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作物的发展史篇1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6]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转贴于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9]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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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的发展史篇2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

稻作农业是对栽培稻的耕种。现代植物学、遗传学、农学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栽培稻是由普通野生稻经人工培育驯化以后，改变其遗传性状而来的。普通野生稻是一种多年生的可食用植物，栽培稻则是一种一年生的粮食作物。要把普通野生稻培育驯化成栽培稻，其中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在人类历史的初期，生产力水平还十分原始的情况下，这个过程更要漫长。那么，我们的远古祖先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如何把野生稻培育驯化成栽培稻的呢?1994年中美联合考古发掘了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两个遗址以及大约同一时期湖南省的考古学家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掘，都为探索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初步线索。仙人洞是一个洞穴遗址，其附近的吊桶环是一个临时营地兼作猎物屠宰场的自然岩棚。在这两地的发掘发现了三个时期的堆积(1)。旧石器时代晚期只见于吊桶环下层(即J～O层)，碳14测年未校正数据约在公元前1．8万年以后。中石器时代(或归属旧石器晚期之末)包括吊桶环中层(即F～1层)和仙人洞下层。以上两个时期主要出土打制石器，未见磨制石器，也无陶器。新石器时代早期包括吊桶环上层(即B～E层)和仙人洞上层，碳14测年约公元前1．4万～前9000年(未校正)，最大的变化是新出现少量的磨制石器或局部磨制石器，特别是新出现了较多陶器。其显著的特点是栽培稻、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

同时还提取了两地三个时期的野生稻植硅石，结合花粉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仙人洞和吊桶环先民从采集野生稻到学会人工栽培水稻的漫长变化过程。在中石器时代的吊桶环中层内G层，骤然出现有大量野生稻植硅石。仙人洞下层也发现有野生稻植硅石。说明这时人们大量采集野生稻成为其食物来源的主要部分。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仙人洞上层出土有近似栽培稻的植硅石。特别是吊桶环上层内自下而上各小层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石的比例变化更能说明问题，由下部E、D层稻属植硅石野生稻、栽培稻大约各占一半，至中部C层的栽培稻植硅石比野生稻的多得多，上部B层出土大量稻属植硅石可能都属栽培稻(2)。由吊桶环逐层的稻属植硅石分析显示，在中石器时代人们已采集野生稻，从零星到大量存在。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栽培稻时仍继续大量采集野生稻，两者比重随年生此长彼落的变化，直至完全取代野生稻。估计经历时间达数千年之久。这些发现对稻作农业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玉蟾岩也是一个洞穴遗址。地层堆积厚1．5米，共分6层，2层之下为文化层。1993、1995年进行了两次发掘，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1．2万—前l万年，发现有烧火堆，以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为主的打制石器，骨锥、镞、铲、钩和角铲之类的骨角器，在文化层低层出土少量火候低、厚胎的夹砂粗陶器(复原一件绳纹敞口尖底的釜形器)，大量半石化的陆水生动物遗骸和植物果核等。最重要的是还在近底层发现公元前l万年左右的稻谷4枚，经鉴定兼有野、籼、粳稻综合特征，为演化中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实物标本。同时，土样分析表明也存在水稻硅酸体，说明已开始少量栽培最原始的水稻(3)。这一发现对探讨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

从以上考古发现可以初步看出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的概略线条。从大约公元前l万年前的全新世气候转暖的时期起，普通野生稻广泛生长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为人们提供了天然谷类食物。如在吊桶环、仙人洞遗址所看到的，中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大量采集野生稻为食。经长期的采集实践，人们初步熟悉了野生稻的生长规律，逐渐对野生稻进行人工干预，但并未达到把野生稻驯化的程度。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正是在对野生稻的反复人工选择的基础上，野生稻的遗传性状逐步被改变，初步驯化成功，基本形成稻属栽培种，即原始栽培稻。原始栽培稻兼备籼稻、粳稻和野生稻的特征，是一种由野生稻向现代栽培稻演化中的古栽培稻类型，在演化史上具有一个亚种的全部特点(4)。

吊桶环和仙人洞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水稻植硅石资料也告诉我们，远古先民在初步掌握培育栽培稻的技术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仍不同程度地继续采集食用野生稻，由开始时人工栽培稻比重可能比较微弱处于辅助地位，逐渐到栽培稻超过野生稻以至占据绝对优势的主导地位。可见，稻作农业起源于人们对野生稻的培育驯化。掌握了人工培育驯化野生稻的技术以后，栽培稻的种植才有可能进行，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也才能有最基本的条件和基础。中国的史前先民对野生稻的驯化早在中石器时代就开始了，野生稻的初步驯化成功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是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阶段。

中国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之一，它与另一个亚洲栽培稻起源地南亚(以印度为中心)是两个各自独立起源和演化的系统。中国在玉蟾岩发现的栽培稻谷壳实物和吊桶环发现的栽培稻植硅石，都是世界上目前已知同类最早的实例。就中国范围来讲，根据目前的线索综合考虑，可以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应是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的范围。在环境气候条件相似、文化底蕴接近的广大稻作起源区中，除上述吊桶环、玉蟾岩一类的山间小盆地或河谷地带遗存外，也有可能在平原、湖滨、低丘陵地区的新旧石器过渡时期遗存中，存在着走向农业的另一条道路，如在洞庭湖西北澧阳平原发现的新旧石器过渡时期遗存就是一个线索(5)。最终，汇聚在几个自然条件优越、文化基础深厚、发展较先进的考古学文化的区块中，形成多元发展交互作用的几个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中心。目前的稻作农业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为突出，成为史前稻作农业起源取得最大成就的一个区域。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史前稻作农业的产生

