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传播学历史发展特征

一、阶段性发展特征

当代新闻传播的研究起始于拨乱反正，该时期新闻为了摘掉“新闻无学”的伪帽子，不顾反对和逼迫率先建立了新闻学。在1980年初期，新闻领域的学术焦点汇集在新闻改革与创新方面。不管是新的新闻、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方法，都是建立在新学科――新闻学基础上，其核心和主旨只有一个：为新闻传播而呼吁和呐喊。1989年的春天，的洗礼扭转了新闻传播的核心主旨，强烈的现实反差从知识分子的身上暴露出来，新闻传播成为了一个比较新鲜和洋气的代名词，现实关怀的写照下，新闻传播学转向知识命运共同体，通过该时期的潜心专研，逐渐有了当今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科研成果，现有研究成果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础，并为传播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奠定了一定的保障。直至1997年，新闻传播学在教育部学科分类中成为了与教育学、医学、工学、农学等持平的一级学科。1999年，高等院校开始加大招生的规模和数量，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发展迅猛发展，师资队伍和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的更加紧密，业务渠道更加宽广，研究领域更加宽泛，新闻传播学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专业。总而言之，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我国社会的进步，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研究主体的特征

21世纪前期，新闻传播学缺乏独立性的审视与批判，只是单一的拥有少部分政治资本。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1989年末，相关学者以资本论、务实论、教育论等学说对新闻传播学的作用和功能进行了批判，对出现的和爱国运动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阐述，并完成了传播知识的理论重构，随着新闻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学术创新成为了新闻传播学发展的重要载体，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新闻传播学飞快的崛起，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且行政化的色彩逐渐变浓。总体而言，教育成为了新闻传播学最为关键的核心资本。

三、研究内容的特征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已经由应用型转为理论型，更加注重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新闻传播学的变化顺应了世界的发展；其次，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现象，被社会广泛关注，且已经与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构成了一体化发展模式；最后，我国对新闻传播的重视力度和程度逐渐高涨，特别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两会的精神等很好的诠释了新闻传播在我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新闻传播的自由和学术的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研究方法的特征

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主要依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指导。在新的历史起点下，新闻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应该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加快和完善，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不断完善和创新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让新闻传播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90年后期，新闻传播的方法论逐渐成为学者热议的焦点，其方法单一、方法简单的不足之处逐渐的暴露出来，而在这种新的历史起点下，新闻传播也变得更加成熟，说明新闻传播的方法已不单单是单一的路径，而是多元化与多样化组合的全新路径。特别是在2000年后，一大批新闻传播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为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为新闻传播的学科发展指引了方向。

五、结论与建议

我国新闻传播学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的壮大，其发展脉络可归结为受自身的发展，受环境的发展，受政策的发展和舆论的发展。现阶段我国新闻传播应迈入新的历史起点，发挥其作为领航的风向标，为我国社会化进程增加新的活力，为社会主义的繁荣和发展发挥其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郭可，张军芳，潘霁.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比较研究――兼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J].新闻大学，2008，01.

[2]赵为学.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话语分析的应用：现状、局限与前景[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

[3]赵玉明，庞亮.三十年间两大跨越――改革开放以来从传统新闻教育到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J].国际新闻界，2008，09.

[4]赵玉明，庞亮.从新闻学到新闻传播学的跨越――近十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新进展评述[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8，05.

[5]廖圣清，申琦，柳成荫，李硕德，秦悦，秦绍德.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十五年：1998―2012[J].新闻大学，2013，06.

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篇2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此文由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和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篇3

一、新闻理论

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多次结合新闻工作实践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我国新闻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劲头。在媒体融合进程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新闻学科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2016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呈现出稳步发展的趋势。在新闻传播学科研究中细分化与专业化不断增强，更加专注于学科基础理论与概念的研究，增强自我反思意识，其下设多个领域均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同时，在深化新闻领域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引入交叉学科知识与思维模式，横向拓宽研究领域，为新闻学科的研究提供新视角。总体来说，本年度新闻学科研究兼具变革与创新、探索与建设、深化与反思的特点。

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其中所列举的11个学科中包括新闻学。

新闻研究是研究新闻活动作为人的活动、作为主体的活动的基本特征、功能、作用与可能规律。“新闻主体”是新闻研究的真正出发点与归宿处，“新闻主体论”理应成为新闻理论系统的核心内容。①

现阶段中国新闻学理论真空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价值观尚未凝聚共识，便被去中心化的亚文化所解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重新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就要对“新闻学”重新定义，并重塑新闻理论主体性，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进行理论创新，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进行研究。②

重新梳理包括在新闻观念、理论等方面的边界问题与演变路径，为探索中国新闻学发展规律提供可行路径。通过梳理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有学者认为中国要产出能同国际新闻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学术成果，应当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赋予学者充分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与自由、充分吸收包括西方国家新闻传播学科知识与原理等其他学科的养分。③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面对新历史时期的新闻舆论工作，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上，科学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创造性地提出关于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新观点、新理念，进一步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党的十以来的新闻宣传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不断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党的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2月19日，同志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就我国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与新要求，明确了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地位、责任使命、基本方针、根本保证等内容，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指明方向。针对同志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学界展开了广范围、多角度、深层次的探讨与研究，探究其理论基础与创新之处，使得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拓展与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果。

2016年4月19日，同志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从四个方面深入分析网络安全与发展的问题，进一步强化了对信息技术的重视，从信息革命带来的技术发展态势、网信事业的发展到核心技术突破、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再到技术人才培养，从三个层次深化互联网技术观。④

面对快速演变的媒体环境，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媒体的作用，并形成了新媒体观，强调新媒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把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强调利用新技术占领信息制高点，鼓励理念、体制机制变革，重视网络强国战略的构建与国际话语权的掌控。⑤

