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传统教育范文篇1

关键词：家训教化特点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载体

一、我国当代家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国民济持续稳定增长，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家庭规模逐步缩小，家庭负担系数相应降低，从而极大地改善了当代青少年的生存环境，提高了他们的生存质量，他们所享受的教育年限和水平较之先辈有了显著的增长。但是，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如同双刃剑，在满足了人们物质欲望的同时，带来了一些令人遗憾的问题，表现在家庭教育方面，主要有如下几点：

1、重身轻心的抚养方式，使青少年自我中心主义膨胀

在我国整个社会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曾经历过物质匮乏与饥饿的父母们格外关注孩子的身体发育和物质享受。许多父母补偿心理严重，总希望通过孩子将自己年少时没有享受到的东西补偿回来。

因此，重视孩子的物质需求，不少父母不惜自己节衣缩食，给孩子设计“吃的讲营养、穿的讲漂亮、玩的讲高档、用的讲排场”的“理想生活方式”，而忽视了孩子的精神需求，使孩子的精神世界极度贫乏。

许多孩子养成了骄横任性、唯我独尊的不良习气。特别是“421”结构的家庭，“小皇帝”现象更加严重，不能使孩子健康成长。

2、重知轻德的教育方式，使家庭教育学校化

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各有职能，教会孩子做人是家庭教育的主要职能。但是，近年来家庭教育的职能发生了“异化”，其主要表现就是“家庭教育学校化”。学校要做什么，家长就做什么；学校没有要求的，家长就不做。家庭教育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分数指挥棒转，学校也把本应承担的智育职能部分地推给了家庭。

在一定程度上，家庭教育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的“附庸”。更有甚者，有些家长进一步“加码”，把课堂延伸到家庭，额外布置作业、聘请家庭教师、让孩子参加特长班和提高班等，使孩子坠入学海的“地狱”。

3、重他律轻自律的行为养成方式，造成孩子言行不一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童年时代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良好行为习惯，可以伴随人的一生。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身教重于言教”的做法很有道理。

然而现实情况与此大相径庭。许多家长用来规范孩子行为的“杀手锏”就是喊“狼来了”。久而久之，孩子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社会行为规范是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异己力量。他们的道德行为不是出于自觉自愿，而是迫不得已。换言之，社会的道德规范并没有内化为个体自觉的行为准则。因此，“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就不足为奇了。

二、传统家训教化对当代家庭教育的启迪和借鉴

鉴于当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传统的家训教化

中汲取一些对当代家庭教育有借鉴意义的东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教育内容上，在注重智力教育的同时更应该注重道德教育，以促进青少年身心的全面发展。

我国是一个重视道德教育的国家，传统的家庭教育以道德教育为根本。但是，目前大多数家庭教育只限于青少年的智力开发，缺乏对青少年成长的关注，父母过多注意孩子物质方面的需求，衣、食、住、行各方面都给予充分的满足，却不注意充实青少年的精神世界，致使一些孩子精神生活极其贫乏，心理问题异常突出，这些都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国家训教化中很重视对子女的道德教育。

比如以勤俭为本，节约为美；注重教育子女立志高远，励志勉学；要孝敬父母，和睦相处；诚实守信等等。勤俭节约不仅是一个人的美德，也是一个家庭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中我们要注重教育子女勤俭节约。确立崇高的志向至关重要，因为只有树立远大的志向，人们才会有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才会有为实现目标的不懈努力和孜孜追求。孝敬父母一直以来就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教育子女孝敬父母与其家庭成员和睦相处也是值得我们当代家庭教育重视的内容之一。

2.在教育方法上，在注重言传的同时更应该注重身教，给青少年营造培养良好行为习惯的氛围。

父母的人格修养是孩子的一面镜子。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作用。有些父母文化素质低，道德修养欠缺，对事物的认识水平有限，对伦理道德理解简单;有些自私自利，凡事以自己为先;有的不学无术，沉湎于不健康的活动，使孩子置身于一个不健康的道德环境;有的父母不注重自身的修养，将身上的坏习惯，坏脾气、坏行为言传身教给孩子。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难免有问题出现。注重言传和身教的结合是我国历代家庭教育卓有成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当代家庭教育中我们也应该注重言传和身教的结合，使青少年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3.在教育载体上，应该注重蒙养教材的编写，寓家庭教育于知识教育和日常生活中。

