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业银行发展的建议范文篇1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商业银行；资本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5月10日

2007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凸显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缺陷，同时也为改进金融监管提供了重要契机。巴塞尔委员会作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机构，正逐步对银行监管制度进行全方位改进。我们应该通过这次新协议的出台，对中国银行业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并总结和借鉴国际银行监管改革的经验和良好做法。这对于提升中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更好地发挥银行体系对于国内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和配置资源的核心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

新协议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的内容：重新定义一级资本、最低资本金比率要求、过渡期安排。一级资本方面，修改后的一级资本包括权益资本和留存收益。规定纳入一级资本的非普通股资本工具应在持续经营的条件下具备足够的损失吸收能力，新标准中将鼓励赎回的创新型混合资本工具从一级资本中剔除，少数股权也不被允许包含在一级资本的普通股权收益中。另外，有效的权益资本必须占一级资本的大部分，股权溢价只有在其对应的股权列入一级资本时才能作为一级资本，优先股的股价溢价也作为一级资本。

在最低资本金比率方面，协议规定，商业银行的普通股最低要求将从目前的2%提升至4.5%，也就是所谓的核心一级资本比率，另外还需要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此外，商业银行更宽泛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

过渡期安排方面，为最大限度降低新协议对银行贷款供给能力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协议给出了从2013～2019年一个较长的过渡期。新协议规定，新的全球银行杠杆比率标准为3%，该比率标准将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接受测试。同时还规定，银行需要在2015年前，也就是5年内达到最低资本比率要求，即不包括资本缓冲在内的普通股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达到4.5%，一级资本比率达到6%；而对缓冲资本的落实则更为宽松一些，银行可以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分阶段实施。

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现状

我国199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首次对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做出了不得低于8%的规定。2004年中国银监会公布并实施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强调了资本监管在银行监管中的核心地位，并规定2007年1月1日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后达标期限。国内商业银行积极引入科学的现代风险管理理念和技术。经过努力，各项资本管理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同时，仍存在其他方面的一些不足。

（一）资本充足率符合国际水平，风险抵御能力逐步增强。除了对外募集资金和依靠自身内部积累增加的资本金之外，我国商业银行以贝勒的银行资产持续增长模型为指导积极提高资本金管理水平。同时开始逐渐从关注资产规模到注重资产结构和资产质量的转变。根据银监会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年报》的数据，2011年底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2.71%，超过国际平均水平。截至2011年底，290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全部达标，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例达到100%。

（二）贷款质量和拨备覆盖率明显提高，信用风险管理能力逐步提升。在“统一授信、审贷分离、分级审批、责任明确”的新型授信管理模式下，我国商业银行对不良资产剥离、核销和注资等措施的实施使得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实现了“双下降”。但根据目前实行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2006），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高级法”实施水平有待提高，单纯依靠静态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报表难以真实完整地进行风险识别和风险度量。

（三）流动性比率较高，市场风险管理能力经受挑战。在我国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影响下，利率和汇率的波动在为商业银行提供灵活的市场化价格体系的同时，也带来了市场风险管理能力的巨大挑战。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总体利率敏感性缺口为呈上升趋势的正缺口，加大了利率风险，但也对银行利润产生正面影响。存款准备金率的不断上调，使得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负影响。另外，面对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及“人民不升值”压力，商业银行外汇头寸的管理难度也随之增加。

（四）操作风险管理能力加强。中国银监会于2005年3月了《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就操作风险管理指出具体的要求，促使商业银行采取防范措施和控制操作风险。在银行自身风险管理和监管机构指导下，我国商业银行设立了专司操作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委员会，逐步建立了科学的操作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并制定了更加规范的政策制度，同时采取更客观的风险度量和评价。但由于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还有待完善，且操作风险涉及操作环节较多，风险管理意识相对淡薄，银行仍需从多方面完善操作风险管理。