在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与发展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传统观念也成为本年度的研究重点。受众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论及的重要内容，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受众观进行详实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受众观”的特点与规律得以被揭示。⑥

（二）新闻基本概念

新的传播技术不断推动媒介生态环境的演变与革新，传统的新闻概念与理论也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与特点。“新闻”内涵、新闻形态、新闻的生产与消费等领域都被互联网重构，新闻核心知识与知识领域的边界逐渐趋于模糊，重新考虑核心知识领域的知识特性重建边界，并着重研究知识领域定界的复杂性，是新闻业边界研究的新方向。⑦“新闻”中的“新”超越线性时间的“新”，整合事实和链接相关联的事实，已经成为互联网新闻的题中之义，再界定的“新闻”打破了传统的新闻线性生产模式。⑧

在多维度快速变迁的过程中，普通公众在网络新闻业的专业主义建构中既是专业主义的有效助力，也以一种去“专业化”话语挑战着职业新闻人对传统专业主义规范的坚守⑨，新闻专业主义开始被视为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不断改变媒体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对媒介伦理提出了挑战。在缺少把关机制以及传播主体多元化的影响下，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日趋远离主流伦理意识，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媒介伦理失格的乱象。因此，狭义的新闻职业伦理已经难以覆w所有的传播主体，公民的传播伦理应当与新闻职业伦理共同构成传播伦理概念内涵的两大基石。⑩

新闻真实是新闻实践与理论研究最基础的问题。新的传播生态格局中，新闻真实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反映（性的）真实”、“再现（性的）真实”，即新闻真实要回到事实真实这一基本要求。11但新闻不是事实本身，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距，因此，新闻真实表现为一个过程。而泛众传播时代的到来虽然使得新闻真实程度没有大众传播时代高，但新闻事实显现的过程要比大众传播时代短。12这就需要专业媒体提高辨别信息真实性的能力。

（三）网络与新媒体

“新媒体”是当今媒介社会中使用广泛的词，也是最难界定的模糊概念之一。依据“新媒体”概念的演变过程以及其相对稳定的基本特征与使用的不同情境与指向，新媒体的概念得以被界定：主要指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的，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和平台。13平台化发展是当前国刃旅教宀业发展的趋势之一，利用开放平台实现数据生成、传播已经成为当前国内不少媒体的重要举措。如微信平台生成新闻是在交往中产生，这种新闻方式打破了大众媒体新闻生产中生产与消费的二元对立和线性序列，形成无本原生产，表征了全新的新闻范式。14

新技术不断推动着新的传播方式诞生与发展，网络视频以及直播产业在2016年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具有更为直接化、感性化的情感偏向以及个体化、私语化偏向的移动网络视频传播，不断加剧着符号意义的流失，削弱符号的叙事意义。15目前，数据新闻已经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形式，其全面的呈现方式可以规避以往陈述新闻所导致的舆论与审查问题。

除了产生新的新闻生产模式外，社交媒体也影响着政治参与程度。网络社会运动凭借社交媒体或数字技术工具正在迅速兴起，其日渐成为当前社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形式。

2016年10月1日，世界互联网管理权从美国政府长期监管下的ICANN机构受众转移到一个国际多方利益攸关方力量角力下形成的一个新的国际机构中，网络空间将迎来一次格局与秩序的大洗牌。16目前，新媒体存在着对权利扭曲和权力的不当限制等问题，其根源在于自由与秩序的法律价值在新媒体中的不平衡，而事前限制与事后规制相配合是规制新媒体法律进路的可选方法之一。17

由于受到传统学术研究的束缚，目前新媒体研究整体学科面貌呈现出理论与现实、科学研究与社会需要难以平衡的局面，依据“认识-视角-方法”的路径构建多层次研究框架是新媒体研究的出路之一。18

二、新闻业务

（一）媒体融合

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面对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依据国情与国内媒体现状，提出要重视网上舆论宣传，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本年度，分析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探寻出路仍旧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通过对国内110家主流媒体展开调查，60%的媒体完成两微一端的布局，但限于人力、经费、制度等资源条件，媒体两微一端运营后备动力和创新激励不足。19

互联网作为一种改变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结构”和游戏规制的革命性力量，传统媒体自绝其外或者仅将互联网作为延伸自身影响力的工作的做法难以持久。20也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媒体的深层危机是产能过剩，传媒产业去产能需要打破传统思维定式，进行“关、停、并、转”改革创新。21而新闻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传统新闻模式与新兴的技术特性相结合，这既需要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引导，同时也需要媒体行业主动采用新技术，积极融入融合浪潮。

媒介融合实践不断推动着学科创新与发展。媒介作为嵌入物和中间体，对信息资源和传播过程进行资产重组，形成跨界融合。跨界融合及其形成的跨界媒体不断重塑传媒产业形态与传播智慧格局，并改写或重写新闻和媒体的知识体系，推动新闻学知识体系进行“范式转换”。22

（二）新闻法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本年度关于新闻法的研究重点在网络治理与公民权利保护。尤其是关于个人隐私保护，相较于前一年热度不减。个人网络隐私既包括网络私密信息，也包括网络安宁。收集和使用个人网络信息，收集行为本身或在使用个人网络信息过程中侵害他人隐私。23面对信息的获取和挖掘对公民隐私权的挑战，我国虽然相继出台保护用户隐私的法律条文与政策，但是总体来看依旧缺乏强有力的立法基础与保护。

在全球信息公开法治化浪潮中，信息权作为基本人权得到越来越多的法律保护。面对中国信息公开的困境，需要在“变法模式”下引入“自发模式”，以“自发模式”促“变法模式”，实现立法模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真正构建起权利型信息公开制度。24

