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病学研究热点篇1

【关键词】C型臂；射频靶点热凝；臭氧消融术；颈椎间盘突出症

【中图分类号】R681.5+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12-0102-02

为探讨C型臂引导下射频靶点热凝联合臭氧消融术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中选取的近期效果，笔者选取接受治疗的颈椎间盘突出症患者60例展开研究，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2年5月到2013年7月经临床以及影像学确诊的60例颈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根据患者生命体征以及临床症状，并结合CT或MRI确诊，排除颈椎结核、椎间盘钙化、劲椎管狭窄等疾病。患者在本次治疗前均口服过药物、经牵引、理疗等保守治疗，效果不佳。其中，研究组30例，男19例，女11例；年龄为40～78岁，平均年龄为（59±2.0）岁；平均病史为（5.7±1.1）年；病变部位：C2～3椎间盘突出5例，C3～4椎间盘突出9例，C4～5椎间盘突出10例，C5～6椎间盘突出6例；对照组30例，男20例，女10例；年龄为41～79岁，平均年龄为（60±3.0）岁；平均病史为（6.1±1.4）年；病变部位：C2～3椎间盘突出4例，C3～4椎间盘突出8例，C4～5椎间盘突出11例，C5～6椎间盘突出7例。对本次研究选取患者基本资料展开对比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对照组采用C型臂引导下射频靶点热凝，取俯卧，并在患者腹部垫放一个枕头，于C形臂X线正位透视定位病变部位的左右位置以及椎间隙。常规消毒铺巾，于脊柱中线旁开8～10cm处偏45°位置做出一个穿刺点，采用1%利多卡因实施麻醉，于C臂透视下引导下采用23G×15cm套管射频针定位穿刺，穿刺过程中不能伤及周围组织及神经，穿刺至靶点时，打开射频仪，监测无明显异常反应后，患者置入射频导针分别以60℃、60s，80℃、80s实施一次射频热凝，90℃、100s，92℃、100s分别射频消融3次。

研究组采用射频靶点热凝联合臭氧消融术，射频靶点热凝治疗方法同对照组一致，同时，通过臭氧消融术治疗，在患者椎间盘镜穿刺针管，缓慢将60mg/L臭氧气体注入到髓核内，共2～3ml。

1.3疗效评价采用Macnab功能评价标准[1]：显著改善：临床症状消失，颈部活动完全不受限、运动功能完全恢复；改善：仍有颈部不适、轻微的下肢疼痛，活动情况轻度受限，正常生活以及工作完全不受限，一般情况下不需实施特殊处理；无效：治疗前后症状无明显变化，需采用药物实施特殊处理，甚至症状有恶化加重。总有效率=显著改善率+改善率。根据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价颈部疼痛情况[2]；评价安全性情况，统计术后疼痛恶化、神经受损、感染性椎间盘炎、恶心、头痛、尿潴留等并发症发生情况。

1.4观察指标依据VAS评价标准统计入院时、治疗后第4天评分，近期疗效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5统计学分析本次研究数据资料采用SPSS16.5软件包分析处理，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P

2结果

2.1两组患者VAS评分比较情况入院时，两组VAS评分无统计学差异，治疗后第4天评分低于入院时（P

2.2两组患者治疗后近期疗效研究组患者的近期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不良反应情况研究组术后出现1例轻微的恶心，未实施特殊处理，症状自行改善。

3讨论

颈椎间盘突出症发生主要是因颈椎间盘各部分，发生不同程度的退行性变化，再加上外力因素的影响，椎间盘出现纤维环破裂，从破裂处髓核组织突出，并压迫或刺激相邻的脊神经，导致患者出现颈部疼痛。临床不断深入研究该疾病的治疗方法，从理疗、有创治疗，逐步发展到微创介入治疗。微创因具有对患者造成的创伤小、费用低的特点，被患者所广泛接受。本次研究中，对比治疗后4d两组患者的VAS评分，研究组下降更为明显。主要是因采用靶点射频热凝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可使维持胶原蛋白三维结构的共价键断裂，缩小胶原蛋白的体积，减少椎间盘内的压力；同时可有效保护窦椎神经，联合臭氧治疗，可提高镇痛以及抗炎作用，发挥较好的缓解疼痛效果。研究表明，研究组近期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表明该手术方法治疗效果显著。观察用药后，均无明显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颈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采用C型臂引导下射频热凝联合臭氧注射治疗，安全微创，效果显著，可有效缓解患者的疼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君，刘宝君.射频靶点热凝联合臭氧消融术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534例观察[J].牡丹江医学院学报，2010，31（2）：56-57.

[2]杨如霄，林桂华.射频热凝术联合臭氧消融术治疗颈椎问盘突出症临床研究[J].当代医学，2012，18（35）：147-148.

神经病学研究热点篇2

王庆其:1944年出生于上海嘉定。1981年毕业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长期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及《黄帝内经》教学研究。现为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名中医,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专业委员会顾问。

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主编学术著作20余部。代表作《黄帝内经心悟》、《内经专题研究》、《内经临证发微》、《内经临床医学研究》等。曾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二等奖、国家新闻出版署一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教委优秀本科教材一等奖等。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经典著作。它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创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的发展基础。它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经验,汲取和融会了古代哲学及自然科学的成就,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命题――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两千余年来,历代医家正是在《内经》所提供的理论原理、应用技术及其所采用的方法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和创新,使中医学术得到持续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以及人民的健康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这也是《内经》之所以被历代奉为“医家之宗”的重要缘由。历史已经推演到21世纪,现代科学的飞跃发展,推动了医学科学的不断进步。当前我们重新审视这部古老的经典,它的现代魅力究竟在哪里呢?

一、世界医学史的奇迹

《内经》现有几十种文字的翻译本,流传于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其学术的运用和研究相当广泛,这在世界医学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在世界医学史上,曾经有过多种传统医学,如希腊、罗马、印度、埃及、阿拉伯等。但经过漫长的历史,除中国的传统医学得到了延续外,其他几乎全部沦为民间医学,或者出现了断层现象。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令人深思的。

埃及人曾经创造过令人叹为观止的医学成就,但自从公元前332年埃及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它的文化和传统医学便开始希腊化。此后又随着罗马被阿拉伯人入侵,埃及文化先后被融化到基督教文化及伊斯兰文化圈内,只留下金字塔、木乃伊供人凭吊。

印度传统医学虽然也曾经有丰富的内容,但约在公元前1500年受到雅利安人入侵后,也遭到了毁灭。

古希腊-罗马的医学曾经随着国家的繁荣而盛极一时,后来由于内部原因导致外敌入侵,文化先后中断,而其传统医学在近代西医学发展之后,遭到遗弃和散佚,其和阿拉伯医学几乎全部被取代了。

