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篇1

一、“苏马非马”

“苏马非马”的基本观点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经过整理、理解、取舍、发挥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马克思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与列宁的很多思想也不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以及附加在马克思名下的错误观点;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接受的就是作为“非马”的“苏马”，这是造成中国革命建设失误的主要原因。所以，“苏马非马”论者认为：“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提出一项基本任务：批判‘苏马’，回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去”。

在这里，“苏联模式”被篡改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按“苏马非马”论的观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是“教条式的”、“附加了错误观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改革开放前，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中国共产党也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要来“正本清源”，走上“原本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去。主张这种错误观点的人，对于究竟什么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避而不谈。

我们知道，所谓“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在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形态，是社会主义共同本质特征和苏联民族特色的统一体。它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教训。“苏联模式”的成功经验又分为两部分：一是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现阶段有普遍意义。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即我们称之为“十月革命道路”的东西。二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这包括两种情况：只符合苏联实际，不符合其他国家实际;只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不符合苏联后来发展了的实际。

历史上，《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将“苏联模式”中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概括为五个基本点，这五个基本点实际上是我们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最早的表述。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将其概括成六条标准。再后来邓小平将其凝练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五个基本点是：（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共产主义政党。（2）在党的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夺权。（3）在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度，消灭阶级。（4）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5）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搬别国的模式，走自己的道路，是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突破苏联模式，开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论十大关系》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学者取得的共识。

二、“以儒反马”、“以儒化马”、“以儒淡马”

涉及儒学的思潮、观点很复杂，其性质各有不同，只有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对其性质做出正确判别。下面讲的情况只是其中的三种：一是“以儒反马”，这包括国内的“儒化当代中国”怪论，国外媒体的歪曲;二是“以儒化马”或者“以儒归马”;三是“崇（以）儒淡马”。

1.“以儒反马”。“以儒反马”的基本观点和手法是，诬称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异族文化”，造成了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和民族精神根基的缺失”，使中国失去安身立命之本，精神彻底丧失，誓要“儒化当代中国”。“儒化当代中国”论是一股封建复古主义思潮。这股思潮总的原则是要把中国演变成“儒士共同体”国家即“儒教国”。他们设想，“儒教国”的建制是“儒家议会三院制”：政府从“儒家议会”产生，对“儒家议会”负责。“儒家议会”分“三院”，即“庶民院”、“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代表“民意”，其议员按一人一票的原则由民众普选产生。“通儒院”代表儒家圣贤理想和“天道价值”，其议员通过考试、举荐和到民间访查等方式产生。“国体院”代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其议员按血缘关系，从历代圣贤、历代帝王和历代历史文化名人的后裔（如孔子的后裔）中挑选，通过继承和任命产生。从而通过“儒教国”议会和政府，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和控制。

儒化当代中国的主张者将实现“儒教国”的策略路线分为“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上行路线”即“在上层，儒化中国共产党”。“下行路线”即“在基层，儒化社会”。两条路线“双管齐下”，同时推进。实现“儒教国”的关键是：“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只要“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所以当代儒家对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辱骂。此外，国外一些媒体的鼓噪也属于这一大类。

一个时期以来，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些论述明白无误，坚持和发展了我们党长期的观点。

但是国外一些媒体借此大做文章，进行歪曲。诬称“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中国社会‘尊孔崇儒’的时代已经掀开序幕”，等等。

2.“以儒化马”。这种观点口头上表示并不反马，确实有些人也不一定自觉反马，但是他们的文章表现出一种倾向：自觉不自觉地以儒释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磨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从思想实质看，其力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明显反映出用儒学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诉求。这种情况虽然与第一种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如继续向前发展必然反马。

3.“崇（以）儒淡马”。有人总把马克思与孔夫子对立起来。如有人撰文说，20世纪一二十年代高调“打倒孔家店”是思想倾向的典型代表。以儒家文化为指导也可以成功走向现代化，如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按这些观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入和传播时期，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批判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与孔学两种思想体系没有本质区别。

对这些错误观点，我们要做科学分析。

其一，不能说20世纪一二十年代批判孔学是的思想倾向，相反，否定这个时期对孔学的批判所起到的思想解放作用才是的表现。始于1915年秋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尽管在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上存在弱点，但是，如果没有它对封建主义正统思想――孔学的批判，人们就不能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就不能为以后新文化运动中的左翼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准备适合的土壤。如果没有、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对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道统说”的批判，就不能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理论。还要指出的是，丰富的文献资料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批判孔学过程中，并未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且明确指出，孔学不等于全部国学。同时他们既未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也未把孔子说得一无是处。

其二，马克思主义与孔学两种思想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孔学的思想体系是什么？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说：孔子的学说……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我国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先生在《方法论问题》中说：孔学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血缘关系等级制度的封闭体系。

其三，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建设。且不说现代化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分，就是从生产力角度说，以儒学为指导，也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因为“孔学集中讲伦理哲学，而对社会生活的基础完全缺乏认识理解。……这是孔学根本的弱点。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缺少唯物论，没有经济学思想”。（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中国古代史也说明，在中国曾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并没有帮助我们实现现代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处于支配地位时并不是中国最强盛的时期，而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恰恰是儒学的地位不占优势的时期。汉代前期的盛世，尊奉的是黄老学说，孔子并无地位。唐代是中国历史的光辉时期，盛行的是佛教，尊奉的是道家老子，儒学也不占优势。宋代最尊孔且创造了新儒学，可宋代最弱，徽、钦二帝竟被俘。南宋时期，理学“一枝独秀”，但还是被不尊孔的蒙古铁骑战败，亡于江南。

