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的发展史篇1

人常说:“文如其人”。同样道理,书即人生。一本好书,应该能够给读者提供促其生存与发展的动力,这种动力不仅来自于丰富的有价值的具体知识,还来自于渗透在字里行间心血凝成的生命感悟。去年9月面世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下称《选编》),就是这样一本厚重典雅、让人心动的好书。

“史料即史学”,这一史家传统虽有偏颇之处,却指出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确实,历史事实总是通过某种史料而得以呈现的,历史认识的提炼也要以史料为基础,因此,通过搜集、辨析与抉择史料,编次、整列最终还原历史事实,一直是研究历史的一种主要方法,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然而,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对广播史料的忽视由来已久,已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新闻史料选一类的书籍中,涉及广播电视事业的屈指可数。这对于完整、全面地研究中国新闻史确实是一种缺憾。如今,让人欣慰的是,这一缺憾因《选编》的出版而得到了弥补,中国现代广播史料出版的空白也从此成为了过去。在内容上,该书基本按时间顺序,分上、下两编,收入了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初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到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前夕将近30年间有代表性的广播史料。上编为北洋政府和政府管理下的广播事业史料,下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广播事业史料,每编又分为四部分,分门别类,系统而厚重。更可贵的是,本书中所入选的史料大部分配有原件的复印件,真实而生动,同时除大量第一手客观性史料外,还有不少主观性史料,展示了前人对广播的不同认识,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之所以说《选编》让人心动,是因为在书中丰富系统的史料后面,我们看到了主编赵玉明先生近50年来在广播史学领域筚路蓝缕、让人由衷敬佩的辛勤劳动。先生自1959年开始从事中国广播史教学工作以来,一直十分注意广播史料的搜集(可见先生研究目光之敏锐和深远),尤其是全国解放以前的广播史料。这些史料散落各地,精芜并陈,多方搜得后,还需辨析、抉择、整理、编印,工程之浩大、艰难,非外人可以想象。然而先生历尽磨难,矢志不渝,即使在政治运动持续不断的特殊时期,仍冒着走“白专道路”的风险,到北京图书馆、中央广播局档案室等地,一页页查阅并亲手抄录旧中国和解放前的广播史料,仅解放战争时期的广播原稿摞起来就有一米多高。正是这些原始资料的积累,使先生对旧中国特别是解放区的广播事业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成果频出:《中国广播史料选辑》(五集)、《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四集)、《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稿选》、《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或主持或参编或撰写,勤耕不辍,为广播电视史学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然而,种种原因,先生毕生倾力搜集的史料所用者有限。让更多的史料走出书柜,服务于广大的研究者、关心者,便成为先生一件渴望了却的心愿。如今,《选编》出版,先生心愿得了,我们也得以再次窥见一位年逾花甲的史学研究者的赤子之心。

《选编》装帧简朴,风格典雅,正如它所展示出的一种学术态度,乃至人生态度。盛时闹市,熙熙攘攘，欲望多多,诱惑多多。然而生亦有涯，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人生?踏实,扎实,必不可少。“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这是赵玉明先生的座右铭。面对《选编》,面对前辈的付出与期待,我们不由得要扪心自问:“我能做到吗?”

广播电视的发展史篇2

关键词电视播音主持；创新；策略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5）135-0195-01

创新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当今时代获得持续进步的永恒主题。播音主持人是电视传媒与广大受众二者之间最为直接的连接纽带，也是电视媒体发展中的关键因素之一。从理论及实践的角度来看，电视播音主持人的创新精神、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都极大地影响着电视传媒的发展进程。随着传媒技术与传媒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传媒市场已经基本确立并得到了相对完善。这也意味着，以广播电视传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在竞争渐趋白热化的传媒市场中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及更为严峻的挑战。在这一发展背景下，电视播音主持自己更应当注重培养创新意识、强化创新思维、提升创新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电视传媒发展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电视播音主持实现创新是时展的必然

选择

如前所述，创新是当今时代得以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的重要主题。电视媒体作为紧跟时代步伐、张扬时代风尚、刻画时代品质的关键性机构，承担着引导主流文化、传递正向力量、鲜活时代精神的重要使命，在传媒文化的营建、电视节目的打造、机构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都应着力体现并彰显这个时代的创新精神。毋庸置疑，在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政治格局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趋势愈加明显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与此同时，各种文化思潮之间的激荡起伏也给传媒事业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播音主持是电视节目的重要承载体与表现形式，在实际工作中应当能够站在时展前沿、顺应时展大势，以创新的视角、创新的思路、创新的技巧，切实、全面、生动地把握和反映时代主旋律，增强电视节目的社会性、时代性及先进性，以先进的思想、理念和文化产品来引导、凝聚广大受众，使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乱象中获取到更多的有效信息、感受到更具正向的力量，最终形成顺应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

2电视播音主持追求创新是艺术审美的永恒

诉求

电视传媒是一项致力于捕捉美、塑造美、传播美的伟大事业。当前我国文化艺术正处于史上最佳发展机遇期，广大受众的文化素养艺术审美层次不断提升，对文化艺术产品的质量与数量的需求也持续增加。同时，随着我国文化传媒市场的建立、文化艺术产品创作机制的完善，众多的文化机构不断涌现，大批量的文化艺术产品被生产出来并推向市场，广大受众文化艺术消费的选择愈加多样化，传媒机构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实践已经证明，只有内容更为丰富、内涵更加深厚、形式更加新颖的文化产品才能在这种竞争中胜出。电视新闻播音既有与广播新闻播音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创作属性与特点。从某种角度而言，它比较复杂、繁琐，有时，又看似简单、单调。电视播音主持是电视文化艺术产品的重要构成，播音主持人应在文化艺术创新的道路上不断追求，着重提升自身文化艺术审美水平，强化对艺术创新技巧的掌控能力，并将此融汇、贯穿、渗透到在具体的播音主持工作之中，为电视节目产品增“光”添“彩”，增强电视节目的市场竞争力。

