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级日记大全篇1

侍俊，男，汉族，江苏盐城人，1962年1月生，四川师范大学政教系经管专业大学本科毕业，学士学位，1978年10月参加工作，198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8.10~1981.07四川省自贡市电焊条厂工人、车间调度员、厂团委副书记；

1981.07~1984.03自贡市电焊条厂、市焊接材料公司团委书记；

1984.03~1986.08共青团自贡市委青工部部长、宣传部部长；

1986.08~1991.09共青团自贡市委副书记

(其间：1990.03~1991.03在富顺县狮市乡下派，任乡党委副书记)；

1991.09~1995.04共青团自贡市委书记、党组书记；

(其间：1993.03兼任自贡高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四川汇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994.05任自贡高新管委会党委书记)；

1995.04~1997.08自贡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市高新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

1997.08~2001.06自贡市政府副市长；

2001.06~2005.01自贡市委常委、副市长；

2005.01~2007.05广元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2005.04~广元市族自治州委书记。

2012年2月10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免去曾省权的四川省公安厅厅长职务，决定任命侍俊为四川省公安厅厅长。

2012年2月13日四川省政府网站消息：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任命侍俊为四川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

曾省权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曾省权，男，汉族，1953年11月生，四川蒲江人。1971年11月参加工作，197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普通班学历。

1974.09~1984.10，就读于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中文系年级辅导员，系学生工作组长，系党总支委员，办公室负责人，系主任助理；

1984.10~1988.11四川省纪委办公室秘书；

1985.04~1988.11四川省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

1988.11~1990.07四川省委办公厅人事处副处长；

1992.09~1996.06四川省委办公厅人事处处长、隆昌县委书记；

1996.06~1997.09四川省内江市委常委、隆昌县委书记；

1997.09~1997.12四川省内江市委副书记、兼隆昌县委书记；

1997.12~1999.12四川省内江市委副书记；

1999.12~2000.02四川省内江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2.02~2004.01四川省内江市委书记；

2004.01~2005.03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常委办主任；

2005.03~2012.01四川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

（其间：2005年6月至2009年5月兼任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校长；2011年5月，任中共武警四川省总队第四届党委第一书记）；

2012年1月，当选为四川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原湖南省公安厅长刘力伟任浙江省公安厅长

刘力伟，男，汉族，1955年10月出生，湖南桃源人，1973年1月参加工作，197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

1973.01~1975.05湖南省桃源县盘塘公社青草岗大队知青，团支部书记；

1975.05~1976.10湖南省桃源县盘塘公社信用社工作；

1976.10~1978.03湖南省桃源县盘塘公社党委办工作；

1978.03~1982.01湘潭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2.01~1982.04湘潭大学经济系任教；

1982.04~1983.04中共常德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1983.04~1993.12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政策研究室处长，副厅级研究员；

1993.12~1995.08中共湖南省委副秘书长；

1995.08~1997.11中共湖南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政研室主任；

1997.11~2007.04中共张家界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

2007.04~2009.01湖南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

2009.01~2011.06湖南省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委政法委第一副书记（兼）；

2011.06~2011.10湖南省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委政法委第一副书记，湖南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

2011.10~2011.12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党委书记。

2012.1~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党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

原浙江省公安厅长孙建国任湖南省政法委书记

孙建国，男，汉族，1955年1月出生，山东沾化人，浙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1970年12月参加工作，1974年5月入党。

1970.12~1978.12浙江省杭州警备区独立连战士、班长；

1978.12~1980.07浙江省富阳县武装部干部；

1980.07~1986.02杭州市物资局业务员；

1986.02~1991.02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秘书、市委办公室秘书处机要秘书；

1991.02~1992.02中共浙江省杭州市委办公厅副处级机要秘书；

1992.02~1994.04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调研写作处副处级调研员、副处长；

1994.04~1998.04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处长；

1998.04~2000.06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2000.06~2003.02中共浙江省委副秘书长（2000.05~2000.11浙江省领导干部经济管理研究班学习并赴美国培训）；

2003.02~2004.05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2004.05~2008.04中共浙江省衢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2008.04~2009.01中共浙江省衢州市委书记、市长；

