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主持词篇1

1.组织参观访问和采风学习活动。今年阳春三月，由本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周高洪出面联系，组织学会词作家并吸收部分作曲家共十余人，应江苏省扬中市市委、市府的邀请，由余震副主席带队，赴扬中市进行了参观访问和采风学习。期间，词曲作家们参加了富有地区民间特色的“河鲜节”，听取了市委领导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动的介绍，参观了中电电气集团等大型企业。活动中，大家从扬中市的高速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崭新进程里，感受到全国中小型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发展局面，受到极大的鼓舞，激发了创作热情。

2.鼓励会员积极参加各类创作活动。年度内，本市词作家们曾多次面对各类歌词等重要项目的创作任务，学会均尽力鼓励和要求成员踊跃参与。其中包括五月份__之春国际音乐节期间，汤昭智、薛锡祥、贾立夫、王成荣、黄玉燕等都参加了民歌专场的创作活动，共写作20多首歌词在音乐会上演出；在音乐家协会为明年专项准备的“__之春专场音乐会”筹备工作中，陈念祖以创作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积极参加了策划与讨论，热心投入创作工作；从今年年中直至11月份之间，许多会员响应20__年__特殊奥运会组委会的要求，创作了不少“特奥运歌曲”的“海选”应征歌词，迄今为止据了解的结果，已有薛锡祥、张海宁、钱武杰等作品，经隐名评选荣获入围。在全市性的重要音乐评选和策划活动中，学会骨干发挥了骨干作用，如何兆华参加了“世博音乐工作会议”等专题会议，对“世博歌曲”及其他世博音乐的创作、遴选和推出等环节，提出了若干问题，提供了一些建议；在“特奥运”征歌活动中，陈念祖、何兆华、薛锡祥、贾立夫等，都在评选过程中显示了较好的评判和鉴别能力；陈念祖、何兆华还在作品修改环节里作出努力。

3.热忱鼓励会员介入基层歌词研讨活动。本市的各类歌词研讨与创作活动方兴未艾，其中包括闸北、虹口两区，以及一些部队和院校的研讨机构，活动都甚为频繁。学会鼓励本会成员支持此项活动的开展，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紧密联系，其中尤以王成荣、朱积聚等词作家做得较为经常，得到基层文化活动组合的欢迎和尊重。贾立夫、黄玉燕、薛锡祥、何兆华等在社区、军营、校园的辅导及联谊活动，也开展得热烈有效。

4.精心组织青年词作家的作品研讨。经过较长时间的精心准备，学会经过认真选择，于不久前在音协领导的支持下，举行了青年女词作家黄玉燕的歌词作品研讨会，音协副秘书长唐进发代表协会领导机构出席了会议，并做了十分中肯的发言。研讨会结合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全国文代会上关于繁荣文艺创作的指示精神，围绕黄玉燕的歌词和诗歌作品，作了较为深入集中的学术研讨。会议由薛锡祥做中心发言，其他人也都各自敞开言路，踊跃发表见解，从而不仅令黄玉燕本人得益匪浅，也使到会的所有词作家从中联想自己写作中遇到的若干共性问题，展开了讨论，引伸了思考，从而使大家都各有教益。

5.继续坚守《__词刊》的编辑发行工作。尽管《__歌词》在主承关系、权限归属、经费开支等方面均处于困难局面，但在闵行区文化局的支持下，目前仍坚持着正常的工作运转。20__年间，刊物完善地出版了6期，刊发歌词336首，刊登歌曲46首，发表文章15篇。刊物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积极推出新人新作，广泛联系社会各界，受到词曲作者和音乐界人士的普遍欢迎。

关于20__年的设想，我们拟议主要做这样几件事：

1.继续举行词作家的个人作品研讨会，重点将集中在发展势头较好的中青年身上。有些活动可以结合特殊人群或特别项目来进行。比如，结合复旦大学青年讲师钱武杰，以及她所任教的艺术教育中心师生的艺术教育活动等，展开歌词学术探讨议题。

2.在各区县、社区、部队、院校体系，建立与基层歌词活动的紧密联系，首先经过筛选论证，落实“一区一校一军营”的“三落实”挂钩联姻行动，以形成符合实际的合作形式和实体。

研讨会主持词篇2

关键词词汇语汇词汇学语汇学语词学语词观

2013年8月，在内蒙古大学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上，澳门理工学院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周荐先生宣读了《语词分合问题引发的若干思考》一文（以下简称“周文”）。后经修改，发表在《世界汉语教学》2014年第4期上。该文针对笔者提出的“语词分立”的主张，提出了几个质疑性的问题：

1.“语”“词”当分当合？分合各自的理由为何？

2.“语”“词”是对立大于联系，还是联系大于对立？

3.“语”是否不属词汇单位？“语”可不可收进词典？

4.“语”“词”划分的标准是什么？

5.在“语汇”“词汇”上建立一个“词语学”，从学科体系上看是否可行？

这些问题，综合起来，涉及如何树立正确的语词观这个根本问题。澄清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认识语词之异同，语汇与词汇之分合，建立与词汇学平行的语汇学，以及在词汇学和语汇学之上建立语词学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语”“词”之异同

树立正确的语词观，首先要客观、全面地认识“语”“词”的异同。

先说“语”“词”之“异”。

“语”“词”之“异”，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语”“词”之间的“全覆盖”的“异”；二是“语”“词”之间“交叉性”的“异”。“全覆盖”的“异”，是指这种“异”适用于全部的“语”和“词”；“交叉性”的“异”，是指这种“异”不覆盖全部的“语”和“词”，而是带有某种错综复杂的情况。

“语”“词”之间“全覆盖”的“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形式上看，“词”是最小的语言单位，而“语”是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不是最小的语言单位，是比“词”高一级的语言单位。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eonardBloomfield1887―1949）给词下的定义是：“最小的自由单位。”（郭良夫1985：8）《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沿用此说，在“词”的第三个义项里称：“语言里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单位。”尽管各家对于“词”的定义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最小”两个字是共同的。例如：

王力（1950）说：“语言的最小意义单位，叫做词。”

孙常叙（1956）说：“词是一个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的语言最小单位。”

熙（1982）说：“我们把词定义为：最小的能够独立活动的有意义的语言成分。”