3电视播音主持探索创新是个人提升的内在

动力

电视播音主持人从事的是一份极具创新性、挑战性、发展性的职业。广大播音主持人几乎每天都要暴露在镁光灯下、出现在电视荧屏上，要有能力在纷繁复杂、数量巨大的信息潮中将最新、最前沿、最正确的信息挑拣出来，再使其以最恰当、最有效等方式传递给广大受众。因此，播音主持人在综合素养、知识储备、业务能力等各个方面都必须达到较高要求才能真正胜任此项工作；同时，也只有真正具备了相对完备的知识结构、较高的文化素质及传媒技术的“精英”才敢于接受播音主持职业的严峻考验。播音主持艺术的发展和创新不能从零开始，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应该保持自身的性质。要想在艺术上有所革新、有所创造，就需要艺术家有胆有识，既要敢于打破前人的框框，敢于标新立异，同时又要有知识、有眼光，善于把前人积累的知识拿来，烂熟于心，变成自己的营养。播音主持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应有科学态度，应该遵守其创作规律和创作原则。播音主持艺术创作有其自身的规定性、语言表达和副语言体现也有自身的规律性。发展和创新并不等于盲目求异，而是寻找把握这些规律的新角度、新手段、新方法。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职业生涯的提升、推动电视传媒事业的进步，广大播音主持人应当拿出勇气来，在文化传媒发展的道路上深入钻研、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不断反思，形成自己的独特播音主持风格，并最终成长为支撑电视传媒创新发展的骨干力量，力求为我国传媒事业发展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4电视播音主持助力创新是传媒竞争的重要

砝码

竞争是激发各类型传媒创新发展的强劲动力。电视传媒是重要的传媒类型，它凭借着传播迅速、画面感强、覆盖面广等特点一贯是广大受众的文化消费主菜，即便是在当今愈加多元化的文化消费市场中也拥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但必须承认，在文化传媒机构数量持续增长、文化艺术产品效率不断提高、传媒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以广播电视传媒、报纸传媒、网络传媒、手机传媒各类型媒体之间对广大受众的争夺更加“惨烈”。作为电视传媒一道靓丽的风景，播音主持人是电视节目内容与形式的“定调者”和节目形态的支撑点，播音主持人的创新意识、创新素养及创新技巧，都将成为推动电视传媒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砝码。电视播音主持人应时刻保持“警醒”，高度重视提升个人素质提升，充分强化创新意识及能力，为使电视传媒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提供更多的保障。

电视是重要的传播媒体类型之一，承担着丰富广大受众精神文化生活、引领时代主流文化价值观的重要使命。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包括电视媒体在内的传媒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广大受众的文化餐桌上添加了一道道美味的“佳肴”。播音主持人是电视传媒的核心与“灵魂”，在电视传媒发展中始终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作为整个电视节目的支撑者、掌控者和表现者，播音主持人必须要充分明确自身的文化发展重任，始终顺应时展形势，不断追求艺术审美创新，持续强化个人创新能力，在我国文化事业蓬勃兴盛的大背景下，为电视传媒在竞争更加激烈、迅猛的媒体竞争中脱颖而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杨勇.播音主持应具备的基本素养[J].党史博采（理论），2011（02）.

[2]杨箐如.电视播音主持语言表现力探析[J].中国报业，2012（16）.

广播电视的发展史篇3

本书的主要作者多是第二届广播电视大学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来自不同的区域和领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既有来自教育管理部门了解电大的历史、关注电大发展现状的行政管理者，也有一致为电大发展献言献策、亲身参与教育改革实践的远程教育专家和学者；既有见证了中国远程教育发展、筚路蓝缕的开拓者，也有为地方区域经济发展、为本校的长远发展不断开荒拓疆的在任地方电大校领导。他们是远程教育改革的推动者和引领者，思路开阔，能够从不同的视角、站在不同的立场提出中国远程教育三十多年的发展进程中需要改进和变革之处，虽然书中的有些观点相互之间会有矛盾之处，但正体现了开放、民主的学术探讨风气，从一个侧面真实记录了国家开放大学建设研究过程思想的碰撞与相互启发，反映了电大内外对系统发展和变革所持的积极态度。

本书的研究起点高，重点研究的是电大系统发展的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问题，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探索性和创新性。紧紧围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历史使命，在深入总结电大三十多年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电大系统与我国远程教育发展的实际，从不同的视角分析、论证开放大学建设中需要解决的内涵建设、系统定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质量保障等关键问题，形成了本书的主体——《以广播电视大学为基础建设国家开放大学的研究报告》和《以电大、自考为基础组建国家开放大学的研究报告》。

本书也收录了第二届广播电视大学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几次工作会议和课题研讨会的发言材料、发言摘要及会议纪要等具有史料价值的材料。同时收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参加咨询委员会研讨活动的专家、学者个人在远程教育杂志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与在远程教育论坛、相关座谈会上的发言演讲材料，从各个角度展示了专家对开放大学建设中问题的理性思考及探讨，与本书的两个报告相得益彰。

广播电视的发展史篇4

[摘要]：2009－2010年，在中国经济全球崛起的语境中，主流文化与中国主流大片的议题日益受到重视，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注重体系化与实证化。电视艺术研究在聚焦谍战剧、家庭伦理剧等电视剧创作的同时，对泛娱乐化的生态环境的反思以及纪录片、动画片的研讨也日趋深入。

上编：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与以往中国电影史研究侧重宏观的影史描述不同，2009-¬¬¬2010年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更加注重微观的史料解析与专史研究。在影史研究上形成了一种区域性、层次性、多角度、多类型的电影史解读方式。范志忠《国产现代战争片的叙事内涵与美学嬗变》（（《当代电影》2009年10期）认为，国产现代战争片从“十七年”着重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教化与传播，演变为新时期以来对人性的呼唤与现代意识的探索。随着中国电影的市场化转型，国产战争片叙事进入多元化时代，既诞生了弘扬主旋律的史诗巨片，也催发了颇具后现代色彩的喜剧战争片。越来越多的国产战争片正走出历史的悲情，致力于建构更富于人性化的影像世界。陈晓光、车琳的《新中国电影60年：社会阶层变迁与银幕主流形象流变》（《当代电影》2010年1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塑造问题。储双月《新中国60年电影中的“家庭空间”的呈现》（《当代电影》2010第3期）、郭亮亮、段鸣鸣《形象的焦虑——中国电影语境中民族情绪的一种缘起》（《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年3期）针对早期好莱坞电影中对华人形象普遍丑化的情况，分析中国早期电影语境中民族情绪的某种缘起。