在《内经》问世以前的中医学,尚处于较为零星的不成系统的医疗经验积累的阶段,无理论可言。至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起,百家争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发展起来,出现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等学派,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为医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内经》作者自觉地吸收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哲学思想,并与医疗经验有机结合,使之升华,形成了脏象学说、病因病机学说、诊法学说及疾病防治学说,为中医学奠定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也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方法。这也是中医学历千年而不衰,而且在世界传统医学中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术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其真正的魅力在于:一是它的养生保健和治病的实用价值,中医学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二是它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特殊的认识自然和生命的思维理念;三是它有一套至今魅力不减的理论体系的指导。自《内经》之后,中医学术虽然代有发展、流派纷呈,医学著作汗牛充栋,然而追溯这些学说、流派、著作的渊源,无一不是导源于《内经》。据说《内经》现有几十种文字的翻译本,流传于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其学术的运用和研究相当广泛,这在世界医学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二、“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

《内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遵循着同一自然规律

中国古代先人们无论探讨宇宙的生成或寻找生命的奥秘,都是围绕着天人关系这个核心展开的。天、人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天人之学是中国哲学的思维起点,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内经》是从研究天到研究人,从探讨人到探讨天,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善言天者,必验于人”的观点。可以认为,《内经》是以“天人一体”为理论核心,探讨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医学经典。

所谓医学模式,是指人们认识和处理健康与疾病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内经》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遵循着同一自然规律。于是,它将人体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些大背景下来考察生命的活动规律。

《内经》要求每一个医生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天文”、“地理”,概指自然环境种种影响因素;“人事”,泛指社会人际之事,大而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风习俗等,小而至于病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家境际遇及个人经历等,这些内容均与人体心身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天人合一”医学模式贯穿于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中,指导人们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诊治疾病和预防保健等医疗实践活动。

基于上述思路,《内经》关于健康的定义可以归纳为:1.躯体无异常变化,所谓“平人者不病也”;2.内部机能和谐,“形与神俱”;3.对外界环境适应,“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简单地说,健康的本质就是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形与神(生理和心理)的和谐。人们的医疗实践活动就是为了调整和维护这种和谐。《内经》的医学模式告诫医生不仅要注意患者的“病”,更要注意生病的“人”,知道谁生了病,有时比了解生了什么病更为重要。疾病不过是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的一种反应,不同个体对疾病的反应是不同的,个体总是按照自身的反应和体验呈现出种种临床症状。

令人惊奇的是,《内经》“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与近年医学界提出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这表现在两者都不把“人”作为一个超然独立的实体,而是看作自然社会环境中的一员。因此,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着眼于个体,更着眼于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联系。其次,两者都注意到精神心理因素在个体健康与疾病中所起的作用,强调社会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人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及处理,不至于陷入单纯生物因素的死胡同。这对于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和提高诊治疾病、预防疾病的效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三、彰显东方文化色彩的学术理念

形神合一的观点是中医学的生命观。人是形神相偕的统一体,神不能脱离形体单独存在,有形才能有神;神是形的生命体现,形没有神的依附就徒存躯壳而已。形神和谐是健康的象征,形神失调是疾病的标志

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古代科学,以经验积累加直觉领悟形成了其基本的认知方式,它偏重于综合整体、取类比象的方法,着重系统功能的研究。这与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迥然有别,后者以形式逻辑加实证主义作为其基本的认知方式,它偏重于分析还原的方法,着重形质实体的研究。《内经》理论体系的建构方法决定了其学术特点,归纳起来有三:

(一)整体地把握生命规律。《内经》在探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过程中,并不是把人体分割成各个部分孤立地加以分析研究,而是从人体内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人体与自然界相互联系中加以认识的。

《内经》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在结构上相互沟通,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为用,在病理上相互影响。《内经》脏象理论是以五脏为中心组成五个功能系统,通过经络,将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组织器官联系成一个整体。

形体和精神是生命的两大要素,形神合一的观点是中医学的生命观,也是心身统一论的理论基础。人是形神相偕的统一体,神不能脱离形体单独存在,有形才能有神;神是形的生命体现,形没有神的依附就徒存躯壳而已。形神和谐是健康的象征,形神失调是疾病的标志。

人类是宇宙万物之一,与天地万物有着共同的生成本原。《内经》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产生于自然界,赖自然条件而生存,人的生命活动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人处在天地之中,人的生命现象也属于自然现象的一部分,因此,自然变化的某些法则与人体生理活动的原理是一致的。《内经》正是从整体认识人体的基本观念出发,要求医生在诊治疾病中不仅着眼于病变局部的情况,而且重视整体对局部的影响;不仅注意人体本身的变化,尤其要联系自然社会环境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在诊断疾病时要审察内外,治疗中立法用方因时因地制宜;养生中必须顺应自然,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辩证地对待生命活动。脱胎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内经》理论体系,十分注意用辩证的目光对待生命活动。《内经》不仅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着共同的物质根源,而且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各个事物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生命、健康和疾病是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变化的。

《内经》借助古代阴阳学说的观点阐释人体生命活动中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人体的结构再复杂,均可以阴阳来划分,阴阳中又可分为阴中之阳和阳中之阴等。从人的生命活动过程而言,人体阴阳对立双方在矛盾运动中此消彼长、此盛彼衰,不断维持动态平衡的过程。例如,生理活动中物质与功能的转化,就是一对由平衡到不平衡,在矛盾运动中不断求得新的平衡的阴阳对立统一的过程。“阳化气,阴成形”,从有形物质转化为无形物质,是“化气”的过程,是“阳”作用的结果;从无形物质转化为有形物质,是“阴”作用的结果。阴阳之间化气、成形,生生化化,从而维持着正常的生理过程。“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是对正常生理活动的概括,一旦阴阳失和,即是病态。“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内经》理论体系就是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点来分析、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疾病的发生发展既然是阴阳失调所致,因而协调阴阳,就成为治病的基本准则。

(三)从功能概括生命本质。《内经》说:“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候”,是表现于外的各种现象、征象;“道”,是法则和规律的意思。说明根据事物的外在表现,可以总结出事物变化的法则和规律。

《内经》关于生命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对自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总结、概括而来。“道”源于“候”。天道玄远,神妙莫测,但可以通过气象、物候的观察,总结大自然变化的规律。同样的道理,人体的脏腑藏匿于体内,医生无法了解其生理活动情况,但可以通过观察活体表现在外的生理病理现象,来把握生命的本质及其活动规律。

《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是先人们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生活与医疗实践中,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结果。研究表明,《内经》脏象学说的形成,古代医学家除了通过尸体解剖获得对人体的初浅了解以外,更重要的是对活着的人体进行动态的观察,通过分析人体对不同环境条件和外界刺激的不同反应,来认识人体的生理活动规律,即从“象”把握脏。

四、现代养生保健和治病的宝典

当前国际医学界出现了一股“中医热”,与其说是“中医热”,不如说是“针灸热”。中国医学走向世界是以针灸为先导的

《内经》162篇,把养生放在首要位置,强调防重于治。《内经》以“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为比喻,说明“病已成而后药之”,“不亦晚乎”的道理,突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

