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品运输最新处罚条例范文篇1

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5条将刑法第125条第2款修改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增设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买卖危险物质罪。根据本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是指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的犯罪构成

（一）客体要件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同时还侵犯国家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物质管理制度。本罪是涉及到危险对象的犯罪，但并不表现为对这种对象的破坏，也不具有投放危险物质等罪一经实施即会同时造成多人死伤或公私财产广泛破坏的特点。将其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就在于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一旦被犯罪分子控制，有可能危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国家财产的安全，给社会治安留下极大隐患。由于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物质其自身具有的危害人身健康的属性，因此国家历来对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物质的合理利用（包括生产、运输、储存）都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并且在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对开采、生产、运输、储存、研制开发和合理利用的主体即单位和个人都有明确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从事上述行为。这也是出于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公共安全的目的。国家对有资格从事这些工作的单位和个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认真做好各种科学研制和利用等工作，又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按制度操作，严格把关，严防这类放射性物质从任何渠道流入社会，特别是不能落入犯罪分子或者恐怖分子手中。否则将会对公众和社会造成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因此，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不仅违反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物质这些危险物质的管理规定，而且由于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物质这些危险物质的巨大破坏性和杀伤力，同时还侵犯了公共安全。

犯罪对象包括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物质这些危险物质。所谓“毒害性”物质，主要是指能对人或者动物产生毒害的有毒物质。范围广泛，包括化学性有毒物质、生物性有毒物质和微生物类有毒物质。其中，化学性有毒物质，也称人工合成有毒物质，如砒霜、鼠药、氰化物等；生物性有毒物质又可分为植物性有毒物质如野蘑菇，以及动物性有毒物质如河豚鱼等；微生物类有毒物质如肉毒杆菌等。具体指哪些物质，在法律条文中没有详细列举。但掌握这一规定的基本原则就是这种毒害性物质足以能够造成公众人身受其毒害，或者使公众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条件受到毒害污染，或者由于毒害物质传播而影响社会等，从而造成对公共安全的破坏等情况。所谓“放射性物质”，主要是指铀、镭、钻等能对人或动物产生严重辐射危害的物质，包括可以产生裂变反应或聚合反应的核材料。“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主要是指可能导致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各种传染病传播的传染病菌种和毒种。根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乙类传染病是指：病毒性肝炎、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艾滋病、淋病、梅毒、脊髓灰质炎、麻疹、百日咳、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钩端螺旋体病、布鲁氏菌病、炭疽、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黑热病、疟疾、登革热。丙类传染病是指：肺结核、血吸虫病、丝虫病、包虫病、麻风病、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新生儿破伤风、急性出血结膜炎、除霍乱、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为了防止可能出现投放本条规定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以外的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物质的犯罪，本条在具体列举“毒害性、传染性”物质后，采用了“等物质”的写法，为打击可能出现的这类犯罪留下了空间。应当说，人类通过科学研究和试验，利用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这些物质来造福人类，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和提高人类生活水平，并且提高人类与自然和危害人类的各种疾病做斗争的能力。而且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可以为人类所利用、所认知的新的物质不断出现甚至被研制合成。这本身说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在不断提高。然而，由于这类物质本身所具有的破坏作用，有可能被那些居心叵测的犯罪分子所利用，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的手段和方法。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在立法上要更具前瞻性，以适应这类新物质的不断出现和惩罚利用这类物质进行的犯罪活动的需要。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5条修改刑法第125条第2款时，在规定了“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的同时，还增加了“等物质”的规定。

（二）客观要件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非法制造”是指除了国家指定的科研、教学、生产单位依法研制上述物质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制造这些物质的行为。既保护合法研制的正常进行，又要严加管理，以防止恐怖组织和个人非法制造和利用这类物质用于从事恐怖犯罪活动，这也是我们司法实践中处理这类案件时应当掌握的一项基本原则。“非法买卖”是指除了国家指定的有关单位和部门，为了科研、生产、防疫等工作的需要而购进或卖出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外，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规定买卖这类物质的行为。由于这类物质的研制和生产是需要一定的科学方法和设备的，是一般单位和个人无法轻易做到的。因此那些恐怖组织和犯罪分子如果想利用这些物质从事恐怖活动，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在流通领域中通过购买而得到这些物质。如果不对这些物质在买卖的渠道中严格把关，就会为恐怖分子留下可乘之机，一旦被他们得到这些物质，就会对社会的公共安全埋下重大隐患，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这也是人们在长期同恐怖活动做斗争过程中得到的深刻教训。

非法买卖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是指违反国家对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管制规定，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以金钱或者实物作价，擅自购买或销售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非法买卖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具体有三种情况：一是没有经过国家有关门的批准而擅自购买或销售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二是超出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种类而购买或销售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三是超出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数量购买或销售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买卖包括购买与销售两种行为，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购买与销售两种行为之一的，即为非法买卖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并不要求行为人既实施了非法购买行为，又实施了非法销售行为，才成立非法买卖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非法买卖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既有以金钱为交换条件的非法买卖，也有以实物为交换条件的买卖；既有个人之间的非法买卖，也有单位之间的非法买卖；还有单位与个人之间的非法买卖。

“非法运输”是指未经国家批准或指定的单位，或不具有运输这类物质资格的单位和个人，从事运输这类物质的行为。这里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没有资格从事运输这类物质的单位和个人从事了运输这类物质的行为。擅自将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从此地运往彼地，使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在空间上发生转移的行为。从运输形式来看，有陆运、水运、空运等。由于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是一种危险物质，因而对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运输有严格的技术要求，故一般不可能采取肩挑背扛、随身携带的方式非法运输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从运输的空间范围来看，必须是在我国境内非法运输，不包括非法运输上述物品出人国（边）境的行为。

无论其出于何种目的，只要从事了非法运输的行为，就很可能产生两种后果：或者被恐怖分子劫持后获取这类物质而去从事恐怖犯罪活动；或者其运输过程的本身就具有了对社会公共安全构成潜在的危险。因此是必须严格加以禁止的。二是专门从事恐怖活动的组织或犯罪分子个人为了从事恐怖犯罪活动或者雇佣他人或单位（包括有运输资格和没有运输资格）为其运输这类物质的行为，这种情况更是要严加查处的行为。

所谓非法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非法储存”，是指将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非法储存的行为。是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私自收藏或存积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行为。既可以藏在家中，又可以存在他处，如山洞中、他人家里等。不论地点如何，只要属于非法，就不影响本罪成立。

所谓非法，在本罪中是指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私自进行的有关行为。如果经过有关部门许可，但是由于行为人采用欺骗、贿赂等非法手段而得以批准的，此时尽管形式合法，其实质仍属非法，一经查获的，亦应当以本罪的非法论处。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属于选择性罪名。行为人只要实施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行为之一的，即可构成犯罪，如果非法制造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以后，又自己运输和贩卖的，只构成非法制造、运输、买卖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罪一罪，不实行数罪并罚。

（三）主体要件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即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构成。根据本条第3款的规定，单位也可成为本罪主体。单位非法从事买卖、运输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活动，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应按本罪论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主体是依照国家规定不具备制造、买卖、运输、储存上述物质资格的自然人或者单位。

（四）主观要件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犯罪，即明知是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而非法买卖、运输，其动机则可能多种多样，有的为了营利，有的为了实施其他犯罪。不同的动机一般不影响定罪。