在专著方面，杨艳、徐成兵的《民国时期官营电影发展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以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全面梳理了民国时期官营电影的历史发展脉络，系统论述了民国时期官营电影的相关理论和创作实践。袁庆丰的《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1922-1936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文本解读》（上海三联书店，2009）选取了1922-1936年底公映而现存的36部中国影片，将其分类为旧市民电影、左翼电影、新市民电影、政府主旋律电影、国防电影和新浪潮电影来进行文本分析，开拓出被遮蔽的社会形态与话语空间。屠明非的《电影技术艺术互动史：影像真实感探索历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以技术手段为视角，别开生面地勾勒出影像百年的另一行足迹。彭骄雪的《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发展简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分析了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作为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电影现象，丰富了民国电影的历史图景。刘小磊的《中国早期沪外地区电影业的形成（1896-194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采用中国电影地方制研究视角，以“电影在中国的传入”作为论述的基本切入点，将研究触角伸向除上海这一中国早期电影产业中心之外的其他地区，系统且全面的阐述了中国早期地方电影制作业、放映业、教育业以及传播业的产生和形成。周承认、李以庄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以“编年+专题”的研究方式，重新梳理了香港电影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并附有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大事记”。此外，如汤祯兆的《香港电影的骨与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以过去港产片与现实对照的启悟，建构出香港电影与香港文化彼此呼应的阅读趣味。魏君子的《香港电影演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内容很多来自香港影人的口述亲历，以故事的方式讲述香港电影的发展史。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2010年，中国GDP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在经济崛起的语境中，主流文化与中国主流大片的这一议题也日益被关注。蓝爱国、马薇薇的《文化传承与文化消费——电影产业的文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针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史与现实所呈现出来的产业文化格局，以文化理论为研究框架展出了富有针对性的分析与阐述。《当代电影》于2009年第2期推出“国家形象与中国电影”专题，通过倪震的《我们将为世界银幕生产什么？——再论中国电影和国家形象》，饶曙光的《国家形象与电影文化自觉》、王一川的《国家硬形象、软形象及其交融状态——兼谈中国电影的影像政治修辞》、尹鸿和石惠敏的《中国电影与国家“软形象”》等系列文章来探讨如何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如何通过银幕来塑造和树立中国形象。

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于2009年、2010年分别推出的《2009中国电影艺术报告》、《2010年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2010）以2008年、2009年中国电影艺术为研究对象，从年度总述、年度专题、导演艺术、剧作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港台地区华语电影创作、创作争鸣、海外反响等方面对中国电影进行评述。《2009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10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2010）分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题研究报告和市场调查报告三部分介绍每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态势。靳凯元论文《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产业化道路（1999-2009）》将中影集团从1999年到2009年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股份制改革阶段和全产业发展阶段，力图揭示其产业化的主要特征。

此外，张卫在《民族题材电影的边缘化与中心化》（《当代电影》2010年4期）一文中，探讨了民族电影边缘化的原因及其如何有效的实现其中心化的策略。黄式宪在《以文化的主体创新推进中国电影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电影艺术》2010年5期）指出，电影之强盛，根本要点取决于文化的创造力，为实现电影产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我们需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张颐武、赵宁宇，陈旭光等作者从喜剧电影历史、文本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喜剧电影的叙事、文本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北京电影学院报》2010年4期）。张会军的《风格创造：张艺谋电影风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对第五代领军人物张艺谋的电影做了独到的解读和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于纪的《区县电影市场田野调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是一本来自基层的电影产业现状报告，对区县电影公司现状、区县影院生存现状进行了调查。田义贵的《历史形态与文化表征：川渝方言影视剧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以川渝方言影视剧为研究对象，论析了蕴含于川渝文化影视剧中的本土文化特征。

三、电影理论研究

电影理论研究方面的基本理论建设，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贾磊磊的《什么是好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认为好电影的达成是一个从电影的被表述层面到表示层面、从电影的艺术风格向电影的美学意境逐级提升的完整过程。黎萌的《分析传统下的电影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在对历史的追溯中，围绕电影叙事的因果结构、观众对电影虚构的情感反应、摄影影像的认知等基本问题，全面展示了分析传统下的电影哲学、认知主义电影理论的相关成就，向国内学界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赵斌的《电影语言修辞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按照“文本研究”、“修辞研究”和“精神分析的叙事修辞”的顺序，尝试将“小规模”的镜头修辞推进到“大规模”的叙事修辞，在精神分析式的文化批评与第二符号学之间勾勒出一条隐含的理论脉络。沈小风的《20世纪90年代电影批评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发表的大量的电影批评和论著进行研究，分析了90年代中国电影批评的话语形态特点。游飞、蔡卫的《电影艺术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通过电影学术理论与电影艺术创作、电影历史脉络与电影作者个性、电影艺术表达与社会文化背景的结合，全面地阐述世界电影艺术观念。冯欣的《电影观念的生成》（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从“理念”、“表象”、“作者”、“文本”这四个方面考察了不同观念背景对“电影”观念所形成的不同理解。陈晓云主编的《电影理论基础》（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围绕着“电影是什么”这一电影理论的基本命题，梳理电影理论的历史发展和基本观点。

王志敏的《电影批评》（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是教学经验与理论研究的总结，对电影创作、理论研究、电影教学均有较强指导意义。胡克的《中国电影理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当代电影》2010年6期）讨论中国电影理论的历史经验与未来发展趋势，梳理了中国电影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理论模式，以及未来电影理论发展的可能性。葛玉清的《动画电影叙事艺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从动画电影艺术的内部角度纵观其故事的构成问题，力求呈现一个相对全面的、客观的动画电影叙述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影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国电影理论评论六十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收录了“电影理论评论六十年”研讨会上的经典论文。这些论文从电影理论、电影美学、文化研究、电影批评、理论与评论、电影史研究、表导演理论、产业研究等方面梳理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走过的历程，充满了对历史的再思考，以及对未来中国电影学理论建构的展望。

