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古诗篇1

跋子瞻和陶诗

黄庭坚

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

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注】

时宰：指当时的宰相章惇，他对苏轼一贬再贬，必欲致之死地。

彭泽：指陶渊明，他任彭泽县令后一百多天即弃官归隐。

出处：出仕和隐居

1.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表现了苏轼怎样的情怀?这两句诗具有怎样的表达效果?

【答案】

(1)表现了苏轼随遇而安的乐观旷达的情怀，以及追慕古代隐士以诗自娱自乐的高雅情趣。

(2)这两句诗具有夸张和幽默的效果，生动地刻画了苏轼不畏强权，我行我素的精神品质。

2.千载人和百世士是什么意思?最后两句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观点?

【答案】

千载人和百世士都是赞美两位诗人的话，称他们是流芳千年百世的人。

【点评】

苏轼的古诗篇2

关键词：苏轼；绝句；y杭诗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882（2015）05-077-02

宋人绝句的一大创获，就是在题材内容上对唐人的开拓与突破，绝句不仅可以用来反映重大的社会题材，更可以抒写日常生活的小情趣。在绝句从“唐音”变为“宋调”的演进历程中，苏轼为绝句题材内容的扩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事不可入诗，在诗歌取材上较前人有更大的开拓：“陶成瓦砾亦诗材”。从凤翔到杭州，苏轼绝句的创作历程，正体现出宋绝句题材内容日益多样化的演进历程。

苏轼嘉v六年（1061）至治平元年（1064）在凤翔任内作诗一百三十六首，苏诗独特的艺术风格基本形成。治平三年（1066）返蜀服父丧，无诗传世。熙宁二年（1069）还朝至熙宁四年（1071）四月在朝作诗十九首；七月出京赴杭州任，十一月抵扬州，作诗三十七首；共五十六首。熙宁二年至熙宁四年苏轼作诗很少，且艺术风格上属于凤翔诗到杭州诗的过渡阶段，故仍将此期间诗作归为凤翔诗一类。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至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轼在杭州任内作诗三百二十首，其诗歌豪放风格更加成熟，艺术水平较之凤翔诗作有很大提高。今拟从题材内容方面分析苏轼从凤翔到杭州诗歌创作的演进历程。

苏轼签判凤翔时期绝句题材内容主要集中于政治讽喻和咏物写景两类。其任凤翔签判时期，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生活极为关心，从其积极为民请命的态度，即可见一斑。但由于初入仕途和社会，从政经验和社会经验均不足，难以在绝句这样短小精干的诗歌形式中准确反映现实政治生活。因此，苏诗这个时期以政治为题材的绝句大部分是以怀古咏史的方式进行政治讽喻。如《骊山三绝句》、《读三首》等。苏轼凤翔政治讽喻绝句的成就在于其较强的现实意义，诗歌的艺术技巧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另凤翔虽然地处西北偏僻，山水环境不是那么的明秀，但苏轼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凤翔时期创作的《次韵子由岐下诗》是苏轼现存最早分章写景绝句，以尺幅小景的方式对所居之地的景物做了细腻的描摹，试看几首：

东邻多白杨，夜作雨声急。窗下独无眠，秋虫见灯入。（《短桥》卷三，第135页）

不及梨英软，应惭梅萼红。西园有千叶，淡懈纤浓。（《李》卷三，第137页）

这组咏物写景五绝活泼动人，清新明丽，纪昀评价为：“五绝分章，模山范水，如画家之有尺幅小景”。

苏轼y杭时期绝句的创作尤其能表现苏轼非凡的艺术天才，其绝句的题材内容非常丰富，除延续凤翔时期的政治讽喻、写景咏物之外，更将酬唱赠答、品评书画引入到绝句之中，且在艺术水平上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一、政治讽喻

苏轼熙宁y杭时期创作的政治讽喻绝句有一个新的特点：即不是从抽象的政治观念出发，而是在考察了大政治背景之下民众的实际生活和地方的政治现状后，从实际出发批判新法的不当之处。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山村五绝》。试看其中两首：

