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法实施细则篇1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转让定价避税反避税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我国加入WT0后，越来越多的跨国集团公司到我国开展经营，争取我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外商投资企业一方面给我国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人才和技术，填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外商投资企业为了谋求利润的最大化和税负的最小化，通过转让定价这种公开的手段谋取各种不正当的收益。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大多是跨国公司的关联企业，－些与国外母公司及关联企业存在着大量的商品交易、技术、劳务、资金等交流，外方投资者通过故意抬高或压低价格以及费用分摊标准等手段，以达到其避税目的。这不仅损害了中方投资者的利益，使我国税收严重流失，而且造成了我国境内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制造我国投资环境不良的假象，影响国际经济的正常交往。所以认真分析研究外商投资企业转让定价避税的特点、成因及其危害性，不断完善我国转让定价税制，以有效防范外商利用转让定价避税，是当前我国税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拟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转让定价避税的现状

二是外商可以借此及时将企业的利润调出境外。在我国境内投资办厂的境外企业多是一些经营规模小、资本不十分雄厚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可能随时需要从设在我国境内的附属机构（子公司）抽调资金，以便进行内部资金余缺的调剂，应付其整个经营管理的需要。但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自求平衡”的外汇管理办法，根据这种办法，外商将本金或合法利润汇出境外必须以企业自身外汇收支平衡为基础，这样就使得一部分外商投资者在利润汇出问题上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为了绕过我国的外汇管制，一些急于将利润调出境外的外商便通过与国外关联企业交易的方式将利润转移出去。尽管这笔利润在境外实现可能要多负担税款，但外国投资者却可以借此有效地调出利润，充实其经营资本。还应当看到，如果外商投资企业的境外母公司所在的高税国实行居民管辖权，同时用“抵免法”解决双重征税问题，并且不对在我国的投资实施税收饶让，那么，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无论是将税后利润汇出境外，还是用转让定价的办法将利润在税前调出境外，其税收总负担是相同的，并不会因在我国的逆向避税行为而增加其税收总负担。

三是抑减投资风险，追求整体战略利益。作为跨国经营者的外商，并不局限于某一分（子）公司的局部得失，而是以抑减投资风险、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大部分外商对华投资仅仅定位于利用我国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及优惠政策上。这些都表明了外商对华投资的试探和短期行为，即一般以低投入、高报酬、快速回收作为早期投资准则，并通过逆向避税将利润转移到母国，以尽早收回投资，抑减投资风险，使其整体战略利益极大化。这样，当投资确无任何发展时，他损失不大，甚至根本无损失，而当对华投资前景看好时，他可追加投资，这也正是一些外资企业连年亏损、外商却不断扩大投资规模的主要原因。

二、对外商投资企业转让定价实施反避税的对策选择

加入WT0后，防范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转让定价进行避税已显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我国的自然状况、发展历史、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国情都与世界各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转让定价税制问题的研究。因此我国针对转让定价进行的反避税研究首先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国情，认真总结我国这方面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并有效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具体来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对策选择：

（一）以加入WTO为契机，统一内外所得税法和完善转让定价税制的立法

1.完善我国涉外所得税法。

（1）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WT0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国民待遇原则”，我国加入WT0以后也应遵循此项原则，因此，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的统一是大势所趋.经过1994年税制改革，我国内外资企业在流转税方面已基本统一，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加快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的步伐。统一税收优惠政策，不论经济性质和所有制成份如何，一律依据企业的法人身份就其所得征收统一的所得税；统一规定各类企业成本费用的列支标准，切实做到税负公平；统一税前列支标准。

（2）降低所得税率，相应扩大税基，制定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在降低税率的同时，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转让定价进行严格的管理，规定政府有权重新估算转让定价和年度收益，作为计征关税和所得税的基准，以相应扩大税基，保证不减少国家财政收入。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形成了一个以地区倾斜为主，辅之以产业倾斜，交错使用降低税率、定期减免税和再投资退税等多种优惠手段的涉外税收优惠体系。这一税收优惠体系的潜在矛盾和问题也日益显现，特别是向东南沿海地区倾斜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已越来越不适应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另外，优惠过多过滥、地区性优惠政策盲目出台、越权减免税等，制约了税收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建议今后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应从突出产业导向和税收优惠政策不宜过多、过滥两方面考虑。

2.完善我国的转让定价税制。

针对目前转让定价税制存在的问题，应该制定完善、规范、全面、权威、专门的《转让定价税制实施细则》，其内容“宜细不宜粗”，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内容：关联企业的认定、业务范围、基本原则、调整方法、可比价格资料的获取、详细的分类调整、纳税人的报告义务和举证责任、税务当局的权力、文件准备要求、相应调整、处罚规定、调整期限、预约定价制、资本弱化制度等。具体建议如下：

（1）完善转让定价的调整方法。一是增加国际惯例中所认可的交易利润法，即将可比利润法、利润分劈法和交易净利润率法作为现有方法的补充，完善转让定价调整方法体系；二是借鉴OECD（经合组织，下同）的做法，增加对可比性的规定与说明，引入“正常交易值域”的概念，以适应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三是对各种调整方法要作进一步细化，详细说明各种方法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以及优缺点等，列明计算公式，并可列举一些法定的案例。

（2）确定调整应税所得的具体依据。国际上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以具体交易为基础，逐项测定，针对不正常交易项目进行调整；另一种是以企业纯利润为基础，只要确定关联企业间收入与费用的分配不符合独立企业间正常交易原则，便可以核定合理的资本利润率或成本利润率，并据以计算应税所得额。鉴于我国目前的征管水平，建议采用后一种做法。同时，对某些应税交易项目，还可以借鉴美国的“安全港”核定法，即定期公布“安全港”的收费、利润标准，作为税务当局调整的依据，对不能实行“安全港”标准的，也要设立主要产品行业的资金回收率、成本利润率等全国或地区标准，使各税务当局有统一的征税依据。

（3）细化劳务提供的规定。应该进一步明确劳务费用的纳税扣除条件和非纳税扣除条件，并规定劳务费用的正常收费标准，明确集团内部按成本转让劳务的可能性，并对成本应包括的因素和正常收费何时可以包括利润因素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作出规定。对于劳务费用的非纳税扣除项目，即企业不得列支向关联企业支付的管理费，借鉴OECD准则，应作如下规定：

一是与母公司本身的法人结构有关的活动成本，如母公司的股东大会、母公司的股票发行以及监督委员会的成本；二是与母公司的报告要求有关的成本，包括报告的合并整理；三是为获取参与资格而筹措的资金成本。

