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篇1

一、民法公平优先原则的产生基础

1．商品经济。民法是和商品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有商品经济就应当有法律，就应当有调整商品经济的基本法律———民法。商品经济的存在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由于社会分工使每一个社会主体都不能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所有商品，从而使商品交换成为必要。“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二是由于财产分属于不同的人所有，使每个人都能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产品，而必须承认对方的财产所有权，并进行等价劳动相交换。与此适应，就产生了作为民法核心内容的所有权制度和合同制度。合同不过是将每天重复着的产品交换活动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而商品经济又是“天生的平等派”，它不承认任何特权，只承认一个权威即竞争，它要求一切经济关系的参加者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这种平等的法律地位既是商品经营者进行公平行为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经营者自由意志的必要保障。

2．公平优先。民法属于典型的私法范畴，私法不同于公法的最基本的一点在于私法特别注重对私人权利的保护。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按照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观点，市民社会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同于国家且独立于国家。市民社会以政治权力和民事权利的完全分离，以充分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为主要内容。市民社会观念强调国家应严格限制自己的权力范围和权力界限，强调应充分关注个体利益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各国民法典中强调的个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契约自由，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均是以避免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3．主体上的广泛性。与商法等其他法律制度相比，民法的适用主体具有广泛性，可以适用于一切社会大众，是所有市民主体的基本权利保障法。因此，民法就其基本属性而言，应当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主体的最基本生存要求。而社会大众的最基本要求就是生命、财产、个人尊严和公平对待，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社会主体的公平要求之后社会才能够和谐发展。

4．强烈的伦理性。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法律条款无非包括伦理性条款和技术性条款两大类。与商法比较侧重于技术性规范不同，民法规范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其原因在于，民法规范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般规则，这些一般规则是对整个市民社会及其经济基础的抽象和概括，是人们理性思维的果，一般较为稳定。换而言之，民事活动本身就社会伦理生活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社会趋同性，而伦理规则是很难用精确的法律语言加以描述的。正是由于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及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因此民法条款绝大多数属于伦理性条款，即凭社会主体的简单伦理判断就可确定其行为性质，并不需要当事人必须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专业判断能力。

二、商法效益优先原则的产生原因和产生基础

商法的效益优先不但有其具体表现，而且还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具体说来这些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市场经济。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固定场所，它既是商品生产的必然产物和实现商品价值的必要条件，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伴生结果。对此，列宁曾指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机制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和调节市场行为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或经济运行模式。市场必须有一定的构成要素，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和行为要素几个方面。其中，人的要素即市场主体是纯粹的经济人。市场中的物的要素是货币资本，货币资本不同于单纯的货币，它具有强烈的逐利性趋向。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不同，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形态，强调的是产品的交换属性，要求生产者必须依赖于其他生产者而生存，任何生产者都只能通过交换而获得他人的产品。商品经济的法律调整就产生了最初的民法，产生了作为民法基本制度的所有权制度和合同制度。因此，可以说有商品经济就应当有民法。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主要强调的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即以市场机制调节社会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配置。主要是从经济运行方式或经济模式的层面上来进行定义的。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篇2

摘要价值论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分配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英国古典经济学坚持客观效用价值论。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此后，西方经济学界再无对价值的研究。本文主要使用归纳法，列举古典到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几位代表人物的价值论观点，研究西方经济学中价值决定的演进过程。

关键词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客观效用价值论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

自从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马歇尔得出了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西方经济学家再无对价值决定的探讨。马歇尔的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成了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在我国，从1983年开始，便有人开始对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决定问题做出探索。本文主要使用归纳法，从客观的角度实证分析，探讨西方经济学价值论研究的脉络。

一、威廉•配第的价值理论

17世纪初期，英国封建制度走上了最后解体的阶段。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对粮食和原料需要不断扩大，促使英国农业向资本主义生产迅速转化。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的合理性遭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质疑。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产生。

配第的价值论主要发表在《赋税论》中。他提出四个术语：“政治价格”“实际的市场价格”“自然价值”和“自然价格”。把实际投入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在实际存在劳动力数量的基础上加以计算可得政治价格；政治价格的货币表示即实际市场价格；自然价值指商品的价值；自然价格是用货币表示的自然价值；他试图解释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价值又以劳动来衡量。他还说明了商品价值量同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配第在探讨商品价值时，一方面他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他意识到作为物质的财富，不仅需要人类劳动，还要依靠自然界及其自然力即土地。这样，配第在价值探讨中走入了迷途。

二、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

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家都给予亚当•斯密以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亚当•斯密的学说形成于18世纪50―70年代。18世纪中叶，英国已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了。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流离失所的农民转化为资产阶级的雇佣工人。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展开。英国在18世纪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社会分化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三大阶级，阶级冲突日益显现。

（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亚当•斯密说：“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斯密无法说明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斯密的交换价值指商品交换的市场价格。

（二）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及其两种价值规定

斯密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并提出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价值规定。然而，斯密在说明劳动价值论时，已经意识到商品价值由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决定的价值规定。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彻底，不完全的劳动价值论。由于斯密对劳动价值论的不坚定，他继而又提出“三种收入价值论”，之后，斯密在论述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时，提出“斯密教条”，给后人留下一些矛盾和混乱。