烟雨骷θ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卷九，第438页）

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卷九，第438页）

此两首绝句的共同之处是在先行叙写山村中安宁和谐、优美如画的风景之后，笔锋顿转，以讽刺谐谑的笔法写出盐法、青苗助役法扰民的言外之意。在创作这组绝句时苏轼并未选取著名的历史典故作为讽刺的铺垫，而是截取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通的场景作为讽喻的对象，反而由于其表达效果的欲擒故纵、耐人寻味，使得诗歌批判的力度更为深刻。

二、咏物写景

苏轼y杭时期的写景咏物绝句在内容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备受后人称赞。试看二首：

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夜泛西湖五绝》其四（卷七，第353页）

读此诗，仿佛与苏轼一起泛舟西湖，夜凉如水，暗香浮动，清茶一盏，相对脉脉，远离了灯火灿烂的古寺，惟有明灭的湖光，照着这柔柔菰蒲，亭亭的荷花。白日纷乱复杂的心绪，渐渐尘埃落定，只愿沉醉于这一片温柔水乡之中。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二（卷七，第340页）

放生的鱼鳖在水中追逐游人，无所畏惧，而无主的荷花却处处随意盛开，不管人为的景色还是自然的馈赠，都体现了一种其乐融融的气氛。以水为枕，躺在随意漂流的小舟之中，水中青山的倒影仿佛在仰视着自己，小舟轻轻随水流摇动，仰望夜空，仿佛是月亮在徘徊不定。此诗明媚可人又富理趣。

三、赠答酬唱

在y杭时期的绝句创作中，苏轼进一步扩大了绝句的功能，将绝句作为交际的工具，与亲朋好友酬唱赠答。

卧闻铙鼓送归，梦里匆匆共一觞。试问别来愁几许，春江万斛若为量。《和沈立之留别二首》其二，卷八，第397页）

此诗为饯别太守沈立调任而作。首联运用感伤铺叙的陈述，点出送别主题，有着人生恨别的深切体验；后联采用暗喻的手法，将离愁之沉重描写成烟波浩渺的春江水，正与“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有异曲同工之妙。

惆怅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楼依旧斜阳里，不见楼中垂手人。《戏赠》（卷八，第395页）

此诗缠绵婉转，恰似苏轼在杭州所作的婉约小词。春天总是令闺中人惆怅的，花开花落几度春，小楼依旧斜阳中，只是楼中舞蹈的佳人已不知去向。虽然不知道这首赠别诗是为谁而作，但这缠绵的情思却是穿越古今，让我们今日还深有共鸣。

四、品评书法

苏轼在品评书法时，将自然规律和为人道德融入书论之中，使苏轼的论书法绝句拥有了道学和理学的深刻内涵。

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柳氏二外甥求笔迹》其一（卷十一，第542页）

一纸行书两绝诗，遂良须鬓已如丝。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柳氏二外甥求笔迹》其二（卷十一，第542页）

第一首诗中，苏轼用“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两个典故开篇，意在教导柳氏二外甥只有每天勤加练习，学习积秃笔成山、读书破万卷的精神，才能领略到书法的精髓。

第二首诗，苏轼先举褚遂良典故，意在说明书法不是一朝一夕可成之术。纸上寥寥数行，似乎一挥即就，实质上若不是日日苦思苦练，直到两鬓苍苍之时，是达不到得心应手的境界的。

从上述分析对比中可见，苏轼y杭时期的绝句创作体现出宋代绝句题材内容广、构思新巧、技艺精工的特点，不愧为苏轼绝句创作道路上的一座高峰。

莫砺锋先生在《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一文中有言：“我认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饮食题材是在陶渊明笔下初露曙光，到宋代则如日中天，而苏轼在这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尤其值得重视。虽然苏轼之后善于吟咏饮食主题的诗人代不乏人，但就题材开拓的广度和诗境提升的高度而言，苏诗取得的成就是后人难以逾越的。当我们在探索古代诗歌在题材走向上的发展脉络时，当我们评价苏轼对古典诗学的特殊贡献时，饮食类的主题是一个独特的重要视角。”其实，不仅是饮食题材，在古典诗歌日常生活题材开拓的广度和诗境提升的高度上，苏诗取得的成就也是后人难以逾越的。

参考文献：

[1]南朝・刘勰撰.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译注[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宋・苏轼.仇池笔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3]宋・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宋・苏轼.东坡乐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宋・苏轼撰，邹同庆等著.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宋・朱弁.风月堂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8.