在电影教育研究方面，张会军、薛文波、陈浥主编的《探索与实践——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与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立足电影教育艺术，探讨电影艺术人才培养的规律、特点、方法、本质，通过电影艺术人才的选拨机制、创新人才培养的结构教育、教学的把握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对电影教育进行深入的思考。王志敏、陆嘉宁主编的《中国影视教育现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通过“中国影视专业本科教育数据汇总”，“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与影视教育数据”，“中国影视教育专家学者访谈”和“中国影视教育专业设置及课程安排的若干问题”四个方面，描述了中国高等教育格局中影视教育的基本状况。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方面，对于叙事分析和类型研究的介绍是2009年电影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范茜秋的《电影化叙事》（王旭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通过超过500幅电影抓图和76个剧本摘录，分析了100个电影工业界顶级编剧和导演所使用的非语言技巧，阐述了如何利用电影媒体来优化故事。波德维尔德《电影诗学》（张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针对电影出于其电影的目的如何引导并改造文化和跨文化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全面理解的方法。大卫波德维尔的《好莱坞的叙事方法》（白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通过对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用影像来讲述故事的主要方式的回顾，考察那些被赋予惊人生命力的叙事技巧。克莉丝汀汤普森的《好莱坞怎样讲故事——新好莱坞叙事技巧探索》（李燕、李慧译，新星出版社，2009）通过对新好莱坞时代获得票房和评论双赢的成功之作的叙事分析与展示，深入研究了好莱坞的叙事艺术，并对好莱坞电影的未来进行了展望。奥蒙的《现代电影美学》（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以传统电影范畴为主，涉及符号学、叙事学和精神分析等电影研究新学科，以及电影理论探讨和争论的美学问题。

在大师研究和介绍方面，诺曼卡根的《库布里克的电影》（郝娟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收录了库布里克电影发行时的评论与反应，把电影的理解放到历史中去考察。埃娃马齐耶斯卡、劳拉拉斯卡洛里的《梦与日记——南尼莫瑞蒂的电影》（穆青、聂阳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分析和检视了意大利中生代代表性导演南尼莫瑞蒂的电影作品和这些作品在当代欧洲电影中的地位。田中真澄的《小津安二郎周游》（周以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把目光聚集于常人眼中隐而不见的材料细节，品味小津电影的复杂况味。

在电影史方面，马克卡曾斯的《电影的故事》（杨松锋译，新星出版社，2009）被看成是一部“既让人信得过又挑战陈规的电影史书籍”。让-卢普布盖的《好莱坞——欧洲电影人之梦》（严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叙述了“好莱坞古典主义”时期的“好莱坞和欧洲人”对好莱坞电影美学的贡献。雷米富尼耶朗佐尼的《法国电影——从诞生到现在》（王之光译，商务印书馆，2009）梳理了法国电影诞生至今的发展历程。彼得拉森的《电影音乐》（聂新兰、王文斌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探究了电影和音乐之间的复杂关系。蒂莫西科里根的《如何写影评》（宋美凤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介绍了各种类型的电影批评方法。安特耶阿舍得的《希特勒的女明星——纳粹电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质》（柳迪善、丁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深入剖析了纳粹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性别矛盾与性别冲突，阐释了宣传控制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凯文康罗伊斯科特编著的《编剧大师班——众编剧巅峰杰作访谈录》（黄渊译，文汇出版社，2009）通过对当今影坛19位著名编剧的访谈，全面地展现了剧本的创作过程。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9-2010年度中国继续保持全球电视剧生产大国的强势，理论界对于电视剧的批评也日趋活跃。央视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平台，其开年大戏也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董红言、陈富清的《流着眼泪放歌喉》（《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2期），梁英的《的主题阐释及其意义审视》（《电视研究》2009年4期），刘潮的《平民英雄叙事与史诗性品格呈现——电视剧人物形象特征及审美意蕴》（《电视研究》2009年4期），高卫红的《从看开年大戏的文化诉求》（《电视研究》2009年4期）等，对以《走西口》为代表的央视开年大戏做出了多方面的分析评价，分析其背后的成功因素。

2009-2010年度谍战剧崛起令人瞩目。尹鸿、马向阳的《话语身份景观——从2009年谍剧热看类型电视剧的生产、消费和意义生成机制》（《电视研究》2010年1期），从电视剧生产消费的角度切入，通过《潜伏》、《生死线》和《冷箭》三部谍战类型的剧目内容和思想分析，指出谍战剧既能满足观众对于当年烽火漫天时代故事和人物情感的追求，又能通过侦讯、推理和紧张的故事情节达到个人视听享受的目的。梁英的《：人文命题与市场品质的有机结合——兼论国产电视剧的文化功能实现方式》（《电视研究》2009年7期），则从文化功能实现方式角度，分析《潜伏》所开启的新的创作方向。

青春励志剧则更多地将注目点放在青少年在艰苦的现实条件下如何成长的故事。韩卫娟的《国内青春励志剧的问题及发展方向研究》（《中国电视》2010年3期），张应辉、陈丹雯的《青春励志剧：作为一种剧型的探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6期），对青春励志剧这个剧种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赵俐的《电视剧精彩台词的应用语言学分析》（《电视研究》2010年9期）则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我的青春谁做主》电视剧文本，做了较为精彩的解读。

陈红梅的《后家庭伦理剧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的颠覆与重构》（《电视研究》2010年8期），侧重于分析家庭伦理剧对于现代家庭生活以及伦理意识带来的影响；高卫红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直面生活的追问拥有精神的坚守——从到》（《电视研究》2010年8期）、张爱凤的《拒斥与认同——论中的文化冲突》（《电视研究》2010年8期）则主要通过对电视剧《老大的幸福》的解读，分析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叙事手法和发展态势。游宇的《守望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有感于电视剧的热播》（《中国电视》2010年7期），重点分析了2010年现实题材电视剧《蜗居》的内容以及成功原因。