2009.01~2011.07中共浙江省衢州市委书记；

2011.07~2011.10浙江省公安厅厅长；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常委；

2011年12月任湖南省委政法委书记。

吉林省公安厅长马明当选副省长

马明，男，汉族，1958年4月出生；1975年7月参加工作，198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吉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学历。

1975年07月，在德惠市米沙子插队知青；

1982年07月，自吉林财贸学院财政专业毕业，历任省财政厅科研所副所长、厅办公室主任；

1994年07月，任中共长岭县副书记（正处级）；

1995年10月，任吉林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

1996年10月，任吉林省财政厅副厅长；

1998年06月，任吉林省外经贸厅副厅长；

2000年06月，任松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2002年03月，任松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2003年11月，任吉林省财政厅副厅长（正厅长级）；

2006年01月，任吉林省商务厅厅长、党组书记；

2008年01月，任辽源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2011年5月25日，吉林省委决定马明任吉林省政府党组成员、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兼）、省公安厅党委书记。5月27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任命马明为吉林省公安厅厅长。

2012年1月12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任命马明为吉林省副省长（兼任公安厅长）。

山西省公安厅长杨司当选省检察院检察长

杨司，男，汉族，1956年5月生，河北省藁城县人，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198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10月参加工作。

参加工作后历任新疆石河子市公安局刑警队刑警、刑警大队组长、城区公安分局刑警队组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刑侦处主任科员(其间：1984年9月至1986年7月在新疆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公安专业学习)、技侦处副处长；

1992年4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正处级)，局党委委员；

1993年12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副局长

(其间：1995年8月至1997年12月在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函授本科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96年4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党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

1997年12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

(其间：1999年9月至2002年7月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党员领导干部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2006年11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政法委副书记，兵团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

四年级日记大全篇2

我们在县乡人大、政府和县政协换届工作中的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点：

一、思想上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换届工作的领导

换届，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和途径。能否搞好换届，是对各级党委执政能力的一次重要检验。我们阳城县委对这次换届工作高度重视，采取了有力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年初，市委作出安排部署后，我们县乡两级及时成立了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认真研究制定了换届方案和工作流程，分别召开会议进行安排部署，紧锣密鼓地开展换届工作。

二是统一思想认识。今年以来，县委几次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和县四大班子成员会议，专题学习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换届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和相关法律法规，研究讨论我县换届工作，真正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了上级党委的要求上来。

三是加大宣传力度。认真开展了各种培训，使广大代表提高素质，确实当好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建好议、议好政。动用各种宣传工具，运用拉横幅、贴标语、小黑板报、电视、广播、报纸等形式，进行大张旗鼓的报道，使广大群众了解换届的重要性，选好自己满意的代表，反映好群众的呼声和要求。领导下乡包宣传，各级领导深入工矿、农村、机关、学校，进行宣传发动、讲解，解答群众询问的问题，增强了和群众的沟通理解，增进了和群众的感情，激发了群众参与换届的积极性。

四是建立责任制。结合县委常委和四大班子领导成员分工，进一步明确了各位领导在换届工作中的责任，同时建立了四大班子领导包乡镇换届工作责任制。县级换届筹备工作，在县委的领导下，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以及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协调配合，确保了筹备工作顺利进行。乡镇换届工作中，县委刘爱军书记和冯志亮县长等县四大班子领导多次深入基层，进行了精心指导，保证了乡镇换届圆满成功。

五是严肃换届纪律。县委明确要求，县纪检委、县委组织部要加强对县乡换届工作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严肃处理。**市公安局在换届期间突击提拔干部一事，在网上公开曝光、市委下达明传电报后，4月18日县委及时下发了《关于换届期间进一步严肃组织人事纪律的通知》，要求各乡镇、各单位党组织要引以为鉴，严禁违反规定突击调整干部、突击进人、突击花钱。4月27日县纪检委、县委组织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严肃换届工作纪律确保换届工作顺利进行的通知》，通报了姚震海、侯马市公安局有关领导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情况，贯彻了省市委组织部的有关精神，提出了严肃政治纪律、严肃组织人事纪律、严肃财经纪律等要求，重申了省纪检委、省委组织部关于换届期间的二十不准纪律规定。我们把严肃换届纪律和纪律作风整顿有机结合起来，加大正面教育引导和宣传引导，坚决杜绝与换届工作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营造了一个团结和谐、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二、严格依法办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健康有序进行