这些定义的共同点，就是“词”是语言里“最小”的意义单位。但“语”则不同。“语”总是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最短小的“语”也是由两个词组合而成的，如：“碰钉子”是由“碰”和“钉子”两个词组成的；“喝西北风”是由“喝”和“西北风”两个词组成的。

“语”和“词”在结构形式上的这种不同，也可以用“语”“词”生成的先后层次来解释。李如龙（2009）曾说：“在生成的顺序上，很明显，‘词’的生成是原生的，‘语’则是利用词的组合再次合成的，也可以说是再生的。”

这说明“语”和“词”在形式上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二是从结构上看，“词”的结构是固定的，“语”的结构是相对固定的。

说“词”的结构是固定的，这是就总体而言，有的“词”也可能有变体，不过这种变体是可以而且应当加以规范的。

说“语”的结构是相对固定的，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语”的结构有固定的一面，一是指“语”的结构有灵活的一面。有的“语”结构相对比较固定，如“实事求是”“病入膏肓”“拨乱反正”等成语，“走后门”“打落水狗”“八九不离十”等惯用语，结构都比较固定。但不可否认，有许多语存在变体。如成语“不值一钱”，也作“不值一文”“一钱不值”“一文不值”。谚语“打人休打脸，骂人休揭短”，也作“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打人莫打脸，讲话莫揭短”“骂人别揭短，打人别打脸”。惯用语“刀对刀，枪对枪”，也作“刀对刀来枪对枪”“枪对枪，刀对刀”。歇后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作“八仙过海――各使神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八仙过海――各显身手”“八仙过海――各显各的本领”。这种变体，有人主张加以规范，但多数人认为不能规范，或者只能“软规范”。

周文提出“离合词”来反驳，称“离合词，其固定性反比不上成语”。关于离合词，吕叔湘先生（2005：22）有一段论述：

有些组合只有单一的意义，难于把这个意义分割开来交给这个组合的成分，例如“走路蛳丛瑕蛩觉虺臣堞虼蛘獭保等等，因此有人主张管这种组合叫“离合词”，不分开的时候是词，分开的时候是短语。

这说明，“离合词”分开了就不再是词，而成了短语了。

三是从意义上看，词义和语义的性质不同。简单地说，词义具有概念性，语义则具有叙述性。

我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经这样表述：“对于词，特别是实词来说，虽然概念不是词义的惟一成分，但概念是词义的最重要的成分。概念性是词义的基本特征，而语义的基本特征是它的叙述性。”（温端政2005：11）现在看来，这个表述并无不妥。

说“词义具有概念性”有两层意思：一是词义和概念有密切的联系，二是词义不等于概念。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的《语言学基础》（1959：63）谈到这个问题时称：“广义地说，词义就是概念。严格地说，词义和概念有密切的联系，但又不等于概念。”

语义则不同，“语”不是概念性而是叙述性的语言单位。（温端政2005：11）语义“主要表现了使用该语言的人群对客观事物的种种描写和表述，在描写和表述中掺入了更多对事物的主观认识甚至加上不同程度的渲染，此外还有对各种观念的分析和论断……惯用语主要是说明某种现象和状态；成语主要是对客观现象、状态和事理的概括、描状和说明；谚语主要是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总结、叙述和论断；歇后语主要也是描述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李如龙2009：15）。这是对语义的叙述性的具体表述。

由此可见，“语”和“词”不仅在形式和结构上有明显不同，在意义上也有明显的不同，这是“语”“词”之间最大的“异”。

再从“交叉性”的“异”来看，需要讨论的是“词”和“语”的语法功能问题。

我们曾经说过：从语法功能上看，“语”和“词”，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一面，“语”和“词”一样都可以充当句子的某个成分；不同的一面，是“语”有成句的功能，有被引用的功能，有被拆开使用分别充当不同成分的功能。（温端政2005：13―16）对此，周文一一提出不同意见：

周文称：“‘语具有成句的功能’。词似乎也不好说不具成句功能。”对此，笔者（2005）曾经有过说明：“‘词’有时也可以单独成句，叫做‘独词句’。独词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句式，有许多限制。而‘语’成句是一种常见现象。”语和词虽然都能“成句”，但在量上和质上都有不同。

我们说“语有被引用功能”，并不是说所有的语都有这种功能。成语也可以被引用，但相对来说，概率比较低。惯用语、歇后语也常被引用，但引用概率最高的还是谚语。如“俗话说……”“常言道……”随处可见。词是不是可以被引用呢？有一种类似引用的格式：“××××叫做××”，如“有那么一种深情叫做思念”。其实，这并非是真正的引用。周文说：“词也具有引用功能，毋庸细论。”真的是“毋庸细论”吗？值得商榷。

我们说，“‘语’有被拆开使用，分别充当不同成分的功能”，也不是指所有的“语”都有这种功能，比如成语一般不能拆开使用，像“任重道远”可以说成“任重而道远”，只是少数例子。谚语和非动宾结构的惯用语一般也不能拆开使用。只有动宾结构的惯用语和歇后语可以被拆开使用。周文说：“‘敬礼、鞠躬。念经、拍马’等为数不少的词都是可以拆开来使用的，它们是词，是被称作‘离合词’的词，而不是语。”这种说法，与上文引用的吕叔湘先生的说法不符。吕先生强调，“离合词”分开之后就不再是词，而是短语，这跟“语”拆开之后仍是“语”，是不同的。

“语”“词”之间“交叉性”的“异”，有的是量上的问题，但也不排除含有某种“质”的成分。它不是“语”“词”之间主要的“异”，而只是“语”“词”之间“全覆盖”的“异”的补充。

正是基于“语”“词”之间在性质上有“异”的一面，特别是有“全覆盖”的“异”的一面，我们才提出“语词分立”的主张，才给“语”下了一个有别于“词”的定义：由词和词组合成的、结构相对固定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叙述性语言单位。（温端政2005：13―16）

当然，我们提出“语词分立”的主张并非无的放矢。主要针对的是“语”是“词的等价物”的说法。据我们所知，在国内的学者中，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可能是张永言先生。他（1982）在《词汇学简论》一书的第六章“熟语”里写道：

语言里的这一类现成的固定词组或句子（主要是固定词组）就叫做熟语。研究熟语的语言学学科叫做熟语学。因为熟语跟词一样是现成的语言材料，而作为熟语的主要部分的固定词组则是词的等价物（equivalent），所以一般都把熟语学当作词汇学的一个分科。