近年来流行的媒介自制剧，也吸引了学界的眼光。近年来以湖南卫视为首创，紧接着浙江卫视、江苏卫视都相继推出了各自的自制剧集，相继创下了不错的收视率。盛伯骥的《电视媒体自产剧生产的目标与机制——兼议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电视剧生产》（《电视研究》2009年8期）深入分析了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相关自制剧目的制作经验。彭文祥的《描述与规范：电视栏目剧的发生发展刍议》（《现代传播》2009年2期）则以栏目剧为切入点，总结了目前栏目剧不及自制剧抢夺收视点的原因。韦聚彬的《从“独播剧”到“自制剧”：谈偶像剧之转型》（《电视研究》2010年3期）一文涵盖了国产偶像剧转型的过程，记叙了我国各大卫视由“独播剧时代”向“自制剧时代”转移的情况，也着重分析了其中转变的原因。郑楠的《电视市场收视竞争新热点——自制电视剧》（《电视研究》2010年第6期），李浩、王旭波、周海、张勇的《寻找快乐前行的路标——〈丑女无敌〉品牌观察报告》（《电视研究》2010年3期）等文章深入分析了这类剧集的成功原因，并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与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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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仲呈祥、陈友军所著《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全面梳理了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历史，文献资料丰富，行文严谨。黄式宪的《关于近30年中国电视剧在美学建构上的断想》（《现代传播》2010年1期），则力图诠释30年来中国电视剧的审美流变和文化内涵。刘涛的《电视图像志话语中的历史、叙述与记忆——基于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视角》（《中国电视》2010年1期），借鉴了西方现代批评话语，揭示和挖掘了电视图像后面的人文历史和个人记忆。谢娟、刘川郁的《电视剧：革命历史的全景展现与现实的多维透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2期），对长期以来流行的红色电视剧做了较为深入的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众多学者已经开始将眼光放在电视剧营销和版权管理方面。魏永刚等编著的《电视剧集管理：操盘影视项目八大流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高福安和宋培义编著的《电视剧制片管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等专著，从制片管理角度入手，阐述了电视剧经营的各个阶段所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中国电视剧版权保护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为电视剧生产者提供了相应的建议。高红岩的《创新探索与模式构建——2009年度中国电视剧市场营销综述》（《电视研究》2010年1期），则是从营销角度分析了中国电视剧市场现状和格局所在。杨鸣的《从“制播分离”到“制播合作”——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趋向分析》（《电视研究》2009年9期），从近期讨论火热的“制播分离”以及“制播合作”的话题切入，预测了中国电视剧产业未来的发展路线。宋培义、杜书妍的《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环境分析》（《电视研究》2010年4期）和李斌、曹燕宁的《融合与创新：新媒体与电视剧产业发展》（《电视研究》2010年6期）分析了目前中国电视剧市场，并从全局方面展望了电视剧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吴丰军《全新的世界，全新的媒体资产管理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12期）论述了在数字化推动的媒介融合持续深入的背景下，电视内容资产的生产、管理和开发的新动向与未来发展趋势。

周星的《文化概念变异视野中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概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4期），严前海的《心灵地图的重构和意义生产的滑落——移民题材电视剧的一种解读》（《电视研究》2009年10期），崔刚的《重构中国“宏大叙事”——当下电视剧创作的文本及价值取向》（《现代传播》2009年2期），张智华的《言情剧的主要叙事艺术》（《现代传播》2009年6期），杨爱君、王海波的《二十年家庭伦理电视剧综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3期）杨旦修的《我国军旅题材电视剧的概念、分类及创作的历史沿革》（《电视研究》2010年3期），盖琪的《浅议2009年现代历史题材电视剧》（《电视研究》2010年3期）等，分别以例证式的符号化分析，对当下流行的移民题材、农村题材、历史题材、言情剧等做了理论上的总结与探索。

三、电视文艺栏目研究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国庆盛典节目的分析成为热点。唐俊的《电视“成就报道”直播的话语生态构建——以央视国庆60周年特别直播节目〈盛典〉为例》（《电视研究》2009年12期），以话语生态构建为着眼点，着重分析的是我国重大典礼事件报道的惯用模式和所收获的效果。曾一果的《媒介仪式与国家认同——“国庆60周年庆典”央视电视直播的节目分析》（《电视研究》2009年12期），以仪式化的节目形式作为切入点，分析了重大国家仪式和国家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刘永宁的《庄严恢弘绚丽奇观——析“国庆60周年庆典”阅兵仪式电视直播的镜头语言》（《电视研究》2009年12期），从技术的角度解读了国庆阅兵仪式电视镜头语言的蒙太奇特点。

刘波、高森的《试论视觉文化视野下的奇观电视文艺节目——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央视“春晚”说起》（《电视研究》2009年5期）、黄良奇的《“春晚”图腾仪式的文化贡献及内涵剖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4期）等，则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指出其作为全民共享的文化图腾的审美品格。胡长全的《我国电视公益节目的问题与对策》（《现代传播》2010年1期）、麦尚文的《仪式传播视野中的“媒介庆典”——以CCTV〈感动中国〉节目为例》（《现代传播》2010年4期）、赵树清的《高扬核心价值彰显媒体责任——对大型公益晚会〈抗旱救灾，我们在行动〉的思考》（《现代传播》2010年6期）等，则对公益节目和晚会的社会功能与审美价值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2009-2010年，电视节目纷纷进入后娱乐时代。白小易的《论“后娱乐时代”电视节目的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4期）、王爱华的《“后选秀时代”的电视综艺节目格局之变及展望》（《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11期）、方菁的《谈电视娱乐节目的现状与出路》（《中国电视》2010年2期）、林芝的《关于泛娱乐化风气下的电视娱乐手段的思考》（《中国电视》2010年5期）等文章，分别从宏观层面思考了泛娱乐化风气之下电视娱乐节目的出路。王磊卿的《电视晚会品牌管理误区及创新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7期），陈志国的《电视综艺节目发展之乱象浅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8期），张孝翠的《〈快乐向前冲〉的传播学思考》（《电视研究》2009年21期），吴超的《〈幸运52〉退出荧屏的几点思考》（《电视研究》2009年2期），欧阳杰群的《从〈越策越开心〉到〈天天向上〉看电视节目品牌延伸策略》（《电视研究》2009年10期），刘真的《品牌时代电视娱乐节目格局浅析》（《中国电视》2010年2期）等，则侧重从中国的电视节目品牌意识和经营，探讨后娱乐时代文艺娱乐节目的发展态势。