家庭传统教育范文篇2

【关键词】家训/中国/传统/家庭教育

【作者简介】牛志平(1942-)，男，陕西兴县人，海南师范大学退休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海南海口571158。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310(2012)-05-0079-08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在数千年的家庭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浩瀚的文献，其中，家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家训是我们祖先对家庭教育深入思考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极具特色的部分，因此流传至今，经久不衰，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一

家训是指历代家长为教育子孙专门撰写的训导之辞，诸如家诫、家范、家规、家书等等。它是古人向后代传播修身治家、为人处世道理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我国古代长期延续下来的家长教育子女最基本的形式。

中国家训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著名的“畴人之学”，即家庭世代相传的学问。西周时周公曾诫子伯禽修养德行，礼贤下士。《论语》中也载有孔子教儿子孔鲤“学礼”的故事。不过当时的家训以口头训诫、家书、遗书等形式为主，由后人记载而流传。秦汉以降，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家训已从一家一族的训示，逐渐繁衍成为全社会乃至全民族教育后代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说从先秦到秦汉是家训从萌芽到初步形成阶段的话，那么此后，家训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理论越来越系统，种类越来越繁多，影响越来越深远。在《古今图书集成》中，《家范典》多达116卷，分31部，各又再分5类，辑录了先秦至清初的大量家训资料，真可谓浩如烟海。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三部家训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温公家范》和朱伯庐的《治家格言》。它们分别代表了古代家训的成熟期、繁荣期和广泛推广期三个不同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总结了前人家庭教育理论的成果，对治家修身、求学处世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家庭教育的一些理论和范畴，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第一部完整的家庭教科书，在家庭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评此书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清人王钺在《读书丛残》中也盛赞此书是“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可见其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到了宋代，家训进入繁荣阶段，不仅文献资料数量多，而且在教育理论和思想上也有了大的发展。北宋司马光的《温公家范》等著作，继承和发展了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封建伦理关系、治家方法、身心修养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堪称家训中集大成者。此间在理学的影响之下，家训中“礼教”的气氛更为浓重，名分的拘束更为严格。明清时期是传统家训广泛推广的时期。由于家训作用的日益彰显和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家训理论在广大民众中广泛传播，形成了家训教育空前繁盛的局面。明末清初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流传很广，影响巨大。它集中了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仅用五百余字，阐述了人生的深刻道理，总结了古代的治家之道，语言平实，脍炙人口，三百年来盛传不衰，成为官宦士绅、书香世家乃至普通百姓津津乐道的教子妙方和治家良策。

中国历代家训内容涉及人生的各个方面。霍松林教授在《中国家训经典》一书的序言中举其要者概述为六端，其一，熔铸光明伟岸的道德人格；其二，重视正确积极的教子方法；其三，培养功业理想和淡泊襟怀；其四，妥善掌握好交友接物之道；其五，明确读书治学的目的和方法；其六，针砭人生各种心理痼疾。[1]1我以为这一概括是较全面准确的。本文拟着重从修身、治家两个方面，探讨家训对传统家庭教育及家内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影响。

二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最主要的内容是向子孙进行修身教育。修身，谓修养身心，学会做人，塑造品学兼优的完美人格。由于传统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特别强调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密切联系，认为只有做到身修、家齐，才能达到国治、天下平，故而古代家训几无例外，以“修身为本”，将修身提到突出的位置。家训中有关修身的内容甚为宽泛，主要包括立志、读书、待人等几个方面。

立志。立志是修身之基，立志是事业成功的第一步。只有确立志向，才有明确的努力方向，才会克服艰难险阻向着目标前进。要想使子孙自立自强，成为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关键是鼓励他树立人生志向。家训在这方面多有论述。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2]21强调没有志向，就不能成就学业。王守仁在《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中也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3]《曾国藩家书·修身之道》第一条便是“勉君子应立志”。[4]5同书“述立志之重要”条曰：“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苦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5]反复强调立志的重要性。

立志如此重要，那么该树立什么样的志向呢？古人要求子孙要立圣贤之志、立报国之志、立光前裕后之志。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侧然有所感。”[2]23“若志不强毅”，势必永远沦为凡夫俗子。王守仁在《示四侄正思等》中说：“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6]94他期望侄子们以仁礼存心，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为根本，努力学习圣贤，为前人争光，为后人造福。又如中国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岳母刺字”的故事，便是家庭教育中教子树立大志，建功立业的典型事例。