这个观点随着《词汇学简论》的影响而传播开来，有不少论著都支持这个观点。较具代表性的是刘叔新的《汉语描写词汇学》。该书在论及“词汇和语汇”时进一步详细地阐述了“语”是“词的等价物”的观点（刘叔新2005：17）：

这里所说的“语”，就是词的固定组合体。它是词的等价物：在作为语言建筑材料来构造句子的作用上相当于词。比如“他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同“他们专心地听着”相当，“这个人居心叵测”同“这个人阴险”相当。

固然，如周文所说的：“并非整个学界都作如是观。”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去学界只见有人支持这种观点，而未见有人对此观点提出质疑的。许多词汇学专著和教材都把“语”作为词汇的附属来处理就是证明。

“语”是“词的等价物”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是我国学者的创造，它来自苏联语言学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A.И.Молотков就认为“熟语是词的等价物”，“它在意义上是词，在形式上是词组”。（转引自吴芳2006）

破除“语”是“词的等价物”的观点，主张“语词分立”，是树立正确语词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应当指出，我们提出“语”“词”之间的“异”，并不否认“语”“词”之间在性质上有“同”的一面。笔者（2010）曾经提出过，“语”和“词”至少有三点是一致的：

1.都是语言单位。

2.都是语言的现成的“建筑材料”。

3.都负载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传统文化。

周文提出“语、词是对立大于联系，还是联系大于对立”的问题。我们认为，“语”“词”之间的“异”和“语”“词”之间的“同”，立足于不同的视角，是“语”“词”性质的两个方面。不能用“语”“词”之间的“异”来否认“语”“词”之间的“同”，同样，也不能用“语”“词”之间的“同”来否认“语”“词”之间的“异”。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是不能用大小来衡量的。

这里不妨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周文提出的“‘语’可不可以收进词典”的问题。正如周文所引用的韩敬体（2009：98）文中所说的：“辞书作为一种工具，首先要求它有实用性。”从实用性出发，词典除了收词之外，不仅可以收语，还可以收字和词组。《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前言就说：“词典中所收条目，包括字、词、词组、熟语、成语，共约五万六千条。”同样，从实用性出发，字典也可以收词，《康熙字典》《新华字典》就都收了不少词。《新华字典》“麻”字头，就收有“麻烦”“麻痹”“麻醉”等词。我们曾经说过：“让词典集中收词，全力做好词的释义工作，解释好每个词汇单位的意义，使词典真正成为词汇研究的成果”，“‘语’的收集、整理和释义，让给‘语典’去做，让‘语典’成为语汇研究的成果”。（温端政2002）这是就词典、语典编纂的科学性而言的。我们既不能用辞书编纂的实用性去否定它的科学性，也不能用辞书编纂的科学性去否定它的实用性。

二、语汇、词汇之分合

“语”和“词”“分立”后，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称呼“语”的总汇和“词”的总汇。“词”的总汇称为“词汇”，由来已久，没有也不会有什么争议。“语”的总汇叫什么？周文主张采用“熟语”，认为：“学界使用既久的‘熟语’是个相对于‘语’的集合性概念，就如同‘词汇’相对于‘词’一样。”还重申：“将熟语研究从词汇学中切割出来使之独立，再把与‘词汇’异名同实的‘语汇’剥离出来指称那些熟语，殊无必要。”在这里，“剥离”二字颇为费解，似乎是指我们主张用“语汇”替代“熟语”是一种人为的强加的做法。

“熟语”这个术语，一般认为，它是20世纪50年代从俄语译借过来的，已经使用多年。但这个术语有许多不足之处，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内涵的模糊性和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举三个例子：

一是黄伯荣、廖序东（2011）主编的《现代汉语》，该书第四章“词汇”第七节“熟语”，只包括成语、惯用语、歇后语三类。

二是周荐（2001）的《熟语分类论》，该文把“熟语”分为七类：成语、专名语、专门词语、格言（警句）、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其中，成语、专名语、专门词语合称“雅言”，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合称“俗语”，格言（警句）兼属二者。

三是刘叔新（2005）《汉语描写词汇学》一书，该书第四部分第八节“现代汉语的idioms――习用语”，把“熟语”分为十二类：谚语、名言、格言、警语、套语、成句子的俚语、成语、惯用语、歇后语、专门用语、专名语、准固定语。其中，格言、警语合称“名言”；谚语、名言、套语、成句子的俚语合称“言语的：常语”；成语、惯用语、歇后语、专门用语、专名语、准固定语合称“语言的：固定语”。

同是“熟语”，少则仅含三类，多则包含七或十二类。内涵差异如此之大，这样的术语具有科学性吗？其实“熟语”这个术语的模糊性，语言学界早有察觉。许威汉（2000）曾经指出：“‘熟语’这个术语本身是个模糊概念，而且它同其它固定词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多着眼于‘异’，则‘熟语’与其它固定词组并列；多着眼于‘同’，则‘熟语’包容了其他固定词组。而且彼此同异程度又不尽一致，分合划界也费斟酌。”

科学术语的前提是概念必须明确。“熟语”概念的模糊性，使主张不用这个术语的学者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沈玮（2009）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汉语俗语的文学图像》。该文指出，“熟语”这一术语“自身有诸多不足之处”，并提出四个理由，其中之一就是：“‘熟语’的概念和范畴本身不明确。‘熟语’这一术语引进之初，被用来指称各类型的固定词组的总和，但之后各家又赋予新的理解，有的把它作为种概念，有的把它作为属概念。不论作为种概念还是属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又都有不同，这样势必造成了紊乱。”该文认为：“作为一个后起的术语，‘熟语’在我国语言学界虽然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同，但我们认为它的引进不但无助于研究的深入，反倒徒增出许多无谓的障碍，把本来已经不简单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因此还是取消为妙。”

然而，“取消”二字，并不容易。毕竟“熟语”这一术语的引进和使用，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已经几十年了。以“熟语”为研究对象的，不仅有许多论文，而且有许多专著。许多重要的工具书，都收有“熟语”条。特别是现行的高等学校的《现代汉语》教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用“熟语”这个术语。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取消”它，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们的意见是用“语汇”来逐步代替它。这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是概念对称。词的总汇叫“词汇”，语的总汇叫“语汇”，顺理成章。如果用“熟语”来指称语的总汇，与“词汇”就不对称。与“熟语”对称的应当是“生语”，可是“语”并不存在生、熟问题。