三、《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一）短期影响。从短期看，实施巴塞尔Ⅲ不会对我国银行业产生直接冲击。从2004年开始，中国银监会引入了巴塞尔协议框架，并逐步进行了完善，建立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为核心的银行监管体系。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银监会逐步提高了对国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和资本充足率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截至2010年6月，我国上市银行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为8.4%，整体资本充足率水平超过10%，均高于巴塞尔Ⅲ的最新要求，而且资本质量较高，一级核心资本总资本中的占比达到80%以上。因此，即便未来1～2年就开始实施巴塞尔协议Ⅲ，也不会对我国银行业产生直接的冲击。

（二）逆周期影响。存货利差是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商业银行总有放款冲动，在经济周期处于上行阶段时，银行所面对的整体风险较低，资本充足率状况也会趋于良好。一旦经济周期步入下行阶段，风险可能会集中爆发，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状况则可能会迅速恶化。自2004年引入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一直处于上升期，以这一期间的现实风险所计算出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很可能会低估银行在完整经济周期中所面临的真实风险。中国银行业没有将逆周期资本准备考虑在内，因此如果经济周期处于下行阶段，即使是维持《巴塞尔协议Ⅱ》的标准，中国银行业也有可能面临较大的达标压力。更不用说新协议所制定的更高的标准。

四、对策建议

在新协议出台后，我们应充分了解资本金要求对于中国银行业稳健运行的重要性，商业银行应该加大对资本的监管，保证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能在长期内符合监管标准。因此，在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几条提升中国银行业资本要求的建议。

（一）健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组织体系。随着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改革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由原来的信用风险为主发展到以信用风险为核心，覆盖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未来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要以“全面风险管理”理念为指导，有效改善总分行制管理模式下各项风险战略。

（二）建立长效的多渠道资本补充机制。为适应市场的发展和竞争的需要，商业银行有扩大规模的内在要求，迫切需要开拓资本补充渠道，保证资本的持续充足。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以下渠道筹集资本：一是引入战略投资者；二是在境内外上市募集资本，或通过增发股票进行再融资；三是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和长期次级债务工具补充附属资本；四是控制利润分配，提高未分配利润补充资本。

（三）建立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经济周期转换时银行体系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是系统性风险。逆周期资本监管的框架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信用风险产生于信贷快速扩张时期，但显现于经济衰退时期；但按照现行的资本监管方法，经济上行期资本要求下降，经济衰退期资本要求却上升，扩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

为降低银行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这种正反馈效应，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缓解最低资本要求的过度周期性波动；二是建立前瞻性的贷款损失准备制度；三是通过扩大留存资本推动银行建立超额资本；四是建立与银行信贷过度扩张挂钩的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

（四）加快银行业转型步伐。通过优化资产结构和调整业务结构，大力发展零售银行、中间业务等不需动用银行自身资本的业务，紧密结合当前形势和市场需求变化情况，推动中间业务加快发展，进一步提高手续费、佣金和非信贷资产收益比例，提高银行定价能力，提高非利息收入的比重，逐渐建立起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对包括资产证券化、表外风险敞口和交易账户活动提出资本要求。

资产结构方面，须由高风险资产向低风险资产结构转变。为此，国内商业银行要在总资产中逐步降低信贷资产的比重，适当提高对投融资的比重；在信贷资产中，应适当降低对公贷款比重，逐步提高个人贷款比重；在行业信贷投向上，应逐步降低传统行业的信贷资产比重，不断提高对朝阳行业的贷款比重。

负债结构方面，要弱化以存款为主的被动型负债，大力发展主动型负债。为此，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允许商业银行发行一定量的金融债，提高主动负债的比重，以增强商业银行对负债的整体调控能力。

（五）培育风险管理文化，强化金融监管。我国商业银行对风险管理文化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可以通过政策、制度和培训等方式转变传统思维和经营方式，同时培养现代风险管理理念。我国商业银行应该进一步修改信息披露制度，严格披露程序，提高信息质量。我国的监管当局应制定科学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法规。

总之，《巴塞尔协议Ⅲ》代表了全球银行业监管强化的新趋向，对国际银行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对中国来讲，对该协议的实施应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应充分评估其在长期内对中国银行业以及经济运行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各行应根据本行情况，不要盲目引进和实施。建议在新协议的框架内，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对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及实施进程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规划，在强化银行监管的同时，避免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以真正达到促进银行业长期稳定发展的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1]吴晓灵.巴塞尔新规对中国银行业压力不大[N].中国证券报，2010.9.18.