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长江流域产生了较稳定的稻作农业。稻作农业生产开始逐渐成为当时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这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以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为代表的彭头山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碳14测定年代大致为公元前7000—前6000年。198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彭头山遗址的发掘在许多陶片中都发现夹有大量的炭化稻壳和稻谷。经有关专家鉴定，它们是否属于栽培稻尚不能确定。但同时在彭头山还发现有水稻花粉，卵圆形，个体37．5—40微米，具单孔，孔较大，边缘加厚，孔径连加厚的边缘约10—12微米，花粉轮廓线较清楚，表面光滑。研究者认为，从进化的观点来看，农作物的花粉在自然和人为选择下，其个体及萌发孔逐渐增大。因此，彭头山的这些水稻花粉与浙江河姆渡发现的水稻花粉形态一致，与现代水稻接近(6)。特别重要的是，在属于同一文化的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炭化的稻谷和稻米，总数大约1．5万粒，是迄今中国史前遗址出土炭化稻谷和稻米最多的一个地点。经对373粒稻谷和稻米作形态分析研究，认定八十垱的稻谷遗存是一群籼、粳、野特征兼有的小粒种类型，而且是一个正在向籼、粳演化的多向分化群体(7)。据此可以认为，彭头山文化已有了早期的稻作农业。彭头山文化出土的稻作遗存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目前已知早期最丰富的稻作农业资料，它对于研究稻作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彭头山古环境的分析也反映出彭头山文化的经济生活是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彭头山地处澧水冲积平原澧阳平原的低岗上，东临洞庭湖，西倚武陵山，北有涔水，南为澧水，属亚热带气候。人类在此居住以后，原生的杉木林遭到破坏。彭头山文化时期，自然植被从森林演变为森林-草原。人们在山岗附近的水域边缘种植水稻。因此森林-草原的环境很可能是最有利于农业起源的地方(8)。在八十垱遗址还出土有许多动物和家畜骨骼。动物骨骼主要有鹿、麂、鱼骨，反映狩猎和捕鱼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还占有一定位置。家畜骨骼有牛、猪、鸡骨，其中牛骨较多。此外，还出土大量菱角、芡实和莲子，可能为当时人们采集食用的野生植物。

略晚于彭头山文化的皂市下层文化时期，水稻的种植也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活动。在湖南岳阳坟山堡(9)、临澧胡家屋场(10)和石门皂市(11)遗址都发现有炭化的稻谷遗存。从胡家屋场遗址的孢粉分析来看，当时人们选择的生活地点是在靠近丘陵和河流的平原地带，这里有着次生带——落叶阔叶混交林和松林景观，陆地杂草茂盛，蕨类植物丰富，气候温暖湿润，靠近河道又有充足的水源，正是发展原始农业的适宜地带(12)。除从事原始的稻作农业外，人们仍需从事渔猎和采集以补充生活的来源。采集经济是丰富多彩的，从胡家屋场所收集鉴定的12个碳化植物子实标本中，共有莲藕、梅、山桃、樱桃、柿和花生6个品种，除花生一个品种尚不能最后确定外，其它5个品种的11个标本既有果核还有破碎的果实。同时，胡家屋场还出土了许多反映肉食来源的动物遗骸，而且越早的地层中越多。经初步鉴定有水牛、羊、猪、鹿、鼠、兔和禽鸟等陆生动物和鱼、螺、蚌等水生动物。除了牛、羊、猪有可能是人工饲养的以外，其余均为狩猎和渔捞的对象。

分布在鄂西长江两岸的城背溪文化的经济生活也是以种植水稻为基础的史前稻作农业。考古发掘在城背溪文化的陶器夹炭陶上陶胎中往往发现有大量炭化稻草、谷壳的残痕(13)。在宜都枝城北遗址采集到包含稻谷壳的陶片和红烧土块。同时各地还发现有大量农业生产工具石铲。

除长江中游地区以外，在长江下游的浙江省也发现有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萧山市跨湖桥遗址和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遗址均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0年在跨湖桥遗址的首次发掘，就已经认识到这是一处早于河姆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4)。2001年的发掘，不仅再一次地肯定了这一点，而且在T041O：9层，即该遗址的最底层，出土了许多稻谷颗粒。同时还发现有稻作农业的生产工具骨耜，说明稻作农业已经诞生。(15)渠南村遗址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年发掘，发现有夹炭陶、石磨盘、圆石球等，陶器多厚胎，低温烧制，陶胎中可见明显的稻谷壳粒，粒形细长。该遗址最早的年代(底层第7层)为距今9700年，最晚的年代(上面第3层)距今8200年(均未校正)(16)，早于跨湖桥，成为浙江省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稻作农业文化遗存。

上述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史前稻作农业已经成为长江流域的主要生产部门。先民们有了新的食物来源，史前稻作农业成为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新的物质基础。因而，较稳固的定居聚落在各地普遍出现，史前文化的内容也逐步丰富起来。先民们不仅种植稻谷，食用稻米，还懂得利用稻谷壳或稻草作孱合料米烧制陶器。同时，史前稻作农业还向北传播到属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系统偏南的地区，如在豫中南淮河上游和陕南的汉水上游，早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也栽种了水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舞阳贾湖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炭化稻米1000多粒，还在土壤中发现水稻硅酸体和红烧土中保存完好的稻壳印痕。经研究确定“贾湖先民种植的稻种是一种尚处于籼、粳分化过程中的，以粳型特征为主的，具有原始形态的栽培稻。”被农学家建议定名为“贾湖古稻(17)。