2010年以《非诚勿扰》为首掀起的电视相亲节目风潮席卷各大地方卫视，不少地方电视台为了追求收视率，纷纷调整了被认为不具有收视率的文化类节目，转而大量制作与播放挑战人类情感与道德底线的各类“相亲”节目，引起了国家主管部门的强力干预，批评界对这一现象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高长力的《非为相亲而来——新一轮相亲节目热的冷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6期），张末冬的《从选秀节目到相亲节目——解析中国综艺节目的生存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6期）等论文，从节目本身入手，深入分析了真人相亲交友类节目能够在中国电视娱乐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戴鑫、徐丽玲、王武的《中美电视婚配真人秀节目对比研究——期望冲突理论的运用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7期）则选取中美两国不同的婚配电视节目，通过样本比较分析其各自的制作特征。项仲平、杜海琼的《电视相亲节目低俗化现象的反思与服务化的品质追求》（《电视研究》2010年9期），薛晋文的《电视相亲节目的“时代之潮”与“时代之惑”》（《中国电视》2010年8期）等文章，则尖锐地指出相亲交友类节目的内在性质以及传播现象所带来的忧虑。范志忠在《泛娱乐语境下的电视文化生态》（《中国艺术报》2010年9月10日）认为，这种俗文化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文化氛围日趋多元，说明了中国社会文化正越来越宽容。不过，当这种俗文化试图占据电视主流媒体时，当这种俗文化试图染指婚姻、亲情等人类文明自古以来就坚守的核心价值时，当这种俗文化在电视观众面前赤裸裸地宣称“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时，其实质上就试图亵渎、颠覆、乃至篡改主流的道德准则。

四、纪录片研究

近两年纪录片的研究基本上可分为宏观总体和微观分类两个层面。从宏观总体方面来说，阎伟、欧阳宏生的《电视纪录片：辉煌历程与当世社会的影像纪实》（《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2期），邢勇的《话语变迁与权力表达——观察中国电视纪录片三十年的一种视角》（《现代传播》2009年1期），赵曦的《建国60年中国纪录片创作中主流价值功能探讨》（《现代传播》2009年5期），以及张同道的《中国纪录片的2009》（《电视研究》2010年1期）都在一定的高度对于2009-2010年度纪录片的总体发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理清了2009-2010年度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历史脉络，给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同时，张同道等著的《2009年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研究报告（上）》（《电视研究》2010年7期）和《2009年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研究报告（下）》（《电视研究》2010年8期）细致总结了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的历程并进行了相关方面的研究，也为中国纪录片放映平台的研究提供了材料。

从微观的方面来说，近两年来对于各个优秀的纪录片作品的评析在理论界比比皆是。如宋献伟的《媒体语境下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与拓展——纪录片〈西口在望〉创作谈》（《电视研究》2009年3期），王华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类型与展望——从鄂伦春族谈起》（《电视研究》2009年7期），俞虹、司达的《在艺术中行走的历史——十集电视纪录片〈敦煌〉印象》（《电视研究》2010年5期），尹鸿的《温故而知新——评10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现代传播》2010年2期）都以不同的角度对优秀的纪录片案例进行了分析。

除却这些，学者们还着力于研究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转型和跨文化传播路径。刘阳的《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转型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1期），高峰、赵建国的《文化外交视角下的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电视研究》2009年1期），高峰、赵建国的《中国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与超越》（《现代传播》2009年3期），李智的《纪录片的网络传播策略研究——以央视网为例》（《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7期），崔予缨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国际商业化道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10期），王庆福的《国际视角与中国纪录片对外传播策略》（《电视研究》2010年11期）等文，都在这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五、动画研究

近年来，中国原创动画的发展势头迅猛。徐群晖的《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动漫产业态势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3期）一文认为，在金融危机面前，中国动漫产业逆势而动，获得了更多机遇，并逐步发展为有效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增长点。2008年，国产动画片产量大幅提高，全国完成电视动画片共249部131042分钟，比2007年增长28%。2009年由广州原创动力生产的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票房达九千万元人民币，创下国产动画的票房纪录。

此外，郭虹、李思潇的《中国动漫品牌创建分析——以〈喜羊羊与灰太狼〉及其衍生产品为例》（《电视研究》2009年11期），许元振的《探析商业动画片以受众为本的营销策略——以动画系列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为例》（《电视研究》2009年7期），朱矛量的《浅谈国产动画片之嬗变及动漫产业发展中的品牌塑造》（《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5期），刘斌的《从〈喜羊羊与灰太狼〉看中国成人动画的竞争战略》（《电视研究》2010年2期），焦素娥、李志荣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国产原创动画的品牌意识与生存之路》（《中国电视》2010年6期）等文皆是从《喜羊羊与灰太狼》这一品牌动画的发展入手，分析品牌效应对于中国本土原创动画发展的影响。

广播电视的发展史篇5

实施西部大开发作为我国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已经成为各行业关注的焦点。西部广播电视事业如何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在为西部大开发造声势、鼓士气的同时积蓄力量，后发先行，是广播电视从业者亟待解决的问题。电信、因特网、广告、电影等属于信息产业的市场都将不同程度地对外开放，在这个日趋势复杂的传播环境中，西部广播电视事业如何应对，这是业内人士普遍关注的课题。

一、自然环境和交通状况使西部广播电视发展先天不足

从自然环境考察，西部有3亿人口，土地面积却占国土一半以上，而且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民族众多，居住分散，这就使广播电视设备的利用率大大低于内地省份。同样规模的有线网，在东部城市可以覆盖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口，在西部的许多地方却只能覆盖几万、几十万人口；在许多边远山区、牧区，发展一个有线用户，所付出的成本相当于内地的几十家、上百家用户。在那些有线网根本无法达到的地方，用户需要购置风力发电设备、卫星地面设备方可进入现代传播网络。单套设备的高投入和低利用率又不可能使每个家庭都进行这种投入。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先天不足，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继续推进村村通工程，从根本上做好广播电视的覆盖工作。