二是内涵明确。“语汇”是语的总汇，概念明确，内涵清晰。“熟语”则不然。已故熟语研究著名学者武占坤对“熟语”的“熟”，有个解释。他说：“熟语姓‘熟’，为人们熟识、熟记、熟知、熟用，总之是以‘熟’为性就是了。”（武占坤2007：5）那么，何为“熟识、熟记、熟知、熟用”呢？各人有各人的理解，自然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

三是避免术语浪费。周文称：“为部分学者和机构惯用的‘语汇’，虽然从字面上看更适合于作‘语’的集合性概念，但是它早已作为‘词汇’的异名同实词先期占位，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既然承认“先期占位”是无可奈何，为何不加以改变呢？要知道两个“异名同实”术语的存在，既是术语的浪费，也不符合术语的本质特征。《辞海》第6版“术语”条称：“每个术语都有严格规定的意义。”用“词汇”和“语汇”分别指“词的总汇”和“语的总汇”，既避免术语的浪费，又使“词汇”和“语汇”这两个术语各有“严格规定的意义”，岂不两全其美！

科学研究的精髓在于创新，在于敢于打破旧的、不合理的现象，提出更加合理的主张。

三、语汇学、语词学之建立

语汇和词汇既然分立，以语汇为研究对象的语汇学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然而，语汇学毕竟是一个新生的学科，存在不同看法，乃是情理之中。

我们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报》在2010年到2011年之间开展的一场关于语汇学的创立是否有学理支撑的讨论。

2010年5月18日，该报发表了周荐《中国词汇学发展需明晰定位》一文。该文对语汇学建立的学理依据提出了质疑。该文认为：“一个学科能否建立起来，是否已经建设完足，主要有两个标尺，一要看它是否已有一套独立而完备的理论和学科体系，二要看它是否已具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据此，质疑语汇学的建立是否有学理依据。

同年7月13日，该报发表了郑述谱《从词汇学的辖域说开去》一文，对周荐的上述文章提出了稍有不同的意见，认为“也许有一天，随着研究的不断突破，成果的不断积累，汉语熟语学能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这也未可知”。

2011年3月8日，该报发表的黄忠廉《创立语汇学有学理支撑》一文，则对周荐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该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证：1.建立的可能性；2.建立的可行性；3.建立的可观性；4.科学发展的可持续性。该文认为，“语汇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其系统研究完全可以催生语汇学”，“语汇学的建立也符合语言学研究的现实”。

应当指出，该文并非支持汉语语汇学的首创之作。在此之前，支持创建汉语语汇学的文章，正式发表的已有多篇。如李行杰在《语文研究》2006年第1期上发表的《构建中国语言学特有的语汇学――读温端政〈汉语语汇学〉》一文，就认为语汇学的建立，“是语言学中国化的成功案例”。在2007年召开的第一次语汇学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张振兴《语汇学之成立》一文和杨蓉蓉《一门新兴的有待完善的学科――读〈汉语语汇学〉〈汉语语汇学教程〉》一文，都是支持建立语汇学的文章。

语汇学之所以能够成立，除了黄忠廉的《创立语汇学有学理支撑》等文所提出的理由之外，我们认为还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语汇和词汇一样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对于词汇是否具有系统性，曾经有人提出疑问，对此，王力（1958）曾经指出：“一种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都是容易体会到的，唯有词汇的系统性往往被人们忽视了，以为词汇里面一个个的词好像是一盘散沙。其实词与词之间是密切联系着的。”

现在看来，怀疑词汇系统性的人已经不多了。那么，语汇是不是也有系统性呢？其实，“语”也不是一盘散沙，语与语之间也是有密切联系的。语汇之所以和词汇一样具有系统性，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有着相对独立的分类系统。“词”可以按照语音结构不同，分为单音词、双音词和多音词；按照形态结构分为单纯词、派生词；按照语法特点分为实词和虚词，实词又可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虚词又可分为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声词。

“词”的这种分类系统完全不适用于“语”：“语”没有单音、双音、多音之分，也没有单纯、派生之别；“语”没有虚的，都是实的，不可能有名、动、形等之分。“语”的分类，需要另辟蹊径。“语”固然也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但最常见的是分为成语、谚语、惯用语和歇后语四大类。“语”“词”分类系统的不同，是“语”“词”性质不同一面的又一重要体现，是得以建立与词汇学平行的语汇学的重要基础。

第二，语类辞书的大量编纂出版催生了语汇学。

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由来已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出现了类型多样化、规模大型化、品种系列化的趋势。大量编纂出版的语类辞书，为语汇学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同时也促进了语汇学的建立，反过来指导语类辞书的编纂。

第三，熟语学的研究取得突破，为语汇学的建立提供了借鉴。

尽管熟语的概念存在模糊性，但仍有学者提出比较合理的主张。孙维张（1989）的《汉语熟语学》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虽然他认为熟语学的性质是“词汇学的分支学科”，但他所构建的熟语理论体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词汇学。在熟语的范围和分类上，也突破了前人的主张，认为熟语只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格言五类。应当说，语汇学是对《汉语熟语学》所开创的熟语研究的继承和发展。

现在看来，语汇学的建立已经不再仅仅是理论上的探讨，而是成为不可忽视的现实。全国性的语汇学学术研讨会已经开过五次，宣读论文数百篇。每次会议的纪要都在语言学界重要的刊物上登载；每次会议的论文集都会结集出版，语汇学的影响超过预期。

至于语词学的建立，这还是一个理论上探讨的问题，并未付之于实践。笔者（2010）曾经指出：“语和词、语汇和词汇，是汉语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密不可分的‘孪生’单位。从异的方面考虑，可以建立彼此平行的词汇学和语汇学，而从同的方面考虑，则有必要建立汉语词语学（或称汉语语词学）。”汉语语词学是否有必要建立，如何建立，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周文在这方面提出的质疑，有积极的意义。它促使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考虑这个问题。