（三）三种收入价值论

斯密认为，资本家只是为了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才组织生产。生产出商品的价格除了要支付劳动者工资外还要为资本家提供利润，也即资本家的收入。同时，一旦土地私有，地主们也要对租用他们土地的经营者收取地租作为收入。这样商品的价格就被分为劳动者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三部分收入。这表明，商品价值或交换价值取决于三种收入，从而脱离了劳动价值论。

（四）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斯密在对市场价格变动规律研究时，指出市场价格在供求关系中围绕自然价格上下波动。

斯密沿用了配第提出的“自然价格”的概念。他所讲的自然价格以存在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一种平均率为条件。自然价格即指按自然率支付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和。斯密说：“商品通常出卖的实际价格，叫做它的市场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它的市场价格，有时和它的自然价格相同”。斯密同配第一样，认为商品的市场价格围绕商品的自然价格上下变动。

三、大卫•李嘉图的价值理论

李嘉图将英国古典经济学推向了顶峰。李嘉图所生活的时代，英国产业革命正蓬勃开展。这样就加快了英国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脚步。

李嘉图认为一方面，使用价值不能用已知的任何标准加以衡量，不同的人对同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有不同的评价，所以，使用价值不能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另一方面，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无论怎样稀缺，也无论生产产品时耗费了多少劳动，都不具有交换价值。李嘉图认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只能由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的大小与这种劳动量成正比。李嘉图还批评了斯密抛弃劳动价值论，用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

李嘉图把商品分为两大类，第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只由它们的稀少性决定，如罕见的雕像，图画，古书和古钱币等，这些商品是极少数的且交换价值不受供求关系影响。另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李嘉图提出“相对价值”的概念，并赋予其两种含义：一方面商品的交换价值由生产耗费的劳动决定；另一方面，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前者，李嘉图称之为“绝对价值”“真实价值”“实在价值”或“价值一般”。后者被称之“比较价值”。此外，李嘉图还认为，商品价值不仅包括工人生产商品的直接劳动创造的新价值，还包括间接劳动（生产资料中凝结的劳动转化所体现的物化劳动）所体现的旧价值。

四、边际三杰的价值论

19世纪70年代初，西方社会已普遍认可了资本主义。在英国，奥地利和法国的经济学界，爆发了推动经济学研究的“边际革命”。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及瑞士的瓦尔拉斯被冠以“边际三杰”的称号。

五、杰文斯的“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

杰文斯认为经济学价值研究应从消费者的主观心理感受入手。他认为应当区分商品的总效用和效用程度。总效用指一个人从所有商品消费中获得的总的满足感。而效用程度指某个时点或某单位时间内的消费所获得的增量满足感。他说“最后效应程度是经济理论以之为基础的函数……最后效用程度这个函数变化是经济问题中最为重要之点。其一般法则可表述如下：效用程度随商品量而变化，其量增加，其效用程度最终会减少”。这就是后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杰文斯的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类似于戈森第二定律。

六、门格尔的主观价值论

门格尔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需求量超过消费主体可支配量产生的。因为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产生于主观心理欲望，所以商品价值的产生并非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

门格尔进一步指出，价值随着人们消费欲望的逐步满足而递减。

他认为人们消费时会先将商品用来满足自己最重要的用途，其次用来满足次要用途，这样逐级递减，将最后一单位商品用在最不重要的用途上。当所有未被满足的欲望中最重要的具有相当的重要程度时，消费者在消费该种产品与消费其他产品之间无差异。

更进一步，门格尔得出“最小欲望满足”是价值尺度的结论。也就是说满足最小欲望的物品所具有的价值即为价值尺度。

门格尔的边际效用是价值尺度的结论与杰文斯“最后效用程度”和瓦尔拉斯的“稀少性”原理一致，只是用语不同，均为主观范畴。

七、瓦尔拉斯的“稀少性”价值论

价格决定在瓦尔拉斯看来也就是价值决定；而且，价格又取决于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其中，供给方的边际成本和需求方的边际效用共同决定商品价格。

稀少性，指物品具有使用价值，但却数量有限。瓦尔拉斯认为商品的价格为其价值的货币表现，故具有数理特征。基于数理经济学研究，瓦尔拉斯阐释了一般均衡理论。他先分析参与交换的各方只有一种商品，然后再引申至三种及多种商品。

在市场上有A和B两种商品的场合，它们的有效需求方程为：

Da，b=Fa，b（pa，b）

Db，a=Fb，a（pb，a）

它们的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相等的公式为：

Db，a=Da，b（pa，b）

Da，b=Db，a（pb，a）

假定市场上有A，B和C三种商品，它们持有者都打算以自己的一部分商品分别交换另两种商品。那么，所有B的两个需求方程为：

Da，b=Fa，b（pa，b，pc，b）

Dc，b=Fc，b（pa，b，pc，b）

C的两个总需求方程为：

Da，c=Fa，c（pa，c，pb，c）

Db，c=Fb，c（pa，c，pb，c）

同样，所有A的两个总需求方程：

Db，a=Fb，a（pb，a，pc，a）

Dc，a=Fc，a（pb，a，pc，a）

以B换取A和以B换取C的两个方程为：

Db，a=Da，b（pa，b）

Db，c=Dc，b（pc，b）

还有以C换取A和以C换取B的两个方程：

Dc，a=Da，c（pa，c）

Dc，b=Db，c（pb，c）

最后，还有以A换取B和以A换取C的两个方程：

Da，b=Db，a（pb，a）

Da，c=Dc，a（pc，a）

这样，我们得到12个方程，共12个未知量，分别是各以其他商品价格计的3种商品的6个价格，和互相交换的3种商品的6个总量。方程组得到唯一的一组解。由三种商品的交换可推广到多种商品的交换，在此不再陈述。