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使得西部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得不到激发，广播电视的产业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从建台开始由于是事业单位，在实践中就以公益事业的身份出现，免费提供节目，不搞成本核算，经济效益、市场竞争的观念很弱，广播电视频率资源的配置、规模的形成，都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广播电视的各类事业资源，如信息、频率频道、节目、技术设备等，也是通过各种行政化方式进行配置和运用。这种非经济化的事业发展模式又造成了西部有限的广播电视事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大量浪费。作为朝阳产业，西部电视传媒产业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是，在西部的历史文化环境格局中还存在严重的生态失衡。

具体表现为：西部文化悠久历史与文化观念相对落后的冲突；西部与东部电视产业发展的区域差距；西部传媒文化与其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开发大西部，开发的不仅是西部的商机，对于西部广播电视从业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发掘西部各省奇特的自然资源，深厚的文化资源和丰富的民族资源，使其成为西部广播电视独特而鲜明的主旋律。面对如此丰富的广播电视资源，西部的广播电视节目中本应有精彩表现，但更多的是连篇累牍的会议新闻和内容陈旧的电视剧，缺乏针对农牧民生活的服务类节目。

西部文化的深厚积淀不容置疑，但是目前的西部电视，在传承文化的功能上开发得远远不够。除了一些纪录片在国内、国际偶获大奖以外，其他节目几乎默默无闻。除去体制、领导方面的原因，单单从节目上来讲，西部电视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没有考虑西部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及受众心理接受能力，节目同质化程度高；二是在介绍西部自身的文化及生活的时候，节目形式单一，题材狭窄，未能拓宽视野，聚焦于广阔的社会生活，缺乏社会的纵深感和历史的投射力，未能全面反映西部文化，反映城市困惑等触及敏感的社会问题，引起人们极大心灵震撼的现实题材的片子却少之又少。针对这些问题，西部电视应该注重自己传承文化的功能，争取突出自己的文化特色，真实再现历史风情，立体拍摄风土人情，趣味介绍文化知识。西部电视要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西部广播电视还面临外压激增的严峻形势

一方面，来自国内各种媒体尤其是广播电视在相同的信息资源上与西部广电媒体的正面交锋，使竞争加剧、阵地争夺压缩在狭窄地带；另一方面，在传播环境方面，我国拥有庞大的新闻信息市场。西方发达国家新闻传播企业对这块庞大的市场早就有意插足。国际上大型跨国媒介公司以此契机，以资本利润为杠杆，以收购股份、兼并企业、合资共营为手段，先是进入港澳地区的广电传媒领域，进而在内地一些广电接壤的行业或领域登陆，合法进入境内广播影视市场。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录放像机、影碟机、家用电脑等也逐渐进入了平民百姓的家庭，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音像影视光盘市场。再者，境外广告商将通过国内广播电视广告、节目等直接影响我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特别是借助第四媒体互联网，国际新闻传播集团向中国新闻市场大量各类新闻信息。面临这样日趋复杂的传播环境，西部地区广播电视的现实是：覆盖率上外强我弱，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节目制作、译制和播出能力较低，这就使得在复杂的传播竞争中，西部与东部传媒产业功能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西部电视在坚持广播电视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还未能充分开掘广播电视的产业功能。当前，从广播电视的制作、播出、传输、发射等各个环节上都需要考虑市场的因素，使市场在广播电视资源的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这就需要变革广播电视体制，发挥群体优势，实现规模效益，创造更大的社会生产力。

三、西部广播电视的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曾经发挥重要作用

从现实来看，它已经滞后于西部经济体制和社会事业的改革，甚至阻碍了广播电视产业功能的发展，因此就有必要走集团化之路。集团化应该是西部广播电视业由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一种方式，以最终形成适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广播电视体制，最大限度地释放能量、激发活力。各省、自治区广播电视集团的建立应当提倡分步走，因地制宜，因时、因事制宜，务求实效。

首先，以产权关系为纽带组建西部各省级广播电视集团。集团中各广播电视机构之间应该以股权为纽带，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各股东之间按股分红，按股份比例或公司章程规定行使管理权限。从产权关系、运行机制、分配关系、经营模式等方面，形成一个价值链”。产权是这个价值链”的主线，将各种市场利益关系协调起来、联结起来，从而构成集团的经济基础。在这种价值链”中，集团通过核心单位和成员单位股权的占有，行使大股东权利或出资者（包括无形资产出资、实物出资）权利，从而形成对各构成单位的统一管理。

其次，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组建跨省区广播电视集团。这主要是借助行政手段重新配置资源和资本，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迅速实现综合实力的扩张。与东部或是中部发达地区的广播电视新闻搞联合，借助发达媒介集团的先进的管理经验、硬件设备、专业力量等，可以迅速提高西部广电业的竞争力。#p#分页标题#e#

四、把握好广播影视创作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关系

广播电视的发展史篇6

为编写《石家庄通史》，市委宣传部召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河北省文史馆、河北省《文史精华》杂志社、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和市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等部门对石家庄历史文化颇有研究的专家，共同组成编纂团队。

在市委宣传部的精心组织下，全省地方史领域造诣很高的专家一同参与、共同编纂、集众所长，使得通史的编纂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2.明确传播宗旨。城市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涵盖面广，其中还包括某些愚昧落后的文化。面对如此庞杂的认知和记忆对象，策划者只能引导人们在认知和记忆优秀文化的同时遗忘落后文化，这就需要对区域文化加以分析、梳理、去粗取精，从中提炼那些有助于提高当地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优秀历史文化。据此，策划者必须明确城市历史文化传播宗旨，充分挖掘本地历史文化得天独厚的资源，凸显和张扬本地历史文化的个性特征，把本地历史文化的独有资源与特性作为传播的核心内容。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策划的《璀璨时空》十大主题———文明曙光、中山探秘、文武之道、天下一绝、古刹佛音、古城丰韵、新兴城市、太行山上、红色祭奠、再创辉煌，充分整合了石家庄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突出了石家庄历史文化的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璀璨时空》创作与拍摄严格遵循了策划者确定的宗旨———寻找文化的根基、寻找历史的渊源、表现事物的来龙去脉、体现当地文化的厚重；聚焦石家庄在全国、全世界产生影响的占有重要地位的事件、人物、故事，反映石家庄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乃至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把握“探秘性、文献性、故事性”三大特征，体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