（4）规定无形资产转让的特别条款。一是在转让定价的确定方面，将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区分开来。因为两者在确定转让定价的标准、难易程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确定历来是困扰各国的一大难题，而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无形资产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对无形资产的转让定价单独进行税法规定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二是明确无形资产的含义和范围。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定义无形资产：A.独立于个人劳务存在；B.具有可衡量的价值；C.其价值的衡量标准是非物质形态的。当然，除了定义以外，还可以列举一些常见的无形资产以便于把握。三是应详细说明调整方法。由于无形资产具有与有形资产完全不同的特点，传统的调整方法往往难以奏效。相反，可比利润法、利润分割法等一些新型方法倒是更适合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调整。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新型方法详加介绍，并参照美国的做法设计具体的应用范例，指出每种方法使用的前提及可比性分析的重点，使得税务人员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选择。四是制定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事后调整制度。由于无形资产的转让定价包含开发的成本费用及无形资产的获利能力两方面因素，而后者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估计。因此，无形资产转让时估计的价格很可能与实际价格存在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税务当局对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事后调整就成为一种补救措施。通过形成事后调整制度，可以使对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调整尽量准确，这样，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经济利益，又维护了关联企业与无关联企业间的公平竞争。美国于1986年公布的“超级特许权使用条款”中规定了对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定期调整制度，OECD的其它发达国家也纷纷效仿，承认税务当局可以对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进行事后调整。为了不使我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处于被动地位，也为了我国的经济利益，建议在我国税法中引入事后调整制度。当然，鉴于我国的税收征管力度薄弱且效率较低，不可能在每个纳税年度都对无形资产转让进行核定。不过，我国可以采用延长定期调整时间如三年或五年核定调整一次或采用不定期调整的方法，即当税务当局发现原先核定的数额与事实有较大出入时自行确定调整。

（5）规定详细的文件准备要求。明确规定纳税人提供证明文件的内容和规定时间，减少纳税人的顾虑和负担，提高反避税工作的效率。一是规定纳税人负有延伸提供税收情报的义务。我国在涉外税收征管实践中，最困难的就是税务当局不能直接得到跨国投资者在国外经营活动的资料。二是规定纳税人对某些交易行为有事先取得税务部门同意的义务。借鉴英国、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我国在反避税策略条款中有必要规定纳税人的某些交易行为必须事先取得税务部门的同意，否则就是违法行为，予以惩罚。三是规定纳税人对国际避税案件有事后提供证据的义务。在处理涉外税务案件时，因为税务当局很难掌握跨国投资者在国外的经济活动和市场价格情况，为避免税务当局陷于被动地位，有必要在税法中规定纳税人负有举证责任，即如果纳税人对税务当局的处理提不出反对的理由和证据，就应认为税务当局的判决是正确的并应执行税务当局的决定。

（二）借鉴国外经验，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稳步推行预约定价制

国际上已有很多国家实行了预约定价制，有丰富的经验可供借鉴，如美国、日本等国家都已实施预约定价制十多年，并已制定了规范和完善的预约定价规则，有大量成功的案例。我国引进预约定价制时间较晚，国家税务总局在其的《关联企业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试行）》（国税发[1998]59号文）中规定，“经企业申请，主管税务机关批准，也可采用预约定价方法。”上述只是提及预约定价方法，并没有一整套规范的执行程序和配套制度。

福州市、深圳市等税务机关从1998年开始尝试预约定价制，这是我国预约定价制的雏形。经过几年的实践，也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并有些成功的案例可援引。因而，我国应进一步总结福州、深圳等地的经验，吸收国外预约定价制的精华，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规范的预约定价制。同时，对各方面条件相对允许的大型企业，应尽可能对其实施规范化的预约定价制。

1.尽快制定预约定价操作规程。根据我国很多外商投资企业规模小的特点，我国在制定预约定价操作规程时可以借鉴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做法，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分类管理，将其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专门制定适合于中小型企业的预约定价规则，简化中小企业申请预约定价协议的程序，节省其申请时间和费用，从而提高中小企业申请预约定价的积极性。

2.签订国际反避税的条约和协定。由于我国税法没有强制要求关联企业在提供境外资料时应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证报告的税收条款，对实行预约定价制的申请人报送的大量境外资料难以辨别真伪，给具体执行工作带来较大困难。预约定价制工作经常要涉及境外业务，而在现有的条件下税务人员是无法进行境外调查的，这就需要国际间的合作，要与有关的国家签订条约或协定开展国际间反避税，主要是通过形成税收情报交换制度与一些国家签订检查官履行协议，然而，我国迄今为止尚没有签订这些协定或协议，从而制约了预约定价制的开展。

3.形成完善的价格信息系统。要高度重视可信赖的价格信息系统的形成，彻底解决我国多个部门管理、信息渠道不畅通、不公开的问题，使预约定价制的基础性问题得以确定。税务部门要与海关、外经、商检等部门形成经常性的联系，大量收集和分析与反避税业务有关的最新情报和动态；还可以在国外成立办事处，专门负责搜集有关价格信息资料。

（三）以共同防范跨国偷避税为目标，加强国际税收合作与协调

1.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协定的签订。为保证在国际税收协定背景下转让定价调整的顺利实施，避免因转让定价调整造成不可避免的国际双重征税，我国应该与更多的国家签订国际税收协定，同时，在签订国际税收协定时应增设相应调整、情报交换和相互协商程序的规定，其前提条件是双方国家都给予同样的待遇。

2.形成亚太地区国际税收合作与协调组织。针对我国还未与税收流失最严重的台湾等地区签订税收协定以及我国在转让定价征管方面还存在很多缺陷，缺乏国际行情、信息的情况，应形成亚太地区国际税收合作与协调组织，使包括转让定价问题在内的国际税收问题得以顺利处理。

3.加强与世界各国在征税方面的相互协助。我国应该充分加强与世界各国在征税方面的相互协助，以便有效防范跨国纳税人利用转让定价进行避税。

参考文献

（1）王小红、熊小青《预约定价制基本问题初探》，《税务研究》2001年第11期。

外商投资法实施细则篇2

关键词:外资企业;新会计准则;账务建立

企业会计账务的建立一方面要遵循相关的会计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从企业自身的经营特征出发,通过合理的账簿设置和正确的会计处理程序,才能建立一套能充分反映本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会计账务体系。

