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产业发展报告篇1

关键词:财务报告模式网络技术事项

财务报告是会计信息系统的最终产品,财务报告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会计信息的质量和价值。近年来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不时受到界内和界外人士的批评。据调查结果显示,有85%的调查对象认为多数上市公司存在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而对“最为不满的会计信息质量”的调查发现,其中有34%认为是缺乏可靠性,27%认为缺乏及时性,8%认为缺乏前瞻性,31%认为缺乏有用性。而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财务报告的改进、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提供了契机。传统的、纸质的财务报告模式需向一个更动态、更丰富、更有价值的报告模式转换。

一、现行财务报告模式的局限性

纵观现行财务报告模式的背景,现行的整理会计模式产生的环境是制造业盛行的年代。在制造业主导的经济环境,报告使用者看重固定资产,采用历史成本的计价原则相对真实地反映了资产的价值,但到了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环境,无形资产逐渐取代固定资产成为企业资产主要部分,而历史成本计价几乎或者没有可能真实反映无形资产的价值,由此现行的财务报告模式显得苍白无力。

现行财务报告模式的假设条件,(1)不同信息用户对信息的需求是大量的、稳定的和同质的,并且这些需求对信息提供者来说是已知的;(2)满足这些信息需求的办法是用标准化的格式来报告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任何假设都不可能十分接近现实环境,正如会计理论的四大假设不可能是会计环境的真实反映,它只不过是会计环境一定程度上抽象,由此支撑起整个会计框架。因此,现行财务报告模式的假设条件不过是该报告模式建立的基础。但是,这种假设是否接近现实环境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现实环境决定了一种理论能否立足现实,能否被人们所接受。

那么以上三大假设离我们的现实经济环境有多远呢?

首先,根据共同利益相关主体理论,只要与企业存在相关利益的主体必然关心企业的财务信息、成为信息使用者,投资者、债权人、上下游企业、政府、雇员等等均是企业财务信息的使用者。每个投资者根据自身的利益,关注企业的财务信息,但由于各自侧重的利益不同必然对财务信息的需求存在差异。这种差异随着信息使用者所处经济环境的变化,从无到有,并随之不断的变化。所以在经济环境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假定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是稳定的、同质的,不仅难以对现实经济环境形成抽象,而且可以认为是对实际的一种背离。

其次,认为编制和提供标准化的财务报告能满足不同用户的信息需求,其理论依据源于程序理性,而不是结果理性——会计所可能实现的统一目标。当人们就会计规则制定权进行谈判并作出合约安排时,人们实际关注的不是这一安排能达到一个什么样完美的结果(实现目标),而在于这一安排是大家(至少是大多数)共同认可的,是遵循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作出的,这是程序理性的思想。各国在制定会计准则时都遵循了程序理性思想,即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应是各方均能接受的,而不论按此程序制定出来的会计准则能否确保某一(些)目标的实现,能否满足信息用户的真正需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并不体现在它自身是多么“真实”,而在于它是否依据该国公认的会计规则及其合约制定权安排进行加工处理,若是,那就是“真实”的。这本是财务报告编制的出发点,信息提供者根据需求者的要求提供财务信息,但由于信息披露的非自愿性和成本效益的失衡问题,财务报告的编制过程强调程序的理性而不是结果理性,使得财务报告“更像是为遵循标准和法规而编制的报告而不是用来交流信息的工具”,因此现行的财务报告模式很难满足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其实正是以上两大假设,使得现行财务报告模式呈现出一定的特征:(1)标准化信息是以高度综合为基础的,而每一次综合过程都以不同程度的信息丢失为代价。财务报表项目的分类、汇总与排列,本来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其沟通职能,让使用者能理解明白,然而它们逐渐演变成纯技术,以致只有精通会计与报表规则的使用者才能理解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2)许多会计数据正是在分类、汇总、确认和计量过程中丧失了其本身的涵义,标准化报告抹杀了信息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不能根据不同用户的特殊要求提供针对性的会计信息。

然而信息使用者的信息偏好是不同的,提供标准化的会计信息会导致信息过剩或信息不足。同时单一的信息不便于比较不同计量和确认方式下得出的结论,也不利于确定不同信息的价值,从而使报告信息失去应有的灵活性。这导致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大大降低,并最终影响财务报告的生存价值和会计信息的质量。因此,改革现行财务报告模式势在必行,而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则为财务报告模式的创新提供了物质技术。

二、会计信息化——财务报告模式革命的催化剂

会计信息化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和通讯等),对传统会计模式进行重构,并在重构的现代会计模式上通过深化开发和广泛利用会计信息资源,建立技术与会计高度融合的、开放的现代会计信息系统,以提高会计信息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有用性,促进经济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会计信息化过程中对会计报告模式革命最具有催化作用的是网络交互技术和数据库技术。

网络交互技术为用户参与会计信息生成过程,提供满足用户特殊需要的个性化财务报告模式提供了技术保证。网络交互技术一般具有互动性、即时性、多元化的特点。(1)互动性:即会计信息不仅可从供给方流向需求方,而且信息使用者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殊需要向供给方提出修正要求,供给方据此采取调整和改进提供的会计信息。(2)即时性:在网络环境下,会计信息供求双方的交流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就能保证供给能最大限度地适应需求的变化。(3)多元化:信息使用者可获取任何一个信息处理层次的会计数据,按照自己特定的要求选择未经加工、经过初加工、深度加工、完全加工的信息,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企业编制完成的财务报告。