人生立志，不能空发誓言，而要落到实处。从道德的角度、从谋生的角度，古代家训非常重视对子孙的技艺(即谋生手段)的培养。《颜氏家训·勉学》云：“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7]84“有学艺者，触地而安”，[7]82谓有学问有才艺的人，走到哪里都可以站稳脚跟，或入仕，或学问，或农工商贾，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首先找准自己的位置，掌握了安身立命的技艺，方可真正自强自立，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说：“人之有子，须使有业。贫贱而有业，则不至于饥寒；富贵而有业，则不至于为非。凡富贵之子，耽酒色、好博弈、异衣服、饰舆马、与群小为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无业以度日，遂起为非之心。”[8]这些话朴素通俗，但很深刻，阐明了年轻人立大志、务正业，对个人前途和家庭、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性。

读书。在传统家庭教育中，鼓励子弟读书是家训的一大主题。提起读书，人们往往想到“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以为古人读书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做官，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对此，霍松林教授在《中国家训经典》序言中指出：“‘学而优则仕’是孔子为知识分子规定的一种行为模式，旨在学以致用，大济苍生，却并不是说学习好了就只求做官，谋取个人利益。”[1]1这一见解在古代家训中得到了印证。

读书以求仕，并非必然。《袁氏世范·子弟不可废学》中说：“大抵富贵之家，教子弟读书，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圣贤言行之精微。然命有穷达，性有昏明，不可责其必到，尤不可用其不到而使之废学。盖子弟知书，自有所谓无用之用者存焉”。[8]5这里所说“无用之用者”，应解为读书可以学习圣贤的嘉言懿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增强人的道德修养和聪明才智。《颜氏家训·勉学》中明确指出：“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7]89人之所以要读书求学，本来是为了开发心智，提高认识力，以有利于自己的行动。正是基于同样的认识，《朱子治家格言》也说：“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6]126

不少家训将读书、进德、做好人摆在第一位。《曾国藩家书·教诸弟进德修业》云：“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9]21即读书首先是为了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追求诚实正直修身齐家治天下的道理，以无愧于此生；其次才是将读书作为谋生的手段。郑板桥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中说：“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6]135“明理做个好人”就是要通过读书，作个知书识礼、通情达理，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明代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在多次受苦受辱之后，仍能矢志不移，谆谆告诫儿子：“你读书，若中举进士，思吾之苦，不作官也是，若是作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固不可效吾之狂愚，亦不可因吾为忠受祸，遂改心易行，懈了为善之志，惹人父贤子不肖之笑。”[6]100许多家训作者都以自己的经验教训，激励子弟勤奋读书，从小养成良好的学风。

应当承认，随着科举盛行，读书入仕成为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捷径，家训中出现一些鼓励子弟应试科举的倾向。如唐代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科举趋之若鹜的社会心态。明代王守仁得知子侄学有所成，获居前列，喜而不寐，连夜命笔：“此是家门好消息。继吾书香者，在尔辈矣。勉之，勉之。”[6]94家长望子成龙的企盼与统治者“劝以官禄”的政策，致使后来一些士子埋头八股，孜孜以求，淡忘了读书明理的初衷，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渐趋于单一化和名利化。

待人。待人接物，指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也是修身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代家训强调慎于接物、谦让待人、诚实守信、与人为善。先秦时周公旦对其子伯禽的一番训导，堪称典范。伯禽封于鲁，赴任前周公以数事相诫：不要怠慢亲戚，不要使大臣埋怨没被信用，不要轻易舍弃故旧，不要对人求全责备。并指出：“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10]即使才能过人，也不要与有专长的人争强斗胜。诚实守信是与人相处的一条原则。古人将诚信作为“正性”、“养心”、“成德”的基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所载“曾子杀彘”的故事，给信而勿欺作了最好的注脚。曾子为了给儿子树立守信的榜样，不顾妻子的阻拦毅然杀猪，成为千古教子佳话。豁达大度也很重要。王夫之《姜斋文集·丙寅岁寄弟侄》中说：“和睦之道，勿以言语之失，礼节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责，慎勿藏于心，以积怨恨。”[1]611与人相处，应和睦友善，相互谅解，而不是小肚鸡肠，过分计较。看到对方有不是，不妨当面提出，不要藏在心里，积成怨恨。另外，“宁愿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也是一种美德。《曾国藩家书·持家之道》“情愿人占我便益”条致澄侯等三弟信中说：“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告诫诸弟：“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11]

