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篇1

关键词：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国家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G206；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4―0116―04

在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水平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塑造越来越引起重视。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应该是既有传播学理论价值，也有推动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现实意义。

一、重大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所具有的政治功能

“传播学之父”威尔泊・施拉姆曾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对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大众传播的政治功能主要包括：监视、协调、社会遗产、法律和习俗的传递。重大航天实践活动的新闻传播作为大众传播的一部分，它所体现的政治功能既有大众传播的某些一般特质，更有它的特殊属性，具体可归纳为：培育功能、展示功能、推动功能、激励功能和威慑功能。

(一)重大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的培育功能。科学技术的发展总会带来社会的进步，而社会进步在使人获得更好的发展同时，又会对人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随着这种要求的不断升级，高端人才往往会“应运而生”。专业人员对高新科技知识的掌握和应用是一个国家不断实现发展的关键。重大航天实践活动，代表了尖端科技的发展方向，也体现着一个国家对相关领域领军人才的新要求。

重大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无疑能够提高一个国家的整体科学素养，让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及时了解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推动他们对前沿科技知识产生兴趣或关注；同时，也像美国社会学家P・F・拉扎斯菲尔德和R・K・默顿在《大众传播，大众兴趣和有组织社会行为》(1949)一文中所阐述的：大众传播可以使社会事件和人物等正当化，树立威信，得到显著地位，也可使之威信扫地，败下阵来。重大航天实践活动的新闻传播与其他新闻一样，更注重“人”这个核心：“写人、人写、诉诸人”。科技工作者往往是重大航天实践活动的主体，对他们的报道，在传播严谨创新、无私奉献精神的同时，对这个国家的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培养科学精神会产生良好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当年美苏太空竞赛如火如荼展开后，相关报道使海外华侨、留学生深受震撼，以钱学森为代表的年轻科学家放弃优越条件归国参加祖国航天建设；当年“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的消息通过电波传遍祖国大江南北，激起众多大学高材生毕业后加入中国航天建设事业中；载人航天工程的广泛报道，也吸引众多有志学子竞相报名，走进航天队伍。

(二)重大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的展示功能。重大航天实践活动往往因涉及核心技术而在某些环节带有一定的保密性，这就使得有些重大科技成果在其研发阶段，往往是秘不示人的。但它会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展示出来，而这样的展示通常代表着一个国家在某些关键技术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代表着航天领域最新成就，这样的成果通过新闻传播可以让世人了解一个国家或军队在某一方面的发展轨迹，也体现着一个国家在经济或国防方面的实力。

例如，美国空军被列为最高机密的X-37B无人空天飞机，于2010年4月22日在佛罗里达州首次升空试飞，据报道，这一项目研发时间超过10年，但此前相关部门没有泄漏一丝口风。X-37B主要目的是研究未来太空战机行载具，在百度词条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字样：“由于是军方研发，因此很有可能成为全世界第一架太空战机，其功能和任务均列为最高机密。”这个词条早在相关专家那里得到了验证。中国著名军事专家金一南少将认为，X-37B成功地完成了航天飞行器和航空飞行器的结合，应该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款空天飞机。当世人的目光仍在探寻第一架X-37B的种种神秘时，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2011年3月5日又成功发射了第二架X-37B轨道试验飞行器，计划飞行9个月。两架X-37B的“无言”飞行，把美国“航天一霸”的真面孔袒露无遗。

(三)重大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的推动功能。“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重大航天实践活动中涉及的高新科技已经应用或即将应用于诸多领域，并可能对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产生重大影响，它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驱动器”，在某些方面也可能是提升军队战斗力的“倍增器”。重大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一方面可以起到培育、展示的功能，另一方面还能为科技发展推波助澜。

2007年10月18日，中国新闻网上刊登了这样的消息：“中国航天‘十一五’规划即将。”消息主体是中国航天局局长孙来燕在深圳高交会上透露的内容：“我国即将实施五大航天工程项目：一是载人航天工程方面，将实现航天员出舱活动及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建立短期有人照料、长期在轨自主飞行的空间实验室；二是月球探测工程领域，‘十一五’期间实施绕月探测任务，对地月空间环境进行探测。发射‘嫦娥一号’后，将实施探月工程第二、第三阶段计划；三是建设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四是建立二代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并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一步扩展为30颗星的导航系统；五是建立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计划用6到8年时间完成5米直径运载火箭的研制……”这样的新闻，一经媒体传播，立刻引来国内外诸多关注，所涉及领域呈现蓄势待发状态，中国航天从此快马加鞭地踏上“十一五”征程。

(四)重大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的激励功能。重大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在提升受众精神力量，在鼓舞民族精神、调动军队士气方面有着很大功效。“合军聚众，务在激气”，战时很多时候比的是气势，和平时期则是要用这种“气”凝聚官兵意志，使这个特殊集体随时保持战时状态。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总结广大航天工作者崇高的思想境界和时代风采，提出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召开庆祝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又总结提出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这些精神成为成就中国航天崛起的伟大力量，成为中国航天事业持续发展的灵魂。

(五)重大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的威慑功能。重大军事科技是现代战争的主导因素，而战争是政

治的延续。各军事大国都把夺取科技优势作为赢得未来战略主动权的决定因素，所以，某些重大航天实践活动中包含的部分或纯粹军事意图的成果背后往往充斥着大国的角力、利益的诉求。现阶段，随着媒体在展现国家实力过程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媒体已逐渐成为实施国家政治意图的重要战略武器之一，成为大国角力和利益诉求的结构性链条，媒体如果缺位，高新武器的“魅力”会大大减弱。

据相关报道，X-37B太空战机的动力装置其实并不是很复杂，就是利用火箭推动战机，升到一定高度后火箭脱落，太空战机自行工作。但它的秘密就在于，速度能够快得让雷达都无法捕捉。

于是，也有军事观察员分析说，X-37B所能担负的军事领域的任务一是侦察，二是空中打击，再就是反卫星、反导弹这一类的太空作战。“太空战机可在太空巡航，又能进入大气层执行攻击任务，一旦研制成功，将令美国建成一个‘24小时全球打击圈’，可以在单一行动中摧毁敌军卫星和来袭导弹，并在战区上空进行侦查，大大增强了美军的威慑能力。”

因为保密原因，全球媒体对X-37B的报道以猜测居多，但仅此几个关键的官方信息，通过新闻传播，已让世人明确感受到美国的威慑意图。

二、我国重大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影响国家形象塑造的轨迹追寻

从仅有一则新闻公报，到众媒体多元介入，再到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我国重大航天实践活动的新闻传播清晰地记录着我国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轨迹。翻开我国重大航天实践新闻传播的史卷，每一个重要时刻，都被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记录下来，但因记录的方式不同，所在阶段的国家形象也就呈现不同的“面貌”。

(一)保密，使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形象在国际上处于神秘状态。因为时局的限制，因为保密的原因，以新闻的方式记录我国航天实践活动经历了一个从封闭到逐渐开放的曲折过程：从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间诸多航天活动事件的新闻报道均以公报形式，当时外媒对我国有关情况的描述均靠猜测或杜撰，重大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对于我国家形象塑造的参与度很小。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迈进，从1980年我国发射远程运载火箭开始，相关新闻报道也开始探触神秘、走向深处。首先是《报》对这一重大事件进行全过程报道的《运载火箭飞越万里长空》现场特写，接着是1984年第一颗地球同步通讯卫星的立体式宣传；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广播、电视开始了对卫星发射事件的同步直播，这对于塑造开放自信的国家形象是非常有利的。

而1992年以后，航天发射连续受挫，重太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又退回到半封闭状态：电视录播，报纸缩小报道规模，广播取消现场连线，坎坷的发射事件使新闻报道处于一波三折状态。这说明当时我国在危机处理的机制体制上还很不成熟，国家形象塑造因内外传播“不搭界”而受到很大程度的阻碍。