本年度，对新闻工作者的劳动权保护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之一。基于对美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劳动法规条款及典型案例的梳理与分析，劳动权真正获得保障有赖于“集体协商权”的运用，但是媒体从业者普遍表现不佳。因此，媒体从业者群体须破除其“专业人士”“知识分子”“白领”的身份迷障，增强其劳动权益意识。25

（三）新闻实务

传播技术不断推动着新闻报道形式的创新与发展，本年度探求技术对报道影响以及分析报道案例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

每一个媒体形式和技术都会是重塑获取信息、感知现实和话语表达的方式，智能技术是媒体进化的重要一环，其对时空压缩、场景再造、传感器社会的打造和放大，对媒体而言，这是演进也是变革。26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广泛使用推动传统新闻与高新技术相结合，实现沉浸式的新闻报道形式，增强用户参与感。但也存在过于注重技术导致要素表现重于核心议题传达，以及片面追求影响效果的放大而导致舆论引导效果的弱化等问题。27

不少学者针对新闻报道案例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分析或探求背后的成因、特点及影响。有学者以把关人理论、框架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支撑，考察特大事故的媒体呈现途径、影响因素，以及其15年间在媒介语境中的守望与遗忘路径。28

三、新闻史

在本年度新闻史的研究中，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在对新史料的挖掘上成果颇丰，关注领域也从原有的报刊史拓展到新闻核心概念，并在新闻的外延影响上采用更丰富的视角切入，真正打破以往“历史的报刊”，转向“报刊的历史”研究。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也有所拓展。

（一）中国新闻史研究

关于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诞生的时间与考察标准，有学者认为应以新闻传播活动的诞生为标识，而非“纸质媒介”。并指出先秦时期“史官记事”等社会传播活动主要承担着“辅佑政事”与“延揽民意”的功能，依稀显现新闻传播活动的多种特质，可以看作是我国大众新闻传播活动的雏形。29从宋代始，经筵会讲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政治传播传统。但其传播机制和政治传统在历史变迁中发生了变化，影响了“建构政治共同体”的战略功能实现。有学者总结其传播机制对功能实现的影响，为当下政治传播提供历史借鉴与启示。30

清末民初依旧是研究重点关注时期，本年度针对报刊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集中。针对清末“官营商报”案的研究以小窥大，成为观察预备立宪时期各方力量的影响以及报界政治生态的一个窗口。31也有学者从“媒介政治化”角度出发，指出《苏报》的“放言革命”以动员为风格，以组织行动为旨归，并以革命实践的推行者造就了思潮与运动，改变政治运动方式。32随着民国初期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分化对抗，报刊与政治的关系看似愈加紧密，背后却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上海报界抵制《暂行报律》加诸报刊的政治规训，报刊被建构为牵制国家的“结构性力量”。但近代中国的“共和”有自身的复杂性与中国性，包含多重意涵与价值对抗，带出了民国初年多样的报刊实践和媒介化政治。33

民国初年新闻观念从表面到内在的发展和深化，背后的动力之一是传播技术，可以说，传播技术对我国新闻专业理念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34

民国时期的新闻业对外交流是该时期新闻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前的新闻业对外交流则是基础。有学者首次梳理中国人对外新闻交流的开端、中国政治人物在海外的新闻活动等，分析归纳民国前中国新闻界对外交流的特点。35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新闻道德讨论也成为学界所关注的热点话题。

（二）外国新闻史研究

此外，针对国外新闻史的研究较往年也有增加，弥补了一些外国新闻史研究中理论思想的缺位。国内学者常认为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出版自由思想是对立的。为了修正这种“对立”认知框架，有学者梳理汉密尔顿所经历的三个历史事件，深入探讨了汉密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并探究汉密尔顿在本土研究的缺失。36詹姆斯・凯瑞的新闻历史观同样也是国内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凯瑞新闻史观的脉络被重新考察。37

针对日本新闻史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战时体制下，日本报界既顺从帮助宣传战时言论统制政策，反过来也不断被军国主义控制和利用，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38日系蒙古文报刊既是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手段，同时也是具有民族启蒙意识知识分子的抵抗工具。39

注释：

①杨保军.“新闻主体论”论纲[J].国际新闻界，2016（1）：88-101.

②胡珏、虞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国际新闻界，2016（8）：92-115.

③童兵.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框架结构解读[J].新闻爱好者，2016（3）：12-18.

④殷乐.把握态势加强连接推进互联网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之道――学习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8）：15-25.

⑤黄楚新、、任芳言.试论的新媒体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3）：7-17.

⑥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受众”[J].新闻与写作，2016（10）：53-57.

⑦郑忠明、江作苏.作为知识的新闻：知识特性和建构空间――重思新闻业的边界问题[J].国际新闻界，2016（4）：142-156.

⑧陈力丹、胡杨、刘晓阳.互联网条件下“新闻”的延展[J].新闻与写作，2016（5）：49-53.

⑨张志安、吴涛.互联网与中国新闻业的重构――以结构、生产、公共性为维度的研究[J].现代传播，2016（1）：44-50.

⑩张咏华、贾楠.传播伦理概念研究的中西方视野与数字化背景[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120-125.

11杨保军.新闻真实需要回到“再现真实”[J].新闻记者，2016（9）：4-9.

12陈力丹、孙龙飞、邝西曦.泛众传播视域下的新闻真实[J].新闻与写作，2016（3）：51-55.

13彭兰.“新媒体”概念界定的三条线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3）：120-125.

14谢静.微信新闻：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4）：10-28.

15王长潇、任媛媛.移动网络视频传播偏向性的媒介影响与意义重构[J].当代传播，2016（3）：31-33.