瓦尔拉斯认为要使市场处于均衡状态，互相交换的各种商品的有效需求应等于其有效供给。一般均衡理论用数学方式表现和论证了供求定律和戈森第二定律，即边际效用相等规律。

八、马歇尔创建新古典经济学以及供求均衡价值理论

马歇尔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生活在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确立统治地位的19世纪末期。他于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第二本教科书。此书中，他集中了古典经济学及边际革命中的所有精华，在融合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首次构建了以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为核心的西方微观经济学体系。

价值理论是马歇尔经济学的核心。在马歇尔的经济学中，价值和价格是相通的，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示，它们均指商品交换比例。马歇尔认为价值取决于供求力量的均衡，也就是所谓的剪刀价值论。

马歇尔还提出，极短期内的商品价格主要取决于需求，因为供给较稳定，而需求较富有弹性；短期（一般指一年）的价格决定于供给与需求，因为双方均可做出调整。长期的价格通常决定于供给，因为长期内需求一般较稳定，而长期内供给很有弹性。马歇尔所说的均衡是局部均衡。

马歇尔在对价值决定进行诠释时，着重说明边际和心理的因素对商品价值决定发挥主要作用。供给价格取决于边际生产费用，边际生产费用主要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而边际生产力递减。需求价格取决于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且边际效用递减。供求达均衡点时，双方获得最大满足。马歇尔的价值论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研究基础的。

马歇尔接着提出了均衡价格论。

在图中，纵轴表示商品价格，横轴表示商品数量。产出为OM时，需求价格Md高于供给价格Ms，购买者愿意出高价购买，较高的价格刺激厂商扩大生产。随产出的增加，需求价格下降，供给价格上升，当产量达ON时，供需达到均衡，供需曲线交点E为均衡点。若市场上商品产出为OM1，供给价格高于需求价格，购买者只愿出较低价格进行购买，而生产者的供给价格（成本）很高，生产者必须减少商品供给。随供给量减少，需求价格提高而供给价格下降，直到E点形成稳定均衡。图中ON表示均衡产量，EN表示均衡价格。

马歇尔也对垄断进行了研究。他论述了商品市场上卖方垄断的情况，认为垄断者可以自由调整供给量，垄断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把商品价格调整到能够给他带来最大利润的水平。后来人们发现，垄断价格通常被定在需求曲线富有弹性的地方。

至此，西方经济学主流思想对于价值的决定问题没有做进一步的探讨。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至今仍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

九、结论

纵观西方经济学价值研究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对于价值的研究经历了由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的演进历程。古典经济学关于价值决定曾提出过劳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等多种价值决定理论，均属于客观效用价值论。边际革命兴起后，边际三杰――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从消费群体的主观心理（消费欲望）方面剖析商品的价值决定，提出主观效用价值论，将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研究引入新的天地。直到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马歇尔提出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西方经济学关于价值的研究达到顶峰。均衡价格（价值）决定理论成为此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在整个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西方社会处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到最终确立统治地位的社会时期，研究价值的决定，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不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古典经济学时期，资本主义是否要替代封建主义还有待验证，西方学术界质疑并试图检验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的合理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西方经济学家承认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于是，他们开始从人的主观心理（消费欲望）方面探讨价值的决定。最终西方社会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价值决定的研究越来越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服务，并试图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关系。得出价格为价值的货币表示，价格由供需力量共同决定的结论。供给价格由边际生产成本决定，而需求价格由边际效用决定。归纳梳理了西方经济学价值决定的研究过程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西方经济学价值研究的整个演进过程。但是，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免会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站在客观研究的立场上，我们还应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辩证的看待和分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价值决定的问题，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何炼成主编,魏杰助编.价值学说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4.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篇3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地主制经济，这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在这结构下，封建地主对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童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经营，形成地主自营经济。封建地主又将更多的土地分租于一家一户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形成佃农经济。此外，还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从事独立耕作的自耕农自耕农经济并不是游离于地主制经济之外的独立经济体系，它依附于地主制经济，并受其制约和影响。以地主制经济为主的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是:1.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2.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耕织结合。因此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经济是比西欧领主制经济更有效率的^制度。我国主流经济史学者认为，传统经济按地产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将地租部分转化为再生产性投资，促进了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其进步与合理性是明显的，有的学者称它为“一种优良的封建经济制度”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传统经济的有效性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摧残。

传统经济的弹性源于它本身的特点：耕织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可以缓和封建剥削的强度，同时允许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发达的土地买卖关系，造成地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相互转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发展，又巩固了封建土地关系。

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是传统经济基本的生产结构，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的农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工结合主要存在于农村家庭内部，在家庭内部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以維持^的温饱，这是一户的小农追求的目标。为此他们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以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但由于经营规模的局限，却从来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又必须从事商品性生产，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农民交换产品。如(孟子》所说，他们要“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可以纷纷然与百工交易。除了实物交换，也需要价值交换，其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他们的再生产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封建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极少工业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其消费也依赖于市场，实物租变成货币租之后，就更是如此。如果再考虑到家庭手工业原料及区域性产品生产的地理条件限制，交换与市场的存在就更为必要。因此与西欧不同，中国的封建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封建商业。封建商业的存在和发展，扩大了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剥削范围及数量，更多地起到維护封建经济秩序的作用。

