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因素范文篇1

关键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机制；消费理念；消费结构；消费需求

中图分类号：F0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3-00-01

一、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缺位误导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

经济活动的根本目标或最终目标是满足社会的消费需求，既包括物质消费需求，也包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只有满足社会需求，经济活动才被证明是合目的性的活动，只有满足了社会消费需求，经济活动才从社会得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也才会被证实为合规律性的活动。因此，经济活动必须接受社会需求的规定，否则就不能够持续进行，也不值得持续进行。可见，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这一关联集中体现为社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即社会需求规定经济发展的合理目标。然而，社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尤其是社会需求通过规定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引导经济持续发展是有条件的，即以人类整体理性为主导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建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生产与消费活动是由国家计划安排的，缺少变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被僵化的计划管理阻断，消费需求对生产的引导作用被掩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种经济关系可以通过市场迅速而有效地联结起来，这就为消费引导生产、需求激励供给创造了条件。不过，目前我国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突出的特征是：第一，社会消费需求仍以个体消费需求为特征，缺少社会整体理性的引导与规范，往往带有非理性特点，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一书中列举了六种有违社会规范的消费行为，包括奢侈性消费、吝音、节俭、早熟消费、炫耀性消费以及消费陋俗等，这些以个体消费意识及行为杂合而成的社会消费需求往往缺乏理性。第二，个体消费意识及行为是分散、互扰的，难以形成明确、一致的社会消费需求信号，对经济发展的指示含混不清，对经济活动产生扰动，引导作用被削弱。在此影响下，经济结构参差不齐，难以形成结构优势、产业优势，制约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第三，个体消费较多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较多关注局部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较多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因而个体消费往往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作为消费动力，较少考虑这一个体消费行为对他人、社会对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影响。第四，个体消费需求具有不稳定性，个体消费需求既受到、文化教育、风俗习惯、消费理念等“堕性”因素的影响，使个体消费需求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个体消费需求又极易受到消费心理，如攀比心理、炫耀心理、时尚心理等“活性”因素的影响，使个体消费需求变化不拘，难以捉摸。随着现代市场供应的日益丰富以及消费文化、消费心理的日新月异，影响个体消费需求的活性因素的作用超过惰性因素，导致消费需求的不稳定性更趋明显。

二、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构成要素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致使各种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难以形成合力，消费需求难以社会整体理性消费需求的形式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个体非理性的消费需求。“消费是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或不良性循环的枢纽点”，因此，要使消费需求由非理性走向理性，由个体消费需求走向社会消费需求就必须把多种消费因素加以整合，形成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以理性因素约束非理性因素，把分散、互扰、不稳定的个体消费行为整合成理性、科学、健康的社会消费行为，从而使经济发展的目标更趋明确、科学、合理，引导经济实现持续发展。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由二个要素构成，即消费理念、消费结构。

其一，消费理念，即消费观，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持有的对待消费的一些根本原则和观念，如我国人民长期持有的节俭消费是一种传统的消费理念，而近年来从国外引进的超前消费、借贷消费或透支消费是一种新型消费理念。影响消费理念的因素大多是哲学层面的认知科学及认知理念，如生态文明、消费文明、消费伦理等。消费理念应为社会普遍认可并接受的科学、文明、合理的消费原则及观念，更是社会整体消费理性的集中体现。

其二，消费结构。消费结构是指消费对象的组成结构，可用各种消费对象之间的比例关系来表示。根据消费主体的不同，消费结构可以分为个体消费结构和社会消费结构。社会消费结构与个体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其形成、演化、变动规律存在一定差异。相对而言，社会消费结构受宏观因素的影响较大，如消费文化、消费理念、生产结构等，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稳定性等特点；而个体消费结构往往受消费心理等活性因素的影响，呈现多动性、个性化等特点。