16崔保国.网络空间之力模式的争议与博弈[J].新闻与写作，2016（10）：23-26.

17王少、孔燕.规制新媒体的法律进路研究[J].当代传播，2016（2）：67-70.

18谢新洲、李冰.新媒体研究的困境及发展[J].新闻与写作，2016（2）：29-32.

19向安玲、沈阳、罗茜.媒体两微一端融合策略研究――基于国内110家主流媒体的调查分析[J].现代传播，2016（4）：64-69.

20张志安、曾子瑾.从“媒体平台”到“平台媒体”――海外互联网巨头的新闻创新及启示[J].新闻记者，2016（1）：16-26.

21崔保国.传统媒体的深层危机是产能过剩[J].新闻与写作，2016（7）：29-34.

22韩立新.时空转移与智慧分流：媒体的分化与重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5）：98-112。

23宋素红、罗斌.个人网络信息的隐私性及侵害方式――网络服务提供者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性质分析[J].当代传播，2016（2）：63-66.

24黄建友.中国信息公开立法模式变革探讨[J].当代传播，2016（2）：71-73.

25夏倩芳、李婧.媒介转型与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保护[J].新与传播研究，2016（3）：38-58.

26殷乐.智能技术与媒体进化：国外相关实践探索与思考[J].新闻与写作，2016（2）：20-24.

27张志安、曾子瑾.网络时政新闻的亲近性文本研究――以三家央媒2016年全国“两会”报道为例[J].新闻大学，2016（3）：38-44.

28闫岩.喧哗与寂灭：中国特别重大事故的媒体呈现（2000-2015）[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5）：73-97.

29赵云泽、丁琢、孟雅、李师贤.辅佑政事与延揽民意：先秦时期社会传播活动的功能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6（6）：129-140.

30朱鸿军、季成浩.经筵会讲：一种中国本土的政治传播仪式及其演变[J].现代传播，2016（10）：18-24.

31李卫华.清末“官营商报”案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3）：59-75.

32黄旦.报纸革命：1903年的――媒介化政治的视角[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6）：22-45.

33周叶飞.报刊与政府关系的重组：报律风波中的“共和”想象[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6）：46-61

34王润泽、余玉.技术与观念的互动：民初传播技术进步与新闻业务发展[J].国际新闻界，2016（3）：133-150.

35倪艳年.论民国前国人的对外新闻交流及其特征[J].现代传播，2016（6）：25-30.

36彭桂兵.汉密尔顿与出版自由：新闻法制史的考察――兼论“二元对立”框架生成的反思[J].国际新闻界，2016（8）：36-53.

37方晨、李金泳、蔡博方.忽略的维度：詹姆斯・凯瑞的新闻历史观及其批判[J].国际新闻界，2016（2）：131-149.

38孙继强.论战时日本报界国家宣传机构身份的构建――驳日本报界“受害论”战争责任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5）：113-125.

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篇4

关键词：新闻与传播学；研究领域；研究主题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1-0019-07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新闻爱好者》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河南省一级期刊，也是全国新闻核心期刊。本刊物是新闻界人士研讨新闻、交流经验的园地，是业余通讯员开阔眼界、自学成才的助手。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2013年到2015年间发表在《新闻爱好者》上面的800篇论文进行归类分析，以期从中窥探近几年新闻传播界的发展及研究方向。

本文对研究领域与研究主题的二级编码主要参考刘自雄在《2012年度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中所采用的类目编码[1]，结合《新闻爱好者》自身刊物的特点，将研究领域划分为15个类型，分别为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媒介经营管理和产业化、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不包括微博、微信）、微博微信、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名人名家名著和其他。由于新闻传播学本身是一种交叉性、跨学科性学科，加之当前媒体发展的融合化发展趋势，因此在编码过程中难免存在编码误差。但这样编码能够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整体研究情况，呈现当年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透过三年的统计数据的变化可以看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趋势。

由于2013年至2015年三年间，《新闻爱好者》都开设了专栏对一些新闻传播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名著进行介绍。具有深邃思考和独特人格魅力的名人、名家是时代的骄傲，也是后辈学习的楷模。新闻作品的欣赏有利于提高新闻业务水平。因此，在研究中将“名人名家名作”单列一项。

二、2013年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分析

2013年，发表在《新闻爱好者》上的论文总共313篇，经过统计分析，这些文章涉及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媒介经营管理与产业化、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不包括微博、微信）、微博微信、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名人名家名作和其他15个方面或领域。子类目之间的数量存在一定差异，各子类目论文数量（详见图一）以及各子类目的论文数占本刊当年论文总数的比例（详见图二）如下：

2013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论文共13篇，均为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其中《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理想》是介绍外国人在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文章“抛开斯诺研究中的革命化视角”，“从新闻活动自身规律的路径梳理”[2]斯诺对中共产生兴趣的原因，指出斯诺冒险进入苏区采访的最直接的动力“便是来自书商的鼓励以及自己在华更好的生活的谋划”。[2]其他12篇文章，研究跨度比较大，研究主题比较分散，既有早期新闻活动的研究，也有明清时期、辛亥革命、民国时期的新闻研究。这一年，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集中在个案研究，研究论文高达8篇。

新闻理论的研究本年度共16篇，分别涉及到新闻的本质、新闻专业主义、党性原则、职业道德、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几个方面，其中对于媒体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研究最为突出，共有8篇。郑保章、胡静静对新闻宣传思想进行研究，指出强调“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3]