《内经》认为,养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形与神的和谐、脏腑气血阴阳的和谐,借以维护健康,达到延年益寿。养生的内容主要有:顺应自然,效法自然界四时阴阳消长变化来调摄;情志方面要“恬虚无”,“精神内守”;饮食方面要“食饮有节”,“谨和无味”;劳作方面要“形劳而不倦”,避免“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等等。

金元时代医家张子和曾说,《内经》还是一部治病的法书。《内经》所阐述的中医学理论是分析人体生理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的重要武器,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这是中医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

另据粗略统计,《内经》还记载了多种病证,尤其对热病、疟病、咳嗽、风病、痹病、痿病、厥病等病证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作了专题讨论,许多内容和观点至今仍是临床实践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在治疗方面,《内经》提出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及因势利导、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标本缓急、补虚泻实、寒热温清、预防与早治等原则。在治法方面,除了针灸和药治外,还广及精神疗法、按摩、导引、药熨、渍浴、术数等方法,这些说明了《内经》治法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其中有些疗法,如针灸、按摩、导引、精神疗法、饮食疗法等,已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

当前国际医学界出现了一股“中医热”,与其说是“中医热”,不如说是“针灸热”。中国医学走向世界是以针灸为先导的。

经络现象是《内经》的一大发现。经络学说集中体现了中医学用整体系统的观点观察人体和治疗疾病这一特点。对经络现象的研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他们运用多种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初步证实了经络现象的客观存在。

对于经络实质的探究,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针灸疗法除用于处理常见病外,还用于治疗肿瘤、不孕症、减肥、戒毒、艾滋病及针刺麻醉等。可见,以《内经》为发端的经络学说和针灸疗法,已经显示出其无法泯灭的科学光彩。

五、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内经》对中医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汇集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而且也展示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总览《内经》,其内容远不止涉及医学一门学科,它还广泛吸收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对天文学、历法学、气象学、生物学、地理学、心理学以及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内经》对中医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汇集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而且也为我们展示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例如,《内经》记录了春秋战国时代气象学成就,“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对四时、八节、二十四气有了较早的应用,对气象变化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创立了古代医疗气象学――运气学说。

《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叙述了东南西北中五方地域的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当时的民风习俗、饮食习惯、体质特点、多发疾病及治疗特点,这是医学地理学的雏形。

《内经》十分重视心理活动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从心理活动产生的生理基础,到情志过用导致疾病的发生以及运用心理疗法防治疾病,均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奠定了具有中医特色的医学心理学。

《内经》还记述了较为丰富的生物钟思想,认识到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变化存在着昼夜节律、潮汐节律、周月节律、周年节律,顺应这些节律的变化有利于维护健康,否则容易导致疾病,等等。

《内经》的多学科内容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尽述。《内经》时代这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形式,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古代科学尚未精确分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医学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以及哲学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渗透。这种学科之间的联系、渗透、融合,正是产生新学说、新理论的重要途径,也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规律。这就是为什么《内经》所确定的理论原则至今还有一定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现代科学已逐渐由高度分析的方法,趋向高度综合及综合与分析相结合的方向,而中医学术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借助于与之相关的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有希望获得突破。这一思路,不正是可以从《内经》的成功中得到深刻的启迪吗?

神经病学研究热点篇3

【摘要】目的观察火热证与非火热证脑梗死患者亚急性期生存质量的差异。方法将符合研究标准的急性期脑梗死患者经中医辨证后分为火热组和非火热组,发病后4周,运用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评价患者的生存质量。结果在sf-36各维度中,心理健康、社会功能、情绪角色3个维度的生存质量评分火热组明显低于非火热组(p＜0.05,p＜0.01)。结论火热证与非火热证脑梗死患者亚急性期生存质量存在差异,火热组脑梗死患者其心理健康、社会功能、情绪角色三方面生存质量较差,可能与其证候特点相关。

【关键词】脑梗死；火热证；生存质量；sf-36

abstract：objectivetoobservethesurvivalqualityofcerebralinfarctionpatientsinsub-acuteseizurephase,whowereindifferenttcmsyndrometypes.methodsthepatientswithcerebralinfarctioninacuteseizurephasetargetedtotheinclusioncriteriaweredividedintotheheatgroupandnon-heatgroupbytcmsyndromedifferentiation.after4weeksofroutinetreatmentwithwesternmedicine,thesurvivalqualityofpatientswasevaluatedwithhealthquestionnaireshortform-36(sf-36).resultsinalldimensionsofsf-36,thescoresofsocialfunction,mentalhealth,role-emotionaldimensionsintheheatgroupwereobviouslylowerthanthoseinthenon-heatgroup(p＜0.05,p＜0.01).conclusioncerebralinfarctionpatientsinsub-acuteseizurephaseindifferenttcmsyndrometypeshavedifferentsurvivalquality.thepatientswithheat-syndromeintheacutephaseshowedlowersurvivalqualityduringthesub-acutephase,whichmaybecloselyrelatedtothecharacteristicsofsyndromemanifestations.

keywords：cerebralinfarction；heart-syndrome；survivalquality；healthquestionnaire(sf-36)

脑梗死患者由于神经功能、日常生活能力、情绪及认知功能等多方面的损害,其生存质量受到显著影响。为探讨中医证型与脑梗死患者生存质量状况的关系,本研究对火热证与非火热证脑梗死患者的生存质量进行比较,旨在为不同证型脑梗死的临床治疗和预后提供依据,以全面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全部病例采集于2006年5月－2007年10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首发脑梗死的住院患者。共收集符合研究标准的脑梗死患者98例,其中火热证(火热组)40例,非火热证(非火热组)58例。火热组中,男性23例,女性17例；年龄44～79岁,平均(60.39±11.37)岁；合并高血压30例,糖尿病8例,高血脂8例。非火热组中,男性35例,女性23例；年龄41～80岁,平均(61.83±12.23)岁；合并高血压30例,糖尿病10例,高血脂6例。

1.2纳入标准

符合中华医学会制定的脑血管病诊断标准[1],并经头颅ct或mri检查证实,病程在48h以内,意识清楚,神经系统功能缺损评分在5～15分之间。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协作组制定的中风病诊断标准[2]。患者入院后24h以内,由中医师进行中医辨证。按照《中风病辨证诊断标准》[3]进行火热证的量化诊断,对患者大便、神情面目、呼吸气味、发热、舌质、舌苔、脉象等情况进行评分,总分≥7分者诊断为火热证。

1.3排除标准

①ct/mri显示,除责任病灶外还伴有其他与本次病变无关的病灶；②伴有感觉性失语或运动性失语而影响语言交流者；③病后出现严重认知功能障碍或既往有智能障碍者；④既往患有精神疾病者；⑤合并有血液病或肿瘤者；⑥伴心、肺、肝、肾功能不全者；⑦发病后超过48h住院者。