三

传统家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向子孙进行“齐家”的教育。齐家，谓和睦家庭，端正门风，垂范后代，即颜之推所谓“整齐门内，提斯子孙”。[7]1《大学》有言：“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在家天下的中国古代社会，齐家既是修身的目标，又是治国的基础。因而，如何齐家便成为家庭教育的根本追求。在这方面，家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齐家教育应以什么为核心内容？颜之推指出：“礼为教本。”[7]23司马光也认为：“治家莫如礼。”[12]这里所谓的礼，即指制约家庭中父子、兄弟、夫妇为主的各种人伦关系的规范。以礼教来规范人伦，就是向子孙传授孝悌之道。关于齐家的内容，我以为大致应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以及勤俭持家等方面。

首先是父慈子孝。“父慈子孝”出自《礼记·礼运》篇，意为做父亲的应慈爱子女，做子女的应孝敬父母，重点是强调孝道。孝道是传统社会协调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行为规范，也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主要表现。对于孝的内涵，可归纳为五层意思：善事父母，养亲敬老；爱护身体，扬名显亲；娶妻生子，传宗接代；顺乎亲意，绝对服从；忠孝合一，移孝忠君。[13]《尔雅》云：“善事父母曰孝。”[14]99何为善事父母？《孝经·纪孝行》讲得很具体：“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察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14]104元代以后的《二十四孝图》则用具体的事例，更加生动地展现了孝的内涵。

与传统伦理所倡导的孝道及齐家思想相适应，古代家训普遍强调孝亲敬长、睦亲齐家的重要性。如《颜氏家训·勉学》云：“孝为百行之首。”[7]101北宋范质《戒从子诗》开头就提出：“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亲长，不敢生骄易”。[15]唐代柳玭《柳氏家训》曰：“立身以孝悌为基”，“肥家以忍顺”。[1]335明代孙奇逢《孝友堂家训》认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16]是“家道隆昌”的必要条件。清代王夫之《姜斋文集补遗》指出：“孝友之风坠，则家必不长。”[17]

要治理好一个家庭，家长先要以身作则。古人非常重视身教的作用。《颜氏家训·治家》中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7]26在生活中很难设想那些虐待自己老人的人能得到孩子的孝敬。司马光《涑水家仪》指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2]201李昌龄《乐善录》云：“为父为师之道者无他，惟严与正而已。”[18]只有家长正身率下，公正不偏，才能使家人和睦融洽，家庭秩序井然。

其次是兄友弟恭。《礼记·礼运》讲“兄良弟悌”，意为兄弟间要团结友爱，相让不争，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为儒家所称赞。《颜氏家训》专列“兄弟”篇，论述颇为深刻：“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7]14组成家庭，始于夫妇，夫妇是父子关系的前提。子非一人，就有了兄弟关系。“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7]14许多家训对兄弟关系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认为兄弟乃一母所生，有共同的血缘关系，从小在一起生活、学习、玩耍，关系密切，理应互相友爱，特别是弟弟应向对父亲那样敬事兄长。宋苏洵《安乐铭》曰：“兄弟同胞一体，弟敬兄爱殷勤。须要同心竭力，毋分尔我才真。”[1]364唐僧人王梵志《世训格言诗》云：“兄弟须和顺，叔侄莫轻欺。财务同箱柜，房中莫蓄私。”[1]273兄弟关系有其特殊性，它牵涉其他多种关系，诸如子侄间关系、妯娌间关系、奴仆间关系等。兄弟不睦，就会淡漠以上各种关系，破坏整个家庭的和谐，甚至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正如颜之推所说：“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僮仆为仇敌矣。如此，则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谁救之哉！”[7]16可见兄友弟恭是十分重要的家庭准则。

与兄弟关系相连的是妯娌间的关系。妯娌不和往往是家庭争斗的导火索。要维护好妯娌关系，重要的是在家庭事务上，家长要秉公、兄弟要礼让、妯娌要以恕道给予谅解之心。按照颜之推所说：“若能恕己而行，换子而抚，则此患不生矣”。[7]17如果能够本着仁爱之心行事，把兄弟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加以爱抚，则这种弊端就不会产生了。