新闻业务方面的研究本年度共59篇，数量最多。从业务流程来看，主要涉及到标题的拟定、新闻语言的使用、会议消息的写作等方面。陈春艳指出，社会语境的变化促使新闻标题变为“言语平实与灵动――务实、求俗、趋利的社会文化心态下的新闻标题”，呈现“日常口语登上大雅之堂――务实性的价值取向”“方言词、俚俗词登上大雅之堂――娱乐性的价值取向”“流行词语登上大雅之堂――时尚化的审美取向”。[4]新闻业务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具体实践案例的探讨。从获奖作品中总结经验的文章共9篇。对个案报道进行研究，提出对策和建议的文章共27篇。

媒介经营管理和媒体产业研究的文章共32篇，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传统媒体的突围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探讨纸媒和传统出版社经营管理的文章有17篇。可运领提出地市报业求强的四个路径：“贴中心、接地气、求创新、促发展”。[5]陈学桦提出党报突围的基本路径是“实现两个突破发挥三大优势”“要突破旧的体制机制给发展带来的巨大障碍”“要树立以读者为中心的办报理念”“公信力是党报最具竞争性的力量”“人才是党报突围成功的基本保证”“对独家新闻的占有是党报决胜新媒体的关键”。[6]

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篇5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论*文*网]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篇6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抽样调查、内容分析和个别访问的方法，从课程设置的角度，探讨以美国为主流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汇流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过程，并由此探讨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走向。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从最初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历经历史变迁，逐渐融入社会科学研究，重视跨学科发展，内容由窄渐宽，培养目标由专才而变为通才。现今新闻教育内容已经包括新闻、广告、公关等所有的传播领域。这也是目前美国传播市场对人才的需要。威斯康星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是综合性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中的典范之一。几十年来该学院一直按照分专业的教学模式发展，其基础课程设置和5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全面丰富，强调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的培养，很有特色。这种模式对目前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颇具参考价值。最近两年该学院致力于课程改革，取消原有的专业，代之以新闻学和战略传播两个方向，在战略传播方面又发展出新的特色。改革的目的是打破专业界限，着眼于传播通才的培养，以适应复杂环境中的不同媒介。这个新的课程模式已然成为美国主流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发展趋向。宾夕法尼亚大学安那堡传播学院是重视传播研究的典范，重视跨学科建设，重视各层次学生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训练和基础素养的培养，强调传播学核心课程，比较系统地开设有传播学各层次多领域的丰富课程。新闻专业性研究院的传统是哥伦比亚大学奠定的，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人文学科底蕴和专业技能的训练，把写作、新闻法规与伦理定为核心课程。加州大学柏克莱新闻研究院在专业教育中还讲求特色教育，课程重视本土特色和跨学科特点，视野比较开阔，与时事和社会变迁紧密联系。新闻研究院的传统目前正面临跨学科的挑战。新闻教育是从人文传统逐渐与社会科学汇流的，并以社会科学作为主要基础，由此开创了跨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潮流。主题词：新闻与传播教育课程设置跨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AbstractByapproachofsampleresearch，contentanalysisandinterview，thispaperdiscussestheprocessoftheconvergingofthemainstreamof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tothe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inUSA，andbasedonthatdiscussion，itwillprobeintotheinternationaltrendof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Fromtheverybeginning，theAmerican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stucktothetraditionalmodeloftherecognitionofthefoundationofhumanitiesandtrainingtheprofessionalskills.Aftergoingthroughmanyhistoricalchanges，itgraduallyblendedintothestudyofsocialscience，attachingmoreimportancetothedevelopmentofcorrelationofdifferentsubjectswhilethestudyrangewidening.Theaimoftheeducationchangedfromcultivatinganexperttoageneralist.Currently，thejournalismeducationhasbeenbroadenedinrangetoincludethepress，advertising，publicrelationsandotherfieldsincommunication.TheSchoolof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isoneoftheexamplesoftheintegrated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Forsuccessiveseveraldecadesofyears，thatSchoolhasbeendevelopingitselfbystickingtothemodelofteachingaccordingtothespecialities，therearebasiccoursesand5sequences.Thecurriculumsettingiscomprehensive.Emphasisisonthecultivationofresearchmethodologybasedonstatisticsinsocialscience.Ithasitsownfeatures.Thismodelcanbeservedatavaluablereferencetothecurrent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China.Inthelastcoupleofyears，thatSchoolbenttothereformofitscurriculum，replacingtheformerlysequenceswiththetwotracksofjournalismandofthestrategiccommunication.Andnewcharacteristicshaveemergedintheeducationofthestrategiccommunication.Thepurposeofthereformwastobreakdowntheconfinesoftheprofessions，withaviewtocultivatingthegeneralistssoastoadaptthemselvestodifferentmassmediaincomplexcontext.Thenewcurriculummodelhasbecomethetrendinthedevelopmentoftheeducationofthemainstream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USA.AnnenbergSchoolfor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Pennsylvaniaisamirrorinstressingthestudyofcommunication，itpaysmuchattentiontointerdiscipline，tothetrainingofthestudentsatdifferentlevelsofthestudyinhumanitiesandmethodologyinsocialscience，tothecultivationofthebasicaccomplishments.Italsopaysattentiontothecorecoursesofcommunication.Thecoursesaresystematicandcolorful，theyareindifferentlevelsandcoveringdifferentfields.TheprofessionaltraditionofthejournalismstudyinstitutesbeganfromColumbiaUniversityattheverystart，itattachedgreatimportancetothecultivationofhumanitiesattainmentsandprofessionalskills，andwriting，pressregulationsandethicwerechosenasthecorecourses.GraduateSchoolofJournalism，UniversityofCaliforniaatBerkeleyalsotriedtohaveitsowncharacteristicsinprofessionaleducation，thecurriculumprojectsreflectedthelocalfeaturesandinterdiscipline，fieldofvisionwasrelativelywider.Thesubjectsarecloselylinkedwiththecurrentaffairsandsocialchanges.ThecorrelationofsubjectsisnowputtingachallengetothetraditionofthatJournalismInstitute.Theeducationofjournalismhasgraduallyblendedfromthetraditionofhumanitiestosocialscience，andmadesocialscienceasitsmainbase.Fromthatpoint，thetrendofcorrelatedandpluraldevelopmentofeducationofjournalismhasbegun.一、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抽样调查和内容分析的方法，从课程设置角度研究典型的新闻教育模式。本文的抽样研究采用类型抽样方法。卡耐基委员会的一项权威性研究报告，曾将美国的高等院校分成4大类。Oregon大学新闻学院在80年代做的一项关于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课题报告中，依此分类模式按类型、规模和形式，将新闻与传播学院系分为以下4类：（Univ.OfOregon，1984）第一类是综合性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这些院系设有本科、研究生、博士生教育，并专设传媒业研究机构和研究中心。如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印第安那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的新闻与传播院系；第二类是以传播学研究为特色的传播教育。这类教育很少专业导向，培养传播通才，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传播学院；第三类是专业性研究院。他们以培养记者、编辑、广播专业等人才为主，如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新闻研究院；第四类是只有本科专业的学院和社区学院。设有新闻和传播的课程，规模较小。前3类可以称作美国主流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模式。本研究以这3类为总研究样本，从每一类中随机抽取一个分类样本，即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Schoolof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宾夕法尼亚大学安那伯传播学院（AnnenbergSchoolfor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Pennsylvania）、加州大学（柏克莱）新闻研究院（GraduateSchoolofJournalism，UniversityofCaliforniaatBerkeley），对其课程设置、办学方向及特色等方面，探讨世界主流新闻与传播教育融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情况。人文学科（Humanities）一词源自拉丁文humanists，意即人性、教养，指与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后泛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刘大椿，2002）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如语言、文学、音乐、美术、宗教等作品及规范、技能。社会科学则是与人类在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行为相关的科学的分支，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大英百科全书》）二、新闻教育潮流：以人文学科为基础，融会社会科学1、美国潮流：从人文传统走向融合世界最早的新闻教育起步于美国，早在1869年，弗吉尼亚的华盛顿学院就开设了“印刷与速记”课，并让学生参与报道和印刷实践。1878年，密苏里大学开设了新闻史课程。189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商学院曾经开设最早的广义上的新闻学课程，第一次将实践训练和理论引导结合起来，开设了“制作报纸的历史和艺术”、“诽谤法和商业管理”、以及报纸实践、当前事务专题讲座、记者开设的讲座等5种课程。1908年，世界第一个新闻学院在密苏里大学正式创立，开创了传统新闻教育模式。（Sutton，1945;UNESCO，1954）1912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成立，也是走重视人文学科、以语言文学为基础的路子，强调采写编评方面的技能课程，创设了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中国的新闻教育就是沿承了这种传统。其后，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经过了几段重要的历史变迁。20年代开始，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开始挑战由沃尔特·威廉（WalterWilliams）开创的密苏里式的职业训练模式，其创始人布莱耶（WillardG.Bleyer）认定新闻教育应当包括一整套的知识，应当给学生广博的知识背景和一部分新闻方面的技能训练。他的课程设计成为全美大多数新闻学院的基本蓝本。在四年制新闻本科的课程中，他规定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应当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和英语等内容。他的观点至今对美国的新闻教育产生着重要的影响。1922年他在威斯康星组建了一个舆论学研究生研讨班，他的课是用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和发现去考察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他的新闻教育的核心课程是新闻学原理，以便学生理解报纸会对读者的观点、道德、品味和生活标准方面尽可能产生影响。20年代他还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博士课程中，开设新闻学辅修，奠定了新闻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传播学大师施拉姆也在跨学科新闻教育方面作出过贡献。1943年至1947年，他任爱荷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时，曾重组本科生新闻学课程，减少了写作、编辑技能，代之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内容。