1.4研究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例分为火热组与非火热组,入院当天分别详细记录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经济状况、吸烟史、饮酒史、既往史、神经系统体征及中医证候等内容,2组患者全部采用常规西药治疗,不加用任何中药。

发病4周时评估患者卒中非特异性生存质量状况。使用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量表进行评估。此问卷由患者本人在安静环境下独立填写完成,因病情或文化程度等原因无法完成自评者,由医师帮助填写。所有资料均由专人统一收集并经过2次复核。

每一维度的得分为原始分,需转化成标准分(百分制),转化公式为：标准积分＝(原始积分－该条目最低分值)×100。

1.5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12.0进行统计学分析。对2组患者的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对计量资料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

2结果

2组患者在sf-36各维度中,心理健康、社会功能、情绪角色3个维度的评分火热组明显低于非火热组(p＜0.05,0.01)。其余维度的分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表12组脑梗死患者sf-36生存质量比较（略）

3讨论

脑卒中患者生存质量已逐渐成为临床医生判断疗效的重要指标,与临床常用的神经功能缺损、残疾程度等指标相比,更能客观、全面地反映患者的疾病状况及其结局[4]。

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是由美国医学结局研究组开发完成的[5],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信度和效度均较高的普适性生存质量评价量表,内容包括躯体功能、躯体角色、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精力、社会功能、情绪角色和心理健康等8个领域,共36个条目。其中,躯体功能、躯体角色、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构成该量表的躯体层面；精力、社会功能、情绪角色和心理健康构成该量表的精神层面。该量表已广泛应用于卒中后患者的生存质量研究[6-8]。

传统中医学认为,中风病的发病机制有风、火、痰、瘀、虚五端。研究发现,脑血管病急性期以风、火、痰证在临床最为常见[9-10]。火热能生风动血,能炼液成痰,能耗气伤阴,是中风病发病的关键环节。本研究将火热证作为切入点,分别观察火热证与非火热证患者在亚急性期的生存质量并进行比较。为避免证候特点变化引起的证型改变,整个疗程均采用西医药治疗,不加任何中药。研究结果显示,脑梗死患者发病4周后,2组患者虽然在神经系统症状体征方面均有所好转,但在生存质量的恢复方面存在差异。火热证患者其心理健康、社会功能、情绪角色3个维度的生存质量均较非火热证患者差。

sf-36中的心理健康维度主要评估患者的快乐、紧张、抑郁等心理问题；情绪角色维度主要检测患者因躯体健康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而产生的对工作和其他日常活动的限制程度；社会功能维度评估躯体健康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对患者正常社会活动的影响。此3个维度均属于生存质量的精神层面。火热证患者精神层面的生存质量较差,可能因为：①火热证属阳证,脑梗死发病之时,风火相煽,气血逆乱,临床病情相对较重,患者大多出现神经功能缺损,生理自理能力、工作能力减退,患者心理压力增加,出现敏感、烦躁、不快乐等,甚至可表现为亢奋、焦虑或抑郁等,导致其心理健康严重受损。②火热证易上扰心神,或形成痰热互结、痰火扰心等证候而出现情绪失常,患者因此而减少工作或活动的时间,或本来想做的事情只能完成一部分,导致其情绪角色方面的生存质量低下。③躯体健康的损害和心理、情绪变化使得患者社交能力明显减弱,影响患者与家人、朋友、集体的正常交往和社会活动,因此社会功能方面的生存质量明显减退。

既往研究发现,卒中急性期有火热证候表现的患者较容易出现多种并发症,其神经功能与日常生活功能状态的损害较为严重,其出院时康复情形较差[11]。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急性期存在火热证候的脑梗死患者其亚急性期生存质量较非火热证患者差。因此,火热证与脑梗死患者病情及预后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对脑梗死患者火热证候的早期判定和干预,对提高临床疗效、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和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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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顺道.中风病证候的初步研究[j].中国中医急症,1995,4(2)：85.

神经病学研究热点篇4

关键词：发热；脑损伤；病死率

CorrelationResearchofFeverandCaseFatalityRateinPatientswithCraniocerebralInjuryinICU

XUJian-min1,YE-yuan2,MENGXin-ke2,ZENG-Yun1

(1.DepartmentofNeurosurgery,TheAffiliatedShenzhenXixiangHospital,Shenzhen518000,Guangdong,China;2.ShenzhenSecondPeopleHospitalICU,Shenzhen518000,Guangdong,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evaluatethepredictorsoffeverwithinpatients,andtostudytheeffectoffeveronin-hospitalcasefatality.MethodsRetrospectivedatacollectionofconsecutivepatientsadmittedtotheintensivecareunit(ICU).Neurologicalpatientswerematchedbysex,age,andAcutePhysiologyandChronicHealthEvaluationII(APACHE-II)toacohortofnonneurologicalpatients.Feverwasdefinedasanytemperature>37.5℃withinthefirst24hoursuponadmissiontotheICU.Theprimaryoutcomemeasurewasin-hospitalcasefatality.ResultsMeanageamongneurologicalpatientswas65.5±14years,47%weremen,andmedianAPACHE-IIwas15(interquartilerange11-20).Moreneurologicalpatientsexperiencedfeverthannonneurologicalpatients.Themeanhospitallengthofstaywashigherfornonneurologicalpatients,andmoreneurologicalpatientsweredeadathospitaldischarge(30%vs20%,P

Keywords：Fever;Traumaticbraininjury;In-hospitalcasefatality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我院从2010年1月1~2012年12月31日，年龄超过18岁，发病后24h内即进入ICU的患者，其中脑损伤患者组包括AIS，ICH和TBI。非脑损伤患者对照组，包括内科疾病（非手术治疗）和外科疾病（急诊或择期手术后）的危重患者。这些患者分别按性别、年龄（±2年）、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APACHE-Ⅱ评分±5分）匹配。

1.2方法

1.2.1记录资料回顾性分析7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患者24h内的生命体征、血生化指标、并发症出现情况以及疾病严重程度。主要转归指标为病死率。疾病严重程度依据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ApacheⅡ评分来评估。并发症评估条件：循环系统（SBP60mmHg，持续时间>1h），呼吸系统（ALI氧合指数≤300或PEEP>5cmH2O），肾功能（液体复苏后血肌酐升高>1mg/dL或不管有无液体复苏Cr>2.0mg/dL）。

1.2.2发热的定义在入院24h内，每2h测量腋温1次，以后根据护理常规对发热进行测量及观察。最高体温定义为入住ICU第一个24h内的最高温度。最高体温高于37.5℃者确定为发热。

1.3统计学处理应用SPSS19.0软件，经Logistic回归的方法进行院内病死率的预测的多因素分析。表1和表2中P

2结果

36例脑损伤患者符合标准，与36例非脑损伤患者匹配。脑损伤组平均年龄为(65.5±14)年，47％为男性，平均APACHE-Ⅱ评分为15（IQR11-20）。在神经系统组中，有63％的脑出血，25％的AIS，和12％的TBI。在非神经组，90％为内科（主要是脓毒症、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以及心梗），8％为急诊手术后的情况下，2％为择期手术病例。