当然，孔学有其历史作用。如所讲，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而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并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的大量的人类智慧成果，在影响和塑造中国人，维系社会的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影响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方面，起过重要历史作用。在批判“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的同时，又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为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陈独秀也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

今天，不能只看到孔学中的精华，不看其糟粕;不能把孔学提到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高度;不能因从孔学中吸取精华就把孔学抬到比马克思主义地位还高、甚至替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程度。不仅如此，对从孔学中吸取的精华，也要结合现时代精神、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要，予以加工提炼，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三、“以西马释马”

“西马”概念，在不同著作里有不尽相同的内容。其中，作为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有一些很深刻、很有价值的思考，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择要吸取。

此处说的“西马”是专指以抽象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主张。这种主张攻击马克思主义存在“人学空场”，即“见物不见人”，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

其一，这种“西马”论实际上是用唯心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以所谓“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自誉。

其二，这种“西马”论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它无限扩大马克思主义概念，把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上比较流行的一些思想嫁接在马克思主义上，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把两种本质不同的东西凑到一起，伪造出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弗洛伊德主义的、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等等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马克思主义。

其三，这种“西马”论还企图通过制造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差异”、“矛盾”，马克思与列宁的对立等等，企图肢解、毁灭马克思主义。

一些人以这种“西马”论为圭臬来判别、重释马克思主义，以“西马”的是非为是非。这种情况渗透到我们一些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有的学科点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课开得很弱，在没有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缺乏科学分析能力的情况下，用主要精力去学习研究“西马”，以致阻碍了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概念的确立，严重影响了青年一代学者的成长。从一些公开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出，大家都讲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对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各人所理解、认同的内容却很不一样。这种情况如得不到彻底纠正，长此以往，必定会反映到对我们立党立国指导思想的认同上，所以非常值得警惕。

四、“指鹿为马”，同时又“指马为鹿”

前些年，有人胡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等等。近一段时间，又有人抹杀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蓄意将社会主义说成非社会主义，又将资本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指鹿为马”者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抹杀马克思主义关于判断一个社会的标准。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而一种生产关系的性质又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有什么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性质的社会。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恩格斯晚年还强调，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

“指鹿为马”者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抛在一边，用捏造的所谓功能社会主义来批判、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即他们诬称的结构社会主义。按照功能社会主义，公有或私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界限。私有制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也属于社会主义。他们肆无忌惮地歪曲邓小平理论，说以“猫论”、“三个有利于”为灵魂的邓小平理论，是一种典型的功能社会主义。他们还以奥巴马来混淆“马”，称：“奥巴马竞选时，有西方人士评论他的主张说：这在欧洲叫社会主义，在美国叫福利，在奥巴马叫变革”。

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我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指鹿为马，又指马为鹿的狂言，是违反宪法的，本质上是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点。

面对错误观点（包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中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出来讲话”。他强调：“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邓小平说：“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篇2

［关键词］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文学本质；文学现场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4-0050-05

文学本质多元论，在文学的本质问题上持一种历史的、文化的开放性态度，强调文学本质的多元性存在。文学本质多元论认为，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空间应该具有历史的累积性与文化的叠加性，同时还应该具有未来开拓的可能性。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空间不仅是现实性的，同时还应该是可能性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此处所说的文学本质已经不再是形而上意义上的本质，而是基于后现论、基于文学事实考察具有形而下意义的本质，它指的是文学实践活动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一致的特征，质态，它是一种生成性的、建构性的存在。

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无所谓文学与文学观念。文学与文学观念都是一种人文现象，它们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成长相伴随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发展，文学活动也存在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不断丰富、不断开拓的过程。与之相应，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空间也存在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展开的过程。但是，文学本质的展开往往并不呈现为一种线性连续的同质状态，而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历史性的播撒、空间性的弥散状况。因为每一历史语境、民族文化语境各有不同，由此决定了文学本质空间探索向度的差异。文学理论研究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阐释，应该走向“文学现场”。但何谓“文学现场”，它由怎样的成分构成？笔者认为，历史向度的文学、当下状态的文学、未来向度文学发展的可能及他民族的文学四种成分共同构成了“文学现场”的空间。文学本质多元论正是文学理论建设力图回归这种“文学现场”的一个尝试性的结果。

一、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现实依据与理论基础

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历史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但是，笔者的思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纯理论的层面，而是更多地深入到了中外文学史的史实之中，并适当地结合了对于“文学现场”的分析考索。

