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语篇1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以英语学生、韩语学生、越南语学生为例，描写了外国学生在汉语声调上的语音偏误表现，简要的分析了产生偏误的原因：如母语的负迁移、汉语声调自身的特点、过度泛化以及教学因素，并认为无论对非声调母语的学习者，还是有声调母语的学习者，汉语声调都会成为学习的难点。

一、引言

世界上任何语言的语音都不可能没有声调的变化，只不过在非声调语言中，声调的不同不会影响词的意义。而在声调语言中，声调是有系统地利用不同调值来分辨音节或某一个词的语义，汉语就是极具代表性的声调语言。现代汉语普通话有四个声调，调值为55、35、214、51，由于汉语声调这种升降曲折的变化，与大多数语言语音系统中的声调或轻重音差别较大，因此，成为外国学生学习汉语语音时，受母语语音干扰最多，产生偏误最普遍的难点，以至于中国语汇中有了“洋腔洋调”这样的词语。

从汉语语音来看，外国人学习汉语在声、韵、调上都会产生偏误，本文仅就不同母语的外国学生在向目标语靠近的渐变过程中，某一静态阶段的语音状况——汉语声调做一简要分析，分析外国学生在汉语声调输出过程中的偏误现象及产生偏误的原因。

本文的观察对象主要是汉语零起点及初级汉语水平的外国学习者，平均年龄二十四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语言材料大多以对外汉语初级水平教材为主，方法是随机记录、统计、总结、分析。

二、外国留学生汉语声调偏误表现

1．无声调语言——以欧美英语为母语的学生为例

英语是非声调语言，英语学生对汉语的声调极为陌生，他们对汉语的每一个音节都有固定的高低升降的调子很不习惯。主要表现为：

（1）阴平55，读不到位，起点较低，但阴平调值是四声中掌握较好的一个，这个音类似英语平调。

（2）阳平35，往往起点太高，升不上去。有时尽管加大声音，把音拖长仍发不成升调，有的学生用英语的升调代替汉语的第二声，但是汉语的第二声是在一个音节上的音高变化，音高是渐升的，而英语是先平最后尾音很快上扬。他们会把阳平35，读成224、223、34或23。

（3）上声214，这是英语学生感到最困难的声调，反映出的特点是第三声无曲折，变成纯升调，失去降的部分，或低平后上升，类似第二声，表现为把第三声214读为24、34、224、334。他们常会用英语的曲折调代替汉语降升调。在连读三声中，把半三声读成全三声。

（4）去声51，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学生降不下去，有时会用英语降调读，但汉语的第四声是全降调，调值51。英语的降调，一般是半降调。

英语学生更大的困难在于词语一旦进入语流，英语腔调就浓厚起来。因为他们常常把声调与英语的语调相混。如把汉语陈述句中和疑问句句尾的第一、二、三声音节都发成近似英语的升调，而把句尾重读的第一、二、三声音节都发成近似英语的降调。例：初学汉语的英语学生发音。

例1：你是学生吗？

例2：我不是中国人。

例1是用英语一般疑问句的语调代替汉语声调，把“你”读成高平调，把轻声“吗”读成上扬的调子。

例2是用英语陈述句语调代替句末“人”字，把“人”读成降调。

有许多英语学生反映，记一个汉字，又要记音（声、韵），又要记声调，太麻烦了。这样他们在学习时常常会顾此失彼，有的只记音不记调，有的记音记调，到了语流中却不能正确地把握。

2．无声调语言——亚洲以韩国学生为例

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和同处于汉字圈，韩语学生对声调的把握是否好一些呢？答案是否定的。韩语基本上属于阿尔泰语，没有声调，各个音节有一个习惯的读法，但并不标明重音和次重音。古代韩语有音长，1446年《训民正音》时是28个字母，现代为40个字母。是字母音位文字。

另外，根据语言学家们的统计，在韩语里，至今仍有50%以上的汉字音。又经专家求实考证认为：这些汉字音都是隋唐时代借去的。至今仍完好地保留在韩语里，所以即使相同的汉字字形，语音并不是现代汉语的语音，而是古代语音，采用反切法注音。韩语学生读汉字姓名时，经常能反映出中古时代的音韵。今天的韩国汉字虽无声调，却有长短音之分。

例1，“光”与“广”都读gwang，“光”短音，“广”长音。

例2，“饭”与“半”都读ban，“饭”短音，“半”长音。

可以说，韩国汉字音的长音是中国汉字声调在韩国语中的一种变异，没有声调，只有长短音的区分。但由于长短音大都不辨别意思，大部分人已经不去细分。这样尽管韩语中有许多汉字音，但它独特的语音系统，无声调的发音特征，仍使韩国学生在声调上产生很多偏误。主要表现为：

（1）第一声，高平调，起调不够高，声音拖长后跑调。读单字调子时效果较好，在连读时就会出现偏误。例如：天津（tiānjīn）读成天津（tiānjìn）。

（2）第二声，阴平35，会读成接近44，较平而无变化，第二声上不去，很像第四声。

（3）第三音，上声214，会读成接近35、23、334，有的是34，总之，是曲折不够，常会在读第三声时失去降的部分，第三声是韩国学生的难点。

（4）第四声，去声51，常会读成44，不能降下来。

由于韩国语言音高变化不同于汉语，韩语音节大多只有固定的一个调值，区别词义主要依靠声音的长短、高低、轻重，一般长音读得长而低。短音读的短而高。如：［ma：l］长音：话；［mal］短音：马。这样，韩语学生就去找近似汉语的音来处理汉语声调。而且起点落点不够高或不够低，调域窄。

3．以有声调的越南语为例

无声调语言，见到声调无疑是完全陌生的，那么有声调的语言是否有了好的声调发音面貌呢？并不尽然。

世界上有声调的语言有许多种，如北欧的瑞典语、非洲东部的班图语、美洲的大部分印第安语等。但各种声调语言的性质并不相同，大多数声调语言的声调只限于高、中、低的差别，像汉语这样每个音节都有固定的声调，不仅有高低之分，又有升降曲折之别，并不多见。因此，有声调语言的外国学生尽管能很快接受声调，但偏误却并不少见，下面以越南学生为例。

越南语为有声调语言，带入声韵尾，其声调含义包括抑扬性和顿挫性。调值相同的两个音节是否带入声韵尾会导致其顿挫性不同而决定其是否为两个不同的声调。据教学观察，越南学生学习汉语的进度常常比其他母语背景的学生快，但遗憾的是其语音面貌并不理想，学习多年汉语，却难以摆脱“越南腔”。

（1）从调型上看，越南语没有全降调（51），没有高平调（55），低升调（13，14）。而且调型后半部或升或降都非常短促，没有汉语的平滑均匀。

（2）从调域上来看，其相对于汉语的声调来说，越南语声调的升降幅度较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越南学生的母语对汉语声调偏误是：

