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当代青年文化属性象征文化。

从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角度看待某种文化或文化现象会得出不同的关于文化属性的判断，本文主要应用马格利特·米德的“文化模式”理论，即“前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后象征文化”理论来研究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属性。

青年是社会文化的集合体，社会文化形态影响着青年怎样接受和接受什么文化，这也就影响着青年文化属性的形成和确立。本文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中后象征文化仍然是处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础地位，互象征文化处于当代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前象征文化在当代中国有一定的苗头但并不明显，是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的未来发展方向。当代中国的三种文化形态也就决定了当代中国青年的三种文化属性，即：后象征性、互象征性和前象征性。下面我们就来具体探究一下当代中国青年的这三种文化属性的所处的地位和表现。

首先，研究一下当代中国靑年的后象征性文化属性。中国自古就有尊重父母、尊重传统和尊重历史的文化传统，这使得当代中国青年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品德上都具有深厚的向长者、向过去经验学习的后象征性。可以说，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经历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其关键因素之一就在于中国青年一直具有后象征性的文化属性，正是这种文化属性的具备决定中国的青年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所以，后象征性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基本文化属性。

其次，考察一下当代中国靑年的互象征性的文化属性。由于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互象征文化形态占绝对优势的社会，社会存在着属于不同辈分群体文化期望和文化价值，所以互象征性是当代中国青年的主要文化属性。这表现在：老师、同辈人和青年团体已成为青年人学习和获得文化信息的楷模。当代中国青年形成了以自己的同辈人作为文化楷模的文化，而这种属于青年自己的文化是当代中国青年互象征文化属性的集中体现。可以说，在当代中国互象征文化无处不在，青年人有自己的偶像和楷模，但他们很少是自己的父母或是长者，而是与他们年纪相差不是很大的同辈或年轻成年人中的精英，总之，青年人的楷模不再是或不只是自己的父母和长辈，他们更亲近于与自己成长背景相似的同辈人。

最后，重点探讨一下当代中国靑年的的前象征性的文化属性。前象征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青年成为社会的权威，长辈以青年为文化楷模。当今中国，社会的权力和权威仍掌握在成年人手中，前象征文化并不明显，但当代中国青年的身上已经有了前象征性文化属性的某些体现。在经济领域，许多青年人成为中国行业和企业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更是未来发展的领路人。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推向了中国甚至世界的前端，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创新精神，开拓着中国甚至世界的未来；在科技领域，特别是在新型科技领域，青年人的创新、开拓的精神和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以自身丰富的知识和对科学技术的掌握程度已经把他们的父母远远抛在了另一个时代。许多长辈不得不向青年人学习新的知识，以求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在文化领域，青年人已成为中国流行文化的领路人。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青年人的文化也会成为引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路标。

以上我们从社会的不同领域呈现了当代中国青年前象征文化属性的一些表现。但由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当代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性的表现是有限的。当代中国青年存在着创新性不足的问题，他们往往只是学习或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青年的流行文化，缺乏原始创新性。可以说，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文化属性的真正确立和壮大，还得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步伐走很长一段路。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千年文明深深的牵绊着中国人，中国的前象征文化的发展一定会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是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这也就决定了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文化属性的形成也一定会更加漫长并伴有自己的特点。可以预见，未来中国青年人身上的文化属性会具有多种类、多层次的特色。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性绝不会是横空出世、无土栽培的，而是有根的，这根就体现在中国人的后象征文化属性中。

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技术生产消费变化

纵观技术发展的各个阶段，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伴随着文化生产方式的升级、文化业态创新以及相应文化消费特征的转变。学界不乏关于印刷技术、录音技术和信息技术以及更近的数字化技术等各阶段技术创新，对于文化产品生产和文化产业业态发展的研究和总结。技术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研究从来都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也许是太关注于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厘清和探寻技术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发展规律，而忽略了现代技术创新背景下，文化生产与消费正在发生的悄然转变。