三、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的认定

（一）罪与非罪

虽然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没有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的规定，但是，并非一经实施了非法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的行为，就无例外地构成犯罪，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非法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的行为，不宜按犯罪论处。应当指出的是，本条规定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主体是依照国家规定不具备制造、买卖、运输、储存上述物质资格的自然人或者单位。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是看其行为是否危害公共安全。这是考虑到有的毒害性物质涉及范围很广，如日常生活中民间使用相当广泛的灭鼠药等。实践中，未经批准少量制造用以灭鼠虽属非法，但不一定危害公共安全。其中，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适用《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以犯罪处理。考虑到有的毒害性物质范围很广，如日常生活中民间使用相当广泛的老鼠药等。不具备制造资格的自然人或者单位少量制造用以灭鼠虽属非法，但也不一定危害公共安全。因此，不一定要定罪处罚。可适用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处理。

（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与危险物品肇事罪、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的区分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罪与危险物品肇事罪、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等的主要区别在于犯罪主观方面不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罪的主体是依照国家规定不具备制造、买卖、运输、储存上述物质资格的自然人或者单位，主观上表现为故意犯罪。危险物品肇事罪、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的主体是依照国家规定取得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资格的人或单位，主观上表现为过失犯罪。如医疗、科研教学和生产厂家，如果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中违反管理规定，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不构成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罪，而应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危险物品肇事罪、第三百三十一条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与走私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罪的界限

走私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罪是指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非法运输、携带、邮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进出国（边）境的行为。两者在客观行为方式及行为对象上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区别，（1）侵犯的客体不同。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和国家对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罪的管理制度；走私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罪的对外贸易管制。（2）客观方面不同。本罪表现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罪的行为，其中的买卖、运输、邮寄必须是在境内非法买卖、运输、邮寄上述物品；走私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罪出国（边）境的行为。为走私而违反我国的对外贸易管制，逃避海关监管或边防检查，非法运输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进出国（边）境的，则构成走私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罪。（3）主观故意不同。如果明知是走私进口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而直接向走私人购买，或者明知是走私人购买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进行走私出口而卖给走私人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在内海、领海收购、贩卖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没有合法证明的，则不构成本罪，应以走私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罪论处。

（四）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不足

2003年7月18日，农业部、公安部等九个部门联合《关于清查收缴毒鼠强等违禁剧毒杀鼠剂的通告》。为配合专项治理行动的开展，2003年9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了《关于办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已于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相应地，从该《解释》施行之日起，凡是此类案件就应当严格按照该《解释》的规定执行。该《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和刑事政策界限，对于各地司法机关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严厉打击此类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具有较为积极而重要的意义。然而这种为了配合、满足国家对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的专项治理行动的开展急功近利地制订司法解释，而不是以现实的审判工作需要为出发点的做法，难免会使司法解释脱离审判实际而一些漏洞。在具体的司法实务中，我认为该《解释》亦有让人思考之处。

转贴于

1、《解释》对禁用剧毒化学品的列举范围过小.《解释》将“禁用剧毒化学品”的范围限定为毒鼠强、氟乙酰氨、氟乙酸钠、毒鼠硅、甘氟等5种剧毒化学品。这种列举范围过小，不能涵概司法实务案件中的“剧毒化学品范围”。

首先，“禁用剧毒化学品”，从字面上看，涵盖范围应当比较广，2003年6月24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安部等八个部门联合的《剧毒化学品目录》（2002年版）中，列举了335种剧毒化学品，其中列举了10种“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剧毒化学品”、5种“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和17种“在蔬菜、水果、茶叶和中草药材上不得使用的农药”。上述这些农药、杀鼠剂等均属于在不同情况下禁止使用的剧毒化学品，共计有34种。所有335种剧毒化学品、至少34种在不同情况下禁止使用的剧毒化学品应是禁用剧毒化学品的范围。《解释》列举的“禁用剧毒化学品”却只有2003年7月18日，农业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九个部门发出《关于清查收缴毒鼠强等禁用剧毒杀鼠剂的通告》中列举的毒鼠强、氟乙酰氨、氟乙酸钠、毒鼠硅、甘氟等5种“禁用剧毒杀鼠剂”。将“禁用剧毒化学品”的范围限定为毒鼠强、氟乙酰氨、氟乙酸钠、毒鼠硅、甘氟等5种剧毒化学品显然与实际被有关技术规范确认的剧毒化学品的范围不相符合。笔者认为，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使用列入《剧毒化学品目录》剧毒化学品生产的灭鼠药及其他可能进入人民日常生活的化学产品和日用化学品触犯刑律的，都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从立法上的本意来看：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五条将刑法第125条第2款修改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增设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买卖危险物质罪。并将危险物质划分为三大类，即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毒害性物质是有毒、有害性物质的总称，它包含着多种有毒、有害性物质。《解释》明确将国家明令禁止的五种违禁杀鼠剂毒鼠强、氟乙酰胺、氟乙酸钠、毒鼠硅、甘氟确定为禁用剧毒化学品，这是对刑法第125条第2款规定的危险物质的补充，虽没将其他毒害性物质排斥在刑法第125条第2款规定的危险物质之外，但却列举范围过小。《剧毒化学品目录》（2002年版）中所有335种剧毒化学品、至少34种在不同情况下禁止使用的剧毒化学品应是禁用剧毒化学品和卫生部2003年《高毒物品目录》中列举的高毒物品，它们和毒鼠强、氟乙酰胺、氟乙酸钠、毒鼠硅、甘氟这五种毒害性物质一样，都是有毒、有害性物质，属于刑法第125条第2款规定的危险物质。

最后，从行政法规与刑法的衔接来看：2002年3月15日起施行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1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经营、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危险化学品。禁止用剧毒化学品生产灭鼠药及其他可能进入人民日常生活的化学产品和日用化学品。第30条中又规定，经营危险化学品，不得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危险化学品和用剧毒化学品生产的灭鼠药及其他可能进入人民日常生活的化学产品和日用化学品。而对生产、经营、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危险化学品，或者用剧毒化学品生产灭鼠药及其他可能进入人民日常生活的化学产品和日用化学品的行为，第57条规定分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检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的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予以行政处罚；触犯刑律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危险物品肇事罪、非法经营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不仅非法生产、经营使用剧毒化学品生产灭鼠药触犯刑律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且非法生产、经营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危险化学品或剧毒化学品生产其他可能进入人民日常生活的化学产品和日用化学品触犯刑律的，也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颁布实施后制定的，它对违反本条例，触犯刑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只能与刑法第125条第2款的规定相一致，不能独立于刑法第125条第2款的规定之外。也就是说，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国家明令禁止的危险化学品或剧毒化学品包括毒鼠强、氟乙酰胺、氟乙酸钠、毒鼠硅、甘氟在内，可能进入人民日常生活的化学产品和日用化学品的。触犯刑律都应依照刑法第125条第2款规定处罚。

2、《解释》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禁用剧毒化学品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规定存在常识性和技术性错误。《解释》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禁用剧毒化学品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规定存在常识性和技术性错误主要表现在剂型的列举中。根据有关技术规范，剧毒化学品原粉、原液、制剂、毒饵都是其剂型，剧毒化学品剂型中原粉、原液、毒饵均是制剂。《解释》把毒饵叫做饵料，把原粉、原液、制剂、毒饵作为并列关系罗列显然是错误的。有关技术规范通常把有些液态剧毒化学品叫母液，而不叫原液。对于禁用剧毒化学品的原粉、原液、制剂或者饵料不需要进行定量鉴定，对其规定不同的数量标准比较可行。因为鉴定部门比较容易对混合物中是否含有某种剧毒化学品进行定性鉴定，而很难对混合物中含有多少剧毒化学品进行定量鉴定。定量鉴定一般在省级药检机构才能进行，且鉴定费用高昂。这些常识性和技术性错误给司法实务造成了一定的因难。