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土地要素变成商品可以自由买卖，使社会对商业资本的需求量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货币融通的高利贷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因为商业利润要高于地租，经商是有利可图的，又因为社会的货币需求量增大，放债收息回报也更丰厚，地主的地产和地租遂大量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同时，拥有货币财富的商人羡慕“不忧水火，不忧盗贼”的土地财产，因而购买土地，于是从地主从事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发展为地主、商人与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地租、商业利润与利息的自由流动与互相转化既使他们可以把财富积累投入最有利的方向，保证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使土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互支撑，保证了他们的共同发展，到清代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结构和社会积累的主要方向。个别商业资本由明代的百万两（银）级，增至千万两（银）级，市场从内地扩大到边疆地区，商品经济被刺激获得进发展，同时封建土地关系也得到进^巩固。这样由传统经济结构的特点导出的商品经济较高程度的发展及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给封建统治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造就出一个不同于西欧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正是这个大^充的中央集权制度，利用其国家的经济职能抑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普遍化发展。

中国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事水利.交通、国防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第二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的再生产；第三直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第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第二、第三点相互关联，在早期对社会进步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越到后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就变成一种阻碍的因素。一般来说，商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必备的条件，马克思也说过：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因此尽管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促进了地主经济的繁荣，但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小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在客观上都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它的过度发展必然会危及租佃制地主经济的基础，动摇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根本这是地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再生产，力图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求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历代王朝都以“重农抑商”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中心，力言奖励农民耕织，同时用重征商税、限制商人经营活动、贬低商人社会地位等手段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减少和弱化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和特定经济结构运动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不是封建国家的某种经济政策所能任意抑制的，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就是证明。在封建国家的统治需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的矛盾斗争中，中央集权国家直接插手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建立起庞大的官营工商业体系。

官营手工业早在领主制的周代就已经以与农奴制相对应的工奴制形式而存在，当时主要生产封建贵族的需用品和军用品，是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到汉代，官营手工业出现了重要变化生产活动不再限于非赢利性的日用工业品和军用品的生产，而是逐渐扩展到赢利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如制盐、冶铁及其他矿业、货币铸造、造船等，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组织也越来越严密。显然，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垄断重要工业品的生产，其目的一是增加财政收入，扩大集权国家的经济力量；二是抑制民间商品生产的发展，巩固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经济活动也扩展到商业领域，国家设立了均输、平准、常平仓等商业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及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建立起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商业网，对^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对流通和市场的控制，并获得巨额赢利。

官营工商业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商品经济，但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商品经济的外在特征，它是一种变态的自然经济。官营工业的发展，限制了民间手工业特别是城市手工业的市场，阻断了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同时官营商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地主经济对城乡手工业的控制，抑制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削弱其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使其不得不依附于地主经济。

考虑到在封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工业方面的生产形态来说，最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独立手工业，它们的发展及向规模更大、分工和协作更为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的过渡标志了资本主义的曙光。但是由于官营工商业活动对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限制，因此资本主义曙光即使出现也很微弱。

首先，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控制，严重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独立发展。唐代中叶以前，官营工业的劳动力除官奴婢和刑徒外，大量是为封建政权服徭役的更卒、匠人和夫等，他们基本上是无偿劳动。这！时期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使用主要采取劳役制的形式。唐代中叶到明代中叶，官营工业劳动力的性质从劳役制逐渐过渡到工役制，手工业者对封建政权的依附关系较前！时期有所削弱，但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的建立，把手工业劳动力固定起来，使城乡独立手工业者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力后备军。这种劳动力国家编户制度妨碍了独立手工业者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工匠服役地点！般都远离乡土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当值i，实际费时两至三月，特别是官吏的苛扰和盘剥更使得名为雇募的官营工业工匠所得无几近乎无偿劳作，这就使城乡手工业者既无时间也无资金去独立发展。当然，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官营手工业既从事经济活动，而且规模较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溢出效应刺激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对立物，起着不断削弱、瓦解官营手工业的作用。但直到清代中期，官营工业仍控制着若干重要的工业部门。

其次，官营手工业在市场方面对民间手工业发展的限制也是很明显的。中国自秦汉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作为市场主体的还是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市场，至于可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较多机会的重要产品的全国性市场虽然早就存在，但基本上是为官营工商业所垄断和独占的，即使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需的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的市场也由于官营手工业的自给性生产而大大缩小了。这样，城乡独立手工业当然只能与农村家庭手工业去争夺狭小的地方市场了。市场的扩大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前提，官营手工业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市场，使其经营规模相对狭小，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都很缓慢，同时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也就更为困难了。

最后，官营商业通过对重要商品的垄断性经营，不仅抑制了民间商业资本的发展，削弱了它对自然经济的解体作用，而且也阻止了民间手工业对全国性市场的渗透和冲击，进一步加强了封建政权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保证了官营工业的支配地位。此外，官营商业控制和垄断了国际贸易，抑制市场的对外扩展，这对于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欧洲资本主义最早出现在航运业、纺织业和采矿业中，主要因为这些生产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全局性影响，易于开拓市场，同时也是生产力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部门。在中国，除了以上三个行业外，陶瓷.造船等也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部门。但在明代中叶以前，由于官营手工业在工业生产方面居支配地位，上述各个部门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主要不是体现在城乡独立手工业中，而是体现在官营手工业中，这是城乡独立手工业中极少出现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的根本原因。