会计信息化的另一支柱是数据库技术。数据库是按一定方式与某一主题相关的信息集合。不管信息是否存储在计算机中,任何满足这一目的的信息集合都可称数据库。数据库是计算机数据管理技术的产物,具备数据结构优化、低冗余度、高独立性、易扩充性、数据使用的非过程性以及数据共享等优点,能够有效地管理、维护海量信息。互联网上的网页可以通过标准的CGI接口与数据库连接,可实现动态地反映数据库中交易数据的实时变化,这种网页和数据库的互动联系可以让用户从公司的数据库中简单检索信息直至产生特定的网页。而企业建立会计信息的数据库,便于信息使用者随时访问数据库中的信息,满足个性化的决策需要。

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是会计信息化的主力军,而且是财务报告模式革命的主要催化剂。网络技术和数据库技术使得财务报告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不断创新,为解决会计信息供求间的突出矛盾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当然会计信息供求者与会计信息需求者还必须就会计信息披露的信息量、披露成本及披露规则进行社会性博弈,重新达成一个新的“均衡契约”,而这种“均衡契约”正是会计在信息时代的适应性发展,是财务报告模式革命和创新的方向。

三、会计理论的创新——网络时代财务报告模式创新的基础

会计基本理论的创新一方面得意于会计环境的不断变化,同时会计理论的创新为会计实务的创新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财务报告目标的重构、事项会计理论的提出为财务报告模式的创新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财务报告模式创新的起点——重新认识财务报告的目标

关于财务报告的目标,一直有两种观点:(1)受托责任观,认为反映经营者的受托经济责任是财务报告的基本目标;(2)决策有用观,认为财务报告的基本目标是向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助于决策的会计信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通讯技术、互联网络技术等计算机相关技术的发展,使代表资源所有权的证券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交易成为可能,21世纪的资本市场将趋于全球化,存在大量潜在的交易买方,促使潜在的投资者与债权人成为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要求企业提供对他们具有决策有用性的信息成为必然。信息使用者的需求越来越受到重视,传统的“经管责任”逐渐被取代,以提供有助于使用者决策的相关信息为目标的“决策有用性”成为财务报告的主导方向。

财务报告模式创新的理论基础-——事项会计

美国会计学家索特(Sorter,1969)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事项会计可称的上网络时代财务报告模式创新的理论基础。事项会计认为,不是会计信息的提供者,而是会计信息使用者才能将对他们决策有用的数据转化为最适合其决策模式的信息,因此会计人员只提供与各种可能与决策模型相关经济事项的信息,而让信息使用者自己根据其决策需要加工产生所需要的事项信息,并将其运用在决策模型中。所谓的“事项”是会计主体的各种经济活动,可以从不同角度被直接观察,每一个可被观察的方面就是该项经济活动的一种属性特征,这些属性特征的集合完整地表达出一种经济活动的事项信息。从数据处理角度看,事项法以事项为会计分类的最小单元,在日常核算中,把各项交易活动的事项进行存储,传递,不进行复杂的会计处理,是一种以数据为中心,而不是以处理为中心的数据库组织方式。在事项会计指导下的财务报告模式,会计人员只提供原始的事项信息——会计分类中的最小单元,而数据综合的任务应该交给信息使用者,由报告使用者按照自身的需要重构发生过的经济事件。

四、网络时代财务报告模式创新

财务报告是指企业正式对外披露或表达会计信息的书面文件,它是外部使用者了解企业财务状况、财务业绩和现金流量变动等信息的主要渠道,而财务报告模式的研究一般需要包括财务报告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表达方式等有关内容。网络时代的到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创新对信息生产、传递和处理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财务报告作为一种传递会计信息的载体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大数据产业发展报告篇2

【关键词】广告产业；媒体集团化；报业集团；广电集团；传媒经济

【中图分类号】F13.8G206.3【文献标识码】A

背景与问题

二十多年来，中国广告产业经历了戏剧化高速发展。论者几无例外地相信，作为一类依附性产业，广告产业经营额增长与国内产品总值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增长密不可分（黄升民、邵华东，2006：pp.423-435）。宋建武与其合作者在对“代表媒体产业发达程度的广告经营额，代表媒介成长经济环境的国内生产总值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三个数据进行的分析中发现，从1981年到2003年，广告经营额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76和0.986，且统计意义十分显著（宋建武等，2005：pp.26-31）。对三个指标逐年增长率检验时宋等人还发现，在1982到2003年度区间里，广告经营额与两大宏观指标年均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23，0.599，有中等偏高的正相关性。当对年度区间做更细致地划分，将1982到1995年作为第一个观察区间，1996到2003年作为第二个观察区间后，宋等人发现，在第一个区间里，广告经营额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41,0.431；而在第二区间里，两相关系数分别为0.753和0.811（宋建武等，2005：pp.39-40），正面相关性显著提高。“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一，在广告经济由空白点起步时，由于起点低，其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其发展更多来自于自身的刚性成长，在这个补足发展阶段，广告经营额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相关程度不高（指1982到1995区间-笔者注）；其二，在广告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进入常态之后，也就是在1995年之后，同时，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商业经济逐步活跃的大背景下，广告经营额的增长情况与国民经济发展情况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与其增长的相关性更强（指1996到2003区间-笔者注）。”宋等人做如是说(宋建武等，2005：p.40)。