四、附论

总的来看，周文的质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善意的，是正常的学术探讨。尽管笔者对周文中的一些说法抱有保留的看法，如说：“‘熟语’是个使用既久的术语，温先生废掉它的三个理由，本身多是比喻性的，不让人感到有很严肃的科学性。”其实，笔者只是主张用“语汇”来逐渐代替“熟语”，并未主张立即“废掉”它；说“熟语”这个术语存在“先天不足”“含义不清”“水土不服”等不足，即使含有“比喻性”，难道学术讨论就不允许用比喻吗？又如说：“在温先生设计的‘语汇学’的架构里，因为有‘词典’而有‘语典’，有‘词性’而有‘语性’，有‘词类’而有‘语类’，有‘构词法’而有‘构语法’，甚至为其‘语汇学’新造‘语步’‘语节’等一系列术语。是不是还要将语言学中原有的‘语气’‘语调’拿到变身后的‘语汇学’中成为其术语，再为瘦身后的‘词汇学’另造‘词气’‘词调’？也未可知。”这种假设性的推论，与严肃的科学讨论似乎不相合。不过，这些都是枝节问题，可以不必去计较。

重要的是周文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还是李行杰（2009）说得好：“一种新理论或新主张出现之后，应当有支持，有质疑，有反对，有补充。支持的意见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反对和批评的意见更有价值。当今之计，最需要反对的意见，有反对的意见才会有争论，而科学是在争论中产生和发展的。”当然，讨论也好，争论也罢，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要尊重事实。但是，尊重事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里不妨举周文开头讲“语词分立”主张提出后学界反应的一段话为例。周文称：

温先生的“语词分立”对传统的定说具有相当的颠覆性，提出后引起一些反响，是很自然的。正面评价的如温朔彬（2006），按照温先生的思路进一步阐述“语词分立”的主张，说温先生“语词分立”观点的提出是因为学界长期以来将语视为词的等价物，而将语视为词的等价物则是不正确的观点。辛菊（2009）认为“语词分立”观点提出后对传统的语法教学研究造成巨大的冲击。冲击最大的莫如“语素”这个概念，因为在温先生这里“语素”不再是morpheme的汉译，而是构成各类语的要素――语之素。王海静（2011）也对温先生这部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中最深刻的感受有两点：一是《汉语语汇学》在学术上为汉语的‘语汇’起到正名的作用；二是《汉语语汇学》在汉语语汇类辞书的编纂实践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邹新龙（2012）首先肯定温先生“把‘语’从词汇中分立出来，词汇就是词的总汇，语汇也就成了语的总汇”，又提出动态、静态说，认为：“语义和词义在逻辑上是种属关系，即语义包含词义，而语汇和词汇在动态角度上也是种属关系，而在静态角度上则表现为‘语词分立’。”邹文更进一步评价道：“‘语词分立’为建立完整的‘语词学’科学体系贡献力量。”与上述不同的意见也有一些，例如，韩敬体（2009：98）指出：“语汇和词汇分立，语汇的语素与词汇的语素，名称相同，内涵参差，在词典、语典中名同实异，如都标注语素会给读者带来麻烦，也必须认真考虑。”……曾昭聪（2012）从明清俗语辞书的“语”“词”兼收提出辞书编纂中的“语”“词”兼收模式是可取的，而且“语”“词”兼收是有其道理的。这就从反面对“语词分立”提出了不同意见。

这一大段叙述，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第一，“语词分立”主张提出后，最早表态支持的，并不是温朔彬等人，而是北京大学的李红印先生。2004年，他在“汉语词汇学首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五届全国研讨会”上宣读了题为“《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收‘语’分析”的论文。文章称：

应该说，21世纪汉语词汇学引人注目的动向是“语词分立”新主张的提出。2002年，温端政先生撰文，质疑传统词汇学关于词汇的定义，并探讨词、语的不同性质与分别，首次提出了“语词分立”的主张……总的看，“语词分立”新主张加深了我们对“语”的认识，也加深了我们对“词”“词汇”的认识，其提出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很广的应用前景。

该文还运用“语词分立”的观点，分析了国家汉办研制的《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收“语”情况，提出把“语”从词汇表中提取出来，单列“语表”的建议。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4期上。

接着，青岛大学的李行杰（2006）撰文，设专节评述了“语词分立”的主张，认为它“明确指出了语和词的区别，使语摆脱了词的附庸地位”。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乔永（笔名张星）（2006）撰文指出：“‘语’‘词’分立主张的提出，这对语汇学学科具有开创意义。”又有宁波大学沈怀兴（2006）撰文称：“学界向来把谚语、惯用语、成语、歇后语作为词的等价物，放在词汇中研究，大家习以为常了，似乎没觉得有什么不可。唯温先生认为不可”，“力主‘语词分立’……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语’和‘词’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语言单位”。

在2007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语汇学学术研讨会上，许多学者在宣读的论文中，在论及“语词分立”时也都表示支持，李行杰的论文题目就是《语词分立势在必行》。

第二，韩敬体（2009：95―98）在第一届全国语汇学学术研讨会宣读的《语词的混同、分立与辞书编纂问题》一文中说：

温端政先生2002年提出语词分立问题，2005年出版了有开创意义的《汉语语汇学》，对语汇的研究更加系统化、理论化。2007年5月，他还在一个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辞书中字典、词典、语典鼎足分立问题，建议把“语典”从词典中分立出来。提出这一问题是有价值的，对促进词和语的研究、词典分类编辑、词典收词范围、更新辞书的某些观念都是有意义的。

该文还提议把词汇和语汇系统的术语整合为：词素―词―词组；语素―语―语组。这是对“语词分立”的支持，而周文却说它对“语词分立”提出“不同意的意见”。

第三，曾昭聪（2012）的文章《论明清俗语辞书的收词特点――兼论辞书编纂中的“语词分立”观与“语词兼收”观》“摘要”中就强调：“从明清俗语辞书‘语’‘词’兼收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认为辞书编纂中‘语’‘词’兼收与‘语词分立’是可以并存的。”正文又说：语词分立“这一观点很有道理，对辞书编纂具有指导作用”。可见，该文并不反对语词分立，而周文却说它“从反面对‘语词分立’提出了不同意见”。

事实毕竟是最高的权威。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讨论或争论才有意义，也才有可能得出经得起事实检验的正确的结论。愿以此为勉。

周文在最后说：“有学者对温先生的学术成就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善意地指出一些问题，也值得温先生在未来的进一步研究中予以考虑。”这句话，语重心长，令人感动，不能不由衷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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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周荐.语词分合问题引发的若干思考.世界汉语教学，2014（4）.