坚持依法办事，是县乡人大、政府和县政协换届选举工作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根据上级关于换届选举时间的要求和我县的实际情况，我们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认真开展换届选举的各项工作。

一是依法确定选举日，成立选举工作机构。春节前，县委常委会议对县乡人大、政府和县政协换届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后，2月27日召开了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确定4月25日为县乡代表选举日，依法确定了县乡两级选举委员会。同时采取以会代训的方法，对各乡镇、县直各有关单位的选举工作骨干577人进行了选举业务培训。

二是科学划分选区，认真开展选民登记。本着“三个便于”的原则，即便于选民参加选举活动，便于选出的代表联系选民，便于选民监督，共划分县级选区91个，乡级选区523个。划分选区后，严格以户口为准按选区进行选民登记，采取公告登记时间、统一登记、上门登记、寄送公开信动员登记等办法，较好地保证了选民登记不错、不重、不漏，4月5日前选民登记工作全面完成，全县共登记选民279695名，4月5日前全部进行了张榜公布。

三是合理分配代表名额，依法组织代表选举。根据省市县人大常委会确定的县乡代表名额要求，4月初分别将县乡两级代表名额一次分排到了各选区。在此基础上，以选区分别进行提名、推荐、酝酿确定县乡两级代表候选人，确定县级初步候选人341名、正式候选人名，乡级初步候选人1541名、正式候选人名，均符合法律规定，4月20前公布了正式代表候选人，统一组织了对代表候选人的情况介绍。4月25日，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差额选举，共选举县级人大代表名，乡级人大代表名，经审查确认代表资格全部有效。4月27日至28日，集中时间对县乡两级人大代表进行了培训。与此同时，县委组织部、县委统战部、县政协通过认真协商推荐，共确定县政协委员192名，5月上旬对所有推荐提名人选进行了考察，并且征求了有关部门的意见，今天对委员进行集中培训。

四是严格审查把关，做好人大、政协常委的推荐提名工作。县人大党组、县政协党组提出常委候选人建议人选的初步意见后，经县委组织部、县委统战部严格审查把关，反复酝酿、协商、沟通，确定了考察对象，5月10日至12日，由县委组织部牵头，组成联合考察组，对建议提名人选考察对象全部进行了考察。同时，对考察对象中的党员和副科以上干部，重点征求了纪检、计生、综治部门的意见；对考察对象中的非公经济人士，专门征求了工商、劳动、税务、环保、土地、民营经济管理局和工商联等部门的意见。在此基础上，经5月16日县委常委会议研究讨论，确定了新一届人大、政协常委候选人提名人选。

——人大常委候选人提名人选情况。共确定人大常委候选人建议提名人选20人。其中，非党3人，女5人，上届常委7人。年龄在40岁以下的7人，41—45岁的2人，46—50岁的7人，51岁以上的4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15人，符合法律规定和上级要求的有关结构比例。

——政协常委候选人提名人选基情况。共确定政协常委候选人建议提名人选29人。其中，中共党员10人，无党派、派19人；女4人，少数民族2人；上届常委13人，市政协委员7人。建议提名人选中，40岁以下的7人，41—45岁的13人，46—50岁的7人，51岁以上的2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24人，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11人。均符合上级要求的有关结构比例。

三、严格把握政策规定，积极推进乡镇领导班子配备改革

这次换届同以往相比，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要以换届为契机，大力推进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关于县级领导班子，市委在认真推荐和考察的基础上，已严格按照职数等有规定，确定了候选人提名人选。关于乡镇领导班子，我县换届前的实际配备情况：一是职数偏多。乡镇人大主席18人，副主席5人，乡镇长18人，副乡镇长80人，超过了这次换届规定的职数。二是年龄偏大。乡镇人大班子平均年龄49.6岁，50岁以上的主席、副主席17人，占74％；乡镇政府班子平均年龄41.4岁，48岁以上的14人。三是结构不尽合理。尤其是妇女干部偏少（只有5人），35岁以下的干部偏少（仅有12人）。