本研究结果表明，平均住院时间脑损伤患者明显低于非脑损伤患者。相较于非神经系统患者来说，脑损伤患者的平均最高温度更高，入住ICU后脑损伤患者发热更易出现（表1）。在单因素分析中，入ICU后发烧与病死率相关。与病死率相关的其他因素见表2。在多因素分析中，APACHE-Ⅱ，神经系统疾病，MAP，循环系统与呼吸系统功能衰竭，发热均与院内病死率相关（表3）。

最后，我们测试发烧是否仍是院内病死率一个显著的独立预测因素。我们通过logistic回归以发热为因变量计算出的每个患者暴露于发热的概率。在入住ICU后发烧的独立预测因素是年龄较轻，心率，呼吸频率和神经系统疾病（表4）。

3讨论

Fugate等研究证实，发热是增加死亡率、致残率的独立预后因素。也有研究显示，难治性发热与SAH患者的死亡率增加、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以及认知功能障碍相关。Diringer等研究证实，在发热患者中，脑梗死时常发生。发热与脑血管痉挛有关。Naidech等[2]研究认为，发热增加症状性脑血管痉挛的发生和患者不良预后。发热可能增加继发性神经损伤，也不排除是某些不良事件的标志[3]。在关于脑损伤的荟萃分析中，发热和不良预后之间存在相关性，以此可以推测，在脑损伤患者中，发热可以作为潜在的治疗方法[4]。

脑损伤后发热的不利影响已在动物模型[2]和观察性研究已确认，很少有试验评估的脑损伤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及其对预后的影响，相对于其他非脑损伤的危重患者在其中发热作为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的一部分，也很普遍。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证明了ICU中，在与非脑损伤患者危重程度相似的脑损伤患者中，发热是普遍存在的，与病死率相关。最重要的是，发烧对院内病死率的影响只在重症脑损伤患者中显著，而且在调整了病死率的其他影响因素后（比如基础疾病，急性生理学紊乱，危重疾病严重程度评分，住院后并发症，以及暴露于发热的概率），这种影响依然存在。此结果表明，入ICU后发热与不良预后相关。

发热是创伤和危重病的防御性反应，以保护身体免受随后的所致的感染。在我们的研究中，与非脑损伤患者相比，脑损伤患者入院时体温较高以及发热所占的比例略高，且独立于年龄、性别、APACHE-Ⅱ评分和SIRS，这表明在脑损伤患者中，发热可能是独立发生的。本研究表明，相对于非脑损伤患者，神经系统损伤的存在增加了发烧的几率。此结果与关于危重神经病患者之前的研究一致，并表明脑损伤，是发热的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

有研究表明体温升高患者重残或病死的机会是体温正常患者的2.78倍，在颅脑创伤患者的急性期，体温升高很常见，原因可能包括下丘脑功能障碍，或因IL-1水平增高所致中枢性发热和感染性发热。发热也会引起一系列生理病理改变，如血压下降、发生虚脱、加重脑的缺血性损害、心律失常、心肺并发症等。脑中线移位容易影响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脑出血或者大面积脑梗死患者可能出现下丘脑受压，从而影响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发生中枢性发热。脑出血或梗死后出血破入脑室，也可能影响下丘脑功能，推测可能是血毒素对视前区体温调节中枢的直接损害，干扰脑干产热抑制性纤维的信号输入，刺激前列腺素产生增加，从而导致体温调定点上移。

我们的研究也表明在非脑损伤组发烧对病死率无影响，此结果可能是由于当脑组织未受损时，发烧可能对机体产生保护作用，但一旦脑组织受损，发热对机体保护的任何益处可能被脑组织受损导致的更高体温所致的损害所抵消。综上所述，在非脑损伤的危重患者中，目标体温的调节可能因疾病的病理生理学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目前还没有关于不同疾病的目标体温调节的大型前瞻性的研究，所以现在的目标体温最好维持在正常范围。

总之，我们的研究表明，脑损伤患者入ICU后的发热，是与院内病死率相关我独立危险因素。此研究表明在脑损伤患者中，发热可以作为未来的治疗方法，早期的目标体温管理是否会改善医院脑损伤患者的病死率仍需进一步实验研究。

参考文献：

[1]CoronadoVG,XuL,BasavarajuSV,etal.Surveillancefortraumaticbraininjury-relateddeaths-UnitedStates,1997-2007[J].MMWRSurveillSumm,2011,60(5):1-32.

[2]NaidechAM,BendokBR,BernsteinRA,etal.Feverburdenandfunctionalrecoveryaftersubarachnoidhemorrhage[J].Neurosurgery.2008,63(2):212-217,217-218.

神经病学研究热点篇5

[关键词]肠易激综合征；证候；发病机制；影响因素；肝郁脾虚证；乙酰胆碱（Ach）；血管紧张素Ⅱ（ATⅡ）

[Abstract]Inordertoclarifythe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TCM）syndromedistributionandpathogenesisofirritablebowelsyndrome（IBS），thepatientsinthefirstaffiliatedhospitalofGuangzhouuniversityofChinesemedicinewereenrolledforthecrosssectionalstudyThedataof12sociologicalvariables，13riskfactors，84symptomsandsignsvariables（in9aspects），and19neuroendocrineindiceswereextractedforgroupbetweenanalysiswithonewayANOVA，chisquaretestandnonparametrictest，andtherelationshipanalysisbetweenclinicalsymptomsanddiseasessubtypeswasdonewithbinaryLogisticregressionInaddition，thepatternsofTCMsyndromesweredividedbyseveralsyndromefactorstoanalyzethedifferenceinneuroendocrineindicesbetweenvariouspatternsandsyndromefactorsAtotalof383IBSpatientswereenrolled，including353（922%）casesofdiarrhea，14（37%）casesofconstipationand16（41%）casesofmixedtypesInIBSdiarrheapatients，therewere291（760%），18（47%），48（125%）and26（68%）casesofsyndromeofliverdepressionandspleendeficiency（sLDSD），syndromeofliverdepressionandqistagnation（sLDQS），syndromeofdampnessheatinthespleenandstomach（sDHSS），andsyndromeofspleendeficiencywithdampnessencumbrance（sSDDE）respectivelyTherewassignificantdifferencesinbloodgroupsbetweenIBSdiarrheapatients，IBSconstipationpatientsandIBSmixedtypespatients；theirdiseaseclassificationwassignificantlycorrelatedwiththeallergies，drinking，irregularmealshabits，noorlessvacations，andothercausesofmorbidity（P