这一切都表明，史前稻作农业生产已经产生，成为长江流域史前氏族社会发展的新的物质基础。

转贴于三、新石器时代晚期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

公元前5000～前3000年左右，史前稻作农业得到全面大发展，长江中下游成为两个发展较快的先进地区。在这两个地区分别出现了一些以发达的史前稻作农业为基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长江下游地区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邓，长江中游地区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以浙江余姚市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而命名的河姆渡文化是浙江省文管会和浙江省博物馆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掘的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约公元前5000～前3300年。出土各种丰富的文化遗存显示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在中国史前时代的重要地位。其中的稻作农业遗存把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历史整整向前推进了2000年。在河姆渡遗址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混杂的堆积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所罕见的。经鉴定河姆渡出土的稻谷主要属于籼稻种晚稻型水稻，但也有粳稻和中间类型。并出土有大量稻作农业的产生工具，如骨耜和木铲等，证明早至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已有较发达的史前稻作农业(18)。但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还处在耜耕农业阶段。

正是在发达的稻作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河姆渡的先民因地制宜创建了木构干栏式建筑，代表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富有特色的另一种建筑类型和聚落形态。干栏式建筑是以桩木、地梁和地板，架构成高于地面的建筑基座，再在其上部立柱架梁，用席类材料围墙盖顶建成房屋。在已发现的20多排桩木中，较清楚的一座为总长度在23米以上的干栏式长屋。农闲之时，人们在于栏式长屋中制作漆木器、编织器、陶、石、骨、木质艺术品等，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史前农耕生活。

与河姆渡文化大约同时的马家浜文化也是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主要的经济部门。马家浜文化的各遗址普遍栽培水稻。在上海崧泽遗址出土有稻草茎叶、稻谷和炭化稻米粒实物，经鉴定属于籼稻型(19)。在吴县草鞋山遗址下层土块中夹有炭化稻谷粒，经过鉴定，发现除籼稻外还有粳稻，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粳稻(20)。从籼稻不断经过人工栽培，演化成为粳稻，是史前稻作农业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1979年浙江省文管会发掘的桐乡县罗家角遗址也发现上千粒炭化稻谷，鉴定为是以籼稻为主的栽培稻，同时也有粳稻(21)。此外，在罗家角还出土属39个个体的水牛骨骸。罗家角遗址的年代可早至距今7000年左右，属马家浜文化最早的遗存。罗家角史前稻谷的大量发现，再一次说明长江下游地区的人们早在7000年前就是以种植水稻为生。

马家浜文化时期已经有了专门的水稻田。]992—1995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与日本宫崎大学合作，对草鞋山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稻田44块，用于排水、蓄水和灌溉的水沟6条、水井10口、水塘2个。稻田位于居住地的低洼地带，由许多浅坑样的小田块连接形成，田块面积一般3～5平方米，最大lO余平方米，并有通水口、蓄水井、沟、塘等设施共同组成农田灌溉系统。同时发现水稻植硅石和炭化稻米。这是我国首次明确发现的水稻田遗迹和水稻种植灌溉系统，对研究史前稻作农业具有重要的价值(22)。

崧泽文化的史前稻作农业遗存发现不多。仅在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发现有炭化的籼稻和粳稻稻谷，江苏海安青墩遗址也出土有炭化稻谷。但可以肯定，崧泽文化的稻作农业比马家浜文化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果从生产工具方面考察，有学者认为，石犁肇始于崧泽文化晚期，鼎盛于良渚文化至马桥文化时代(23)。因此，可以说犁耕农业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崧泽文化时期)才出现的，到良渚文化时期达到鼎盛时期。

长江中游地区大溪文化的史前稻作农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几乎所有大溪文化的遗址都发现有稻谷遗存或痕迹。松滋县桂花树遗址的大溪文化层发现有厚达数十厘米密结成层的炭化稻壳灰，用肉眼直接观察，即可清晰地看到其中有许多水稻的茎叶和谷壳(24)。湖南华容车轱山大溪文化遗存中，房屋的墙壁和居住面的红烧土中，都掺有稻草和稻谷壳，类似于北方新石器时代房屋遗迹上的草拌泥。在该遗址早期的灰坑中，还发现有成堆炭化稻米，颗粒形状清晰可见。发掘者认为，这些稻米应是储存在窖穴里的(25)。

大溪文化时期也有了专门的水稻田。199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发掘中，在下层发现面积约100平方米由三条人工堆筑的田埂组成长方形的水稻田。第一条田埂清理出长达30米，第二条清理13米，第三条仅5米，第一、二两条田埂相距5—4．6米，组成的丘田面积至少有2分地，稻田中淤积青灰色粘土，其中有含量很高的水稻硅酸体和碳化的稻叶和稻米。与稻田配套的还有3个蓄水坑和3条排水沟组成的原始灌溉系统，蓄水坑为圆形圜底，1号坑直径1．2、深1．3米，有两条小排水沟与之相通。年代约距今6500—6300年。这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水稻田，为研究大溪文化的稻作农业提供了重要新资料(26)。

屈家岭文化的稻作农业在大溪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1955—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京山屈家岭遗址的发掘，在数百平方米面积内大大小小的红烧土中都发现掺合有密密麻麻的稻谷壳。后经科学鉴定，确认屈家岭红烧土中的稻谷壳为粳稻，并且是中国比较大粒的原始粳稻品种，与现在长江流域普遍栽培的稻种最为相近(27)。这是长江流域史前稻作遗存的首次考古发现。这一发现的意义十分巨大。长江流域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稻作农业的主产区，在这里发现的史前稻谷，证实长江中游地区早在史前时代就是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领域，从而为稻作农业起源研究提供了第一批实物资料。

