源进行无度的开采，以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应对当今的生态危机负有一定的责任。马克思的确说过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只有经过人类劳动改造过的自然资源才具有价值。但是马克思也曾说过：“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就可以理解为，马克思并没有否认自然资源是产生价值的组成部分，人类的社会财富不仅来自于劳动同时也来自于自然，只有劳动和自然资源相互作用才是产生财富的基础。从这个层面上进行探讨就不难看出生态中心主义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批判的片面性。第三，马克思的生态方法论。要用怎样的方法来解决生态问题是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落脚点和最终归宿。一方面，要客观的对科学技术加以评价。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思想家对科学技术持悲观态度，批评科学技术是导致生态危机的“帮凶”。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生态问题是对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应用造成的。另一方面，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方法。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资源。但是，贪婪的资本家从事生产和交换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利润，他们在利润的驱动下进行生产，“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除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他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最终，马克思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决生态问题，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改变生产关系实现共产主义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自然界才能真正“复活”。

三、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

如列宁所说：“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须要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恩格斯的著作。不了解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没有写作专门的著作论述他的生态思想，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中找寻到深刻的理论根源。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具有前瞻性，他科学的预见了如果人类与自然呈现出“征服异族”的关系时那么自然将对人类进行无情的报复。恩格斯振聋发聩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他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第一，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它为我们今天人类如何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一方面，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人的产生是自然界的奇迹，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自然界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既然人存在于自然之中，那么就要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在证明这样一个真理：不尊重自然，不按自然规律办事，我们就会破坏自然，给自然界造成的伤害反过来同样作用于我们人类自己的身上。另一方面，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是辩证的生态自然观。恩格斯认为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处于永恒的发展、演变之中。恩格斯根据19世纪自然科学的显著成果总结说：“整个自然界，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第二，恩格斯的生态系统论。“科技的三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领域之间的联系了。”恩格斯也就是用了自然科学这一中介实现了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结合，也正是用了自然科学这个中介证明了自然界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使自然界是一个整体的猜想变成了科学的真理。“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我们所认知的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各种物质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已经得到印证。同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对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有力的理论基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8.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20.

［3］列宁全集[M].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72.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范文

论文摘要：从当今技术时代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通过回顾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主要观点，运用历史结合现实、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探求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从而提出未来技术发展的伦理秩序。中国

技术给人类巨大的福社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强烈的惶恐与不安。核技术对人类和平的威胁、基因技术对道德伦理的冲击、数字化技术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及技术应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等使得技术的成果和发展与人类的伦理道德关系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斗争和矛盾，结果使得技术双重社会效应引发了对技术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的争论、技术发展导致了技术生产及技术产品使用中不同利益的冲突。人们在发展技术的同时，愈加关注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但寻找一个普遍的技术伦理理论与规范并非易事，于是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到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试图从那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专门的技术伦理学，但对技术的关注却贯穿于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资本论》等著作中包含了其丰富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同马克思技术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实践观、马克思辩证法、马克思发展观等一样，是其全部哲学思想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当受到重视进行研究。系统的梳理和探绩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它不仅可以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技术伦理学和伦理学提供方法论指南，而且还有利于技术伦理学形成稳定的学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对当前和未来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对于更好的理解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分析和解决高技术社会和新技术革命产生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道德素养、促进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即技术批判维度、人类学维度和伦理学维度。

技术批判维度。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相关领域。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及芬伯格((AndrewFeenberg)是深受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影响的主要代表。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其中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显得尤为亮眼，虽说卢卡奇没有把它作为主要内容进行阐释，但这种初步性尝试无疑对技术批判理论的发展具有开创性价值与基础性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至法兰克福学派进人技术理性批判的繁荣时期。霍克海默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在《批判理论》中把技术与科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并规定和预示了这一理论的发展方向。阿多尔诺针对马克思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同庸俗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一理论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唯物主义应与科学的传统理论和世界的笨拙解释区分开来的观点。马尔库塞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的人道主义批判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指出高级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类似马克思的“高级异化”。哈贝马斯的《哲学与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表达了将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结合的主张。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汲取和发挥。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异化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异化根源的回答不尽一致。霍克海默认为技术异化决定于社会条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异化根源在于理性的工具化，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异化原因为科技自身。然而他们的出发点与宗旨完全相同，即从人本学角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将人本主义与批判理性相结合。第二，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论述技术的社会功能，把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技术批判理论中最具个性的理论特征。霍克海默最先指出，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实现了对自然和对人的双重统治。马尔库塞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研究。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尤其是异化思想。中国