施拉姆还提出，博士生课程必须具备7个方面：传播史，传播法，传播与政府的关系，舆论学，传播与世界事务，传播学研究方法，传者的权利与责任。同时，每位博士生要从下列项目中选学3方面的技能：印刷、设计和排版，口头传播，写作传播，图片传播，电子学，声学，传播经济学。课程核心是内容分析和调查方法、宣传学、舆论学。博士生指导委员会由他本人、研究生院院长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演讲学的教授组成。（Rogers;Chaffee，1994）类似的跨学科的传播学博士项目，同时也在明尼苏达、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稍后在密西根州立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建立。到1950年代，美国新闻教育内容已相当广泛，一些学科相对独立，比如原来隶属于新闻学下的广告，在不少新闻学院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Peterson，1960）当时多所新闻学院都以分专业为模式（sequencecurriculum），包括广告专业、广告管理专业、农业新闻专业、家政新闻专业、管理专业、社区新闻专业、杂志专业、期刊新闻专业、广播新闻专业、新闻编辑专业等。新闻教育的核心内容包括3个方面：一是专业的和综合的课程；二是训练学生的实践技能；三是专业性伦理道德教育。（UNESCO，1954）此后，新闻与传播教育发展迅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中指出，各大学提供了非常广泛的课程，新闻学院75％的课程是通识教育的内容。（UNESCO，1958）60年代，新闻教育的角色和任务仍在调整之中。值得一提的是，Syracuse大学得到传媒大王纽豪斯200万美元的捐赠建立了纽豪斯传播中心，并在拥有1亿美元的纽豪斯基金会资助下启动该中心。纽豪斯的捐赠是用于鼓励更多跨学科的大众传播研究，用于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捐赠者希望新闻教育比当时更重视基础性、哲学性内容和公共政策。（Peterson，1960）此时的新闻教育主流，正在从传统的培养报纸记者的职业性方向，转向更广阔的空间，重视各学科的融合，重视研究，重视大众传媒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和哲学的情境研究，传播教育的内容包括整个人类传播，目标是培养能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任职于报刊、广播、电视、广告和公共关系等方面的人才。大多数“新闻学院”倾向于淡化新闻学，纷纷改称“传播学院”或“新闻与传播学院”。密西根大学取消了新闻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减少了新闻学课程。（Beasley，2002）各院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注重自己的研究特色，比如威斯康星大学新闻学院在量化研究方面就很有特色。该学院把统计学视为博士生研究的基础，以统计学作为研究工具。一些著名学院开始建立研究机构。明尼苏达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等在50年代前后都开始设立新闻与传播研究机构。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中心在1959年成立后的一年内，研究项目竟达33项之多。（Peterson，1960）当时新闻教育的变化如此之大，“新闻学院”一词简直就失去了意义。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Mills教授曾说：从60年代开始，传播新闻教育时常被肆意抨击。（Medsger，Betty，1996）目前在美国大约有14万学生在进行4年制的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课程学习。据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的年度调查，在1998—1999学年度，估计有35000名学生取得了学士学位，3000名学生取得了硕士学位，1000名学生在读博士。（Beasley，2001）那么，市场对新闻教育的需求到底有多大呢？美国报纸主编协会（ASNE）的调查显示，2001年美国日报净裁2000个记者职位。过去美国媒体用人量的标准是，每1000份发行量就有1位工作人员，现在这几乎成了神话。据2002年5月的调查，仅《纽约时报》接近此数，《华尔街日报》每3000份发行量有1人，《今日美国报》则是每5250份销量才有一人。而同时，美国大约有300份报纸缩减版面和规模。1999年，新闻与传播专业毕业的学生进入传播领域工作的有65.1%。单纯在某个领域的毕业生已经不是市场所需求的，在美国，报刊、广播电视、公关公司、广告公司、新媒体领域，都更愿意雇用新闻与传播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因此需要学生是“传播通才”。近十数年来，新闻教育内容已经包括所有的传播领域。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年会，近年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即传统新闻学的出路问题，其中有一个共识是：传播领域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广告学等多个方面。（Medsger，Betty，1996）2002年8月AEJMC年度研讨会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波士顿环球报》总编MichaelJaneway还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改革课程。（Janeway，Michael，2002）融会多学科的传播学成为教育的主流，这一点从美国几个主要专业学会的年度论文中也可见一斑。据统计，截止2000年，美国有72个新闻与传播学院设有传播学博士项目，其中42个学院的博士生在1994至1998年在全国传播学会或国际传播学会年度论文中获奖，根据一项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项目的权威目录，这些论文可归属到下列多个领域：广告，合作及组织传播，传播学概论，人际传播，媒介研究，新闻学，电子传播，电子助手管理，戏剧等。（Musambira，2000）不只是新闻与传播教育，美国教育的其他领域也都在扩大与融合，学生修读多专业成为潮流。据《纽约时报》最新报道，为了应对市场的需求，美国大学生修读两个、三个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甚至有修读四、五个专业的。不少新生入学之前在中学就已修读了多学科的高级课程。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有四分之一的毕业班学生修读两个专业。有的大学有一半学生修读多专业或多学位。（TamarLewin，2002）2、中国的“胡同式”教育新闻教育的目标主要是满足传播媒体的需要。近3～5年内，中国政府对新闻传媒将继续奉行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针，传媒基本上维持现有的规模，对新闻学类毕业生需求量有限。据调查，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传媒对本科毕业从事一般新闻采编工作的人才需求量已接近饱和，今后不再录用大专层次的毕业生。（何梓华，2001）同时，各类非新闻专业毕业生也蜂拥至媒体希望分食一杯羹。研究显示，2000年以前大约50万新闻从业人员中，只有3万人员来自新闻专业，也就是说，95％的从业人员来自其他专业。《北京青年报》每年招聘记者，报名与录用的比例在50：1左右。（张延平，2002）当然，在政策范围内媒体的增多和扩容，还是给了新闻人才一定的空间，据最近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北京市场最急需的人才是媒介、咨询等行业，而不再是前几年的IT、商务行业。而目前大学生中大约有42.1%对所学专业不满意；65.5%的学生表示有可能的话另选专业。（《北京青年报》，2002年6月10日p.36）中国的高等教育施行的是专业模式，有人比喻为“胡同式”教育。在中国科协2001学术年会上，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说：“我以为清华大学学生的平均水准要比美国哈佛大学学生的平均水准高，因为这些考上清华的孩子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青年。”但中科院院士杨福家认为，在个人创造性、知识广度等方面却并非如此。在哈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并不分是哪一个系的，他们可以自由地选课，在知识的大观园里游览、思考，到第三年他们才决定主修什么课程，这样，学生的知识基础就很雄厚，素质提高得很快。