依据相对主义文学观念，不同时期的文学质态不可通约，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质态也不可通约。比如唐诗与宋诗。唐诗讲究情趣，宋诗讲究理趣。它们之间很难相互打量，相互审视。宋代严羽有一段著名的话很能说明问题：“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1］也就是说，依据唐诗的标准，宋诗实在算不上什么优秀的作品，因为它们太过于说理、太过于显摆自己的才气，结果导致太着实、太直白而缺乏余韵。当然，如果反过来，依据宋诗的标准来衡量、评价唐诗，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结果。但是，如果以各自的规则来分别衡量、审视、评价，可以发现它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如今，唐诗与宋诗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文学经典，但是，它们成为文学经典的原因却是不可通约的。再比如，南朝的齐梁文学与唐代文学，西方的古典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与象征主义文学等，情况也与之类似。其实，即或是同一时代、同一语境的文学实践也会往往如此。比如，象征主义文学对于隐秘世界、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自然主义文学对于科学及现实世界的执著与唯美主义文学对于语言形式的刻意追求，表现主义文学的抽象化、本质化倾向与未来主义文学对于现代的拥抱及对于未来社会的希冀等，也都是这样。具体到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情况更为明显。比如，中国传统文学在言意关系上、在结构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上都迥然不同于西方文学。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文学的观念来审视西方作品，西方文学将会是低劣之作，因为它们太过直露、没有韵味，也没有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果反过来，情况也绝对会与之相应。再比如，中国的传统“史诗”、“戏剧”等叙事类文学与西方的史诗、悲剧等叙事类文学，它们之间又怎么样能够相互打量？但是，这样一些迥然相异的文学却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文学宝库，成为了我们所置身的“文学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如此文学现场，面对各种质态的文学存在，文学理论将如何言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察、分析、思索，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史事实，笔者认为，文学的本质应该是一个多元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本质的生成类似于我们传统观念当中道的演化，道原本为无，由无而生有，由少而生多。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本无所谓文学，也无所谓文学的本质。进入人类社会以后，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文化语境，人们依据各自的生存状况、文化氛围，从事文学活动，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在不同的向度上开拓文学的存在空间，进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具有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的文学存在质态。在人类的文化时空当中，各种各样的文学存在质态、各种各样的文学本质开拓向度并不闭锁于某一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某一民族的文化语境，而是处于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开放之中，作为人类的精神文化成果广为后世、不同的民族所享有。文学本质的生成是多向度的，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民族文化仅仅在某一向度或某些向度上生成、开拓，但是这些生成、开拓都从不同的方向上拓展了文学本质的存在空间，而这种开拓与生成没有终结，也不会有终结。

二、文学本质多元论与反本质主义文论

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不得不谈一谈对于反本质主义文论的看法。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应该说从反本质主义文论获得了许多启发，汲取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源，但是，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则立足于对反本质主义文论的反思、修正。

反本质主义是作为本质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反本质主义者看来，本质主义是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本质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常常将某些特定群体，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而生产出来的对于文学性的理解普遍化、非历史化。与之相反，反本质主义者认为，“任何理论或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时期、出于特定的需要的目的从事的一个‘事件’，因此它必然与许多具体的条件存在内在的关系。”［2］因此，要求将文学本质问题事件化、语境化、地方化，强调文学观念对于社会时代语境、民族文化语境的依附性。

本质主义文论的问题与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以某一时期、某一群体出于某一需要所开拓的文学存在空间视为文学的唯一存在空间，限定了文学艺术本质存在的历史开放性与文化开放性，同时也限定了文学艺术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压缩了文学艺术的本质存在空间。相对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文论的价值与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它恢复了文学观念与社会公共领域、社会现实、文化实践、文学实践的联系，揭示了文学本质的历史性与地域性，注意到了文学存在空间的生成性质。但是，反本质主义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如果不能及时地、认真地加以反思，修正，那么，它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也必定会造成有害的影响。

在笔者看来，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反本质主义文论虽然注意到了文学本质存在于历史空间、文化空间中的播散与弥散，但却没有注意到文学本质存在的累积性与叠加性。反本质主义文论主张，文学本质观念的建构具有事件性与地域性，文学本质观念依附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与文化语境，进而过多地强调了文学观念历史时代之间、民族之间的断裂、差异，而忽视了文学观念在历史时代之间、民族之间的连续性。实际上，每一种文学观念并非仅仅闭锁于某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与民族文化语境，而往往具有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的一面。文学观念的更迭与自然科学中的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不同，地心说可以被抛弃，但是当表现说产生时却并未完全使模仿说失效。因为文学的本质既是一种建构的结果，也是一种生成的结果，文学观念与文学实践相伴而生，并呈现为某种具体的存在形态。当然，历史语境、文化语境可以不断地改写历史上的文学文本，但是，我们对这种改写的程度、限度不应该过分地夸大。我们现在阅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但丁的《神曲》与作者同时代读者的感受肯定不同，但也肯定与阅读现当代的纯文学经典不同，这就说明，历史上的文学文本其意义并非完全固定，但也并非变动不拘。文学观念往往附着于某种文学存在形态。文学的存在形态存在于历史之中，但也能够走出历史呈现于当下，与之相应，文学观念也可以因之而走出历史。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讲，文学观念也具有历史的绵延性。况且，文学观念应用于文学实践，也并非随着另一种文学观念的兴起而完全停歇，而往往是继续运行。比如，当人文主义文学兴起以后，宗教文学实践还依然进行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再比如，浪漫主义的兴起没有完全阻止古典主义文学实践，现实主义的兴起也没有完全阻止浪漫主义文学实践。另外，文学新观念的建构也不可能完全与过去的以及异域的文学观念、文学存在形态完全绝缘。因为文学观念的建构依附于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历史语境从构成上来讲，它不仅包含了当前的社会实践因素、当前的文化视野与文化成规，而且还承传了大量的文化传统，接纳了大量的异域文化因素—历史形态的各种文学文本、各种文学观念以及他民族的文学文本、文学观念还会以一种共时性的现实形态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呈现。