1）阴平念为44或442，即阴平调不够高，普遍达不到55值，如“生”—44值，多受越南语平声的影响。

2）阳平念为44（445）受越南语锐声影响，但越南语锐声的发音特点是开始时持平，约近一半时开始上升，上升段的调值为35，但在问音节时，持平阶段大为缩短，甚至消失，这使得锐声在有些时候发音特点与汉语阳平十分接近。所以，他们掌握阳平比较容易。

3）上声念为213，有的降下去而不能升上来，就念为21，即上声调读的较轻短，曲折不够，如：“好”（213），上升后半部分调值到不了4度，是因为越南语没有低声调。而且受越南语问声影响，其问声曲折不如汉语上声曲折大。他们很难控制上声结尾部分，所以不能达到214，大约是213。

4）51去声，读成约31值或32值，这是越南语学生缺陷最大的声调，是其偏误最多，较难学习的声调。

所以尽管越南语有声调，在有些音理方面较易学习，但不同于汉语的声调系统，似乎对汉语声调的输出产生更加顽固的干扰。

三、产生偏误的原因浅析

以上多以静态声调发音状况为例。在动态声调中，语流音变：如轻声、儿化、变调中存在的偏误也很多。

纵观外国学生汉语声调的偏误，并不是如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非声调母语对声调语陌生而难以掌握。其实从有声调语言的泰国语、越南语为母语的学生来看，并不能因为某些有声调语言的共性所产生的正迁移，而改变他们发汉语音调的困难状况。但我们也发现许多不同，如学习汉语声调由易到难的顺序不太相同。例如，英语、韩语学生的掌握顺序是阴平——去声——阳平——上声，越南语学生是阳平——阴平——上声——去声，外国学生汉语声调输出产生偏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母语的负迁移

用母语的语言规律代替目的语语言规律，是中介语语言最直接的表现。从理论上说，偏离发生在两种语言的接触，而本质上总是利用自身语言中最接近对象语音的音位实行取代作用，这可以叫做语音或音位的接近性原则，在陌生而难度很大的字音面前，外国学习者自然会从本族语中寻找与之相近似的音位或音素进行语音模仿，结果造成偏离。如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把声调与英语句调相混。

2．汉语本身声调系统的影响

一千多年前，汉语声调被发现辨义，后来赵元任先生创建了5度制，但这五度音高如何在发音调时体现，让学习者很难把握。因为汉语声调主要表现为相对声高，相对声高既指不同的人之间音高范围彼此相对的，又指不同的人之间相同调类的音高也是彼此相对的。这对外国人掌握汉语声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3．过渡泛化

由于学生掌握目的语知识的不足，把他所学的不充分的，有限的目的语知识，套用在新的语言现象上，结果产生偏误。这种偏误在心理学上叫做“过渡泛化”。如汉语三声变调是学习难点，有的学生发单字调第三声或老师领读第三声时，没问题，但只要自己一说一念，一进入语流，就会出现诸如半三声读成全三声，几个三声连读都读全三声。究其原因就是学生想当然凭直觉对三声给出了自己的规律。

4．学习因素

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声调时多是靠模仿，由于其有限的目的语知识不足以完全明白其音理。这样在发汉语声调时任意性很大。赵金铭先生认为，声调从物理上解释：声调的变化主要取决于音高。从生理上看：是声带的松紧变化，声带松，发音低，声带紧，发音高，声调的性质取决于音高的变化，而音高的变化取决于声带松紧。这种发音原理与分析则必须通过学习者在不断地试验、体会才能渐渐领会。这样在接近目的语正确声调的时候，就会因学习者各方面自身因素而有差异。

5．传授因素

包括教师训练方式等问题，教师的经验、学识水平的问题，教材的音理知识不足，知识点不准等知识展现的问题等等，都会使学生产生偏误。

四、余言

汉语有声调，汉藏语系其他语言也大多有声调，以这些语言为母语的人学汉语，难点在于处理声调、调值的不同，也就是相应调类的分合，不同调值的对应。母语为无声调语的人学汉语，如果建立起调类、调值的概念，掌握方法，却可能比母语为有声调的人学的更快些，因为少了母语声调的干扰。总之，在汉语语音学习中，学好声调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因为每一个声调出现的频率都要比任何一个声母或者韵母高许多。语言的准确性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声调是否准确，否则就无法区别“到了”、“倒了”、“骑车”、“汽车”，而直接影响到语言交际。了解偏误的原因，对汉语语音教学会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2周小兵、朱其智.对外汉语教学习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傅氏梅、张维佳.越南留学生的汉语声母偏误分析.世界汉语教学，2004（2）

近代汉语篇2

关键词：日源借词；日语教学；母语干扰

借词也被称为外来语或外来词，是指“把外语中具有非本语言所有的意义的词连音带义搬到语言里来”①的词。日源借词即来自于日语的外来语。

一、日源借词的借用过程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自古文化交流频繁，特别是作为其载体的语言方面的交流异常繁盛。众所周知，汉字通过朝鲜传到日本之后，日本开始利用汉字表记。到了中国的隋唐时期，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留学僧、留学生。将中国古代典籍带回日本，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汉文文化。但是，到了近代，主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转变。

（1）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开始积极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文化，并且以汉字的造词法为基础，创造出大量的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等有关的用语。而当时的清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抵抗侵略，自1896年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由于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地理位置近，交通费用低，同时在生活费方面日本比当时的欧美便宜，风俗习惯方面两国也比较接近，而且不少人认为中日两国都使用汉字，学习起来更容易，所以自1900年之后赴日留学的人数不断急增。而其中许多中国留学生开始致力于翻译日语书籍。因此，这些新的用语就通过留学生等人之手，融入到了汉语中。

（2）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开始引入外来文化。这一时期与经济、社会生活有关的词汇大量从日本传入了中国。随着电视，网络等的普及，这些借词的传入不像过去一样仅仅依靠书籍，而是越来越多元化。传入的群体也由社会文化精英变为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成为了日源借词的使用和传播的主力军。同时，这一时期借词的传入路径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由日本直接传入中国，而更多的是经由台湾、香港间接的传入中国内地。

二、日源借词的类型

1、音译词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吸收欧美文明的过程中，直接用音译法音译欧美语言的发音而创造出许多新词。最初也用汉字书写过，但现在一般都用片假名书写。这些词的一部分传入了中国后，汉语根据日语的发音，用发音相似的汉字书写，直接借用了当时的日语词。如：瓦斯（ガス·英gas）、浪漫（ロマン/ロマンチック·英romantic）、啤酒（ビール·英beer）、淋巴（リンパ·英lympn）、混凝土（コンクリート·英concrete）