《石家庄通史》的编撰同样也是建立在明确宗旨的基础之上的。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部长孙万勇指出“：编写《石家庄通史》的目的：一是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弘扬人文精神。二是古为今用，为石家庄的跨越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

系列展现历史文化的传播需要多种媒体联合作战。传播者应注重多种媒体系列展现、多种要素链接聚合、多种手段融合并用，注重受众激情体验、即时参与，努力增强历史文化传播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1.多种媒体展现。对城市历史文化进行大众化传播和普及是一项报道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文化传承工程，媒体单枪匹马进行传播不可能取得理想效果，因而必须十分注重多种媒体联动与系列展现。《璀璨时空》于2010年国庆期间在石家庄电视台播出后，当地其他媒体迅速跟进报道。相关网站迅速推出可供免费下载的电视片视频，石家庄广播电台多次报道有关消息。《石家庄日报》和《燕赵晚报》自2010年10月11日起陆续刊登了《璀璨时空》全部十集的解说词以及编创人员的创作体会和观众的观后感。《声屏之友》刊登了“我爱石家庄•璀璨时空历史文化知识”竞赛题，随后石家庄电视台娱乐频道在组建创作团队明确传播宗旨多种媒体展现注重激情体验组织阐释研讨拓展传播范围顶层策划系列展现延伸拓展《幸运赛赛赛》节目中播出了复赛面试、两场决赛及颁奖实况。由于电视纪录片内容容量有限，为了更加系统全面地展示石家庄历史文化，出版社推出了古代卷、近现代卷和当代卷三卷本《石家庄通史》。在以电视和图书为主要媒体传播石家庄历史文化的同时，报纸、期刊、广播和网络等传媒迅速跟进报道，形成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并用、多种媒体联合作战的态势，使得石家庄历史文化的传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效果。2.注重激情体验。在需求内容与需求满足类型上，城市历史文化传播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传播，新闻传播只要是陈述事实、具有新意、报道及时，基本上就可以得到受众的认可，取得满意的传播效果。但城市历史文化传播必须为受众提供体验机会，受众只有通过激情体验才能领略区域文化的神韵，感受区域文化的魅力。在传播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受众不仅要求媒体提供未知或欲知的内容，还要求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提供；不仅要求在最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提供，还要求以可获得激情体验的方式提供。受众期望在传播活动中获得情感满足的感受和体验，传播者理应满足受众的这种需求。陆小华指出“：从现代传媒运作观念分析，体验应当是传媒产品的组成部分，提供内容产品的同时提供让受众可以获得一定满足的体验，是新媒体的基本运作模式，也应当是传统媒体努力适应的运作模式。”

据此，各种媒体在传播历史文化时，传播者都应想方设法让受众获得情感满足的体验感受。石家庄历史文化在各种媒体传播过程中就十分注重让受众获得激情体验感受。《璀璨时空》的电视画面和语言十分优美，充满诗意，让受众伴随着强烈激动的情感欣赏电视片。《石话实说———石家庄历史文化百集系列讲座》的故事化叙述风格十分突出，讲座中穿插大量视频，给人以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受。《石家庄通史》古代卷精选了300多幅图片，让读者在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视觉感受中体验历史文化。此外石家庄市演艺界推出了一系列让观众获得现场体验的文艺演出活动，例如，在西柏坡上演的大型实景演出《人间正道》首次让真坦克、真军马、真枪炮亮相舞台，把观众带入真实场景之中来体验革命战争的情景；在市内各个文化广场举办的“彩色周末”消夏晚会以及在各区县举办的大型歌舞《烽火太行》、“太行情•老区行”巡演当中，适时安排了一些观众参与互动表演，激发了观众的参与热情，让人们在亲自参与和亲身体验中进一步领略石家庄文化的风采与魅力。（三）延伸拓展城市历史文化通过多种媒体传播之后，策划者和传播者还应组织社会各界开展阐释与研讨，以延伸传播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想方设法扩大受传人群、拓展传播区域，以普及公众历史文化教育并推进当地历史文化走向全国远播世界。1.组织阐释研讨。全面完整的历史文化传播系统是由“文化现象＋产生背景＋意义阐释”构成的。媒体传播的历史文化现象信息往往还需要专家学者对其产生背景、蕴含价值和深层意义进行阐释，唯有如此，才能延伸传播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使传播活动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策划者和传播者应把组织人们开展阐释与研讨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作为推进城市历史文化传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璀璨时空》播出之后，2010年10月21日石家庄市委宣传部举行了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和各界代表参加的观后座谈会，听取了社会各界对《璀璨时空》的评价与阐释。

2010年11月9日，《璀璨时空》高层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十几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以及石家庄市有关单位领导参加了研讨会，十余家部级媒体到会报道。与会领导与专家一致认为，这部作品向世人展示了石家庄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很好地回答了石家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为石家庄找到了根，为石家庄未来的发展找到了灵魂。而用影像志为一个地方修志，则创造了一种新的纪录片样式。

《石家庄通史》古代卷的撰写工作结束后，编纂组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河北省社科院历史所等单位的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举办论证会，专家评价，为一个城市编写通史在全国极为罕见，《石家庄通史》的编纂在全国具有创新和引导作用，石家庄的这次探路将是未来其他城市的一个模板。

拓展传播范围。石家庄历史文化的传播高度重视拓展传播范围。为普及居民历史文化教育，在受传人群方面，从媒体受众延伸到广大中小学生和市民，目前石家庄市不但把《璀璨时空》列为广大中小学生了解家乡、热爱家乡的必读教材，而且将其列为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石家庄通史》古代卷和近现代卷出版发行以后，石家庄市政府要求把《石家庄通史》作为党员干部熟悉石家庄市情、提高人文素质的必读书目；教育部门把《石家庄通史》列为广大中小学生的阅读书目之一，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形式，有选择地进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