中国大学的学生一进校园就被分到了某一个系，这就好像把他们全部领到了一个个的窄小的胡同里让其成长。“你让学生怎么充分发展？”因为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新闻专业教学方案很难做到跨学科、跨专业。新闻专业本科毕业的学分数在150个左右，学生除了修学分，很少有精力再去学别的了。有的大学已经改革到130个，但教学管理部门的指令性课程达50学分以上（当然这些课程有的在通识教育的范畴）。在剩下的学分中，本专业最基本的一些课程又占去了不少学分，最后所剩可供学生自由选择课程的学分、可供学生自由使用的时间都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校中跨专业选课基本上成了无法实现的空话，通才教育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新闻实务界对人才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实务的竞争，已经从80年代的稿件层面上升到90年代的版面层面，进而激烈到版组层面，现在俨然进入机制层面了，他们需要的是既能采写、又肯研究有创意，既会管版、又懂合作会管人，既懂媒体、又懂经营的复合型新闻人才。（张延平，2002）中国所禀承的美国传统新闻学教育，在现实中就遇到了太专太窄的问题。新闻实务界认为：如今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做新闻上手很快，但发展潜力不如非新闻专业的学生。他们做突发新闻可能会很到位，但是做那些深度性的报道，就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背景的学生。不少发展迅速的市场类媒体说，这两年我们不愿意引进新闻系、中文系的毕业生，新闻系可能是以任职传统党报为培养方向，不能适应正在变革的媒体格局。（陈昌凤，2002）另据中国记协的统计，在获全国性新闻大奖的人员中，新闻专业毕业生的比例很低，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新闻教育的质量不够理想。（童兵，1999）有媒体主管甚至认为，我们过去4年的大学本科，用很多的精力在教新闻技能，其实这些技能教育有一年就足够了。（陈小川，2002）新闻实践并不是新闻学教育的目标，就象外科医生的目标并不是开刀、而是如何把病人治好，新闻教育应当教给学生人文追求和综合素养，使他们有超出职业能力的理想和目标。英国传播学者S.Splichal和C.Sparks在考察了22国的新闻教育之后，提出21世纪的传播人才应该具备4方面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客观的视角，批判的态度，准确的判断；及3种才能：清晰准确的写作才能，传播才能以及创造才能。(Splichal&Sparks，1994，1989)新闻教育重视的是综合素质和独创性的培养。新时代的中国新闻人才，应兼具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素养，视野开阔、知识面广、综合素质强、富创造力。3、从新闻学到大众传播学新闻学是研究新闻活动、新闻事业及新闻工作规律的学科，是从“报刊学”开始的，研究中心也是报刊。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式的定性研究。早期西方新闻学研究，重视历史、哲学、宗教等背景和影响，如名著《报刊的四种理论》。大众传播学可以说是从新闻学延伸出来的，但研究范围更广阔，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书籍、电影，研究方法是以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为主。传播学起初是从研究媒介效果开始的，在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结合后，历经几度枯荣，从而成为一门科学。大众传播学兴起以后，新闻学的地位逐渐消减，著名学者、新闻教育学家EvertteE.Dennis甚至将新闻学称为“濒临危险的物种”。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视角，放在了新闻传播过程方面，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人际层面的特点、规律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却忽视了传播本身与社会的关系、传播作为社会交往的特征和规律，用梅尔文·德弗勒等人著的《大众传播学诸论》中的话说，是“忽视了社会‘大图象’，忽视了长期或大规模的社会力量会关系到人们受大众传播影响的可能性”，最后基于量化方法的实证式研究不免陷入困境。于是，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西欧的批判学派开始受到关注。不少学者正重新梳理研究，试图更注意传媒与社会体系的研究。中国传统的新闻学历来重视从社会体系的层面，尤其是从政治的角度，把新闻媒介机构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文革以前，新中国的新闻理论基本上是党的新闻机构理论；改革开放后，研究视野从机构推移到新闻本身，有学者提出，新闻学是事学，这样就构成了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的基本体例。这样的研究，又忽视了人际的层面，不重视研究传者、受者（有人称“人学”）的层面。所以80年代刚刚引进“反馈”、“双向交流”概念时，许多人都觉得十分新鲜，有些学者、新闻工作者言必称“双向交流”，认为这也正是党报理论的一个方面：既是党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为党服务，又为人民服务；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由此，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传播学开始在中国渐渐受到重视。传播学在与其它学术领域分工与整合中，产生了其它学问的应用科学，如政治传播、组织传播、教育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危机传播等跨学科的新领域；传播学在其它学科基础上，逐渐自立门户，形成了一部分分支，如：传播社会学、传播生态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口语传播学、大众文化、传播的文化研究、传播的批判理论等，大大丰富了传播学的内容。也因此，新闻与传播教育视野开阔起来。数十年前，西方新闻与传播教育的主流，就已经渐渐从新闻学教育转向传播学教育。三、跨学科的教育：威斯康星个案研究1、宽口径的教学模式：重视课程广度和深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于1905年开始开设新闻课程，1912年设新闻系，1927年设新闻学院。现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下设于文学与科学学院。该学院有悠久的传统、很强的教师阵容。50年代前后，该学院就开始走专业教学的路子（sequencecurriculum，系列课程），本科设有农业新闻专业、家政新闻专业、杂志新闻专业、广播新闻专业、新闻编辑专业。（UNESCO，1954）经过调整，2000年以前的约30多年里，本科设有5个专业：新闻与编辑、广电新闻、公共关系、广告、大众传播。这样的教学设计基本上也是同时期美国主要新闻与传播教育的思路。近年，这种专业设置方式已经得以改革。威斯康星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从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学生中选拔新闻专业学生，要求学生入专业以前已经修满40学分，并且已经修读过“大众传播概论”一课。本科生毕业要求120学分，其中要修新闻与传播学专业30～40学分，专业以外80～90学分。专业外的课程相当广泛，可以是商业、工程、农艺、生命科学、教育等多种领域，其中在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所隶属的“文学与科学学院”的总学分不少于100。专业以外的课总体包括两类课，一类是概论性课程，一类是高级课程。社会科学概论类课程，包括8个领域，分别是：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文科综合课程，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学生必须从3个不同院系各选1门课，其中必须有一门经济学或政治学课程。社会科学高级课程中，必须修满12个学分。它们可以包括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但必须包括一门高级历史课程（人文类或新闻学历史课程不在其列）。/www.journalism.wisc.edu，2001年6月。现已改变）（1）新闻编辑专业课：课程类别课程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