2、意译词

这类词也是在明治维新时期，通过汉字的重新搭配组合意译欧美语言而创造出的新词。这些意译词以与思想、科学、技术、法律、制度、医学、艺术等相关的词居多。并且比中国更早的根据内容用汉字意译出来，进而被汉语吸收。如：抽象（抽象）、科学（科学）、电话（電話）、法人（法人）、登记（登記）、传染病（伝染病）、表演（表演）

3、活用古代汉语词汇创造的词

近代，日本人在翻译欧美各国语言时，利用古代汉语词汇根据欧美原词的意思赋予其内涵形成新的词。这些词在被汉语吸收之后，在词义方面，有的与古代汉语原义相同，有的相类似，有的则完全不同。

如：讽刺（風刺·英satirize）一词出自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刺者，达也，诗人讽刺。”指以婉言隐语相讥刺。现代汉语中表示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对人或事进行揭露、批评或嘲笑。与古代汉语、日语词义基本相同。

教育（教育·英education）始见于《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古代汉语中“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现代汉语中广义上讲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比古义更加宽泛。

革命（革命·英revolution）一词最早见于《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古义是变革天命的意思。现代汉语中则表示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与古代汉语完全不同。

4、日语固有词汇

这一类词是指日语中训读的固有词汇，包括表示日本特有事物等的词汇，如：寿司（寿司）、富士山（富士山）、新干线（新幹線）、株式会社（株式会社）等，通过这些借词可以了解日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再如：场合（場合）、市場（市场）小型（小型）等，在古代汉语中没有发现用例的词汇。

5、利用接辞成分创造的派生词

日本人在翻译欧美语言中的-ness、-tic、-al等接辞成分时，创造出了-性、-化、-式以及非-、超-、反-等接尾词、接头词，在被汉语借用后，反而比在日语中使用的更广泛。如：现代化（現代化）、自动化（自動化）、可能性（可能性）、原则性（原則性）、日本式（日本式）、问答式（問答式）

三、现代流行语中的日源借词

改革开放以来，有大量的日源借词被吸收入汉语，如：「カラオケ传入中国后被称为“卡拉OK”；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之间也会模仿日语中的「―さん，在名字后面加上“-桑”等等。此外，在日本新产生的一些词如「暴走族、「過労死、「半導体、「写真、「人気等因在中国也有同样的感觉而被借用。而在台湾、香港，对于现代日语的吸收比中国内地要更多。现在，香港的语言学家提出应该吸收日语中的像「準備中、「営業中等的「-中这种在汉语中没有的，但更加方便的用法。②

然而，与近代日语汉语词大量传入中国相比，在现代，日语的传入量明显减少，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现代的中国，随着社会的发展，本身就产生了大量的新语，例如，近几年与IT相关的新语“网吧、网民、下载”等。因此，这些现代社会的用语依靠借用日语的必要性减少了。其次，与近代不同，在现代，日本利用汉字造的词变少，取而代之的是利用片假名来造词越来越多。

四、对日语教育的影响

现代汉语中有大量的日源借词，这些词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这些借词在融入汉语之后，其中的一部分在发展过程中语义发生了演变。从而出现了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等，产生了词义基本相同的同义词（在文体、词性、褒贬、搭配、语感等方面存在差异）、词义有部分相同；又有部分不同的类义词、词义完全不同的异义词。在笔者的实际日语教学中发现，中国学生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如果碰到这些存在差异的词时，就容易产生误用。究其原因，主要是母语干扰的影响。

由于中日两国都使用汉字，有很多学生认为日语简单。但是在开始学习日语之后，就会发现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反而容易受母语的干扰，不知不觉的犯错误。这些错误主要包括理解上的错误以及表现上的错误。

（1）理解上的错误

一种情况是类义词中词义相似，但范围不同，有的日语比汉语广，有的则汉语比日语广。学生在碰到这种情况时潜意识里就容易用汉语的意思来理解，从而产生错误。如：方针（方針）：在日语中有两个意思，一个表示前进的方向，另一个意思是罗盘针。但是，在现代汉语中，只有“比喻指导工作或事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的意思，没有日语中第二个意思，因此，如果碰到「方針は南北を指す这样的句子，不少学生就难以正确的理解其意思。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中日两国的词义完全不同的异义词。如：打消（打消）：日语中表示否定的意思，但是在现代汉语中则表示放弃、消除等意思。

（2）表现上的错误

例句1：この場面を見て、胸のうちに暖流が沸き起こる。

暖流（暖流）一词，在日语中指从低纬度流向高纬度的洋流。其水温较所到区域的水温为高。而在现代汉语中，除了这个意思之外还可以比喻心中感受到的温暖和激动。因汉语的词义比日语要广，而导致容易犯如例句1所示的错误。

例句2：ご飯を食べた後で、おじいさんと漫談した。

漫谈（漫談）在日语和汉语中的意思，完全不同，日语中指没有要点的滑稽可笑的话，现代汉语中指不拘形式地谈体会或发表意见。

中国学生在日语的学习过程中可以运用母语知识来学习是非常有利的，但也会因为母语的干扰常常无法正确把握日语意思，直接将汉语意思迁移到日语中使用，造成误用。

对于日语教师来说，首先自身需要准确把握这些词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其次在授课过程中，应该明确指出同义词、类义词以及异义词。并把类义词作为讲解的重点。对于学生来说，在初级阶段，记住单词的意思和用法，可以不做详细的区分。从中级阶段开始，需要把握其（下转第108页）（上接第106页）不同点特别是类义词的不同点。教师在课堂上也要做重点说明，并适量补充语言背景知识，让学生全面深入地了解产生不同的原因。并对误用例句进行分析，明确产生误用的原因，加深学生的印象。

从语言习得角度来看，由于日语借词而产生的这些中日同形语对于中国的日语学习者来时，常常是可怕的陷阱，也是容易引起母语干扰的学习难点之一。

参考文献：

[1]高名凯、刘正琰等.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58年.

[2]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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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岩.谈汉语母语日语学习者常见的误用.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年.

[10]曲萌.关于高年级学习者常见的中日同形词误用的考察.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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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曾根博隆.中国語における日本語からの借用語（I）.総合科学研究（明治学院）第27号，1987年.