由于中国商品经济尤其手工业的发展受到各种制度因素的制约，同时又不能取得体制外的增长，那么这种传统结构及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一个限度，资本主义终久不能脱离萌芽状态也就不难理解。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篇4

关键词：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斯密革命

一、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

西方经济学说的前史包括西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这个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代表了奴隶主和封建主阶级的经济思想，大都从属于哲学、神学、政治学，还没有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才产生了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重商主义学说，而西方经济学正是从重商主义开始的。

重商主义者反对古代社会和中世纪思想家维护自然经济、鄙视货币财富的思想，认为货币(金银)是最好的财富，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金银，并把货币的多寡视为衡量富裕程度的标准。在财富来源的观点上，重商主义者认为西欧一些国家缺少金银矿藏，所以只有通过对外贸易，少买多卖，少支出多收入，实现外贸顺差、出超，大量金银才能不断流入本国。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中央集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重要保证，主张国家应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如垄断对外贸易，颁布保护商业、工业的法令，奖励和监督工业生产，实行货币输入和产品出口、限制或禁止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的政策，保护关税。并和国家政权相结合进行殖民扩张等。

重商主义在历史上起到过一定的重要作用。如西欧各国所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大大增加了货币财富的积累，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从而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但是由于重商主义是以流通领域和商业资本为研究对象。不可能提出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和获取方法，也没有反映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尤其是重商主义学说和政策中有关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垄断对外贸易的主张和做法，已经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因而受到了英、法两国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英、法两国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都认为，财富是各种物质商品而非货币。并且财富并不是来自流通而是来自生产。重农学派(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社会财富是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因而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农业，其它部门，包括工业在内。都不生产“纯产品”。在经济政策上，他们都反对重商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即实行自由竞争、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重农学派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都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自然秩序”。各种干预经济的政策都是人为的，不符合自然秩序的要求。

二、斯密革命

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创立。他在对重商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实现了西方经济学演进中的一次伟大变革。斯密革命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自由竞争、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

斯密的自由竞争、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理论是以其人性论为基础的。斯密从“经济人”的“利己心”出发，把“经济人”的“利己心”看作是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本源。在斯密看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资本家在从事投资时，所考虑的只是个人利益，然而结果却是最能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人们出于利己心的这种利人的考虑。就会使人类产生一种交换倾向：人们都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己之物的。由于人们这种利己主义的交换倾向，斯密认为满足人利己心的最好途径就是实行经济自由。

在经济政策上，斯密主张自由放任。这表现在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上。他认为，在一切自由社会里，人们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他说：“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自身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够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既然如此，国家就不应该去干预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斯密认为自由主义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国际，即主张在国际之间实行国际分工和对外贸易自由。在他看来。国际的分工和自由贸易正如国内分工和自由贸易一样，能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交换双方都能得到好处。

斯密虽然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并没有绝对化。他认为在一些情况下。国家干预是必不可少的。政府职能主要有三项：“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它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和压迫。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在斯密看来，国家的职能只在于为私人经营创造一个安全的外部环境，充当“守夜人”角色。

(二)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

斯密认为每一种商品都有一个“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所谓商品的“自然价格”就是由自然工资、自然利润、自然地租所构成的商品价格，也就是恰好可以依照自然报酬支付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格。这个价格就是价值。而所谓的“市场价格”就是市场上商品出售的价格。“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会经常不同，斯密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商品受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各种意外事件固然有时会把商品价格抬高到这中心价格之上，有时会把商品价格强抑到这个中心价格以下，可是，尽管有各种障碍使得商品价格不能固定在这恒固的中心。但商品价格时时都向着这个中心”。斯密认为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的背离对于生产有自发的调节作用，即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他认为当某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时。生产者就会相应地撤回一部分生产：当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时，生产者又会相应地使用更多的资本去增加生产。这样通过平衡，供求就最终使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趋于一致。

斯密强调指出，一旦经济活动的完全自由被剥夺，这些理想的结果将不复存在。形成对经济活动的完全自由被剥夺的情形包括“生产者的勾结”“商人的勾结”“对土地和其他资源的独占”“所有限制竞争的法律”等。所以斯密特别反对各种形式的垄断，他称垄断是一种罪恶。垄断者使市场供给不足。使消费者的有效需求从未得到满足，他们以远远高于自然价格的价格销售商品。他们或以工资或以利润的形式提高自己的报酬，使之高于它们的自然率水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垄断

价格都是最高的，形成了对买者的剥夺。对经济自由的限制导致了垄断，无论它是来自政府、商人还是劳动者。斯密对此都是极力反对的。

(三)经济增长理论

斯密认为，要实现富国裕民的目标，就必须具备国民财富，即供给国民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而要增加国民财富，就必须依靠两个方法，一是分工，二是资本积累。

