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的意义范文篇1

关键词：汉字理据性对外汉语教学

一、汉字的理据性

（一）汉字自身的特点

汉字具有非常明显的民族特色，而且历史悠久，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字。从已经比较成熟的汉字甲骨文算起，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甲骨文与古代苏密尔人的楔形文字（后称为丁头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合称为三大古典文字。丁头字和圣书字已经消失，唯有汉字仍然在使用，而且还影响到了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新加坡等。汉字作为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无论在语音层次还是在词汇层次上都有其独特之处。汉语的语音大多数为单音节，体现在汉字上则是每一个汉字往往代表一个语音，这种单音节的汉字也促进了音韵的发展。这种一字一音的汉字在运用上比较灵活，“为文学创造提供了一种优越灵活的物质材料，它使文学发展了一类四言、五言、七言等字数整齐划一的诗歌，并且便于对仗，特别是每字的发音是各有一个声母，一个韵母，并且有声调的不同韵母也就比较丰富。这又使汉文学许多诗歌、词曲以至文赋，可以讲求声律和押韵，字句抑扬顿挫，音韵铿锵，倍增美感。”（郑廷植，2006：14）。汉语的词汇有很强的构词能力，有自己独自的一套造字法――“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我们一般认为转注和假借是用字法）。特别是形声字，既有音，又有义，巧妙地做到了音义兼表，是一种精妙高超的造字法，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智慧。汉字的笔画也使汉字成为了一种更加具有艺术性的文字，发展了中国自己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即书法。汉字字体从甲骨文、金文、小篆到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逐渐由图画文字转为符号文字，由繁到简，每一种字体都体现着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和社会底蕴，而且，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某些象形文字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比西欧的拼音文字更具有考古价值。汉字的语境效应也很强，也就是说，一个汉字在实际的语境中成句的机率非常高，因为在中国人的思维中，一个汉字往往代表着一种观念，常常是人们体验客观世界的一个单位，负载着很多信息。汉字的意义非常丰富和灵活，在区分同义词和同音词时，语境起到了很强的作用。相对于拼音文字，汉字对语境的依赖性更强。汉语是一种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从共时的角度看，汉字字形只要形成，无论用在何种句子中，都是没有词尾变化的，而不像拼音文字那样必须有表示时态和语态的词缀。这样汉字就可以保持自身很强的独立形式，从而减少了对汉字表义功能的破坏，所以，语法对汉字的影响也非常少。