3、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的行为定罪量刑数量标准过高。《解释》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剧毒化学品原粉、原液、制剂50克以上、饵料2千克以上的，作为追究刑事责任即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起点数量标准；数量分别达到500克以上或者20千克以上的，作为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起点数量标准。以上数量标准过高，过高的数量标准不利于严厉打击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利用剧毒化学品刑事犯罪。以毒鼠强为例。毒鼠强害人中毒案件，均有以下几个特点：卖毒鼠强的人多系游商小贩，今天在这里卖，明天到那里卖，没有固定的场所，所卖毒鼠强的数量也不大（多为5克到10克的小包），买毒鼠强的购买的数量也不大（买一包或两包）；一次性买卖50克以上的可能性相当小，所以要按《解释》第一条（一）50克以上、饵料2千克以上的、（二）500克以上或者20千克以上的数量标准追究毒鼠强买卖者的刑事责任则比较困难。这些达不到数量标准毒鼠强对公共安全的危害却很大，如某地曾发生5克一包的毒鼠强被犯罪分子利用造成毒死5人、重伤9人的严重后果。毒鼠强化学名称四亚甲基二砜四胺，俗称424、三步倒、闻到死等，呈白色轻质粉末状，无臭无味，各种制剂也无特殊气味，投放到食物中不易被发觉，同时毒鼠强对所有温血动物都有剧毒，其毒性相当于氰化钾的100倍，砒霜的300倍。成人致死量仅为5毫克，1千克毒鼠强可致20万人死亡。毒鼠强的这种特点很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实施作案。据有关资料，在投放危险物质的案件中，使用毒鼠强作案的占80%左右，而且往往引发群体性中毒，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毒鼠强分子结构特殊，化学性质极为稳定，目前尚无特效解毒剂，一旦被人食用，后果极为严重。毒鼠强在环境和生物体内代谢极为缓慢，对生态环境可造成长期污染。人误食毒鼠强中毒死亡的牲畜和家禽的肉，也会发生二次中毒。毒鼠强以市场上常见的二氨基砜和甲醛为主要原料，生产工艺简单，无须特殊设备，在一般容器中持续缓慢加热，达到一定温度即可生成。一般来说，生产1千克毒鼠强的成本在80－100元之间，而1千克毒鼠强加入大米后可以拌成5吨毒饵。算上包装费用、人工费用，市场上常见的10克一包的毒鼠强毒饵，最初成本大约只有5分钱，售价则通常高达1元。这就使得非法生产、销售毒鼠强的利润极高。同时，毒饵价格相对便宜，老鼠食饵后迅速死亡，短期杀鼠效果明显，市场需求比较旺盛。而《解释》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剧毒化学品起点数量标准规定过高，不利于司法实务中严厉打击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利用剧毒化学品的刑事犯罪。造成非法生产、销售、运输、储存毒鼠强的犯罪活动屡禁不止，止于目前在有的地方还很猖獗。

4、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的行为定罪量刑的危害后果标准规定不完善。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的行为定罪量刑的危害后果标准规定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堵截性规定”不完善。《解释》第1条中，“致人重伤、死亡”中“重伤”和“死亡”是选择性条件，具备其一即可。该《解释》的第一条（一）和第二条（一）均是强调的“量”，第一条（二）和第二条（二）均是强调的“危害后果”。即第一条（一）、（二）和第二条（一）、（二）为补充，并且第十条（三）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又对已达到第一条（一）规定的“量”而未达到第二条（一）规定的“量”，但确又产生了“严重后果”的情况进行了“堵截性规定”。应当说表面上看《解释》在司法实务中的指导性和操作性都比较强的。但是，在司法实务中对那种达不到第一条（一）规定的“量”，又完成了“买卖”这个过程，确又造成了“严重后果”的行为人则没有“堵截性规定”予以刑法追诉。就只有按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的原则处理。关于“过程中”的含义，如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过程”指事情进行或事物发展所经过的程序。按《刑法》教科书的通说，“犯罪过程中”是指犯罪既遂之前的整个犯罪过程中。而该案涉及的某丙与某甲的“毒鼠强”交易已经结束，不属于“买卖过程中”，所以对某丙进行刑事追诉则出现“盲点”。确如《解释》中规定的“非法制造、运输、储存”的过程都可能有“相当”的时间性，而唯独“买卖”则是及时行为，特别是像农村的游摊小贩摆摊买卖行为则为时更短暂，在这个买卖过程中要“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损失10万元以上”几乎不可能。（2）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禁用剧毒化学品被他人用于实施犯罪活动的情形应作为危害后果的标准。《解释》没有把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禁用剧毒化学品被他人用于实施犯罪活动的情形应作为危害后果的标准。或许是考虑到这种情形在实践中比较复杂，而且不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刑法适用原则。但这样规定恰恰不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刑法适用原则。例如某甲于2004年1月29日在街上向某乙买了“毒鼠强”二包存放在家中，于2004年2月23日趁婆婆家没人之机将“毒鼠强”投放于婆婆家做的菜中，导致婆婆家二人中毒死亡的结果。某甲构成犯罪没有疑问，某乙是否构成犯罪。则产生了分歧。从目前证据看，没有证实某乙买卖或储存了“毒鼠强”50克的证据。即不能适用《解释》第一条（一）的规定。然而某乙卖给某甲“毒鼠强”造成了二人死亡的结果，但某甲实施投毒行为致人死亡显然属剧毒化学品被他人用于实施犯罪活动的情形，而不是买卖过程中致人死亡。《解释》没有把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禁用剧毒化学品被他人用于实施犯罪活动的情形应作为危害后果的标准，又没有某乙买卖或储存了50克以上的“毒鼠强”的证据，某乙不构成犯罪。在该案中，某乙明知2003年7月18日农业部、公安部等九个部门联合了《关于清查收缴毒鼠强等违禁剧毒杀鼠剂的通告》，国家严禁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为了谋取非法利润而非法买卖毒鼠强。从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上讲，某乙有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被他人用于实施犯罪活动而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心理态度，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及结果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从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某乙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基础上仍决意实施这种行为是指行为，放任他人用于实施犯罪活动的危害结果发生。客观上造成某甲用“毒鼠强”投毒毒死二人的结果。可见，把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禁用剧毒化学品被他人用于实施犯罪活动的情形应作为危害后果的标准，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刑法适用原则。

五、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5条和刑法第125条规定，犯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情节严重，是指非法买卖、运输、储存核材料，数量较多的；多次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屡教不改的；既买卖又运输、储存核材料的；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的核材料被他人利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出于实施其他犯罪的目的，非法买卖、运输、储存核材料的，等等。

危险品运输最新处罚条例范文

我们油品运输分公司，现有各种罐车台，其中：成品油罐车台，原油罐车55台。有员工167名，其中司机87名，兼职押运员74人，专职押运员27人。主要担负着油田63个原油站点的原油拉运和8个成品油站点的配送，以及油田洗井收污的任务，是一个危险货物运输单位。近年来，我们按照省政府的要求，狠抓危险品运输的治理整顿工作，狠抓危货运输的安全管理，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成效，从成立油品运输分公司至今，没有发生过一起重大责任事故，没有发生过一次原油卸漏事件。

根据集团公司《关于开展hse大检查的通知》和号文件精神，为做好各项迎检工作，我分公司全方位的开展安全生产大自查自改工作，竭尽全力做好迎检工作，下面就把我们分公司抓安全、环保、卫生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高标准、高起点，把危货运输安全工作做深做实

今年工作一上手，我们根据危货运输的特性，从高标准，严要求做起，着手抓了三件事：

一是制定出了高标准的安全工作目标。具体来讲就是“五个100%、三个杜绝”即：职工受教育面达到100%、各种证件年审率达到100%、持证上岗率达到100%、车辆各种警示标志齐全率达到100%、隐患整改率达到100%；杜绝违章违法事件发生、杜绝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杜绝油品和污水的泄露、燃烧、爆炸等重大事故的发生。