这一时期稻作农业生产的总体水平比前一时期有了很大提高。籼稻和粳稻的分化，从河姆渡文化时期开始，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已告完成，成为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生产的两个稳定的品种。此外，长江流域的水田稻作农业不仅广泛发现稻米实物和生产工具，特别重要的是新发现两处水稻田遗迹，年代都在公元前4000多年。这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考古的重大突破，也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水稻田遗迹。从中可以看出，长江流域史前稻作农业已有很大的发展。同时，稻作农业生产不断向北扩展，直达中原腹地的黄河岸边，安特生在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的稻谷印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28)。

转贴于四、新石器时代末期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

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史前稻作农业走向成熟，为史前社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可以长江下游地区这一时期前段的良渚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这一时期后段的石家河文化为代表。

长江下游地区年代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发现较早，但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发现的。1956和195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并先后二次发掘了浙江吴兴(现湖州市)钱山漾遗址。在这里除发现大量的石器、陶器、竹木器、丝绸和草编织物外，还发现稻谷、桃核、菱角及“甜瓜子”、“蚕豆”、“花生”等植物遗存(29)。这是良渚文化史前稻作农业的首次考古发现，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浙江省文管会在杭州水田畈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同钱山漾遗址一样丰富的文化遗存，特别是史前稻谷的再次发现，肯定了良渚文化是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30)。从而也说明中国稻作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史前时代的良渚文化时期就已达到较成熟的水平。

以后，良渚文化稻作农业遗存发现得更多。有学者统计在长江中下游共发现出土史前稻作遗存101个地点，长江下游44个，中游有57个；在长江下游的44个地点中，仅良渚文化的地点就至少有20个，占长江下游总数的约50％(31)。良渚文化发现出土史前稻作遗存的地点比中国任何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都要多。

1992年南京博物院在吴江龙南遗址的发掘，孢粉分析结果显示，良渚文化时期大型禾本科花粉大量增加，表明人们种植水稻的面积扩大(32)。更重要的是，还利用植物蛋白石的分析方法，判明了良渚文化的水田位置、稻谷类型，并进而估计了稻作产量。在良渚层之下发现有适宜生长在半沼泽地的芦苇植物蛋白石，良渚层之上两层分别有古代和近代的水稻植物蛋白石。由此表明，龙南的良渚文化层很可能就是良渚人耕种的水田。经鉴定分析，良渚文化层的土样中含有大量粳稻植物蛋白石，并出土有炭化粳稻。这为考古探寻史前农田遗迹开辟了一条新的科学途径(33)。

从良渚文化出土的大量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可以看出，良渚先民已懂得用木千篰来捻取河泥，同水草混合发酵后，作为农田的底肥。当时的农具不仅多而且配套，同时还出现了戽水灌田和小型的引水或排水设施。特别是良渚文化发现众多大同小异的石犁，证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进入犁耕农业阶段。有学者曾描写到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生产，“在春季时，先民经过一番缛田平整后，以撒播方式种植水稻，其后进行移植调整，使之密度大致均匀，继而便是中耕除草(人工)、施肥、灌水等一系列管理措施，至秋季便可开镰收割。按游修龄教授的研究结果，当时稻米的产量，大约是稻种的15倍。(34)”这已是一幅中国古代延续几千年的稻作生产图景。

稻作农业的成熟为良渚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首先，良渚文化时期大量出现的玉器就是稻作农业成熟的重要标志。由于稻作农业的成熟，可以满足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才促使专门制作玉器的手工艺人出现，并制造出大量技艺精湛的玉器。在瑶山和反山发现的良渚大墓中均随葬着大量玉器，总数达数百、甚至千余件，占大墓随葬品总数的90％(35)。其次，精美的玉“琮王”和玉“钺王”的发现，说明良渚社会中已出现少数掌握“神权”或“军权”、具有统治权力的人物；而从良渚墓葬的分化中，一方面是埋葬在祭坛突出或中心位置、有棺有椁，并随葬大量玉器的高规格高等级的大墓，另一方面是众多无棺无椁，且无任何随葬品的小墓，特别是作为大墓的人殉人祭、甚至身手异处的埋葬，都充分地表现出良渚社会的严重分化、良渚人的社会地位和等级的差别。这也是随着稻作农业的成熟，提供了大量财富以后所生产的必然结果。再次，良渚文化的祭坛也是建立在稻作农业的成熟的基础之上。1986年发掘的反山祭坛，据估计土方用量高达20000立方米左右，在目前已发现的数十座良渚祭坛中，反山祭坛的规格和等级最高，被有的学者称为“良渚王陵”(36)。1987年发掘的瑶山祭坛，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有多重阶级状石堪和护坡，是良渚祭坛中规模最壮观的一座。1991年发掘的汇观山祭坛，平面呈“回”字形三重土色结构，面积1600平方米(37)。这些祭坛的修建，如果没有稻作农业的成熟，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也是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部门。在石家河文化的一些遗址中常发现有炭化的稻米和稻壳，尤其是各遗址发现红烧土中普遍羼合有大量的稻壳和稻草，表明这时的稻作农业生产已普遍成熟起来。除农业生产外，人们还饲养有猪、狗、牛、羊、鸡等家畜，并从事渔猎和采集等辅助经济活动。