(二)透明，大大提升我积极、正面、负责任的形象。载人航天工程的启动，带来了我国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的明媚春天。随着1999年的神舟一号飞天，2003年杨利伟的问鼎苍穹，到2008年中国人在太空留下第一行足迹，我国航天实践活动宣传的方式发生了质的飞跃，它甚至颠覆了中国人关于“新闻”的传统概念，把“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变成了“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实现全过程与事件同步、全方位对世界透明。对于一直处于小心谨慎、保密比天大的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来说，这样的开放意味着比其他方面报道更大的开放力度，正因为有这样的魄力，我国家正面形象魅力也大幅提升。

尤其在神舟七号发射、返回期间，央视海外中心设立美洲、欧洲、俄罗斯、日本4个分演播室，68小时全球同步直播，114个国家和地区的302家电视机构使用了央视的对外播出节目信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北京周报等也进行了全方位报道。相关主管单位的宣传部门邀请各大系统推荐上报了68名可接受访谈的专家对象，提供给各家直播媒体。新闻中心先后安排了20人次航天专家现场讲解，回答记者提问。任务结束后，多位航天专家接受记者采访，对“神七”的技术及其意义予以解读。对此，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都给予了正面解读，他们也认为，“神七”的成功对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彰显“中国航天科技迅速发展”，表达了中国和平利用太空的意愿。这标志着主流媒体宣传向透明公开、客观真实迈出了重要步伐，这对积极塑造国家形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偏见，使我国家形象塑造在国际化轨道上任重道远。多年的实践证明，关于国家形象问题，西方一些国家不会因为我们做得公开就改变偏见，也不会因为我们透明就停止歪曲。仅以外媒报道“神七”任务为例，便可看到国际舆论环境是多么复杂，其中，外媒对“神七”之“赞叹”、“惊讶”、“担忧”、“不屑”、“警惕”、“癫狂”、“平静”等七种“表情”比较典型。更有甚者，美国媒体刻意设置议题，将“神七”释放伴飞小卫星称之为“太空猎星”，绘声绘色地描述这颗小卫星可以在太空调整变轨，攻击他国卫星。这对我国家形象是一个很大的诋毁。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国在塑造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我国重大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为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了良好契机

(一)重大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有利于塑造“和平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国度，但“和平中国”的形象并没有被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普遍接受。尤其是在重大航天试验任务实施的“敏感”时期，一些西方媒体往往会千方百计地“妖魔化”中国，散布“中国太空”。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在相关新闻传播中，注重传达我基本原则和主张，告知国际社会我国“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的立场和理念。同时，主动选择、设计一些议题，正面、科学、合理纠正一些西方国家歪曲或误解的报道，以呈现一个自信、真实、客观的中国形象。

(二)重大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有利于展示“共同发展”的国家形象。“国家的创新能力是创新型国家给予国内外公众的一种客观、真实、开拓、创新的印象和得到的相应评价。国家创新能力是一种资源，而且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因此，切实地展示这些能力、弘扬这些观念，是传播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必要条件。”

通过重大航天实践活动的新闻传播，可以深入阐释我国坚持自主创新、维护持久繁荣的和谐世界意图。在展现中国科技领域不断向前跨越的同时，展示一个积极参与国际交流的中国形象，逐渐改变西方媒体所构建的政治封闭、文化神秘、社会混乱的中国印象，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国家接受中国“共同发展”理念而加深合作。

(三)重大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有利于传达“永不称霸”的国家形象。对于中国在航天领域取

得的巨大进步，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时，往往以主观臆断加上“政治化”色彩，旨在传播中国试图通过一些重大航天实践活动增强实力，以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野心”。西方国家民众的主观认知多是来自于占据主导地位的传媒报道，因此，应该利用重大航天实践活动的新闻传播，传达中国矢志崛起、永不称霸的立场，同时，利用中国逐渐上升的国际地位，抢占国际舆论环境的制高点，创造良好的内外交往环境。

四、重大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应遵循的原则

以航天发射为代表的重大航天实践活动实施的过程和结果，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这种高风险性和保密性并存的状态，意味着重大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的“自由度”会受一定的限制，因此传播中应遵循一定的原则。

(一)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英国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在归纳和概括国家传播制度和媒介规范理论时提到，大众传播活动必须与国家政策保持同一轨道，以推动国家发展为基本任务；媒介的自由伴随着相应责任，这种自由必须在经济优先的原则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原则下接受一定限制；在事关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利害问题上，国家有权对传播媒介进行检查、干预乃至实行直接管控。

实际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国家，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新闻传播应当有利于，至少不能有悖于国家利益，都是一条基本准则。如果我们对西方的新闻历史与现状有稍为深入的了解，就不难发现，从根本上来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的新闻传播、舆论导向都是与该国当时国家的主要利益相一致的。前面提到的X-37B除了完成飞行任务的大致过程有所披露，其他诸如关键环节等均处于保密状态，就可以看出，重大航天实践活动的新闻传播与国家利益的关联直接而紧密，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因此必须更加牢固确立、始终坚持。简言之，在重大航天实践活动的新闻传播中，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应该报到什么程度，在什么时机、以什么样的方式报，都必须严格服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战略需求。

(二)传播者责任原则。新闻媒介是社会风气、时代精神的重要塑造者和引导者，其新闻传播行为较许多其他行业担负着更加重大的社会责任。重大航天实践活动的新闻传播不仅为国家科研事业提供舆论支持和精神力量，更因其关乎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关乎民心的凝聚和民族精神的塑造，而担负着更重分量的责任。如前所述的“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塑造与传播过程中，大众传媒充分发挥了激励功能，可见重大航天实践活动的新闻传播责任之重大。由此，对重大航天实践活动的新闻媒介来说，其工作绝不仅仅是做信息的交流和传递，而必须首先以一定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为依托，在新闻传播的组织实施和具体操作中，自觉将传播放到更加宏大的背景下去考量，明确其中的意义与价值，同时要对事件的内涵及外延做出合理的解读，从而使新闻传播达到预期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责任意味着敦促，也意味着对未能尽责者可能给予的处罚，因此，传播者的责任往往重于泰山。

(三)科学性原则。在进行新闻传播时，应坚持科学精神，秉持严谨审慎的态度，客观冷静地分析对待重大航天实践活动中出现的新人物、新现象、新成果，无论是航天科技成果的介绍、科学知识的传播还是典型经验、典型人物的报道，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在处理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时，要防止发生骤冷骤热或持续高热，努力创造一种平稳、良好的舆论环境。如在载人航天任务中，按照任务进展把握好新闻传播重点是所有传媒必须把握的。同时，还要掌握好科研试验活动各系统之间报道量的平衡，并为可能出现的意外和突发事件留有余地等等。，总之，要通过科学决策、科学组织和科学实施，使重大航天实践活动的新闻传播既达到最大传播效能，又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各种失误和纰漏。

五、通过重大航天实践活动新闻传播塑造国家形象的一般策略

(一)把握传播规律，设置相应议题，引导调控舆论运动的主方向。通过设置既定议题，主动开放一些重大航天实践活动的采访范围，让更多国家的传媒了解中国。通过设置对应议题，通过专家或舆论领袖，有理有据地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和疑惑，缓释舆论震荡波。通过主流媒体的议题设置，积极配合国家外交政策，确保关于我重大航天实践活动的舆论环境发展方向不发生偏离。对于传播过程中国际舆论中一些负面的议题，没有必要回避或遮掩，而应积极面对，并善于利用国际公关在媒体上予以正面回应，以冷静、客观、负责任的态度科学处置。