斯密认为分工之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因为分工能促使劳动专门化，提高工人的熟练程度，分工可以节省因工种转换而损失的时间，分工使专门从事某项工作的劳动者有利于改良工具和发明机械。分工唯一的不利结果是使工人终身不断重复一项简单的操作，没有机会发挥他们的智力和才能，这样分工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斯密研究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进国民财富的重要作用，是把分工和协作结合起来论述的。在斯密看来，任何一种商品都是许多工人共同劳动的产物。许多工人的私人劳动(分工)通过联合(协作)。转化为单一的共同劳动，就化为一般的劳动。斯密还分析了分工与市场的关系。他认为，分工要受市场的限制，也就是说，分工的程度取决于交换的能力或市场范围。

斯密认为没有大量的资本。就难以形成经济增长。资本来自储蓄。可用来进一步提高生产力，还可以提高分工水平，扩大市场规模，因而资本积累是经济扩张的关键因素。斯密认为有四种用途。即用于获取社会每年所需的原生产物、加工原生产物为制成品、运输原生产物或制成品到需要的地方、分散一定的原生产物或制成品到消费者手中，实际上就是把资本用于农业、采掘业、加工制造业和运输业或商业。他认为这四种用途都是把资本用于维护生产性劳动，而且，这四种用途中等量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极不相同。对增加社会财富的贡献也极不相同，它们重要性的次序同分类顺序是一致的。斯密的上述思想，是以后的经济学家划分三次产业的最初思想来源。

斯密认为分工和资本积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则能够带来社会的变化和多样化。随着资本积累。就会出现从农业繁荣到商业繁荣的自然进程。农业的进步能够推动城镇的发展，城镇又能够为农产品提供大规模的市场，农业和城市社会的发展又为贸易和航运提供更多的机会。贸易规模的扩大将进一步刺激工业生产的发展和为出口而生产的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力的提高，人口也随之增长，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刺激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资本积累进一步扩大。

三、斯密革命的影响

斯密革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尽管自17世纪中叶起就出现了像配第、诺思、休谟、布阿吉尔贝尔、魁奈和杜尔阁等一批批判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然而，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才最终战胜了重商主义

斯密革命标志着产业资本的观念最终克服了商业资本的局限，实现了西方经济学演进中的一次伟大变革。

(二)亚当・斯密把威廉・佩第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完整体系

他在吸收前人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经济的内部联系，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篇5

关键词：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内涵；区别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高中生而言，就需要认识到不同经济形式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两种重要模式，有必要对他们之间的区别予以辨析，从而正确把握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一、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内涵

（一）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经济体系下，所有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都是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所引导的，不受到国家或是地方政府的引导限制。从市场经济的内涵上来说，其就是一种具备很强自主性的经济模式，产生生产的多少、销售的价格、销售的渠道等等，都是有市场主导的，市场需求多，那么就多生产；市场需求少，那么就少生产，一切经济活动都以市场的实际情况作为依据。虽然市场经济具有很高的自主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经济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或是滞后性。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是整体把控，不会出现盲目生产的问题。市场经济下，由于市场信息复杂，千变万化，再不能及时获知信息的情况下，就可能导致生产盲目或是滞后，最终导致损失。但是市场经济可以让市场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可以促进经济的最大化效益。[1]（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一种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经济模式，其是商品生产、交换、售卖的全过程总和。说的直白一点，商品经济就是以直接交换为根本目的的经济形式。根据商品经济形式的内涵，可以发现其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具有交换性。商品经济的本质是商品交换，所以交换性就是其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第二，开放性。商品经济的产生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实现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行业差别。正因为存在行业差别，才会产生商品交换的需求。而且随着经济行业的不断扩张，这种需求也逐渐提升，使得商品经济表现出了很强的开放性特征。第三，进取性。商品经济时代的生产者也是逐利者，为了在竞争中占据强势地位，或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必然要积极进取，对生产技术予以革新，或是扩大生产规模，表现出了很强的进取性。[2]

二、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存在的差异

（一）市场形式的差异。不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市场都是最为核心的载体，没有了市场，经济模式也就不复存在了。对比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来看，市场形式之间的差异是二者最为显著的一个差别。具体而言，在市场经济形式下，市场的形式是一种多层次多线条的球状化结构，即不同行业之间相互联系，而每个行业内部又会朝纵向和横向不断拓展，最终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市场形式。而商品经济的市场，是一种单层次的多线条结构，不同行业之间的经济交互是比较浅的，联系并不是很紧密，而且存在差异化的行业经济区别。所以对比来看，在市场的形式上，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就存在差异。（二）市场类型的差异。除去市场形式上的差异，在市场的类型上，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也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商品经济是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一种经济形式，所以在市场类型上，其只有一种类型，也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的。而市场经济除了商品交换市场之外，还具有生产要素市场，这就是和商品经济存在的最大区别。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实现的资源配置，即可以通过一定的经济形式来获得资源。而商品经济的市场不存在资源配置，只有通过劳动成果才能交换得到。换句话说，在商品市场中，经济活动的双方是一种交易关系，也可以说是交换关系。而在市场经济中，尤其是在生产要素市场中，经济活动双方是一种契约关系，通过一份契约达成当前的经济交易活动，而不是商品经济中的交换，这是一种本质性的区别。[3]（三）经济发展的差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商品经济的未来就是市场经济，或者说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因此二者在最终形态上是存在差异的。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商品经济是在经济发展初步具备了一定规模时产生的，这从商品经济出现的时间点就可以看出来。而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只有经济规模和经济条件达到一定的水平，才会产生市场资源配置的需求，在经济规模较小的时候，是不会产生这一需求的。因此，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区别就是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