[Keywords]irritablebowelsyndrome；syndrome；pathogenesis；riskfactors；syndromeofliverdepressionandspleendeficiency；acetylcholine；angiotensinⅡ

doi：10.4268/cjcmm20160727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bowelsyndrome，IBS）是一种以腹痛或腹部不适伴排便习惯改变为特征的功能性肠病，缺乏可解释症状的形态学改变和生化异常[1]。本病全球发病率较高（约为7%～25%），可影响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生存质量等多个方面，带来沉重的医疗管理负担[24]。中医药治疗本病有较多方法且有较好疗效，如中草药与成药[5]、针灸[67]、艾灸[8]、推拿[9]、外治[10]、饮食疗法[5，11]、心理干预[5，12]等。基于中医药对本病的系统认知，中华中医药学会[13]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14]均了临床诊疗指南，对其病因病机、辨证分型、诊疗方案、疗效评价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论述，具有较高的科研和临床指导意义。但是，目前本病直接临床数据支持下的中医证候和辨证依据等研究仍然较少，其中不同中医证候下的发病机制研究尤为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研究结论和意见的科学性。本研究采用观察性研究方法拟通过临床现场调查分析本病的证候分布和发病规律，报道格式采用《提高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声明（STROBE）》[15]。

1研究方法

11研究设计

采用观察性研究的横断面设计。

12研究环境

采用现场调查方式，地点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住院部和门诊部。

13研究对象

131诊断标准西医诊断标准：肠易激综合征（2013ICD10Code：K580和K589）采用《功能性胃肠病罗马Ⅲ诊断标准》，即反复发作的腹痛或不适（非疼痛性不适感），症状出现至少6个月，近3个月内每月至少出现3d并符合以下2点或2点以上，①排便后改善；②发病伴排便频率改变；③发病伴粪便性状（外观）改变。便秘型（IBSC）、腹泻型（IBSD）、混合型（IBSM）分型诊断亦采用其标准[1]。

中医诊断标准：分为肝郁脾虚证、肝郁气滞证、脾胃湿热证、脾虚湿阻证共4个证型，具体标准参照《肠易激综合征中医诊疗共识意见》[13]和《肠易激综合征中西医结合诊疗共识意见》[14]。

132纳入标准需同时满足以下标准：①签署知情同意书者；②年龄≥18周岁；③符合肠易激综合征西医诊断标准；④符合上述中医诊断标准。

133排除标准满足以下任一标准即被排除：①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②因器质性疾病出现腹痛、腹泻或便秘者；③有腹部手术者；④伴有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抑郁症患者；⑤研究者认为不适合纳入试验者。

134脱落标准所有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进入试验的受试者，均有权随时退出而无论何时何因，但研究者必须填写脱落原因以备后续分析。

14研究变量

141社会学资料包括12个分析变量（表1，2）；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等文本信息未纳入分析。

142影响因素包括13个二分类变量（无、有；表1，2）。

143症状和体征包括9个方面84个四分类等级变量（无、轻度、中度、重度，表3，4），分别为全身症状（11条）、头面症状（13条）、心胸症状（5条）、脾胃症状（10条）、腰肢症状（4条）、饮食症状（9条）、睡眠症状（2条）、二便症状（18条）、精神症状（12条）。

144神经内分泌指标包括19个变量：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血管紧张素Ⅱ（ATⅡ），多巴胺（DA），5羟色胺（5HT），糖皮质激素（GC），神经肽Y（NPY），内皮素（ET），同型半胱氨酸（Hcy），乙酰胆碱（Ach），褪黑素（MT），P物质（SP），雌二醇（E2），睾酮（T），肿瘤坏死因子（TNFα），一氧化氮（NO），血管活性肽（VIP），生长抑素（SS），5羟色胺3受体（5HT3R），促肾上腺素（ACTH）。

15测量方法

招募时首先由受过培训的调查员对来院患者逐人沟通，经判定符合纳入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者即邀请进入研究，患者同意后立即独立完成临床病例报告表（CRF）调查（禁止其他人员辅助或解释）。完毕后调查员进行信息复核，出现数据缺失时提醒受试者补充完整，再次核查后交研究室封存。所有受试者需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无随访。

神经内分泌指标样本收集采用预定的规范化操作流程，使用水平离心机进行血清分离，离心半径8cm，速度3500r・min-1，时间10min；然后，将离心标本分装至3个15mL冻存管，密封编码后低温保存（-20℃），然后交由北京华大蛋白质研发中心统一检测。

16偏倚及控制

本研究主要存在选择偏倚（如易感性偏倚和诊断机会偏倚）和随机误差风险。为减少其可能带来的混杂影响，研究小组制定了严格的诊断标准并对调查员进行规范培训，将评测指标细化处理，且在调研过程中逐一核查问卷，提高应答率，减少偏倚风险。

17统计学方法

171统计描述定量资料采用±s（均数比较时）或平均秩次（非参数检验）表示，定性资料以频数（百分比）表示。

172统计推断定量资料采用单向方差分析（OneWayANOVA），二分类定性资料采用列联表分析卡方检验，多分类定性资料和等级资料采用多个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

疾病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检验Phi（）列联系数，P

在症状和体征的单因素分析后，以各疾病亚型和中医证型为因变量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以进一步明确各组与临床症状之间的关系。首先，将单因素分析结果纳入全变量模型，对多分类变量进行类间比较，若分析显示无显著差异则在下一步分析中不考虑类间比较，若有显著差异则在下一步分析中将其纳入类间比较，然后采用偏最大似然估计前进法分析。

对神经内分泌指标进行分析时，除对各疾病亚型和中医证型进行常规对比外，为进一步挖掘其隐含信息，将对中医证型进行分解（不同证素及证素组合），包括病位（肝、脾、肝脾、脾胃）、气机（气滞、气虚、混合紊乱）、湿性（湿邪、湿热）、病位性组合（肝郁、脾虚、肝郁脾虚）、肝郁（有、无；下同）、脾虚、湿热、肝、脾、胃、气滞、气虚、湿、热共计14个变量进行探索性分析。

173统计软件数据录入采用EpiDataEntry软件，统计分析采用SPSS170。所有分析以P

2结果

21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筛选675例IBS患者，其中163例患者拒绝参加，129例患者被排除，无脱落与终止病例，最终有383例患者进入分析，其中泄泻型（IBSD）患者353例（922%）、便秘型（IBSC）患者14例（37%）、混合型（IBSM）患者16例（41%）；在IBSD患者中肝郁脾虚证291例（760%）、肝郁气滞证18例（47%）、脾胃湿热证48例（125%）、脾虚湿阻证26例（68%）。

22社会学资料

在IBSD，C，M的对比中，仅血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在IBSD4种中医证型对比中，性别、居住条件、职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影响因素分析

IBSD，C，M的疾病不同分型与过敏史、饮酒史、三餐不准时、很少或无休假、发病的其他原因共5个变量呈显著相关但均较弱（P

IBSD4种中医证型与饮酒史、吸烟史、很少或不吃早餐、每天睡眠时间少于8h共4个变量呈显著相关但均较弱（P

将社会学资料作为影响因素分析时，疾病不同分型与血型呈显著弱相关（P=0013，=0220）且在各组间存在显著差异；中医不同证型与性别、居住条件、职业呈显著弱或中相关（P

