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三农”政策；农业经济；影响效应；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22）30-0009-03

引言

中国是农业大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数据显示，我国农村户籍人口超过40%，因此农业经济的增长对中国的GDP的贡献也很重要。曾说过：“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这进一步表明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不仅有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还有农业科技的进步，当然制度与政府颁布的“三农”政策也有一定影响。2004年后，中共中央连续多年中央一号文件，确定了“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因此，研究我国“三农”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显得十分重要。

本文在第二部分将对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梳理，提出本文要解决的问题。在第三部分，将建立包含政府政策的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根据得到的结论提出有利于我国农业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一、文献回顾

作者主要收集了农业经济增长因素的相关文献，经过梳理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有不少学者以我国农业经济整体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各类因素，只是研究的视角不同。有些学者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夏新燕（2010）建立时间序列和截面两种模型，分析促进中国农业增长因素，得出结论认为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的投入为两大主要因素[1]。栾炳江（2015）利用1980—2013年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认为耕地面积、从业人数、用电量等生产要素与农业经济呈正相关，而化肥使用、机械动力、支农资金不显著[2]。还有学者（张清华[3]，2003；尹燕等[4]，2013；姚旭兵等[5]，2016）重点研究了某一类因素与农业增长的关系，分别是制度和技术、对外贸易依存度、城镇化等，结论认为制度与技术能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依存度与农业产出增速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增长因地制宜。

其次，更多的学者对我國农业大省进行特定的分析。姜劲儒（2010）以我国12个农业大省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认为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劳动力、土地面积、技术进步、农机和化肥的投入等，另外制度变迁、政府农业支出也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6]。庞娟、吴玉鸣（2006）领用C-D生产函数对广西农业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对广西农业经济增长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提出技术进步和政府对农业支出是决定性因素[7]。也有学者何剑（2007）对新疆的农业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制度和技术是促进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8]。

如上所述，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制度和技术是促进农业增长的重要性因素，却依然有不少学者研究认为传统的生产资本等相关要素的投入影响也不小。郑素芳、张岳恒[9]（2011）、王继祥等[10]（2012）以海南省各市县为研究对象，研究后认为，资本投入对海南省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最大。郭震[11]（2011）对河南省的研究，赵巧峰、申鹏[12]（2015）对贵州省的研究同样都支持了上述的结论。而何仙珠（2017）对福建省进行分析时，将资本投入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类，认为物质资本起到正向作用，而人力资本起到负向作用[13]。

综合其他学者的研究，作者发现无论是以中国农业整体为研究对象，还是以个别省份农业为研究对象，学者们都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大部分学者都采用了C-D生产函数进行研究、指出生产要素的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影响最大，也有少部分学者提出，技术和制度也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对于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政策影响效应的研究较少，因此笔者对CD生产函数进行扩展，创新性地将“三农”政策的虚拟变量加入模型来进行分析。

二、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研究政策变量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还有很多，因此作者采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建立模型，以便于将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基本的C-D生产函数形式如公式（1）所示：

Y=AL？琢K？茁？滋（1）

其中，Y通常代表经济增长水平，A通常代表技术水平，L和K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α、β通常代表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的弹性系数，？滋通常代表其他因素。对该基本模型两边取对数，得到线性模型，如式（2）所示。笔者认为，除了基本生产要素之外，还应该包含很多其他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如代表农业技术的农业机械总动力（T），代表土地生产要素的农作物总播种面积（Land）、有效灌溉面积（W），以及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F），代表了其他投入的乡村办水电站个数（Q）、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V）、农村用电量（E），本文还加入政策性变量（P），得到新的模型如式（3）所示。

lnY=lnA+αlnL+βlnK+μ（2）

lnY=lnA+αlnL+βlnK+CnlnXn+P+μ（3）

经济增长水平Y用第一产业增加值代表，劳动力L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代表，资本投入K是指农、林、牧、业的固定资产，Cn代表系数集，Xn代表技术、其他投入、政策等变量集。

“三农”政策是指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2004年，政策的实施保护和调动了农民积极性，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农村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农村社会事业取得新的进展，这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一直以来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非常重视。2004年起，政府对“三农”工作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加直接、更加有力，因此本文的政策变量用虚拟变量来表示。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统计结果