[8]宋・费衮.梁溪漫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宋・周密.武林旧事[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1]宋・吴自牧.梦梁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12]近人・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傅璇琮等.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4]林语堂.坡传[M].西安：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5]胡云翼.宋诗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0.

[16]钱钟书.宋诗选注[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7]莫砺锋.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J].文学遗产，2010（2）.

[18]王水照.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J].社会科学战线，1984（5）.

苏轼的古诗篇3

关键词：兴趣；鉴赏力；初中古典诗词教学；应对措施

古典诗词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如同璀璨的夜明珠一样熠熠发光，将文人的诗情与感触，通过整齐的句式和灵动的韵律表达出来。读者在阅读时，被经过千锤百炼的语言、形象的意境深深感染，陶冶了情操，增强了文学涵养。初中学生经过小学的学习，对古典诗词的认识和理解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对古典诗词的鉴赏能力，是语文教学中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以下围绕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来讨论一下教学方法。

一、情感教学法

情感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授知识时将情感因素注入其中，以积极的情感来引起学生的共鸣，从而使学生更好地融入教学情境，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在初中古典诗词教学中，就可以应用这种教学方法，以情感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鉴赏能力。比如在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词人描写了一次颇为壮观的出猎，运用了多个典故，抒发了自己为国杀敌的豪情壮志，“何日遣冯唐”隐隐地表达出自己渴望再次受到朝廷的录用。教师在讲解这首词时，应该先为学生播放朗诵的录音，最好有背景音乐的那种，可以渲染情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刻板的诗词教学中，教师的一般套路就是让学生朗读、翻译、背诵，明确中心思想，这样一来，古典诗词富有的精粹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学生领略到的诗词魅力也极其有限，单一枯燥的学习流程也极易引起学生的厌倦，更不必说兴趣提高了。古典诗词是一种情感的产物，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运用情感教学法有利于发挥诗词的魅力，也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激发，从而提高诗词鉴赏能力。

二、教学思路的创新

一般的诗词教学以朗诵和翻译为主，学生往往感到乏味，诗词的魅力已经被枯燥的学习所淹没了，兴趣普遍不高。在《江城子·密州出猎》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提前设计好教案，教案内容包括：对苏轼的生平事迹的了解；这首词的创作背景；这首词的修辞手法；这首词表达的思想感情。苏轼的人生极富传奇色彩，出身于书香门第，而且“一门父子三词客”，父亲和弟弟都是著名的词人，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在感情生活中，却有几位妻子一直不离不弃，也是人间感情的佳话。另外，“东坡堤”“东坡肉”的逸事，也足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对作者感兴趣，是对作品感兴趣的第一步。这首词以出猎开篇，以射箭收尾，开始描绘生活场景，接着笔锋一转，体现杀敌报国的愿望，这种构思可谓巧妙至极，令人出乎意料。教师这种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可以使学生集中注意力，张弛有度地进行学习，可以使学生提高效率，保持较高的热情。

三、课后反思

课后反思阶段是总结课堂教学，找出优点继续发挥。找出不足进行改进的环节。课后反思使诗词教学的教学方法在不断优化之中，达到更好的创造教学效果的目的。在鉴赏完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后，可以由教师出题让学生回答，考查词的掌握情况，教师还可以找几首风格类似的词由学生自主进行鉴赏，考察学生的迁移能力如何，诗词鉴赏的一般方法是否真正掌握。另一方面，要结合以前所学的苏轼的词，总结苏轼词的风格，苏轼的词是北宋豪放派的杰出代表，讲究浩然的大气和磅礴的气势，有一种胸怀坦荡、“天地任我游”之感，同时又表达了报国无门的愤懑之情。对苏轼的词风有一个整体的认知，鉴赏苏轼的其他作品时就有了思路，诗词鉴赏也就豁然开朗。

初中古典诗词的学习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鉴赏能力，是语文学习的重要资源。在教育中，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已经得到了无数次的验证，在初中古典诗词教学中，只有提高学生的兴趣，才能使学生融入学习的状态，才能使诗词鉴赏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参考文献：

[1]王宏计.阅读古典诗词应当求其线索[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9(03).