英美新批评理论家T.S.艾略特曾言：“历史意识是这样一种意识，即不仅要看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看到过去的现在性。”［3］笔者可以借以引申这样的结论：文化意识应该是这样一种意识，即不仅要看到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而且还要看到文化的世界性。由此反观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其问题也就在于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的缺失。

第二，反本质主义文论更多地回到了理论现场，而没有真正地回到“文学现场”。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与福建社科院的南帆研究员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反本质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两段话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反本质主义文论的整体学术取向。

我们并不能够提出新的可以取代旧的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新的本质主义文学理论，我们认为本质主义的提问方式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需要、目的建构了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何种关于文学的理论为什么取得了支配或统治地位？被封为“真理”甚至“绝对真理”？何种被排斥到边缘地位或者干脆被驱逐出去？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是否表现为一个平等、理性的协商对话——商谈过程？是否符合民主自由的政治程序和文化精神？［4］

文学与“本质”的考察远不如文学与历史的考察重要。对于文学研究说来，这带来了两个意味深长的后果：第一，文学性的定义只能是相对的，每一个时代都可能修改已有的定义。第二，相对于推敲一个普适的定义，不如解释某一个历史时期为什么产生这种而不是那种文学特征［5］。

“热衷于调查既有文学观念在发生学上的历史/地域性，致力于解构一切文艺学对文学‘本质’的认定，暴露一切文学观念的‘非普遍性’和‘非真理性’”［6］事实上成为了反本质主义文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所以，从整体取向上来讲，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应该属于文学理论知识考古学的范畴，是一种文学理论史理论。“回到文学现场”，这是反本质主义者的主要理论主张，也是他们用以反对本质主义文论的利器，但是，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回到文学现场，而是更多地回到了理论现场，对于文学批评史文献及其生成背景的梳理辨识，远远超出了对于文学史实、对于文学现场的关注。与文学史研究的脱节，对当下文学现场结构性考察、分析的缺失成为了反本质主义文论建设的重大偏失。所以，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是解构本质主义的理论、文学批评史理论，而不是“文学”的理论。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在我们当下的语境当中所能够承担的学术功能，主要是扫除本质主义文论的障碍，为新的理论建设开辟道路。它主要是一种批判的工具、开路的工具，而不是理论建设本身。

第三，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过于关注文学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梳理，而疏于对文学演变本身的考察分析。这一点与上一点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在这一点上，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与本质主义文论实践是非常相像的。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本质主义文论梳理文学概念是为了说明自身理论建构的真理性，而反本质主义文论则是为了说明文学观念的历史性、地域性。因为都脱离了文学发展本身，结果都没能很好地说明文学本质的生成问题。我们大家知道，在西方世界，在现代文学概念产生之前，以诗的名义加以统辖的各种文献，其外延基本上是与文学相吻合的。在中国学术界，情况与西方不太一致。在现代文学概念引入以前，没有一种集合性的文体概念统辖文学整体，但这也不能说明与西方文学史、文论史相反的道理。我们如果从中外文学发展本身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将会发现，所谓现代文学概念的产生这样一个文学学科的重大事件，其实也仅仅是文学形态的另一种存在空间的开拓而已。在西方学术界，在诗的概念主宰文论话语的时代，诗要么是模仿、要么是象征，而在文学概念主导文论话语之后，文学成为了审美，但文学模仿或象征作为观念或文学实践，并未消失也并未失效。中国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在现代文学概念引入以前，文学要么是载道的，要么是言志缘情的，要么是天人合一的，要么是实用的。在现代文学概念引进以后，实际上也仅仅是增加了文学是审美的存在向度，而其他存在向度则依然还再延续。反本质主义文论，因过度关注文学概念而疏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考察，而使自己在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上陷入到了一种错误的境地。

第四，反本质主义文论具有浓厚的历史宿命、文化宿命色彩。文学理论建设既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时代语境、一定的民族文化语境，又对社会时代语境、民族文化语境产生一定的促进，瓦解作用。文学理论不仅仅承担着解释描述的功能，而且还承担着一种文化先锋的职能。但是，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更多地强调了前一个方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后一个方面。文学理论建构被看成了一种必然的、被动的历史承载，而不是被看做一种积极的、主动的介入性，超越性的行为。这就由此决定了，反本质主义文论更多倾向于解释、倾向于已成，而不太注意新理论的建构。在我们当今的学术界，反本质主义是作为一种新锐的理论而出现的，但实际上却包含了很多的保守性的成分。

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正是在对反本质主义文论以上问题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力图回归文学现场，恢复文学理论的“文学”性质；注重当前语境结构的考察分析；力避与文化相对主义就成为了笔者的自觉意识，进而也成了文学本质多元论的主要学术取向。