对商业银行发展的建议范文篇2

【关键词】国际投融资，战略引资，战略投资者

一、研究背景

我国银行业的改革最早始于1979年，在1996年中国光大银行引入亚洲开发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打开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大门。2003年7月24日银监会印发了《推动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制定重组改制方案的通知》，并颁布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要环节之一。此后，大量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始入股中资银行。

截至2012年7月，我国已有大约30家银行从境外引入了战略投资者，其中中国建设银行在2005年与美国银行结成战略伙伴，并在2006年3月以6.05%的股份引进高盛集团。随着越来越多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作用与风险的深刻思考。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究竟有没有改善中国银行业的绩效？是否增强了中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能力？

二、建设银行引进美国银行的历程

2005年6月17日，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签署了《股份和期权认购协议》和《战略协助协议》。根据协议，美国银行将分阶段对建设银行进行投资，未来数年内美国银行可增持建设银行股份至19.9%。同时，根据战略合作协议，美国银行将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信息技术、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个人银行业务（包括信用卡）以及全球资金服务等提供战略性协助。

2006年8月24日，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签署收购协议，以美银（亚洲）2005年底账面净资产的1.32倍即97.1亿港元收购美银（亚洲）的全部已发行股份。

2007年4月13日，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批准了《中国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信用卡合作谅解备忘录》，商定双方将分信用卡业务单元阶段和合资公司阶段两个阶段尽快开始双方在信用卡领域的合作。同年12月28日，中国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合资设立的建信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隆重开业。

2008年5月28日，建设银行宣布，美国银行拟以每股2.42港元的价格买入60亿股建行H股股份。这一消息引发了人们对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作用及其参股中资银行动机的思考，同时也再一次使得人们对于建行“贱卖”发出质疑。

2009年，美国银行原持有建行16.7%的股份，但在金融危机时期减持至11%，由此筹集了73亿美元用于支撑其受损财务。

2010年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莫尼汉3月24日首次访华，并表示，希望在中国扩张业务以提供范围更广泛的银行服务。建设银行则在4月13日《银行战略合作的典范——中国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战略合作纪实》，称双方合作已成典范。

2011年，建行、美国银行双方按计划开展4个合作项目、40个经验分享项目，涉及零售银行、人力资源管理、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领域。截至8月份，建行和美国银行累计完成98个协助项目，295个经验分享和短期培训项目，开展9期（共94名中高级管理人员）赴美跟岗培训，全行6000余名员工接受了由美国银行专家提供的各类培训。

2011年9月，双方续签战略合作协议至2016年底，且续签的协议不再与美国银行持股比例挂钩。双方同时还签署了业务合作意向函。

截止2013年，在8年的战略合作中，建行和美国银行累计开展了115个合作项目、377个经验分享和短期培训项目，在信息技术、信息中心、电子银行和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四个领域派驻专家。

三、建行与美银战略合作的经验与启示

（一）建行与美银合作的成功经验。首先，建行选择美银作为其战略投资者是与其总体发展战略相一致的。建行的总体战略是“建设国际一流零售银行”，而美国银行作为经营对象主要为中小资产阶级的美国第二大银行，在零售领域具有强大的实力，尤其是在其成功并购全球最大独立信用卡发行商美信银行（MBNA）后，使得美国银行的信用卡业务管理水平不仅在全美居于首位，在全球也处于领先地位。其次，美银的在华发展战略与建行的发展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与建行“建设国际一流零售银行”形成互补的是，美国银行并不计划在内地发展零售业务，与建行达成合作协议后，美银关闭了全部已经在内地开设的零售网点，仅通过建行分享内地银行业发展的成果。同时，美国银行不愿发展海外业务，并把美银亚洲卖给了建行，而建行则可以借此发展海外业务，从而帮助建行实现国际化目标。最后，就美银对建行的持股比例而言，美银几乎无法成为建行的第一大股东，从而保证了建行在优化股权结构的同时保持了其决策的独立性。