二是成立了危货运输综合治理小组。我们成立了以分公司经理、总支书记为组长，副经理郑勤、为副组长，以机关生产、安全、技术、经营等负责人，车队干部为成员的危货运输综合治理小组，明确了安全教育、危运治理整顿、五十公里监控、“两表一卡”运用、违章违纪惩处等工作职责和任务。

三是制定了危货运输应急预案。我们针对井场道路条件差可能发生车辆侧翻造成环境污染、原油装罐时冒罐造成道路污染易翻车撞车、油罐长期腐蚀出现原油卸漏问题、拉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拉油车辆发生燃烧和爆炸事件这五种情况，都相对制定了应急预案，从得到第一信号，到组织领导，从施救工具的准备，到现场如何施救，从道路车辆的疏通，到施救现场的清理，我们都详细作了安排和部署，确保应急预案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二、突出重点，全员行动，从根本上消除危货运输安全隐患

我们把始终危货运输的规范化管理、精细化管理、准确到位的管理，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力争从源头消除一切危货运输的隐患。具体来讲，我们重点在四个方面下了功夫：

1、强制开展达标治理整顿工作。我们根据省交通厅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工作的通知》、潜江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关于印发<潜江市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以及湖北省公安厅《关于印发<全省危险化学物品运输交通安全集中整治工作

方案>的通知》精神，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大力开展了“危货运输专项隐患整治”工作。我们还对分公司的资质条件、从业人员资格管理、运输车辆技术管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安全管理基础资料等6个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自查，共查出问题50多个。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采取分组包干的形式，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落实到人头，全员投入到专项治理整顿中去方式抓整改。在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了潜江运管所的检查验收。

2、严格抓好危货运输车辆的隐患整改工作。我们所担负的油田原油拉运和洗井收污的任务重，工作范围点多、面广、道路条件复杂，对车辆的技术性要求高、安全系数要求大。为此，我们提出了“不让一台车带病运行”的工作目标，坚持每周对车辆进行两次回场检查，每月进行一次一级维护，每公里进行一次二级保养，每个季度要对所有进行一次“拉网式”检查。与此同时，每天早上在车辆出车前分公司安全组、车队安全员都要对每一台车的接地线是否接地，罐盖是否盖好，危货标志、车辆尾号是否清楚进行检查，一旦发现问题，立刻盯住司机整改。特别是在雾气天气，都要对每一台车的防雾灯、转向灯、刹车灯进行检查，决不让一台有任何安全隐患出车。

3、加强夏时制安全防范工作。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采油厂、潜石化的装卸油点按规定实行夏时制，在装卸时间限制、车辆紧张、机动司机不足的情况下，分公司为确保安全生产，避免事故、站点冒罐、油井停抽、环境污染等现象发生，车队制订、实施了“夏季安全生产方案”。针对夏季原油拉运的特点，制定出了7条安全生产方面的要求，5条人员和设备的基本要求，6条运输途中要求，5条防暑降温措施，及7条生产保障措施。制订《夏季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并复印成卡片，发到每名司机的手里。与此同时，我们还根据夏时制期间，司机不好集中，安全例会人员到不齐的实际，编制了《夏时制车辆安全运行注意事项》和《安全提示语》，随同路单发到每个车上。这些规定和措施的实施，对于夏季原油拉运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安全保障作用。

4、从实际出发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活动。一方面我们坚持一年开展两次消防演练活动。自油品运输分公司成立以来，我们都要组织危货从业人员进行春季、秋季两次消防演练活动。每次演练活动，我们都要对紧急集合、人员组织、通道疏通、车辆疏散、灭火对象、消防原理、现场配合、紧急处置、后勤保障等环节，进行有效演示，尽可能多的组织员工参加，增加演练的批数，不断更新演练形式，尽量增强演练的真实感和实效性。一方面我们每年要组织一次应急预案的演练，主要就是针对不同情况下发生的原油卸漏事件开展演练。从事发原因，到报告案情；从下达施救命令，到人员安排；从施救材料准备，到车辆人员行动部署；从施救程序，到施救人员的具体任务；从施救过程的相关问题的掌控，到施救过程中突发事件的应对；从施救完成，到现场清理等，全方位进行演练。极大提高了员工的应急能力和水平。

三、细微着手，强化教育，普遍提高全员危货运输的安全意识

危货运输的危险无时不有，无时不在，要防止危险的发生，首先就必须使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人员，在思想上真正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为了时刻拧紧全员思想上的“安全阀”，我们扎实有效的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1、全方位开展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教育活动。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一个由被动执行到主动预防的根本性转变。为了使“我要安全”变为全体员工的共同意识和自己行动，我们第一是，开展了“我要安全”大讨论，让大家在讨论中懂得“要我安全”与“我要安全”的本质区别，知道什么是“我要安全”，怎么做才能做到“我会安全”；第二是，组织司机和押运员开展“我要安全”演讲活动，引导大家从身边的小事看安全，在细小环节中保安全，车辆运行中会安全；第三是，组织司机对照“我要安全”查“我不安全现象”，帮助大家寻找自身安全的习惯性违章、日常性盲点、隐藏性薄弱环节等问题；第四是，发动干部和生产骨干开展“我要安全”专题研究活动，带领大家站在理论高度，从深层次探讨危货运输的安全问题，活动中大家提出的“安全是生产的控制器”、“安全是效益的保限箱”、“安全是进度的航标灯”、“安全问题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安全生产是全员的共同责任”等观点，对我们的实际工作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第五是，全面营造“我要安全”的良好氛围，我们在车场和公共场所利用墙报、黑板报、宣传标语、拉横幅等形式，广泛宣传“我要安全”，让大家走路、抬头、上车和出车，始终都能受到“我要安全”的薰陶。

2、用“四个坚持”不间断，强化全员的安全意识。安全学习教育是安全工作的立本之举，安全预防是安全生产的根。为了让每个司机时时刻刻不放松安全，每一分秒都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始终做到了四个坚持。一是坚持开展每周一的“安全日”活动。“安全日”活动是我们运输单位长期以来法定的活动日，它一方面要及时学习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传达上级组织的指示精神，一方面要定期总结安全生产的实际情况，提出对下周安全工作的要求，同时，还要经常对一些安全案例进行分析，是司机和押运员接受安全教育的最好形式。为此，每周一晚上，不管收车有多晚，不管车辆跑得有多辛苦，不管三九寒天，还是夏日酷暑，雷打不动的人人参加“安全日”活动，对无故不参加“安全日”活动的都给以了罚款处理。二是坚持出车前的“五分钟安全”讲话。每天出车前我们都要求班组，根据当天的路单、执行任务的情况、以及天气、道路的情况进行安全讲话，交代注意事项。我们还打破了过去“一人讲、众人听”的陈规，让驾驶员唱主角，大家通过谈经验、说体会、找教训，达到经验大家学，教训共同吸取，取长补短，相互提高的目的。三是坚持对每一名司机出车给以“安全提示”。为了让司机每天出车都能牢记安全，警钟长鸣，我们把安全提示语言编辑顺口溜，比如：“泥泞道路、左盼右顾”，“狭窄路面、车速放慢”，“乡间小道、低速慢跑”，“通过集镇、细心谨慎”，“雾天上路、全神贯注”，“冰雪天气、小心翼翼”，“突击任务、切忌超速”，“打雷闪电、查看地线”等二十五条，根据每台当天出车实际情况，加盖在路单的正上方，让每个司机随时都能看到组织上的提醒，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中。四是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司机家属座谈会”。我们每年都要把司机的家属召集在一起开一次座谈会，一方面是向司机家属对司机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另一方面让她们反应司机的苦恼与困惑，并提出要求与建议，再一方面，要求她们多理解丈夫、多提醒丈夫、多要求丈夫、多吹好丈夫安全生产的“枕头风”。