研讨会主持词篇3

参加党史学习教育的有：机关行政在编干部、村（社区）书记、五个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

今天的会议有4项议程：

一是会前自学。重点书目，《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党简史》等四本书籍；重点篇目《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本文选》第3卷)、《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2卷）、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保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在纪念毛泽东河志诞辰一百三年座设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晨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8月2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见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

二是杨运业同志领学《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等文章。

三是杨主任做中心发言《学史增信要做到真学真信真用》。

四是与会人员交流发言；

下面，进行会议第一项议程，会前自学。《毛泽本文菜》第3巷)。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保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深入研读《在纪念毛泽东河志诞辰一百三年座设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晨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8月2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见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

下面，进行会议第二项议程，二是杨运业同志领学《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下面，进行会议第三项议程，

1.请杨运业同志作中心发言；《学史增信要做到真学真信真用》；

下面，进行会议第四项议程，请其他同志作交流发言。

下面，杨运业杨主任结合同志们的发言，讲三点意见。

研讨会主持词篇4

关键词定向遗忘，提取抑制，听觉通道，语音刺激。

分类号B842.3

1前言

定向遗忘是一种典型的有意遗忘，由于它的范式较成熟。当前许多研究者B-31对有意遗忘和定向-遗忘不作严格区分。所谓定向遗忘就是指在意识参与下对要求记住的材料进行有意的遗忘，强调遗忘的指向性和有意性，主要表现为定向遗忘效应，即要求遗忘学习项目的记忆成绩差于要求记忆的项目。定向遗忘范式最先是由Bjork等提出的，主要有单字法和词表法两种范式。单字法是向被试呈现单字，之后随机呈现要求记住或遗忘的指导语(如R-cun,e或F-cue)；而词表法则是向被试呈现两个词表，要求被试学习两个词表，学习完词表1立即呈现遗忘线索，同时呈现记住词表2的指导语，然后继续学习词表2，最后进行检测。为了获得较精确的结果，在词表法范式中除设置实验条件外还会设置一个对照记忆条件，也就是要求被试记住两个词表，指导语呈现方式类同实验条件的呈现过程，即呈现在两个词表的中间。研究发现对照条件的记忆组对两词表的遗忘无显著差异，而实验条件的对照组被试对词表1的记忆明显低于对词表2的记忆。即获得了定向遗忘效应。

目前定向遗忘研究的焦点在其理论解释，主要有编码理论和提取抑制理论。编码理论认为定向遗忘效应是由于被试在实验中对记忆项进行了复述，但没有对遗忘项复述导致的。而提取理论则认为定向遗忘效应是由于遗忘项在提取时被抑制导致的，即遗忘项目在提取时受到抑制造成在回忆测验中更难提取所致。两种理论都得到了支持，前者如Sa，hakyan和Delaney以及SahakvaJl和Kelley等的研究；后者如Basden等以及Zacks、Radvan-sky和Hashe等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和理论都是基于视觉定向遗忘的，对听觉定向遗忘知之甚少。同时，国内外目前关于编码理论和提取抑制理论的定向遗忘实验报告所用因变量指标多为正确率，较少用反应时指标，再加上编码理论又涉及语音编码，如编码理论基于选择性复述的语音编码，提取抑制理论也涉及少量的对遗忘项激活抑制的语音编码。但却少有研究从以语音编码为主的听觉通道来探讨定向遗忘。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反应时和正确率两项因变量评估指标来进行听觉定向遗忘的研究。

2实验一

采用语音材料以再认形式考察被试听觉定向遗忘效应，检测听觉通道是否存在定向遗忘效应及可能的解释。基于先前的研究时，本研究假设如果存在听觉通道的定向遗忘效应。应该不支持编码理论，因为本实验中所用的是词表呈现范式。

2.1方法

2.1.1被试

采用广告招募安徽某高校本科生45名，男生22名，女生23名。年龄18-24岁。被试听力正常，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以前没有参加过类似实验。

2.1.2实验设计

采用2(组别)×2(词表)的混合实验设计。组别为组间因素，分为记忆组和遗忘组；词表为组内因素，分为词表1和词表2。两种条件下前半词表内容相同，后半词表的内容也相同，但词表内是随机呈现。

2.1.3实验材料和仪器

实验材料为词语录音的音频材料。词语选自王还等主编的《现代汉语词频词典》，词频范围在0.00044-0.00084之间。共89个，26个声母均有分布。将其制成89个时长2s的8000HZ，8位立体声，格式为1.5KB/S波形的WAV音频用于练习(9个)和正式测试(词表1、词表2各20个，再认另40个)。材料呈现顺序均随机化。整个实验过程使用Java编程后，在惠普hp520手提电脑上进行。采用spss11.0进行数据分析。

2.1.4实验程序

被试被随机分成记忆组和遗忘组，记忆组23人，遗忘组22人。在6个记忆项目的练习之后(6个再认项目中包括3个旧词和3个新词)。进行正式实验，包含学习和再认两个环节。(1)练习开始前呈现指导语：下面是一个记忆实验，实验分为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在学习阶段中，耳机中将会呈现一系列词语录音，有些词语是要求记住的，有些词语是不要求记住的；测验阶段，耳机中也会呈现一系列词语，要求对它们进行判断。如果您认为刚才听过这个词，请按数字键盘上“1”键，如果您认为刚才没有听过这个词。请按数字键盘上“2”键。拿不准的时候也可以猜测，如果明白上述要求请按“确定”进行练习。(2)练习实验结束，进行正式实验，呈现指导语：这是一个记忆实验，下面耳机中将呈现一系列词语录音。请仔细听下面的词语录音。然后呈现音频材料，共有20个项目，每个2秒钟。完毕后呈现中间指导语。记忆组指导语为：刚才您听到的是前半部分的词语录音，请记住它们，并且记住下面的词语录音；遗忘组指导语为：刚才听到的是前半部分的词语录音，请忘记它们，只要记住下面的词语录音就可以了。接着随机呈现后半词表的20个项目。(3)学习阶段结束后紧接着进行再认测验。指导语要求被试对再认阶段耳机中呈现的词语进行判断。如果认为是旧词按数字键盘上“1”键进行反应；如果认为是新词，按数字键盘上的“2”键进行反应。共80个项目，40个学过的词语，另加入40个干扰词。