三、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价值意义

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具有非常大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第一，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有效地克服本质主义文论对于文学其他属性的遮蔽，能够有效地保持文学理论的历史连续性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历史上，文论家们建构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持一种文学本质一元论，或强调模仿或强调言志或强调抒情或强调象征或强调反映或强调审美或强调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学发展的丰富可能性，同时也限制了文学理论自身开拓的各种可能性。这实际上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闭锁行为，既闭锁了自身也闭锁了文学。文学活动、文学理论实践实际上都应该属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领域，应该具有一种广阔的包容性、开放性、立体性。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在某种意义上，既是我们对于文学理论建设存在之家的回归，也是对于文学实践存在之家的回归。可望为我们的文学事业、文学理论建设事业带来勃勃生机。

第二，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有效地吸纳历史上及他民族的文论成果、文学成果，形成开放、多元的学术视野。通观中外文论、文学发展史，可以发现，以往人类对于文学本质空间的探索，往往呈现为一种猴子下山似的状况。模仿说、表现说、审美说、文化说（中国现代进程发端以后，也基本类似），一步一步地走来，抓住一个放弃一个，进而致使以往的探索归于无效。就如同西西弗斯一样，呈现为一种一往无前的徒劳状态。文学本质多元论的建立，可以一改文学学科的这种发展史状况，它将会以一种开放、多元的胸怀来吸纳以往及他民族的文学探索成果，并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将文学的存在空间向未来开放。在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视野之下，历史上的本质主义文论探究成果将不再毫无意义，而是会重获生机。比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文学语言探索，我们当前的文化研究往往对其采取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而文学本质多元论，则非常注意对其合理性因素的吸收。在笔者看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探索尽管远远没有达到目标，尽管在很多方面未尽人意，但是其探索的结果作为一种相对的文学本质绝对不会毫无意义，其考察、勘探的文学本质存在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会长时间地存在流传。

第三，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促进文学各学科的健康发展。我们以往编撰文学史往往都以现代的文学观念加以统辖，时下学术界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从一个方面来讲，应该不虚。但是，另一个方面也不容忽视，那就是“一切历史毕竟是历史”。如果仅仅以某种现代的文学观念加以统辖，那么，文学史写作将会是平面的，而没有历史纵深感。那么，如何才能使文学史成其为历史，恢复其应有的历史纵深？笔者以为，文学本质多元论作为一种文学史观念、批评史观念，可以达到这一目标。

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实践整体状况是不太令人满意的。我们的研究者群体在世界上应该是规模最大的，成果产出也应该最多，但是在世界学术界却长期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产生应有的影响。关键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没有回到“文学现场”，仅仅是就理论谈理论，形成了一种理论的深刻、无效的深刻。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实践缺乏对历史语境、文化语境的全面考察分析，致使我们的研究趋向某种偏执，众口众辞难以对话。文学本质多元论的建构，可望能够扭转这种状况。

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性品质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性品质的内涵

（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理解

品质是指行为、作风上所表现的思想、认识、品性等的本质。品质是衡量自然界、思想意识和人类社会发展本质的一个综合性的认识标准。①因此，马克思主义品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体现，就是马克思主义作风的体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过程的本质的认识，就是它不同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的体现，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格魅力、思想作风、理论风格、精神风范等的高度凝练的结晶。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品质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后，作为当时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文明成就，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很多国家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当时的国家、社会和民族发展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传播时，进入不同的国家，民族性品质就体现出来了。恩格斯较早地论及了这个问题。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美国政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纲领，并在美国运用，指导美国人民的实践，解决美国人民的问题。当时的很多人认为，俄国性是列宁主义理论的首要特点。所谓俄国性就是民族性品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也出现过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性品质的问题。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这是一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课题。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当然，那时提中国化，不单是指民族性，但是，首要的问题就是民族性问题。

从以上内容来看，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品质的理解，可以这样来表达，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各民族及其各国的发展实践相结合后所形成的特点，是各国马克思主义的各国本色的体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各国的具体国情、历史文化、民族特性相结合，进行国别化、民族化、具体化，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走自己的路，使马克思主义体现各个国家不同的风格、特色。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性品质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民族性品质在中国的发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使之具有中国特色，以正确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时出现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不断开辟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传入中国并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于1921年7月成立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政治思想相互有一定程度的容纳，于是就有了体现中国民族特色的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一）思想的提出与实践中所显现的民族性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发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领导人开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更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条条，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开创了一条与俄国十月革命迥然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最后，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诞生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实际，创立了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我国从本国国情出发，打破教条主义，“以苏为鉴”，走出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思想具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而贯穿于其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他们构成了思想的活的灵魂。班固赞扬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里所讲的实事求是，指的是务实求真的治学态度，并没有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后来梁启超在评价明清之际的哲学家开辟的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哲学思潮时，把他们的特点归结为“以实事求是为鹄的”。②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加以改造，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又如用“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来说明认识的发展过程。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所展现的民族性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本人认为，邓小平理论可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命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个层次，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贯穿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过程始终和各个方面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第三个层次，邓小平理论首要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本质论。它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主干部分。第四个层次，邓小平理论中具有独创性的基本原理―初级阶段论、改革开放论、市场经济论、发展战略论、经济全面发展论、依靠力量和领导力量论等。第五个层次，邓小平理论的实践纲领―党的基本路线及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邓小平理论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的民族性。比如，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科学技术史生产力”的命题，而邓小平根据时展的礼正国”以及“兴教励学”、“选贤任能”等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治国智慧，提出新情况和我国国情的变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②邓小平理论又充分吸收了“重民”、“贵民”、“惠民”、“安民”、“富国”、“强国”、“以了尊重实践要与尊重群众相统一。他认为“我们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