注释：

近代汉语篇3

[关键词]词汇史现代汉语前期近代史料

〔中图分类号〕H10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2-0139-05

我们把现代汉语前期定在19世纪至前。这一时期汉语处在中国社会大变革和西学东渐的双重背景下，我们选取反映清末（本文称近代）历史与文化的四种史料作为主体考察对象。《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以下简称“汇编”）[1]汇集了从1689年到1901年中国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合同、章程、协定等共有313条，所有约章绝大多数用汉文原本，材料详尽可靠。《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5册，简称“史料”）[2]记载的是1810年到1842年的奏折、上谕。①《万国公法》[3]是中外人士共同翻译的介绍国际法原理的专书，1863年开始翻译，1864年刊印问世。《海国图志》[4]1842年开始出版，是19世纪中叶最丰富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这几种史料除了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外，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来看，也具有极强的词汇学价值，它们记载了当时由于剧烈的社会变化和西学东渐而出现的一批新词语、新词义及相当多的词语过渡现象。这当中的许多新词语或新词义沿用至今，有的已是高频使用。

一、近代史料中的各种词汇新现象

（一）19世纪是新词语峰出的时期

所谓新词语，是和固有词语相对的，即某个时期内新造的词语。汉语词汇史上曾多次出现新词语的高潮，分别是：汉魏隋唐、明代后期、19世纪至民国初期、建国初期、20世纪80年代到今。几乎每次高潮都是在与外国或与外族的文化接触过程中产生的，有的甚至是以宗教文化为先导的，比如前三个时期就是以佛教、基督教为开路先锋，佛教直接带来了大规模的佛教词语及其相关联的词语，而基督教则不仅催生了基督教文化词语，更带来了反映复杂多样的西学词语；后两个时期主要是由巨大的社会变革引起的。

19世纪至五四之前这一时期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大量具有现代意义的现代汉语词就产生于此时，既有日常词语，也有学科、行业术语。我们的研究确定了多条新词语最早所见史料。如下例。

“海关”指设在口岸的国家行政机关，最早见于1813年《管理刑部事务董诰等奏复酌议买食鸦片罪名折》（史料）：“内地鸦片烟未能净绝，皆由各海关查察疏懈所致。”又如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汇编）：“近以免税不利粤海关，故关吏阴挠之。”

“走私”指非法运输或携带金、银、外币、货物等进出国境的行为。最早见于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及《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汇编）：“倘访闻有偷漏走私之案，该管事官即时通报中华地方官。”1844年10月24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汇编）：“缘所定之税则公当，不为走私藉口，谅佛m西商船将来在五口不作走私之事；若或有商人、船只五口走私……地方官一体拿究入官。”

“酒精”即已醇的通称。最早见于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如将火药、硝磺、酒精等物运至上海，官宪应会同在界址内择定一地，远离住宅货栈，以便储藏，并防失慎。”

“议价”即买卖双方或同业共同议定价格，用作动词；现也可作名词，即议定好的价格。作动词的最早见于1831年《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陈夷人夹带鸦片烟入口积弊请饬查严禁折》（史料）：“如省城之十三行联兴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与夷人议价立券，以凭到趸交货，谓之写书。”作名词性的最早见于1844年7月3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若内有估价定税之货，或因议价高下不等，除皮多寡不齐，致有辨论不能了结者，限该商于即日内禀报领事官。”

“省城”即省行政机关所在地。最早见于1830年《广州将军庆保等奏英吉利大班屡次妄禀已被该国撤回片》（史料）：“前会奏哎陆喇国大班携带番妇至省城夷馆居住。”又如：“广东谣传中国官府欲将省城外房屋拆毁……此不足信。”[4]（P1972）

“出租、承租、转租、租户”这四个词最早出现在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中：“原业主与租户出租、承租各字据，经查核钤印，交还收执，以凭信守，并免违犯”，“该地既已租出，各租户应予修复，以便路人往来”，“倘洋商……或取得地基而将一部转租他人，该地租银仅得按原租银数目转让”。

（二）19世纪也是新词义大批产生的阶段

新词义，即在词的原有词义基础上产生的与之相关联的意义。在西学东渐与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之下，为了表达新概念，不可能完全依赖创造新词语。弥补的方法就是将固有词赋予新的内容，这使得一批古老的词具有了现代性，并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源头之一。如下例。

“权利”一词古已有之，但与其现代意义不同，如《荀子・劝学》：“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为美也……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后汉书・董卓传》：“稍争权利，更相杀害。”这里的“权利”都是指“权势和货财”。而作现代法律术语“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来理解的“权利”却出自《万国公法》[3]（P7、P60）一书，如：“海氏以公法分为二派：论世人自然之权，并各国所认他国人民通行之权利者，一也；论诸国交际之道，二也”，“即其罪犯系可耻重案，而削其为民之权利，但此议亦不直行于他国之自主者”。显然这已不是旧义了，对应的是“right”。

“外国语”的原义为汉语中的外来词，《汉语大词典》[5]（卷3P1160）例引清・周亮工(1612-1672)《书影》卷二：“蘩畛挛薰ψ《庶物异名疏》，凡二千四百五十有二则，可称该博。余意外国语，佛经语，皆无定字，况屡经翻译，尤多差讹，不如删去，始称大雅。”近代开始指外国的语言、文字。最早的例子见于1844年10月24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汇编）：“佛兰西人亦可以教习中国人愿学本国及外国语者，亦可以发卖佛兰西书籍，及采买中国各样书籍。”

“租”旧指田赋。近代产生的新词义为租赁，一指出租，二指承租。最早见于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兹体察民情，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该例为“出租”。“承租”义最早见于1844年7月3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汇编）：“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

“公路”旧义指正道、正路。《汉语大词典》[5]（卷2P74）引《宋书・王华传》：“以此论才，行之年岁，岂惟正无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将使公路日清，私请渐塞。”现代意义上的“公路”最早见于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洋商已租地基内原有公路，现因众人往来行走，恐将发生滋闹，兹决定另造正路”，“军工厂南面，东至头摆渡码头，前有公路一条，亦应改宽二丈”。

“买断”旧指花钱为赎身并经官府批准落籍。近代指人或物被买后，断绝与原主的关系，最早见于1876年《收买吴淞铁路条款》（汇编）：“铁路拟归中国买断，所有地段、铁路、火轮车辆、机器等项，由中国买断之后，即与从前洋商承办之公司无涉”，“由中国买断一切，价银全数付清……”。

以上所举新词语、新词义的最早例证均早于《汉语大词典》或《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6]有些是未予收录或无例证。另外，《明史》以及近代的其他资料也未见更早的使用。

（三）19世纪词语过渡现象复杂多样

所谓词语过渡现象是指词语或其意义在某个时期的创造、并存、选择、进退过程中的不稳定现象。

1.最显著的过渡现象就是一实多名，而其中的许多新词语经过若干年之后就消失了。最突出的是一些术语、国名地名。如：[吉罗葛么]千克，音译法语词kilogramme。[葛么]克，音译法语词gramme。[迈当]米，音译法语词mètre。[蜜理迈当]毫米，音译法语词millimètre。《汇编》中首见例句为：“凡有税则内所算轻重、长短，中国壹担即系壹百b者，以法国陆拾吉罗葛么零肆百伍拾叁葛么为准，中国壹丈即拾尺者，以法国叁迈当零伍拾伍桑的迈当为准，中国一尺即法国叁百伍拾捌蜜理迈当，均以此为例”（1858年11月24日《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这几个词至迟在19世纪70年代还在使用，《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6]（P132、84、167、174）所引例均为70年代的。