消费理念对消费者的消费目标选择的影响较为间接，其作用方式及效果也并不稳定。当然，消费理念对个体消费需求也有两种直接影响方式。一是消费理念直接引导与约束个体消费需求，这依赖个体消费者对消费理念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二是国家和社会通过非市场手段将消费理念直接内化到个体消费需求中，常见的方式是强制性消费，如政府为提高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以教育行政命令的方式统一、强制推行的“早餐奶”消费。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因素范文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194（2001）01—0003—08

唯心主义完全从精神因素出发寻找社会发展的原因，旧唯物主义把人的主观意志、主观动机看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二者在社会历史领域殊途而同归：均把纯粹的、单一的精神因素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以后，才打破了社会历史领域唯心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为科学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方法论指导。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表述精练，内容丰富，含义深刻，对于我们科学地把握社会发展的动力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

由于唯心主义历史观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在唯物史观创立以后的一段长时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论证精神因素的物质起源即强调物质因素的决定作用作为重心。这样做的结果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引起了某些善意的人们的误解，认为唯物史观是经济决定论或者经济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别有用心的人的歪曲和攻击，把唯物史观说成是完全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唯经济主义。为了批判别有用心者的歪曲和攻击，同时也消除善意者的误解，并完整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恩格斯晚年写了一系列这方面的书信，其中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890年9月写给约·布洛赫的书信中。

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严格说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合力指的是人们的“意志合力”；广义的合力指的是包含“意志合力”在内的“总合力”。关于意志合力的思想，他明确提出了；关于总合力的思想，他虽没有明确地提出，但基本思想却有了。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明确提出了人类“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他指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我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社会历史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由于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经历的不同，致使人们的意志各异：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动机和目的，并进行着不同的活动，“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个结果“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这样一来，在社会历史领域便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活动的单个人，他们行动造成的结果却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而是跟自然界的运行过程一样具有客观规律性。也就是如恩格斯所说：“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虽然这样，但不能因此就说，每个人的意志为零。实际上，每个人的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合力里面的”[1]（P477—478）。

这里，恩格斯是从主体的角度考察了人的意志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之所以说社会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不是说人的意志因素在社会发展中不起作用（实际上每个人的意志都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因素），而是说它们不是作为单独的、孤立的因素直接对社会发生作用，它们融合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从而对社会发挥整体的作用，而这个总体的力量是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样，恩格斯不仅探讨了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探讨了它们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和所造成的结果，这比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主观精神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论述不仅深入，而且高明。

（二）“总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致约·布洛赫的这封信中，恩格斯不仅提出了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而且提出了包含意志合力在内的“总合力”的思想。为了准确地把握恩格斯的思想，特把恩格斯的原话抄录如下：“根据唯物史观，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1]（P477）。

在这段话中，恩格斯实际上提到了社会中的所有主要因素：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因素（这些因素是从不同角度来说的，实际上它们的含义多有交叉之处）。概括起来，这段话主要包含着如下重要观点：

1.要发挥社会合力的整体功能和效果。人的意志对社会的作用不是单独地、孤立地发挥出来的，而是所有意志融合成总体的力量从而对社会发挥作用。包括意志合力在内的总合力的情况也是如此：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社会动力系统的要素之一，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在交互作用中融合为一个系统整体，从而发挥着整体的功能。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从而使系统处于良性状态发挥出最大功效。

2.要坚持全面的观点，重视各种动力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既要重视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如“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和经济因素，也要重视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观点、法律观点、哲学、宗教等精神因素和上层建筑的作用。

3.要坚持重点的观点，突出物质生产和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既要看到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又不能把它们的作用等量齐观，因为经济因素、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合力的论述语言精练，内容深刻。只停留于宏观的论述，难以深刻把握他的合力思想。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下面就他关于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分别加以具体探讨，以进一步理解和把握他的合力思想。

二、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恩格斯晚年，针对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误解和歪曲，突出强调了精神因素和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补充并完善了他和马克思原先论述不够的精神因素的作用。纵观恩格斯晚年的书信，对精神因素的作用提出了以下的重要思想。