（二）建行与美银合作的启示。第一，在我们选择战略投资者的时候，应着眼于商业银行长远的发展，选择可以优势互补的境外投资者，这样才能在实现双方利益的基础上达到“双赢”。第二，虽然我国商业银行经过一系列的改制与重组，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健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风险控制能力差等问题，使得我国商业银行无法得到国际机构的认可。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深化商业银行的改革，使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与国际接轨，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国际竞争。第三，在对待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态度上，我们不要期待外资会百分百的向我们提供先进的经验技术，也不能武断地认为外资参股就是动机不良，我们与外资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要看合作的结果是否对双方利益有利。

参考文献：

[1]陈玉罡，孙振东，刘静攀.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商业银行效率与治理影响的实证研究[J].软科学，2011（6）：92-102

[2]侯晓辉，王青.基于MCIRS方法的中国商业银行技术与配置效率研究[J].经济科学，2009（2）

对商业银行发展的建议范文篇3

[关键词]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指标杠杆率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12）02-0052-04

[作者简介]宁敏（1978―），湖南邵阳人，中国银行深圳蛇口支行会计部主任，博士，研究方向：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

一、全面提高监管标准的

“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

2010年12月《巴塞尔协议Ⅲ》正式颁布后，我国银监会根据中国银行业实际情况，于2011年2月明确了包括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流动性风险四大监管工具，构建了我国新银行监管体系的监管框架，并在2011年10月前连续出台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下简称指导意见）、《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以上一个指导意见三个办法被称作“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均要求自2012年1月1日开始实施，比“巴塞尔协议Ⅲ”早一至两年。

“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包括：

1.资本充足率监管。“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在“巴塞尔协议Ⅲ”基础上要求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5%，比“巴塞尔协议Ⅲ”高出0.5%。从而在新标准实施后，商业银行一级核心资本要求达到7.5%，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11.5%和10.5%。

2.流动性风险监管。“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在“巴塞尔协议Ⅲ”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建立了流动性覆盖率（LCR）、净稳定融资比例(NSFR)、流动性比例、存贷比四个监管指标和核心负债依存度、流动性缺口率、客户存款集中度及同业负债集中度四个监测指标，LCR和NSFR都应高于100%，流动性比率应高于25%，存贷比大于75%。

3.杠杆率监管。一级资本占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不低于4%，比“巴塞尔协议Ⅲ”标准高出1%。

4.贷款损失准备监管。鉴于我国商业银行传统业务以贷款为主，因此“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增加了贷款拨备率（贷款损失准备占贷款的比例）和拨备覆盖率（贷款损失准备占不良贷款的比例）指标，分别应不低于2.5%和不低于150%；建立了动态调整贷款损失准备制度。

综上所述，“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是“巴塞尔协议Ⅲ”的全面加强监管版。表明我国的监管思路和措施充分吸收了“巴塞尔协议Ⅲ”的改革精神，2012年实施的银行监管已与世界银行监管趋势相一致，而且我国的监管无论在指标要求上还是实施时间、达标时间上都严于国际监管标准。

二、“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

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1.资本监管规则对商业银行的影响。虽然“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比“巴塞尔协议Ⅲ”资本充足率要求高，但是经过测算（陆静，2011），所有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均达到了最低限额5%的要求，但是若考虑资本留存(2.5%)，除农业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等六家银行暂未达到外，其他银行均已超过7.5%。资本充足率指标上除农业银行仅8.31%，与达标标准相差较远，其他银行基本上超过或略低于最低要求。因此从短期来看，资本管理办法对银行影响不大。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经济增长对银行信贷较为依赖，经济增长带动信贷需求增加，银行不可避免将面临增资需求，至2019年缺口分别为2.51万亿和7.06亿元（陆静，2011），因此未来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强资本约束。

2.杠杆率指标的引入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我国银行资产结构以信贷资产为主，表外业务相对简单，因此我国商业银行杠杆率普遍高于欧美国家，根据2010年末及2011年一季度上市银行年报数据，上市银行中只有华夏、深发展的杠杆率未达到4%，其他上市银行基本上都在5%以上，南京商业银行达到6.6%。因此短期来看杠杆率指标对我国上市银行整体影响不大。但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贷款需求的增长，以及近几年银行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未来上市商业银行仍将有较大压力。杠杆率指标虽然是对采用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的补充，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如资产规模相同的两家银行，从杠杆率监管指标来看需要的资本相同，这对于风险低的银行不利，因为在资本充足率指标上它需要的资本低，但从监管来看，应该实行的是孰高原则，鼓励银行追求高收益高风险的资产。