一、技术与文化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历史演变

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文明也是不断更替和演进着的，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正在发生的后工业文明的人类文明更替表明，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推动着社会文化形态的变革。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正在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来看，技术的进步促进的是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以及消费方式的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第二次工业革命虽然没有使生产方式发展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大规模生产”成为制造业的主导生产组织方式。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20世纪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米歇尔·阿吉列塔与阿兰·列别策关于福特主义的研究认为，生产与消费的联接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至关重要。福特主义正是在降低个人手工技能要求、迫使工人失去对自己劳动和工作节奏的控制、割裂生产劳动和家庭生活的基础上，将大众消费整合进生产的条件。但至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固有的僵化弊端，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为了对市场需求做出及时的反应，福特主义逐渐向具有灵活性、分散化、创造性等特征的后福特主义转变，以消费为中心的后福特主义，创造了和引导了消费的多样化形式，将生产和消费重新对接，促使当代消费文化和文化消费的兴起。

技术促进下的大规模生产和过度丰盛，导致了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促使传统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转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引导和控制消费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手段。20世纪以来，技术的发展和革新，促使产品生产组织模式不断变化，也伴随着人们消费方式的转变，这一时期关于消费的“有闲”、“时尚”、“仪式”、“区分”等属性的经典论述不断涌现，从整体发展脉络来看，消费越来越是文化的消费，以至于当下消费的文化属性占据了中心位置。伴随着技术促进的生产方式的转变，消费的文化意义从隐性要素的存在转变为作为区隔和建立等级差异的方式，进而发展为现今消费文化的“夷平化”特征，最终将文化推至消费的中心。鲍德里亚认为，物的文化价值和符号价值成为划分社会等级差异的手段和社会区分的逻辑，并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生产的不仅是产品和使用价值，更是一套由使用价值抽象出来的符号体系，而个体的需求则是在这套符号体系的控制和刺激下产生的。“19世纪发生在生产领域的那个生产力合理化进程在20世纪的消费领域中得以完成。”消费社会中文化的中心地位和消费控制的探讨也延伸到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之中，大众文化消费的兴起使得在文化产业领域也出现了技术单向的控制和塑造作用，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批判最为激烈，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技术世界里，大众化的文化已经丧失了文化真正的本质规定性，生产方式的标准化导致虚假个性的流行，单向度的人是大众文化时代的典型的人的特征。

二、新技术条件下文化生产和消费的特征

两百年的工业化进程，是建立在以煤炭和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基础之上的，伴随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危机证实，传统的依赖于攫取不可再生资源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为支点，新的符合自然规律的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在建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不同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的系统化的、集中式的生产活动和具有同质化、控制性特征的消费活动，新技术条件下的社会发展方式具有新的特征。

从生产方式来看，建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对于石化能源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能源机制塑造了文明的本质，决定了文明的组织结构、商业和贸易成果的分配、政治力量的作用形式，指导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自上而下的层级性、规模化、集中化、垄断性等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和商业运营方式。而建立在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新经济，由于可再生能源本身的分散性，需要合作性的组织结构而不是层级结构，并为由此衍生出的所有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开放性、合作性、共享性和扁平化的组织模式。建立在新能源网络基础上，伴随着信息互联网技术、全球物联网、3D打印技术等共性技术的不断完善，开放性、合作性、共享性和扁平化的组织模式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导方式。开放性的共同体和新的社会生态正在挑战着传统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维基百科数百万计的编辑者参与其中，拥有成千上万参与者的社交网络如雨后春笋搬涌现，音乐、视频、旅游以及其他多种专业化共享社区网站不断普及等等现象表明，建立在分散式的新能源网基础上，与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新通讯技术相结合的新经济是以合作、共享为主导特征的。