一、外资企业的含义及其特征

(一)外资企业的含义

广义的外资企业是外商投资企业的简称,是指由外国企业或者个人投资或参与投资设立的,经营业务得到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登记并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外商投资企业按照投资方式、利润分配方式、风险承担比例、投资回收方式以及责任承担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三种主要的经营模式。

狭义的外资企业是指外商独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其中外国投资者可以是外国的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

(二)外资企业的特征

本文所指外资企业是指外商独资企业,其特征是:

1.企业资本全部来源于外商投资

企业的全部资本来自于外商投资,这里的外商投资者包括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企业经营过程所产生的收入归外商投资者,外商投资者承担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并最终独享企业获得的利润或者承担企业亏损,承担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这也是外商独资企业区别于合资企业的最大特征。

2.外资企业的设立、经营以及撤销必须按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外资企业与外国企业的根本不同在于外资企业的设立、经营和撤销等活动必须按照我国的法律法规进行,需要在我国工商部门进行经营登记,并进行相关税种的纳税申报等,是受我国法律保护和管辖的中国企业。

3.外资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相对于外国企业的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而言,外资企业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并且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即以其投资额为限承担相应债务责任。

二、外资企业会计制度的历史变革

财政部1992年6月24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及其相关的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规定,随后我国外资企业账务建立和会计处理都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财务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企业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和以后的有关补充规定进行的。2001年12月财政部了《关于印发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有关问题的规定》,2002年5月又了《关于印发外商投资企业执行问题解答的通知》,同时宣布原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作废。2007年新企业会计准则开始在上市公司推广实施,随后新会计准则逐步在各类大中型企业推广开来,外资企业会计制度再次发生变化。外资企业会计制度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发生了三次大范围的变革,企业会计账务工作的建立必须紧跟这种变化才能更好的服务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

三、外资企业账务建立应遵循的两个要点

(一)外资企业账务建立应遵循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外资企业在我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符合我国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外资企业财务工作也必须在我国会计法以及其他的会计法律法规的规范下进行。外资企业账务建立应遵循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既是一种硬性的要求也是提高企业财务工作水平的途径。

1.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建立企业账务是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客观要求

外资企业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进行账务建立是由我国企业会计制度改革的大趋势所决定的。2007年1月1日,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在上市公司开始实施,并在2007年2月1日对外公布了关于实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指导意见,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探索,新企业会计准则不断的完善和更新,资本市场保持平稳发展,相关会计机构和工作人员对新会计准则反映良好,认为新会计准则在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着循序渐进,逐步推广的原则,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计划要求在总结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平稳实施的基础上,将新企业会计准则推广应用到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去,经过总结、调整和完善争取2009年在所有大中型企业全面执行这套准则体系。

从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到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再到新企业会计制度的实施,外资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发生了许多方面的变化,以公司坏账准备的提取为例,从坏账准备的计提范围上看,外资企业会计制度允许计提坏账的项目为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计提范围是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从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来看,外资企业会计制度要求按照应收款项年末余额的3%计提,新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各个企业可以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采用相应的坏账计提方法,例如账龄分析法。总之,会计法律法规的更新变化对企业会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外资企业的会计部门必须及时更新自己的财务会计知识,保证会计账务建立的合规性、会计体系设置的合理性和财务工作开展合法性。

2.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建立企业账务是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必然选择

外资企业会计账务依照新会计准则的要求建立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会计信息质量,完善公司会计核算体系。

外资企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会计核算往往依照当地的企业会计准则,采用不同的会计核算方式进行,各地区之间进行业绩比较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会计数据的转换才能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建立一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会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各国会计准则体系经过不断的协调、发展,已经呈现出一种国际趋同的趋势。我国新会计准则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充分考虑我国法律基础、经济环境和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实质上实现趋同,这一特点将有利于外资企业不同地区之间经营状况的比较和分析。

新企业会计准则更加合理和科学。新企业会计准则在金融资产和负债、投资性房地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等方面做了新的调整,增加了新的内容,并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企业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这些新的规定和方法是适应新的经济形势,针对新的经济业务做的调整,因此,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进行账务建立和会计核算能够更好的体现企业的业务活动,准确的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二)外资企业账务体系的建立应体现外资企业的经营特点

1.账务建立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

账务建立应在遵循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基础上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设置。企业账务体系的建立要在企业会计准则的规范下,针对企业自身的经营特征建立起适应于本企业的账务体系。

企业的规模是企业建立账务体系的一个重要参考,按照规定外企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销售额选择采用企业会计制度还是小企业会计制度。部分规模较小的外资企业的经营范围狭窄,管理水平不高,会计基础工作比较欠缺,采用小企业会计制度既能降低自身的营运成本,又能避免因外部监督部门不了解企业情况而导致工商部门审批不通过,被会计师事务所出示非无保留意见等不必要的麻烦等。

企业经营特征是企业账务建立的重要依据。按照有关规定外资企业的产品以对外销售为主,因此涉及出口业务的账务处理就会多一些,在账务建立时应该适当的使这方面的明细科目设置的更具体一些。对于生产加工型企业,要建立详细的成本核算体系,以加强对成本和费用的控制,杜绝不合理的支出项目,减少资源的浪费,如果企业涉及的产品种类比较多,还应选择对产品进行明细划分,可以采用分类管理的方法,细化核算重要产品,根据产品型号、规格设置明细科目,时刻关注重点产品的生产能力、库存量、订货量等,随时对产品质量进行抽样检查;对一般产品采用简化核算的方法,月末盘点核查数量是否账实相符,是否发生质量损坏等。

2.账务建立要考虑政策因素的影响

国家为了鼓励外商投资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各个地方为了吸引外资在国家政策的基础上制订了更为有利的优惠措施。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对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货物直接出口的可以申请减免增值税和消费税,来料加工业务对进口物资实施保税政策,产品加工完毕出口后由海关予以核销等,对个人所得税提高外商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在企业所得税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外资企业类型,对企业所得税进行一定期限的免征和减征,对于高新技术型的外资企业也有相应的减免政策。除此之外,在外资企业设立、基础设施建设、外汇管理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相关的优惠政策等。优惠政策本身就是一些例外,优惠政策的存在使得企业在进行账务设置时需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要充分体现出各种优惠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使财务人员和管理层对各种优惠政策有清晰的认识,了解其适用的业务范围,起止时间以及使用的条件等,在建立相关会计账务时要制定相应的备查簿并保存好相关文件,以及时应对税务部门的审查。