史料当中清晰地反应出这些新词语在近代的出现及共时选择、替换、过渡的过程。如同是《汇编》的例子，1844年10月24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中用的是“佛兰西国”：“今大清国与大佛兰西国以所历久贸易、船只情事等之往来，……应与佛兰西会同议允后，方可酌改。至税则与章程现定与将来所定者，佛兰西商民每处每时悉照遵行。”而在1858年6月27日的《天津条约》中改称为“法国”：“嗣后大清国皇上与大法国皇上及两国商民，毋论何人在何地方，均永远和好。”再如，1844年7月3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中用的是“合众国”：“兹中华大清国、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欲坚定两国诚实永远友谊之条约及太平和好贸易之章程，以为两国日后遵守成规。”1854年《上海英法美租界地章程》中用的是“美国”：“嗣后美国与法兰西所用官地，亦一律办理，惟照例给付钱粮。”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之一就是音译词让位于音译意译兼有的含有意译成分的词语。

2.一些古旧意义还存留在近代时期。进入稳定的现代汉语中，这些古旧意义已被淘汰，有的仅存于某些方言中。如“性质”一词在古汉语中可指人的禀性、本质。如《海国图志》[4]（P410）：“人皆丑黑，拳发，倮身跣行。性质直，不为寇盗。”《汉语大词典》[5]（卷7P480）例引徐特立《国民外交》：“自留学法国者加多，西人深知华人性质，日本运动，遂难生效。”而现在保留下来的意义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不用于指人。上世纪30年代开始编纂的《国语词典》①还保留两个义项，而从1946、1947两年的《人民日报》[7]检索出的324处用例已均不用于指人了。

又如“地基”一词，旧为地面、地皮。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中还使用古义项：“桂花滨及阿龙码头北面为出租地基，亦应留出海关南两条大路之地……业已出租之路而其价早经洋商偿付者，如有损坏，应由附近地基租主修复”。现常用义项是指承受建筑物重量的地层或岩层。《汉语大词典》[5]（卷2P1028）例引《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三回：“这边租界上有人造房子，要来垫地基。”1946年开始的《人民日报》已均为此义项。

3.史料中还存在同形词现象。同形词即形体相同而意义没有任何联系或者来源上没有任何关系的不同的词。比如“教师”是元代产生的词，初指教授歌曲、戏曲、武术等技艺的人，到清代又可指传授知识、执行教学任务的人。《海国图志》[4]（P542）载：“其枪法刀法，皆有教师秘传。”这里用的是第一个意义。《清议报》（1899年2月21日，第十册）：“所请之客，横滨地方官及有声望者十余人，又梁君启超及学校教师等凡十余人。”这里用的是第二个意义，但这两个意义是一个词范围内的。而在《万国公法》的“序一”写道：“此丁韪良教师《万国公法》之所由译也。”译者丁韪良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来华，先在宁波传教，1863年又到北京传教，他是以传教士的身份于1863年开始翻译、1864年印行此书，因而这个“教师”应是传播宗教的老师。再如《清议报》（1899年1月21日，第七册）：“诚以教堂非止四川有也，教师非华司铎一人也，仇教民者非但余蛮有是心也，挟教师者则固余蛮子创是举也。”一个“教”代表两个语素，前一个是“指导、传授”，后一个是“宗教”，所以“教师”代表的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意义结构方式和意义特征，形成了来源不同的一组同形词。后一个“教师”多种词典未见收录，它只是近代的一个寿命不长的新词。

4.史料中也反映出部分同义词的并存、竞争。所谓同义词，是指意义的核心相同的多个词。比如“入口”与“进口”在指“国外货物运进国内”时可以并存并用，如1843年10月8日《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汇编)：“英商货船担保一款：向例英国商船进口，投行认保，所有出、入口货税均由保商代纳。”1844年7月3日《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合众国来中国贸易之民人所纳出口、入口货物之税饷，俱照现定例册，不得多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降中国例禁不准携带进口、出口之货物外，其余各项货物，均准其由本国或别国贩运进口售卖。”使用中这两个词实际上没有差别，不过这种并用现象没坚持几年就消失了，以后用的一直是“进口”。

5.史料中“过渡词”大量存在。周振鹤提到的“过渡词”是指在译名定型之前，“以描述、阐释之法译成的组合词”，[8]相当于用短语的方式来表达新概念。如，《海国图志》中有西洋医，对应现在所说的西医；有火轮船，对应后来的轮船。“过渡词”在其他同时期史料中出现得更多：玻璃暖房温室，[6]（P20）出师开路修桥兵工程兵，[6]（P34）得胜纪功坊凯旋门，[6]（P46）电气闹钟电铃，[6]（P49）电线传声机电话，[6]（P51）水底自行船、水底潜行之船潜水艇，[6]（P241）水银细玻璃管体温计[6]（P243）等等。过渡词寿命很短，且更像一个概念，但对于了解新事物的实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并启发人们创造更合适的称名，这对于认识词语的创造和定型有很大帮助。

二、近代史料的语言学价值

近代史料浩如烟海，而本文只是取其中有代表性的、时段较为集中的四种来考察。其他的还有反映各个阶段的近代和现代史料丛刊（包括正史和野史）、笔记丛刊、政论文集、书信集、文学作品集以及早期报刊杂志、字典词典等，它们为研究现代汉语前期的语言状况尤其是词汇状况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语言材料，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近代史料可为加强现代汉语前期词汇的研究服务

相比于词汇史的其他各个阶段而言，现代汉语词汇史的前期的研究并不充分。这一时期词汇的整体状况如何，发生了哪些变化等等，都没有很好的研究。除了王力的《汉语史稿》、向熹的《简明汉语史》当中列专节概括介绍之外，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就是词源探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期刊《语文建设通讯》、《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9]《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10]等，都注重从词源学角度集中探讨新词语、新词义在近代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近代史料利用的逐步深入、广泛，我们发现，汉语系统自身的繁衍能力异常发达，比如说很多普遍认为是直接借自日语的日语词或汉语词，其实都是我们的先辈们创造的。就如前面提到的“权利”的新词义，虽然找到了它的古汉语源头，可是赋予其新词义的是日本人还是汉译的《万国公法》？我们知道，《万国公法》是在1866年才译成日文，且译为“权”，日语里“权利”的出现是在这之后的几年。而汉译的《万国公法》在译稿刚成形之时，总理衙门就按照相关条例来解决由“普鲁士在中国领海截获丹麦商船”引发的争端，“效果极佳，于是由总理衙门批准，北京崇实印书馆印行300部，颁发各省督抚备用。”（见《万国公法》点校说明）当时该词已相当有影响力了。这些足以表明，“权利”的新词义并非像流行观点认为的那样源自日本。