（二）理据性是汉字最突出的特点

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有很多自身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理据性非常明显。“汉字不但是汉语的书写形式，而且是汉语语义、汉语理据的积极表现手段。所以，帕默尔认为：‘在中国，一如在埃及，文字不过是一种程式化了的、简化了的图画的系统’。就是说，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所以，汉字是中国整理的唯一交际工具，惟其如此，它是中国文化的脊梁。”（王艾录、司富珍，2002：69）。汉字由音、义、形三部分构成：音是指汉字的语音；义是指汉字所指代的意义，形是指汉字的书写形式，而形又是由许多个部件构成，这些部分有的表音，称为音符；有的表义，称为义符；有的表实物之形，称为形符；有的仅作为构词部件，称为标记符。汉字的理据往往是指一个汉字的音义、音形或形义的关系。汉字是由图画发展而来的，是一种表意文字。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仅是完全表意的文字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在假借辅助造字法的影响下，产生了大量的形声字，其半主义、半主声，构字能力强，逐渐成了汉字系统的主体。汉字有自己独特的造字方法――六书，这是前人分析汉字的结构总结出来的六种造字方法，一直为众多学者所推崇。可以f，绝大多数的汉字都是这些造字法的结果，而“六书”中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的音义形之间有很强的理据性。象形字的形义关系最强。“象形文字起源于图画而又异于图画，它是由单体图像，记事图形逐渐发展而来，这是众所共识的。”（郑廷植，2006：80）。象形文字是临摹客观事物的，给人一种直观、具体的感觉。如“子”，甲骨文像两手上下活动、下肢裹在襁褓里的幼儿形，头部与身体的比例较大，与婴儿的特点相合；“又”的甲骨文像右手形，这是基本的手形，由此翻、覆、反、侧，变化出多种有关手形的字。象形文字虽然无法考证音与义的联系，仅可看出形义之间的直观联系，但我们不可否认音义之间的联系。音往往比义率先产生。人们在给原始字找形体时，通过自身对自然的体验，确定了字形，同样道理，人们在给音找发音形式时，也是通过自身对自然的体验而得到的，只不过音的形式极易变化，而且在原始的状态下，不同客体发同一个音时，差异也非常大。同时，一个原始个体在最初给一种事物命名时，它自身的知识体系是音义联系的根本。对于其他的该音接受者来说，这个音就是任意的，就如同一个画家，创造出了一幅极其抽象的图画一样，他根据自身的知识体系创造出了这幅画，他知道这幅画的内在逻辑和涵义，而对于观赏者来说，他们并不知道这幅画的内在理据性，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体系，创造出一个内在理据性。指事字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一个指示符号，它是介于象形字和会意字之间的，如“刃”，于刀形上锋利的一边加点来指代；“寸”于人手腕下一寸之处加小画以明之。指事字也具有很强的理据性，只不过是指事字比象形字更加抽象一些。象形字往往临摹自然物的具体形象，而指事字往往可以指代抽象事物。会意字在意义上则更加抽象，它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往往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能够表示独立意义的部件或汉字构成。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象形字与指事字构成汉字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会意字与形声字构成汉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会意字的成义方式是意合。意合，就是把两个或三个客体拼在一起，然后合成一个新的意义，具有很强的理据性，所追求的最大目标是力图达到形象、直观、明了的图像效果。比如“休”，表示一个人靠在树旁休息；“明”表示日月相映的光明；“普”是日与并相合，表示天无他色，白色同一之义；有的像叙述一个清晰的图画，如“寒”，上面的宝字盖表示房子，在房子里面，屈卧着一个人，在他的周围堆埋着草，下面两点以示冰冻至极，以这么一幅逼真的图画会意出了抽象的“寒冷”之义，可以说形义理据达到极高的水平。“比类合谊”的会意字内含极强的理据性，形声字现在已经成为汉字体系的主体，义符和声符是组成形声字的两大构字部件，形声字一半部件主义，一半部件主音，此时，音与形的联系开始加强。形声字的形旁往往是具有表义的功能，成为义符，如“耆、氓”等由转注字产生的形声字，其形旁“老、亡”都是与本字之间存在“同意相受”的关系；有的形旁表示词义的类属，如“铜、铁、锌”的形旁表示其为金属的一种。形声字的音旁，其主要功能是表音，但是现在形声字的声旁表音功能不是很强，“声符真正具有表音作用的形声字大约占形声字总数的四分之一，这就是现代汉字中形声字声符的有效表音率”（周文德，2000）。然而，形声字力求达到音、形、义三者兼备，是一种很发达的文字，其构字方法具有很强的理据性，正是这种理据性使它成为汉字体系中的主体。