(二)完善应急反应机制，在危机传播中灵活处置突发舆情。重大航天实践活动风险度高，不可预知的突发状况有时难以避免。对突发危机事件如实报道，能够起到阐明真相、澄清混乱、引导舆论的积极作用。在危机传播中，政府始终应该积极主动，力争在第一时间信息。尤其在当前公开透明的舆论环境中，更应加强危机传播管理机制建设，在完善应急预案的同时，通过及时设置全新议题，快速转移受众注意力，化解负面舆论冲击；通过设置焦点议题，尽力掌控突发事件的话语权，增强舆论引导的主动性。

(三)加强舆情监测研究，推动理性舆论环境构建，力求新闻传播有的放矢。舆情是引导和调控舆论的依据。在重大航天实践活动中，要加强本国舆情和国外相关舆情的监测，加强科学预警，及时研判和处置舆论风险。尤其应基于对象国目标受众的话语环境，了解受众的文化习惯，精心选择可能受关注的信息；掌握核心受众的心理需要，精确投放要传播的观点；洞悉舆论领袖的诉求目标，尽力优化二次传播。

参考文献：

[1]金一南，美X-37B空天飞机或成太空战利器[EB／OL]，新华网，2010―12―10

[2]“x一37B空天战斗机”中国军事观察员梁永泰分析[EB／OL]，百度百科

[3]《唐秀颖，重大军事科技事件新闻报道特点[j]，军事记者，2009，(10)

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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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摘要：伴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媒介的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媒体时代更需要知识结构多元、能力全面的全媒体人才，如何培养符合业界需求的人才成为各新闻院校的重要课题。本文以美国林登州立大学的新闻实践教学模式为例，梳理其新闻实践与新闻教育深度融合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为进一步丰富我国新闻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借鉴。关键词：新媒体;新闻传播;实践教学

在新闻传播教育中，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教学实践平台是决定新闻教育质量的三大基础元素[1]。本文以美国林登州立大学电子新闻艺术系（ElectronicJournalismArtsDepartment，EJA）为例，分析其在课程体系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实践平台搭建三个方面的具体举措，探索在新闻教育中如何更好地将新闻实践与理论教育深度融合，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一、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的内容是新闻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合理的课程设置有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知识结构，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从课程设置来看，美国林登州立大学电子新闻艺术系在第一、第二学年不分专业方向，各方向的学生不仅需要学习基本的新闻理论知识，更要掌握新闻拍摄、采访、制作等基本实践技能。

第一学年包括：媒介传播通论;传播技术;人际传播;新闻写作。第二学年包括：数字画面获得;剪辑艺术;本地新闻采访;摄影工作室制作;采访艺术;全媒体新闻报道;新闻史。

我们可以看到，实务课程的比例相当高，不仅有传统媒体的基本技能训练，还包括了全媒体新闻报道这样的融合媒介课程，契合了当下的新闻环境。

在专业方向设置上，定位清晰，实践特色凸显。全系共有摄像、剪辑、网络、平面四个专业方向，学生通过两年的基础学习，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学习兴趣，从而在三、四年级可以更为理性和准确的选择不同的专业方向。包括：视觉方向（摄像专业）;剪辑方向（记者和制作人）;网络新闻制作方向;出版方向。

课程设置践行了实践化教学为主的理念。学生在经过一、二年级的基础学习后，在三、四年级更加深入、更加有针对性地训练学生的新闻实践能力。课程几乎全部是实务课程，学生通过实践的方式完成课程的学习，将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深度融合。二、师资队伍

林登州立大学电子新闻艺术系实践化教学得以顺利推行，得益于其拥有一支媒体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团队。承担实务课程的教师全部拥有多年媒体从业经验，例如该中心的两位负责教师ProfTimLewis有24年的媒体从业经历，在WCAX-TV等电视台担任过制片人、导演等工作。这些教师在日常的新闻实践活动中指导学生节目选题、镜头拍摄、主持出镜以及后期剪辑等环节，通过在实践活动中的不断试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新闻教育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

另一方面，林登州立大学电子新闻艺术系的师生比例较低，加上小班授课的形式保证了学生与教师间良好的沟通互动。以其实践平台佛蒙特社区新闻中心为例，目前中心有教师六名，学生80名。在这个平台，教师不是以讲述的方式传递知识，而是通过解决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间接地传授给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通过情境中的体验和实践，潜移默化地掌握新闻的基本技巧和职业规范。三、教学实践平台

佛蒙特社区新闻中心，也是林登州大学电子新闻艺术系三、四年级的新闻实践基地，不同于一般的校园媒体，该中心覆盖佛蒙特州林登校园周边的14个城镇，完全社会化运营。中心自1979年成立LSC-TVNews7以来，每天承担一个半小时的新闻直播节目，节目全部由大三、大四的学生团队在教师指导下制作完成。

在佛蒙特社区新闻中心，新闻课程与实践两位一体。参与节目制作的过程就是上课的过程，课程与实践平台之间相互衔接，深度融合。学生按照节目要求与指导老师沟通选题以及拍摄细节等问题，按时完成节目的采访制作。节目的播出效果作为衡量学生实践效果的重要指标，占学生成绩很大的比重。当然节目质量不仅仅参照传统的收视率等指标，新闻中心还在网站专门设立互动专区，让观众参与评价，为每期节目打分，也可以对节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这种与受众的直接互动，一方面可以丰富节目评价系统，更为合理的评定学生节目质量。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听到观众对节目的具体意见，有针对性地解决节目自身存在问题，从而提升节目整体质量。

伴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佛蒙特社区新闻中心除了已运营多年的电视节目LSC-TVNews7，也由单一的电视媒体发展成为包括杂志（NewsINK）、电视（LSC-TVNews7）、网站（NewsLINC）等在内的融合媒介实践平台。2002年，LSC-TVNews7节目实现了在线收看;2009年新闻网站NewsLINC上线，2010年，杂志NewsINK同时发行纸质版和电子版。2013年，LSC-TVNews7推出了自己的APP，拓展了节目的播出途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为学生实践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也是媒体自身在新媒体环境下所作的媒介融合尝试与创新。四、新媒体背景下我国新闻实践教学模式探析

受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教育理念的影响，我国的新闻教育一直强调实务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在真正的培养过程中却由于学校体制、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硬件设备等各种原因，新闻实务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而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业界对于从业人员的实践业务水平又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新闻教育必须寻求理论与实践深度结合的途径，调整课程体系，改变原有教师纳入和评定系统让更多实践型教师进入到新闻教育领域，搭建多维度的实践平台，建构更为合理的新闻教育模式。

1.秉持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新闻培养理念，积极探索学科融合、媒介融合等多种创新的新闻培养模式

一方面，目前我国大多新闻院校的课程体系沿袭传统的培养模式，普遍存在课程内容陈旧、理论课程比例偏高等问题。因此，在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应该调整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的比例，增加实务课程，突出新闻专业实践化的特点;在实务课程教学过程中，尝试案例教学、参与式教学等方法，提高学生在课堂的参与度;在实务课程的考核中，打破传统理论课程闭卷考试的形式，探索更适合实务课程的考试方形式，例如通过提交视频作品、发表新闻稿件、运营自媒体等形式来完成实务课程的考核等。