我们要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充分利用近代史料，不仅描写这一段的新词语、新词义的出现及变化情况，也要描写词语、意义的隐退、淡出，描写词语的不同使用价值，考察词汇场内部成员的分布状况和更替关系等等。一方面要为反映汉语词汇史全貌的《汉语大词典》提供更早的例证；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相当多的词语发展变化的直接证据，从而为全面疏理、描写、归纳与阐释现代汉语词汇史服务。

（二）近代史料可为汉语史的分期提供一定的词汇依据

从汉语史的分期来看，近代汉语的下限也即现代汉语的上限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有的定在清初，有的定在《红楼梦》时期，有的定在鸦片战争时期，有的定在民国或五四时期。不管现代汉语的上限定在何时，其标准都是以语法和语音为主，而很少有词汇标准的介入。如果我们能够从包括近代史料在内的各种体裁的语料中确定大批有时期特征的词语，就会给现代汉语史的上限的确定提供相应的词汇标准。目前就针对史料所做的调查来看，这一时期的口语的词汇面貌和现代的非常接近，另外，我们通过对《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两书所列新词的考察发现，19世纪产生的新词不会少于13000条，这个数量比起后来的几个高潮自然要少得多，但从绝对数量来看，却不是一个小数目。更重要的事实是，随着对近代史料的广泛检索，这个数字还要继续增加。这当中许多沿用至今，并且是常用词、次常用词。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的标准就是要看具有现代意义的一批词汇的形成，所以我们倾向于将现代汉语词汇的上限定在19世纪初，19世纪初至五四前是现代汉语词汇的前期，五四之后定为后期。这一结论能否适用于现代汉语史的划分呢？笔者认为，随着史料范围的扩大，史料中的口语语料不断被重视起来，我们会最终建立一个综合语法、语音、词汇及语体因素的现代汉语史分期标准。本文暂将现代汉语史的上限与现代汉语词汇史的上限合而为一。

[参考文献]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M].上海：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57.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丁韪良译、陈钦等润色.万国公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4]魏源.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8.

[5]罗竹风.汉语大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

[6]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

[7]人民日报社新闻信息中心、湖南青苹果数据中心.《人民日报》图文电子版[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8]周振鹤.《遐迩贯珍》中的一些过渡性的地理学术语[J].词库建设通讯，1999，（3）.

[9]（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近代汉语篇4

论文关键词：翻译文学，文言，汉语写作

近代翻译文学是一种由域外输入到本土的文学样式，无论内容、体式还是语言思维模式上都大有别于本土文学。汉语写作关涉的是用本土语言为第一语言进行的文学创作。用什么样的语言写怎样的文学作品，对此的争鸣百年文学史上何曾停息过。把这两个概念进行一定维度上的关联，旨在探讨近代翻译文学作为有着自身语源的外来文学样式其在语言体式上对汉语写作产生的冲击与塑造，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重新定位。

一、用文言复述的域外故事

传统汉语写作的深厚底蕴自可以为现代汉语写作提供丰富营养，只是近代以来的百年现代汉语写作似乎更倾向于从外部汲取可供自身成长的元素。翻译文学在即将踏上二十世纪门槛的那刻才开始发端，多说始见于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而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勾连活动，早于此六十来年前已开始于那场“师夷长技以制夷运动。只是，以介绍西方知识、吸纳西方先进技术为宗旨的这场运动，似乎和文学意义上的汉语写作很难产生瓜葛。这个翻译习惯一直延续到世纪末的林纾那里，才得以改观——即旨在引进与介绍域外新内容，扩大国人文学视野。

从文学表现摘要的东西，就是对世纪初语言革新的潜在推动。废文言倡白话的思潮被胡适一文点燃了导火索，但是若非没有先前大量翻译文学作为铺垫，这导火索可能只会是一小撮绚丽的烟花，而难以演化为轰轰烈烈的国语更新运动。

但是最初的翻译文学多采用古来遗传的文言系统进行，仅从语言层面看，其对现代汉语写作的贡献亦颇寥寥。林纾在他那个时代俨然是一位特殊的翻译大家。他不懂外文，却拥有着令人乍舌的翻译量，据统计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多达一百八十余种，涉及的原语国多达十一个，而波及的作家更是多达九十八个。除了这惊人的翻译量，林纾的文言译文也颇具特色文学艺术论文，几乎成了同时期其他翻译者的范本。从介绍外国新文艺角度看，林纾的翻译自是功不可没，但是林纾的译文的致命缺陷也充分暴露出来。文言译文，虽也夹杂了些许文言白话，但从整个表达上看，域外的文学体式几乎完全被“化掉了。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文字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入得于‘化境。林纾笔下的这个“化自然不是钱钟书所谓的“化境的“化，而是说译文的原语面貌已是面目全非。可以说，林纾笔下的译文只是用文言文将外国的故事复述了一遍。林纾译文在当时大受欢迎自有原因。新鲜的故事内容格外引人注目，加之林纾的老练而优美的古文表达，自是为他引得了众多读者，“不胫走万本不也是市场效应吗？

阿英的评价会让人错觉林纾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使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认识了不少的第一流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以促进本国文学发展②。我总觉得阿英的这个评价有点拔高的嫌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林纾的确给世纪初的国人带来了全新的外国故事，但是林纾译文中原语风格几乎消失殆尽。看两段林译文字：

“马克自是以后，竟弗谈公爵，一举一动，均若防余忆其旧日狂荡之态，力自洗涤以对余者。情好日深，交游尽息，言语渐形庄重，用度归于撙节，时时冠草冠，著素衣，偕余同行水边林下，意态萧闲，人岂知为十余日前身在巴黎花天酒地中，绝代出尘之马克耶！嗟夫！③

“凡人苟渡黑逞河者，与言加齿几而山，必能忆之。山为亚巴拉姜山之分支，耸然矗河之西岸，其高际天，实为河上镇山④

文言译文虽说功底深厚，但是以牺牲原文风格为代价，对现代汉语写作建设的推动作用就显得微而又微。茅盾曾说林译小说“译法是不免两重的歪曲的；口译者把原文译为口语，光景不免有多少歪曲；再由林氏将口语译成文言，那就是第二次歪曲了⑤。歪曲的首先自然是内容情节上的，带来的影响顶多只是故事情节的残缺，而原语文本语言风格体式的埋没所影响的范围却是文学史意义上的。这个层面上来说，林译文本并不是真正的域外文学，而是文言化的不中不西的怪物。这个说法自然严重了。但从语源意义上看文学艺术论文，的确有此印记。在此并不是百年之后对林纾翻译作苛刻要求，乃是分析林译文本因其文言表达而对现代汉语建设的推进作用显得甚微。