（一）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

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别有用心地宣称：唯物史观把人看作是受经济摆布的机器，把思想看作是纯粹消极的形式和外衣，他们从来没有论述过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反作用；以保尔·恩斯特为首的德国社会内的“青年派”，也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歪曲，他们（指“青年派”—笔者）“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并且说什么经济关系（但是它们本身就是人创造的！）就象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这些人”[2]（P97—98）。指称唯物史观轻视人，贬低思想、精神因素的作用，是这些歪曲者的共同特点。对此，恩格斯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曾坦率地说过：“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P479）。出于巩固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长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对主体和精神因素的作用论述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它们的作用，只是说他们在某一时期强调的理论重点不同。

实际上，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重视人创造历史的巨大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系统地论述了人创造历史的各种重要作用。恩格斯在晚年的书信中，继续坚持并强调了这一观点。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他明确提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又先后两次强调指出：“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他对意志合力作用的强调，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主体的强调。因此，认为唯物史观排斥人的作用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二）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承认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同承认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密切相关。因为人创造历史所依赖的便是他的意志、目的、计划等精神因素。前面已较详细地分析了人的主观意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恩格斯看来，每个人的意志都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它们通过在相互作用中融合为一个合力，从而对历史事变产生影响。

不仅人的意志因素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作用，“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对于社会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9页）。

在各种精神因素中，恩格斯论述最多的是意识形态（思想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它们是精神因素的典型形式。在阐述它们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的时候，恩格斯往往是以论述上层建筑作用的方式进行的。在我们多次提到的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强调指出，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和教义，都“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1]（P477）。

恩格斯并没有停留于原则性的议论中，而是进一步指出，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因为，经济不能自动地发生作用，它要借助于主体因素和上层建筑的作用来实现自己的必然性。他说：“并不象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1]（P506）。经济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它必须通过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正如普列汉诺夫指出的：“从一个转折点到另一个转折点的道路，总是要经过‘上层建筑’。经济几乎永远不会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关于它永远不能说：自然而然的活动……而是永远必须通过上层建筑，永远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3]（P273）。积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从而为社会发展开辟道路，这便是上层建筑的特定功能。

恩格斯晚年，在强调上层建筑作用的时候，总是与强调主体因素、精神因素的作用结合起来，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思想上层建筑在整个上层建筑中起着重要作用，政治上层建筑是以它为理论指导建立起来的；而上层建筑与主体的关系最密切。可以说，强调精神作用，与强调主体作用、上层建筑的作用是一致的。

（三）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逐渐递增的：社会发展是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但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恩格斯在1876年为写作《反杜林论》而准备材料期间曾提出了一些令人注目的观点。他说：“有一种看法，似乎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相反，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历史所，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接着，他话锋一转，强调指出，“这种看法只有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能在下述意义上实现，就是说：人们将会预先认识到由于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社会状况（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改变的必然性，并且愿意实现这种改变，而不是无意识地被迫地这样认识和这样做”[4]（P671—672）。在恩格斯看来，在比较遥远的将来，包括人的“观念和看法”等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非常强大，会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和社会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5]（P323）。在稍后（1880年）所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又指出无产阶级取得社会权力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5]（P443）这表明在恩格斯看来，主体因素、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逐步提高的，社会历史的发展经历着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主体作用将居主导地位。

（四）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限度

尽管恩格斯晚年突出强调了上层建筑和精神因素的作用，但他的强调始终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要以承认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为前提。否则，便很难同唯心史观划清界限。因为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是否承认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于是否承认精神因素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必须承认经济因素的作用是第一位的，精神因素的作用是第二位的。

1.从精神因素的最终根源看，它是人们对自身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生活过程的反映，因此是由物质条件所决定的。拿人的意志因素来说，每个意志的产生都根源于一定的物质条件。伟大人物也不例外，他独特的意志品格是由他独特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2.从精神因素对社会作用的具体机制和最后结果来看，它们的作用是通过“合力”形式呈现出来的。合力所导致的结果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过程，这表明意志因素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