作者根据本文扩展的C-D生产函数模型，收集所有变量的相关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除了政策变量和有效灌溉面积之外，其他的变量都不显著。因此，笔者判断变量之间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用逐步回归方法修正后（见下表），除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就业人员之外，其他变量均非常显著，尤其是政策变量。因此，本文构建的扩展C-D生产函数模型比较合理，进一步作者对模型结果进行相关检验。

（二）模型相关检验

从上表中结果可以看出，拟合优度（R2）达到99.89%，表明模型解释变量x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比较大，模型通过拟合优度检验。

再对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首先进行F检验，F值能够表明解释变量的联合显著性。表中结果显示，F值达到1229.16，对应的P值显示为0，模型通过了F检验。再看单变量的t值，作者发现“三农”政策的变量P的t值为2.84，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其他进入模型的控制变量也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中，资本投入、农用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3个变量的显著水平为1%。

最后对模型进行残差检验，首先是自相关检验，表中显示D-W值是2.82在n=40，k=6的情况下DL和DU分别是1.23和1.79，比较可知2.82>DU，表明模型残差不存在自相关，通过自相关检验。接下来用B-P检验的方法来检验模型的异方差，表中结果显示，模型通过了B-P检验，表明不存在异方差。

（三）模型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将模型结果放入公式3，结果如下：

lnY=-53.8547-0.3893Log（K）+1.3512Log（F）+0.0931Log（V）+0.0776P+4.9725Log（w）+u（4）

t=-5.3097-4.06213.90243.2101

2.83515.5268

R2=0.9989F=1229.16Dw=2.8226

由公式（4）结果可知，“三农”政策（P）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显著为正，与公式表面相比，未执行“三农”政策前，农业经济增长7.76%。另外，农用化肥施用量（F）和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V），都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公式表明，这两个变量每增长1%，农业GDP分别增长1.3512%和0.0931%，进一步表明农业技术对农业经济也产生了显著效应；比较有趣的是，模型在检验过程中去掉了播种面积（Land），而有效灌溉面积（W），进入模型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公式显示，灌溉面积每增长1%，农业GDP增長4.9725%，表明与播种面具相比，农业灌溉面积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从式（4）看出资本投入对农业GDP影响为负，虽然影响效应不大，但比较显著这与理论不符。笔者猜测，可能的原因是目前农业资本投入超过需求，需要提高资本投入的有效使用率。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三农”政策对农业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作者通过收集相关变量1978—2018年的数据，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对政策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三农”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正向效应，这表明2004年之后，政府实施的刺激农业经济增长的各种政策是较为有效的。为了保护和调动农民积极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如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基础建设等。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创新实施方式，加大实施力度，如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特色农业，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推进农村互联网经济发展等。

农业经济政策范文篇2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责无旁贷,起关键性作用,原因有三。第一,农产品加工业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特征。农业是基础产业,外部效益很强,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生存条件,还提供了轻工业产品生产的大量原材料。农产品加工业是大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公共物品特征。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是确保农产品供给数量和质量的重要保障。农产品加工既生产商品,也为社会作贡献,有较强的外部性,需要包括税收优惠政策在内的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第二,农产品加工业本身的特点使其需要政策支持。农产品加工业生产季节性强,原料价格不稳定,经营风险大;农产品加工业资金周转缓慢,固定资产利用率低、投资回收周期长,资本利润率不高;农产品加工企业往往自有资金不足,商业贷款阻力大。总之,农产品加工企业自生能力较差,需要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第三,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原经济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方面有较大作用空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结构升级,完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税收支持政策”,税收政策对于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中原经济区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区域,对中原经济区农、林、牧、渔业加工项目实施税收优惠,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增值能力,有利于推进农业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区域布局的优化,对引导社会向农业投资、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增加农民收入乃至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很大帮助。

二、中原经济区现行农产品加工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内容与存在问题

(一)中原经济区现行农产品加工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流转税优惠政策,包括对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外购农产品及以外购农产品进行简单加工后形成的初级农产品再销售,按13%的税率征税;农产品加工企业进口农产品加工设备和引进技术,对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项目和国家高新技术目录的农产品加工设备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关税;对国有森工企业以次小薪材和林区三剩物为原料生产加工的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对河南天冠集团调配用乙醇汽油的变性燃料乙醇增值税实行先征后退等。其次是所得税优惠政策,包括企业从事农产品初加工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以“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生产的企业,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86条的有关规定,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农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按1.5倍系数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1.5倍系数摊销;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