（三）民族性品质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突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新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等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下结合我国的发展特征而提出的重要理论，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品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总体的形式融汇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又如，现时期我们所要实现的小康社会，就与中国古代所提倡的“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思想具有异曲同工的理想。

（四）科学发展观中所体现的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基础是发展着的实践，新的实践又需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不仅提出了客观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发展的现实的可能。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其核心是以人为本，第一要义是发展，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时代进步的要求，体现了实践发展的需要，是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两个最基本的思想财富；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两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的核心思想和思想财富。这样一来，实际上是为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与中国历史文明的结合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文明中的合法性和文化地位。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品质“以人为本”的人本性思想，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得到的普遍认同。

总之，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在中国特色土壤上的新成长，是马克思主义民族性品质在中国的发展中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品质在中国的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本国特色，是其区别其他理论的主要标志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结合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的延续，这对于我国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朱瑛，李运祥.马克思主义品质研究[M].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②肖浩辉，谭宏运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参考文献：

[1]朱瑛，李运祥.马克思主义品质研究[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5]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肖浩辉，谭宏运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8]金观涛.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J].新观察文摘.1988年9月

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篇4

人文精神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体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扬弃，其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是都具有理想性与现实感，围绕人的理想追求和人的现实幸福而展开理论；都关注人的价值诉求，追求人的自由、平等权利；都具有强烈的批评性。但是它们又有区别：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视野是单纯个体与个人，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理论视野是社会的统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属性是具有特殊性的，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理论属性是普遍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理论方法上具有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特点，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则具有超历史性与历史性的特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价值取向上是纯工具理性与工具理性，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在价值取向上是价值理性的统一。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人类优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基本精神

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维度之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早期到晚年的一系列著作中，都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德法年鉴》里对自由、平等的吁求，对贫困农民的同情和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非人化的控诉；《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理想社会状态进行了全面性的设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科学的“人”的学说的提出；《资本论》关于人的本质、人性、人的价值、幸福、权利与义务的思想，关于自由时间、发展空间的理想；《人类学笔记》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其它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著作中，都体现出丰富的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精神强调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

（三）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基于唯物史观的“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从马克思关于********社会应当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思想，到列宁关于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思考，人文关怀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念的基本原则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强调在重建人的精神家园，关心人的生存境况，探讨人类的出路与发展中，重构现代人的精神信仰和终极关怀，要求使人真正地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世界的主宰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人文精神，提升人生目标和价值需要人文精神，事业的发展与成功也需要人文精神，弘扬人文精神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需要，是时代和现实的选择。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性和社会性出发，提出理想社会的本质特征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预见；从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阐释人的解放及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明确个性自由的发展目标将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主要内容。以人为本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更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

和谐社会的内涵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按照一定规范相互联系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共同体，社会和谐就是指社会内部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人与社会、人际关系、人与自然、人自身和谐等。社会和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同志还专门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建设”的关系作了阐述。他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建设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加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保证。”可以看出，社会和谐是系统工程，是三个文明的有机统一。

和谐社会构建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必要性分析

物质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一些人只见效率不见公平、只见局部暂时不见全局长远、只见经济增长不见社会效益等，导致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片面、畸形，导致了经济生活中诸如贫富分化等严重问题，都是社会经济生活不和谐的表现。它导致了民众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动摇。实践证明，物质文明建设不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路标，不“以人为本”，就不能很好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关系，不能真正维护广大民众的经济利益，不能真正解决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无从谈起。

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关键。历史和现实表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不和谐的表现。实践证明，政治文明建设不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指南，不“以人为本”，就不能切实地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不能真正保障民众的各项政治权利，也无法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最终落空。

精神文明是和谐社会的灵魂。历史和现实表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社会精神生活不和谐的表现，导致了民众对社会价值体系认可上的混乱和疑虑。实践证明，精神文明建设不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导向，不“以人为本”，就不能充分提供民众喜爱的文化产品，不能实实在在地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体现民众的愿望，表达民众的情感，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流于表层。

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指导下的和谐社会构建思路

（一）建设和谐社会的物质文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物质文明，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是以人为本，人是社会的人，以人为本就是要研究社会中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规律，并从这个规律出发，再经过社会创建一切制度规范的终极目的推导出科学优良的制度和规范。在这些关系中，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最根本、最基础性的关系。要尊重人性的基本规律，把人性规律当作一切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的根据和出发点，把人性当作治理社会的一切规范性价值的源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人的需要的全面满足，又包括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的能力的全面发挥。同时强调关心弱势群体的发展，致力于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最广大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还要正确处理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正、利益与义务、经济发展与社会效益关系。