为了严格按照上级有关政策和规定，从我县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做好换届人事安排工作，推进乡镇领导班子配备改革，近两个月来，我们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保证了换届人事安排工作平稳到位。

一是重视充分听取基层意见。利用3月10日、18日、25日三个星期天，专门坐下来，逐一听取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人大主席对县乡人大政府换届工作的建议和意见。3月20日—22日，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分别带队深入18个乡镇，同乡镇人大副主席、副乡镇长逐一进行座谈，了解到了基层干部的想法、要求和呼吁，收集到了不少来自基层的有利于换届工作的好建议、好意见。

二是坚持“先定原则后定人”。在充分听取意见、综合多数同志建议的基础上，我们借鉴20*年乡镇党委换届人事调整的做法和经验，集体研究制定了《乡镇人大政府换届人事安排方案》，确定了“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基层党组织认可、能任满一届、按程序办事、维护和服从大局”等六条基本原则，从我县实际出发，提出了“人大主席50周岁以上、人大副主席、副乡镇长48周岁以上的不再提名，缺额人大主席从优秀党委副书记中选拔并全部进行异地交流”等人事安排工作的基本思路。

三是在推荐和考察的基础上，认真做好人事安排工作。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4月初进行了乡镇人大主席的民主推荐、考察、讨论确定和公示，4月中旬严格按照领导班子换届职数设置要求和有关规定，深入到17个乡镇进行了全额定向民主推荐和考察。4月30日，召开县委常委会议，研究提出了乡镇人大、政府换届人事安排意见。新提名乡镇人大主席12名（3名由党委书记兼任），从副乡镇长中新提名人大副主席1名，党委书记提名为乡镇长的1人，乡镇党委委员新提名为副乡镇长的4名，保持了相对稳定。5月8日至12日，全县17个乡镇全部召开人代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各乡镇人大政府班子全体成员都是高票当选。换届后，乡镇人大、政府班子呈现出了新气象。主要标志：一是职数减少了。乡镇人大主席17人，专职副主席1人，比换届前减少5人。乡镇政府班子严格按照职数规定，设乡镇长17人，副乡镇长54人，比换届前减少22人。二是年龄减小了。乡镇人大班子平均年龄43.8岁，比换届前降低5.8岁。乡镇政府班子平均年龄38.3岁，比换届前降低3.1岁。人大政府班子中，30岁以下3人，31—35岁9人，36—40岁的27人，41—45岁的43人，46—49岁的6人。三是学历提高了。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77人，占87.5%，比换届前提高了8％。四是结构更加合理了。这次换届，我们根据我县区域、资源等不同条件，配备不同知识的干部，如煤炭乡镇注重分管煤炭的副乡镇长的稳定和配备，蚕桑大乡注重这方面知识的干部配备，小城镇注重配备城建方面的干部配备，山区乡镇注重配备养殖知识干部的配备，有利于发扬干部个人的长处，有利于推进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

四年级日记大全篇3

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九大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肯定了“”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加强了、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为副主席；、、陈伯达、、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4月2日

董必武逝世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4月5日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在北京成立1983年4月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在北京成立。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及其各级领导机关，实行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制度，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的光荣传统，执行人民的条令、条例，享受人民的同等待遇，按照武装警察部队的特点进行建设。

4月8日

“四八”烈士遇难1946年4月8日，出席重庆国共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博古）由重庆飞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工作，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等同行。途中飞机突然与地面失去联系，于下午2时左右，在兴县撞上了黑茶山主峰，同行人员17人不幸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4月10日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乒乓外交”拉开序幕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谋求发展对华关系，中国方面很快作出回应，之后两国关系开始松动。1971年春，抓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时机，作出决策，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以中美人民之间的交往作为打开两国官方关系的序幕。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这就是当时被誉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陈云逝世1995年4月10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因病逝世，享年90岁。陈云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4月12日

四一二反革命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疯狂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以为首的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

4月15日

逝世1989年4月1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1980年2月，他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全国人大第一至三、五届常委，中共第八、十一至十三届中央委员。