再次是夫义妇顺。《礼记·礼运》讲：“夫义妇听”，意为做丈夫的要处事得当，重点是做妻子的要能随顺。传统家训遵循儒家倡导的“夫为妻纲”、“三从四德”，对妻子提出了一整套顺从丈夫的清规戒律。其中最典型最集中的便是唐代女诗人宋若昭写的《女论语》。它从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等12个方面，要求妻子温柔贞顺、谨慎洁身、勤俭持家、通情达理、礼待亲朋、尊敬长者、善待夫君、关爱儿女。如《事夫章》云：“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将夫比天，其义非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宾。夫有言语，侧耳详听。夫有恶事,劝谏谆谆。”“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吞声。”“同甘共苦，同富同贫。……能依此语，和乐瑟琴。如此之女，贤德声闻。”[1]336又如汉代著名女学者班昭在《女戒》中也指出，女子“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1]33-34强调女子修行没有比恭敬更重要的了，避免过于刚强没有比柔顺更重要的了。所以说恭敬柔顺是做女人最大的礼仪了。她在论夫妇关系时说：“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恩义俱废，夫妇离矣。”[1]34作为夫妻，本应以礼义互相亲善和睦，以恩爱相互亲密合作，礼义恩爱都没有了，夫妻也就该离异了。

以上这一套，其中片面要求妻子顺从丈夫、为丈夫保持贞操等男尊女卑的规范，显然是值得批判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数千年来，在“夫义妇顺”、“夫和妻柔”、“夫妇和睦”等理论的倡导和实践中，历史上也不乏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的事例；贤妻良母助夫成功、教子成才的事例；夫妻同甘共苦，不嫌贫爱富的事例，等等。

第四是勤俭持家。勤俭持家是齐家的重要环节。李商隐《咏史》诗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19]俭成奢败是一条历史规律。不论豪门显贵，还是普通百姓，在其家训中无不谆谆告诫子孙要勤劳节俭。司马光在《训俭示康》的家训中，列举历史上大量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论述了“俭养德，侈招恶”的道理：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1]392

这些议论真是鞭辟近理，入木三分。一千多年前的古训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如诸葛亮《戒子书》要求儿子“俭以养德”，“淡泊以明志”。[6]30陆游《放翁家训》认为，“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20]唐代韩休训子以俭德为法。韩休官至宰相，生活俭朴，教子甚严。所生七子，皆有父风。如第五子韩湟“性持节俭，志在奉公，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居处陋薄，才蔽风雨。”为官四十年，“家人资产，未尝在意”。(《旧唐书·韩湟传》)朱伯庐在《治家格言》中教导后代：“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奉必须俭约”，“居身务期质朴”。[2]217-218他在《劝言》中论勤俭曰：“勤与俭，治生之道也。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而妄费，则财匮。财匮则苟取。愚者以为寡廉鲜耻之事，黠者入行险侥幸之途。生平行止，于此而丧祖宗家声，于此而坠生理绝矣”。[21]这些勤俭持家的理论，深刻而精辟，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第五是谈家门的盛衰。在浩瀚的家训中，有许多是从正反两方面来教育子弟，藉以阐发家门盛衰的真谛。魏晋南北朝颜之推，饱经乱世，亲眼目睹梁朝士族子弟不学无术，靠祖上庇荫养尊处优，整曰“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游手好闲。及至遭逢乱离，无一技之长，便陷于穷途末路。他在《勉学》篇中告诫儿孙：“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6]47须靠勤学以谋自立，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6]48北宋黄庭坚在《家戒》中采用对话体，叙述那些豪门富族由“蕃衍盛大”到迅速衰败的景况，申明了家和则兴，不和则败的道理，深有感慨地说：“家之不齐，遂至如是之甚，可志此以为吾族之鉴”。[1]419崇尚节俭，力戒奢侈，以之齐家则家齐，以之治国则国治。唐太宗晚年作《帝范》时，承认自己：“在位已来，所缺多矣”。[1]286他历数未能节俭等过失后告诫太子：“若崇善之广德，则业泰而身安。若肆情以纵非，则业倾而身丧。”[1]287

在古代家训中，唐人柳玭的许多高见受到人们的推崇。他在《戒子孙》文中探讨了家业兴衰的缘由。他说：“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1]339他在《柳氏家训》中总结祖上的家教传统，结合自己的经验，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立身以孝悌”(以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立身)、“肥家以忍顺”(以忍让、和顺使家庭和睦富足)、“保友以简敬”(以检点和尊敬来保持友情)、“莅官则洁己省事”(以洁身自好、减省繁务为官)。柳玭在罗列了家族子孙不肖的状况后，尖锐地指出败家的五大过失：即“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薄”。“其二，不知儒术，不悦古道”。“其三，胜几者厌之，佞己者悦之”。“其四，崇好漫游，耽嗜曲蕖”。“其五，急于名宦，昵近权要”。所论情辞恳切，具有极强的概括性和典型意义。[1]335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他的家训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见解。如他在《曾国藩家书·修身之道》写给澄侯等四弟的信中说：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士宦之家。[4]47