[2]章淑军.浅谈古典诗词的鉴赏[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7).

苏轼的古诗篇4

关键词:苏词研究现状成就

苏轼是宋代词坛的领袖人物,苏词研究也是当今学界的一个热点。对于上一世纪的苏词研究,已有不少学者作过很好的总结和评价,而本世纪以来的苏词研究,至今未得到全面、深入的剖析和评判,有感于此,我们拟以2001年至2009年苏词研究的论著作为观照点,探讨本世纪以来苏词研究的继承、拓展和新变,进而探求本世纪苏词研究的方向及进程。据我们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至2009年,国内各级各类刊物共发表关于苏词研究的论文700余篇,出版的苏词研究专著有18部,广泛涉及苏词的资料整理、考辨、鉴赏、诠释等各个方面。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本世纪以来苏词研究的现状和成就,我们拟从“‘以诗为词’的深入探讨”、“名作研究的继续铺开”、“风格讨论的热点继承”这三个方面来深入总结和评价本苏词研究的状况。

一、“以诗为词”的深入探讨

在古今学人对苏词的评价中,“以诗为词”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一个评判。历来词界对苏轼“以诗为词”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苏轼对词体形式和内容的拓展,对苏轼的“以诗为词”加以赞扬和肯定,而在“以诗为词”具体内涵的理性判断方面显得相对薄弱。

“以诗为词”最早是由“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提出的。在宋代并没有作为一个固定严密的词学概念来使用,但是因为苏轼词在词坛的出现,“以诗为词”就成了两宋学者密切关注的一个话题。本世纪以来的苏词研究论著,除了继承前辈学者的观点,高度赞扬苏轼的“以诗为词”以外,也尝试了从更多角度来思考和探究“以诗为词”这一观点,由此,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首先,出现了一些对苏词“以诗为词”作更深入、多角度思考的成果。这类成果如敖显斌《苏轼“以诗为词”浅析》(《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5第1期)一文,在肯定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成就的同时,指出苏轼的“以诗为词”虽然兼具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从狭窄地表现士大夫的爱情生活扩展到广泛反映士大夫其它方面的生活,由于要与这种内容相适应,词作的语言和风格依旧处于士大夫的美学观点支配下,仍受到观念中保守落后的成分的制约。除此之外,陈广学《词为诗裔与以诗为词――苏轼词体观念新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一文认为,历来对“以诗为词”的研究只强调词与诗的同一性,而没有充分注意到词与诗的差异性。他认为正是词的音律特征决定了词的形式,这是词有别于诗的本质特征,而苏轼从根本上把词当作“长短句诗”,作为自由地抒情言志的载体和工具,存在着使词诗化、颠覆词体独立性的倾向。这些研究成果显示了对苏词“以诗为词”的深层次思考。

其次,摆脱站在词的基点上去探讨“以诗为词”的思维定势,转而从苏诗方面入手来深入探讨苏词“以诗为词”的重要意义。这方面成果的代表是莫砺锋《从苏词苏诗之异同看苏轼“以诗为词”》(《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一文,作者把苏诗、苏词相比较而论,从写作年限、题材走向、风格倾向三方面进行对照,进一步肯定了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特色。作者认为苏轼的确对词的诗化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并不意味着他笔下的诗与词毫无区别,苏轼也确实借鉴了诗体在题材范围之广阔性和风格倾向之刚健性这两个优点对词体进行改造,但他并没有忽视词体在题材和风格上的独特性质,他的“以诗为词”对词体发展史的影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样的研究让人耳目一新,结论是有说服力的。此外,史素昭《从诗词分界看苏轼“以诗为词”革新路上的两重性》(《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进一步将苏诗、苏词进行比较,从题材的选择、词境的构成、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等几方面论述苏轼“以诗为词”的具体表现。作者认为,在诗词分界的前提下,苏轼的“以诗为词”体现了对“诗庄词媚”传统既打破又遵循的两重性,以及既想超旷又在超旷中隐现怨悱之情的两重性。也是独具只眼。