3.即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成了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主人，人们仍然要遵从经济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实际上，人们之所以在那时能成为“主人”，并不在于他们能够取消经济社会的客观规律（实际上人们永远不能取消客观规律），而在于他们能够科学地认识与预测，从而有效地利用经济社会的客观规律。因此，即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因素和物质条件的作用仍然是决定性的。

可见，恩格斯在突出强调精神因素的同时，始终不忘提醒人们：精神因素的作用尽管强大，仍然是有限度的，是非决定性的。

三、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恩格斯看来，精神因素的作用较之经济因素不能不处于次要地位。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一）经济因素的涵义

恩格斯晚年提出了许多与经济有关的范畴和论断：在1890年8月5日致施米特的信中，提出“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尔后又提出“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在1890年10月27日致施米特的信中，提出“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同时还提出“经济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经济影响”等范畴，指出“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在1893年致梅林的信中，提出“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在1894年1月25日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开首便提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可见，在恩格斯那里，经济因素的涵义是很广泛的：它既包括直接的经济利益、经济关系、经济运动等，也包括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生产活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范畴，甚至包括人口因素和地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因素”等同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用以表述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他视为核心的，则是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体的生产方式。因此，恩格斯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实际上就是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就是强调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把握为什么恩格斯一再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版权所有

（二）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

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为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表现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决定作用，最终表现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根源于人们维持生存的需要和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它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出此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经济基础的变更，并从而或快或慢地引起上层建筑的更替……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和矛盾运动，引起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变化，社会从而向前发展。关于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序言》中做了系统表述，这里不再赘述。强调生产方式和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做法。

恩格斯在晚年的著述和书信中，也始终坚持了这一观点。这样的论述俯拾皆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的信中，提到“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提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去世后指责他晚年对精神因素和上层建筑的强调标志着他从唯物史观后退到了唯心史观。精读恩格斯的晚年书信，我们清楚地看到伯恩施坦的指责是多么地无的放矢！这也启示我们：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必须认真研读他们的原著，把握他们思想的精髓，从而树立起牢不可破的信念。而如果只根据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来研究，很容易人云亦云，乃至随风便倒。

（三）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

恩格斯晚年，当谈到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时，常常要加上“归根到底”四个字。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至少包含以下含义。

1.表明经济因素的根源性和最终性。就是说，社会历史变迁的最终根源和最终动因只能从经济因素中去寻找，而不能从精神因素中去寻找。这就在社会历史领域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

2.表明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从总体上、总过程、总趋势来说的。如果不是从总体上考察，那么便会发现，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因素，如政治因素和精神因素在历史发展的某一事件中可能会起主导性作用。如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中便指出：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会对历史斗争的形式起决定作用。

3.表明经济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决定作用并非都是直接的。实际上，经济因素对许多因素的影响是非常间接、非常疏远的，因此并非任何变化都是由经济原因直接引起的。唯物史观并不要求对于任何社会变化或随便什么社会现象，都必须从经济上得到直接的说明。恩格斯曾强调指出，如果坚持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要从经济上得到解释，“那么，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1]（P478）。

因此，“归根到底”的提法，一方面强调了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给了精神因素以很大的活动空间，即在“并非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精神因素可以起着很大的作用，乃至主导的作用。这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是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决定作用的真谛。

四、恩格斯合力思想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的论述，他关于经济因素和精神因素促进社会发展的唯物而辩证的精辟分析，给了我们许多重要启示。出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谈三个最主要的方面。

（一）全面重视社会动力系统中所有因素协同并进的整合作用

从横向上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都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从纵向上说，既要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要及时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既要重视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又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能动的反作用；从动力的类型来说，既要重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和根本动力（生产力），也要重视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如体制改革、主体对社会行为的调节，还要重视社会发展的动力杠杆——科技革命，等等。

由于各种动力因素都互相影响与相互作用，因此既要重视分析各个孤立因素的作用，更要研究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规律，从而调控和引导它们作用的方向与速率，使动力系统发挥出最大的整体效果和协同功能，以便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