二、现代汉语的先觉者

近乎同期的鲁迅翻译却让人看见现代汉语写作的早期形态。1903年，也就是鲁迅留日的第二年秋，鲁迅翻译了《月界旅行》。该译本在目录体例上采取了“第一回悲太平会员怀旧，破廖寂社长贻书等章回体小说的体式，但表达上使用的是较为浅显易懂的非文言格式。

“凡读过世界地理同历史的，都晓得有个亚美利加的地方。至于亚美利加独立战争一事，连孩子也晓得是惊天动地；应该时时记得，永远不忘的。今且不说单那独立战争时，合众国中，有一个麦烈兰国，其首府名曰拔儿祛摩，是个有名街市。真是行人接踵，车马如云。这府中有一所会社，壮大是不消说，一见他国旗高挑，随风飞舞，就令人起一种肃然致敬的光景。原来是时濒年战斗，人心恟恟，经商者捐资财，操舟者弃舟楫，无不竭力尽心，考究兵事。⑥

该段中除去“不消说、“的光景等旧白话味道的用语和最后一句的浅白文言表达之外，其余的用语及句式皆是“白话文理路格式。十四年后胡适大力提倡的白话文，鲁迅早已在他世纪初的翻译活动中开始实践了。由此可见，翻译文学在现代汉语的建设路程上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现代汉语写作也正是在诸如鲁迅等翻译家笔下的白话译本的刺激下逐渐走上自身成长与重塑的道路。

鲁迅在该译本相当于序言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辩言》文中提到，“《月界旅行》原书，为日本井上勤氏译本，凡二十八章，例若杂记。今截长补短，得十四回。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体杂言庞之讥，知难幸免⑦。可见，当时所谓的“俗语比起文言更加符合大众读者的阅读，但是鲁迅认为“俗语有“冗繁之嫌，所以就夹杂了一点文言进去。

《月界旅行》让我们看到鲁迅对语言的先觉。从早期的翻译开始有了语言的自觉，鲁迅接下来的文学创作也同样对语言的使用抱有自觉的心态。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文，都透出鲁迅汉语写作的语言自觉。“鲁迅杂文不仅内容和题材是多变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多变的。它把中国语言的表现力提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表现形式，是有别于写实、抒情、论说的第四种中国语言。这种语言需要的是在你的精神感受中来理解文学艺术论文，这也正是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方式⑧。鲁迅的这种语言体式在百年文学中也可谓有独占鳌头之势，对现代汉语写作的起步与成熟有着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这也得从鲁迅二十世纪初的翻译实践中的语言自觉说起。

而鲁迅后期的硬译实践及理论，对现代汉语写作也有着深刻的提示。瞿秋白曾以J.K.署名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给鲁迅写信，“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⑨。瞿秋白在这里将翻译文学之于现代汉语写作的意义呈现得一目了然。在翻译中重视保持原语文本的语言体式和风格对于现代汉语写作新的语言格局的形成有着不言而喻的促进作用。

在开始翻译《苦闷的象征》后的第三天，也就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鲁迅写下了点翻译中的感想，“至于译文之坏，则无法可想，拚着挨骂而已⑩。这自然是“本以为易，译起来却也难的真切感受，不过更多的应是鲁迅的一种谦虚表态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其实，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鲁迅就顺利译好了这册厨川白村的遗稿。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鲁迅在《苦闷的象征》译完的“引言中说到“这译文虽然拙涩，幸而实质本好，倘读者能够坚忍地反复过两三回，当可以看见许多很有意义的处所罢11。这无疑是所有译者都会有的在引言或序言中出现的特有谦辞。句子的后半部分足可见鲁迅对于自己这个译本的自信。“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但我于国语文法是外行，想必很有不合轨范的句子在里面12。这也许正是瞿秋白欣赏鲁迅翻译的原因所在，“的确是非常忠实的。而所谓“不合轨范的句子也只是在当时语言场域中的自我审视。如今看来，这些句子恰是很正宗的现代汉语写作意义上的白话语言。如下：

“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解放下来，这才能成文艺上的创作。13

在给J.K.的回信中，鲁迅说道，“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14，又说，“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15《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91页。鲁迅的对于翻译之于现代汉语建设的意义，自此文学艺术论文，不免一目了然。

在鲁迅看来，林纾“完全归化的翻译策略和动向也几近是貌合神离，严格地说来，甚至“算不得翻译。所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易懂，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翻译观就在此表达得很清楚了。而此间赵景深所谓的“达、信、雅、“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等观点，以迎合当时的一些读者口味而不顾原语语言体貌风格，从没想到现代汉语写作层面上来。林纾们的“归化翻译实践自然是赵景深观点的基础。难以想象，假若二十世纪的翻译文学一直囿于林纾式的翻译实践和赵景深式的翻译理论，那么现代汉语写作会是怎么样一副模样。由此，也许可以想见鲁迅翻译文学实践和理论对于现代汉语写作走向成熟之路的那种自觉与先觉。

“西方近代文明，只有最后触及中国文明的‘语言’，才算完成了它对传统中国最深刻的冲击与改变，而身处这个冲击与改变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文学的觉醒，也只有进到语言层次，才算是最深刻的觉醒。中国近代现代文学也只有归位到现代汉语写作的思考与努力上，才是触及到了文学革新的灵魂。近代翻译文学正是为近现代文学提供了这种契机和动力。

参考文献：

①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4月第2版，第377/378页。

②阿英著：《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2页。

③【法】小仲马著，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第49页，转引自郭延礼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第270页。

④【美】欧文著，林纾、魏易译：《拊掌录》，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版，第42页。

⑤茅盾：《直译、顺译、歪译》，《文学》，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

⑥、⑦分别引自《鲁迅全集》第二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第13页、第11页。

⑧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4月第2版，第283页。

⑨《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第380页。

⑩、11、12、13分别引自《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第289页、第224页、第224页、第330页。

14、15分别引自《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第391页。

近代汉语篇5

关键词中国日本汉语汉字交融发展

中图分类号：H36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在长达千余年间发生着汉字文化的互动，这不仅是指双方共时性的相互影响，而且是指在不同历史阶段，汉字文化扩散源地与受容区在两国间戏剧性的易位。众所周知，早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文化的扩散源地，其首创的汉字及汉字文化传入尚无文字的日本列岛，使大和国家确立之际，迅速实现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性飞跃。日本借鉴与吸收中国的汉字并创造了自己的假名文字，但汉字在日语表记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而另一面，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主要表现在中、西、日文化互动过程中，有一批汉字词语经历了从中国古典词传输日本日本借以对译西洋概念，使其内涵发生近代转换转换后的该汉字词语又传输回中国的发展过程。在汉字文化圈内的中日两国，以汉字为媒介，展开了颇有广度和深度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但又有其基本走势，即从文化高势位地区流向文化低势位地区。古代主要是从中国流向日本，中国创制的汉语汉字长期、大规模传播到日本，影响日本。时至近代，日本成为非欧美国家中率先走出中世纪的先进国家，中国在追赶日本近代化经验的过程中，大量接受明治维新后日本创制的反映西学内容的汉字新语汇，中日之间文字交流的基本流向发生了逆转。本文旨在通过对新汉语汉字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在先期研究的基础上，就日本人制造的新汉语汉字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近代日语“外来语”取代中文中固有的翻译是历史和发展需要的自然选择进行考证和论述。