另一方面，目前大多数新闻院校的课程体系仍旧以纸媒、电视媒体等媒介种类作为划分基础，例如新闻学专业主要为纸媒培养记者编辑，而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则主要为广播电视机构培养人才。但是，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媒体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按传统媒介种类来设置的专业方向与课程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媒介发展需求。媒介融合促进了传统新闻传播业务的重新整合，新闻传播主体、组织结构与工作流程、载体与传播方式等均发生变化。新的传媒环境要求新闻传播人才必须突破传统媒介思维，具备更合理的知识结构，掌握采、写、编、评、摄、录等多项技能，能够适应融合媒体岗位的需求。新闻院校在课程设置中也应该打破媒介界限，紧密围绕新媒体传播的形态变化和专业特点，发掘周边资源，学会借力发展，积极寻求与校内或者校外其它优势专业的合作，努力培养具有宽阔的文理多学科交叉视野、深入把握新媒体传播实践、适合新媒体传播业界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在新的媒介环境下，许多新闻院校都在积极探索并实践新的培养模式。例如人大新闻学院一直在探索实践以媒介融合、学科融合为核心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2011年，人大新闻学院启动了“新闻学―法学”、“新闻学―国际政治”实验班，主动开放学科边界，深度整合全校一流学科资源，在培养复合型、创新型新闻传播人才方面实现了标志性的突破。

2.改善传统的教师队伍结构，让更多媒体经验丰富的从业人员进入新闻教育领域

由于用人体制的限制，我国新闻院校教师多为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高学历人才，相对而言，许多新闻专业的老师媒体经验较少，不少人甚至没有媒体实践经验却承担着实务课程的教授任务，这样的师资队伍显然无法满足新闻教育的培养需求。师资队伍是教学模式的践行者，对教学效果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因此，在新闻专业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要同时兼顾理论与实践，建设一支学术水平高科研能力强的理论型教师与媒体经验丰富的实践型教师并存的教师队伍。新闻院校在招聘实务课教师时应该考虑到新闻专业的特殊性，与学术型教师区别对待，综合考虑教师的媒体从业经历和课堂教学效果等因素，让更多有媒介实践经验的人能进入到教师队伍中，承担新闻实务课程的教授工作。在对新闻实务教师的考核方面，也不单纯以学术研究为唯一的判定标准，综合考虑其在新闻媒体发表或播出的新闻作品以及专业领域的获奖情况等因素，为实务型教师搭建更为合理的评价体系。此外，面对日新月异的媒介环境，新闻院校的实务课教师自身也应该“走出去”，通过各种形式与业界保持亲密接触，不断更新自己的媒介经验，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介环境。

另一方面，学校要打开大门把有丰富实践经验并有志于从事新闻教育的媒体从业人员“请进来”，担任学生的业界导师，为学生带来一线的实践案例，分享真实的媒介经验。同时，业界导师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和就业机会。此外学校可以不定期邀请一线记者编导来学校开办讲座、经验交流会、工作坊等，为学生分析真实的新闻案例、分享一线的媒体经验、介绍最新的业界动态，让学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新闻的真谛。只有学校和媒体双方真正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才能让学生获得更加直接和真实的媒介经验。

3.丰富实践渠道，搭建多维度的实践平台

新闻教育不能单纯依赖课堂教学，必须走出课堂，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实践基地的建设是新闻实务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国新闻院校目前的实践基地多为功能单一的演播室、报纸编辑排版系统等。但是，融合新闻改变了传统媒体生产方式和工作流程，学校应该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建设融媒体实践基地。自2005年密苏里新闻学院创办世界第一个媒介融合专业实验室以来，在全媒体实践基地的建设方面，我国的一些新闻院校也进行了考试。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建立了“接力传媒”集团，对学生开设了跨媒体传播实验课程。2007年，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和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中国国内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当然，在融媒体实验基地的建设过程中，要处理好新建实验室和原有实验室之间的关系，以提高学生实践技能为出发点，不要造成重复建设，给学生提供一个真正的新闻实践场所。

同时，探索与业界合作的多种形式，在真实的媒介环境中提升学生专业素养。传统的新闻院校大多也会通过校报、广播等校园媒体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但是由于这类校园媒体与真正的媒体环境有着较大的区别，因此达不到密苏里模式所强调的让学生在校园获得第一份工作经验的效果。新闻院校一方面可以与传统媒体合作，建立实习基地，给学生提供到媒体实习以及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针对新闻专业的特点，学校也可以探索新的合作形式，建立“产学一体”的实践模式。学校可以与媒体或社会企业等合作，由学生承接媒体的内容生产工作，定期为媒体提供内容服务，一方面媒体可以丰富内容来源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也为学生拓展了实践的渠道。

参考文献：

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篇3

【摘要】媒介融合时代广播突破传统频率传播形态，将文字、图片、视频等符号融为一体，在互联网、移动媒体平台上获得更多发展路径，其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平台、传播对象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基于传播格局重大变化，广播教学改革迫在眉睫。本文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以《广播新闻》课程为例，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实验模块四个方面梳理安徽大学广播课程教学改革思路与经验。

关键词媒介融合广播教学广播新闻教学改革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方面，传统广播听众严重流失，节目陈旧，渠道单一，广告减少；另一方面，年轻听众群转移到车载终端、网络平台和手机平台上，广播的收听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媒体、社交媒介等新兴技术推动下，广播依靠频率为输出渠道的传播格局被打破，新广播形态不断涌现，如北京电台音视频同作，新浪微电台、网络广播、手机广播、卫星广播、数字广播、多媒体广播等，广播不再以单一音频为载体，数字信号取代模拟信号，多屏节目取代声音节目，听众变成用户和网民，传播内容和形式都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实际上新技术带给广播的不都是危机，更多的是发展机遇，而传统广播电视人才培养模式早已落后于实践发展，迫切面临转型，广播教学亟待改革和创新。

198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IthielDeSolaPool教授在《自由的科技》（TheTechnologiesofFreedom）中使用“媒介融合”概念泛指各种媒体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2005年蔡雯将媒介融合这一概念介绍到国内，她从微观、中观、宏观和大传媒业四个角度对媒介融合概念进行研究。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媒介融合是包括媒介技术、所有权制度、媒介产业、组织结构、采编流程、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等多层面、多视角的融合。这种理念对于广播转型具有深远影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广播与互联网、移动媒体的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怎样融合？高校该课程教学如何改革？探索媒介融合平台上广播的发展路径、方法是未来重中之重。

基于上述传播格局变化和理论前沿视角，本课题将立足媒介融合背景，以广播新闻课程教学为例，研究广播新闻课程教学的新内容、新方法、新模式，创新教学理念，希望以此出发，为广播课程和新闻传播学专业其他课程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教学理念改革

在以往以频率为唯一输出渠道的传统广播时代，广播教学在观念方面的主要问题是：

1、广播长期被认为是弱势主流媒体，对音频节目市场竞争因素考虑不够充分，对广播媒介融合趋势关注不够。除中国传媒大学、暨南大学、安徽大学等少数高校外，不少高校教学模块中没有单独设置广播课程，内容被压缩讲授。

2、过于强调新技术给广播带来的危机感，而对利用新技术进行创新的引导力度不够。广播听众流失严重，尤其是年轻听众，媒介接触行为主要是上网和使用手机。笔者曾在本校各届广播电视系学生中做过调查，发现有收听广播习惯的学生人数不到班级总人数的5%，新技术被误认为是广播的终结者。

这种陈旧的教学理念导致高校课程设置与市场人才需求严重脱节，造成学生只片面了解传统频率，而对媒介融合条件下数字化广播颇为陌生，缺乏理解，如北京电台“播播视频”弥补了广播不能看的缺憾，网络电台解决了广播线性传播时间无法选择的问题。实践探索拓宽了广播内涵，广播课程教学的理论支撑更加丰富。

广播课程教学改革必须突破理念束缚，充分考虑数字技术发展现状，寻找创新点，将数字化传播、互动传播、社交网络、多屏合一、自媒体、大数据、云计算等理论和实践融入教学体系，提高学生对于新媒介生态的认知，在此基础上建构广播课程改革新观念、新理论、新框架。