三、结束语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篇6

关键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出分析。

在该文中，姜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单从时间上看，中国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之时，就确立起了"民得买卖"的地权原则，土地买卖逐渐盛行起来；而在西欧，到公元11世纪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内，起初不能让渡和不能分割的''''贵族''''土地，渐渐变为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的；实际上，它已被分割到漫无止境。"（注：［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4页。）土地买卖才发展起来。显然，中国历史上土地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确实比西欧要早得多。进一步来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买卖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买卖的。在中国，西周就确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权原则；而在西欧，由于土地处于高度稳定状态，不能买卖，马克思曾称之为"不动产"。

然而，分析土地的买卖不能离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结合社会形态来分析，在西欧，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是领主制阶段。伴随着土地的买卖，领主制解体，整个社会进入了地主制阶段；在中国，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恰好也是西周至春秋战国的领主制阶段。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和地主制的到来，土地买卖发展了起来。换言之，土地买卖是地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经济现象；从地主制产生之日起，就会有土地买卖，并无此先彼后之分。认为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一大特点的观点，主要是将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领主制作了对比之故，故而这种对比显然是不妥的（详后）。如果用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地主制作对比，那么，根本就无此一说。因为，土地买卖与地主制是同步的，并无此先彼后之分。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其根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具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具备成为小生产者的必要条件；而西欧庄园制下的农奴则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农业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属自然经济范畴，其商品生产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者。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交换的发达和商品生产的不发展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371页。）也就是说，当时虽然有城市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但大多数商品则是来自于各生产部门的产品。由于封建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占社会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农民，尽管中西方农民在人身自由和经营自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应是社会商品的主要生产者。

市场上商品的种类充分说明，农民均是中西方封建社会里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在中国，除盐、铁等大宗商品是来自于手工业部门之外，很多商品都来自农业部门，出自农民之手。粮食、纺织品、茶叶等农产品都成了大宗商品。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大多数商品是庄园中人身并不自由的农奴生产的产品。据12世纪留传下来的商税税则记载，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有牛、马、腌肉和熏肉、腌鱼或熏鱼、麦及其他谷物、蔬菜、葡萄酒、蜜、油、干果、盐、金属、毛皮、武器、颜料、羊毛、线、磨石等。在中世纪最为著名的香宾集市上，主要商品除手工业品和来自东方的丝绸及珍奇品外，还有粮食、饮料、皮革、各种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丝、丝棉、大麻、亚麻、棉花、牲畜以及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大多应是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注：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下册，第23章"中世纪的商人旅行、市场和市集、香宾市集、贸易管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6～199页。）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而西欧则是手工业者的观点，不仅与以上事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始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这一基本规律。

第三，"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商业比较发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得出这一结论，其推论前提是：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流通贝币，春秋战国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宋代出现纸币，白银逐渐成为货币，货币经济一直较为发达；而在西欧，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没有出现发达的货币经济。其实，西欧的货币经济虽然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下一度有所衰落，但到11世纪时，随着捷克、西伯利亚以及俄国的银矿的相继发现和大量开采，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信用业和金融业，形成了十分发达的市场网络。试想，没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西欧怎么能够率先发展到资本主义？而且，即使在西欧中世纪的初期，蛮族的入侵也没有立即使商品经济衰落，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有商业活动。那种认为西欧中世纪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观点，大大低估了西欧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更何况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也是处于"抱布贸丝"的交换水平之中吗？

再者，从货币介入交换这一角度来看，货币是从交换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出现货币。尽管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因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币材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中国从商周之时起开始用贝币。在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之初，甚至在此以前，日耳曼蛮族已用亚麻布条作为货币，后来还一度铸行硬币。（注：［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第8章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4页。）因此，把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看作中国封建社会有别于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并不妥当。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特点的问题上，从据以分析特点的基本思路到具体概括出的诸多特点，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往往将中西方封建社会作简单的类比，并由此推衍出结论。这是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应加以避免。

众所周知，特点是通过比较而得出来的。讲到比较，自然就有一个比较对象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是将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与中国的地主制社会作对比，从而得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缺乏可比性的。

关于封建社会的形态，历来有"典型"和"变态"之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而地主制才是"典型"形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以前，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把奴隶社会分为早期不发达奴隶制阶段和发达奴隶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难道封建社会会例外吗？而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地租形态的演进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对立消长来看，从领主制到地主制，都显示出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注：林文勋：《试论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刊《东陆学林》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世界各国、各地区封建社会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我们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和西欧来说，中国西周为领主制社会，进入战国，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中国进入了地主制。在西欧，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城市也早已衰落。"（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例如，"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西欧领主制（农奴制）解体后，并没有立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发展到其它的历史阶段，而是进入了地主制。恩格斯在论述西欧封建社会走向末路时说："在大多数农村中，虽然还存在着古老朴素的自然经济，但已有许多整片的地区，比如在荷兰、比利时和莱茵河下游，农民都不用徭役和实物献纳，而以货币向领主交付；领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们自己分别变成地主和佃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步骤，……。"（注：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页。）

既然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那么，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社会与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作对比就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只能用双方的领主制阶段与领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地主制阶段与地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否则，对比研究只能得出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在研究其特点时，无疑需要认真研究它的经济结构、经济要素。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它都不是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与其它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共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时，还需要克服就经济关系而言经济关系的局限，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去加以认识。这也是本文特别偏重从发展的过程去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特点的重要原因。