这些议论入情入理，发人深省。他在写给儿子《谕纪鸿》的信中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6]149清史专家萧一山在《曾国藩传》中写道：“国藩治家，标其祖德”，归纳为八个字：“书、蔬、鱼、猪、早、扫、考、宝”。读书，种菜，养鱼，养猪，谓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早起，扫屋，祭祀祖先，亲睦乡里，因他祖父常说：“人待人无价之宝也”，这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的家风了。

由上可以看出，在齐家教育中，重名声，讲节操，倡导良好的家风，是古代家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此外，在家训中还有一些内容，像救难济贫，报国恤民，见义勇为，克己奉公，助人为乐，友善乡邻，等等。所有这些足以说明，古人对子孙的教育是全面的、细致的，而且是严格的。其核心是围绕教子做人、修身治家展开，实质是伦理教育和人格塑造，旨在使子孙具备为人处世所需的各种品德和能力，甚至包括了对子女健康心理和良好性格的养成。就在今天看来，大多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四

应当承认，传统家训多为封建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阶级的烙印。为了适应当时礼法的要求和统治阶级政治的需要，历代家训中掺杂了一些不合理的消极的东西，诸如愚忠愚孝、男尊女卑的思想，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思想，以及一些宿命论和庸俗哲学等等。即使在一些积极的、有价值的思想中，也难免交织融合一些消极的东西，可谓是良莠并存，金沙相杂。但就总体而言，它仍无愧是先人留下的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更应当看到，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将自己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人生的哲理、处世的德行，熔铸在家训的警句格言中，薪尽火传，绵延不绝，使中华儿女从小在家训的熏陶中，学会做人、处世，培养了良好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操。因而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大批名垂千古的人物。其中有创基立业、开国治世的政治家；有叱咤风云、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有胸怀大志、目光犀利的思想家；有才智超群、创造无穷的科学家；有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在他们身上凝结着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体现着民族的精神，展示着对民族和世界的贡献。《中国家训经典》一书所选历代二百多位出色的家长，诸如周公、孔子、曹操、诸葛亮、颜之推、李世民、姚崇、颜真卿、杜甫、柳玭、范仲淹、司马光、黄庭坚、朱熹、陆游、袁采、王守仁、孙奇逢、史可法、王夫之、朱伯庐、袁枚、章学诚、林则徐、曾国藩、孙中山、鲁迅、陶行知、毛泽东、傅雷，等等，他们都是有成就的历史名人，既是著名家训的作者，本身又都是传统家庭教育培养出的典型代表。他们以自己及子孙的实践，验证了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成功。

学习和研究古代家训，使我们受到多方面的教育和启发。我想至少应当认识到这样两点：

其一，家国一体的教育思想，是传统家庭教育成功的重要经验。《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精辟的阐明了家庭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是对“家国一体”教育思想的经典概括。宋代朱熹讲得更为具体：“有公家之政，有私家之政。士君子修一家之政……家政修明，内外无怨，上下无怨，子孙世昌。移之于官，则一官之政修，移之于国与天下，则国与天下之政理……家政不修，其可语国与天下事乎？”[22]作为一个治国的人才，首先必须具备好的道德修养(修身)、能够把家庭治理好(齐家)，然后才有可能治理好国家和天下。

家国一体的教育思想，来源于中国盘根错节的家族社会和宗法制度。宗法家族制度的形式是同居共财，聚族而居。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一家之亲，只有父子、兄弟、夫妇三种关系，“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7]14以家族为本，由“三亲”而“九族”的宗法血缘关系，是维系我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每个家族如同一个小社会。为了维护宗法家族内部的和睦，逐渐形成了宗法精神，宗法精神的核心是孝(子女对父母)、悌(兄弟之间)、贞(妻对夫)、顺(媳妇对公婆)，其中“孝”又是核心的核心。