参考文献

[1]企业会计准则讲解[M].人民出版社,2007.1

外商投资法实施细则篇3

要由有关业务处室提出来，财务部门根据两部的办法，有关政策要求，业务处室意见，提出细则的初稿，反复征求业务处室意见，商务、财政部门进一步完善、印发执行。

二、实施细则的制定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外经贸促进政策是国家为了促进出口产品结构调整，鼓励企业“走出去”，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设立的，我们一定要管好用好这项促进政策，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因此，在实施细则的制定上要充分考虑对外经贸的促进作用，是否适应我国和本省经济发展的需要，考虑如何利用政策来促进支柱产业、优势产业做大做强，考虑如何支持中小企业甚至小微企业走出国门，迅速成长起来。要充分考虑政策的实用性和操作性，比如，之前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中支持境外路牌广告、宣传视频和单纯的出国考察等，企业申请时提供了路牌广告的照片、宣传视频光盘和出国考察的护照等，评审时很难判断这些广告发生的时间，视频在何处使用，出国考察人员的身份和出国的真实目的等，以及对外投资专项资金项目中的层级投资问题，国内企业投资境外设立企业，境外设立的企业再在境外投资，所发生的费用是境外票据，无法从网上查验，就很难确认它的真实性，对这类项目可以考虑取消支持。还要考虑专项资金的实际使用效果，对扶持金额较小，难以发挥作用的出国考察、电子商务等项目建议取消支持。

三、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管好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要有一套科学的使用与管理程序。首先商务与财政部门要做好协作配合，加强互相间的沟通联系，达成共识。商务部门要做好项目库的建设，项目库的建设要由财务部门牵头，业务处室提供项目资源，再由财务部门进行归集。要先建设项目再寻找符合支持条件的资金，要让项目等资金，不要让资金等项目。做好项目的申报工作，商务部门的相关业务处室负责组织项目的申报和初审工作，要求各市或直管县市商务和财政部门在组织项目申报时务必查看企业的原件或到项目实施现场查看，以确保项目的真实性，业务处室将初审后符合基本条件的企业申报材料和初审结果提交财务部门，由财务部门负责组织评审，这样负责项目评审的财务部门不能与申报企业接触，防止在项目的评审上有舞弊行为。在项目的评审上，要引进第三方（中介机构或外部专家）参与评审，第三方的参与可以让评审更加公平公正。商务和财政部门要建立专家库（可以以中介机构为单位），对项目评审专家要随机抽取，项目评审要由商务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组织，成立项目评审小组，对经过专家评审支持金额较大的项目，要进一步核实，可以带相关专家到企业现场查看项目建设情况和有关合同、发票和付款凭证等，对较大型建设项目可聘请中介机构进行专项审计，第三方对评审项目要出具评审意见或专项审计意见，评审小组根据第三方的评审意见，提出建议支持项目和支持金额，出具项目评审报告，提交厅长办公会议集体研究确定。对经厅长办公会议集体研究确定支持项目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以遵循项目管理上的公开原则，体现了过程透明、结果透明。在项目管理上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在公示过程中或事后发现有企业提供虚假申报材料骗取项目资金的，一旦发现要全额追回已拨付的支持资金，并终身不再受理该企业的申报资金支持项目材料。对经公示无异议的项目，由财政部门按预算级次拨付资金。

四、执行新《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政策衔接

财政部、商务部在下发《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企〔2014〕36号）时，为确保新老政策的平稳衔接，对本办法施行前已按原办法向财政部、商务部上报资金申请且尚未完成相关审核及资金拨付的，可按原办法在2014年6月30日前完成相关工作；对本办法施行前国家已按原办法下达的资金，但尚未拨付至具体项目承担单位的，可按原办法规定在2014年12月31日前完成相关工作。即由商务部、财政部负责审核确定的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在2014年6月底完成，对下拨到各省，由各省根据原办法要求在2014年12月31日前执行完毕。最迟在2015年1月起全国都要执行新的支持外经贸发展资金支持政策，按照新的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各省制定的新的实施细则来组织外经贸支持项目的申报、评审和资金拨付工作。

五、对新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的思考与建议

（一）加强对政策支持项目的跟踪问效，以往多半是重支持轻管理，一种大类资金一年不过作一次支持情况总结，绝大部分总结，停留在支持了多少个项目、项目种类、多少金额的总结上，对政策资金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则很少描述，管理部门也很少有人问津。建议管理部门加强对支持项目的跟踪问效，对支持金额较大的项目要求企业提交项目建设情况和资金效果报告，管理部门要抽出一定时间到企业去了解情况，必要时可由审计部门或聘请中介机构进行专项检查。

（二）新的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虽然表面上整合到了一起，可执行过程中在商务部门内部，不同的业务分属不同的业务处来管理，比如：开拓国际市场、出口产品结构调整、进口贴息等在外贸处管理，对外投资合作类项目在外经口管理等，在组织项目的申报上，不同业务类型的项目仍要分别组织申报。这就需要财务部门加强与业务处室的合作，及时沟通信息，做好项目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在实

施细则的制定上尽量全面，注重管理规范，具体在下发申报通知时，可连同该类支持项目的申报指南一并下发。申报指南可根据资金使用情况和效果，每年进行调整，政策执行起来也较为灵活。（三）对于作为资本投入方式支持企业的，企业要作为实收资本来管理，在执行时主要支持一些公共服务类企业或事业单位，这就要做好支持企业或事业单位的清产核资和企业评估工作，确定新支持资金所占的份额。对全资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可不做清产核资和企业评估工作，直接进入实收资本。以上为笔者的个人理解，建议商务部对如何理解作为资本投入方式支持项目方面能给予指导。

（四）把原外经贸发展方面的专项资金整合到一起，有利于财务部门对资金的管理，实现资金管理上的“四统一”；有利于各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来调配资金使用方向，在资金使用上更加灵活；有利于各省支持本地的企业开展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和支持优势领域的发展等。

外商投资法实施细则篇4

（总投资额在5000万美元以下国家鼓励类、允许类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总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下国家限制类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特殊行业除外）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八条：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五条：申请设立合作企业，应当将中外合作者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等文件报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政府审查批准。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六条：设立合作企业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六条：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关审查批准。审查批准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九十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七条：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审查批准后，发给批准证书。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属于下列情形的，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发给批准证书：（一）投资总额在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审批权限以内的；（二）不需要国家调拨原材料，不影响能源、交通运输、外贸出口配额等全国综合平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人民政府在国务院授权范围内批准设立外资企业，应当在批准后15天内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备案（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人民政府，以下统称审批机关）。