最后,本世纪对于苏词“以诗为词”的评价,还出现了“本色”、“非本色”之争。如吴清伙《词之“本色”与苏轼的“以诗为词”》(《宜宾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一文,作者通过论述“词这种合乐而歌的文体到底有没有一种恒一不变的本色标准?”“宋人心目中的词之本色究竟指哪些东西?”“苏轼的词为什么被认为是非本色?”等问题,否定了苏词“非本色”之说。还有研究者将苏词的“以诗为词”与“豪放”相比而论,探求它们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如王俊《苏轼“以诗为词”与“豪放”之关系辨》(《理论观察》,2007年第4期)一文就是如此,作者认为,在“以诗为词”和“豪放”这两个概念流变和靠拢的过程中,有共同的儒道两家思想的渗透,它们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概念,前者是就词的创作而言,后者则是就创作主体而言,是有明显区别的。但是在“不协音律”的意义上,可以说“豪放”是因,“以诗为词”是果。这样的评价也有一定的道理。

二、名作研究的继续铺开

从新角度、用新方法对苏词的名作进行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也是本世纪以来苏词研究值得关注的方面。本世纪苏词的研究者们从苏词的各类名作入手,对苏轼的心态、人格力量、人生情怀、审美性格等进行了细密的探索。像《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名作一直是苏词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对于《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的主题、格律、源流,结构、特色等传统问题,本世纪以来的研究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求和争辩着,一方面出现了重复研究的现象,在成果方面也出现了对以往成果的盲目承传甚至套用的现象,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如鲍跃华《〈念奴娇・赤壁怀古〉主题质疑》(《开封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陈登平《从词体的特性看〈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格律》(《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杨松冀《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作年新考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等,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创获。此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一词的律调、数词,以及作品中流露出的哀婉凄恻的情感张扬力也是近几年学者关注的重点,这方面的成果有范昕《有限的数,无尽的哀――浅析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中的数词作用》(《皖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景刚《〈江城子〉的律调与词情》(《滁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肖波《一曲哀词摧肺肝――读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名作欣赏》,2005年第23期),等等。《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中“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处世态度,以及作者在艰难境遇下的开阔胸襟和从容的气度一直为苏词研究者所推崇。本世纪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陈可辉《一蓑烟雨任平生――评苏轼〈定风波〉》(《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董岩《内心世界的超越与平衡――由〈定风波〉透视贬谪对于苏轼生命体验的意义》(《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7期),宁冬梅《也无风雨也无晴――从〈定风波〉看坡对待挫折的态度》(《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等等。对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本世纪的研究者除了对其主题思想继续深入探究以外,还从新的角度寻绎词人在词中“寂寞到寂寞”的心路历程。其中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孟亚尼《豁达人生中的命运抗争――谈苏轼〈水调歌头〉的主题思想》(《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仲红卫《从寂寞到寂寞的解脱――细读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等等。

三、风格讨论的热点继承

风格探讨,一直是苏词研究的热点。传统观点认为,苏轼的词风主要是“豪放”。但随着关注领域的扩大和研究的深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再也不能简单地用“豪放”来概括苏词的特色了。于是,对苏词风格的重新界定,成为本世纪苏词研究者在继承传统研究热点基础上的又一轮探讨重点。一些研究者根据苏词的内容、意象、语言等方面的表现,得出关于苏轼词风的不同结论:旷达、婉约、清雄等。如路占武《论苏轼词主题、风格的多面性及其产生的原因》(《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把苏轼的词作风格概括为“豪放中见凄凉,豁达中见苦闷”和“婉约中见积极,自然中见真情”,而坎坷的政治生涯、复杂的思想基础和丰富的生活经历正是造成苏词风格多样性的重要原因。又如杜晓霞、张海燕《略论苏轼词的清雄之风》(《青岛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一文,认为苏词主调是介于豪放和婉约之间的清雄风格,既阔大雄壮,又不乏轻柔细巧,更多的是通脱豁达,微笑面对现实,以旷达作结。