（二）高度重视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经济是基础，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着社会面貌。因此，必须搞好经济建设，提高生产力水平。为达此目的，必须适时调整和变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环节和方面，从而使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相互协调。

（三）充分重视主体力量和精神因素的递增作用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因素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绿色领导；绿色领导素质

[中图分类号]D035-3；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6-0087-06

[作者简介]王雪峰（1952—），男，上海人，管理学博士，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管理学科群首席教授，主要从事领导学、低碳经济研究。（江苏南京211816）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服务低碳经济的领导模式研究”（12YJA630134）和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低碳经济与绿色领导模式研究”（10GLB006）的阶段性成果。

Title：GreenLeadership：TheCriticalPathofLow-carbonEconomyinChina

Author：WangXuefeng

Abstract：TheplightofthedevelopmentofChineselow-carboneconomyresultsfromtheinefficiencyofeconomicoperation，andthekeyfactorofthispredicamentisthestate-ownedmonopoly，sogreenleadershipisthecriticalpathtogetoutoftheplight.Primarygreenleadershipisthecontractionofadministrativepower，sothattheobjectivelawsofthevariousfieldscandominatetheoperationofitsownfield.Seniorgreenleadershipisguidingthecommunityintothelow-carboncivilizationwiththegeneralruleofthenaturesystem.Greenleadershipqualitiesarethekeysupportofgreenleadership，amongwhich，themostcriticalqualityofleadersarethecharacterofdedicationandresponsibility，plainnessandbravery，andtheabilityofdialecticalthinkingandsystemplanning.

Keywords：low-carboneconomy；greenleadership；greenleadershipquality

最近两年，学术界研究低碳经济的文献呈现“井喷”趋势，这说明低碳经济已经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目前，对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内容：实现低碳经济的技术手段，实现低碳经济的经济手段，实现低碳经济的法律与行政手段，低碳交通、低碳城市等建设的方案策划，低碳经济的总体发展对策，低碳经济理论的继续丰富，等等。①

中国学者对中国低碳经济之路的诸多研究，既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困境，如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总体技术水平落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等等②；也提出了中国的应对策略，如国家层面的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加快低碳产业发展、加快低碳技术创新、加强金融与财政对低碳经济的支持、建立发展低碳经济的法规体系、建设低碳经济试点与基地，企业层面的提高对低碳经济的认知水平、构建适应低碳经济的新发展战略、构建低碳技术创新联盟，公众层面的树立宣传低碳理念、践行低碳生活，等等。①所有这些研究，对中国深化低碳经济认识、启动低碳经济进程、解决阻碍低碳经济发展的问题都有价值与意义。然而，从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的角度看，任何系统都有一定的结构。只有在结构中找到具有关键影响的关键问题，才能顺利解开其他诸多问题纠结成的死结；只有在结构中发现具有重要杠杆作用的关键对策，才能有效启动其他诸多对策的实施。本文要探讨的正是在当今中国这个巨型系统中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问题和关键对策。

在中国现行体制中，政府对整个社会发挥着最重要的驾驭作用，而政府中的最高领导层又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发展低碳经济与其他许多命题一样，政府的领导方式、领导方略和领导过程是关键中的关键。本文将证明，中国政府的领导绿色化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路径。

一、国有垄断经济：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困境的关键因素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之一，煤炭燃烧产生的碳排放明显高于石油与天然气。②而中国人口众多，又正处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能源消耗量极大，这就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要求中国碳减排的压力非常大。当然，这种压力中也包含着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遏制中国的因素。对于西方国家的做法，中国应该理智地进行分析，把环境问题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清晰地分开来，采取分类对待的应对策略，既不盲目地陷入西方国家的圈套，也不回避自身在碳减排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以此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另外，从国内形势来看，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状况都达到了自身的经济与社会难以继续承受的程度。即使不谈碳排放对大气的影响，如此高的能源消耗量本身就对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的隐患，为此，中央政府已经把节能降耗作为“十二五”期间的一项重要战略性任务。