6．《中华人民共和国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三条：合营各方签订的合营协议、合同、章程，应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审查批准机关应在三个月内决定批准或不批准。合营企业经批准后，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主管部门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开始营业。

7．《中华人民共和国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六条：在中国境内设立合营企业，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审查批准。批准后，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给批准证书。

凡具备下列条件的，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

（一）投资总额在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审批权限以内，中国合营者的资金来源已经落实的；

（二）不需要国家增拨原材料，不影响燃料、动力、交通运输、外贸出口配额等方面的全国平衡的。

依照前款批准设立的合营企业，应当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备案。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以下统称审批机构。

8．《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第七条：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审批机关为批准设立该企业的审批机关，如果中外合资、合作中方投资者的股权变更而使企业变成外资企业，且该企业从事《外资细则》所规定的限制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则该企业中方投资者的股权变更必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

二、权限外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核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八条：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五条：申请设立合作企业，应当将中外合作者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等文件报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政府审查批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六条：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关审查批准。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六条：在中国境内设立合营企业，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审查批准。批准后，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给批准证书。

5．《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六条：设立合作企业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七条：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审查批准后，发给批准证书。

7．《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规定》第七条：公司合并或分立，须经公司原审批机关批准并到登记机关办理有关公司设立，变更或注销登记。拟合并公司的原审批机关或登记机关有两个以上的，由合并后公司住所地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权的登记机关作为审批和登记机关。拟合并公司的投资总额之和超过公司原审批机关或合并后公司住所地审批机关审批权限的，由具有相应权限的审批机关审批。拟合并的公司至少有一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审批。

第八条：因公司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原公司或新设异地公司，须征求拟解散或拟设立公司的所在地审批机关的意见。

8．《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第六条：本规定中的审批机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或省级对外贸易经济主管部门，登记管理机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其授权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

9．《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第三条：……企业不能自行组织清算委员会进行清算或者依照普通清算的规定进行清算出现严重障碍的，企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等权力机构、投资者或者债权人可以向企业审批机关申请进行特别清算。企业审批机关批准进行特别清算的，依照本办法关于特别清算的规定办理。

三、加工贸易审批

法律依据：

《加工贸易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经营企业开展加工贸易，必须先报外经贸主管部门审批。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负责管理全国的加工贸易业务审批工作。

第五条：各省级外经贸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审批本地区的加工贸易业务，并可根据实际需要，授予部分地（市）和县（市）级外经贸主管部门加工贸易审批权，但需事先报外经贸部备案。

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共3项）

一、国内企业在境外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审查初审

法律依据：

1．《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第四条：商务部核准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类企业除外）。商务部委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核准中央企业之外的其他企业在附件所列国家投资开办企业。

2．《关于内地企业赴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第五条：商务部是核准内地企业赴港澳地区投资开办企业（金融类除外）的实施机关。省级人民政府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商务部委托，对本地区企业赴港澳地区投资开办企业进行初步审查或核准。

3．**市外经贸局关于转发商务部《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的通知：国内企业申请在境外开办企业按辖属将材料上报至各区市外经贸局，各区市处经贸局确认企业报报材料完整无误后，加盖单位公章并登记，报市外经贸局。

二、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审查初审

法律依据：

1．《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三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易制毒化学品有关管理工作。

2．《商务部关于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补充通知》：自2006年3月1日起，增加委托计划单列市负责本地区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管制相关工作。

3．**市外经贸局《关于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行政许可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区、市外经贸局应对本地区企业有关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易制毒化学品的进出口许可申请实施预审，审查完毕后在企业的申请报告上签署审查意见并加盖公章，与企业其它申请材料一并送**市外经贸局。同时要加强业务档案管理，以备日后查询，分清责任。

三、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审查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九条：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向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记；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规定不需要备案登记的除外。

外商投资法实施细则篇5

「关键词外商投资法、投资环境、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

一、外商投资立法的发展

当今的世界，开放程度与日俱增。只有创造良好的经济和法律环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才有成功的保障。特别是与外商打交道，当然要讲信用，但是，直接的接触点必定是法律与合同。中国近二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利用外资，法律先行。而这种经济法律，必须沿着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请看下列经济立法清单：

第一类，以三种外商投资企业为目标的外商投资立法。

1979年7月1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第一次修正，2001年3月15日全国人大第二次修正；

1988年4月13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2000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

1986年4月12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外资企业法》，2000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

1986年10月11日国务院的《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1983年9月29日国务院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1995年8月7日国务院批准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

1990年10月28日国务院批准的《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2001年4月12日国务院作出关于修改该《实施细则》的决定。

第二类，以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为对象的投资立法。

1994年3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在此之前，国务院于1988年7月3日《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

1999年12月5日国务院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

1990年8月19日国务院的《关于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投资的规定》。

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企业（公司）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以及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在中国大陆投资举办合资企业、合作企业或者独资企业，参照前述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规定办理。

以上所谈的只是国内立法。全面考察，中国对外商投资的法律保护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国内法上提供的保护；二是中国签订或参加的双边、多边条约所提供的国际法上的保护。（注：参见姚梅镇主编：《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中国不仅先后参加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条约》、《多边投资保证机构公约》、《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投资争端公约》；而且，先后与80多个国家签订了关于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与50多个国家签订了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和偷漏税协定。

由此可见，中国利用外资的立法是分门别类、逐步深化的。它向世人宣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是守信用、讲法度的国家。我们有信心、有勇气、有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赢得应有的地位。

还是让实践来检验吧：当中国公布第一部对外开放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之时，国内尚未存在这样一种合资企业，但在八个月之后，编号为001号的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二十年过去了，如今，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已达几十万家，它们在推进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积极推行“外向带动”战略，其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成就名列前茅，因此体会尤为深刻。

无论是法的制定还是修订，我们始终坚持正确的指导方向：适应中国的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一系列国际经济规则接轨。

无论是法的制定还是修订，我们始终把握平等互利的原则：实行公平、合理的制度和措施；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经济安全；对外商切实保护投资、保障有利可图、允许资金汇出。

二、从普遍欢迎到从优鼓励

（一）关于投资导向

对外开放伊始，中国对外商投资采取普遍欢迎的态度（但也并非不加选择地一概接受）。自1986年以来，以《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为标志，根据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出口能力等价值取向，又将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等三种企业划分为两个档次：一类是一般企业，另一类是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对一般企业，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给予普遍优惠待遇；对先进企业，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给予特别优惠待遇。实践表明，拉开档次、显示区别、鼓励重点、照顾一般的政策和措施，有利于引导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方向及投资结构，使之进一步适应和推进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从总体上考虑，中国现时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四类：鼓励的，允许的，限制的和禁止的。随着国内、国际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变化，上述安排也会相应作出调整。例如，1995年国家《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7年又根据实际情况对这一《指导目录》作了修改。