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是当代技术批判理论的典型代表。他强调马克思是批判理论的先驱之一，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传统，秉承了美国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理论渊源，在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主义转向的大背景之下，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技术批判理论。他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在物质和观念层面上影响人们的生活，对技术不再诉诸于消极地批判，而是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善于运用案例分析法，强调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与自然环境的保护融合到技术的发展、设计、改造以求解决技术的负面效应。芬伯格的“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与融合所有其早期著作思想的新版《技术批判理论》(2002)是其主要代表作品，其中的《技术批判理论》(1991)与《技术批判理论》(2002)体现了他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有关论述。芬伯格将已有的技术研究分为技术工具理论和技术实体理论两类。技术工具理论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中性的，无任何价值负载，可以人为控制;技术实体理论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将整个社会的世界作为控制对象来重新构造的文化体系，它否认技术的中立性，认为技术的手段与结果不可分割。芬伯格在批判这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在反对宿命论上它与技术工具理论一致，在赞同技术形成文化体系上它与技术实体理论殊途同归，这种技术批判理论否认技术的中立性，强调技术最终要服从于人为控制。芬伯格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归为三种，一为技术的产品批判，二为技术的过程批判，三为技术的设计批判。为了更适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芬伯格试图发展一种“过渡新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他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三个过程:第一，生产手段的社会化;第二，社会的极端民主化;第三，导致创新的新型技术进步。只有完全包含以上三个过程的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余为非马克思主义。在芬伯格看来，技术同人一样遭受了奴役，同伦理一样陷人了矛盾。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是以现有技术为固定背景，没有质疑技术和技术体系的社会根源，所以自己的研究方法应与其截然相反。技术的发展取决于占主导的霸权，技术与价值辩证统一，通过一种技术政治学可以创造一种替代的技术体系。此外，芬伯格认为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可能解释取代资本主义的有计划的社合的合理性，在批判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阶级偏见上建立一种文明变化的连贯战略并不可行。

人类学维度。社会建构论者从马克思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认为技术的本质观是一种社会学人类学。该学派的思想家于20世纪初进行初步的技术社会学研究，70年代知识社会学即SSK(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产生。麦肯齐(D.MacKenzie)与瓦克曼(J.Wajcman)的《TheSocialShapingofTechpolo-gy》(1985)(即SST)，平奇(T.Pinch)、比杰克(W.Bijker)与休斯(T.Hughes)的《TheSocialConstructionofTechnologicalSystems》(1987)(即SCOT)的出版是社会建构论诞生的标志。shaping较construction为更多人所接受，SST成为代表社会建构论的主流术语。根据方法不同分为三种:以平奇(T.Pinch)、比杰克(W.Bijker)为代表的技术社会建构方法、以休斯(T.Hughes)为代表的技术系统分析方法和以卡隆(M.Cal-lon)、拉图尔(B.I,atour)为代表的操作子网络分析方法。社会建构论将技术作为社会利益与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认为技术发展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强调人在技术面前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它否认技术决定论，强调社会对技术的影响，认为技术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即技术是社会的产物，由创造和使用它的诸要素决定。社会建构论以人与社会之间互相创造为出发点，认为人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是建构性的，应从社会性的角度理解人、理解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与他的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创造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社会建构的关系，人与技术之间的社会建构是互动的，即科学技术的人化和人的科学技术化。该学派的思想家重视对马克思的研究，试图说明马克思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对社会建构论的重要影响，并对马克思人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与关注，对人类和非人类的属性予以分析。