二、理据性的丧失和重构

汉字是表意文字，在造字之初，汉字的内部结构具有很强的理据性。在形义音三者相互联系中，最直观、最明了的联系就是形和义之间的联系。这是汉字直接体现出来的最强理据性，从最古老的象形文字可以看到这一点。随着人们观点的不断转变，汉字作为汉语的载体，在记录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同时，汉字本身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人们对同一汉字的理解和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和其他文字一样，汉字也是由形、音、义三部分组成，而汉字理据性的丧失，是其中任何一方面因素发生变化所导致的。汉字的字形不断地发生变化，从先秦时的甲骨文、金文到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汉字字形变化的目的就是追求“明、快、简”。隶书的产生破坏了汉字的理据性，汉字的字体由象形性开始向符号性转变，虽然提高了书写的速度，但形义联系开始淡化。如“果”，在古文字中，上半部分像果子的形状，下边是一个“木”字，在演变过程中逐渐笔势化，上部的果子形状变成了方形，象物性丧失，形义联系丢失；还有一种字形变异是书写变异，也导致了理据性的丧失。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主要是靠手抄写，我们在看古籍时会看到许多书法不同的汉字字形，即使在印刷术发明之后也没法阻止汉字的书写变异，这又使字体上丧失了理据性。汉字字体的变化，造成了汉字理据性的丧失。语言的变化也使汉字的理据性丧失。音的变化使汉字理据性丧失主要体现在形声字上，“对于形声字来说，字音的理据来源于声符”（齐元涛，2006：89）。如果全字的读音与声符的读音相差甚远，就表明理据性已模糊或已经丧失。“辈”从“非”得音，“辈”和“非”在上古时期都应属于邦母微韵，后来“辈”和“非”的声母发生了轻唇、重唇的分化，二者读音拉远，“非”提供声音的理据性丧失。字义的变化也会造成汉字理据性的缺失。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不断地加深，需要描写表达的事物不断地增多，人们往往不断地给一个汉字增加意义或改变意义，这样就造成成了汉字最初本义的丧失，形义联系丢失，人们再想找出这种原始意义就不那么容易。如“竟”，本义为乐曲终结，后发展出“边境”之义。字形“竟”与“边境”联系不明显。另外，构成汉字的表意部件发生了意义变化，使全字字义与表意部件的意义相差甚远，造成了汉字理据性的缺失。所以，汉字形、音、义的改变是汉字理据性丧失的根本原因。

汉字是表意文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三者缺一不可。随着汉字形、音、义在共时和历时上的发展变化，其理据性也会随之丧失，或发生一定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理据，即理据重构。王宁指出，汉字理据的重构就是根据文字所记录的词的音和义对字形进行调整和改造，使形与义或形与音达到新的统一。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汉字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失去了理据这条纽带时，我们便会对其进行理据重构，使新的形与音或形与义相结合，重新建立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汉字理据性与对外汉语教学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汉语热”正在持续升温。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是很重要的内容，同时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留学生往往认为汉字是最难学的一部分内容，特别是欧美学生。他们之所以会认为汉字难学，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汉字的理据性和规律性，所以只能一个个死记硬背，这样势必会造成大量的汉字都记不住、背不下来。如果在教学中，老师能够根据汉字的理据性去讲解这个字的字形c字音或字义之间的关系，使学生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不但汉字教学会变得相对简单，而且学生也会对汉字学习越来越感兴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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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齐元涛，符渝.汉字的理据缺失与重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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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郑继娥.汉字的理据性与汉字教学[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6）.

汉字文化的意义范文篇2

在讨论音化或意化时，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应着眼于作为汉字构成成分的字符。一个字符若要成为某语素的书写形式或书写形式的一部分，就要实现字符与语素的结合。结合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是用字符所示的意义与语素的意义沟通，这叫表意，这种字符增多就叫意化；二是用字符所示的声音与语素的声音沟通，这叫表音，这种字符增多就叫音化。由此看来，所谓表音表意，所谓音化意化，是就字符与语素结合的方式来说的，是着眼于字符的。字符与语素的结合，有“初婚”和“再婚”两种情况。例如甲骨文中的“日”与语素“日”的结合是“初婚”，而“晴”“马日”中的“日”与语素“晴”“马日”的结合都是“再婚”。“初婚”时字符只有形体意义，它与语素只能沿着意义这条道路走到一起；“再婚”时的字符，已有了它最初记录的语素的音和义，它与新语素结合的途径就可以有意义和声音这两条了。

一个汉字，不论它有几个字符，也不管这些字符是通过什么途径与相应语素结合的，一旦成了语素的书写形式，它就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能指”，而相应的语素是“所指”。作为“能指”的字，是既有音，又有义的，因为语素是音义结合体。因此，说到音化意化时，不能着眼于作为语素书写符号的汉字。在这一点上，中西文是一样的。例如我们不能说英文“sun”这个字只有音，而中文“尖”这个字只有义，但可以说“sun”字所使用的字符“s”“u”“n”只表音，而“尖”字所使用的字符“小”“大”只表意。