对《外资企业法》的修正，继续坚持了有所选择、从优鼓励的指导方针。修改后的《外资企业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或者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修改后的《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能够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国家鼓励外资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从事新产品开发，实现产品升级换代，节约能源和原材料，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的外资企业。”这一修改显示：中国加入WTO之后，“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将要调整。为了促进国际跨国公司转让先进技术，可以考虑，一方面要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另一方面要把引进与发展、创新结合起来。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原第四条规定，下列行业禁止设立外资企业：（1）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2）国内商业、对外贸易、保险；（3）邮电通信；（4）中国政府规定禁止设立外资企业的其他行业。原第五条规定，下列行业，限制设立外资企业：（1）公用事业；（2）交通运输；（3）房地产；（4）信托投资；（5）租赁。如申请在限制规定的行业中设立外资企业，除中国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须经对外经济贸易部批准。现将这两条合并，修改为：“禁止或者限制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按照国家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执行。”显然，对外商独资现已逐步放开了一些范围，而且也不再在法律、法规中规定过死。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为此，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是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为了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首先要进一步确定投资方向。今后一个时期，要“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和出口型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注：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01年3月15日）。）属于这类范围的，市场准入程度应该高一些。我们一定要依据现代商业标准选择外资，改变狭窄的小农意识，避免盲目引进，杜绝只图数量、不顾质量，防止可能发生的副作用。

（二）关于投资方式

利用外资的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别：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国际资本流动经历了以借贷资本为主到直接投资为主的发展过程。毫无疑问，中国要把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利用外资的重点。本文讨论的，亦限于直接投资的范围。

《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对此有新的发展。该细则第八条指出，台湾同胞（回大陆）投资，可以依法采用下列投资方式：（1）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者全部资本由台湾同胞投资的企业；（2）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3）开展补偿贸易、加工装配、合作生产；（4）购买企业的股票、债券；（5）购置房产；（6）取得土地使用权，开发经营；（7）购买国有小型企业或者集体企业、私营企业；（8）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形式。这是迄今为止立法上对投资方式的最为全面的界定。它不仅表达了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妥善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而且也是发出了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信号。上述规定能否扩展适用于华侨、香港、澳门同胞和外国投资者？依据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应当是可以的。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探讨新的投资方式。例如，设立中外合资对外贸易公司、中外合资旅行社、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还可以将思路再放开一些。例如，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境外发行股票；又如，积极探索采取收购、兼并、风险投资、产业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基金等形式，扩大利用外资规模，促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再如，鼓励和促进中外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

（三）关于地区梯度与产业倾斜

从1979年起，经过十多年对外开放，中国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在吸收外商投资方面，既有全国性的统一规定，又有地区间的政策梯度。作为开放初期，采取分层次的地区倾斜优惠政策是可行的，也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性。

随着实践的发展，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主要是：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由差价等引发的倒买倒卖、走私、骗汇、骗税；地区发展差距扩大；急功近利，应该支持的产业利用外资却很不理想。对上述问题，国家曾采取多种措施予以处理。

就吸收、利用外资而言，我们主张，要实行地区梯度与产业倾斜并举，而且应当融地区梯度于产业倾斜之中。即，不论是在经济特区、沿海还是内地，都应以产业倾斜为主导政策。这也是尊重市场真实性的体现。

如前所述，产业倾斜仍然是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型产业；加强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金融、房地产、商业和生活服务业、中介等服务业的对外开放。

而地区梯度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继续办好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充分发挥其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的基本政策不变，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某些具体办法要有所调整。第二，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广义的“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指东、南沿海之外的中、西部地区。国务院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措施。其中包括：（1）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领域。如鼓励外商投资于西部地区的农业、水利、生态、交通、能源、市政、环保、矿产、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又如，某些尚未开放的领域，允许在西部地区先行试点开放。（2）进一步拓宽利用外资渠道。如在西部地区进行以BOT方式利用外资的试点，开展以TOT方式利用外资的试点。（3）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项目进口自用先进技术设备，可依法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注：见《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载2000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第二版。）

三、从管理较严到逐步放宽

（一）关于企业自主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应当依法享有经营自主权，包括生产经营计划权，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而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进行宏观调控以及必要的行政管理、监督，但不能管得过死，更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现在，对内资企业一般已不再要求其报送生产经营计划，对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实际上也已不再要求它们报送生产经营计划。因此，经修改，删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原第九条第一款：“合营企业生产经营计划，应报主管部门备案，并经过经济合同方式执行。”删去《外资企业法》原第十一条第一款：“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应当报其主管部门备案。”

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中国法律要求：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依照经批准的合资企业合同和章程、合作企业合同和章程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外资企业则依照批准的外资企业章程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在此经营范围内，不受干预。

（二）关于国民待遇

WTO等国际经济组织主张的非歧视贸易，实行两个标准：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前者要求对外商一视同仁，后者要求对内、外商一律平等。低国民待遇不合适，超国民待遇也不行。

为进一步改善经济和法律环境，中国于1996年作出一项极为重要的决定：“逐步统一内外资企业政策，实行国民待遇。”根据这一符合市场真实性的指导方针，国家重点清理了以往经济立法中某些不合理、不协调的规定。

首当其冲的是“当地含量要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原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合营企业所需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应尽先在中国购买，也可用合营企业自筹外汇，直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原第十九条规定：“合作企业可以在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进口本企业需要的物资，出口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合作企业在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所需的原材料、燃料等物资，可以在国内市场购买，也可以在国际市场购买。”《外资企业法》原第十五条规定：“外资企业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需要的原材料、燃料等物资，可以在中国购买，也可以在国际市场购买；在同等条件下，应当尽先在中国购买。”当时作出这样的立法，主要考虑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投资往来，事实上存在很多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提出“当地含量要求”。然而，这种要求在实践中遇到了两个情况，必须重新予以考虑。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如何采购，也是属于经营自主权的范畴，政府不能管得过严，更不能直接干预。对内资企业的物资采购权，国家已基本放开，对外商投资企业更应这样。第二，WTO通过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第二条及该协议所附《解释性清单》第一项规定，各成员不得以任何形式限制企业购买、使用当地生产的或者来自于当地的产品。中国政府在与外国政府进行的关于加入WTO的谈判中，已经作出取消“当地含量要求”的承诺。依据以上两条理由，我们对三部外商投资企业的上述条文作出了相应的修正。修改后的规定分别为：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所需的原材料、燃料等物资，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可以在国内市场或者在国际市场购买。”