从利用宋建武等人提供的数据制作的曲线图中不难看到（宋建武等，2005：p.37），1982到1995年，广告经营额与其他两项指标增长率间时而紧密，时而大幅度偏离。在1996年前后，二者间距离趋于稳定，且比前一时期接近（图I）。宋建武等人依据广告经营额与两大宏观经济指标增长关系对产业发展所做的划分大体上符合该曲线图的变化。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一个观察广告产业发展，提出问题的角度：当广告经营额与两大宏观经济指标变化幅度出现显著不同时，就有理由追问其中的原因。仍以上面的图示为例，从中不但可看到了三条曲线运动趋势大体相仿，还可以追问为什么，例如，1984年广告经营额增长率出现明显下跌而另外两项指标却位在上扬？从中不但可看到从1990年起三项指标一起上扬，还可以追问，为什么广告经营额增长在1993年抵达增长率尖峰而另外两大指标的登峰期却晚至广告曲线已垂直下跌1994年？这类追问，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或许能发现广告产业内部因素，广告产业与宏观环境之间更具体的互动关系在产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加深对广告产业变迁动力的理解。遵循这样一种提问和思考的方式，本文尝试揭露和解释上图中显示的一个现象：从1998到2001年，广告经营额增长率与其他两条曲线做长达四年的逆向运动，且在2001年空前靠拢，几近重叠，[1]为所观察的1982至2003年区间中绝无仅有。这一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

思路与假说

范鲁斌把1992年到2002年看作广告产业的“快速发展阶段”，认为传媒集团化是这个阶段中的“十大变革”之一，表现为：（1）报业和电视业的集团化是1998到2001年间媒体市场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在2001年，报业和广电集团化均处于高潮期；（2）集团化导致了竞争加剧，令广告市场上“硝烟弥漫”，以致“推动了广告业加速发展”（范鲁斌，2004：pp.61-62）。其中“推动了广告业加速发展”的陈述让人难免生出疑问，因为2001年广告经营额增长率分明遭遇下滑，而且，是在GDP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一起上扬的条件下下滑。

按照简单逆向思维的方法，我们建立起一个工作假说：从1998年到2001年，报业和广播电视业的集团化是广告经营额增长率滑落的主要原因。启示做如此假说的是产业经济学中对与市场结构的一般性分析：市场结构的变化会引起企业行为的变化，而后者又会引起市场绩效的变化(戴伯勋、沈宏达，2001：p.108)。具体到我国媒体集团化问题，集团化多利用行政手段整合分散的媒体，提高产业集中程度，从而改变了地方市场结构，减少竞争，结果是强化媒体在与广告主、广告公司交易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导致广告产业整体绩效降低。

所谓工作假说是指一种并不完全值得信赖的看法。但为了思考的方便，工作假说可当作探讨的起点，从可能想到的种种角度去检验它，修正它，以求获得一种更经得起追问，也更接近事实的观点。由于无法得到更具体数据，对上述工作假说的检验只能停留在行业和广告经营门类的宏观水平。即便如此，上述假说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检验：第一，在广告产业较长的发展过程中，如从1992到2003，媒体广告经营单位-主要是报纸、电视广告经营单位-与其他广告经营者的营业额增长率有较显著的正面相关性。这样，正面相关性可被视为基线（baseline）或常态（norm），偏离常态的变化才能构成问题，造成解释的必要。

第二，在所欲特别观察的年度区间，如报业集团化高潮期的1998到2003年，[2]电视集团化高潮期的2000到2003年，报纸、电视广告经营单位与其他广告经营者营业额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偏离基线。如果这种偏离表现为两者的负相关性，可能说明媒体广告经营与其他门类广告经营者的利益出现不一致。

第三，在所欲特别观察的年度区间，广告产业经营额平均增长率应该低于媒体广告经营单位。果如此，说明媒体市场格局的改变可能伤害到行业整体的利益。

第四，与长期的数据相比较，在所欲特别观察的年度区间，GDP等宏观经济指标增长率与广告经营额增长率相关性减弱，说明宏观指标不足以用来解释后者的变化，应该从其他更具体因素--如媒体集团化--中寻找解释。

第五，在所欲特别观察的年度区间，无法发现集团化之外的其他因素可用来全面有效地解释上述数据的变化。

我们从多种来源搜集了相关数据。其别要提到的是范鲁彬在《中国广告25年》搜集、

整理的不同门类广告经营单位的数据。没有这些数据，本文中工作假说的检验和修正会是不可能的。

发现

从第一个角度的检验中我们发现，自1992到2003年，不同门类营业额增长率之间，门类与和行业经营额增长率之间都存在正相关性。其中，专业公司与广告行业经营额增长率之间高度正相关，统计意义十分显著；专业公司与电视、报纸广告经营单位营业额增长高度正相关，统计意义也十分显著。而且，电视、报纸广告单位营业额与广告行业经营额增长率也高度正相关（表I）。换言之，在观察区间内，不同门类营业额增长之间没有冲突，一门类的增长不以他门类或行业总体的不增长，过低增长为代价是行业发展的“常态”。