大部分高校所开设的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程均偏重于理论阐述，没有突出自身的专业特点，缺乏广播专业素养的培养，造成广播与其它新闻传播课程的同质化教学。以往广播新闻教学是基于传统频率传播平台，内容多以广播新闻、编辑为主，讲授基于声音传播的消息、专题、通讯等传统体裁广播节目，案例教学多以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为范文。单一培养模式导致学生不了解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采制全媒体新闻，无法适应媒介融合环境下的记者和编辑工作，更谈不上创新，造成广播多样化发展与后备人才不足的矛盾。笔者所讲授的《广播新闻》课程突破这一局限，对教学内容进行拓展。

1、全媒体平台教学内容改革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人才不再为单一频率服务，而是能够应用全媒体技术，对节目进行一体化全媒体内容设计和生产，将信息包装成不同传播渠道和传播形态的信息产品，通过产品组合，实现整合传播。安徽大学广播新闻课程教学内容拓展到网络媒体、移动媒体平台，注重对学生进行全媒体技术应用的培养，打通音频和视频制作界限，提高学生在全媒体平台进行新闻采编、制作和策划运行的能力。例如，广播新闻在网络、微博、微信平台的节目样式发生变化，内容碎片化，形式简短、精练，实践教学要求学生对广播网络平台加以关注。在媒介竞争激烈的今天，各家媒体竞争的已经不再是独家新闻，而是独家解读，因此广播评论、广播新闻全媒体策划、数据新闻等都将成为广播教学应加强的内容。

2、双体系教学内容改革

安徽大学的广播课有《广播新闻》及其配套的《广播新闻实验》两门，形成理论和实验相配套的必修核心课程，学生在学完基础核心课程，掌握广播新闻采编规律基础上，进行开放式体验创作和训练。安徽大学广播电视专业将课堂教学扩展为课内教学与课下教学结合的“双体系”教学模式，形成核心课程、选修课程、创作实践与体验采风四个模块教学内容。这些内容紧密相连，既注重课堂理论知识教学，又突出了实践教学的重要。《广播新闻》和《广播新闻实验》两门课在课堂教学课时相对固定的前提下，在教学内容方面形成互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创新性实验。

鼓励学生参加科研。2012年笔者指导学生申报部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2009级广电学生的《应急广播如何“应急”——以安徽交通广播908为例》获得立项，发表三篇论文和相关研究报告。大学生创新型实验让学生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有很大收获，锻炼学生独立思考和科研创新的能力。2014年笔者在全校举办“声音表情大赛”，鼓励学生在互联网平台上参加创作，用声音符号来表达各种情绪和场景，让学生体验到广播声音的无限魅力。上述教学内容都是基于广播融媒变革的全新尝试，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很高，所获经验和感悟为日后教学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础。

3、语言训练教学模块

广播对声音传播要求高，学生在进行连线采访、广播节目编播制作过程中，需要针对安徽各地方言进行普通话规范训练和口语表达训练。笔者除讲授广播新闻课程之外，还为学生们开设《语言传播与自我推荐》课，主编《新编普通话水平测试与培训教程》、《文稿播读与新闻播音实务》，在口播新闻、记者连线报道等实训环节中，提高学生口语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加强他们对于新闻信息的梳理和整合能力。这项为学生们提供的具有广播电视特色的气质和素质训练，受到学生欢迎，对于广播电视卓越编辑记者的培养有重要影响。

三、教学模式改革

原有的教学模式是老师单向传播，对于学生的实验作业，以老师讲解为主，学生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广播新闻教学改革中，改变单向讲授模式，注重与学生在课堂上的互动。

1、小组创作教学模块

笔者将广播电视专业学生分成小组，增加全媒体实验练习。结合课程进展，采取自选选题和指定选题的方式进行采访制作实验，作业采取学生自述采制过程结合老师点评方式进行讲解。学生在策划、选题、采访、制作中的想法、遇到的困难、有特点的细节在学生自述环节中得到充分展现，老师在学生自述后，详细讲解实验中的优缺点，指出修改的办法，并对理论再做阐述。这种自我分析加上理论指导的体验，使得学生能够更好地认识到创作的具体细节。

2、体验式教学模块

一方面，结合网络电台传播方式，加强案例教学和情境式教学，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了解数字广播的个性化定制方案，挑选、定制、编排电台节目，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进行全新的用户体验，了解数字广播的运营状态和模式。另一方面，增加全媒体广播新闻的采录、编辑和节目制作，加强学生综合处理音频、文字、图片、数据和视频的能力。广播新闻课以创作实践促进理论教学，让学生在创作中更加深入地体会理论，熟练掌握广播采访制作技能，同时，加强学生的新媒介素养教育，提高他们对于网络信息的辨识、筛选和利用能力，强化学生对于全媒体广播的认识，以期培养出具有创新思维的复合型记者和编辑。

3、考核方式

秉承安徽大学“夯实基础、三基并重”的人才培养理念，广播课程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三者协调发展，在强调专业理论学习基础上，着重以培养全媒体卓越编辑记者为目标，强化实践教学，突破以往试卷考核方式，提倡“学以致用”。在理论方面，重点考核学生对理论的梳理及理解能力，要求运用相关理论分析问题和现象。在实践方面，重点考察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将主题创作、基地实训等全真式广播实践建设成常态化教学方式，增强学生在数字音频创作方面的经验，与视频配音、配乐创作相结合，以期培养复合型、实践型专业人才。

四、实验模块改革

安徽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实习教学模块改革起步早，进展快，依托本校部级“新闻传播实验示范中心”、学校宣传部共建的虚拟演播室和广播站，以及校企联合建设的实训基地，创建学生实习平台，在课堂理论教学基础上，加强实验教学，使得学生在理论学习阶段能够很快进入模拟实际工作。

1、依托音频工作站管理系统的全媒体实验平台建设

我校原有广播实验室长期因缺乏经费，设备落后，配置不足，跟不上实验要求。2013年建立依托数字音频工作站的数字音频实验室，下一步将与视频编辑系统打通，建立国内领先的全媒体编辑平台。该平台让学生学会利用数字技术，在多媒体平台上制作节目，培养全媒体复合型记者、编辑和经营者，跟上业界实践步伐，提高学生在数字广播时代的传播能力。

2、采风活动

从2008年开始，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每年组织学生外出采风活动，带领学生深入皖南徽文化区，亲身体验徽文化的博大精深。所需费用由学生出面与企业单位谈判赞助的方式获得，学生们发挥专业的特长，为赞助单位提供广播电视方面的服务，体验到专业对于社会服务的重要性。每次采风活动都有一个主题，使得学生能主动地参与到文化活动中，体验到紧张创作的乐趣，体验媒介传播在文化传承和保护中的重要性。广播课程鼓励学生在采访中多采集优质的声音素材，结合视频和图片创作节目。这一活动已成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保留项目，深受学生欢迎。

3、实训基地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除在安徽交通广播电台、合肥广播电视台等建立实习基地以外，还在黟县碧山村、南屏村等地建立多个实习基地，为学生体验式实践课程提供稳定的实习场所。依托大型企业联合体、股份公司和民营企业建立实训基地，这些实训基地创作设施先进，空间布局合理，他们的资源能够为学生所共享。学生进入实训基地后，一方面学习广播电视采制方法，一方面参与横向课题的研究与创作，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各方面专业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也为培养广播电视卓越编辑记者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在媒介融合时代，无论业界还是学界都在摸索未来媒体发展路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高校专业教学路径和方法。安徽大学广播课程改革目前虽已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基础，但依然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和完善。数字时代带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问题、新现象，随着媒介融合步伐的加快，广播将面临更大变革。因此，在高校专业设置和教学中，需要紧跟实践步伐，更新教学理念，拓展教学内容，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路径，任重而道远。