稻作农业的成熟促进了石家河文化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石家河文化铜的冶炼和铜器的使用就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20世纪80年代在石家河遗址群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邓家湾(38)、肖家屋脊(39)多次发现大小不同的绿松石铜矿石(孔雀石)块，小如指头，大似鸡蛋。特别是在罗家柏岭遗址还出土了5件残铜片，为研究石家河文化铜的冶炼和使用提供了重要证据(40)，表明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铜器已在长江中游地区率先出现。石家河文化也发现了几百件玉器、多为玉人头像牌饰和坠饰、蝉形饰、龙形饰、凤形饰、璧、管、环等装饰品，表明也出现了专门的制玉手工业。石家河文化时期还有先前时期遗留下来的9座城址，都建筑有高大的夯土城墙和宽大的护城河。城址面积从数万、十几万，到数十万平方米，最大的石家河城址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是长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史前城址(41)。建造这样巨大的城址，需要稻作农业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剩余劳动力。共工程量甚至比良渚文化的祭坛还要大。如果没有成熟的稻作农业为基础，城址的建设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一时期水稻的种植范围比前一时期更加扩大，向北扩展到黄河中下游的一些适宜地区，最北已越过北纬37°。在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炭化稻米(42)。甚至在黄河北岸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也发现炭化大米(43)，当然陶寺的稻米可能是贵族阶级食用大米的物证，不一定是当地生产的。但在江苏连云港市藤花落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水稻田，却是这一时期水稻种植北传的一个很好物证。藤花落遗址是一处龙山文化的古城址。1999年连云港市博物馆在此的发掘，首次发现龙山文化的稻田遗迹，包括有水田、水沟等。一号水田遗迹呈不规则形，揭露面积大约67平方米。其中含有大量的水稻硅酸体，数目达每克干土壤中含50000多个。证明城外和北部内外城之间有着保存较好的稻作农业生产区(44)。

正是在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粮食、社会财富和剩余产品极具增加，土地成为产生社会财富和粮食的源泉。在贪欲驱动下少数人利用社会权力越来越多的侵占社会财富和土地，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导致私有制更加发展。表现在社会关系上，社会分层突出，阶级已经产生并日益形成尖锐对立。一些富有的首领和显贵一跃成为社会权力地位和财富俱全的统治者，而一些一无所有的穷人则沦为奴隶。高大的城池、铜器、礼器和玉器等等的出现，标志着史前社会的结束、文明时代的到来。这一切重大成就和重大变化都源自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金灿灿稻谷和黑油油的稻田。

总结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就，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中国的史前稻作农业起源早，发展时间长。在大约万年前，我们的先民已经把野生稻培育驯化成栽培稻。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生产工具不断改良、生产方式不断改进，从最早的刀耕火种农业发展到耜耕农业再发展到犁耕农业，其间大约经历了5000年的发展历程。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培育成功了较稳定的籼稻和粳稻两种作物品种，粮食产量大为增加。

2、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庭饲养业、建筑业、纺织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种植水稻和饲养家猪成为中国传统的稻作农业生产。

3、由于史前稻作农业生产的需要，人们学会了观察天象和气候的变化，并逐渐掌握了其中的规律，天文历法应用而生。

4、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土地的重要性，进而产生了对土地的崇拜，于是有了祭祀大地的祭坛和礼器，礼制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5、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不仅使粮食有了剩余，而且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这些社会财富又通过不同的渠道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由于土地成为粮食和财富的源泉而产生了对土地的占有，由于占有土地和社会财富的多少不一，形成了不同等级的社会结构层次，由此导致了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长江流域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6、长江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稻作农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实际上，长江文明是一种有别于黄河文明的稻作文明。

注释：

(1)a、刘诗中：《汀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

b、刘诗中：《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年，文物出版社。

c、彭适凡：《江西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谈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发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d、严文明、彭适凡：《仙人洞与吊桶环——华南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

e、刘诗中等：《万年县仙人洞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0年，文物出版社。

(2)a、赵志军：《吊桶环遗址稻属植硅石研究》，《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b、张驰：《江西万年早期陶器和稻属植硅石遗存》，《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

(3)a、袁家荣：《道县玉蟾岩石器吋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年，文物出版社：

b、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

c、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1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山版社，2000年。

(4)张文绪：《中国古栽培稻的研究》，《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5)裴安平：《湘西北澧阳平原新旧石器过渡时期遗存与相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4期。

(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吋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8期。

(7)a、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2期。

b、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c、张文绪、裴安平：《澧县梦溪八十垱出土稻谷的研究》，《文物》1997年1期。

(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孢粉实验室：《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孢粉分析与古环境探讨》，《文物》1990年8期。

(9)岳阳市文物工作队、钱粮湖农场文管会：《钱粮湖坟山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6集。

(1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2期。

(11)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1986年1期。

(12)南京大学地理系：《胡家屋场遗址孢粉分析》，《考古学报》1993年2期。

(1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2001年，文物出版社。

(1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肖山跨湖桥新石器吋代文化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15)蒋乐平：《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

(16)蒋乐平：《浙江发现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重要线索》，2003年12月在广西桂林召开《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1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19)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20)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3期，1980年。

(21)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22)芥建祥、邹厚本、李民昌、汤陵华、丁金龙、姚勤德：《对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生产的初步认识》，《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

(23)林东华：《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24)张绪球：《长江中游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25)郭胜斌：《湖南车轱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农业考古》1985年2期。

(2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27)小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28)J．G．Anderson，ChildrenoftheYellowEarth，London，1934。

(29)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

(30)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抗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

(31)安志敏：《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和东传》，《文物》1999年2期。

(32)肖家仪：《江苏吴县龙南遗址孢粉组合及其环境考古意义》，《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午。

(33)汤陵华等：《江苏梅埝龙南遗址古稻作的调查》，《农业考古》1992年l期。

(34)林东华：《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3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36)《浙江省文物考古五十年》，《新中国文物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2000午。