此外，我们还对前集团化时期-1992到1997年-的营业额增长率做了相关性分析，专业公司与电视、报纸广告经营单位营业额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33和0.821。其中，专业公司与报纸广告经营单位营业额增长高度相关，且统计意义显著。换言之，前集团化时期，专业广告公司与报纸、电视广告经营单位营业额增长率有着和谐的正面相关性。

当从第二个角度即对集团化时期的数据进行检验时，分析结果偏离“基线”。1998到2003年六年间，专业公司与报纸广告经营单位营业额增长率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为-0.601，中等程度负相关，统计意义不甚显著。2000到2003年四年间，专业公司与电视广告经营单位营业额增长率间的相关性为-0.967，高度负相关，且统计意义十分显著（表II，III）。这似乎表明，媒体和专业公司处于你赢我输的关系之中，电视广告经营者和专业广告公司的关系几近零和游戏。第三个角度的检验发现，[3]1998到2003年间，广告经营总额，专业公司营业额和电视、报纸广告营业额平均增长率为15.21%，14.91%，14.54%和17.00%；2000到2003年，四项指标平均增长率为14.79%，12.55%，14.39%和21.65%。换言之，从1998到2003年报业集团化期间，报业广告营业额增长超出广告产业经营总额和专业公司营业额之增长。在2000到2003年广电集团化期间，电视广告营业额增长超过专业公司营业额增长，但低于广告产业经营总额（表IV）。这些数据表明，在媒体集团高潮期，报纸广告经营明显有出色表现。电视广告经营表现良好。广告经营总额增长差强人意，专业公司营业额增长疲软。

第四个角度的检验显示，1998到2003年，广告产业经营总额与两大宏观指标增长率之间相关性不显著。其中，与GDP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526，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相关系数仅为0.188，唯两系数的统计意义均不显著，仅有参考价值（表V）。然而，同期报纸广告营业额与两大宏观经济指标增长率的相关性提高，相关系数达0.799，统计意义水平0.056，接近显著意义标准(0.05)。但报纸广告较高增长幅度（17%）未能在其与广告产业经营额的相关性中获得体现，二者的相关系数仅为0.389（表VI）。换言之，报纸广告增长对于行业经营额增长未有显著贡献。分析也显示，从2000到2003年，电视广告经营额与GDP和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的相关系数为-0.373和-0.546，与广告产业经营总额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71，但统计意义均不显著（表VII）。

第四角度的检验表明，媒体集团化时期，报业和电视广告对行业经营增长贡献甚小，或许有负面贡献。报业广告增长与两大宏观指标有较显著的正面相关，而电视广告与两大宏观指标增长呈负相关。

四个角度检验勾勒出的这样一幅图景：广告产业增长与两大宏观指标增长之间稳定的正面相关关系被打破（第一角度检验），媒体广告增长超出产业与专业广告公司（第三角度检验），但前者并不总是对产业增长做出明显贡献（第四角度检验），甚至，和产业与专业广告公司增长有负相关关系（第二角度检验）。媒体广告的出色表现无法直接用宏观经济指标或产业增长来加以解释（第四角度检验）。概括言之，由于宏观指标不能解释的因素，媒体广告经营表现出色，但这并未给产业整体发展带来明显益处，甚至伤害了专业广告公司的利益。这些发现支持我们的工作假说。

尚有一些现象未能由工作假说解释。例如，报业广告与电视广告的表现有相当明显的差别。就平均增长率来说，前者的表现超过后者；就对于行业的贡献来说，前者是正面的，后者是负面的；就和宏观指标的关系来说，两者也有正面和负面之别。因此，需要寻找其他可能的解释因素。第五个角度的检验设想了一组或许拥有解释力的因素：第一，由于2000年国家税务局颁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家药监局颁布有关不得刊播处方药品广告的规定，导致广告主投入的减少，致使行业经营额增长率降低。该因素具有相当的解释力，特别是对2001年广告经营额增长出现的低谷而言（见图I）。然而，它难以解释整个考察区间的数据变化的因素。例如，它可以解释广告行业经营总额增长在2001年的跌落，但无法解释媒体广告营业额在本区间平均增长率不降反升的现象。

第二，由于营销战略的转变，广告投入的份额减少，导致广告经营额增长疲软。该因素的解释力十分有限。假定整合营销中促销、公关等支出中降低了媒体广告部分的投入，本因素的确可解释广告经营总额增长幅度降低，但无法解释门类营业额的变化。在该因素产生影响下，专业广告公司营业额或许降低（减少媒体广告策划，制作和业务），报纸、电视广告营业额降低的可能性会更大（减少了投放业务）。如此，本因素难以解释媒体广告营业额增长率上扬的现象。第三，由于户外、因特网等广告渠道的成长，广告支出分流到新兴领域，导致传统广告部门营业额降低。如这一假定成立，传统媒体广告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该因素的解释与观察到的数据不符。

第四，由于广告制度的动摇，广告投放者直接与媒体广告经营单位交易，导致专业广告公司业务范围缩小，增长变缓，而媒体广告经营者营业额增幅加大。这一因素有一定解释力。然而，执行伊始，广告制就遭遇到此类问题。如果以往这一问题没有导致广告经营额与专业公司营业额增长率跌落，在媒体集团化时期却带来了如此结果，可能说明集团化导致的市场结构变化使广告问题凸现出来。这种理解倘若能够成立，它与工作假说并不矛盾。