因此，尽管中国目前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但国内外两方面的压力迫使中国不得不在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开始启动发展低碳经济的进程。然而，正因为条件不够充分，中国就面临着比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更严峻的挑战。中国面临的困境是：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技术等方面的巨大投入，能够为这种投入提供资金的唯一方法是进一步发展工业，但因此又将进一步增加碳排放。也就是说，不发展工业就无法发展低碳经济，发展工业又直接增加了碳排放、违背了低碳经济的要求。要开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大门，使中国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须从这个悖论式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在这个困境中，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中国当前的生产模式粗放、低效③，资源消耗量大，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强。经济低效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单位GDP的能耗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如果能够有效地提高整体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那么创造同样数量的财富所消耗的能源和产生的碳排放就会大大降低。影响经济运行效率的原因既有产业结构的因素，也有技术的因素，还有体制的因素。而对于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而言，体制因素同样具有较大的影响。如果能够运用体制改革等手段排除体制导致的低效性，那么即使在暂不进行产业结构转型的情况下，也能明显提高经济及社会的运行效率，这样一来，既能保持现有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财富增长量，又能明显降低碳排放总量，中国就可能从上述悖论式困境中解脱出来。

在体制方面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运行效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经济领域中的国有垄断。在中国的经济领域中，关系经济命脉的行业都被国有企业所垄断。这些使其所在行业成为垄断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是中国国有企业体系中的主干。垄断排除了竞争，扭曲了市场，价格、行业标准、服务质量等经济运行的关键指标都成为可以随意制定的东西，这为垄断企业提供了牟利的捷径。所以，垄断企业对垄断价格和霸王条款的兴趣总是比改善服务和更新技术高得多，这就使中国的交通、通信、金融、供电等方面的价格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极高，总体经济的效率低下。①除垄断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面临如此高的运行成本，只能通过扩大规模或产品劣质化榨取利润，由此导致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消耗。也就是说，国有垄断行业通过提高全社会运行成本的方式来营利，它们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着扭曲经济规律、降低全社会经济效率的作用。为了抵消这种作用的影响，整个社会就不得不消耗更多的资源、破坏更大的环境。

另外，国有垄断扩大了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所有国有垄断行业从业者的人均收入都明显高于其他行业。②如果没有这种差距，在同样的社会财富总量下，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会明显提高。垄断产生的财富吸纳效应，把原来可以用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人均收入和提高全社会医疗保险、养老金保险、失业保险水平的资金大量吸纳到垄断行业，这使整个社会不得不通过增加生产来弥补被垄断行业吸纳走的财富，碳排放也随之增加。

此外，垄断行业的高人均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上炫耀式的过度消费，这又扭曲了整个社会的消费心理，使名牌奢侈品消费的非理性攀比等不健康的消费行为明显增多，这些现象最终都会推高碳排放量。

由此可见，国有垄断具有把经济锁定在低效状态的巨大作用力。因此，国有垄断虽然不是造成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困境的唯一原因，但却对这种困境出现悖论式的结构具有较大的影响。如果取消国有垄断，消除其对整体经济的扭曲，即使产业结构暂不转型，也都可以明显降低碳排放总量，这样就使中国容易赢得向低碳经济转型所需的时间和条件。

二、领导绿色化：摆脱低碳经济发展困境的关键路径

解铃还需系铃人。国有垄断产生于政府的行政权力，也只能靠政府的行政权力去取消，因此摆脱困境的关键在于领导。

国有垄断的本质是以行政手段排斥经济规律，而任何违背客观规律的东西，都必定是非环境友好的，也就是非绿色的。低碳经济的本质正是强调对客观规律的尊重，也就是强调绿色化。中国摆脱低碳经济发展困境的关键路径，就是绿色领导，即领导模式和领导活动的绿色化，也就是使领导模式和领导活动符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