4月20日

渡江战役爆发渡江战役，也称京沪杭战役。1949年4月20日晚和21日，人民第二、三野战军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了军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6月2日，崇明岛解放，至此，渡江战役结束。此役，人民歼敌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分，为而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加速了全国的解放。

4月23日

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大会通过的新规定，以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从而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七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4月24日

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东方红1号”的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自主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标志着我国在宇航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4月26日

日内瓦会议召开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和平统一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新中国初步打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了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为国内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

彭真逝世1997年4月26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彭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先后担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6年在党的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并从1951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长。“”结束后，彭真又先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务。

四年级日记大全篇4

新版《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语文的定性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语文学科的定性，新版《大纲》指出：“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对于学生学好其他学科、今后工作和继续学习，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提高国民素质，都具有重要意义。”至于语文学科的功能，新版《大纲》表述为“进一步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培养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品质；努力开拓学生的视野，注重培养创新精神，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而在语文学科的实践技能培养功能方面，则继续强调要“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提高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能力。”

新版《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于语文及语文学科的定性兼顾了工具性与人文性、基础性与综合性，而依然强调其实践性品格。那么，作为中学语文学科教学载体的《语文》教材在编排选材上面就必须依据《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来展开。作为教材核心组成部分的课文选文，是教材组成中最为重要的部分，选文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教材质量的优劣。

在新版《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视野下，相对而言，中学《语文》的古诗文选文涉及的问题更多，不仅因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保存了文化传统的精髓，而且由于问世时间久远，其所涉及的文献学方面的问题要比其它类型的选文更为复杂。就笔者所见中学《语文》教材课文古诗文的选文，在文献学方面，诸如选文的版本、校勘、注释，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下文笔者拟以所见人民教育出版社各版初中《语文》选文《醉翁亭记》的版本为个案展开讨论。

一、“人教社”各版初中《语文》选文《醉翁亭记》版本简介

笔者所见各版初中《语文》选文《醉翁亭记》所据版本情况如下：

1.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初级中学课本《语文》第五册所选《醉翁亭记》注释云：“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1]

2.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6月第2版初级中学课本《语文》第六册所选《醉翁亭记》》注释云：“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2]

3.1994年10月第1版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五册所选《醉翁亭记》注释云：“选自《欧阳文忠公集》。”[3]

4.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五册所选《醉翁亭记》注释云：“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4]

5.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第2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下册选文《醉翁亭记》注释云：“选自《欧阳修散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5]

从上可知，“人教社”各版初中《语文》选文《醉翁亭记》所据版本有《欧阳文忠公文集》、《欧阳文忠公集》和《欧阳修散文选集》三种。而各个版本的信息登录并不完整。那么，欧阳修别集的主要版本情况到底如何呢？

二、欧阳修别集主要版本概述

据祝尚书先生《宋人别集叙录·卷第四·欧阳文忠公集》云：“欧阳修著作，两宋刻印甚夥，已录前述，要之有诸集单刻本、多集合刊本（分合不一）、大全集本（《欧阳文忠公集》）、选集本（《文粹》）等四类。”[6]又云：“周必大编刊《欧阳文忠公集》，在光宗绍熙至宁宗庆元间。其跋曰：‘《欧阳文忠公集》……成一百五十三卷，别为《附录》五卷’。”[6]又云：“《欧阳文忠公集》出，欧阳修著作诸集单行、略无统纪、世无善本之局面遂告结束，而成为后代之通行善本。”[6]又云：“全集本旧说元代曾重刊，《天禄琳琅书目》卷六著录一部，称‘此书字法规仿鸥波，深得其妙，定属元时所重刊者。’……《四部丛刊初编》影印之本，向来即以为是元本”[6]。

以关键词“欧阳文忠公文集“查询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得知《欧阳文忠公文集》有四种。

第一种为日藏汉籍：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籍文集·第1辑”《欧阳文忠公文集》，日本古典研究会、东京汲古书院1978年9月出版发行，乃据宝历14年（1764）3月京都吉田四郎右卫门刊本影印。

第二种为日本宝历十四年（1764）刻本，三十六卷，10册。

第三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所编1993年出版之“四部精要·19·集部四”之《歐陽文忠公文集/坡全集》合本。