3、定期用危货运输专业知识，引导全员防范危险灾害的发生。危货运输与普通货运相比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要确保危货运输不出事故，不造成任何危害，就要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和训练。近两年来，我们先后通过各种渠道购置了《石油天然气储运基础知识》、《危险品储存运输基本知识》、《押运工作基本知识》等专业书籍，并采取集中办班、专题辅导、每周一课的形式，组织所有从业人员进行学习和培训。特别是对新招收的危货运输司机和押运员，我们除了他们进行厂规厂纪教育外，还要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危货运输专业知识的培训，凡新招的司机要有两个月的实习期，经考核合格后才能上车顶岗，凡新招来的押运员，要有四个月的实习期，并经过理论测试，达到90分以上者方能上车押运。正是由于，们始终把危货从业人员的学习培训工作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来抓，从而保证了单位危货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过一起比较危险的事故。

四、重规章，强执行，逐步养成司机危货运输的良好习惯

在危险品货物运输中，从真正意义上做到了“红灯停、绿灯行”，就为危货运输的安全撑起了“保护伞”。因此，我们在抓危货运输的安全管理过程中，始终把贯彻落实行业规章，作为一个纲性任务来抓。重点采取了三项措施抓行业规章的贯彻落实：

1、加大宣教力度，让法律法规和行业规章扎根在全体员工的脑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石化《安全生产令》颁发以后，我们在组织全体员工逐条逐句学习领会的基础上，将这些法、令汇编成册，发到员工人手一册，让大家熟记熟背，全面掌握。为了提高全员学法、知法、懂法、执法的意识，我们还以车队为单位，举行交通法规安全知识竞赛活动，让员工在竞赛中去学，在竞赛中加深理解，在竞赛中提高知法执法的自觉性。与此同时，我们还在车场、汽车驾驶室、办公区域，树起了宣传牌，插上了宣传标签，布置了宣传标示，让安全法律法规，行业规章制度随处可见，随时可学，随机可用。

2、紧贴单位实际，健全完善内部安全管理制度。近年来，我们根据国家和上级组织对安全工作的要求，结合行业工作的特点，逐步健全和完善了一些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如：《油品运输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禁令》、《危货运输五十公里监控办法》、《油品运输特殊时期的特殊治安防范措施》、《托车事故应急措施》、《危货运输押运员工作职责》、《危货车辆车场管理规定》、《危货运输安全要点》、《押运员与司机安全同责同罚》等。这些安全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完善，既规范了单位危货运输的安全管理，又规范了危货从业人员的行为，对单位抓好危货运输的安全管理，提供了较好的制度保障。

3、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确保行业规章制度的落实。危险物品运输的安全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一点也马虎不得，一点小失误，就有可能带重大的灾害。为此，我们在对落实规章制度有过失，执行规定不严格的问题和毛病，毫不手软。对干部我们实行了《安全责任追究制度》，只要是干部，只要是干部出现工作过失，只要是干部的责任造成事故，造成危害的，一律要追究行政责任，轻者行政处分，经济罚款，重者撤消职务，开除厂级。对从业员工我们严格执行《安全事故处罚办法》和《油田矿区五十公里范围内违法违章处罚条款》。比如：超速行驶，抢超抢会罚款200-1000元；危货车辆驾驶室搭乘无关人员罚款200-500元；原油、成品油罐车不盖罐盖罚款100元等。到目前，我们已经对两起搭乘无关人员、两起乱停乱放、三起不盖罐盖、四起不按时回场检查的人员进行了经济处罚。

四、以人为本，关心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危险品运输最新处罚条例范文

内容提要:经济犯罪条文中的共犯规定是注意规定，不是法律拟制；经济犯罪司法解释中关于共犯处罚的若干规定，是把中立行为的帮助等同于一般的帮助犯对待，因而不具有合理性；根据刑法目的、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以及实质的违法性论，可以认为法益侵害或者法益侵害的危险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行为不应评价为帮助行为；即便明知对方从事经济犯罪的意图，为其提供贷款、运输、仓储、保管、邮寄服务、房屋租赁或向其归还款物，都没有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帮助行为，不成立帮助犯。

一、问题意识

刑法学界通常把刑法典第三章规定的犯罪称为经济犯罪，同时作为经济刑法研究的对象。不仅经济犯罪条文中存在共犯处罚的规定，如刑法第156条关于走私罪共犯以及第190条之一关于骗购外汇罪共犯的规定，而且不少经济犯罪司法解释亦对经济犯罪的共犯处罚问题做出了规定。与本文主题有关的经济犯罪司法解释之共犯规定简单列举如下：（1）2001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帐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仓储、保管、邮寄等便利条件，或者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论处。”（以下简称“伪劣商品犯罪解释”）（2）2003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指出，提供房屋、场地、设备、车辆、贷款、资金、帐号、发票、证明、技术等设施和条件，用于帮助生产、销售、储存、运输假冒伪劣烟草制品、非法经营烟草制品的，应认定为共犯。（以下简称“伪劣烟草犯罪纪要”）。（3）根据2002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条，刑法第156条规定的“与走私罪犯通谋”中的通谋，是指犯罪行为人之间事先或者事中形成的共同的走私故意。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通谋：（一）对明知他人从事走私活动而同意为其提供贷款、资金、帐号、发票、证明、海关单证、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下简称“走私案件意见”）（4）200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帐号、发票、证明、许可条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储存、进出口等便利条件、帮助的，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共犯论处。”（以下简称“知识产权犯罪解释”）

可以看出上述司法解释的基本立场是：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正犯的经济犯罪意图而希望或放任正犯结果发生即具有帮助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促进正犯行为和结果的行为即具备帮助行为，行为与正犯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促进关系即具有帮助犯的因果关系，因而符合了传统帮助犯构成要件的，就应作为帮助犯处罚。但是，经济犯罪中所谓的帮助行为部分属于具有反复继续性、非针对特定对象性、匿名性、业务交易性、日常生活性的中立行为，一概作为帮助犯处罚是否不当扩大了帮助犯的处罚范围，是否会妨碍正常的业务交易和日常生活交往的进行，值得叩问。

国外刑法理论把外观上无害、本身不具有犯罪性而客观上促进了他人犯罪实施的行为称为中立行为（neutralehandlung）。中立行为的帮助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罪刑法定框架内，划分不可罚的中立行为与可罚的帮助的界限。[1]上述司法解释涉及的中立行为大致可以归为四种类型：（1）银行提供贷款、资金、帐号的金融服务中立行为；（2）运输中立行为；（3）仓储保管、邮寄中立行为；（4）房屋出租中立行为；（5）还债中立行为。这些中立行为是否一概具有作为帮助犯的可罚性，需要进行类型化检讨。

二、促进经济犯罪的中立行为类型化检讨

（一）类型化检讨

（1）金融服务中立行为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必然要求现代银行业提供快速、高效、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按照上述系列司法解释的规定，似乎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知道对方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或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还提供贷款、帐号，或提供贷款后发现借款企业从事上述违法犯罪活动而不立即收回贷款的；知道存款企业要求支取存款或转账的目的是用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或从事走私活动，还允许其支取存款或应要求予以转账的；知悉客户企业的偷税意图还应要求开设帐户并办理转账业务的，均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但这种结论存在疑问。