(二)中原经济区现行农产品加工业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中原经济区现行农产品加工业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给予了一定的扶持和优惠,然而这些税收优惠政策的应用在实践中仍存在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原经济区农产品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流转税优惠政策方面,第一,农产品范围界定过窄造成增值税进项抵扣缺位。我国对“农产品”的解释为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水产业生产的各种植物、动物的初级产品。《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采取正列举加概括的方法对农产品及其初级加工品进行明示,而一些农产品或农产品的附产品未纳入农产品的范围。由于该概念界定不清、注释范围过窄,造成农产品加工企业外购免税农产品不能享受进项抵扣或不便操作。例如,粮食作物的副产品稻草、麦秆没有在植物类的“粮食”中列举,农产品加工企业如果收购这类原料,会出现应抵而不能抵的无奈局面。此外,农产品简单加工与精深加工无明确区分标志。以茶叶中的毛茶与精制茶为例,毛茶是农产品,精制茶则是工业品,但毛茶与精制茶究竟如何区别认定,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把握,容易造成增值税进项抵扣执行政策不一致。第二,高征低扣导致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税负高。我国现行《增值税法》规定,农产品简单加工免征增值税,农产品初级加工增值税税率为13%,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适用17%税率。例如,小麦脱皮加工成麦仁出售免征增值税,加工成面粉出售按13%税率征税,加工成挂面适用17%税率。但是,无论哪种加工方式,购进小麦的抵扣率却都是13%。这一政策使从事农产品深加工的企业吃了高征低扣的大亏。第三,农产品加工中所含的大量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和营业税得不到抵扣,种、养、加一条龙的企业自产产品不能抵扣,因农产品注释范围过窄造成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等。第四,我国农产品出口退税率实行“5%为主、13%为辅”的两档退税率,低于一般发达国家水平,比国内其他出口行业的平均出口退税率也要低。第五,出口退税、免税的税种只有增值税和消费税,不包括城建税,我国的出口退税是不完整的。在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方面,第一,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只对农产品生产所得和初加工所得免征所得税,限制了农产品加工企业向深层次发展。第二,对提取固定资产折旧的政策规定不利于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的设备更新与改造。农产品加工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折旧大都采取平均年限法,折旧年限一般为10~15年。在这个年限范围内,从社会发展和实际情况看,农产品加工机器设备至少要更新换代两次才能适应市场需求。第三,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进行技术创新的除企业研发费用以外的相关费用未作规定。第四,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期限短,不利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长期发展。第五,现在大部分农业加工企业中,农民工占企业总员工的一半以上,却没有像安排下岗职工、残疾人那样使企业享受相关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优惠政策。第六,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将免征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到大部分农业企业,但对种植和养殖饮料作物、花卉、香料作物的企业特别规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而这些是提高全民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前景无限的阳光产业。

三、中原经济区农产品加工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原则与建议

(一)中原经济区农产品加工业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的原则

第一,对农产品加工业全面倾斜,体现税负从轻原则。中原经济区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区,农民素质不高,小农经济意识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与设备较差,农业大而不强,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发达国家食品加工业产值是农业产值的1.5~2倍,而河南省仅有40%~50%。建设中原经济区要依托其农业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政府除在资金、技术等方面进行扶持和引导外,还要像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样,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调控作用,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和倾斜政策,体现对农产品加工业税负从轻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轻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税负,提高农产品加工投资的回报率,增强企业向农业产业化或规模化企业发展的信心,把中原经济区真正建设成为“国人的厨房”。第二,向中原经济区农产品高新技术产业倾斜,体现科技从优原则。中原经济区农产品加工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生产方式为主,农产品加工业明显存在不足,研发力量薄弱,自主开发创新能力低,缺乏储运、保鲜及精深加工的技术支撑。从长远利益来看,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必须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把农产品引向精深加工,提高其国际市场竞争力。第三,向中原经济区农产品加工出口贸易倾斜,体现鼓励出口原则。当前,出口规模小是河南省农产品出口存在的突出问题。2009年河南省农产品出口仅为全国的1.3%,占全省外贸出口的6.9%,比2005年下降1.2个百分点。同为农业大省,2009年河南省农产品出口总值只有当年山东省出口值的5.07%,与农业大省、农产品加工业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其原因在于种植、养殖、生产和深加工方式不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农产品加工生产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