(3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市文物管理理委员会：《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7期。

(3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荊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

(39)湖北省刑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4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2期。

(41)王红星：《从门板湾城壕聚落看长江中游地区城壕聚落的起源与功用》，《考古》2003年9期。

(42)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等：《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1月。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3

—家乡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情况调查报告

历史留下了许多的东西，非物质文化就是祖辈们留给后代的文化遗产。近年来新兴的潮流众多，你可曾听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我的家乡在美丽的鱼米之乡宁波。正所谓行千里、致广大，宁波有着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文化气息。宁波每年都要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嘉年华”，有很多非遗项目汇聚于天一广场，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美食、表演、手工艺品展示、趣味互动等文化盛宴。宁波本身就是一个多文化交融的地方，有河姆渡文化遗址，保国寺，天一阁，上林湖越窑遗址等。

2022年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略收官之年，宁波市多次举办非遗扶贫专题展区，多次集中展示河姆渡文化遗址，还有著名的越剧。2006年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梁平癞子锣鼓是流传于梁平区及周边地区的一种民间打击乐,以“十八癞子”锣鼓引子为基础,经做百年的发展演变,现已成为民间节日庆典的音乐形式。。我最喜欢的梁平竹帘起源于宋代，迄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它是以竹丝为主要原料编织并画上精美图画的民间工艺美术品，多次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外国，馈赠外国首脑和国际友人的高级礼品，被誉为“天下第一帘”。2007年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粱平木版年画属于木制水印年画,是梁平区为庆贺年节商印制的一种民间艺术品,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与四川的绵竹年画、夹江年画并称“西南三大年画”。2006年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物质文化遗产（Materialculturalheritage），又称“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国务院在2005年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以来，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在当代中国形成了高潮，并已取得丰硕成果。我们重庆具有丰富的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等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迄今为止，世界遗产委员会现后将中国申报的41项遗产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重庆市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各1处；重庆大足石刻、中国南方喀斯特（重庆武隆）。

在四川青城山-都江堰一带有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是由秦国蜀都太守李冰父子率众于公元前256年左右修建的，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凡为工业活动所造成建筑于结构所处城镇与景观，以及所有其他物质和非物质表现，均具备至关重要的意义。“工业遗产包括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价值的工业文化遗迹，包括建筑和机械、厂房、生产作坊和工厂、矿场及加工提炼遗址，仓库货栈、生产、转移使用的场所，交通运输等重要设施，以及用于举主、宗教崇拜或教育等和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重庆的工业遗产资源由森昌泰和森昌正火柴厂、重庆中国兴业公司，重钢大渡口老区等。

当然农业是我们人民群众的口粮，为了保护和支援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系统，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了一项旨在保护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传统农业系统项目-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重庆种植榨菜的历史悠久，很多村庄都保存由涪陵榨菜传统农业系统。

宁波目前存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北山摩崖造像、湖广会馆、杨氏民宅等。我国的历史非常悠久，拥有许多文化遗产的地方往往市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城市也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者是近代革命运动和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城市，在这些历史文化名称的地面和地下，保存了大量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光荣的革命传统与光辉灿烂的文化，但是现在需要重视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比如可以建立一些具有历史民族特色的旅游小镇，开展保护文化遗产的活动节等。国家文物局先后批准由中国文化报社联合中国文物报社举办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参照历史要素、文化要素、保存状况、经济文化活力、社会知名度和保护与管理等六大标准。

首先是实施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保护。之前有学习吸收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借鉴“无形财”等提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10月17日，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打开全球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序幕。

目前来看我国逐步建立起国家和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一窜名录体系的登陆制度。客观上来看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有些传统特产、包含有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两者的共同载体，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涪陵榨菜历经百年沧桑，现已形成涪陵区乃至重庆市农村经济中产销规模最大、品牌知名度最高、辐射带动能力最强的传统支柱产业、优势产业，因此“涪陵榨菜”就是工农业品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涪陵榨菜传统制作技艺为部级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涪陵插在老作坊，涪陵榨菜传统农业系统、涪陵榨菜生产历史名镇名村等是物质文化遗产，总之，对重庆文化遗产资源、应该实施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保护。

开展世界（物质）文化遗产是重庆大足石刻的生态旅游保护性开发的重要体现。大足石刻是唐朝末年、宋朝初期的宗教摩登石刻，以佛教题材为主，尤以两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山摩崖造像、宝顶山摩崖造像最为著名，是中国著名的古代石刻艺术。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理应遵循承载力控制原则，原生态原则，各民族参与原则、环境教育原则、依法开发原则、资源和知识有价原则，情节生产与低碳原则，技术培训原则等8大原则，实现生态旅游保护性开发。

可以申报涪陵榨菜作为传统农业系统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试点，很多村庄保存有涪陵榨菜的传统农业系统，就可以申报涪陵榨菜传统农业系统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当然，也要加强工农业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项目是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薄弱环节。重庆历史悠久，工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应该加强收集与整理该市农业物质文化遗产，并以工农业遗产为主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等。

实现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和谐，重庆目前存在丰富的自然遗产资源，在各种自然遗产保护区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都应本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实现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保护和谐。

加强渝东南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黔江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组苗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武隆县等。重庆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应加强我们少数民族历史文物、历史建筑、文化遗址、民族村镇街，民族传统农业系统等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4