第二，应着眼于汉字字符的实际运用。我们知道，在记录语言时，一个汉字有时记录这个语素，有时记录那个语素；有时表示本义、引申义，有时表示假借义。汉字记录的语素不同，所表示的意义不同，汉字所使用的字符表音表意的情况就有所不同。所谓表音、表意，实际上是指在汉字实际运用过程中字符与相应语素的结合方式，而不是指在创造汉字之时字符与相应语素的结合方式。例如古文字中的“来”，就其来源而言，是表意的；而就其运用讲，是表音的。当然，这两者有时是统一的。例如古文字中的“日”，当它表示本义时，是表意的；而就其来源说，也是表意的。

纵观几千年来汉字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汉字的结构依次有三个不尽相同的发展方向，换句话说，汉字结构发展的方向是因时而异的。

一、在完整的汉字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以及这种体系形成的初期，汉字结构发展的方向是音化。

完整的汉字体系是在原始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原始文字（包括文字画和图画字）都是表意的。汉字的文字画材料，至今还未发现。而图画字的材料却有一些。例如《金文编》843号，是一幅画，像手里拿着刀杀猪，它的意思应该是杀猪祭祀祖先。从这类材料来看，图画字中已有可以反复使用的单体符号。这些符号，或者是代表有形事物的，或者是代表概念的。

当汉字完整的体系开始形成时，图画字中的许多单体符号被吸收进来；此外人们还仿此创造了许多类似的符号。然而光凭这些表意符号，还不能做到按照词序无遗漏地记录语言，这是因为，语言中的许多词（如虚词）是无法以形表义的。要想全面地记录语言，只有走假借的道路。完整的汉字体系形成的过程，就是假借字不断增加的过程。

汉字完整的体系形成的时间，大约是在夏商之际。殷代距离夏商之际相当近。在殷代的甲骨文里，假借字占了74％左右。〔2〕属于西周早期的《利簋》铭文，假借字的比重也大抵如此。

这时文字里假借字的比重如此之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在原始汉字里，可能也有一些假借字，但是其比重肯定很小。与原始汉字比较起来，殷商时代和西周早期文字里的假借字急剧增加。假借字是由音符构成的，这种字占大多数，那就是音符占大多数。这就是说，从原始汉字到殷代甲骨文、西周早期金文，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是音化。

二、从西周时代起，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是音意化。

从用字这个角度来看，自西周时代起，假借字逐渐减少：

西周前期的《大盂鼎》铭文，共有291个字，假借字约70个，约占总数的24％；西周中期的《史墙盘》铭文，共有284个字，假借字约60个，约占20％；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铭文，有497个字，假借字约有70个，占16％；〔3〕春秋时代的《栾书缶》铭文，共有40个字，假借字5个，占12％强；战国时的《鄂君启节》，总字数164个，假借字3个，仅占2％；秦汉时的帛书《老子》乙本共有5500个字，假借字320个，占6％；帛书《经法》约5000字，假借字320个，也占6％；现有的《老子》假借字30多个，不足1％；现有的《荀子》首三篇，共有5700多个字，假借字54个，占1％弱。

上述统计说明，时代愈晚，假借字越少。

若从造字角度来看，自西周时代起，形声字迅速增加。甲骨文中的形声字，仅占20％左右。自西周时代起，形声字大量增多。到了春秋时代，形声字的数量已超过了表意字。秦国的小篆，依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共有9353字，形声字有8057个，占82％。南宋郑樵分析过23000多个汉字的结构，结论是形声字已超过90％。清代的《康熙字典》，形声字也占90％。与形声字在全部汉字中的比重逐渐增大相伴随，汉字的数量也逐渐上升。汉字的数量和形声字的比重成正比地增加，说明西周以后增加的新字主要是形声字。