【本文系“安徽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成果】

参考文献

①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著，盛杨燕、周涛译：《大数据时代》[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②杨溟：《融合媒介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③申启武，《2012：广播与新媒体在互动融合中实现新跨越》[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3）

④高福安、刘亮，《关于新媒体环境下广播媒体的新思考》[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10）

⑤裴永刚，《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编辑人才培养探讨》[J]《.青年记者》，2013（3）

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篇4

孙瑞祥，男，195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教授，文学博士。现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天津师范大学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新闻学学科带头人，天津市教学名师。天津市精品课程（广告策划创意学）负责人、天津市品牌专业（广告学）负责人。主要从事舆情与社会治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政府危机公关传播研究。1982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本科毕业，2009年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毕业。出版论著有《语言的魔力》《公共关系学》《广告策划与创意原理》《广告法规与管理》《新闻传播与当代社会――一种传播社会学理论视阈》《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广告策划创意学》。在《新闻大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等期刊五十余篇。主持或参与完成多项部级、省部级重点项目、横向课题和教改立项。《广告策划与创意原理》《新闻传播与当代社会――一种传播社会学理论视阈》《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等论著分别获得天津市第七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社科优秀成果奖。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孙院长，您好！非常荣幸采访您。我们知道，天津师范大学是最早创办新闻学专业的高校之一，在新中国新闻教育事业中地位颇高。贵院在传媒教学中独树一帜，新闻学专业被教育部授予部级特色专业，能否请孙院长谈谈贵院在新闻学专业教学中的特色？

孙瑞祥：你好，很高兴接受贵刊采访！我校新闻学专业1959年创办，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由师范院校设立的新闻学专业，具有开创性意义。1980年新闻学专业恢复招生，2003年新闻传播学院成立，开启了天津新闻传播教育新篇章。学院现有六个本科专业，在校生规模近两千人。新闻学专业是部级特色专业、天津市品牌专业，新闻系教研室获评天津市级教学团队，新闻传播学科是我校重点学科。学院拥有的新闻传播实验中心是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新闻学专业建设与学院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我院始终强调“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教育教学理念，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实训教学紧密配合。加强学生校园内、外的实地训练，促进学生的实践能力与技能得到进一步提升。拥有传媒类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面向学生设立“大学生自主创新工作坊”。为适应不断变革的社会环境，我院注重完善课程体系，优化知识结构，重视交叉学科与前沿性课程设置，发挥教师的研究专长，形成多层面课程设置，尽可能满足学生的需求。

多年来，学院还一直致力于新闻学教学改革和实践，构筑了以“新闻传播史论课程系列”为先导，“新闻采编能力课程系列”为核心，“新闻采风实践课程系列”为特色，多种课程共同发展的课程体系，旨在不断推进我院的新闻学教学改革，开辟一套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新闻学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强化学生的新闻采编实践技能以培养学生满足大传播需求的业务素养。

经过多年努力，我院在战略文化与政治传播、舆情与社会治理、中国新闻学术思想史、网络与新媒体应用、媒介艺术批评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教学特色与研究优势，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认可。

记者：人才培养的关键在教师，优秀人才的培养肯定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创意型师资队伍。请问孙院长，贵院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采取了哪些有效的措施？

孙瑞祥：我院在多年的教学改革与实践中形成了一支优秀的教学团队，在年龄结构、学历层次、职称梯队、学缘分布等方面均较为合理，全院教师精诚友爱、团结合作，具有良好的集体氛围和互助传统。学院积极探索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师资队伍建设运行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为学科的发展、团队的建设保驾护航。例如，建立青年教师导师制、青年教师国内外进修制、青年教师岗前培训制、青年教师媒体实践制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院一直坚持“老带新”帮扶策略，新入职的青年教师往往能够在资深老教授的亲自指点和激励下，较快适应校园环境，在教学能力、科研能力等方面得到明显提升。以我院新闻系青年教师陈娜副教授为例，她在入职后仅一年就先后荣获校级和市级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第一名，入职后五年就荣获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第一名，这一成绩的取得正是与我院一贯坚持的“老带新”传统分不开的。

同时，我们秉承“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经常邀请国内外著名同行专家来学院讲学，聘请了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作为兼职教授，定期对学生开展专题讲座和实习讲座，帮助青年教师开拓视野、提升素养。我院是“部校共建”单位，两年来，我院先后派出九名优秀教师到新闻业界挂职兼职，进行业务交流，取得很好效果。

此外，学院长期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国际学术交流水平，培养教师国际视野。天津市“”海外学者――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长期在学院工作，韩国崇实大学、美国太平洋大学等多所大学知名专家教授到学院开展交流合作。去年还成功组织了中美大学生“跨文化交流”实践教学项目，增强了中美大学生之间的新闻传播业务交流互动。

记者：您早期做过记者站站长、特约记者，现在从事教育工作。依您看，应培养什么样的传媒人才才能适应当前传媒业发展趋势？贵院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积极的举措？

孙瑞祥：是的。我对记者这个职业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978年高中毕业填报高考志愿时，就把新闻专业作为首选，终于如愿以偿被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我在教书之余还有十余年新闻记者从业经历。我认为，新闻学子就应该积极走出校园，多看、多思、多体验。新闻是用心去发现，用脚去丈量。离现场越近，感悟就越多。新闻人要有策划、组织新闻报道的能力，要有胆有识，有新闻敏感。在我本人的新闻实践中，从高级领导干部到普通百姓都采访过，针对不同的人，采访的方法手段都不同，这是需要技巧和策略的，需要在学校得到专业训练。

我院是天津市委宣传部与天津师范大学共建单位，2014年9月正式授牌。“部校共建”的任务目标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统领，以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机制、培养为党所需为党所用的一流新闻传播人才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新闻传播学院建设成为国内知名学院。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就是强化实践育人，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不仅如此，我们与天津主要媒体共同创立了“天津市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实践基地”，每年选派百余名优秀本科生、研究生到基地实习三个月。实习结束后我们认真组织总结交流会，出版学院“部校共建”实习专刊。通过亲身经历与体验，实习生的思想意志品质得到了锻炼，提高了新闻实践综合能力，大部分同学都能出色完成采编任务，受到新闻单位好评。

记者：您在应用新闻学领域造诣颇深，应用新闻学的研究重点是什么？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如何将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及技术相结合？

孙瑞祥：应用新闻学主要偏重新闻学的实务研究，包括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以及新闻摄影与播音主持等等都可以纳入应用新闻学的研究视阈。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和新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应用新闻学的研究重点与核心问题也从之前的原理性、基础性层面逐渐迈向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并呈现出多元化、前沿性、跨学科等特点。例如新闻改革、媒介融合、深度报道、公民新闻、自媒体发展、舆论监督、新闻伦理等等都是近些年来比较热门的应用新闻学研究焦点。

在实际新闻工作中，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以及技术媒介其实应该是三位一体的，理论来自于实践，技术为实践提供工具、平台、语境。新闻专业的学生在校园里所学的理论知识需要通过实践工作的检验和磨合，才能将理论与现实接轨。同时，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后得出的经验又可以通过一定逻辑的归纳总结，提升为规律性的东西并通过理论的方式确立下来。因此，我一向认为，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是从来不分家的，而这其中媒介技术又是一个桥梁和纽带，指引我们跟随它的发展步伐，既认清楚新闻传播最核心最本质的普遍规律，又了解新闻传播最灵活最多变的特殊面向。

我认为，任何一种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的思路都是偏颇的，作为一个有水平、有责任、有使命、有担当的新闻工作者，应当时刻做一个有心人，在思想深处就能将新闻理论素养和新闻实践能力有机结合在一起，两不偏废。