3.流动性指标的扩充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流动性覆盖比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分别用于衡量短期（一个月内）优质资金以及中长期（一年）稳定资产支持业务的能力，兼顾了短期和中长期的均衡，引导银行对优质流动性资产的关注，增加长期稳定资金，是在原有流动性指标基础上对银行资产结构优化的进一步关注，有利于促进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精细化水平的提高。根据银监会测算，大多数国内银行已经或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达到监管要求。但2011年存贷比指标备受关注，从2010年年报显示交通银行已超75%存贷比红线，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已逼近75%的红线，这主要是2009年和2010年巨额信贷扩张的结果。同时，自2011年6月起，银监会改变以往以时点测算存贷比的方式，改按日均进行，以减少商业银行为月末季末达标而推出高收益理财产品、高息揽储等违规现象，督促其加强流动性管理，保证信贷平稳、有序投放。

4.贷款损失准备指标对商业商业银行的影响。由于我国资产业务以信贷为主，建立前瞻性的贷款拨备监管制度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由于各银行贷款五级分类口径不一，可比性和透明度都不高，因此银监会设置了保底拨备率，即与贷款规模挂钩而与贷款质量无关，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吸收信贷损失的能力。同时建立动态调整贷款损失制度，这与逆周期超额资本类似，即经济繁荣期间多计提动态拨备，在经济下滑期间，可根据贷款核销情况适度减少计提拨备，平滑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两者共同构成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我国信贷规模高速增长，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2009年以来贷款急剧增长，有着较大的潜在贷款风险。

从披露的年报（表1）来看，上市银行拨备覆盖率都超过了150%的标准，但是从拨备率数据来看，行业整体除建设银行外均未达标，大部分上市银行均较低，最低的兴业银行仅为0.91%，差距较大。且从表中可以看出，拨备覆盖率高的银行贷款拨备率小，不良率低，两指标存在一定的背离。因此可能出现资产质量好的银行为达到贷款拨备率监管指标，反而需要更高的拨备覆盖率，短期内会对其经营造成较大冲击，而资产质量较差的银行因较高的不良贷款率，反而容易达到监管指标，这也将导致资产质量好的银行在发放新贷款时的成本将高于质量差的银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扶劣罚优”的逆向激励机制，制约了资产质量好的银行的业务发展，保护了资产质量较差的银行，从而违背了监管的初衷。

同时，2.5%的贷款拨备率会增加商业银行的信贷成本，挤占银行的利润空间，降低商业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影响其经营成果和业绩。

三、应对措施及建议

“中国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在短期内不会对商业银行产生太大影响，但是长期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较强的资本和流动性约束，应该抓住此次新监管标准实施的机会，全面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前转型，提高在国际金融业中的竞争力。

（一）从战略上高度重视，考核上积极传导

1.建立和实施科学的发展战略，在绩效考核上有效传导。针对“中国巴塞尔协议Ⅲ”的推出，各商业银行应在战略上高度重视，根据本行业务发展的特色，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前瞻性地做好资本管理规划，提前制定各业务条线、各分行的资本配置目标。通过内部资金价格FTP和风险调整收益（RAROC或EVA指标）两个主要的管理工具，有效传导各业务线面临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引导产品合理定价，准确评价产品线的有效贡献，引导各项产品的收缩和扩张战略。

2.建立健全的风险和资产负债管理体系，树立资本约束的经营发展理念。商业银行应建立由董事会参加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定期审核全行资本消耗、资本预算完成情况，全行各类产品风险状况，资产负债结构状况及流动性管理状况，设置专门的资本管理、流动性管理团队，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应积极推进资本内部评级法模型的建立，将流动性管理的关注度由狭窄的头寸管理转向对整体资产负债结构变动的关注，建立流动性需求模型，做好剩余资金的结构分布，在满足流动性需求的同时提高收益。