除了直面苏词本身来探讨其风格与成因以外,许多研究者还将苏词与辛弃疾词、秦观词等作比较,在对比中凸显苏词的风格特色。如高坡《苏轼与秦观词艺术风格比较》(《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郝春燕《旷放与豪情于细微处见差异――从两首怀古词看苏、辛的艺术风格》(《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等等。需要说明的是,这类对比研究,特别是苏、辛词风的对比研究,上个世纪就已经有较多学者加以关注和探讨,因此,本世纪这个方面的研究大多继承了前辈学者的观点,创见不多。

在对苏轼词风形成和变化的原因进行探讨方面,本世纪的研究者开始较多地关注“乌台诗案”这个苏轼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对其词风变化的影响。贺晓梅《苏轼诗词创作风格与乌台诗案》(《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一文认为,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前期作品积极入世,笔法大气磅礴、豪放奔腾,抒发政治豪情与忧患;后期作品崇佛向道,转向大自然与人生体悟,风格上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张帆在《乌台诗案与苏轼词风新变》(《西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和《论苏轼黄州前后词风的变化》(《西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两文中进一步提出,因诗歌创作得祸的苏轼,从此产生了畏祸心理。但其深沉的忧畏心理又与他天性敞亮的个性特征、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相冲突,这种外部压迫与不能自抑的双重心理作用,使苏轼不得不将创作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他视为无碍的“小词”。但因这场文字狱带给苏轼太深的精神创伤,即使是“小词”的创作,也明显地表现出苏轼词学风格由外张向内敛、昂扬向悲壮、积极向悲哀的重要转换。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了苏词风格变迁和多样性的本质,这是本世纪苏词风格研究值得关注的地方。

苏轼的古诗篇5

摘要苏轼在徐州任知府期间，受地域文化氛围、人生遭遇的多种影响，其思想更加成熟圆融，对儒道的思考和认识达到了更高程度的融合。这种思想的转变，影响了苏轼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和深化。

关键词：苏轼徐州“寄遇”思想创作观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一苏轼在徐州期间的生存环境及心路历程

北宋熙宁十年（1077），苏轼调任徐州知府，进入了他的“徐州时期”，林语堂先生称之为“黄楼时期”。这一年，苏轼开始了他的“真正的生活”。

熙宁四年（1071）六月，夹在新旧党争旋涡中的苏轼乞补外任，离开了危机四伏的汴京。年轻气盛的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做地方长官的副手，这多少限制了他的才华施展。熙宁七年（1074）六月，苏轼改差知密州，在密州虽然身为太守，但是此地贫穷而偏远，也不是他施展行政才能最好的舞台。三年后，另一所城市——徐州，与苏轼相遇，并成就了这位文化巨人生命的丰富和绚烂。一年零十一个月的“苏徐州”，于元丰三年（1080）才得以“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地走向他的“黄州时期”，去实现其文化人格的再一次升华。

北宋时的徐州，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城市，为南北之襟要，京东之门户，而且物产丰富，出产黄冈岩、煤、铁，“地宜菽麦，一熟而数岁饱”。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所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列为古九州“冀、衮、青、徐、扬、荆、豫、梁、雍”之一，风物秀美，历史悠久，文化昌盛，民风淳朴。入徐作官，进则经世济民，退则休养性情，徐州的一切在苏轼眼中都充满着魅力。密州卸任后，苏轼先差知河中府，后又接改知徐州，受命后他欣然前往。

此身无用且东来，赖有江山慰不才。旧尹未嫌衰废久，清尊犹许再三开。满城遗爱知谁继，极目扁舟挽不回。归去青云还记否？交游胜绝古城隈。（《诗送交代仲达少卿》）

这是苏轼抵徐后所作的第一首诗。熙宁十年（1077）春，原徐州知州傅尧俞因“失察”而被罢官，由徐州通判江仲达署理知州，他向新任知州苏轼移交公务后即调离徐州。苏轼赠诗送行，给予江仲达极高的评价，这其中难免官场上的礼节和文人间的客套，但仔细品读，诗中也浸润着苏轼对这座城市天生的喜爱和施政为民的期待。密州任内忧国忧民的无限惆怅和踌躇满志的无以施展，已然在徐州找寻到行动的空间、情感宣泄的载体。“极目扁舟挽不回”，这既是苏轼对江仲达的赞颂，也是为自己立下了未来行动的标杆。