本着上述基本思路，通过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同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相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下列四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商品经济何时出现于中国社会，还需要探讨，但在商周时期，它的发展程度还是较为有限的。进入春秋战国，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市场不断拓展，交换空前扩大；金属货币广为流行；商人和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商品经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经秦进入西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当时，富商大贾不仅名著竹帛，而且左右地方政局，反映出商品经济力量无所不在，确乎达于极盛。

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统治。到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预商业的政策，商品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发展势头嘎然而止。汉武帝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时商品经济的基础还较为脆弱。盐铁为大宗商品，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时，汉武帝的政策体系完整，从生产到流通全面控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汉武帝任用得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连续不断的战乱又使商品经济失去良好的发展环境。商品经济急剧衰退，竟出现了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流通的反常情况。直到唐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城市坊市制崩溃，草市镇兴起；货币流通不断进步，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人和商人资本再度崛起。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时期，茶叶迅猛发展为与盐铁相伯仲的大宗商品，草市镇遍及全国，海外贸易取代了传统的陆上贸易，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与第一个高峰相比，此时商品经济的基础更为广阔，发展水平更高。

到了元代，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唐宋发达的商品经济遭受一定的影响，曾一度发展迟滞。进入明代，商品经济不仅很快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水平，而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第三个发展高峰。这时，交换进一步扩大，市场在更高的程度上整合，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力量迈上又一新台阶，形成了商帮。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点。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政治力量的影响较大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大一统的形成，消除了原来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的币制、度量衡及文字，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讲的就是大一统对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的形成，又使得统治者可以利用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治力量，干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不利的作用。

在整个封建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对商品经济的干预极为突出。主要是通过重农抑商和禁榷制度对商品经济实施干预。所谓"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贬低、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从商人数。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大量弃农从商，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地位。自战国商鞅、韩非等人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后，部分诸侯国及继起的秦汉王朝就推出一系列困辱商人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商人穿丝织衣服，禁止商人骑马，禁止商人仕宦以及谪发商人戍边等。而后，由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种抑商、轻商的观念意识。重农抑商形成一个从政策到思想再到观念的有机整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项根深蒂固的基本国策。到了唐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从根本上还没有完全动摇。即使到了明清，重农抑商仍然不时推出。明清两代都还曾重申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及不得仕宦的旧规。重农抑商的实施，抑制了商人阶级的发展。如宋代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类似例子不在少数。这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禁榷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政策，很多人往往将它归入重农抑商政策之中，这是不对的。禁榷制度的目的是，国家通过官营商业，与商人争利；它是官府充当大商人的结果，与重农抑商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项政策起源于春秋齐国管仲的"官山海"。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相继推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措施，将禁榷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行。历代统治者对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大多实行专卖，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如果说重农抑商政策是通过压制商人而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禁榷制度则是通过官府控制大宗商品的产运销，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自己所允许的范围和轨道。

不过，虽然这两项政策的出发点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但就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却是异曲同工，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政策双管齐下，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中国是一个疆域十分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征。这其中，由于各地区和各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起点有高有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

这种多层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有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内地与边疆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等等。以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同处于中原内地的南北两方，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就相当悬殊。至于城市和农村，在唐宋时期，一些大城市已发生了市场革命，处于较发达的状态，但许多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幼弱，尚处于自然经济之中。而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就更大。

唐代货币史上有所谓"钱帛兼行"之说。其实，除铜钱和绢帛这两种货币外，在四川和岭南的部分地区，还流通着实物货币；实际情况比"钱帛兼行"还要复杂。单以铜钱和绢帛来说，铜钱是形态较高的金属铸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层次；而绢帛只是一种形态较低的实物货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较低的层次。可是，就是这两种形态不同的货币，竟然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长期共存，流通上百年。这集中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是高低层次的共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高低共存，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多元化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应作为正确估价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思路。长期以来，在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上，不论是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还是就某个朝代而言，分歧都是不小的。一部分人根据某些材料得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结论，而一部分人则举出了商品经济不太发展的诸多证据。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只注意了一个方面，难免以偏概全。鉴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在估价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第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在社会变革和转折的关头都起到了革命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这是对世界各国历史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换言之，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但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这种作用又更为明显和深刻。

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峰相呼应，春秋战国、唐宋、明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重大转折和变革时期。这三个时期，虽然社会变革的内容不同，但从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来看，则有很大的共同点。即，商品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变革是由商品经济引发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的变革转折时期。在地主制到来之前，到处都是井田制这种农村公社。在井田制下，土地分成公田和私田两部分，由农奴耕种，但土地所有权均属最高统治者所有，实行层层分封，"田里不鬻"。广大农民生活在井田制公社内，互耕互助，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单位。村落与村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即几乎不与市场发生交换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的拉动下，农民逐渐走出井田，"以粟易械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交换关系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从井田制公社之外逐渐渗入到公社内部。起初，公社成员用于与外部交换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后，在交换的席卷下，土地逐渐卷入交换。于是，"田里不鬻"的制度被打破，商品经济最终摧毁了井田制公社，领主制解体，地主制确立和发展了起来。

对于地主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过去认为地主制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关系。近十多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重要突破，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商品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从上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来看，我们认为，商品经济应是地主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及基础；没有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没有地主制。也就是说，商品经济不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而是它的内在经济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