在德国曾发生【德国银行帮助匿名转账逃税案】[2]：被告人系某银行的职员，其说服客户将税前资金存入银行，后来客户提出另外开设一匿名账户，通过该账户在纳税申报前将该资金分五次汇入卢森堡和瑞士的银行。银行职员明知客户的偷税意图，也知晓以匿名的方式转账会使得资金转移被发现的风险显着降低，但还是按照客户的要求另外开设了一匿名账户，然后应客户的要求将上述资金提出来，但事实上并没有将现金交到客户手上，而是直接打入匿名账户，并从该匿名账户将上述资金汇入了外国银行，迎合了客户不留痕迹地转移资金的意图。以这种匿名的方式共转账233万马克，实际偷逃税款约11万马克。本案一审法院判定被告人构成逃税罪的帮助犯，德国联邦法院予以维持。

日本也曾发生两个着名的案件。一是【日本存款支付案】[3]：被告人是某农业协会（相当于我国农村信用社）的出纳，明知村长提出存款的目的是打算予以侵吞，仍应其要求提出了存款，村长构成业务侵占罪没有疑问，但允许满足了形式要件的人支取存款的被告人是否构成帮助犯存在争议。法院判定，被告人明知提款人的刑事上的不法意图，在具备提取存款的形式要件的情况下，满足了对方的支付请求，成立业务侵占罪的帮助犯。判决理由认为，作为从事存款存兑业务的被告，即使对方的支付请求满足形式上的要件，但在知道对方兑现存款的目的违法的场合，从道理上就应拒绝其支付请求；这种拒绝义务不只是道义上的义务，而且是法律上的义务，违背义务支付存款，致使对方的犯罪行为容易得逞，当然成立正犯行为的帮助犯；成立侵占罪的帮助犯并不需要直接加担于不法侵占行为本身，只要加担于犯罪准备行为、使犯行容易完成即可。对此判决，日本学者山中敬一批评指出，认为被告人拒绝支付不只是道义上的义务而且是法律上的义务，就是说被告人具有犯罪防止义务，这很难让人赞同。[4]

二是【日本卖淫浴场融资案】[5]：被告人系某银行支行的行长，向某经营卖淫场所的公共浴场提供开业资金，法院肯定了被告人违反卖淫防止法第13条第1项的资金提供罪的故意，单独成立该罪。律师提出的辩护主张认为，一是被告人不知该公共浴场为众多卖淫女提供卖淫场所，而是以为对方是接受兵库县公安委员会监督管理的，提供性以外的法律所允许的服务的、正规营业的特殊公共浴场。被告人考虑是普通的正当融资业务，按照银行内部规定的正常程序发放了贷款，因而被告人没有违反卖淫防止法第13条第1项的故意，法院在犯罪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二是上述公共浴场的营业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许可，若认定只要客观上促进了正犯犯行就构成犯罪的话，则向卖淫场所提供电、自来水等服务的，也应构成帮助犯，但这是不可能的；三是被告人对公共浴场用作卖淫场所只具有一般的抽象的认识，这种抽象的认识还不足以构成资金提供罪。法院认为，该罪名不是一种帮助犯，而是一种独立的罪名，其他人都知道该公共浴场在从事提供卖淫场所的活动，被告人的认识绝不是一般的抽象的认识，而已是具体的认识，因而应肯定资金提供罪的成立。

关于银行职员明知对方偷税意图还为其办理转账业务是否构成帮助犯，国外刑法理论上也有分歧。德国学者roxin认为，银行职员很清楚地知道客户要求将资金汇到卢森堡的唯一目的就是偷逃税款，仍为其办理了银行转账业务，尽管银行提供转账服务本身是合法的，但客户的转账行为除了偷逃税款外，毫无其他意义，因而银行职员的行为具有犯罪意义关联性，成立帮助犯。[6]但德国学者ransiek认为，不管客户要求将资金转移到国外是否为了偷税，提取现金是否为了购买杀人工具，按客户的要求进行办理也是允许的。[7]

本文认为，银行业的特点决定了银行没有义务也无权审查客户的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即便明知客户的犯罪意图也没有犯罪阻止义务，因而只要按照银行的操作规程进行办理，就应认为没有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如果有意违反银行操作规程以促进他人实施犯罪，则行为已经丧失了中立的性质，应作为一般的帮助行为对待，成立帮助犯是完全可能的；[8]银行法虽然规定了审核发放贷款的严格程序，但规范的保护目的在于保障银行运营资金的安全，而不在于阻止他人从事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以及从事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因而要求银行不得向有从事上述违法犯罪倾向的企业提供贷款、帐号，或提供贷款后发现对方将贷款用于从事上述违法犯罪活动就必须立即收回贷款，或在知悉存款企业的犯罪意图时就不得满足其支取存款、转账的要求，否则构成相关犯罪的帮助犯，这是对银行业的过度要求，有违银行业不得介入客户个人领域的金融服务宗旨；除非存在如银行洗钱法、日本卖淫防止法中的资金提供罪等的明文规定，否则，就是不当科予了银行广泛的犯罪阻止义务或法益保护义务；“假如法律认定这样的行为成立帮助犯的话，那将是要求被告人去做某种非正常的事情，惩罚的实质理由在于他们没有去做非正常的事情。”[9]

（2）运输中立行为

传统的大型厂矿企业都有自己的运输车队，但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化，现代公司企业的产品运输日益依赖于铁路局、汽运公司、水运公司等公共运输企业，因而经常会发生托运公司发现要求托运的物品系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或走私的物品的情形，按照上述系列司法解释的规定，似乎要求托运公司在承运时发现系上述性质的物品时应当拒绝承运，或承运后发现物品具有上述性质时应当立即解除运输合同而终止托运。这是否属于对现在运输业的过分要求呢？

国外中立行为的帮助理论关于运输中立行为讨论较多的是，明知乘客的杀人、抢劫银行意图还应要求将乘客送至杀人、抢劫现场的，是否构成杀人罪、抢劫罪的帮助犯？德国学说中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考虑假定的代替原因说认为，知情还将犯罪人运至犯罪现场，如果不乘坐出租车，直接乘坐毫无危险的公交车也能到达犯罪现场，则应否定危险增加，否定帮助犯的成立。[10]二是以roxin为代表的折衷说认为，在行为人已经知道正犯的犯罪意图仍予以运载的，成立可罚的帮助。[11]三是以jakobs为代表的客观说认为，明知他人乘坐出租车到现场的目的是杀人，仍应要求将其载到目的地的出租车司机的行为，不能评价为杀人罪的帮助犯。[12]因为，行为人虽然制造了一个可以使他人得以进行犯罪的情况，但如果此行为的意义不需要取决于他人的犯罪行为，本身就具有独立的社会意义，则禁止将后来的正犯行为及结果回溯到之前的提供服务的行为，而应让他人为后来的行为独自承担责任。[13]国内有学者认为，只要行为人明知对方的犯罪意图还将其载至犯罪现场，就构成帮助犯。[14]因为，出租车司机对于帮助行为可能给予正犯行为的物理性影响有直接或者间接故意，行为明显具有法益侵害性，或者使法益面临的危险明显增加。[15]