第四种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影印“四部丛刊初编”本，分为6册，其封面题名亦为“欧阳文忠公文集”，亦是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据元刊本缩印。

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第四·欧阳文忠公集》谈到欧阳修著作的“选集本”时云：“日本宝历十四年（一七），吉田四郎右卫门刻《欧阳文忠公集》三十六卷……是本今上海图书馆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著录。”[6]则日本宝历十四年刻本亦名《欧阳文忠公集》。抑或第一种乃影印出版时更名《欧阳文忠公文集》？而第二种岂是国家图书馆藏本名《欧阳文忠公文集》与上海图书馆著录本异耶？而第三种虽其“目录”首页之前页有“欧阳文忠公文集宋欧阳修撰一——五七六”字样，但其“目录”首页即有“欧阳文忠公集”字样。据此推测，此《欧阳文忠公文集》之底本亦是《欧阳文忠公集》，而仅在影印出版时更名《欧阳文忠公文集》而已。而第四种既明言影印四部丛刊初编本，则其名必为《欧阳文忠公集》。笔者未见原书，从“超星百万图书馆包库”查得商务印书馆同版重印（印次不明）之《欧阳文忠公文集》第二册之电子版，确认亦仅是影印时更名为《欧阳文忠公文集》而已。

三、中学语文古诗文选文需据善本

善本，原指古籍诸版本中，比一般本子优异的刻本或写本。近代文献学大家张舜辉《论版本》一文中引清末张之洞《輶轩语·语学篇》“读书宜求善本”条云：“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阙之本也。”又云：“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钞）。”[7]简而言之，是精校、精注的旧本、足本。中学语文所谓古诗文选文必据善本，意指语文教材选择古诗文进课本，其底本必须选择精校精注的本子。那么，“人教社”四个版本的选文《醉翁亭记》是否依据了善本呢？

上文谓1982年版、1988年版和2001年版“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1994年版“选自《欧阳文忠公集》”，2007则“选自《欧阳修散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据查，《欧阳修散文选集》为陈必祥编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唐宋家散文选集”丛书之一本。陈必祥在《前言》中说：“本书的选文依据四部丛刊本。在题解、注释方面参考了有关欧阳修散文的一些选本，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某些研究成果。”

而《欧阳文忠公集》最晚出者为“四部丛刊本初编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般而言，图书出版尤其是古籍，后出转精者多。而现在多种欧阳修集整理本或选本亦多以“四部丛刊初编本”《欧阳文忠公集》为底本，则可见其确实为善本。据笔者查阅，《四部丛刊》最近一次重印为上海书店据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1926）版重印，时间为1984至1989年。而集部重印时间为1989年3月。

据上文所述，以选文需依善本的原则，“人教社”版《语文》教材各版在有关《醉翁亭记》版本出处的注释应补充完善为：

1.1982年版：“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2.1988年版：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3.1994年版：“选自《欧阳文忠公集》，上海书店影印四部丛刊本，1989年3月第1版。”

4.2001年版：“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上海书店影印四部丛刊本，1989年3月第1版。”

5.2007年版：“选自《欧阳修散文选集》（陈必祥编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而欧阳修诗文的各种整理本，全集的最新校笺本为2009年出版的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该本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而以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藏本为主要参校本，并适当参考其他版本，洵为后出转精之善本也。

四、“让泉”也，非“酿泉”也

在“人教版”各版初中《语文》的课文《醉翁亭记》中，“酿泉”两见，为“酿泉也”与“酿泉为酒”。糜华菱先生早在1984年第10期《语文学习》就撰文《考实》指出，前边的“酿泉”应为“让泉”，指泉之名；后边的“酿泉为酒”不误，乃“酿让泉之水以为酒”之意。

朱东润先生《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选录欧阳修《醉翁亭记》，谓“《四部丛刊》影元本《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十九”[8]，而注释第一处“酿泉”云：“水清可以酿泉。酿，原作‘让’，据别本改。”[8]。笔者未亲见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集》。然据此可知，“四部丛刊本”第一处作“让泉”也，非“酿泉”也。洪本健教授的《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一处即作“让泉”，第二处作“酿泉”。如此便是也。[9]