破除国有垄断，恢复经济的客观规律，借助客观经济规律引导和调控经济向低碳方向发展，是中国政府领导绿色化的最重要的内涵。领导者为了增加碳汇而去种树，为了减少碳源而节约水电，这些做法固然很好，但比起绿色领导的真正内涵，领导者个人种几棵树、节约一些水电对低碳化的作用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绿色化的本质是合规律性，政府领导绿色化的本质是符合行政规律。低碳经济把自然界的环境容量极限纳入人类经济的视野，从而要求领导从更大的系统——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大系统视野去认识、判断、选择社会发展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行政规律放到自然界大系统的层面去认识、把握和运用，在符合整个自然界各种规律的基础上去实现对行政规律的符合。为此，中国的领导绿色化应该分为两个层次，即初级绿色化和高级绿色化。

领导的初级绿色化的主要内容是：把行政权力收缩到符合行政规律的范围中去，从而使经济领域和其他各个领域回复到按照各自的客观规律运行的正常状态。其中，首要的任务是消除经济领域中的国有垄断。

领导的高级绿色化的主要内容是：按照低碳经济的要求，用行政权力规导各个领域的运行，使社会各个领域的客观规律都服从自然界大系统的总体规律，把整个社会有效地带入以低碳经济为标志的新的文明（可称之为“低碳文明”）阶段。其中，关键的任务是以低碳文明的理念和规则有序地改造社会经济，在解决其中的市场失效问题的同时，引导全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低碳文明变革。

领导绿色化，就是政府领导按照低碳文明的理念（即绿色领导理念），借助系统性强、简洁高效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机制（即绿色领导体制和绿色领导机制），运用以人为本、系统筹划、理性引导为主的领导方法（即绿色领导方法），带领全社会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首先，领导绿色化要使社会各个领域回复到由客观规律来支配的正常状态，结束各个领域的低效运行局面。如果把因低效运行而产生出来的多于正常运行状态的碳排放称为“碳排放水份”的话，领导绿色化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整个社会运行尤其是经济运行中挤干“碳排放水份”，这是初级绿色化的任务，其实质就是中国三十多年来进行的体制改革，这个改革目前进入了攻艰阶段。从低碳经济的视角看，进一步深化改革不仅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需要，也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需要，因为社会各领域的低效运行产生了很大的“碳排放水份”。

与此同时，领导绿色化要为低碳经济的发展积极创造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建立扶持低碳产业的法律、政策、财政金融体系，引导全社会建立低碳生活、低碳消费的理念与习惯，等等。要使全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积极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

此外，领导绿色化要在社会理念和社会财富具备了全面推进低碳经济的条件（例如初步建立了“生态公民”的意识与习惯①、积累了大规模开发低碳经济技术的资金等）时，引导全社会从工业文明走向低碳文明。此时，应该深入探索低碳经济及整个后工业经济的特征乃至规律，深入探索低碳文明社会各个领域的特征乃至规律，在逐步认识和掌握这种规律的基础上，理性地建设低碳文明社会。

领导初级绿色化的行政权力收缩，不是要放弃政府对社会的领导，而是要使政府的领导正确化、有效化。当政府以行政手段直接进行社会运行的时候，政府就由“裁判员”变成了“运动员”，而社会各领域的矛盾也就变成了政府内部各层级、各部门之间矛盾。领导初级绿色化就是要让政府回到“裁判员”的位置上去，从而为其正确、有效地领导社会奠定基础。

目前，政府的行政手段仍然程度不同地直接介入各个领域的运行，各领域自身的客观规律因此或多或少地受到行政权力的遏制乃至排斥。所以，那些得不到政府重视的领域几乎无法发展，而那些得到政府重视的领域虽然发展速度快，但发展效益差，总体呈现低效率、高消耗的状态，增加了许多“碳排放水份”。