前述孝道的内涵之一是“忠孝合一，移孝忠君”。《孝经》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23]就是说，孝行是从事亲开始，事君为中。只有做到孝亲和忠君，才能得到高官厚禄，立身扬名。孝亲本系家庭内的道德规范，与忠君初无直接关系。传统社会把宗族的组织形式用于统治国家，也就把协调父子关系的孝移用到君臣关系上来，即所谓“移孝忠君”。早在周朝，统治者已认识到，国家的稳定，首先是家庭、家族的稳定。而推行孝道，则是稳定家庭、家族生活最有效的手段。正如《论语·学而》所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24]历代统治者注意到“孝道”对巩固、稳定封建秩序的社会作用，出于当时统治的需要，曾大力予以提倡。封建思想家进而宣扬孝是忠的缩小，忠是孝的扩大。“忠臣出孝门”，在家能孝，于国则忠。他们极力把忠孝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且看三国时两则老母戒子的家训。一则是虞潭母孙氏，当儿子兴兵讨贼时临别训诫：“吾闻忠臣出孝子之门。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为累也。”另一则是魏国妇人辛宪英在儿子出征时的赠语：“古之君子，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不遗父母忧患而已。”意为古时的君子，在家孝顺父母，出仕则为国尽忠，在位想着所负的职责，遇事想着所采取的方法，为的是不给父母增加忧患。于此可见忠孝观念之深入人心。古往今来成大事者，多因为他们在家庭和社会都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能从“孝于亲”，“忠于国”的目的出发，勇于奉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张扬了堂堂凛凛的民族正气。

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的组成部分。每个家庭有了好的家教、家风，可以影响社会的风尚。在移孝忠君的同时，将家庭内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扩而大之，推己及人，兼顾别人的老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便成为整个社会的敬老风尚。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的敬老风尚，堪称举世无双的传统美德。[25]

很显然，在传统社会里，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目的，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家庭的稳定和谐与国家的稳定和谐，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二者的相辅相成，是古代家庭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

其二，家训是一种极好的家庭教育形式，应当继承、发扬光大。如前所述，家训是我国传统家庭教育所特有的一种文献形式，它浓缩了作者丰富的人生体验，饱含着深厚的爱子之情，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教育意义。由于它包罗广泛，情感真挚，言简意赅，说理透辟，针对性强，便于践行，所以深得世人称许。

然而曾几何时，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社会上展开对儒家思想及其伦理道德的批判，古代“家训”自然被列入“横扫”之列，致使一段时期人们对一些文化遗产讳莫如深，更不消说拿家训来教育孩子了。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生活走上正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儒家思想和古代文化，我们深切地感到：传统家庭教育功不可没。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能创造出极其灿烂辉煌的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养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是与传统家庭教育密不可分的。而传统家庭教育中的家训，又堪称古代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家训中充满了治理国家、安定社会、修养品德和成就事业的至理名言。我们在剔除、摒弃其糟粕时，更重要的是探寻、发掘其精华，并认真地加以总结和汲取，结合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的内容和新的理解，使其更加充实完善，在当今社会的家庭教育中更加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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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传统教育范文篇3

清朝是由东北方少数民族满族所建立的一个封建政权。在政权建立的过程中，满族人不断学习汉族封建文化。为了更好地巩固政权，清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从努尔哈赤时代起，接受家庭教育便是清皇室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活动。除清代皇室教育活动外，清代最主要的家庭教育活动是民间家庭教育活动。清代民间家庭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目前传世的家训有50多种，可谓是封建家庭教育之集大成者，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1.民族气节教育。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来，被异族统治是一种奇耻大辱，为异族政治服务是卖国求荣的败类。因此明朝灭亡之后，大量汉族知识分子，宁愿退居乡野，也不愿意出仕清廷，并且教育子孙不能丢失民族气节，宁愿为奴为仆，也不能去做官。气节教育在清代早期家庭教育中表现得十分显著，从流传的各类家训中均可以发现相关的训诫内容。例如明末清初被誉为学海的傅山，不仅自己一生行走江湖，悬壶济世，并且教育自己的儿子要守住气节，万万不能去当清朝的官。气节教育在一定程度表现了清初满汉之间的民族对立。虽然此后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并且有大量汉族知识分子参与到清政府的政治活动之中。但是民族气节教育始终是清代传统家教的重要内容之一。

2.自力教育。在一般人看来，中国古代教育似乎倡导的是一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深入观察清代家庭教育的内容，不论是清朝皇室的家庭教育，或是一般知识分子家庭的家庭教育都十分注重子女的自立问题。例如清代皇室的狩猎活动，便是一种典型的生存教育。清初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教育子女时，将农艺视为根本，主张耕读并重的思想。在西方实务思想的冲击下，林则徐、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将传统家庭教育中的自立教育进一步发挥。李鸿章曾多次告诫子女，应当向西方人那样注重自立，不应该靠父母的荫蔽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3.家庭伦理教育。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家庭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主要形式。家庭伦理是传统伦理的核心。针对家庭伦理的教育是传统家庭教育的核心。清代家庭伦理教育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主张孝悌尊长。但是由于民族矛盾，在一些家训中不再有关于忠君的内容，而是强调明哲保身。以朱伯庐为例，在他的《治家格言》中将“勤俭持家”、“简朴持家”、“忠厚传家”等作为家庭伦理的原则，其中也包含着家庭经济伦理的思想。在以王夫之为例，在家庭伦理问题上，他主张家庭成员之间应当发自内心的和谐，注重彼此之间的沟通。