于此，亦可见中学语文教材古诗文选文必据善本之重要性之斑也。

五、余论：教材修订要紧盯最新学术动态

人民教育出版社自1982年版至2007年版的初中《语文》教材，25年间刚好有5个版本，平均5年一个版本，即5年修订改版一次。这样的频率还是很快的。当然，这样的速度频率适宜与否另当别论。如果以后教材再修订，涉及到古诗文选文的文献学方面的问题（版本、校勘、句读、注释等等）要详细修订，使之越来越完善。欲达成此目的，则需要紧盯学术界研究的最新动态，注意最新研究成果并加以吸收运用到教材中。

依此速度，人教版的初中《语文》教材将很快又出新的修订版，如果《醉翁亭记》依然在选文之列，那么，笔者以为，在更为完善的整理校笺本出来之前，洪本健的《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当做为选文的最佳版本依据。则其选文出处的注释应该是：“选自《欧阳修诗文集校笺》（洪本健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编辑室编.初级中学课本《语文》第五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2]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一室编.初级中学课本《语文》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3]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一室编著.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五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4]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五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5]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6]祝尚书著.宋人别集叙录[N].中华书局，1999.

[7]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古籍版本研究组编.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N].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8]朱东润主编.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四年级日记大全篇5

中共四大，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形成的历史起点。弄堂里举行的这次秘密群英会，通过了14项文件，首创性地提出多个理论：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并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

为寻找中共四大纪念馆，笔者辗转跑了多个地方。原来，四大会址早年已被毁于日军炮火，夷为平地。位于四大遗址边的中共四大纪念馆，在近处绿树小湖和远处现代化高楼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庄重。

走进纪念馆，邂逅一段激情澎湃的历史，映入眼帘的是一位位代表或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的照片和生平介绍。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一份份手稿原件，一件件故人使用的物品，回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足迹。

湮没于历史深处的红色记忆

1925年1月，上海闸北淞沪铁路附近的一条逼仄的弄堂内，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秘密举行。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干事张伯简受党的委托，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这个租界与华界的“三不管”地界，租借了这里的一栋石库门房子。这里很少有租界巡捕，中国警察也不能在这个地区巡逻，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就可以立即撤往租界。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在大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遗憾的是四大会址与三大会址一样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没能幸免于难，它毁于1932年“一・二八”的炮火。由于四大会址毁于战火，许多当事人又先后去世，使得后来确认会址成为一个历史难题。

“”前，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曾数度寻找中共四大会址，询问信件发遍全国各地。可是，当年的20名与会代表有的离世，有的旅居国外，还有的羁囚牢狱，长达四年的寻访工作最终只留下10多份说法各一的访谈资料。

真正的会址到底在哪里呢？就在线索似乎中断的时候，中共四大召开期间曾任工作人员的郑超麟出现了。当年，郑超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四大召开时，他作为工作人员除了负责会议记录外，还担任向导工作，曾多次带领出席会议的同志赶赴会场。在他撰写的《怀旧集》和《郑超麟回忆录》两本书中，都提到了中共四大：“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

郑超麟拿出他1980年完成的《怀旧集》，其中描写：“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三楼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们都从后门出入。”郑超麟回忆说：“外地来的代表食宿其中，他们睡在三楼，二楼开会，楼下客堂；楼梯口装有拉铃，一有意外，就通知楼上――会议期间，未曾发生什么意外。”据有关文献记载，三楼房间作为部分代表的临时宿舍，大部分代表住在上海大学、上海书店等地。

经过随后的几次实地勘察、寻觅、验证，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于1987年4月最终确认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为四大会址，遗址并被上海政府公布为市保单位。1995年是中共四大召开70周年，上海市政府在遗址处立一石碑，上书：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遗址。若不是有这石碑，罕有人知道这里当年是一幢三层楼里弄房子，毕竟遗迹已荡然无存。

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场景再现区展示了当年四大的石库门会址景象。模拟会场长桌后方的白墙上挂有一副巨大油画，画面显示当年20位与会代表严肃、坚毅、激动和期盼的神情。他们身后的窗户虽然紧闭着，但窗面却被屋内的灯盏映得格外闪亮，像是预示中国的黎明终将到来。