本文认为，首先，考虑假定的代替原因存在疑问。正如台湾学者林钰雄所言，“应予注意，以卖菜刀为例，尽管这种帮助行为没有任何不可取代性（白话版：‘你不卖菜刀别人也一样可以卖菜刀’），但是，由于帮助行为本来就不需要具有不可取代性，也不需要具有关键性的客观贡献，所以这无碍于帮助犯之成立。”[16]而且，出租车与公交车之间的差异是功能本身决定的，作为公共运输工具这种差异不是实质性的。不能因为公交车的行驶路线通常是预定好了的、除承载犯罪人之外还会承载其他良民，而否定对他人犯罪的客观上的促进作用。其次，roxin的折衷说也存在疑问。因为行为本身危险性的判断并不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认知，例如，劝他人乘坐2001年9月11日这天的本·拉登准备袭击美国世贸大厦的飞机，不管行为人是否认识到本·拉登的恐怖计划，都不影响劝人乘坐这趟班机的行为危险性的判断，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决定可罚与否的立场，有违刑罚处罚的是行为而不是行为人恶的意志的法益保护主义的基本立场，因而不过是心情刑法观的体现。[17]本文不赞成根据行为人主观认知决定中立行为帮助可罚性的立场，而是认为，交通运输业具有非针对特定对象的业务中立性的一面，从规范性评价看，行为本身没有制造或增加不被法律所允许的危险，或者说行为本身的危险性没有达到值得评价为刑法中帮助犯的危险性程度；根据因果共犯论和实质的违法性论，刑法只会将侵害法益或侵害法益的危险性达到一定程度的行为评价为帮助行为，因而，通常不宜将运输行为评价为帮助行为，不宜认为行为符合了帮助犯的客观要件，不宜认为成立帮助犯。如果要求托运公司发现托运物具有上述性质就应拒绝承运，就是对托运公司科予了广泛的犯罪阻止义务，必然不利于运输业的正常运转；诚然，铁路法等法律、法规中存在严禁携带违禁品上车的相关规定，但这些规定的规范保护目的不是预防犯罪，而是为了保证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想必没有人会认为携带假冒“老人头”的伪劣皮鞋上车或者托运掺入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会危及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否则，凡是穿戴假冒的西服、鞋袜、项链的乘客就没有资格乘坐火车、汽车啦！当然，对于毒品、枪支、淫秽物品等的运输存在明文的禁止性的规定，托运人明知系上述性质的物品还接受托运的，就是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评价为帮助犯或运输毒品、枪支等罪的正犯是可能的。

（3）仓储保管、邮寄中立行为

按照上述系列司法解释的规定，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仓储保管公司或邮局发现所交付的物品系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走私的物品还提供仓储保管或邮寄服务的，就成立相关犯罪的帮助犯。但这种结论存在疑问。现代社会对邮政服务的要求决定了，除法律明文规定要求检查是否淫秽物品、危险品外，邮政公司即便发现交付邮寄的物品具有上述性质，也没有拒绝投递的义务，否则，既是对邮政公司的过度要求，也是对公民隐私领域的过分介入，必然不利于邮政体制的正常运转！[18]仓储保管业的性质也决定了，即便委托的物品具有上述性质，只要不是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禁止仓储保管的物品，仓储保管公司没有拒绝接受的义务，仓储保管过程中发现物品具有上述性质时，也没有终止仓储保管合同的义务。因而可以认为，除法律明文规定外，仓储保管、邮寄行为没有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不宜认为是帮助行为，应否定帮助犯的成立。

（4）房屋出租中立行为

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明知他人租用房屋的目的是用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或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还出租房屋，或出租后发现租户将房屋用于上述目的而不终止租赁合同的，似乎构成帮助犯没有疑问。

在美国判例中，janis明知他人将其出租的房屋用于仍向他人出租房屋，janis因此被成功地起诉为帮助和唆使犯罪，该判决在诉审中也被维持。在维持这个判决时，法庭首先将其与另一情形的案件相区别：车站小卖部明知对方是卖淫女仍向其出售电话簿的，不构成帮助和唆使犯罪。因为几乎不能认为其正在通过行为追求卖淫危险的成功；既然这种交易与卖淫的成功几乎没有关系，卖淫女的成功与否不会对其生计产生可以觉察得到的影响，因而，惩罚他不将减少卖淫的数量。然而，业的成功需要明知其犯罪目的的房东的房屋出租，惩罚房东将会使得以为业的人的生计产生显着的困难，相对于出售给卖淫女电话簿的案件而言，这种前景很容易让其承担帮助或者唆使犯罪的责任。[19]不过，德国学者rudolphi认为，德国刑法第129条存在对建立恐怖组织进行援助的相关规定，但原则上应将以社会上通常的行为方法进行援助的行为排除，例如，向恐怖组织出售食品、衣服、出租房屋、提供一般能获得的信息等；如果不这样考虑的话，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就是旨在以饿死的方式防止犯罪组织的建立，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换言之，无论谁都不可能仅因提供杀人犯食物，就被作为杀人罪的帮助犯进行处罚。[20]其还明确指出，以社会一般所承认的方式行事，不存在成立从犯所必要的义务危险性，因此应否定从犯的成立。[21]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明知对方租赁房屋是用于从事卖淫违法活动的，通常作为容留卖淫罪予以处罚。

本文认为，除存在禁止容留卖淫、吸毒等明文规定外，房屋出租者即便可能因为没有履行房屋出租登记义务而承担行政责任，也不应认为房屋出租者因为将房屋出租给他人用作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场所而承担帮助犯的责任；即便房屋出租行为客观上也制造了一定的危险，但这种危险跟出租运输一样仅属于“一般的生活危险”，属于被允许的危险；[22]根据不作为共犯的理论中的义务二分说，难以认为房东具有基于危险源监督的犯罪阻止义务，因为普通房屋不可能是危险源，也不具有保护被害人法益的法益保护义务，如果科予房东帮助犯的刑责，就是承认了房东的犯罪阻止义务或法益保护义务，但在这点上是存在疑问的。因而，即便房东知悉对方租赁房屋的目的是用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或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都不宜将出租房屋的行为评价为帮助行为，不宜作为帮助犯处罚。

（5）还债中立行为

按照上述系列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明知债权人要求还款的目的是用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经营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或从事走私犯罪活动，履行民事债务的行为似乎也构成帮助犯。银行在明知储户的犯罪意图还允许支取存款或转账的，也属于一种履行民事义务的行为，与日常生活中的民间还款行为不同的地方在于，银行业务具有反复继续性、匿名性，金融服务性质决定了银行的上述行为不宜评价为帮助行为。在日常生活中，还债人在知悉对方的犯罪意图还归还款物的是否构成帮助犯呢？

有观点认为，明知物主要求归还物品的目的是打算用之实施犯罪，还应物主的要求归还物品的情形与商品出售有所不同。在英国ncbvgamble一案中，法官devlinj主张，归还物品的行为不是一个“积极的行为”而是一个“消极的行为”。“借方将原本属于物主的东西应要求交给物主，尽管从物理意义上属于完成一个积极的动作，但从法律上讲其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承担欠债不还的违约责任而采取的一个消极意义的动作。”[23]我国实践中曾发生这样的案件：刘某将他人杀害后，逃至好友李某家中，告知实情，并向李某索要以前所借欠款作为逃跑的费用。李某遂还钱，致刘某得以逃匿，后在异地被拿获。有来自实务部门的人士认为：“当一个主体的诸多义务处于同一层面并存在冲突时，他在不损害权利人利益和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对自己有利的方式选择履行义务。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也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李某向刘某付钱从现象上看是归还欠款，履行其民事义务，直接目的在于使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如果孤立地从民法的角度来分析似乎无可非议，但是在实质上却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不得向明知的犯罪人提供财物，帮助其逃匿的禁止性规范。违背了法的价值冲突规则，从而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4]