4.处世教育。清中期后，满汉民族矛盾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缓解，清政府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均采取高压政策，一方面要利用汉族知识分子为清政治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则提防汉族人叛乱。在这种情况下，“明哲保身”这样的处世思想，成为清代汉族知识分子家庭教育中的必修内容。上述中提到的傅山，在《仕训》中强调：“仕之一字，不可轻言。即得君者，忌嫉谗间，能保终始乎?”同样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中指出，“临文须检点，不可触讳”。再者张英在《恒产琐言》中说：“世人只因不知命，不安命，生出许多劳扰。”当然如此消极的思想并不妥当，但也可见处在专制下的知识分子是多么无奈。

二、清代传统家庭教育的瓦解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侵入我国，由此开始解构封建政治、经济及社会。由于社会结构发生了便化，传统家庭教育也必然受到冲击。一些有识之士为解救民族危亡，效仿西方学校制度，创办新式学堂，由此越来越多的人从家庭走向社会，同时传统家庭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弱。近代新式学堂的发展十分迅速，从1862年至1890年间，仅由洋务派所创立的新式学堂便有37所之多。以一所学堂一届招收一百人为例，四十年间所培养的人数大体上在15万左右。维新变法期间，社会教育问题再度被提出。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此外在“百日维新”期间，一些传统书院被改造为“中西合璧”的学堂，还设立了高等学堂、中等学堂及小学堂等。在社会教育的影响下，传统家庭教育在内容上遭到质疑。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想到的是挺身而出，而不是明哲保身。

科举制的废除是传统家庭教育走向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在清代的传统家庭教育中，并不主张出仕。但是参加科举考试，获得所谓的“功名”，仍旧是很多知识分子所向往的事情。同时传统家庭教育中的文化教育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而推动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科举制。因此在科举制废除之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继续以儒家学说为教育内容的必要性不复存在。由此传统家庭教育被进一步瓦解。革命思想的传播也是传统家庭教育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期间，各种形式的革命思潮在社会中传播。传统家庭教育中存在着大量封建思想，如忠君思想，便是革命派严厉批判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进步青年积极要求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拒绝一切具有封建性质的家庭教育，自觉抛弃传统家庭教育，由此传统家庭教育的对象被瓦解，其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三、新式家庭教育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封建社会进一步瓦解，人民获得了进一步的解放。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传统家庭教育仍旧在挣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大转折和大变革时期，传统家庭教育在走向衰落，但并未从根本上消失。在一些远离革命中心的地区，封建思想的影响力仍旧十分巨大。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认为，不应当全面学习西方，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极力试图保卫传统家庭教育的内涵和形式。同时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文化观念，对于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传统家庭教育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价值性和合理性遭到了巨大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折中主义的做法，在家庭教育中融入了新式的西方教育，同时保留了传统家庭教育中的积极内容。

第二，新式家庭教育理念的兴起。西方教育和传统教育最大的差别，不完全是知识内容的差别，而是教育理念的差别。在西方教育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他人的附庸。这个“他人”，不仅仅指具体的人，也包括家庭和国家。而中国传统教育，将人视为君主的附庸，将封建专制思想以教育的形式内化到每一个人的潜意识之中，让人自觉地接受封建统治，而不敢有丝毫的反抗。因此如果不在思想上打破这种封建性，即便获得再多的知识，人也只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第三，家庭教育理论的发展。家庭教育是传统家庭生活的组成部分，父母言传身教往往都是无意识间完成的，并没有人将家教视为一种主要的教育活动。近代以来，在西方教育思想影响下，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为学者们所重视，不少学者开始利用西方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家庭教育理论的出现，对于新式家庭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越来越多的人有意识地开展家庭教育活动，家庭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越来越丰富。

第四，介入式家庭教育。在传统家庭教育中，主要是由父母对子女教育。而在新式家庭教育中，家庭教师成为家庭教育活动的主体。由于封建礼教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很少有人会聘请家教，女子更是不可能接受教育。在革命的浪潮下，女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越来越多的女性以家庭教育的方式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使了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聘请家教，由此催生了大规模的家教群体出现。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