农业经济政策范文

农业现代化在全世界基本上实现,是在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刚开始是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农业,现代农业真正确立的时期是在20世纪初50~60年代。历史发展到这一阶段,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接二连三全面实现。发展中国家相对而言步伐较为缓慢,大多数到了80年代,仍然处于传统农业转型、现代农业起步的历史阶段。经过60多年的发展建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实施包产到户激发生产力,我国农业在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农业生产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持续开放搞活,如何理解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就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按照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来理解,在我国来讲,农业现代化伴随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历史阶段是1953~1978年。苏联模式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迈进的学习对象,农业水利化、农业机械化、农业电气化、农业化学化基本囊括了当时现代农业的理解内涵。在这一初期阶段,出于民族主义和加强防御的责任,农业养育工业是当时国家的必然选择,农业剥夺是当时的农业政策取向。第二历史阶段是1979~2001年。改革开放初期,在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基础之上,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继续实行,管理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和基建现代化是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进一步解放思想,肯定农民的创造性,强调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业支持是当时的农业政策取向。第三历史阶段是2002年至今。在这一阶段,总体上我国已经进入到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得以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国家各级政府贯彻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使得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无论是农民生活消费方面、还是农业科学技术方面,无论是调整农业经济结构,还是保护农业资源环境,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明显取得了发展,农业多予是当时的农业政策取向。对复杂历史的简单回顾来看,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效率低、分散性、落后性、资源差等典型特征,半封建的农村生产关系其实是,农业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起点。尽管农村生产力随着中国革命胜利的而得到很大的解放,全新型的农村生产关系已经完全建立。回顾我国的农业经济增长历史,关键点主要有三个:一是靠投入;二是靠科技;三是靠政策。要引导我国农业转向现代农业的轨道,离不开政策的支持,新中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每取得一个成就,其背后都有一项正确的政策在进行引导。由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阶段,农业经济增长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增加粮食生产到关注农民增收、环境改善,我国农业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大转变。如果说提高产量是1997年之前我国农业政策的重点,那么历史发展到今天,我国农业政策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增加农业收入和保护自然环境上来。2004年,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在我国全面展开,这可以看作是新中国新政策的一个新起点。

二、关于农业政策制定的理论探讨

任何政策都不是孤立实施的,它总是无法离开一定的社会环境。要具体对一种农业政策深入了解,当然离不开分析政策所在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任何一种农业政策都不是孤立的,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紧密联系、高度契合,同时农业政策各个子项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共生,与外部环境之间、内部子项政策之间,遵循内在规律的关系运动共同构成,使得农业政策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资本数量、劳动和土地,决定了农业的产出,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所认为的;如何做好政策安排,从而提高劳动力和土地的生产率,有效决定了农业发展,这是新近的农业发展理论所认为的。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实施农业政策尽管本身是无法增加农业资源投入的,但是由于其可以影响要素配置价格、改变生产所处环境,从而使得农业发展的效率、速度和方向得到调整。如果农业政策安排合理,必然促进农业经济较快增长,社会经济目标同时可以得以顺利实现,促进国民收入分配公平,引导经济结构合理升级。必须要指出的是,政策制定是一把“双刃剑”,全世界农民在历史实践中,深深感受到决策正确所带来的益处,同时对于政策失误的灾难体会也更为深刻。农业政策与外部环境平衡与否、平衡的程度是否合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业政策是否成功。多种复杂因素决定了这种平衡,它必需要兼顾多方综合意义上的要求。就农业政策内部子项目联系的层次性而言,农业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同的经济发展历史时期,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侧重点有所不同,农业政策自然也受制于具体情况判断,前者是一种常规性影响,后者则体现一种特殊取向。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决定了农业政策的实施角色,无论是运行机制,还是利益结构和制度基础,政府决策最终限定了农业政策的选择空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包括了对对农业的自身调控,这是对现实条件的一个重要的高度概括,农业不可能不依赖国家的宏观政策去单独发展,只有国家调控好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农业以外的国民经济政策不断推行,农民的经济困难才能得以解决,农业的发展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农业和其他部门之间不平衡关系才能得以纠正。无论是整合农业政策也好,还是做好农业内部政策协调也好,具体来看应该贯彻三个原则:一是坚持互补性原则。设定一种政策制度安排,除了生成特定范围的产物之外,还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可能导致政策风险增大、实施效果偏离,政府应在发现问题之后,抓紧制定配套的政策手段,控制负面后果的不良效应,防止其累积为更大的问题;二是坚持协调性原则。任何一种政策都是“双刃剑”,各项政策之中相应的损益信息各有不同,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也自然不尽相同,推出每项政策之时,自然应更多考虑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三是坚持完整性原则。为解决某个特殊的现实问题,或者是发现一个时点空间上的有限问题,具体政策只能起到一定的针对性,也自然限定了每项政策的适用范围。为了有效弥补政策之间的相互缝隙,甚至有时是相对冲突,减少政策结构上的明显漏洞,政府要针对具体的政策对象,都要充分考虑其发展空间的可能性,及早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和控制政策。具体到每一项农业政策而言,它们都是农业政策整体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个政策体系的功能都起到维持和平衡的作用。某项政策的性质发生变化之后,很可能会对其他各项政策造成很大的压力,甚至对整个政策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安排任何一项政策,都无法不去考虑其他相关政策的存在。各种政策安排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彼此照应,如果不参考其他政策安排,无法评估某项政策实施效果的效率。有的时候,或者说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单项政策实施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可能会对整个政策体系造成冲突,最终导致和整个政策体系环节无法相容,对其他政策安排很可能造成不利影响,则这个单项政策最终肯定是不实用的。除了与特定的环境达到平衡之外,成功的农业政策肯定是也必需是,在整个政策体系的设计上,要达到结构均衡、协调发展。