记者：目前国内高等院校基本都开设新闻传播专业，但是很多人又认为“新闻无学”，不少媒体宁愿要具有某领域专长的人才，也不愿聘用新闻院校的毕业生，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针对国内传媒教育现状，您觉得应如何规避这一问题？

孙瑞祥：造成“新闻无学”这种说法的原因是多重的，例如有人认为所谓做新闻不过就是新闻工作经验的堆积，有“术”而无“学”；还有人认为新闻工作缺乏自身规律，不过就是对上级宣传精神的领会和遵照，是附属于政治学或文学的子学科而已；还有人认为新闻学目前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尚不成熟，最多只能算一门“浅学”。几十年来，国内学者对这一命题进行过相当多的论述，也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新闻学学科建设的日益完善，“新闻无学”的说法时至今日已经逐渐销声匿迹了，至少远远没有之前那么热闹了。几代新闻学者的坚实付出正在慢慢打消人们曾经对新闻学的偏见和误解。

但是正如你所说，一个不能回避的现象是，现在不少媒体单位在用人择才方面倾向于非新闻专业出身的毕业生，以满足他们不同的行业分类要求，而这一现象的确是值得我们新闻教育工作者深思的。我认为这一方面反映了新闻媒体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以及新闻人才一专多能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新闻媒体与新闻教育机构尚没有建立起一个类似于医学、法学那样的较高的职业准入标准，因此其专业背景存在可替代性较高的问题。

同时我也认为，这一问题无法回避也无需规避，每一位新闻教育工作者只有通过扎扎实实、踏踏实实的努力，把中国新闻学的殿堂搭建得更厚实，同时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等待社会对传媒人才的检验和挑剔，才是一条光明大道。

记者：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新技术趋势推动传媒产业变革，在传媒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您认为新传媒技术对传统媒体发展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传统媒介该如何对自己定位？

孙瑞祥：正如你所说，时至今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传统媒体格局的深刻调整和舆论生态的重大变化。从媒体发展格局来看，传统媒体的受众规模不断缩小，市场份额逐渐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新媒体获取信息、满足生活需要，互联网已经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在传统媒体所固有的强大生态圈中逐渐突围并占据了其战略制高点。从舆论生态变化看，新兴媒体话题设置、影响舆论的能力日渐增强，大量社会热点在网上迅速生成、发酵、扩散，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面临挑战。从意识形态领域看，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可以说，传统媒体已经到了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

所谓机遇，就是指传统媒体恰恰应该在这个历史时期抓住新技术所带来的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转变观念，更新模式，整合资源，切实推进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实现共创共赢。

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篇5

五四时代，以我国第一位新闻学教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徐宝璜先生，《京报》社长、中共秘密党员邵飘萍先生，上海《时报》总编辑、中国新闻史鼻祖戈公振先生等新闻人为先驱，我国新闻学研究开始发轫。经过近百年的演进，特别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发展，如今新闻学已具有丰厚的学术积淀，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大学科，并与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等并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9大学科。此时，我国新闻学正面临全面构建自身学科以及教育体系的重大历史机遇，为此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创新体系既顺理成章，也刻不容缓。

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创新体系，是指一整套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新闻观，即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套学科体系及其学术思想，不仅熔铸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具有鲜活的理论生命和广博的实践内涵，同时以中国问题为主导、以中国实践为根基、以中国话语为主旨。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创新体系，既包罗广泛，博大精深，又切合中国实际，融入中国血统，是主导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理论源泉和精神支柱。

不管从历史和现实上看，还是从理论和实践上讲，构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创新体系已经具有稳固的学术基础和广阔的应用前景。一方面，我国新闻学拥有丰厚的遗产，需要进行系统而有机的梳理，使之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而非断裂的、广博的而非逼仄的、自主的而非依附的新闻传播学话语。同时，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与综合国力的提升，摆脱仰人鼻息、亦步亦趋的“学术殖民地”命运，开创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与学派，也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另一方面，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包括新闻传播事业，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与学术的支撑。而现实情况却往往是一些陈旧理论大多失灵，一些新潮理论又大多不灵，同时各种“另类”理论日渐流行，并对人们、特别是青年学子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若不着手建立自主的、完善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创新体系，则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与新闻传播教育势必遭到越来越多的潜在挑战，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势必面临越来越大的现实危机。

所以，创立一整套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创新体系，是中国社会与新闻实践赋予的学术使命，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提出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创新体系的基本原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思想指导，针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历史传统、文化精神以及新闻传播状况，展开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吸纳新闻学的学术遗产与相关学科的学术成果，同时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在多学科、多领域、多视角、多层面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创新。简言之，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形成历史与逻辑高度自恰、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理论与实践密切会通的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

这套体系的总体目标是以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为龙头，形成人才培养模式、学术发展方向、社会服务机制等一系列完整有序的学科体系与教育体系，以确立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典范，同时形成与世界两大新闻传播学派，即美国学派与欧洲学派平等对话的平台。具体说来，构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创新体系包括三项主要内容：一是系统研究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二是集中探讨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战略性课题；三是将这些研究及其理论付诸新闻教育和人才培养，不断推动整个新闻传播学学科的整合。

在构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创新体系上，有两大误区需要澄清，一是理论无用，一是历史无关。即使在一些倡导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人们看来，基础理论和历史传统也常因玄远而被束之高阁。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新闻理论虽然致力于改造世界，但是首先应该科学地解释世界。所以，基础理论建设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创新体系中无疑首当其冲，包括关键概念、核心范畴、基本观点、系统学说、理论流派等等。目前，我国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每每显得进退失据，归根结底正在于基础理论的薄弱。比如，一些研究要么故步自封、就事论事，要么食洋不化、照搬照抄。再如，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新闻理论，一些探讨要么引经据典，亦步亦趋，不越雷池一步，要么寻章摘句，忽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的有机契合，结果窒息或马克思主义的鲜活灵魂，使之成为人见人嫌的本本和教条。为此，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创新体系必须大力推进基础理论的建设，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首先是一门科学、一门学问。

除了基础理论的薄弱，对历史的轻略、对传统的淡漠，也是我国新闻实践与新闻研究面临危机难以自立的主要根源。比如，如今一提起西方的新闻传播，论者总是津津乐道，头头是道，而对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传统却往往比较隔膜，甚至不屑一顾，仿佛中国的传统不值一提，中国的经验无足称道。这种数典忘祖的心态，这种无知无畏的状态，几成泛滥之势，以至于了解美国可能甚于了解中国，熟悉纽约时报可能甚于熟悉人民日报，张口“新闻自由”，闭口“第一修正案”，月亮都是他乡亮，错把他乡当故乡。当然，对此也不能一味埋怨和苛责，问题的根源首先还在于自身，在于中国新闻学尚未形成一套科学的认知体系或话语体系，特别是形成一套安身立命、倾心认同的历史坐标。所谓历史坐标，既包括实践与学术两个层面，又涵盖新闻与社会两个维度，只有在这两个层面和维度所交织的领域勉力耕耘，将其中蕴藏的一系列有意义、有价值的精神、传统与遗产认真提炼，深入开掘，系统总结，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创新体系才可能具有坚实的根基和强劲的气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新闻学才可能体现独立自主的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

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篇6

关键词：新闻伦理；实践性；善意性

一.实践精神是构筑新闻伦理规范的根本指向

新闻传播是一种建立在道德原则上的实践活动，新闻伦理渗透于新闻实践之中。比如，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采访方式与手段是否符合伦理，是否保护了消息来源，是否接受馈赠；在编辑的审稿过程中，能否谨慎查证事实、能否不畏权势压力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凡此种种，都涉及新闻道德判断与伦理选择。