对于低碳经济而言，政府的领导初级绿色化只是前提条件，领导高级绿色化才是真正的低碳经济领导。迄今为止对低碳经济的研究大量涉及政府行为的内容，①都是领导高级绿色化的具体措施。然而，从中国的国情看，虽然政府的领导高级绿色化体现了低碳经济领导的实质，但领导初级绿色化却是走向低碳经济领导的“瓶颈”。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不具有跳跃式进入低碳时代的条件，②领导初级绿色化的任务是绕不过去的。可以说，领导绿色化是中国摆脱低碳经济发展困境的关键路径，其中的初级绿色化则是关键路径中的关键措施，而关键措施中的关键任务则是消除经济领域中的国有垄断。

三、绿色领导素质：实现绿色领导的关键支撑

绿色领导是政府领导活动中的低碳经济策略。策略要靠人去制定、实施。要正确地制定领导策略，有效地实施领导策略，需要领导者具有较高的素质，因此，绿色领导需要领导者的绿色素质去支撑。

人的素质可分为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其中精神素质又可分为人格素质和智力素质。人格素质包含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智力素质包含知识素质和能力素质。对于政府领导者而言，最重要的素质是思想素质和能力素质，也就是通常说的“德”和“才”。思想素质主要包括“积极进取、适度索取”的绿色人生观和奉公负责、正直勇敢、明礼诚信、自敛自律的绿色品德，能力素质则主要包括辩证思维能力、系统筹划能力、沟通能力、引导能力、激励能力、强制能力。

“积极进取、适度索取”的人生观就是提倡积极为社会和人类作贡献、但适度减少个人索取的“做十分、取八分”的人生态度。奉公负责是指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为社会尽心尽责的品德。正直勇敢是指坚持正义、不畏艰险的品德。明礼诚信是指尊重他人、真诚守信的品德。自敛自律是指谦让、节约、自我约束的品德。辩证思维是指运用联系、发展和重点的思维方法认识、把握、影响各种事物的能力。系统筹划是指以系统思维和系统操作的方式策划与实施社会运行的能力。沟通、引导、激励和强制能力是指与社会民众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引领他们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纠正他们的不正确行为。

上述各种领导素质，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领导活动历史中都已被运用并研究，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不是新的东西。然而，发展低碳经济引出了一个新的人类文明阶段，在新的文明之下的各种人类行为都将呈现新的特征乃至新的性质，领导者的素质也不例外。用低碳文明的精神来规导上述思想素质和能力素质，这些素质就整合成适应并服务于低碳经济的绿色领导素质。规导领导素质的低碳文明精神，其核心理念是以自然界的系统容量（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各种能源、各种矿物、各种动植物等所有各种环境资源的容量）为限制条件，理性地测算、策划、调控、改变人类的生产行为和生活行为，以此追求人类利益的最佳实现。

有了绿色领导素质，领导者才能得到群众的尊敬与认可，才能在领导活动中激发群众发展低碳经济的积极性与生命力。同时，有了这些素质，领导者才能准确地认识客观规律、正确地推进改革，才能有效地提高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

从当前的中国国情看，在绿色领导素质中，最关键的思想素质是奉公负责和正直勇敢的品德，最关键的能力素质是辩证思维能力和系统筹划能力。奉公负责和正直勇敢的品德使领导者无私无畏，辩证思维能力和系统筹划能力使领导者有才有为。只有具备这样的领导素质，领导者才能实现领导绿色化，从而在推动中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进行向低碳经济的转型。

之所以要把奉公负责、正直勇敢和辩证思维、系统筹划作为对当前中国领导者的最关键的素质要求，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消除经济领域中的国有垄断，因为消除国有垄断需要极大的勇气、精深的思辨和高超的智慧。

首先，要消除国有垄断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情，因为国有垄断具有很强的自我保护倾向和能力。由于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与政府官员一样被纳入干部行列，所以只要在干部任命渠道中拥有人脉关系，即使不懂得相应行业的业务，甚至根本不具备经营企业的能力，也同样可以任职。要取消国有垄断，首先要冲破这种利益网，这就要求领导者自身廉洁奉公、不被利益网牵连，并且具有挑战利益网的魄力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