2.2结果与讨论

不同条件下被试再认成绩见表1。

两种条件下词表1的总反应时要明显高于词表2的总反应时。对反应时进行方差分析发现，词表主效应显著，F(1,86)=9.401，p0.05；组别与词表交互效应不显著。即两种词表总反应时差异并非由组别导致的。遗忘组和记忆组词表1反应时与词表2的比较显示不存在差异。进一步对正确率，即击中项目数进行分析，发现组别的正确率差异显著。F(1,86)=6.348，p0.05；两者交互效应不显著，F(1,86)=0.289，p>0.05。表明记忆组击中项目数明显多于遗忘组。同时记忆组和遗忘组前后词表的配对样本￡检验发现，记忆组词表l反应时明显慢于词表2，t(22)4.050，p0.05。遗忘组的检验发现。词表1反应时明显慢于词表2，t(21)=5.537，p

也不显著，t(21)=-0.326，p>0.05。于是结合这些可初步确定，听觉通道也存在定向遗忘效应，即遗忘组词表1的反应时间明显慢于该条件下词表2(尽管记忆组也存在显著差异，但显著性不及遗忘组)，且根据相应正确率的分析可初步排除编码理论的解释，因为编码理论认为选择性复述的项目进行了更为精致的编码。而加工水平的研究则表明编码和加工水平越高。所需时间越多，应导致反应时增大，外加听觉通道以语音编码和系列加工为主，于是这应导致选择性复述项目的反应时增大。然而与此推断相反，并不存在不同实验条件的反应时差异，故初步排除编码解释，但不能排除提取抑制理论的解释。具体原因有待深入探讨，可能是由记忆组和遗忘组相应的前后词表的差异不同导致的，也可能是由被试的个体差异导致的，因为先前的总体分析发现两组的总反应时存在差异。

实验一的结果初步证明了假设，获得了听觉通道的定向遗忘效应，但这种效应较为模糊，因为这种定向遗忘效应并没有与额外变量――个体差异效应严格分离开来。对提取抑制理论的证明也是初步的，因为遗忘组和记忆组相应的词表1和词表2都存在差异，只是差异显著程度不同，遗忘组的差异更明显。但综合分析，可用不同组别未得到控制的个体差异来解释这两个结果，于是需要进一步控制个体差异。考察听觉通道更清晰的定向遗忘效应和理论解释。基于此，研究者在实验二中将组别(任务类型)从被试问实验处理改成了被试内模式，同时还有效地控制了性别和科系等额外变量。

3实验二

基于实验一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听觉通道定向遗忘效应的内在机制，检测先前无法排除的提取抑制是否能够解释听觉定向遗忘。在保持原有程序和材料基础上，控制了个体差异。

3.1方法

3.1.1被试

安徽某高校广告招聘的本科生26名，其中两名中途退出了实验，获得24份有效数据，男女和文理皆各半，年龄为(21.29±1.04)岁。

3.1.2实验设计

采用2(性别)×2(词表)×2(条件)×2(科系)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性别和科系为被试间变量，词表和条件(记忆或遗忘)皆为重复测量变量，其中词表内词语为随机呈现，被试的测试顺序和实验条件的重复测量效应在被试间平衡。

3.2结果与讨论

不同条件下被试的再认成绩见表2。

将条件和词表作为被试内因素，性别和科系作为被试问因素进行混合实验设计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实验条件(记忆组和遗忘组)差异极显著，F(2,19)=48.934，p

由分析可知，词表1反应时明显慢于词表2，差异MD=-90.97，p

综合而言，遗忘条件下记忆词表与遗忘词表的配对检验及记忆控制条件记忆词表1和遗忘条件下遗忘词表1的配对检验都表明存在听觉定向遗忘效应。记忆和遗忘两条件下词表1总反应时显著慢于词表2，表明可能存在定向遗忘效应，也可能是由于记忆条件下词表l反应时极小导致的。进一步发现记忆条件词表1反应时显著低于遗忘条件下词表l反应时，但两词表2的差异不显著，即实验条件词表l反应时低于对照条件词表1，说明有明显的定向遗忘效应。而这两条件击中项目数差异不显著，说明定向遗忘并非编码不同导致的。两条件下分别进行的词表1和词表2正确项目数的组内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两者差异显著，p

4总讨论

两个实验采用语音材料探讨了听觉通道是否存在定向遗忘效应及听觉定向遗忘的解释机制，是支持编码理论还是提取抑制理论。实验一中，控制了中间指导语呈现的时间，记录了被试反应的击中项目数和虚报项目数等不同指标，有效地排除了时间一准确率权衡等因素，初步证明了听觉通道存在定向遗忘效应，但是这种结果较为模糊，不够充分；同时也并没有清楚地阐明听觉定向遗忘机制。而实验二则将对先前可能解释听觉定向遗忘的个体差异进行了控制，将测验条件由组间设计调整为组内设计。并进一步记录了两条件下各词表更细致的反应指标，如词表1击中数、击中反应时、词表2击中反应时等。加之对性别和科系等被试个体差异的控制，清晰获得了听觉定向遗忘效应及支持提取抑制的依据，证明了实验假设。

长期以来研究者就认为定向遗忘是由于人们在阅读完指导语之后，对要求遗忘的先前呈现项目停止了复述，将更多的注意资源用于进行后续记忆项目的复述导致的，即是说编码理论主要观点认为复述与否导致了编码不同，致使进行复述的记忆项目编码更精细。尽管如此，复述作为一种语音编码的过程或步骤，很少有研究就其本身对定向遗忘的机制进行探讨。研究者就此借助语音刺激就高度依赖语音编码的听觉通道进行了定向遗忘探讨。发现不同条件下项目的编码并无不同，用语音编码的材料证明了定向遗忘的提取抑制假说。