徐州任上的苏轼，奋发有为，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爱戴。“他的天性中有自由放达的诗人气质，却并不防碍其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他干练、果敢、乐观、亲民，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实干家；他喜游览，性不羁，“冈头醉卧石作床”，引起“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给人奔放和热情；他才情横溢，胸有成竹，随物赋形，笔带风雷，留下了大量令人激赏的诗文；他深谋远虑，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徐州上皇帝书》尽显了战略家的风采和思想家的洞悉力。“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才子秦观一语道破了苏轼在徐州展现出的种种魅力。

苏轼注重养炼，善于吸纳，具有极高的心智，儒、释、道三家互补，挥洒出熠熠的人格光芒。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学习和接受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儒家思想是他一生立身处世的根本；面对佛道思想，他则经历了从顺其自然而习之，到积极主动地批判吸收，促成儒、释、道三者融合的最终实现。苏轼在徐州期间，其思想发生了从以儒为主到儒道兼善的转变。

其实，儒、释、道思想纵贯苏轼的一生，只是在特定的时间段中，他表现出不同的倾向而已。入徐以后，受到地域文化氛围、人生遭遇的多种影响，苏轼思想更加成熟圆融，对儒道的思考和认识达到了更高程度的融合。

二“吾生如寄耳”的人生思索

抵徐之后，苏轼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作了新的思索和总结。在苏轼的诗集中，先后有九处用了“吾生如寄耳”一句，显然，“寄寓”思想是苏轼对人生的基本判断。按时间顺序，他首次提出这一思想是其在徐州创作的《过云龙山人张天骥》一诗中：“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故山岂敢忘，但恐迫华皓。”与此同时，他在徐州创作的《宝绘堂记》中也明确提出君子当寓意于物的思想。苏轼在徐州期间所提出的“寄寓”思想明显受到庄子的影响，庄子把人看作是自然造化的产物，在天地时空的无限变化中，人只能存在于一个有限的时空内。“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苏轼继承了庄子的思想，认为人的生命的本质就是一段“寄寓”生活，这也是苏轼在徐州期间文学创作思想的体现。

日渐恶化的政治形势、自请外放的生活经历和与日俱增的自我反思，都推动了苏轼对人生价值、艺术创作的不断思索。“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故山岂敢忘，但恐迫华皓。”苏轼在这首作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徐州的诗作《过云龙山人张天骥》中，首次使用了“吾生如寄耳”的句子，其后诗作中又八次使用这个句子，以作年排列如下：

元丰二年《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之一》：“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

元丰三年《过淮》：“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

元元年《和王晋卿》：“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祸福，不如两相忘，昨梦那可逐。”

元五年《次韵刘景文登介亭》：“吾生如寄耳，寸晷轻尺玉。”

元七年《送芝上人游庐山》：“吾生如寄耳，出处谁能必？”

元八年《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聚散一梦中，人北雁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

绍召四年《和陶拟古九首之三》：“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

靖中建国元年《郁孤台》：“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

直到客死常州的那一年——靖中建国元年，苏轼还在感叹“吾生如寄耳”。由此可见，人生如寄的思想在苏轼心中的根深蒂固，这也必然会影响到苏轼的文学创作。

苏轼的“寄寓”思想源自庄子，又与其有迥异之处。苏轼的“吾生如寄”是指生命外在形式——身体的短暂性和生命内在要素——性灵的永恒性的统一。由于人身存在的有限性，所以性灵在此不能长居，只能“寄寓”罢了。性灵是与“形”所对立的“神”，即苏轼哲学思想中的“性”，与其所言之“道”都具有本体意义，都是永恒的。人身虽不能长存，但人的存在是合理的，这是天道使然。因此，人是可以认识到“道”的规律，这种认识的能力就是“性”的存在依据。作为人对“道”认识的“性”，当然是永恒的。在此条件下，才能把人身视为“性”所“寄寓”的场所，而人生也是一段“寄寓”的旅程。