（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文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文明，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民主与法制是密不可分的，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二者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方向和性质具有决定意义，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保证。同时要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即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具体到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坚定的走人民民主道路；具体到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用法律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三）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精神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主观世界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历史上的精神文明既有历史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它的发展需要物质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它的发展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切实从民众的精神需求出发，坚持文化的“双为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确处理文化的高雅与通俗、精品与大众，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继承性与创新性等关系。“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总结了党长期以来领导科学文化的经验教训，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是创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根本保证，促进了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而“双为方针”概括了社会主义时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根本目的，反映了时代要求，符合文化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双为方针”是贯彻“双百方针”的必要补充，为“双百方针”指导下的文化事业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篇5

在新的历史时期，凝聚人心的理想和精神支柱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以邓小平理论和讲话的精神为旗帜，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全社会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成为凝聚和鼓励全国各民族人民奋发进取，振兴中华的伟大力量，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所在。也是这种文化的巨大作用之所在。所以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力、政治力、军事力，也包括文化力在内。文化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内在驱动力，当今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就是文化力的有形体现。物业文化艺术化，商业文化美学化，产业文化理仿化就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文化力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功能。我们说，如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呈强劲势头，我们在国内治理和国际竞争中就难以掌握主动权。只有从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高度认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才能深刻理解我们肩负的重大责任，充分认识专业建设培养高素质艺术人才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科学技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精神文明。这就是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

在努力办好珠宝设计专业的实践，根据“坚持标准、严格要求、强化基础、突出创意”的教学组织管理的基本要求，从广泛的社会生活的重大主题出发选材，创作了富有时代气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描绘美好生活。

在高校党政领导下的办学虽然取得一定的成功，但与十提出的要求相差甚远，其主要表现在学生和教师的思想素质还很不适应未来新世纪对人才全面素质的高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艺术匠人”的保留影响，少数人比较缺乏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群体意识淡漠等。这些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学习十精神，开展思想教育和教学观念大讨论，提高认识水平来解决。

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迎接挑战，以培养高素质，创新型艺术人才为目标、采取哪些可行措施来进一步推进专业的发展与管理创新呢？

1.借教学思想，教学观念大讨论的东风，根据在全国艺术院校工作会议上的倡导，在全专业师生中开展“不做艺术匠人要做高素质艺术人才”的大讨论，进一步解决艺术人才的正确价值取向。

2.在专业教师中深入学习十精神，提高教师的认识水平，明确肩负的重要历史责任。

3.学习未来知识经济社会的有关资料，明确培养跨世纪艺术人才的培养规格、强化教师的敬业精神和自我实现、自我完善、不断进取，勇攀艺术高峰的奋斗精神。

4.加强教学过程的管理控制、强化教学，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提高教学效果，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协调综合发展的艺术人才。继续有效推行学科教学成果的集体评讲评分制度，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创新管理控制方法。

5.探索课程体系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组合，为培养全方位，高质量的工艺美术人才奠定基础。按“通才+特长”的模式培养跨世纪的高素质创新型艺术人才。

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意义；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2-0108-03

收稿日期：2008－01－12

作者简介：

龙井仁（1965-），男，湖南桂阳人，湘南学院马列部副教授。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意义

（一）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纵观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探索，经历了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前，世界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过程中，侧重于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条件性和特征性进行探索和研究，主要回答“社会主义有什么”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注重对社会主义实然性和根本属性的概括和总结，主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无论回答“社会主义有什么”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是从本质实然性层面对社会主义作出回答。随着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客观上要求对社会主义本质有新的深刻认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该理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共同理想、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用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社会建设价值观和以富强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以民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文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和谐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具体表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既坚持以往社会主义理论中合乎实际的科学理论，坚持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精髓，把发展生产力和人民富裕作为根本目标。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又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展开与发展：一是由实然性向应然性的发展。以往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侧重于对社会主义本体论的揭示和认识，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则以社会主义本体论为基础，把社会主义实然性与应然性结合起来，注重对社会主义价值理论的阐述与概括，重点回答“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将给国家、民族、社会带来怎样变化”等问题，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未来，更易于鼓舞人心、凝聚力量。二是实现了由点到面的突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的提出既继承了历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理论观点，又把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引向深入，把社会主义本质的表现与特征、内在要求、生产力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的条件、要素、面貌和意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向人们清晰地展示社会主义的全部面貌。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是一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景图，这幅全景图涵盖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全部要素，并融入了“和谐”、“以人为本”、“三大文明建设”等许多具体内容，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价值，即“富强、民主、文明、社会和谐”等。

（二）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都和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密切联系，发展观培育价值观，价值观体现发展观。如果两者一致则社会和谐、发展，如果两者相背离，社会就不稳定，就要求变革。

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人们走向共同富裕”等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科学的，也是应当坚持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迅速发展，初步实现了小康，但也出现了一些“现代病”，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受到严重挑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国内和国际发展趋势的把握，以邓小平的发展观为直接理论来源，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理论来源是相同的，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背景，而认识科学发展观又必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要依据和材料。科学发展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它更加注重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的根基来自于深层次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来自于应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内在要求就是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提出，一是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基础、精神动力、精神价值；二是为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根本方向，即富强、民主、文明与社会和谐；三是为科学发展观作了更细致、具体的规划，即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文明和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关注民生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使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一目了然。