三、新时期农业政策的选择思考

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正确与否,需要要看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如何,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影响如何,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而要实现这些目标,一个基点必须牢牢把握,那就一定要看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果是否被我国广大农民所真正分享。新时期的农业政策制度设计,必需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否有利于农民能够从事优势特色明显的农产品生产,是否有助于农民融入市场经济,是否有助于建立在全国范围内达到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一要完善农业支持体系,突出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要根据对农业国际化发展趋势和我国农业市场化基本情况,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而得出农产品比较优势,并对参加国际竞争进行综合评估,从而构建相应的农业支持体系。要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灵活决策,依托地区优势组织生产,因地制宜发展高效农业,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从而推动我国农业保持可持续发展道路。如果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则应积极采取措施,进一步扩大比较优势,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从而提高该产品的国际核心竞争力。如果农产品的比较优势相对缺乏,则应采取适度减产的战略,从而能够保证安全供给,战略调整的基点一定要明确。二要放宽农业部门融资条件,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正如前文所述,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调整结构,减少比较优势相对缺乏农产品的生产,增大具有很大比较优势农产品的产量,从而在农业变革中获得长期利益。资金是农业生产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农业转型是否成功,资金支持到位情况非常重要,作为影响农民生产和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金融和信贷问题非常突出。只有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不断进行深化,才能使得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在根本上得到解决。目前的金融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只是多在资金注入上想办法,现行体制仍然是一种常态维持和运行状态,更为科学合理的金融体制并没有建立起来,自然无法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其二,实施农业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化。对现行的农村金融政策实施改革,要加大对农民在农业生产转型中的资金支持,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保障作用,让效率高的部门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在在经营中获得更坚实的保障。三要积极推动要素市场快速发展。农业政策的制定一定要坚持“功夫在诗外”,不能仅仅孤立在农业范围内,否则农业就不可能取得重大进展。作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保障,要素市场的发展充分与否对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意义同样重要。实现多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并不能仅仅理解为农民走出农村,更为重要的是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方向实施调整,要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实施转移。要提高农民收入,一个必需经过的途径是降低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同时创造新的非农就业机会,才能增加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货币收入。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提高,要坚持走质量和数量并重的原则,这样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资源更加合理的配置。四要农产品市场尽管实施统一标准。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差异越来越大,在农业经济领域也同样如此,因此必需亟待构建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其一,建立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农业中的市场信号才能可以真正发挥作用;其二,建立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才能得到有效提高;其三,建立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农产品区域比较优势才能得以充分利用。只有建立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中西部才能从市场中获益,才能形成在农业经济增长上,东部拉动中西部发展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