第五个角度的检验说明，2000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和不得在媒体刊播处方药品广告的规定可能是有解释力的因素，应加以考虑。

讨论

根据上述发现和分析，可以观察一下1998到2001年的中国广告业究竟发生什么。

从图II去观察，报业集团化伊始，报纸广告几乎没有出现增长。这可能和机构变化后的适应期有关。只有当集团覆盖了足够的市场后，报业广告增长才成为可能。同时期，专业公司营业额增长稳健，行业经营额稳中略降。接着在2000年，报业广告营业额增长一举上扬，幅度约20%。

但由于报业广告的发展并未能给行业整体带来利益，专业公司营业额增长率的明显滑落，乃至行业经营额亦现下滑。此时尚未经历集团化的电视广告领域增长下跌到谷底。也在此时，第一个广电集团的出现。2001年，一组广电集团的出现并没有为电视广告带来福音。相反，该门类增长率滑落到历史最低水平。对此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广电集团化类似于报业集团化，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显示其竞争能力，但这一解释没有考虑其他共生现象：报业广告、行业经营额增长一起下跌，其中，报业广告增长下跌几乎将2000年所获全数失去。共生现象迫使寻找能够对产业整体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2000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和不得刊播放处方药品广告的规定责在难逃。令人诧异，是年专业广告公司营业额增长呈上升状态。为什么来自管理部门的打击没有造成该门类营业额增长率下落？我们尚没有可信赖的解释方法。

至此，本文开始时提出的问题有了一个答案：1998到2001年，由于媒体集团化对于广告产业结构的改变，在整个产业收入中占有“半壁江山”的专业公司营业额增长受阻，产业经营总额增长率因此逆两大宏观指标增长而滑落；其间，政府税收与广告管理政策的变化减少了广告投入量，使广告产业面临的困难加剧，以致在2001年出现广告经营额增长十分接近两大宏观经济指标增长的罕见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结合图I和图II去看，从2002到2003年，虽两大宏观经济指标增长乏力，广告经营额开始回扬并稳定拉开和宏观指标的距离。报业广告继2002后在2003年持续增长。专业公司营业额则在2002年探落谷底后于2003年回扬。而电视广告增长率在2002年戏剧化地登峰后，次年又以同样戏剧化的方式下跌。虽然这组现象已经不包含在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广告经营额增长与两大宏观指标增长靠拢之内，对广告产业经营额增长的逆势回扬和电视广告增长率下跌似有必要做一分析。

先看电视广告增长幅度的下跌。虽然报业与电视业都迅速地走向集团化，以改变产业结构来强化市场势力对于两大媒体的意义或许不同。报纸依政府行政体系板块来划分市场。跨地区经营会遭遇强大的行政壁垒。在如此的市场格局中，以地方党报为首的报业集团可能迅速提高地方报业市场集中度，获得市场势力。另一方面，依行政管理体系划分市场也是电视业的现实，但卫星传输技术推动着跨地区乃至全国市场的形成。对于电视产业来说，利用集团化来提高产业集中度的效果相对有限。2002到2003年间，地方的，区域的，全国的市场都面临广电集团之间的竞争，为广告主和专业公司提供更多的选择。

再看广告产业经营额在2003年的上扬。显然，在行业经营额中份额巨大的专业公司和报纸广告营业额的增长对带动行业经营额增长起到重要作用。还须提到的是户外广告营业额的大幅度增长。据范鲁彬记载：“至2002年底，户外广告载体总数已1756,026块，经营单位62,257户，实现广告额998,664万元，较1999年增长72.93%，户外广告已与报业、电广形成三架马车的格局，成为传媒广告市场三大主要竞争对手”（范鲁斌，2004：p.63）。从本研究的角度去看，由于户外广告的无须经过具有“喉舌”性质的媒体机构，户外广告经营者面对的是不具备集团化势力的交易伙伴，行为更具市场化性质，容易取得较好的市场绩效，虽然，营销策略的变化可能也在户外广告的崛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我们使用的数据中，户外广告、新媒体广告和有线电视广告经营者被划分在一个门类，统称“其他广告经营单位”，因此无法对户外广告、新媒体广告乃至直邮广告的表现做具体分析。但下面的图示似可说明，这些门类的营业额在2002到2003年间开始令人瞩目的增长（图III）。随其对行业整体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加，媒体集团的市场势力可能遭遇进一步的消解。

结语

至此可以将本研究的工作假说做如是修正：报纸、广播电视媒体的集团化是造成1998到2001年前后广告经营额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逆向运动的主要成因。集团化改变了广告产业的市场结构，使媒体得以利用行政权力带来的市场势力在广告交易中获利，造成其他广告经营者的损失，并减慢了广告行业的增长，而2000年政府颁布的涉及广告管理的法规加剧了广告行业的困境。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认识是对数据曲线呈现的一种罕见现象的分析结果。它不是，也无意成为对我国媒体集团化的最终评价。媒体集团化倡导者的主要论据之一是中国需要拥有与“国际传媒大鳄”对抗的“航空母舰”，集团化因此常被理解为我国全球化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卢嘉杰，2005：pp.23，30-31）。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来评判集团化是否逐步接近实现其宏伟目标。