从社会结构来看，互联网技术、物联网系统以及以3D打印机、激光切割机为代表的制造技术等新经济的技术支撑系统，正在改变传统工厂生产的方式和集团化的商业模式。新制造技术和物联网不断降低商品生产成本以至于个人都可以进行生产，每个创意都可以变成产品，每个产品都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到消费者，“长尾”成为网络时代的蓝海，数以百万计的小型企业和个体制造时代的“创客”成为新经济的主导者。克里斯·安德森所说的“创客”，即是利用新技术和全球网络，将自己的创意转变成实际产品的人。生产方式的便利性和低成本特征，将生产者的创意推至新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理查德·佛罗里达认为正如封建贵族的权力和身份来自对土地和民众的世袭控制，资产阶级的成员是商人和厂主，创意阶层的特征则是在于扮演着创意提供者的角色，由于创意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因此创意阶层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在新经济愈演愈烈的当下，创意阶层成为生产的核心，创意经济下的创意阶层是促使新工业革命进程中社会结构变化的主导力量。

从消费方式来看，创意产业每天为世界创造220亿美元的价值，以高于传统产业24倍的速度增长，创意产业已成为众多发达国家的支柱性产业，工业社会正在转入一种创新型的经济模式，创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无论从创意产业发展的速度来看，还是从创意阶层的崛起来看，人们的消费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特别是主导创意经济发展的创意阶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将会成为塑造未来社会的主要力量。创意阶层从事对创意具有较高要求的工作特征决定了创意阶层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我们的创意思想反过来也决定了我们的休闲爱好。因为我们通过自己的创意对经济发挥作用，也由此将自己定位为‘创意人’，所以我们乐于参与的休闲及文化活动也都是那些能够表现并培养创意的活动。”从创意阶层的工作特征来看，创意工作者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充分发挥创造性进行各种新的尝试尤为重要，充满激情和活力，是保持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关键。其次，创意工作也是一个团队协作性的，创意氛围、创意团队对创意的激发和创新的产生具有很大促进作用。同时，创意思维很难随时开始和结束，创意的出现往往具有不经意性，因此，创意工作的性质决定了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的重要性。相应地从创意工作者的消费特征来看，创意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创意阶层消费方式的特征。创意产业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向大众提供文化、精神、艺术和娱乐的新兴产业，多样性的文化环境有利于提供包容、信任、合作、共享以及激发创意的工作条件，因此多样化的文化消费对于创意阶层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其次，体验式、参与式的文化消费特征。派恩和吉尔摩认为“体验经济”的到来，主要是因为科技推动下的许多新体验的产生，人们的日益富足以及经济价值的本质及其自然递进的趋势。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创意阶层的更加偏爱体验式和参与式的消费形式。体验性、参与性的消费方式的社会影响正在逐渐扩大和流行，因为它们激发了创意的本能，提高了创意的能力。最后，个性化和专业性的消费方式。“以选择多样性为基调的现代休闲消费方式并不是强调消费主体属于某一个群体……在这里，自我认同的身份是一种独立而完整的自我存在，是以塑造自我为出发点，同时在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为目的的。”个性化的消费方式是创意人才的身份决定的。同时，创意阶层的消费方式还表现为围绕共同兴趣和爱好，依靠网络联接而组建的专业化的共建、共享的创意生产和创意消费的专业性网络社区。开源、共享、体验、参与和个性化、扁平化等成为新技术条件下和新经济进程中，生产和消费的关键词。

三、技术与未来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演变趋势

前两次工业革命进程中，特别是后福特主义以来，对于资本主义体系来说，是将消费符号体系、文化体系和控制体系的生产纳入到产品生产的过程之中，消费体系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是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前提。对于消费者来说，个体的需求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构建的符号体系下产生的，是受控制和引导的，个体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也是完全割裂的，异化现象仍然存在于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之中。而新技术革命和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将会使21世纪的社会产生新的生产和消费趋势。