3.提高信息数据的质量。我国商业银行应提高系统整合度，积累数据，跟踪客户信息，搭建信息分析系统，消除我国商业银行推进资本监管中内部评级法形成的阻碍。为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中需要获得利率缺口、流动性缺口、客户评级迁移矩阵、各级别客户可能的违约率等各种业务提供支持数据。

（二）多渠道扩充资本

1.加大证券市场融资力度。商业银行可通过增发股票、定向增发、可转换债券、混合资本债券、发行次级债券等多种方式，积极从证券市场融资补充资本。

2.内源式股本增长。外援式股本增长成本较高，留存利润才是商业银行资本长期稳定增长有效途径，而且与股权融资和发行债券相比，具有较高的弹性和灵活度，成本最低。因此商业银行可减少现金分红，转为配股的方式分配利润。

3.适当情况下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

（三）加大业务结构调整，提前进行业务转型

1.积极调整收入结构。加大低资本消耗中间业务的发展力度。各商业银行应仍保持加大支付结算、POS机收单、刷卡消费、信用卡服务等传统中间业务的增长，同时也应加大理财产品、对私财富管理和对公贷款顾问等附加值高产品的拓展力度，并积极拓展基金、企业年金、信托产品等托管业务。

2.对表内资产业务结构进行调整，大力发展低资本消耗型产品。商业银行在保持中大型客户贷款需求的同时，应该加大力度发展低资本消耗型产品，如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贷款，大力发展零售贷款业务，适当多做票据贴现。

3.做好对公贷款行业结构、客户结构调整。应根据国家发展规划和宏观经济形势，投入人力物力做好行业发展预测研究、重大客户分析研究，优化风险评估机制，调整对公信贷业务的行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客户结构。

4.加大表外产品创新力度。积极推动金融产品创新，特别是信贷业务创新，如通过委托贷款、资产证券化、信托理财等诸多方式消化企业贷款需求，以求不占用或少占用银行的资本，同时又可以多发行理财产品留住重点客户。

四、结论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在我国未全面铺开巴塞尔协议Ⅲ的基础上直接与国际接轨，有利于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监管水平，有利于建立系统有序的风险管理模式，有利于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经营稳定性和风险管理水平。

不过，我国银行业与国际活跃银行所处的发展阶段明显不同，长期以来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外延扩张模式还未改变，资产负债表中，一是表内资产较多，二是信贷资产较多，风险水平比西方国家整体偏低。同时，“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中的四大监管工具指标都高于“巴塞尔协议Ⅲ”，这将直接增加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导致上市银行通过金融创新、向非银行金融机构转移风险等方式规避资本监管，从而带来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在全国建立系统化银行监控体系情况下，监管机构应该实时评估各项指标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进行调整。

商业银行也应该借此契机，有效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识别、风险计量、风险控制体系，将对风险的定性评估切实转向定量评估。未来资本和流动性将对商业银行产生极大的约束，商业银行应尽快在熟悉监管政策的前提下，做好资本规划、分配，将资本、流动性风险及拨备损失指标尽快引入绩效考核中，进行有效传导；实时调整经营模式、资产负债结构、客户结构，将资本有效分配到资本占用低、回报高的业务上。

[参考文献]

[1]孙冲,探析.《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J].经济研究导刊,2011.

[2]梅良勇，刘勇.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监管改革及其影响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0.

[3]杜婷.巴塞尔协议Ⅲ政策影响研究[J].金融发展评论,2011.

[4]乔方亮.次贷危机对中国推行新巴塞尔协议的启示[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

[5]刘兴华.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状况的解读[J].区域金融研究2009.

[6]任宏之,武普文.巴塞尔Ⅲ协议的完善及其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指导作用[J].时代金融,2010.

[7]高增安，何京君.从金融危机看新巴塞尔协议的改革方向[J].西南金融,2010.

[8]贺建清.“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业的影响分析[J].金融论坛,2011.

[9]蔡正旺.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对上市银行的影响[J].新金融,2011.

[10]林人慧.从三个“办法”看《巴塞尔协议Ⅲ》在中国的实施[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1.

OntheImpactofChineseVersionofBaselAgreementIIIonBanking

NingZhemin

（EconomicsSchoolof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