大数据产业发展报告篇3

绩效考核，也称为业绩考评，是根据企业员工的工作目标，运用科学的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员工工作的实际效果及其对企业的贡献或价值进行考核和评价的过程。财务报告作为企业资产状况、经营情况和现金流量的重要信息载体，通常是绩效考评指标的主要信息来源，但由于财务报告数据的主要根据会计准则编制获得，与管理人员的实际业绩往往存在偏差，因此在绩效考评中，将财务报告转化成为“管理报告”就十分必要了。本文通过分析财务报告和管理报告中企业业绩指标的差异，从实际操作角度提出财务报告向管理报告转化应考虑的具体因素。

一、财务报告和管理报告概念的提出

财务报告是指企业对外提供的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的文件。本文中的管理报告泛指企业对内提供反映企业某一经营周期经营成果，以及其企业内部各项管理工作成果的文件。管理报告通常没有固定的格式，各个企业根据自己的需要编写，一般结合企业的发展战略、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展开。

二、财务报告与管理报告的区别与联系

财务报告和管理报告中的指标都反映了企业经营和管理的成果，是绩效考评指标的数据来源。由于财务报告能够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经营成果、现金流量，能够较为全面反映企业财务和经营方面的信息，因此财务报告提供的数据和比率通常被用于绩效考评的业绩指标来源。但是，有时候会发现财务报告的数据与企业实际的经营情况并不完全一致，无法准确客观地反映企业和员工实际的业绩情况。这个如果以财务报告额数据和比例计算的指标作为绩效考核的依据，可能会得出不恰当的结论，影响绩效考核的效果和作用，此时管理报告的数据就显得十分关键。

财务报告和管理报告都是企业运营和发展状况的书面记录，但二者又是不同的。首先，使用对象不同。财务报告的使用者主要是是企业外部，即企业的投资人，债务人和主管部门等；而管理报告的使用者主要是企业内部，即企业的主要决策者和管理者。其次，使用目的不同。财务报告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即企业某一日期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主要向企业外部相关人员提供企业的财务信息；管理报告则主要反映企业某一经营周期经营成果，着重反映企业发展战略和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主要向企业内部管理人员提供改进管理的相关依据。再次，确认和遵循的原则不同。同一个交易或事项，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造成财务报告与管理报告的数据不一致，进而计算的指标也不同。最后，报告涉及的考核期间不同。财务报告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基础假设编制的，涉及的日期通常是公历年末、月末，涉及的期间一般的是公历的年、半年、季度、月份；管理报表主要是根据企业经营周期的工作计划阶段编制的，没有特定的标准，主要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确定。

虽然财务报告与管理报告存在差异，但是财务报告与管理报告又是紧密联系的。财务报告是编制管理报告的基础。管理报告在财务报告提供数据的基础上，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管理需要进行调整后，能使报告的数据与企业的实际经营和管理情况更加吻合。

三、转化过程中应关注的要点

如前所述，财务报告与管理报告的差异主要源于确认原则和核算期间的不同，因此财务报告转化为管理报告过程中应主要关注以下两方面。

1.确认原则不同产生的差异

（1）调整财务报告中未确认的收益

库存充足时如果产品销售价格预计增长可能给企业带来收益增加，由于谨慎性原则的影响，财务报告中不确认这部分收益，但是转化为管理报告时可以考虑这部分潜在收益。同理，已签订采购协议以较低价格购入的原料，如果市场价格预期上涨，也意味着可能给企业带来收益增加，财务报告中不确认这部分收益，转化为管理报告时也可以考虑这部分潜在收益。

企业存在或有收益时由于谨慎性原则的考虑，财务报告一般不予确认，在转化为管理报告时可以考虑这部分潜在收益。

（2）调整财务报告中未确认的损失

材料或服务的采购成本预计增长可能导致企业损失增加，根据历史成本性原则，财务报告中不确认这部分潜在损失，但是说明企业采购管理方面存在问题，转化为管理报告时应该考虑这部分潜在损失。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期末时应计提资产跌价准备或减值准备，但在实际中，财务报告编制报出时企业往往无法获得准确的市价格信息，可能导致不能足额计提资产跌价准备或减值准备，转化为管理报告时应考虑考核期间的实际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整。

2.核算期间不同产生的差异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财务报告对于经营成果、现金流量核算的期间为公历的年、半年、季度、月份。但在大多数企业中，生产经营周期与公历是不一致的，通常需要跨越公历年度。对于周期性、季节性明显的生产企业，不同的季度、半年度的财务报告的数据差别比较大。转化为管理报告时应按照企业的经营周期对财务报告的数据进行调整。尤其是对于生产周期大于一年的大型制造企业，财务报告转化为管理报告时应注意按照完整的生产经营周期对财务报告的数据予以汇总和调整，这样才能保证管理报告更加客观、准确的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

大数据产业发展报告篇4

【关键词】社会责任报告；食品行业；体系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界对社会责任的认识正不断深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正不断加强，社会实践也在不断创新。2006年国家电网的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的报出，开启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的新篇章，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步认可和接受。企业作为社会系统的组织和市场的主体，社会性质和经济性质就决定了其必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当前，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的一种发展模式和管理战略，更是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作为食品行业，由于其所生产的产品关乎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在承担社会责任时，便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然而近些年来曝出的食品安全问题，却让人们对其失望和惊叹。因此，拥有明确、合理的社会责任报告体系，对食品行业有着重要意义。