最近Lee从项目水平和词表水平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词表长度会影响定向遗忘机制，以项目方式呈现的词汇更多支持定向遗忘的编码理论解释，而以列表呈现的列表项目较多时就更多支持提取抑制理论。这说明定向遗忘作为一种人类较高级的认知，具有“自适应”性。能够根据认知资源以及任务负荷来“自我”调整。当任务较小。即以项目呈现时，为减少错误记忆会以编码来改变储存和提取。当项目数量增多成为词表时。则进行了提取抑制，由先前严格的“质”的控制转换成“量”的控制。同时本研究中支持提取抑制假说可能也存在这个原因――使用词表形式呈现，且项目数较多。另外，研究者认为不同条件下词表1和词表2的显著差异是练习效应导致的，即表明存在练习效应，但听觉遗忘效应并非练习效应导致的。因为记忆和遗忘四词表的比较均是遗忘词表1反应时显著最大。且记忆条件和遗忘条件下词表1的差异显著，而词表2不显著。今后需在进一步控制练习效应的基础上对听觉定向效应的提取抑制理论进行深入探讨。

研讨会主持词篇5

中图分类号：N04；X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2-0020-02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是经国务院授权审定公布科技名词的权威机构。为科技概念命名是科技名词规范工作的主要任务，也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受到雾霾天气影响，其中，PM2.5，即悬浮于空气中粒径小于2.5微米的微小颗粒物，由于其物理特性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特性备受关注。但是由于其一直没有统一的中文学名，常以字母词的形式出现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给社会应用和学术交流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鉴于此，全国科技名词委通过“调研名词使用状况――组织多领域专家研讨――广泛征求意见――召开专业委员会名词审定会――征询各相关部门意见――上报全国科技名词委常委会――向社会并推荐使用规范名词”这样一个程序开展了PM2.5的中文定名工作，力争为其确定科学、严谨、便于科技交流和社会接受的中文名。

一PM2.5及其中文名使用状况一般情况下，专业技术领域将能够悬浮在空气中，粒径在0.001～100微米之间的颗粒统称为气溶胶。其中，PM100（粒径小于等于100微米的颗粒物）称为“总悬浮颗粒物”（totalsuspendedparticle，TSP）；PM10（粒径小于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媒体用法也比较统一，即称为“可吸入颗粒物”（inhalableparticles）。而对人体危害更大的PM2.5（粒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叫法。据国家语言资源检测语料库（2011、2012年），对于PM2.5，大多数人直接用符号表示；在已有中文名中，“细颗粒物”使用最多，其他中文名有“可入肺颗粒物”“空气细颗粒物”“微小颗粒物”“可吸入细微颗粒物”“细粒子”等。

二PM2.5中文定名研讨会议2013年2月27日，全国科技名词委在北京组织召开了“PM2.5中文定名研讨会议”，邀请了大气、环保、医学、语言和出版等有关方面的专家，共同研讨PM2.5的中文名称规范问题。出席本次会议的专家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国务院参事刘燕华、中国科学院院士伍荣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北京大学教授胡敏、清华大学教授贺克斌、北京医院教授孙、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所长武雪芳、中国气象局研究员郭亚田、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王瑞斌、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研究员周明煜等25位专家。

气象出版社王存忠社长在会议上对PM2.5做了详细介绍：1994年，美国环境保护署将可吸入颗粒物（PM10）分为粗颗粒物（粒径2.5微米至10微米）和细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2.5微米）；学界多使用“细颗粒物”。

专家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针对PM2.5的中文名各抒己见。沈国舫指出PM2.5是个字母词，在社会使用中应该有一个规范的中文名称，以保持中华民族语言的健康发展。伍荣生认为中文名称要有科学性、普及性、应用性，要把PM2.5的特性和科学性描述出来。刘青指出学术名词定名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给PM2.5确立中文名称需要考虑科学性，能够名符其义，把基本概念准确表达出来；同时要考虑到单义性，与其他术语相区别；另外还要考虑系统性等，以后科学研究和监测技术进一步发展，还要给更细的“颗粒物”命名留有余地。

经与会专家热烈讨论，大部分专家赞成PM2.5的中文名称定为“细颗粒物”，认为这一命名更具科学性，并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刘燕华指出PM2.5是在PM100范围内，属于气溶胶；其中，10～100微米的颗粒物可称为“粗悬浮颗粒物”，2.5～10微米可称为“中悬浮颗粒物”，2.5微米以下可称为“细悬浮颗粒物”；建议将PM2.5定名为“细颗粒物”。胡敏建议从来源和英文体系两方面考虑，建议TSP对应的物质可称为“总悬浮颗粒物”，PM10对应的物质可称为“可吸入颗粒物”，PM2.5叫“细颗粒物”，PM0.1以下叫“超细颗粒物”。周洪波用语料库技术进行了统计，调查了2011年至2012年PM2.5中文名称，大部分用“细颗粒物”，也有少部分用“可入肺颗粒物”，这也说明“细颗粒物”的用法具有普及性。

另外，有专家提议用“颗粒物2.5”“悬浮颗粒物2.5”“2.5微米的颗粒物”“可入肺颗粒物”“细飘尘”等名称。也有专家指出“尘”在概念上淡化了二次污染的含义，飘尘、浮尘、烟尘等基本上指的都是一次污染，而颗粒物还包含二次污染，所以“颗粒物”比“尘”等更科学。

三PM2.5中文名审定会议在2013年2月27日召开的研讨会意见和会后进一步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全国科技名词委于2013年3月11日召集环境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与大气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联席审定会议，会议还邀请了相关领域专家与会。

会议充分发扬了科学、民主、严谨、求实的精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委员们依据术语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国际性等原则，围绕给PM2.5确定一个科学恰当的中文名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的专家认为“可吸入细颗粒物”能够体现出PM2.5的特性，并具有警示有害健康的功能；另有专家指出，“可吸入细颗粒物”是一个全新的词，与英文原名无法对应，不利于与国际接轨。也有专家指出，由于10微米及以下的颗粒物都为“可吸入颗粒物”，PM2.5的定名可以不加“可吸入”三个字。并且“可吸入细颗粒物”作为术语过长，在推广上有一定难度，也不太符合术语的“单义性”原则。

经全面综合、严肃认真、细致入微的讨论，专家们依照定名的科学性、单义性、系统性、简明性、国际性、习惯性等原则，最终达成共识，认为定名为“细颗粒物”比较合适。“细颗粒物”较科学地诠释了fineparticles的概念；简明扼要；以“颗粒物”命名，与“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保持了较好的系统性；现在社会上“细颗粒物”的用法占主导，易于被社会接受；与已公布国家标准的表述一致；利于与国际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