前面讲过，自西周时代起，假借字在全部汉字中的比重逐渐减少，这就是说，西周以后形声字在运用过程中，基本上是用来表示本义或引申义的。一般说来，当表示本义或引申义时，形声字中的音符有表音作用，意符有表意作用。

形声字是由意符和音符构成的，这种字数量逐步增多，也就是音符和意符逐渐增加。这种现象，既不能说是音化，也不能说是意化，而应称为音意化。

所谓音意化，并不是说音化和意化平列，而是有主有从的。应该说，音化是主要的，而意化是辅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形声字的最主要来源是在假借字上加意符。这样做的目的，是区别同形同音的字。例如，“辟”的本义是法，但是被借来表示躲避、开辟、邪僻等意义。当多义的“辟”在语句中出现时，有时就分不清它是什么意思。为此，当表示躲避这种意思时，就在“辟”上加“走”旁；当表示开辟义时，就加上意符“门”（繁体）；当表示邪僻义时，就加上“亻”旁。这样就不容易混淆了。由此看来，意化是在音化遇到困难时的补救措施，它是为音化服务的。

其次，形声字中的意符所表示的，一般只是相应语素的意义类别，而不能确切地指出其意义；而音符则通过表示语素的音，确切地表示出语素的意义。

认识到音意化中音化的主导地位，就可以把后期的音意化与前期的音化联系起来，笼统地称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为音化，但在这样概括的时候，要意识到汉字前期的音化和后期的音化是有差别的。

三、现代汉字结构的发展有记号化趋势。

所谓记号，是指跟文字所代表的语素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字符。记号化就是指记号这种字符在汉字体系里逐渐增多。

汉字体系里的记号，有一些是原来就有的。例如甲骨文中的“五”“六”“七”“八”等等。但绝大多数是在汉字演变过程中产生的。时代愈后，记号越多。

有些记号原是意符。意符都是表示意义的，其意义大别有二：一是形体意义，即用图形所显示出来的意义，所谓图形，是指实物之形或抽象、象征之形；二是语素意义，这是字符最初所记录的那个语素的意义。意符凭其意义与语素的意义沟通。具有形体意义的意符，当汉字变得不象形以后，它的意义丧失了，它跟相应语素的意义沟通被阻断了，变成了记号。这种变化过程，其实自殷商时代起就已经开始了。例如甲骨文中的“有”为什么写成“ㄓ”，“亡”为什么要写成“”？对这样的问题，不用说一般人，就是古文字学家也回答不好。到了隶楷阶段，汉字形体笔画化了，具有形体意义的意符绝大多数变成了记号。有语素意义的字符，当它的意义与语素意义的联系被切断时，也就变成了记号。这种联系为什么会被切断呢？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字符形体发生讹变，二是字符独立成字时的意义发生变迁，三是相应语素的意义有了改变。

有些记号原是音符。音符跟相应语素的结合都是“再婚”，它的声音就是它最初所记录的那个语素的声音。音符凭它的声音与相应语素的声音沟通。当这种声音联系的桥梁被拆掉时，音符也就变成了记号。声音的联系为什么会被阻断呢？主要原因有四条：一是字符形体发生讹变，二是字符原来所记录的语素已被人遗忘，三是字符独立成字时的声音有了改变，四是相应语素的声音发生变迁。

由于在汉字体系里记号大量增加，所以现代汉字里的记号字和半记号字所占的比重已经很大。

我们曾对2500个常用汉字的结构做过分析，分析时所用的字形是现代楷书规范字形，所用的音义，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音义。当这些汉字表示相应语素的本义或基本义时，它们结构类型的情况如下：

第一，单意符字，共19个，占总数的0.76％；第二，多意符字，167个，占6.68％；第三，变体音符字2个，占0.08％；第四，多音符字，有3个，占0.12％；第五，意音字，有1321个，占总数的52.84％；音符有义的意音字有30个，占1.2％；第六，记号意音字，5个，占0.2％；第七，记号意符字，286个，占11.44％；第八，记号音符字，131个，占5.24％；第九，记号字，有536个，占21.44％。