但是，在新闻实践中，新闻伦理往往显得宏大空洞，缺乏实践品格，缺少详细的操作标准，从而很难落到实处。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新闻伦理甚至被商业主义排斥，导致新闻工作者在实践中丧失了专业操守。因此，构建新闻伦理的实践精神对于有道德地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新闻伦理而言，实践精神表现为新闻工作者规范新闻实践活动的意识，体现了新闻伦理的实践导向。作为新闻实践活动的道德规范，新闻伦理必然要在新闻实践中形成并发挥作用，因而需要道德与实践的双重建构。道德精神包含“实践道德精神”与“理论道德精神”两种形态。理论道德精神是道德教育的思维和意识，也就是“知”的结构；实践道德精神是冲动和意志，是“行”的结构。。从根本上讲，道德作为一种实践哲学，不管是从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还是从它的功能意义来看，其基本原则都是知行统一。①从这个角度看，新闻伦理就是道德意识与实践精神在“知”和“行”上的统一，而新闻传播活动由于自身的公共性特征更应具有的道德是“实践精神”。如果缺失相应的伦理与道德规范，或者仅仅有规范而不付诸实践，新闻传播活动就不能起到社会公器的作用，反而可能危害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新闻传播的善意性原则是新闻传播活动的道德性要求

如果说新闻伦理就是道德意识与实践精神在“知”和“行”上的统一的话，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要求正是这种要求的具体体现，这些要求既是新闻传播活动规律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新闻伦理的实践性体现。

现有的研究认为，新闻传播是在传播的客观规律支配下传授双方的有机运动过程。无论是传播方抑或是受方，都必须遵循必要的规则，这些规则，是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有五个，即真实、客观、公正、全面、快捷，②即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全面性和快捷性要求。

本文认为，上述这些要求是从新闻传播活动自身规律性出发提出的操作性规范，带有“行”的成分，是一种有形的规矩。事实上，新闻传播在做到以上要求之外，还要有善意性的考虑，即新闻传播的善意性原则。这一点则可以归为“知”的成分，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无形的体现，是对新闻传播者的一种道德考量。

三.传播善意性要求的理论意义

所谓信息传播的善意性要求，可以理解为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要充分考虑传播过程可能对新闻信息当事人造成精神的、经济的伤害，并尽量把这种伤害降低到最低限度。

提出信息传播的善意性要求，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传播媒介具有“放大器”的作用，信息内容经过传播媒介的放大和倍增，会产生相当的社会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传播者对信息的处理不当，会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比如，有这样两则电视新闻：一是某企业为贫困小学生赠送书包文具，贫困生一个个上台从学校领导和企业老板那里接过馈赠物品，台下全体师生在鼓掌；二是某看守所为7名刑满释放人员举行出监仪式。电视镜头下，看守所所长递给他们三件礼物：一把印有“一路走好”字样的雨伞、一本《公民道德规范》和一本《××省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办法》。③为贫困学生献爱心、为归正人员举办出监仪式的做法本身无可厚非，问题是，在老师和同学们甚至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领取馈赠品，这样的做法对贫困生来说可能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自卑感；让归正人员在镜头前出现，等于告诉更多的观众，他们曾经是罪犯，这对他们回归社会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以上两则电视新闻报道，表面上看只是新闻事实的客观陈述，传播者也许并没有主管上的故意，但由于当事人身份的特殊性，因而媒体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当事人的人格尊严。

另一方面，有些新闻报道还有可能对受害人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这种损失对当事方来讲，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信息传递的渠道，更具有信息的放大器作用。如果在报道中没有正确处理好信息呈现的方式，带有某种倾向性的信息就有可能引起受众的关联性猜测，进而给被害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2004年底，某媒体率先报道了“金龙鱼”色拉油被卫生部检测为不合格产品的消息。“金龙鱼”品牌的知名度使这一报道迅速引起消费者的关注，一时间，很多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持续性的关注。虽然在事实上，“金龙鱼问题油”只是该产品某一批次的部分产品抽检不合格，并非“金龙鱼”食用油整体出现问题，但是有些媒体的报道中确没有明确这一事实，在各大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中，“金龙鱼问题油”被急剧放大，从而给公众造成了一种错觉，即所有“金龙鱼”都是不合格产品。这一事件最终给当事企业带来了严重的新闻伤害媒体报道后，“金龙鱼在全国滞销，每天经济损失以百万元计”④。

其次，传播善意性的要求是新闻真实性要求的延伸。新闻理论认为，新闻传播真实性的科学含义包括事实真实和总体真实两个方面⑤。而从新闻传播现实看，无论是故意或是非故意，很多事实的新闻伤害，往往是没有充分注意新闻真实性的要求，造成新闻报道的总体失实所致。如上面所举“金龙鱼问题油”的例子。因此，遵守新闻传播的善意性原则，就能在新闻报道中更深入的把握真实性原则的要求，避免因总体失实造成的新闻伤害。

第三，做到信息传播的善意性，避免不必要的负面影响，还是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具体体现。1989年11月25日，李瑞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办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发表题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长篇讲话，指出……关键的问题是新闻报道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新闻宣传按照中央的精神把工作做好，做到有利于稳定，有利于鼓劲，只能帮忙，不能添乱。……就是要造成一个有利于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⑥这一要求用在批评性报道中，就是要注意批评报道的分寸，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不能以舆论监督为借口对批评报道进行不留余地的揭露，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要求在批评报道中与人为善，尽量减少因批评报道对当事者造成的伤害。

第四，做到信息传播的善意性，避免不必要的负面影响，还是新闻伦理和新闻职业道德的要求。当初闹的沸沸扬扬的“李亚鹏打人事件”中，当事人李亚鹏事后表示：“……作为一个人，我没有能力制定法律，也没有能力影响社会去同情明星。但作为一个父亲，我不想放弃保护女儿的权利。希望大家以后在这事上有分寸，……你们可以拍我，这每个人都知道，但不要吓到我的孩子。大家可以拍我和我的妻子，但不要拍孩子，就算拍也要远远地拍，不要吓到她”⑦。因此，遵守新闻传播的善意性原则，就可以使新闻传播者时刻注意自身的职业道德要求，在新闻传播中要注意与人为善，最大程度的避免新闻伤害。

最后，在当前传播环境下，以web2.0和3G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传播中，非专业化的私人传播日益扩大，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职业传播者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和受众的概念正在模糊化和彼此消解。普通大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参与性和参与度日益提高。由于非专业新闻传播者自身职业水准的限制和职业道德的缺乏，容易带来传播信息的混乱和失控。在传统媒体中，新闻信息的生产要经过修改、编辑、过滤、送审等把关环节，可以有效确保传播内容的合规范性。但是非专业新闻传播者的信息传播，往往带有很强的个人意识，并不考虑信息传播的规范性，一旦其新闻价值观发生倾斜，甚至超越社会文化规范，就将带来信息传播的混乱。同时，这种随意性的信息传播也容易出现虚假新闻和各种不健康信息⑧，这种信息经过大众媒介传播之后，也有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四.如何做到善意性传播

结合本文对传播善意性的理论认识，要做到善意性的传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坚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原则，发扬实事求是的采访作风，做到细节真实和总体真实的统一。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并不是简单的“新闻五要素”的真实，每一个细节的真实并不能必然的得到总体的真实，比如以偏概全的报道、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等。因此，避免可能的传播伤害要在采访中注意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在信息的组织中要明确具体，并适当进行说明和强调。比如在上述“金龙鱼问题油”的报道中，要明确是哪一个批次的产品出了问题，这些产品的流向及销售状况等，便于消费者正确的认识问题的真实情况。

同时，坚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原则，还应该在语言的表述上注意措辞的准确性和表述的分寸感，避免使用一些带有倾向性的言辞。尤其是对特殊的报道群体要注意不能使用一些敏感的甚至带有侮辱性的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