1中国汉语汉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众所周知，汉字原本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为了记述汉语而创造的文字，公元四世纪前后传入日本。由于汉字的输入，日本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文字。同汉字一起中国文化的传播提高了日本社会的文明程度、极大地丰富了日本人的文化生活。据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调查（宫地裕：1996），由汉字构成的汉语词汇已占日语总词汇量的半数以上。它遍布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日语的外来语原本是用片假名书写的。汉语词汇来自中国应属外来语，可是，至今仍然用汉字书写。这种情况在其它任何语言中是不可想象的。另外，日本人还利用汉字的结构和特点创造了平假名、片假名及“和制汉字”。汉字可谓日本文字的基础。回顾日本两千年来的文明史，所有的历史文献、文学作品、科技资料等，无一不是用汉字或汉字与假名共同记载的。可以说，汉字构成了日本文化的核心，汉字已深深浸透到每个日本人的血液之中。语言文字不但是人们思想交流的工具，还是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血肉相连的载体，是千百年来历史积淀自然形成的产物。日本对于汉字及汉字文化开始是全盘吸纳，但由于汉语与日语的语音迥异，结构也大相径庭（汉语是孤立语，日语是粘着语），日本人使用汉字存在“言文分离”、“音意两橛”的矛盾，于是力图寻求文字本国化的途径。8世纪创造以汉字作音标拼写日语以及按汉字意思训释日语的“万叶假名”；以后又通过简化、模仿汉字偏旁创造“片假名”，模仿汉字草体制造“平假名”，得以用表意的汉字和表音的假名共同记录本国语言。在此基础上日本人还创制了日本汉字，如：表现山顶之意的“”字，表现十字路口之意的“”字，表现旱田之意的“”字等，日本人称为“国字”、“和字”。自镰仓幕府（1192―1333）以后，形成“和汉混淆文”，即汉字与假名混用的文体，并沿用至今。

2日本新汉语汉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2.1日本翻译西洋术语的高潮――日语人创造新汉语的高潮

日语词汇分为和语、汉语、外来语。例如：「お金是和语；「金是汉语；「マネ是外来语。「金即使用汉字书写，如果念为训读的「かね，就是和语。如果念为音读的「きん的话，就是汉语。尽管很多汉语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但是在其中也有日本人创造的日本汉语。“日制汉语”或“日本汉语”的概念有着微妙的差异，需要引起注意。在此，根据明治大学教授加藤的分类说法对此进行说明。

日制汉语：日本人从历史、生活等当中产生而来的汉语。大都在明治以前就有。

新汉语：日本人在翻译近代西学术语过程中选择、提炼而成的汉语。

日本汉语：是上面两者的总称。即日制汉语和日本汉语的总称。

日制汉语是日本人独自的汉语。「リヤカ（两轮拖车）「ナイタ（夜场棒球比赛）是日制英语，欧美人看了也不可能理解。「大根（だいこん）（萝卜）「心中（しんじゅう）（情死）「家来（けらい）（家臣）等日制汉语，同样中国人看了也不知道其含义是什么。因为这样的汉语与日本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不会存在同音冲突，也就是说，即使不写汉字，耳听后也会知道其意，马上能够区分。

新汉语是日本人在翻译近代西学术语过程中选择、提炼而成的汉语。最初由日本人创出，之后在东南亚各国传播的新汉语较多。例如：科学、技术、哲学、自由、权利、义务、宗教、进化、经济、人民、共和国等等。中国人用中国的拼音发音这些词。像这些汉语汉字，光听的话，容易混淆。用日语发音「しんり这个词的话，就有「心理「真理「理，如果不看汉字的话，就不知道说的是哪个词。

日本创出以上论述的新汉语是从19世纪50年代，日本被欧美列强胁迫“开国”起始，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开始了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文化。这是它的明治维新的三大政策当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明开化”，就是大量学习西方文化，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文教、学术思想、政治法律乃至生活方式。在这一形势之下，译介反映欧美近代文明的新概念、新术语，成为明治时代日本新知识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虽然有一部分西洋派学者主张废除汉字，全盘西洋化。但是还是有很多学者是在做着大量的用汉字来造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的工作。其原因是他们认为汉字有它的很多的优势，有很强的活性，造词的功能非常强，所以日本从江户幕府末期开始，特别是明治时期，日本出现了创制汉字新词，日本翻译西洋术语的高潮――日语人创造新汉语的高潮。

2.2中日汉字文化的双向“互动”

在日制汉字汉语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在从事创制译介西学术语新词汇的工作。而日制汉字新词此时一般都经过几十年选择、提炼，趋于定型，进入中国后往往取代尚处游移状态的中国自制译词。如“哲学”取代“理学”，“形而上学”取代“玄学”等等。还有一些中国人音译的西洋术语，也被日制汉字音译词所代替，如“葛郎玛”改为“文法”，“德律风”变为“电话”等等。“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像“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词汇，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然后又传输回中国。新名词，带来的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冲击和革新。这也是中、日、西三种语汇系统互动的产物。

日本人在以明治时期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时期，不但用汉字词来翻译介绍西方的术语，还创造了一些汉字，日本人在日文当中还有一些日制的汉字。也就是说从19世纪的中叶20世纪的初叶，日本人用上面的这样诸种的办法，创造了汉字的词汇来翻译西方的术语。这一项工作到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已经大体完成，基本成型。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在中国兴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不仅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是规模空前的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说是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15年间，共有956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15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日制汉字新词大量进入中国，难免有生搬硬套之弊，然而，日制汉字新词连同所携带的西方新文化正是转型间的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它们丰富了汉字文化，使中国的话语系统迅速现代化，并与世界文化接轨，从而为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准备了条件，其功实不可没。

中国自以后，日制汉语汉字行于各种作品之中，除了有少数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出现的，现在不太使用外，但绝大部分至今还被广泛的使用。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取缔、取消、引渡、手续、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打消、动员令、大律师、代价、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法人、重婚罪、经济、契约、卫生、文凭、盲从、同化、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等等。

对于日制汉字新词的涌入，曾使很多人非常的不安，而实际的运作趋势是，从大力推进、强行抵制两极走向顺其自然，使之在语文生态中汰劣存优。那些令中国人费解的日制汉字词，终于被中国自制的汉译词汇所取代；而既传输西学内容，又颇富汉文韵致的日制汉字新词则融化到汉语词汇的大海中，百姓日用而忘却其为外来语。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