记号意音字、记号意符字和记号音符字，都可以称为半记号字。如果把记号字、半记号字统计到一块，则占总数的38.32％，数量仅次于意音字（形声字）。

有人曾以《新华字典》（1987年重排本）中的“又、冫、刂、鱼”四部字作过抽样测查，结果如下：〔4〕

部首

总字数

理据字

半理据字

无理据字

又

27

6

4

17

冫

24

7

8

9

刂

64

29

25

10

鱼

88

68

16

4

总计

203

110

53

40

上表中的半理据字相当于半记号字，无理据字相当于记号字。如果把表中半理据字和无理据字合起来，则有93个，占总数的45.8％。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上面的统计都是站在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汉族人的立场上进行的，而且是依据相应语素的本义或基本义而进行的。谁都知道，汉字除了表示本义或基本义外，还表示为数众多的引申义。若据其表示的引申义进行统计，含有记号的汉字比重会更大（当汉字表示假借义而其本义或基本义又被一般人所了解时，它就是假借字。这种字在汉字运用过程中占有一定数量）。

上面的统计说明，现代汉字的结构正朝着记号化的方向发展。目前，在汉字体系里记号虽然不占优势，但是数量已相当可观。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含有记号的字很可能赶超意音字，成为汉字的主流。

早在40年代，唐兰先生就指出：“图画文字和记号文字本是衔接起来的，图画演化得过于简单，就只是一个记号。”但是，他认为“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文字还不能算是记号文字……还是形声文字。”在这两段话里，唐兰把记号文字看作是文字的一个独立发展阶段，认为它与图画文字、形声文字是相衔接的，这都是正确的。

我们的汉字已经走完了原始文字、假借文字和形声文字三个发展阶段，如果不被废弃，它将迈进记号文字（在文字体系里记号这种字符占大多数）的大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注释：

〔1〕自建国以来，许多学者持“音化”说，例如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蒋善国（《汉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黄伯荣等（《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近年来，一些学者持“意化”说，例如申小龙（《文化的语言视界》，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万业馨（《略论形声字与汉字表意性》，载《徐州师院学报》1992年4期）、苏瑞（《论汉字的义化》，载（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2年12月）。

〔2〕参看姚孝遂《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载《古文字研究》第4辑。

汉字文化的意义范文篇3

一、汉字的文化内联性

汉字的发展是不同时期文化的反映，这些文化脉络是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的。汉字的发展受文化的影响有其内在的联系性，特别是汉字意义的增减，随着汉字有些意义使用的频率减少，意义渐渐不被人们理解，如果能够了解汉字的渊源衍变历程，对于理解现实生活中汉字的含义大有裨益，如“里”字，大家一般都比较熟知“里”字的含义是“里面”、“长度单位”、“街坊”的意思，前两个意思大家比较好理解，但是“街坊”就不那么容易识记了，其实“街坊”这个含义却是“里”字较早的含义之一，“里”字的金文上部是“田”，下部是“土”。这因为有田有土，就形成了居民聚居的地方，所以“里”的本义是古时居民聚居的地方，后从“聚居”又引申为居民单位，先秦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这种含义在今天仍在使用，如在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称呼某些居民单位为“里弄”，在农村称为“乡里”，同学们知道了“里”的原始意义，对于理解“街坊”这个词义就十分有帮助了。

正是因为汉字的内联性，我们可以借助汉字的原始字形追寻古意，通过汉字的古意来理解今意，也可以丰富汉字的文化含义，例如“夙”字，它的含义是“早晨”的意思，我们知道“夙兴夜寐”这个成语，知道有些同学在理解时仅仅为是“早晨醒来，晚上睡觉”的含义，其实这个成语的文化含义更加丰富，“夙”字在甲骨文的左上方是个“月”形，月下跪着一个人形，用双手正在劳作。发展到小篆则变成了左右两个部分，一个是月（夕）字，而另一边则很模糊，是人的变形，到了楷书的时候就完全看不出人形了，而是把月置于凡中了，则成为了纯文字符号。成语“夙夜匪懈”则将“夙”的文化内涵表现得十分生动，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日夜辛劳，勤奋不懈。