【关键词】神农架发展绿色经济战略措施

一、神农架独特的生态资源

神农架是大巴山东段余脉，最高峰“神农顶”海拔3105.4米。神农架山系呈叶脉状向四周延伸，东接荆山，西依秦岭，南滨长江，北临汉水，纵横千余里，构成高山大谷的地貌，覆盖整个鄂西北，囊括兴山、宜昌、秭归、远安、荆门、南漳、保康、房县、竹山、竹溪等十多个县市。其人口相互流动，有着共同生产生活方式和区域文化习俗。其高山原生态文化群落，形成独具特色的大神农架自然生态文化圈，对华中地区生态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神农架山脉将武当山和三峡工程库区左右连成一体，与恩施自治州隔江相望，其独特的生态群落、物种遗传和地质地貌价值难以估量，更不可复制。

1、古老的地层、地质构造和独特的地貌

神农架保存着古老的地质演变史，其地质地貌是一座天然的古地质地貌博物馆。神农架露出最老的地层距今约19亿年，厚度达到1.27万米，构成古老的基底，其中含有古生物、植物化石和微藻类化石。神农架林海茫茫，层峦叠嶂、沟堑纵横，地貌类型主要有山地、流水、岩溶和冰川地貌。其冰川地貌是第四纪冰川留下的遗迹，弥足珍贵。

2、多样的动植物及原始生物资源

作为华中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神农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多样的地貌类型，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繁衍场所。它是第四世纪冰川时期各种动植物的避难所和栖息地，是生物物种天然基因库。

根据朱兆泉、宋朝枢1999年的神农架科学考察集，仅神农架保护区内共有兽类75种，鸟类308种，两栖动物23种、爬行动物40种，鱼类资源47种，昆虫资源560种。有金丝猴、猕猴、华南虎、豹等部级保护动物14种。保护区内植物资源更为丰富，有高等维管束植3183种，蕨类植物297种，裸子植物30种，被子植物2435种，占中国植物总数的56.7%。古代特产单种属植在神农架的分布多达10种，其中银杏、珙桐是我国经过冰期严重考验而保存下来的孑遗植物。神农架还是我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的宝库，拥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34种，占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9.5%。神农架植物区系的丰富性、古老性和特殊性，使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为丰富的天然植物园。

3、丰富的自然景观

神农架毗邻武当山和长江三峡，是长江和汉水上游的分水岭。这里高山台地和“v”形河谷构成奇山秀峰、沟谷纵横的地貌景观。山间溪流密布各条沟谷，深潭、激流和瀑布展示出不同的水域风景。由于地处动植物南北区系交汇过渡地带，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孕育了神农架独具魅力的神奇的生物景观。

二、历史的经验教训与未来发展之路

在神农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对它的科学考察和研究非常有限，最早的神农架科学考察始于1943年贾文志编撰的《神农架探察报告》，新中国成立以后比较全面的考察研究资料是朱兆泉、宋朝枢主编的《神农架科学考察集》。神农架的孕育发展历史，为我们探索其未来发展之路提供了科学的借鉴。

1、历史的经验教训与现实生态环境状况

神农架的演化发展既是大自然的恩赐，也是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杰作。根据贾文治的《神农架探察报告》，1943年的神农架是一座广袤神秘、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其古木参天、翼蔽如城，万山环列，既无人迹，成为野兽生聚之渊薮，造成种种玄妙之神话。谓其地产六足兽、野人、宝贵药物、毒蛇猛兽者均有之。从这次考察记载中可以看出，是我们祖先秉承中华传统文化，予大于取，才使得神农架的自然遗产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当然，这也跟当时农耕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工业和科技的不发达有关系，当时的人们还不具备当今征服和驾驭生态自然的能力。而其生态环境处于自我繁育、自我修复和相互制约的状态。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的征服能力，对自然的驾驭和破坏能力不断增强。神农架的生态系统开始随着人们经济活动的发展而受到严重的影响和破坏。仅仅以神农架的核心部分神农架林区为例，从1962年开始的神农架林区开发，开始20年以林业伐木为主，木材源源不断输往全国各地，森林覆盖率由当年的76.4%下降到1982年的63%，原始森林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1982年后，神农架林区确立“加强保护”的发展方针，申办了部级自然保护区，加入了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经济发展逐步由伐木为主和工业为主过渡到以生态旅游为主，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模式，并纳入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圈的总体规划。虽然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但生态环境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例如矿山开发依然是神农架林区一项重要经济收入来源，许多珍贵的地质地貌形态和生态由于矿山的开发而被严重破坏。还有神农架的小水电开发，也改变了水流路径，使神农架珍贵特殊的鱼类失去了生存的环境而濒临灭绝。

在当今神农架旅游开发热潮中，该地火车即将开通，机场也已建成，在铁路、公路、机场、网络交通立体化的条件下，神农架的旅游市场很快会面向全国和世界，而保护好19亿年逐步形成的古老地貌地质和生态群落，保护好神农架生态经济发展的根基和源泉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神农架一旦遭受破坏，这座绿色宝库就难以恢复原有的自然风貌。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5

历史的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教学中，为了便于学生理解，加强学生的记忆，除了分析、综合等一般分法外，比较法是运用得比较多而且也比较有效的教学方法。所谓“比较出真知”，“没有比较就不知道优劣”。只有通过对不同事物的比较，我们才能知道事物间的区别和联系，找出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事物的全面认识和掌握。

如何对历史事物进行比较认识呢？我们知道，作为人类历史，除了具备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外，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发展的进程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学习历史的主要目的也就在于探索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引导人们今后的行动，从而推动历史更加健康、和谐、有序的发展，即所谓“以史为鉴”。要想寻找历史发展的的规律，首先就得对历史事物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就要求我们将这一历史事物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它的出现在历史上有哪些表现，引起了历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造成了什么后果，有哪些因素起了促进作用，又有哪些因素起了阻滞作用等等问题一一弄清楚。有了这些基本了解后，我们才能进一步从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中去寻求历史的经验教训。因此，对历史事物的比较也必须起码从分析历史事物发生的背景、基本概况以及其历史影响等几方面着手，作全面细致的分析认识。