（三）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首要内容，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握这一点，不仅明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方向和灵魂，也明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的核心内容与理论基础。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着深刻变化，社会文化也出现了多样化倾向，不妥善解决人们根本思想意识问题，不统领社会文化建设，将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抓住文化建设的根本，重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摒弃落后与腐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和方向。这个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握这一共同理想，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主题，也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目标和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不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明了发展方向和目标，支撑起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追求和精神世界，带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基本内容，体现了坚持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继承性与创造性的统一。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已经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是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根源。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反映了时展对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创新变革的核心要求，同时又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我党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价值和当代中国社会新的文化价值的科学认识。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使人们找到了和谐文化建设的主旋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它指明道德建设对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是对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准确通俗表达，它体现着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结合，既蕴含我国文化先进性导向，又有普遍性要求，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衡量标准。

（四）为整合当代中国社会价值体系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

由于不同价值主体所处客观条件、利益取向和主观愿望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的价值观会有所不同，其价值取向与价值追求也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若价值主体之间的价值问题协调，不存在根本性冲突，则有利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反之，各价值主体的诸多价值要素中存在太多的矛盾与冲突，那么对社会进步将会起阻碍甚至破坏作用。因此，任何社会都需要整合、理顺社会价值体系，充分发挥核心价值体系的功能和作用，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从理论高度解决了整合我国社会价值体系的若干重大问题。第一，指出了整合原则与整合格局，即“一元主导，多元依法相随”。所谓“一元主导”，是指思想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利益取向以国家民族社会利益为根本。所谓“多元依法相随”，是指社会各群体所持的价值观应以合乎法律及社会良俗为基本要求，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应得到尊重和满足。第二，倡导“以人为本”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围绕人的需要、利益展开，谋求人的尊严、价值的维护，重在优化人际关系，建立良好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着力关注民生问题。第三，倡导以立为主，重在引导的工作思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强调以立为主，即以教育为主，通过用先进的价值理论、科学的教育手段和方法进行灌输，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重在引导，即在教育灌输过程中，按规律办事，循循善诱、因势利导。第四，确立了“三个一致”的价值评价标准。以往的价值理论，无例外地提倡一种整体划一、相对静止的价值评价标准，在价值问题上，把社会本位绝对化，忽视人们自身利益、价值观上的差异，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和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价值生成和评价标准上尊重现实，强调存异求同，以“是否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一致，是否与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一致，是否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作为价值选择是否合理的评价标准。凡是符合“三个一致”的价值选择，尽管合理程度有所不同，都是恰当的，都是可以包容的。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意义

（一）它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不仅表现在它拥有先进的核心价值体系，而且表现在它能够为人民、为民族提供核心价值体系。一个好的执政党，除了善于发展经济和治理社会外，还要能够运用核心价值凝聚民族、引领人民群众的精神成长，在这方面我党历来有着光荣的传统。在革命阶段，理想激励、精神动员、价值展示，一直是我党的优势；在夺取并巩固政权的历史性变革中，中国共产党重视价值引领的重大作用，造就了一代新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党总结以往优秀的价值体系成果，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加强党的建设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思想基础，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建设上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造性。

（二）它是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和谐工程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现期。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初步实现了小康；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生活境遇不同，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产生了众多社会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依靠制度安排、法律调整和经济发展，固然是必须的，但仅此不够，我们还应当从主观上找原因，最紧要的就是提炼共同价值目标，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以这个体系作为党和政府的工作思路和价值追求，以这个体系为基础和目标构筑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从而使党和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不但合理，而且得到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支持并转化为自觉行动，这样方能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彻底实现社会和谐。

（三）它是统一思想、构筑社会基本道德的稳定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在价值追求问题上庸俗化，导致诚信缺失、道德缺失、贪图享受、社会心理浮躁等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解决这些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固然需要借助政策、制度或法律上的保障，同时特别需要得到价值层面的支持。实践证明，缺乏核心价值体系，人们就无法认同和落实政党和国家的政策，就会离心离德，社会关系就会变得紧张，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剧烈动荡，社会发展就会严重受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人们在思想上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上来，在道德上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塑造人们良好道德品质的依据和内容，涵盖了丰富的思想理论和道德要求，完全符合当代中国社会最新国情。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深入与完善，必将增进人们之间心理上的相融、感情上的接近，增强社会成员的归宿感和向心力，有利于消除人们之间的分歧和隔阂，化解社会矛盾。

（四）它是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发展工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着两个基本理念，即“和谐”与“发展”，追求的是在社会主流价值上的“同心同德”，激发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在继承和发展中外传统优秀文化，并立足于当代中国最新实际而构建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过程中，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纵观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主旨和精髓，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要求，集中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愿望，能够得到社会的广泛赞同，它就像“胶合剂”一样，把社会各界人士团结在一起，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个人理想与社会共同理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对我国社会发展起着导向作用，是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定向器，可以使人们方向明确、精神振奋，为社会发展提供牵引力。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完善、发展，不但能弘扬社会正气与社会基本道德规范，优化社会风气和维护社会稳定，而且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励中华儿女朝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为我国社会进步、国家发展、人民幸福提供巨大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