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

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压抑和刺激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经济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冷落的同时变得更加系统化。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的局面，新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此时，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美英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到了70－8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由西方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至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性事件即为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最终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点:1.认为市场万能，抛弃“公共产品”的理论。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将一切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商品化，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主张，解放私企，开放国际间自由流动。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运动”。

2.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经济，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反对政府国家干预，倡导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张私有化，放松管制。认为应该把公有资产给私人，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最大优越性。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主张减少一切形式的、可能会危及企业利润率的政府行为。

4.主张削减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国家”功能。

在削减政府作用的名义下，放弃对铁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

三、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危机。从实践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消极后果。

(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美国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纲领，进行新经济改革，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践行者。反映在经济政策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市场化，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自由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张全面的私有制。

这段时间新自由主义虽然给美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比如减少公共开支使得社会购买力降低，导致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危机—27—货膨胀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也从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两方面证明，新自由主义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其导致的泡沫经济使资本主义经济面临了新的危机;加剧了西方社会结构的两极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已经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为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给拉美地区带来了不少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模式通过把拉美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使拉美各国更加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地位变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国经济相对国际金融繁多的变化也显得更为脆弱。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获得了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会保障也在不断削减，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义并不能解决拉美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缓和了危机，但不能消除危机，甚至积累了矛盾，酿成了更大的危机。总体看来，社会福利机会的不平等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流入中国并传播开来，在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扬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客观地学习外来的理论与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鉴新自由主义。

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一度严重泛滥的大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也不例外。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从经济角度加以论述。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对我国加速对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转变了政府职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张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有企业实现了事实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见的手”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造成了我国严重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可以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

再次，新自由主义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主张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干预过多，认为应该仅实行财政和金融手段，放弃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这对于我国现在的发展状况是不利的。虽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政府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赖外资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国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

五、其他国家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从2006年春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逐渐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毫无疑问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已经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我国应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吸收经验教训，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悲剧在我国上演。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用以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的工具，它是为西方发达国家服务的。它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私有化，既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也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分配不均匀。从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及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它加剧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国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样才能达到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经济目标。

第三，应发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宏观调控体系。但要注意的是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而且市场还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等弊端，因此应当谋求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防止对外资的过度依赖。

第四，应当根据国情，逐渐适应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信息数字化的潮流。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实行独立自主的发展经济政策。

［参考文献］

［1］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黎映桃．论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11).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篇2

决裂新自由主义，奥巴马能否比肩罗斯福

人们对奥巴马“新政”的联想更多地来自于80年前那场大危机，以及临危上台的罗斯福总统。1929―1933年的危机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面积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股票下跌，使美国民众陷入了痛苦、恐惧、绝望之中。面对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罗斯福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放弃了产生危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提出了一系列以救济、改革和复兴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措施，以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发展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罗斯福“新政”恢复了民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并引领美国的工业、农业全面复苏。

伴随奥巴马竞选和上台全过程的，是源于美国的、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机。人们对金融危机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奥巴马的当选及其当选后的作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新自由主义的大行其道有着重要的关联。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拉大国内的收入差距，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速度加快，为了满足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的贪婪而弱化金融监管，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奥巴马提出的竞选纲领，满足了埋藏在民众心中对“变革”的期许。他最终得以当选，说明美国民众再也无法忍受小布什政治上新保守主义、经济上新自由主义的乱折腾了。更确切地说，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真正终结了新自由主义对这个国家乃至对世界主流意识形态长达30年的影响，历史上以反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起家的新自由主义走向没落，必然使人们重新认识凯恩斯主义的各项政策。社会主义中国经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危机中采取的各种有效的反危机措施，正在成为提振世界经济增长信心的榜样。美联储前主席沃克尔甚至说，这次危机可能不会埋葬资本主义，但是一定会埋葬美国模式的金融资本主义。

危机成为新自由主义“弃机”

奥巴马上台之初，美国国内问题丛生。美国金融危机已经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各项经济指标显示危机逐步恶化，并没有见底的迹象。世界各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是金融机构接二连三的倒闭，二是危机从金融领域蔓延至实体经济，三是社会处于严重的失衡之中。

从以上问题可以看出，服务于富人的新自由主义确实为美国闯下了大祸，但是，新自由主义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仍然没有大的改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尽管新自由主义体制引发了诸多金融危机和经济社会灾难，又造成了无数的失业者和流浪者，但是，仍有一些不负责任、甚至别有用心的学者还在把新自由主义鼓吹成“上帝”一样的词汇，鼓吹为唯一能挽救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在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的谴责声中，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理论反思的热点，但这并不代表现实中新自由主义力量的削弱。目前，新自由主义在政界、学界、商界仍有着根深蒂固的力量，他们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要么换了一身伪装的外衣，积蓄力量等待反击；要么借机采用貌似国有化的策略，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养老钱救助和维护大资本家的利益，待危机度过，重新私有化了事。

新政能走多远

可以说，任何理论上不彻底、行动上首鼠两端的政策，最终仍旧难以挽救危机中的底层民众。一些政府会披着凯恩斯主义的外衣，诉诸民粹主义的救助经济口号，继续保护新自由主义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日益固定化的利益格局、强大的资本力量时刻在明处或者暗处左右着政策的发力点。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2]。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3]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2]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3]。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3]“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2]。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2]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3]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3]“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3]。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2]。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2]。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2]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3]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2]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2]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2]。“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2]。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2]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2]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2]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4]。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5]。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2]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3]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3]。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2]“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2]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6]。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3]。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3]，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3]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7]。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8]。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参考文献：

[1]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1917—1928)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74-305.

[2]列宁选集：第3-4卷，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4-773.

[3]列宁全集:第39-40卷，第42-43卷，第52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66.

[4]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5]徐博涵.列宁《论合作制》的真谛[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1)：197.

[6]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