24症状和体征分析

在IBSD，C，M的对比中，共15个变量：畏寒、面色异常、胃脘胀满、口粘腻、泄泻（次数增多）、泄泻（粪质稀溏）、泄泻（泻势急迫）、完谷不化、痛泻、大便粘腻、大便夹有泡沫、便秘（次数减少）、便秘（粪质干结）、便秘（排便艰涩）、肠鸣不安在各组间有显著意义差别（P

在IBSD4种中医证型对比中，共14个变量：手足心热、乏力、头胀、耳鸣、胸胁疼痛、肢冷、泄泻（次数增多）、泄泻（泻势急迫）、大便粘腻、小便黄、精神抑郁、焦虑、忧郁、紧张在各组间有显著意义差别（P

25神经内分泌指标分析

在IBSD，C，M的对比中，仅血管紧张素Ⅱ（ATⅡ）（F=12571，P

在IBSD4种中医证型对比中，除乙酰胆碱在肝郁脾虚证（n=194，±s：1755±1819）和脾虚湿阻证（n=25，±s：7319±6880）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3068，P

3讨论

31主要结果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有：①泄泻型在IBS分型中占据主要地位（922%），其中中医证型分布肝郁脾虚证最多（760%）；②血型在IBS3种亚型对比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性别、居住条件、职业在IBS泄泻型4种中医证型对比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③IBS泄泻型的独立危险因素是泄泻（次数增多）、大便夹有泡沫、肠鸣不安，独立保护因素是大便粘腻、便秘（粪质干结）；IBS便秘型的独立危险因素是口粘腻、便秘（次数减少）、便秘（排便艰涩），独立保护因素是畏寒、泄泻（次数增多）、完谷不化、痛泻、大便粘腻；IBS混合型的独立危险因素是畏寒、胃脘胀满、便秘（粪质干结），独立保护因素是口粘腻、肠鸣不安；④IBS泄泻型肝郁脾虚证的独立危险因素是肢冷、精神抑郁，独立保护因素是耳鸣；肝郁气滞证的独立危险因素是泄泻（次数增多），独立保护因素是乏力、泄泻（泻势急迫）、大便粘腻；脾胃湿热证的独立危险因素是泄泻（泻势急迫）、小便黄，独立保护因素是头胀、耳鸣、肢冷、泄泻（次数增多）；脾虚湿阻证的独立危险因素是乏力，独立保护因素是胸胁疼痛、紧张；⑤本研究18个神经内分泌指标在IBS3种亚型对比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IBS泄泻型4种中医证型对比中，除乙酰胆碱（Ach）、血管紧张素Ⅱ（ATⅡ）在肝郁脾虚证和脾虚湿阻证在指标间存在差异外，其他指标在各组间均无显著差异；在下属证素的探索性分析中，肝郁有无（Ach，ATⅡ，ACTH，E2）、湿湿热（ATⅡ，ACTH）、脾虚肝郁脾虚（Ach，ATⅡ，ACTH）、气虚气机混合紊乱（Ach，ATⅡ）均有部分指标在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2社会资料和影响因素分析

患者性别、年龄、社会和文化等特征是IBS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多容易被忽略[16]。本研究发现在IBS3种亚型对比中，O型血人群泄泻型和便秘型发病率较高，B型血人群混合型发病率较高，且血型是疾病亚型的显著影响因素，但目前针对两者关系的科学研究极少，故其确切机制还待后续研究。在IBS泄泻型4种中医证型对比中，性别、居住条件、职业在各组间存在显著差别，且是中医不同证型的显著影响因素，其中女性人群肝郁脾虚证和脾虚湿阻证发病率较高，多因女性体质禀赋有关，易气血亏虚，后天运化不足，致使中土脾虚，或湿邪内生，虚实夹杂，或情志失调，木贼相乘，而发虚实夹杂之证；而居住条件“好”、工人中肝郁脾虚证、脾胃湿热证、脾虚湿阻证发病率较高，居住条件“很好”、离退休人员肝郁气滞证发病率较高，则一方面可能与生活习惯与情志管理失当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为上述人群知识水平与生活环境较好而更易就诊，造成研究人群的客观选择偏倚，但需说明并非所有研究均支持类似结论，原因可能与样本选择有关[17]。

在非社会学特征的疾病影响因素分析中，饮酒史历来为重要指标[18]，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其更易罹患混合型IBS，可能因酒性湿浊，易因体质和环境从热或寒，虚实夹杂体内，或致脾虚不能运化水谷精微，夹湿邪而下成泄，或热邪内生，燥伤阴液，肠道传导失常而成秘结，故见混合型多发。三餐不准时、很少或无休假、发病的其他原因者更易罹患泄泻型，可能与饮食、情志、不内外因的综合作用有关，导致脾胃虚弱，肝失疏泄，致使运化无权，传导失司，升降失调，清气下陷，水谷糟粕混杂而下而成泄泻；其中，泄泻型患者中有饮酒史、吸烟史、很少或不吃早餐、每天睡眠时间少于8h者更易罹患肝郁气滞证，可能与工作生活的节奏和压力过大有关，情志不遂，导致气机疏泄失常，肝气郁结而发病。

33证候学特征与神经内分泌指标分析

在证候分析中，由前述主要结果可知泄泻型和便秘型的独立危险因素与诊断变量基本重合，混合型的独立危险因素是畏寒、胃脘胀满、便秘（粪质干结），可能与气机混合性紊乱有关，或气虚体弱，对外固卫不能，对内温煦不足，腐熟无权，而见畏寒胃胀等，或气机郁滞，传导失常而见痞满便秘等，故可见泄泻与便秘交替出现。在IBS泄泻型中医证型危险因素的分析中，肝郁脾虚证、脾胃湿热证、脾虚湿阻证对应变量均与其主症相近，唯肝郁气滞证独立危险因素是泄泻（次数增多），独立保护因素是乏力、泄泻（泻势急迫）、大便粘腻，均未出现与气机失调相关的特征性表现，而是疾病共性症状，可能与样本量过少有关（共6例）。