这里有个如何看待人身的问题。有身即有私欲，私欲是背道的。如执著于人身，为其短暂而悲哀，此是不达道之故；若追求及时行乐，也是私欲满足之乐，非是真乐，同样不达道。大患分明有此身，除去私欲才能显见天道。那么，“寄寓”是没有价值的了。庄子就把人身看作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它是“大块”运作中偶然的产物，还要返回“大块”中去的，“人”只是短暂的存在形式，所以没有意义，人应该放弃属“人”的一切，还归于属“天”的本性。但另一方面，他似乎又认为，人而合于“天”，即成“真人”，可以长生，永远地保持其形体不坏。苏轼也曾有炼气养生方面的追求，但他还不至于真的相信长生之可能性，“吾生如寄”的思想表明他清楚地认知了人身存在的有限性。不过，他决不把人身的存在看得没有价值，因为有性“寄寓”在此中，怎能说没有价值呢？他也不否定“寄寓”而要求“性”返归天道。严格地说，“性”虽与“道”为一，毕竟有区别，“性”是人性，在各种人情的总体上显现出来，其理为“道”，其迹为“人”。也就是说，“性”必然地“寄寓”在人身。苏轼与庄子的不同在于：庄子以否定“寄寓”来肯定天道，苏轼却以肯定“寄寓”来肯定“性”与天道。而一旦肯定“寄寓”，也就不会放弃儒家的人生追求了。故苏轼的“寄寓”思想，正是统一了儒、道两家的人生态度。

肯定“寄寓”当然不是执著身欲，而是在把人生的本质理解为“寄寓”的同时，要求把“寄寓”作为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就是将真正的人“性”体现于人所能做的各种事情中，不本着私欲来做事。也就是人和各种事物之间，不是功利的关系，而是审美的关系，合道合理，自由快乐，毫无扭曲牵强的状态。所以，“寄寓”思想的深层含义，乃是审美的人生态度。有此态度，便处处有可乐，“如寄”的人生于是转悲为喜。在上面列举的苏诗“吾生如寄耳”中，也可以看出诗人从悲哀中解脱的过程。这是一种洋溢着诗意的人生哲学，“寄寓”的人生，实是人“性”的审美游历，即所谓“游戏人间”。

苏门学士秦观评论苏轼：“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其所谓的性命自得，正是对他的“寄寓”美学思想的另一种注释。

苏轼评论自己的文学创作时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这便是苏轼为我们描绘出的主体在文学创作中体验到的生命的自由境界。文学创作的自由境界，首先源于创作主体的精神自由。创作主体的精神自由又来自对客体世界规律的认识和对自我限制的超越，苏轼由此提出了他的“寄寓”的美学思想。苏轼在《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苏轼认为，人的生命稍纵即逝，自然天地万世永存，以生命的短暂对应天地的长久，人是受限制的、不自由的。只有以生命的体悟超越这种局限，才能获得自由的境界。寓意于物，以物遣性，人超越物外，心灵是自由的；留意于物，为物所役，精神是束缚的。寓意于物，主体始终保持着与客体之间既联结又超越的关系，深谙客体的变化发展规律，而又超越客体对主体的限制。

注：本文系徐州工程学院2009年度校级科研项目，名称《苏轼在徐州期间散文创作价值研究》，项目批准号：XKY2009110。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苏东坡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苏轼，孔凡礼点校：《诗送交代仲达少卿》，《苏轼诗集》（第十五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

[3]苏轼，孔凡礼点校：《过云龙山人张天骥》，《苏轼诗集》（第十五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

[4]苏轼，孔凡礼点校：《与梁先、舒焕泛舟，得临、酿字，二首》，《苏轼诗集》（第十五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

[5]苏轼，孔凡礼点校：《登云龙山》，《苏轼诗集》（第十六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

[6]苏轼，孔凡礼点校：《宝绘堂记》，《苏轼文集》（第二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7]苏轼，孔凡礼点校：《徐州上皇帝书》，《苏轼文集》（第二十六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8]苏轼，孔凡礼点校：《自评文》，《苏轼文集》（第六十六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9]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王先谦撰，陈凡整理：《庄子集解》，《大宗师第六》，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11]秦观，徐培均笺注：《别子瞻》，《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