一、我国食品行业社会责任报告现状

1、披露消极化

根据国内CSR在《价值发现之旅2010-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针对国内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食品行业CSR报告数量少，质量不高，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不足。食品行业社会责任披露存在严重的问题，大部分企业从未报告。据资料显示，2011年来自食品行业报告18份，占食品行业仅20%。其中，大部分是酒类企业，占披露部分的56%。①由此可见，食品企业并不是很积极的对待社会责任报告。

2、形式模式化

已经的报告，多数也流于形式。以2008-2010年双汇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为例，该企业三年的社会责任报告几乎均是依照整理社会责任报告复制得出。对于食品类行业来说，其社会责任报告没有结合该行业的特点，只是硬性的套用模式对外报出。

3、内容虚夸化

目前，社会责任报告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企业对外宣传业绩的工具。涉及行业比较敏感和实质的内容不加以阐述，比如：食品添加剂问题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但在已评估的食品行业报告中，没有报告专门对食品添加剂的问题进行说明，部分报告中提到遵守国家或国际相关标准，但未作进一步解释；在企业出现质量安全问题后，企业采取回避政策，不在报告中提及。因此，在内容上，食品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内容缺乏实质性，不能发挥社会责任报告真正的作用。

二、食品行业社会责任报告体系构建

食品行业是关乎民生大计的行业，该行业生产产品的好坏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发展。因此，食品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应该以保障高质量产品为中心，以保证相关者利益和高环境效益为两翼，以获得更大利润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驱动力，使得企业更好的该报告，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感。笔者以这一原则进行食品行业社会责任报告体系构建，主要包括四大方面：利益相关者、产品质量、环境效益、报告后记。体系概况，如图一。

1、报告前言

该部分主要是对企业自身发展及企业报告情况的一些介绍以及企业成立的专项社会责任报告的部门。

（1）企业介绍。企业名称、所有权性质及总部所在地；主要产品及服务；企业运营地域及运营架构、规模、治理结构、董事会结构。

（2）报告规范。该部分主要介绍报告可靠性保证、组织范围、时间范围、报告周期、数据说明、参考标准，以及解答报告及内容方面问题的联系人。

（3）高管致辞。高管应该对企业与社会责任报告关系作出声明，并对企业年度社会责任工作作出总结。

（4）关键绩效表。说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工作绩效比较表；关键绩效数据表；报告期内公司荣誉表。

（5）专业部门。说明该部门由哪些部门参与或组成，可以是企业临时的部门也可以是长期的部门，他们主要负责调查信息，制定框架，撰写报告。

2、利益相关者报告

（1）投资者责任报告

对股东的责任。股东是企业主要的投资者，他们在利益相关者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更加关注从企业获得的收益。企业要给股东合理的回报，使股东对企业的运作满意、对资金的使用放心，保证股东的资本保值增值，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增强企业的融资竞争优势。此外，企业对股东负责，还应及时向股东提供真实的投资和经营信息和财务状况，通过公司的资产利润率、资产负债率、股利支付率、市盈率等情况证明企业所具有的良好的成长性、收益性、安全性。

对债权人的责任。在企业的资本结构中负债通常占有较大的份额，债权人主要关注企业组织是否有可靠的信誉，有足够的获利能力偿还债务，因为他们不能直接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和运作行为，同时加上信息的不对称，企业经营中的道德风险对债权人的损害有时比对股东的损害还要大，债权人需要承受比股东更大的财务风险。由于债权人只能通过合同形式来约束企业不利于债务偿还的行为，对财务责任进行界定。因此，公司经营状况相关信息的披露是双方享受权利及履行义务的前提条件，企业作为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如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总资产报酬率等各方面的信息。

（2）供应商责任报告

供货商是企业供应链上关键的一个环节，建立良好的供应商关系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这里将企业自身产业链中供应部分视为单独的个体，因此供应商分为：内部和外部。

首先对外部供应商。就整合双方资源和竞争优势来共同开拓市场方面来看，与供货商建立长期、紧密的业务关系，是扩大市场需求和份额必然途径。通过实行供应链管理，缩短存货周转天数，优化库存管理能力，能够直接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利润，提升企业财务绩效。供应商在选择客户时会对企业进行评价，以确保自身利益。其次对内部供应商。内部供应属于企业的一个部分，但又是一个单独个体。该部分位于企业整个部分的上游，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企业应提供财务数据如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等，一方面提升自身信誉，吸引最优供应商；另一方面可以使得供应商更加了解企业需求，保障原材料的质量和数量。

（3）员工责任报告

员工是企业生存下去的根本所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员工的个人主动性和创造性。而员工为企业服务，也期望从企业得到归属感和个人成就感，员工自身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在对待员工管理上，应披露有关员工的待遇的相关指标如：职工劳动率、职工薪酬支付率、职工安全事故率、职工人均教育费等。

（4）消费者责任报告

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只有最终被消费者消费，企业才能实现自身的盈利，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企业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如何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给消费者，这不仅仅是为了利润，更是承担了一份责任。因此，在报告中企业应当明确的指出如何保证产品和服务的安全优质，如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实现两者的双赢。

3、产品质量报告

企业是为社会提品和服务的组织，食品企业提供了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产品，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在对

（1）合格率

合格率是企业合格产品数量与全部产品数量之比。它是一个动态指标，直接反应了企业生产产品的质量，也是消费者容易理解和关注的信息。因此，企业应该将一年度里产品的合格率对外公布。