当然，单单只对不同历史事物作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样的认识还只停留在对这些事物的粗浅了解层面，还不能形成对它们的真正掌握。因此认识的关键在于以以上分析为基础，进一步寻找不同事物在各方面的区别和联系，抓住它们的异同。这样，一方面可以加深对历史事物的理解、记忆，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从这些异同的比较中提取对我们有帮助有价值的东西，以发挥历史所具有的借鉴作用。

比如对太平天国前后期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我们就应首先通过分析明确它们都是太平天国的纲领，都具有反封建的精神，都由于各种原因而成为空想，最终未能得以真正实现，这就是两者的联系。找到了它们的联系后，更重要的是认识它们之间的差异，并寻找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以及这些差异产生的不同后果，同时总结它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为此，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从产生的背景看，《天朝田亩制度》是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时期为巩固政权而颁布的，而《资政新篇》则是在太平天国经过天京事变走向衰落后，为了挽救危局、稳定政权，力图改革内政、建设国家而作。两者所处的历史时期和想要达到的目的很不相同。

第二，从涉及的主要内容和群众基础看，《天朝田亩制度》所要建立的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绝对平均为分配原则的“人间天国”。它要求消灭私有制，实行绝对平均主义。这其实是在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等平均，仍然没有超出封建经济的范畴。但它平均分配土地、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主张却极大地满足了农民阶级的利益要求，因而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资政新篇》则是要发展资本主义，承认私有制，这就顺应了时展的潮流，也是与《天朝田亩制度》的根本区别。但我们同时也看到由于它没有反映农民阶级最迫切的土地要求，与农民阶级的追求格格不入，因而脱离了农民革命的实际，得不到他们的积极响应。《资政新篇》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国现实的反映，而是洪仁个人经历的反映。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6

一、经济转型要求发展农村文化

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转型是顺应历史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要求的，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这个转型不仅表现在物质性的发达，而且要求社会文化的进步。这一转型首要的在观念和精神上发轫，然后表现在物质和行为方式上。农村原有的文化资源本来就严重不足，特别在乡镇以下的农村基层文化基础设施、文化活动、文化教育更为贫乏，需要填补这方面的短缺；很多传统的、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体或走向消亡，适应新时期的文化还没有发展起来，农村更急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国

二、以先进文化引导农村文化

农村文化建设必须与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农村文化建设就要符合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这就从执政党的执政要求上明确了农村文化必须是先进的文化。在广大农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思想内容和文化内涵上应该从四个方面着眼：

一是在政治思想上要突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与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农村先进文化建设的灵魂。我们党在农村执政的组织基础和干部基础是党在农村广泛设立的基层组织和广大的党员干部，他们是党在农村一切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和带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维和行动，群众不仅要按照他们要求的、所说的去做，还要按照他们所做的样子去做。农村一切文化建设都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进行，都要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否则就不能称得上先进文化，这是先进文化的本质所决定的。

二是在社会伦理上要突出“和”、“美”的观念。社会伦理要随着也必然随着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进步而发生进化，这个进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有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又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新文化的产生，并在历史的运动中发展、演绎和嬗变。“和”是社会存在的最好境界，人们无不期望“和”。新时代的“和”应当是和谐社会之“和”，这个“和”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追求的“和”更具有丰富的内涵。人们既要享受历史文化之“美”，也需要享受外来文化之“美”和新时代创造出来的更多的崭新的“美”。

三、从三个层面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农村文化建设要从精神文化层面、物质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来具体地抓、具体地落实，这三个层面实际上是在建设农村文化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工作的范围、内容和目标。

一是精神文化层面。这个层面的文化是非物态文化，包括人的政治思想的树立、精神的塑造、道德修养的熏陶、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素质能力的培训、思维方式的引导等方面。要通过灵活有效的方式方法把党的主张、党的思想、党的方针政策、党的声音传播到农民群众中去，并被他们所接受，让他们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能得到最大的实惠和最好的发展，脱离党的领导则会受到损害；要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实践成为农民群众最大的福祉，使农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我们的党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以此来坚实党执政的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来巩固党执政的最广泛的农村阵地。要通过思想教育、舆论宣传、党员干部行为引导与感化、先进典型示范引导、具体事务处理示范引导、各种文明创建活动影响引导等各个方面的教育示范和引导作用，促进农民群众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道德追求和思维方式。通过广泛的社会化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劳动能力和就业能力。

二是物质文化层面。这个层面的文化是物态文化，包括文化活动的方式与方法、载体与场所、产品与内容、组织与实现等各个方面。精神文化等一切非物态文化必须通过物质文化来实现。随着历史的进步，虽然大部分农村还是以农业社会为主，但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进程加快，广大农村也已步入了崭新的时代。建设这个时代的农村文化，既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依靠新科学和高科技建设农村文化，又要不脱离农村实际和历史传统，有针对性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文化。体现在物质文化建设上，一是要加大投入，以最快的速度、尽可能多的投入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二是要从全社会的角度加强和加大农村文化开发，针对农村和农民需求生产和提供优质和优秀的文化产品。三是创新农村文化活动形式，使农民喜闻乐见。既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形式，又要善于吸纳优秀的外来文化形式，创造新时代背景下的先进的文化形式，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村和农民的文化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