在基本消除了法律因素给投资环境带来的消极影响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面临提高产品质量、扩大营销渠道的挑战。正如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正大有限公司董事长所谈：“拿正大集团来说，日商指定我们出口的熟食品必须使用泰国某品牌的添加剂和配料，所以我们一直处于‘想出口又怕违法’的两难境地中，现在允许自主采购，对我们这样的合资企业来说是痛快事。但令人心忧的是，国内有那么多添加剂和配料产品，要么是达不到国际标准；要么是虽然达标，却缺少知名度，同样缺乏国际竞争力。要加入WTO了，《中外合资企业法》的修改给这些企业又一次提了醒：中国产品的质量必须有整体提高。”（注：见200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第六版。）

其次是内销与外销的比例安排。发展中国的国民经济，一方面要扩大内需，另一方面要扩大出口。反映到外商投资立法，就形成了内销与外销的关系问题。立法的基调一度是：鼓励外销，限制内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表明，此种要求已不合适。这个问题突出表现在外商独资企业。因而，将《外资企业法》原第三条第一款关于设立外资企业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或者产品全部出口或者大部分出口”的规定，修改为“国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或者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相应的，将《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中的下列条款删去：“年出口产品的产值达到当年产值百分之五十以上，实现外汇收支平衡或者有余的”；设立企业申请报告中的“产品在中国和国外市场的销售比例”：“外资企业依照批准的销售比例在中国市场销售产品的价格，应当执行中国有关价格管理的规定”，等等。扩大开放后，既然外国企业的产品都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入，为什么对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的产品反而加以限制呢？因此，新的规定合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容易为人们所理解。

与产品销售相连的还有一个外汇平衡的问题。一般来说，外汇平衡的前提是进出口贸易平衡，企业能否做到进出口贸易平衡从而实现外汇收支平衡，那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应包办代替，即是说，按市场规则办理，而不要沿袭计划管理模式。《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原第二十条规定：“合作企业应当自行解决外汇收支平衡。合作企业不能自行解决外汇收支平衡的，可以依照国家规定申请有关机关予以协助。”《外资企业法》原第十八条规定：“外资企业应当自行解决外汇收支平衡。外资企业的产品经有关主管机关批准在中国市场销售，因而造成企业外汇收支不平衡的，由批准其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机关负责解决。”现在，以上条款均已删去。这就与国际相关规则接上轨了。

还有一点是保险的问题。中国的保险市场已逐步开放。《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原第八条第四款规定：“合营企业的各项保险应向中国的保险公司投保。”现将“中国的”三个字修改为“中国境内的”。这样，既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的有关规定相一致，也与《保险法》的有关规定衔接起来了。

（三）关于劳动关系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协调劳动关系，中国制定了《劳动法》。境内投资企业中存在的劳资关系不正常的状况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因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十三条规定：“合作企业职工的录用、辞退、报酬、福利、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事项，应当依法通过订立合同加以规定。”《外资企业法》第十二条规定：“外资企业雇佣中国职工应当依法签订合同，并在合同中订明雇佣、解雇、报酬、福利、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事项。”

相比之下，《中外合资企业法》的规定就较为简单。该法原第六条第四款规定：“合营企业职工的雇佣、解雇，依法由各营各方协议、合同规定。”这就需要补充。因此，将该款修改为：“合营企业职工的录用、辞退、报酬、福利、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事项，应当依法通过订立合同加以规定。”

此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对企业工会作出了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也相应增加一条规定：“合营企业的职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合营企业应当为本企业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结合目前的实际状况，这一规定很有针对性。

放宽管理并非意味着放弃管理。政府及其下属有关部门依法对外商投资企业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该处理的就得处理，即是一例。

四、司法、仲裁实践对外商投资法的适用和促进

（一）解决投资纠纷的两种法律方式的并行

中国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仲裁法》规定了解决经济纠纷的两条平行的线路-仲裁与诉讼。这种模式亦适用于处理外商投资纠纷。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原第十四条仅规定了合作各方发生纠纷时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除此之外，现经修改增设规定：“各营各方没有在（合资企业）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的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样，也就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规定保持了协调。至今还有人发生误解，以为先仲裁、后诉讼。其实二者只能择一。

还须补充一点，向法院起诉可以是民事性质的经济诉讼，也可以是行政性质的经济诉讼。前者处理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后者处理不平等主体（政府、政府部门与外商、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

（二）若干具体纠纷案件审理的新探索

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司法、仲裁实践中，一方面要正确适用现行法律（这是基本的方面）；另一方面又要妥善处理法无明文规定的事项。试举几例：

第一，对投资不到位的问题的处理。此类情况并非个别。《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各营各方按注册资本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由于实行资本认缴制，可以分期出资。如果到分配之时仍未投资到位，可否仍按认缴的注册资本比例进行分配呢？这样做显然不合理，因为它使违约者占了便宜，可称为“不当得利”。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法律原则，对此，可按实际缴付的出资额比例来分配收益。这样的判决或裁决，应视为公平、合理。

第二，对合资企业的一方控制管理权，另一方可否起诉与合资企业发生经济纠纷的第三方的问题的处理。第三方与合资企业发生经济纠纷，从法理上说，合资企业的双方都不是该法律关系的当事人。然而，由于控制合资企业的管理权的某一方与第三方存在直接利害关系，而不愿意甚至拒绝召开董事会以合资企业名义起诉，致使合资企业利益受到损害而无法得到法律保护。合资企业的另一方可否以合资企业的名义行使起诉权？（或者在合资企业与第三方的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可否以合资企业的名义提起仲裁？）既然合资企业处于这种境地，那么，根据“揭开公司法人的面纱”的法律原理，合资企业的另一方可以代为行使该合资企业的合法权利。作出这样的判决或裁决，也应视为公平、合理。