姗姗来迟的中共四大

根据中共二大的决议，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按照惯例，中共四大应于1924年召开。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钟英”（谐音）的代号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称“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期不远”，要求各地同志对于一年来党的政策及实际活动的意见“写成报告汇寄中央局”。

9月15日，“钟英”又向各地方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共四大定于当年11月召开，并将四大将要讨论的问题以及代表推举的细则告知各地组织，要求各地方党组织提交议案。今天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展陈里，还能看到落款为“钟英”的这两份通知――其中8月31日这份由行楷写成的通知，来自的亲笔签署。

其实，大会的筹备工作早在1924年7月就开始了。这年1月，一大召开，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于是，1924年成为中共成立后最为繁忙的一年，改组、黄埔军校建立、推动冯玉祥倒戈、部署推动全国的国民运动等一系列工作接踵而来，如期召开大会十分困难。随着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升温，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国共双方的关系似乎步入了蜜月期。但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排挤共产党人的倾向渐露端倪。恰是这些暗流，令四大的召开时间一拖再拖。

1924年6月，国民h邓泽如、张继等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护党宣言》，反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纲领，诬蔑共产党员加入的目的是消灭，要求“共产党员友好地退出”。

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在这场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究竟应该由谁掌控？尽管1923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写道：“中国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但是，到1924年的下半年，态势已经迥然转变。

1924年11月底，一位学者模样的外国男子身裹大衣又一次来到中国上海，寄居在昆山花园的白俄富商家中。他就是受共产国际派遣的俄国人维经斯基（中文名为吴廷康）。他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关系十分密切，并被称为共产国际的“中国通”。此前，维经斯基曾于1924年4月来到中国，并参加了5月份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他此行目的是为指导中共四大的召开。

维经斯基参与审定了中共四大的基本材料和提纲，并与陈独秀一起主持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央全会，确定了四大的中心议题。维经斯基指出：“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问题，也就是从在小组中做宣传工作过渡到在工厂中做鼓动工作的问题，向工人们说明现在中国政治斗争的基本因素。同时，代表大会应该找到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他还指出：“虽然国共两党关系不能说尽如人意，但我们在会上还是不全面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还应该帮助，以便尽可能广泛地掀起反帝运动浪潮。”

中共中央指定陈独秀、彭述之、维经斯基等组织起草委员会，四大的所有提案均由起草委员会草拟。瞿秋白担任维经斯基的翻译，并将维经斯基起草的议决案和其他文件译成中文。12月19日，维经斯基致信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尼科夫，通报了中共四大的筹备情况。因为四大开会需要维经斯基参加，原定于11月15日召开的会议先被改为12月20日，后又被推迟。

四大召开前，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五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彭述之为大会秘书长，郑超麟和张伯简为大会记录员。

回应谁来掌控革命领导权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正式举行。

寒风呼啸的1月11日午后，大会的向导郑超麟陆续将出席者带入会场。出席代表有2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4人，他们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陈独秀宣布开会后，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致贺词。

在三张八仙桌拼接成的会议桌旁，陈独秀端坐正中，用铿锵有力的语调做了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共四大代表们认真讨论了陈独秀的工作报告，全面评价了党中央一年多来的工作。

中共四大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它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此，对于这场革命，无产阶级“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问题，大会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还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表明党对反封建的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

大会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共产党要做到：在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既帮助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但是，中共四大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的回答。四大对民族资产阶级也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这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弄得模糊不清。这时，刚在苏联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共代表彭述之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会前，他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发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文，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惟不敢出来作领导、打先锋，它必然还要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彭述之虽然肯定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却无视资产阶级正在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事实。这种观点对大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为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并决定将原中“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的规定，改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在四大通过的中，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从原先的“委员长”改为“总书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称“书记”。

第四届中央委员的产生，不是由各代表投票选举，而是由上届中央委员会提出事先拟议的一份名单交给大会表决。中共四大一致同意陈独秀、、蔡和森、、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分工是：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后来，向警予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

在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即1月21日，正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特发表了《中共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在除夕的前夜――1月22日，陈独秀宣布会议结束时，会场响起“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的军阀！中国劳动群众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豪迈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