乙酰胆碱（Ach）、血管紧张素Ⅱ（ATⅡ）在IBS泄泻型肝郁脾虚证和脾虚湿阻证对比中存在显著差异。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Ach）是一种神经递质，在人体肠道内分布广泛，可明显兴奋胃肠道平滑肌，促进胃肠分泌，引起恶心、嗳气、呕吐、腹痛及排便等症状[19]；前期研究显示Ach作为肠细胞内在性一级传入神经元（intrinsicprimaryafferentneurons，IPANs）分泌的兴奋性递质与平滑肌上M受体结合，使平滑肌收缩而增加肠道蠕动[20]。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on，ATⅡ）是一种多肽物质，是人体一种应激性激素，前期研究表明ATⅡ与急性应激、焦虑、抑郁及认知功能关系比较密切，可能与肠易激综合征的发病有一定关系[2122]。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hormone，ACTH）是一种多肽类激素，能促进肾上腺皮质的组织增生以及皮质激素的生成和分泌，是介导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对应激反应的关键物质，参与脑肠轴互动，通过影响胃肠道动力和内脏高敏感性等参与IBS发病[21，23]。雌二醇（estradiol，E2）是卵巢分泌的类固醇激素，对垂体和下丘脑有调节作用，亦可通过脑肠轴互动而参与IBS发病[24]。由上述分析结果可知，肝郁脾虚证（气机混合紊乱）患者的Ach，ATⅡ水平较脾虚湿阻证（脾虚、气虚、湿）明显偏高，多因前者神经兴奋性和应激性较后者更为活跃；肝郁患者的Ach，ATⅡ，ACTH，E2水平均明显升高，多因病在肝脾，然乙癸同源，肝肾藏泄互用，与神经内分泌等密切相关，故临床多见本证[2526]。

34研究的临床意义

本研究的临床意义首先在于明确了疾病亚型和中医证候分布及发病规律，即以泄泻型（922%）、肝郁脾虚证（760%）为主，其泄泻型、便秘型、混合型及泄泻型肝郁脾虚证、肝郁气滞证、脾胃湿热证、脾虚湿阻证各自的独立危险和保护因素见前述，上述分布情况和影响因素的确定有助于医师进行临床辨证诊断和制定干预决策，亦有助于患者对本病进行日常生活管理。其次，在18个神经内分泌指标中确定了乙酰胆碱（Ach）、血管紧张素Ⅱ（ATⅡ）在肝郁脾虚证和脾虚湿阻证之间存在差异（肝郁脾虚证患者指标水平更高），有助于医师对本病不同证型向患者进行临床解释并提出情绪管理等建议，改善本病健康结局。

35研究的优势和局限

本研究优点在于：①设计合理，流程严谨，采用大样本横断面调查，针对疾病亚型和中医证型分层处理，分析指标结构清晰，从主观和微观多方面探讨本病证候特点规律；②采用预定和探索性结合分析思路，纳入多种统计方法和指标，避免数据隐含信息丢失；③明确提出本病中国人群的社会学、证候和微观机制特点。本研究局限在于数据为单中心资料，可能无法代表疾病的整体人群特点，并且由于受研究设计、时限和疾病特征的影响，除泄泻型肝郁脾虚证之外的其他样本数量较少，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外推性，故期待更多中心、更大样本量的后续研究。

4结论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收集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临床资料，并将其分为泄泻型、便秘型、混合型3个疾病亚型和肝郁脾虚证、肝郁气滞证、脾胃湿热证、脾虚湿阻证4个中医证型进行全面的组间对比，初步明确了本病的社会学分布、疾病影响因素、证候分布、疾病和亚组微观机制等。在后续研究中，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全国多中心联合调查，以期更能全面反映疾病特征，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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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研究热点篇6

【关键词】斑马鱼；毒理学；进展

0引言

斑马鱼属热带淡水鱼，全身布满多条深蓝色纵纹似斑马，成群游动时犹如奔驰的斑马群，故称作斑马鱼。斑马鱼常年产卵，成熟雌鱼两周可产卵几百枚，卵在体外受精、发育，胚胎发育同步、速度快，3到4个月即可达到性成熟，成鱼体长3至4厘米、体型纤细。斑马鱼对生存水质要求不高，适宜水温为25～31℃。目前，斑马鱼遗传图谱已经建立，分析了有价值的突变体，发展了转基因斑马鱼技术，其中透明斑马鱼得到了大力推广，这些都提供了良好的毒理学研究平台。斑马鱼己被广泛应用于遗传和发育、环境、病理等毒理学研究领域，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

1斑马鱼评价生殖和发育毒理效应

1.1斑马鱼评价胚胎发育毒性

斑马鱼胚胎透明和体外发育，便于在正常生长发育及外源物质的处理下，观察发育进程变化。在胚胎发育的致畸或致死原因中，血管、心脏和神经发育是最主要的三个方面，一直处于研究热点，然而斑马鱼胚胎在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应用尚属起步阶段。同时，斑马鱼具有学习、记忆、群聚、昼夜节律等复杂行为，国内外学者已用该模型进行神经发育毒理学研究，以探讨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病机制与治疗方法[1]。

1.2斑马鱼在神经毒性方面的应用

斑马鱼具有敏感的脑神经系统，生命早期即可呈现典型的运动模式，如自主性收缩、碰触反应、泳动等。自发性运动可以作为多巴胺神经元潜在毒性的指标，用于检测脑神经系统和评价脑的早期发育。在神经毒性研究领域，斑马鱼与哺乳动物模型一样，可以借助生化指标、形态学、行为学来评价药物的神经毒性，检测斑马鱼脑部神经元的坏死和凋亡情况；未来，斑马鱼在神经学方面，将具有更加重要的研究价值[2-4]（图1）。

1.3心脏发育及心血管方面的应用

斑马鱼的胎心类似于人类胚胎的心脏，分为心房和心室，房室之间有瓣膜，因而为研究人类心血管系统提供了一类较好的模型。而且，斑马鱼的卵体透明、胚胎发育快、心脏体节清晰，早期发育存活不依赖于血液循环，可用肉眼直接观察活鱼卵心脏的明显形态和功能缺陷，或通过分子标记物来识别细微差别。受精48小时后，发育正常的的斑马鱼胚胎，即可用于心脏毒性研究。斑马鱼在心血管药物氯氮平、红霉素、奎尼丁、阿司咪唑等评价方面都有所研究。Zhang等对斑马鱼心脏复苏进行了研究报道[5]。一些药物可导致斑马鱼心包水肿、心脏畸形、心率减低，体长缩短、体节发育异常、脊柱弯曲、卵黄囊水肿、出血、心脏缩小等多种表型改变。

1.4斑马鱼评价骨骼发育毒性效应

硬骨鱼发育中的基因、信号通路和人类骨骼发育具有高度同源性，相对于其他模型动物，斑马鱼具备个体小、繁殖快、适合高通量筛选、身体透明、易于观察骨骼发育等优势。近年来，以斑马鱼为模型的骨骼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其中，中药治疗骨质疏松的功效正日益受到重视，但壮骨中药及其成分，特别是量微成分的活性评价却难以有效开展。新模型、新方法的建立有益于丰富中药壮骨效应评价的思路与方法。模式生物斑马鱼既是一类较好的、热门的药学研究工具，根据其骨骼发育的生理、遗传学特点和优势，将斑马鱼用于中药复杂体系及成分的壮骨效应评价，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2病理毒理学中的应用

2.1斑马鱼评价感官毒理学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