首先，技术的普惠性和生态化。正如正在成为现实的云计算的世界，当下，云计算的创建及运营还只是服务于企业利益而非个人和用户的利益，当不断整合进能源网、互联网、物联网以及以3D打印和计算机为代表的面向个人的便利性制造技术等多样化的共性技术时，一个不仅服务于企业，更面向于个人的云生态将会出现，云生态成为生产、制造和销售的后台服务者，建立在云生态基础上的社会，将会充分发挥和激发个人创造性的作用，满足创意阶层共享、合作与个性化创造的需求。因此，未来应该是面向所有社会主体的普惠性的共性技术的不断建立和融合。其次，生产和消费的同质化和整合化。凯文·凯利以书为例来探究未来生产和消费的整合关系，建立在网络共享、共建和合作的基础上，未来的书只是一个过程而非物品，“我们的文化正在从‘书本的文化’转向‘出书的文化’”。书只是出书这个过程的副产品，真正的重要的是在网络共享、共建和合作基础上，整合了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各个创意主体共同创作的过程。因此，在技术的整合性和生态化的基础上，生产和消费的本质界限也逐渐模糊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也逐渐融合和同质化了。最后，生产和消费的全面文化化。创意阶层参与性、体验性特征的日益扩散，新的大众群体对消费参与性的要求日益提升，将会使得生产也成为创意群体的一种自我满足的消费方式，当一切的生产和消费只是为了满足个体的个性化、创造性和创意性需求的时候，生产和消费也将会是全面文化化的生产和消费。

四、结语

技术发展的历程表明，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结构的转变以及相应消费方式的转变。建立在19至20世纪技术基础上的，是集中式、层级式和垄断化、工厂化的生产方式，相应的是劳工阶层的异化，高产量和僵化的生产组织模式，一方面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日趋饱和的市场需求问题，生产和消费固有的矛盾，迫使一套控制、引导和激励消费的符号体系的生产，成为产品生产销售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转变过程中，大众在消费方式上又进一步被控制和异化了。新技术条件下，扁平化、合作式、共享性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建构的是新的社会生态系统，伴随着自动化技术、网络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低成本制造和销售成为可能，创意推至经济发展的中心，创意阶层的不断壮大也将弱化社会阶级区隔，推动生产和消费的同质化和整合化，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全面文化化，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将不会变成异己的力量来控制人们本身，相反人的个性化和能动性发展趋势将越来越明显，相应的，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方式也将迎来一个全新的转变。新技术条件下，生产和消费不断变化的特征和正在出现的新的趋势，也会是一个全新的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参考文献：

[1]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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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等译.《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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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克里斯·安德森著，萧潇译.《创客：新工业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6][美]理查德·佛罗里达著，司徒爱勤译.《创意阶层的崛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201.

[7][美]B.约瑟夫·派恩，詹姆斯H.吉尔摩著，毕崇毅译.《体验经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6-7.

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篇3

关键词：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客体；分析研究

一、都市型村庄及其过渡性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是“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人口相对分散、有明显的同质性、社会结构较单一，主体人口为农业人口，基本的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是，随着中国都市化的迅速发展，一些村庄逐步丧失或部分丧失传统村庄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职业分化、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变化，均质性被打破，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依据都市化即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在某个区域（城市、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一界定，我把这种村（居）民拥有宅基地和私人房屋产权，没有或少量拥有村集体农地和集体财产，第二、三产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主要产业，村（居）民已经全部或部分变成非农业户口，兼有大量外来人口入住的村庄称之为都市型村庄。从总体特征上看，由于中国地域广大，都市型村庄在区位环境、拥有的社会资源、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这些村庄特质迥异，难以归类。然而，这些村庄也有许多共性特征，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公共事务的管理上，都还没有完全纳入到城（镇）的总体规划中，集体经济、集体资产、独特的“村籍”制度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等。实现情况表明，当下都市型村庄既没有完全拥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社区特质，也没有完全失去传统村庄的要素特征，呈现出传统村庄向都市社区转型的过渡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主客体要素现状分析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系统聚合了不同于城、乡社区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内部规制和外部环境等多要素，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对系统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主客体要素。

（一）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二元化要素特征和多元化结构性特征

正在成长的都市型村庄社会治理主体，既包括政治性的组织，也包括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逐步形成从政府一元走向村（居）民委员会、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架构。