本文认为，让还款人承担帮助犯的责任，就等于要求债务人在还款时有确保债权人不得将所归还的款物用于犯罪的义务，这显然是对债务人的过分要求；所归还的款物原本就属于正犯可自由支配的物，归还款物并没有制造、增加不被允许的危险，即便存在一定的危险，也仅属于一般的生活危险，不应将债权人实施的犯罪后果溯及于债务人，而应由债权人“自我答责”；不处罚债务人也不会因此形成不能容忍的处罚空隙，因为已经有正犯对犯罪结果负责；让还债人承担帮助犯的责任，等于变相地要求还债人履行犯罪阻止义务或法益保护义务，这是对普通人的过分要求，必然过于限制一般人的日常交往中的行为自由。因而，即便知悉债权人的犯罪意图，也不宜认为履行民事义务归还款物的行为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不宜认为这种日常生活的危险达到了值得刑法处罚的帮助行为危险性的程度，不宜评价为帮助行为，应否定帮助犯的成立。

值得研究的是，我国刑法典第三章条文中还存在处罚共犯的规定，这类规定是否就意味着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合理性呢？

（二）经济犯罪条文中的共犯规定不是法律拟制而是注意规定

刑法第156条关于走私罪共犯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帐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第190条之一第3款规定：“明知用于骗购外汇而提供人民币资金的，以共犯论处。”这两条关于经济犯罪共犯的规定是注意规定，还是法律拟制？如果认为是注意规定，则这种规定并没有增添新的内容，即便删除该规定也不影响法律的适用，若认为是法律拟制，则因为增添了新的内容，删除该规定会直接影响法律的适用。[25]例如，若认为刑法第267条第2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的规定是注意规定，则在行为人没有显示凶器而形成胁迫时，由于不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就不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若认为属于法律拟制，则无须显示凶器，只要客观上携带了凶器且行为人意识到自己携带了凶器，就能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又如，如果认为刑法第382条第3款“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属于注意规定，则会得出虽然在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的条文中不存在类似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挪用公款的，根据刑法总则共犯犯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当然能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的共犯论处；若认为属于法律拟制，则非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要求实行犯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犯罪时，除贪污罪外，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公职犯罪的共犯论处。

本文认为，上述经济犯罪条文中的共犯规定属于注意规定，不是法律拟制。因为根本没有对走私罪和骗购外汇共犯成立条件进行特殊规定的必要，相反，立法者只是提醒司法人员注意，在处理走私罪和骗购外汇犯罪时不要忽略共犯的处罚；即便删除上述两条的规定，也不影响相关犯罪的共犯的处罚适用。换言之，对于经济犯罪中的共犯适用条件只须根据刑法总则中关于共犯犯罪的规定加以确定。尽管我国刑法跟其他几乎所有的国家一样，都没有中立行为帮助处理的明文规定，在我国刑法中帮助犯甚至还不是一种法定的共犯种类。但根据刑法的目的和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以及根据在理论上被有力主张的实质的违法性论，在理论上我们仍能认为，刑法所处罚的帮助行为只能是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达到一定程度、具有类型性危险的行为，而中立行为由于具有业务性、日常生活性等中立性特点，为了在包括业务自由、日常交往自由在内的一般行为自由的保障与潜在的被害人法益保护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从规范性评价上看，经济犯罪中的中立行为的帮助通常应认为没有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不宜评价为帮助行为，应否定帮助犯的成立。

三、结语

不仅我国刑法典第三章存在共犯处罚规定的条文，而且不少司法解释还对共犯处罚做了明文规定。规定共犯的条文属于注意规定，而不是法律拟制，因而经济犯罪中的共犯处罚问题应根据总则共同犯罪的规定加以适用。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是，只要行为人明知对方的犯罪意图，还提供贷款、资金、帐号、房屋、运输、仓储、保管、邮寄等便利条件的，就应毫无疑义地以经济犯罪的共犯处罚。这种规定完全将中立行为的帮助等同于一般的帮助犯对待，完全无视行为具有的反复继续性、非针对特定对象性、业务性、日常生活性等中立性特点，导致不当扩大帮助犯的处罚范围，影响正当的业务交易和正常的日常生活交往的顺畅进行，是对业务自由、日常生活交往自由的不当妨碍。

现代银行业的特点决定了，确保发放的贷款或储户提取的存款或转账不被用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从事走私犯罪活动或偷逃税款，不是银行法律法规的规范保护目的，银行无需对实际发生的经济犯罪结果承担帮助犯的责任。现代运输、仓储、保管、邮寄服务的性质决定了，服务提供人无需审查物品是否具有上述犯罪性质，因而提供这种服务的行为没有制造不被允许危险，本身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帮助行为，不成立帮助犯。向意图从事经济犯罪的人提供出租屋或归还款物，没有制造、增加不被允许的危险，而属于一般生活中的危险，不宜将这种行为评价为帮助行为，故不成立帮助犯。

【注释】

[1]参见[日]豊田兼彦：“中立的行为による帮助と共犯の处罚根据——共犯论と客观的归属论の交错领域に关する一考察——”，载《神山敏雄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第一卷》，成文堂2006年版，第553页。

[2]bghst46,107.;vgl.erichsamson/ulfschillhorn,beihilfezursteuerhinterziehungdurchanonymisiertenkapitaltransfer,wistra2001,s.1.

[3]日本高松高等裁判所1970年1月13日判决，载《刑事裁判月报》第2卷第1号，第1页。

[4]参见[日]山中敬一：“中立的行为による帮助の可罚性”，载《关西大学法学论集》56卷1号（2006），第62页。

[5]参见[日]大阪高等裁判所1995年7月7日判决，载《判例时报》第1563号，第147页。

[6]vgl.clausroxin,strafrechtallgemeinerteil,band.ⅱ,2003,s.208.

[7]参见[德]ランジ—ク：“フォ—マルな组织における中立的帮助”，[日]佐伯和也译，载[日]山中敬一监译：《组织内犯罪と个人の刑事责任》，日本成文堂2002年版，第116页。

[8]vgl.hassemer,professionelleadäquanz,wistra1995,43f.,46.81f.,85.

[9]andrewashworth,criminallaw,fourthed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p.421.

[10]vgl.frisch,tatbestandsmäßigesverhaltenundzurechnungdeserfolgs,1988,s.294.

[11]vgl.clausroxin,wasistbeihilfe?,in:festschriftfürkoichimiyazawa,1995,s.513.;ders,strafrechtallgemeinerteil,band.ⅱ,2003,s.207

[12]vgl.jakobs,akzessorietät,zudenvoraussetzungengemeinsamerorganisation,ga1996,s.257ff.;vgl.jakobs,strafrechtallgemeinerteil,2.aufl.,1993.s.696ff.

[13]vgl.jakobs,strafrechtallgemeinerteil,2.aufl.,1993,s.697.

[14]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页；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页。

[15]参见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页。

[16]林钰雄：《新刑法总则》，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59页。

[17]vgl.tag,beihilfedurchneutralesverhalten,jr1997,s.51.;wohlers,schw.zeitschriftfürstrafrecht,117,s.430.;frisch,tatbestandsmäßigesverhaltenundzurechnungdeserfolgs,1988,s.298.s.428,434,

[18]参见[日]松宫孝明：“犯罪体系论再考”，载《立命馆法学》2007年第6号。第339页。

[19]davidc.brodyandjamesr.ackerandwaynea.logan,criminallaw,2001,p.542.

[20]vgl.rudolphi,verteidigerhandelnalsunterstützungeinerkriminellenoderterroristischenvereinigungi.s.der§§129und129astgb,festschriftfürhans-jürenbrunszum70.geburtstag,1978,s.332.

[21]vgl.rudolphi,diegleichstellungsproblematikderunechtenunterlassungsdelikteunddergedankederingerenz,1996,s.166.

[22]参见[日]山中敬一：《刑法总论》（第2版），成文堂2008年版，第916页。

[23][]1959]1qb11,at20,discussinglomas(1913)9crappr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