伦理学维度。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rlMitcham)把对现实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分为欧洲大陆(现象学)传统和英美(分析)传统，在欧洲大陆传统中马克思被排到希勒、加塞特、海德格尔和乔纳斯等人之前。米切姆认为马克思对技术伦理的产生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并把马克思的技术理解为有目的的活动。他把技术定义为四种基本类型:技术是客体、技术是过程、技术是知识和技术是意志。在分析了伦理学与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关系后，他注重高技术伦理学研究，进而考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问题。《ThinkingthroughTechnology》(1994)是其技术哲学明显转向技术伦理的标志，《ThinkingEthicsinTechnology》(1997)容纳了其1995至1996年间技术伦理成果，《EngineeringEthics》(2000)作为大学工科学生教科书，表达了他积极倡导工程伦理学教育的思想。米切姆认为传统伦理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们应该如何相互交往;现代伦理学的范围已扩大到人与非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即动物、自然界和人工制品等。中国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陈昌曙、远德玉等在论述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时涉及了同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相关论述。他们认为伦理观念影响技术活动、制约技术活动，要恰当的处理伦理追求与技术要求之间的矛盾，促进技术发展和伦理完善。高亮华认为技术“具有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对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图景进行了探讨。刘海文强调“技术负荷政治”，对技术构成特质和运用后果进行了论证。

李庆臻的《现代科技伦理学》一书简单论述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总结为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科技与道德相互作用、科技要为人服务、科技和道德对立的根源、重视生态伦理问题、重视地球伦理和全人类的道德等七点。

李三虎的论文《技术伦理的休漠难题—走进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及其地位》是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他把当今技术伦理学的争论归结为三个问题:“一是目前技术伦理学使用传统的价值、责任等概念来分析技术伦理问题，出现了诸多矛盾(如运用价值判断处理新技术决策会导致各方固执己见和冲突激化，运用责任伦理无法规定技术后果的具体责任主体等)，从而面临着适应技术发展而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问题;二是技术伦理学仅仅限于技术职业责任或道德范围显得过于狭窄，它将技术发展的外部社会伦理问题归由科学家和工程师负责也失公允，而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形就存在着对技术的重新界定问题;三是技术发展涉及的诸多社会冲突及其解决无疑已经不再限于技术本身，技术伦理学如果要表现出它的实践意义，就不能不关注复杂的技术伦理责任主体关系，而这又必然涉及到政治协调和对话问题。”由此而转入马克思的技术伦理学，尝试解决争论。李三虎认为马克思在实践、异化、道德等概念下曾经对技术进行了伦理思考，在当代技术发展的伦理现实背景下研究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不仅是学术的任务，也是实践的要求。马克思重视技术的伦理问题而不是逻辑和经济问题，在技术时代刚刚出现时就预见了技术伦理问题的重要特征。马克思采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观察技术伦理问题，并将技术功能置于现实及社会背景中进行描述。马克思认为技术负荷道德价值，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才能消除异化现象。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回答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是否通约的伦理问题，他的劳动过程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机器理论解释了事实判断附着道德评价。李三虎正是通过回答“回到亚里士多德还是走进马克思”这一问题，找到了解决当今技术伦理问题的理论基础。

陈芬的《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伦理维度》一文对马克思的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是国内学界直接论及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又一人。她认为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是一种系统的整体论，而非技术决定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超越了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并在人类实践基础上融通了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从伦理维度评价马克思技术观“对于我们正确解决单向度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对立，具有重要的价值。”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种现状还不尽人意，并存在一定的缺失。

技术批判的缺失。法兰克福学派与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虽然对现代技术伦理的建构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但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理解仍存在着某些偏颇性与片面性。首先，脱离历史和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的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技术伦理批判忽视历史和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以客观理性取代主观理性，无法消除技术的负面效应。其次，对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未能摆脱对技术本身谴责的范畴，它的技术本身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错误论断是不可能动摇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第三，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尽管马尔库塞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技术对社会进步的“重要催化剂”作用，但总的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散发着存在主义的理论气息，针对技术本身的反人性本质和异化本质，表达了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这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批判精神要求走艺术理性或交往理性的道路，而忽视了人本身力量之大，因而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人在根本上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技术具有解放作用，只用技术真正服务于人本身的道路才是人类正确的抉择。最后，芬伯格的批判理论虽说也是在马克思技术批判的传统中进行的，但芬伯格过于乐观地看待技术，低估了技术的消极作用。从技术的民主变革到实现“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芬伯格也缺乏深入论证，空有希望与自信。

社会建构的缺失。社会建构论虽然高度重视技术活动中的主体力量，但并不否认技术活动中的自然规律，这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其处理方式存在局限性。它无法用其理论解释技术中的必然的客观规律性，如普遍的对称性观点本身就需要完善。社会建构论虽然在理论内容上并未忽略人类行动的目的性问题，但在理论形式上不够重视。关于人类行动建构技术的过程理论即“如何行动”，它论述得较为详尽，而对于这背后的“为何如此行动”则考虑的不够。社会建构论者坚持认为技术活动中的客体的力量是人的主体力量的体现，这对于我们全面正确理解科学技术实践活动起到了阻碍作用。