从法律层面看，党的基层组织有权力对村（居）委会进行政治上的领导，对社区内的各类组织进行宏观协调，政府派出机构有义务对村（居）委会进行业务上的指导，推动社区各项建设活动的开展。村（居）委会接受政府业务上指导，动员、组织社区内的各类服务性的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丰富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共同治理社区事务，并协助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从现实层面看，由于都市型村庄社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并存、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并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并存，社区治理主体要素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特征；社区内包括（村）居民委员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发育迟缓，成熟度不高，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都非常弱，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社会资源相对不足，在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借助党和政府权威，依赖政府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执政党为圆心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凸显出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区共治中的核心地位，社会组织边缘化，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并存、层次分明的结构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宪法》确认村（居）委会的功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办理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反映群众意见要求、提出建议等。《城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村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男女平等，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等。

处于过渡期的都市型村庄，由于土地、户籍、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区组织、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城乡二元化特征，致使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经济、文化、社会、空间、环境等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比成熟的城市社区和传统村庄量要大、复杂程度更高，解决难度更大。有些村庄既要管理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农村农业经营机制，又要负责征地拆迁、村庄规划、居民安置以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其他经营者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既要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又要解决化解二元并存带来的诸如促进城乡融合等特殊性问题等。社区治理客体不仅点多、面广、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变动性大，无法简单依据《城居法》或是《村居法》来加以界定，只能依据各个社区具体情况相机界定。

三、优化社区治理主客体要素，建设都市型村庄社区

当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缺乏直接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建构切合都市型村庄特点、规范有效的治理规制，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实现都市型村庄社区善治，必须按照城乡“一体化”思路，参照都市社区要素特征，整体布局、统筹规划、拓展思路、创新体制。

（一）提升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建构科学的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充分认识各类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责和作用，建立多元共治的主体架构，形成内含科学分工与合作机制的以社区（村）居委会为轴心、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其他主体参与其中的交互式的新型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第一，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理顺社区内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明晰其结构与功能，避免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职能的交叉、功能紊乱现象。

第二，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监督，逐步弱化社区组织行政功能，增强社区内行政部门的行政能力；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建构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社会资源、权利共享，社会义务、责任分担机制，维护社区内部的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平等地位，促进其协同发展。

第三，打破以集体土地产权为核心的“村籍”制度，赋予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区治理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建立各类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制度、决策程序和协调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发挥村（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轴心作用，确保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对社区重大事务的决策、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社区治理制度化、民主化、程序化。

（二）厘清社区治理客体属性，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治理模式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客体不仅包括了原来村集体管理的事务，还政府改革职能转换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社会管理事务和村庄都市化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些新事务，尽管内容复杂，治理过程权责关系模糊。但从性质上还是可以分为几大类：经济工作、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其他工作。社区治理必须在厘清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类别的基础上，依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行政组织、村（居）委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社区事务治理过程中的权责关系，坚持城乡一体化思路，以提升“城市性”为目标，建构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

第一，（村）居委会依法加强对社区类各类经济组织的经营资质的审核，运行过程的监管，营造优良的经营环境，协调经济组织间以及经济组织与社区居民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纠纷。以依法拥有村集体经济和土地资源管理权为依托，结合都市型村庄的特点，总体规划村庄经济发展，采用多种方式经营集体土地和资产；立足都市农业，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和第一产业优势，构建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架构，发展社区经济。

第二，基层党组织依法履行领导和支持本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职能，保障社区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以关涉社区共同利益的事务为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吸引社区居民依照程序参与社区治理，激发其参与热情，培养政治理性，锻炼和提高自治能力，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社区政治生活。

第三，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拓展文化活动的空间，建设文化惠民和文化共享机制；寻找有特色的文化发展定位，在继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城乡文化的融合，实现文化创新；社区的真正本质是社区精神，通过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增进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了解与理解，增进社区认同，形成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要素结合、体现城市文明和时代精神内核的社区精神。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立足现状，以村庄规划和环境整治为着力点，以社区公共服务为核心，整合社会资本，统筹规划社区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和其他社会组织，鼓励其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建设，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和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教育培训机制以及各项工作的综合协调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由民间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的、涵盖所有人口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1、夏建中.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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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元竹.社区与社区建设:理论、实践与方向[EB/OL].sociology.省略/pws/dingyuanzhu/grwj_dingyuanzhu/P020080930276816390457.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