（2）消费者满意度

该项主要是反映了企业产品满足人们生活的程度，产品真正的使用价值。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因此会不断的满足消费者需求，了解消费者的满意度，以增加销售量，获得高利润。该项指标的获取需要企业进行市场调研，接触消费者，实现两者的双互动。

（3）产品售后保障体系

该部分应该阐述企业售后保障体系如何，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如何才能保证消费者利益。企业在遇到食品安全事件时，是否可以及时的启动该保障功能，带来的效果又是怎么样的。

4、环境效益报告

社会责任报告最初的目的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保护自然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近些年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关于环境效益方面的报告还是相对比较完善和成熟的。对于食品行业，其环境效益不像制造业那么的明显，但是在生产过程中仍然会造成污染。

绿色营销。食品行业已经不仅仅是产品质量的竞争，还夹杂着包装、销售方式等因素，在这方面企业应当报告其产品自身成本和其他因素成本的比率。该比率不仅说明了企业对产品质量的关注度，也说明了企业是否合理的利用资源。此外，企业应该披露应有的排污系统利用率和资源利用率。

5、报告后记

（1）企业对社会责任报告的后续处理。一方面，企业应该对以后社会责任报告有一定的规划；另一方面要汲取专家及读者的反馈意见，作出反馈表，以便以后编写报表参考。

（2）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社会责任报告不应该成为企业宣传的工具。企业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完美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风险和差错，例如：双汇的“瘦肉精”事件，个大餐馆的“地沟油”事件。面对这样的负面事件，企业应该正面的接受和积极的处理，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应该加以披露。首先，披露负面事件能够使得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认识到薄弱环节或松懈环节；其次，能够反映出企业是如何对待出现的问题，传递给利益相关者是否可信的信号。

三、结论

食品行业社会责任报告体系是以整理体系为基础，结合该行业的特点，融合了社会关注度而建立的。它的构建一定程度上为该行业报告提供了更加具体的标准，从而使得报告更加具有实用性；也会引导食品类行业更加积极的对待社会责任报告，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由于该体系没有应用数据指标，在实际应用时存在使用弹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然而，要想使企业更好的为社会服务，更好的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仅仅有报告体系还是不够的，这只是一个中性的措施。要想完善食品行业社会责任报告，一方面需要硬性措施：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积极的政策指引；另一方面需要软性措施：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学习社会责任，使得企业自主认识到企业性质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注释：

①来自http：///stock/#query=EQA_464_801120&DataType=HS_RANK&sort

=PERCENT&order=desc&count=24&page=0数据，并进行统计整理得出。

参考文献

[1]GrayR.H.，KouhyR.，LaversS.Corporatesocialandenvironmentreporting：AreviewoftheliteratureandalongitudinalstudyofUKdisclosure[J].Accounting，AuditingandAccountability.Journal，1995，VoL.8（2）：47-77.

[2]BrummerS.，PavelinS.VoluntarysocialdisclosuresbylargeUKcompanies[J].Businessethics：aEuropeanreview，2004，VoL.13（2）：86-89.

[3]阳秋林.架构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指标分析体系[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5（3）.

[4]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Z].2006，9.

[5]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Z].2008，5.

[6]陈晶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华东师范大学，2011.

[7]中国网络电视，http：///20110729/103955.shtml.

注：本研究系陕西科技大学博士基金项目《基于企业家职能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体系构建》（BJ09-19）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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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产业发展报告篇5

过去的一年是创意产业在我国快速发展的一年，2010年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大力发展数字虚拟等技术，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标志着我国政府将创意产业等新兴产业提到了战略高度予以支持，为我国创意产业描绘了更加清晰的前景。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带动下，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将文化创意产业纳入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范畴予以扶持，创意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11》出版了。本年度报告的主题为：创意城市发展与评价。

上册延续《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08～2010》的内容框架体系，由总报告领衔，从全国范围内选取14个城市，详细阐述这些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现状，总结经验，分析面临的问题，探索解决之道。这14个城市既有北京、上海等创意产业先导城市，又有杭州、成都、长沙等区域性创意产业中心城市，还包括济宁、大理等以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为特色的创意型中小城市。

《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11》（上册）基本框架大致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为总报告“中国创意产业步入快速发展期，分析了2010年中国创意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指出2010年中国创意产业呈现的新特点，并对中国创意产业发展的趋势予以展望。第二部分系统梳理北京、天津、秦皇岛、长春、上海、无锡、杭州、厦门、济宁、长沙、成都、大理、西安、澳门等14个城市创意产业的发展情况，并给予比较评析，包括第2章～第16章；第三部分即第17章对过去一年国内外创意产业研究的一些新观点、新思考予以。其中，金元浦教授指出“威客模式有望成为未来创意产业发展的崭新模式；魏鹏举教授指出创意产业在我国的纵深挺进必须要理清资本支持模式，解决资金瓶颈；肖永亮教授则从科技支撑角度，提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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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动力和内核；而金迈克教授则从国际视野观察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轨迹，对于我们看清形势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下册利用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沿用《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07》的分类界定和算法，用数据图表展示了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情况，并与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数据分析表明，2004年以来，我国各主要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渐强的发展历程。报告下册还选取了60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分析排名，涵盖了全国所有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其他不同规模和级别的城市，与《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07》相比扩大了城市覆盖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