非马克思主义的缺失。国外学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绝不能忽视。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看来，‘马克思早期的技术批判生命力旺盛，而《资本论》中的批判方式已经不合时宜。法兰克福学派高度重视人的本质和异化理论的批判，丢弃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实际上吸收的并非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忽视了马克思的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过时论，芬伯格的马克思技术理论的“摇摇欲坠”等主张却是我们应该予以批判的。中国

全面系统性的缺失。对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探讨，国内外学界刚刚起步，还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国外米切姆的技术伦理思想直接涉及到了马克思，但是他的研究还不够深人，比如“考虑周全的义务伦理”其概念本身就十分模糊，且实现起来也有较大困难。国内著名学者陈昌曙、远德玉教授没有直接对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进行论述，他们只是在研究技术哲学时触及到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的部分内容;高亮华、刘文海在讨论技术问题时已深人到了技术伦理学领域，但也仅限于技术的人文价值和政治价值范畴;李庆臻简略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概括为七个方面的内容，有简单化之嫌;李三虎、陈芬对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研究虽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观点，但也仅限于三篇论文，理论视野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范文

论文关键词：新课程改革；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三个面向；认识论

新课程的改革，不是纯粹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人们对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所作的主观反应。因此，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不仅决定了一定社会中的教育是否要进行改革，而且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改革的方向、目标乃至规模。整个教育发展史的事实表明，社会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都将引发学校教育的重大变革。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既往的七次课程改革，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于促进我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的现状同时展的要求和肩负的历史重任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正是如此，从而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同志“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的新课程改革，这将推进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的社会经济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一、对新课程的认识

（一）新课程改革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我国基础教育总体水平还不高，原有的基础教育课程已不能完全适应时展的需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具体目标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并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

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

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改革方面主要有：课程结构、课程标准、教学过程、教材开发与管理、课程评价、课程管理、教师的培养和培训、课程改革的组织与实施。

（二）新旧课程的比校

新旧课程的最大区别在于课程目标从单维向多维的转变。主要表现为：

旧分科课程的特点是：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相对独立，学科的逻辑体系的完整性；强调学科知识的优先性；以学科知识的逻辑体系为线索，强调本学科自成一体；旧课程的缺点是：容易导致轻视学生的需要、经验和生活，忽略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学科间人为分割，限制了学生的视野，束缚了学生思维的广度；旧课程的优点是：突出教学的逻辑性和连续性，学生可简捷有效地获取学科系统知识，体现教学的专业性、学术性和结构性，有利于学科尖端人才的培养和国家科技的发展，有助于组织教学与评价，便于提高教学效率。

新课程的特点是：强调“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实现了分学科课程目标由“知识与技能”的单维目标向三维目标的转变；新课程的内容更具基础性、时代性，实用性和综合性；教材内容多为学生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课程内容强调了“五性”特征，即科学性、社会性、生活性、实践性与整体性。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从它的创造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讲，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而由其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它的阶级属性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由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从它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包括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也包括经列宁对其继承和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并由、邓小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新课程的理论基础

在我国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重要时刻,我们党科学地总结了当代国内外有关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及科学发展观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也为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教育研究与新课程教材编写及教学奠定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原因主要有：

第一，从新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来看。邓小平的“三个面向”是邓小平理论关于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又反映了时展对我国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推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的推进。所以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第二，从新课程内容来看。由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到教学过程再到教学评价，无不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及科学发展观在其中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认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哲学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是直接的教育理论，但它是我们所依赖的哲学基础。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所以根本上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这是我国教育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四、在新课程改革过程中对马克思主理论的正确认识及运用

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基础，以促进学生科学全面的发展作为课程改革的最终目标。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教育思想和同志所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不排斥对其他理论的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思潮从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角度，都可以给我们的课程改革提供很多的启发和帮助。

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是所谓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是历史选择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也是一样，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教育理论产生的土壤均是在教育水平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国民的知识教育水平和整体素质都比较高。植物的移植尚且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气温、土壤条件，理论更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现实条件才能进行“移植”。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广大人民的整体文化水平、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都还急需提高，离开这些现实条件妄论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只不过是理论研究者的自娱自乐。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们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