二、汉字的文化多样性

汉字的文化是多样的，特别是古今汉字文化内涵变化的细微的差别，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单一地用现代汉语的含义去理解古代汉语，特别是一些古代汉语的同义词的区分，例如“门”、“户”两个词语的差异，“门”指大的门，“户”指小的门。再如有些汉字在古代意义是不同的，但是到了现代却发展成为了同义词，如“购”、“买”两个词，“购”字的古意是“悬赏征求”，后来有“高价收买”的意思。两种含义都与“买”的意思不同，但“购”和“买”在现代汉语中是同义词。

汉字文化的多样性还体现在繁简并存，但是二者意义并非完全相同，而我们现在要理解它们的区别，往往需要从文化的角度来深入挖掘。如“”与“修”它们之间意义并非完全相同，“”指“干肉”，与“月”字有关，是肉的标志。而“修”主要意思是“装饰”而非“干肉”，所以在古代二者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如“束”这个词语，古代是指学生与教师初见面时，必先奉赠礼物，表示敬意。早在孔子的时候已经实行。《现代汉语辞典》中，“”有两种用法，一是表示“旧时送给老师的酬金”，组词“束”；二是同“修”，并没出现“束修”这种写法。从“束”的运用可以看出汉字的一些原始意义仍然存在。

汉字的多样性还体现在汉字语言色彩的变化，如“侵”字，本义是“渐进”。《说文》：“侵，渐进也。从人又持帚，若埽（扫）之进。又，手也。”甲骨文的字形是一只手拿着扫帚给牛扫土；金文则变成了一只手拿着扫帚给人扫身，表示逐渐的意思。后来逐渐引申为“进攻”、“侵犯”，如《左传・庄公二十九年》曰：“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后来“侵”就渐渐引申为“偷偷地”的含义。

三、汉字的文化独特性

汉字的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具有音乐性，一些古代诗词都是学习汉字的重要载体，我们通过对这些文本的研究与学习，一方面有助于同学们对经典名著的学习与研究，另一方面有助于对汉字的学习与传承。汉字具有自己独特的四声，声调使得汉字具有抑扬顿挫的美感与韵律。我们通过对诗歌中汉字的音韵的发掘，有助于同学们对文字的涵咏，特别是对一些古诗词的讲授，有助于同学们理解汉字这种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这首词中用了很多入声字，如“黑”，如果是南方的同学们，他们对入声字十分熟悉，因为在他们的方言中往往就存在大量的入声字，如果让学生们了解了这些汉字的音韵，对于涵咏诗词大有裨益，也有助于对传统诗词的音的学习，有助于从音韵的角度继承与发展汉字。

汉字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它作为一个形体文字，文字的构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构件的使用，可以为人们造字和使用汉字提供诸多方便。如我们熟知的耳刀旁，它在左右两面使用看似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从源头查看，就会发现，左耳刀古时的原始偏旁是“阜”，右耳刀是“邑”，而就一个左耳刀就有着十分诸多的细节。“阜”，象山高竖的形状，往往都与高意有关，如有些是与高山义有关，如“陵”，本义为大阜、“阿”的本义为大陵、“阴”本义为山之北；有些与高义有关，如降，本义为从高处走下来，队，本义为从高处落下来，后来常写作坠；有的与登高的阶梯有关，如除，本义为殿阶，阶，本义为台阶；有些与障碍义有关，如险，本义为地势不平坦，难以通行。

汉字有许多原始意义保存在现有的一些文字形式中，俗称“活化石”，如成语是一些汉字的原始意义的保存载体，成语具有容易识记，且生动活泼的特点，如成语“抗尘走俗”的意思是奔走于世俗之中。用来形容热衷于名利而钻营忙碌的样子。这个成语中的“走”字就是用了“走”的字的原始意义，即跑的意思，现代汉语中“走”字的意思是步行，这一点和古代汉语有着重要的不同了，我们看了这个成语就知道走的原始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