外商投资法实施细则篇6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效力/过失责任内容提要: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效力与行政审批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司法处理的难题。笔者以分析案例的形式，探讨了企业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预设性规定与外商投资企业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并从民法角度探讨合同成立、无效、不生效的区别，合同拘束力与合同法律效力的界限，厘定司法实践中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效力过失责任理论以解决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一、问题的提出甲、乙、丙、丁、戊五个股东欲投资设立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甲、乙系中国人，丙、丁、戊系外国人。各方通过合同、章程对合资事项进行了约定。章程中明确，甲、乙各占股份30%，丙占20%，丁、戊各占10%；任何一方如将股份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必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该合同、章程经审批机关审批同意，企业于是得以成立。甲在企业成立两年后与另一人己（中国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其在合营企业中的全部股权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己。该合同获得了乙、丁、戊同意。其后，己交付了转让款。但甲因股价上涨，拒绝办理报批手续，己在与甲协商未果情形下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甲履行合同。甲提出，因股权转让合同未经行政机关审批，应属无效。己则提出，合同虽未经审批，但外商投资企业章程对股权转让早有规定，且该章程也经过审批，故甲转让股权无须再办理审批变更手续。本案系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一个缩影，里面涉及诸多疑难问题需要分析和探讨。二、企业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预设性规定与按行政审批的碰撞与冲突企业章程是股东行为的指针。因此，章程的规定对全体股东具有效力。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3条之规定，合营各方签订的合营协议、合同、章程，应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审查批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13条、第14条规定，合营企业章程应当包括股权转让的规定，合营企业章程经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显然，外商投资企业章程应当包括股权转让的内容，且必须经行政机构审批后才能生效。然而，《实施细则》第20条规定，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的，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并报审批机构批准，向登记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到本案，对甲按照企业章程规定转让股权于己是否还需要办理审批手续存在两种观点：观点一认为，既然章程在企业成立前已通过审批，表明审批机关已同意股东可按照企业章程规定转让股权，而甲的行为完全符合章程规定，故无需再办理审批手续；观点二认为，既然《实施细则》第20条对此有着明确规定，该章程即使经过了审批，甲与己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还是必须经过审批。笔者认为，外商投资企业章程所涉及的股权转让有三种情形：（1）章程的规定与《实施细则》规定完全一致，即要求股东转让股权时得到其余所有股东的同意；（2）章程的规定与《实施细则》不一致，如本案中章程规定，任何一方如将股份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即可；（3）章程对股权的转让根本未涉及。因此，笔者在探讨上述两种观点时，结合章程规定的具体情形予以分析。（一）对《实施细则》冲突条款的梳理与把握《公司法》第218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显然，外商投资企业与一般的企业相比，有其特殊性存在。其既可享受税收上的种种优惠，即学界通称的“超国民待遇”；又有着投资范围的限制，即国家出于安全或控制经济命脉的考量，禁止企业涉足某些领域。在外商投资企业成立后，随着股东股权的转让，企业的性质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些本可享受的待遇可能会随之丧失，一些被禁止投资的领域可能又面临开放。由于股权的转让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行政机关对此进行审批和把关就成为必要，而这只能在具体的转让行为发生时才能实现，抽象的企业章程规定不足以体现上述目的，况且当事人是否按章程行事本身就是一个需审查认定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二更符合立法的意图。（二）章程对股权转让的个性化规定与《实施细则》第20条不一致时的处理原则事实上，企业章程对股权转让的规定并非皆和《实施细则》第20条完全一致，从《实施细则》第13条规定分析，企业章程可对股权转让作出不同的规定。股权转让行政审批的出发点在于保证外商投资企业的性质、外商投资比例的限制以及外商投资产业不随之发生变动。因此，只要股权的转让不与上述事项相悖，应当允许章程对此作出个性化的规定。否则，不但导致同一法律规范内部之间的不统一，也易造成实践适用的混乱。本案中甲将股份转让给己，已经获得乙、丁、戊同意，虽丙未同意，但甲的行为已符合章程规定的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且甲的转让行为对上述事项也不产生影响，故行政审批机构不能以甲的行为未获得其他所有股东的同意为由，否定其效力。进一步分析，《实施细则》第20条的规定本身就存在问题。其在第1款中规定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股权，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在第2款中又规定，合营一方转让其股权时，合营他方有优先购买权。既然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合同需其余所有股东同意，表明其余所有股东皆赞成其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岂非毫无意义？三、未经审批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和解析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签约一方往往因种种原因，拒绝办理审批手续，另一方在协商未果情形下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履行审批手续，法院在作出判决前必须先行认定该合同的效力，而法院对此的观点并不统一。例如在台湾友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省常州市河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案件中，法院内部就存在三种观点：观点一认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当报经行政机关审查批准。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应当认定未生效，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友邦公司无权要求河海公司履行协助义务，其诉请不应予以支持。观点二认为，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因其未经审查机关批准，违反了国家有关股权转让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观点三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未生效，且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因此，友邦公司要求河海公司协助办理股权转让的审批和变更手续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笔者认为，在回答上述三种观点孰是孰非之前，必须先行厘清以下两个法理问题。（一）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分离罗马法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同时成立原则（prinzipdersimultanitotoderSimultanErreichung）。”即认为法律行为之成立必须与其效力同时为之，故权利发生原因之事实，非要件全部具备，不发生法律之效果。基于该原则，合同不区分成立与生效，合同只要成立，就被认定为有效，具有法律效力。此即为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统一论”与罗马法强调法律行为的方式，忽视当事人的意思密切相关。而自文艺复兴后，个人主义思潮在欧洲勃兴，意思主义在私法中占据主要地位，方式逐渐退居次位，因而区分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于是得以分离，合同的成立是指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体现了意思自治，属于事实判断问题，回答合同是否已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合同的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因符合法定的生效要件，从而产生法律效力。它意味着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欲实现的预期目标获得了国家的承认和保护，是国家干预的体现。一般而言，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合同即成立。而成立的合同可能立刻生效，也可能暂未生效。我国《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4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第46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可见，与附条件及附期限的合同一样，需经审批、登记的合同在成立后并未生效。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第9条对此也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既然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予以分离，在未经审批前，该合同就应被认定为未生效。然而，根据《实施细则》第20条之规定，合资企业股东股权转让，如未经审批机构批准，转让无效。《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第3条也规定，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应遵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并按照本规定经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机关变更登记，未经审批机关批准的股权变更无效。这里的冲突如何解释，司法又如何适用？笔者认为，首先，《合同法》第44条并未将应审批而未办理审批手续的合同认定为无效，而仅是认定不生效。相对于《实施细则》而言，《合同法》属于法律范畴，而《实施细则》归属于行政法规。显然，从法的位阶分析，位阶低的行政法规如与位阶高的法律发生冲突，应当以法律为准。其次，《中外合资企业法》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问题并未涉及，而《实施细则》作为解释性的规定，仅限于对《中外合资企业法》抽象规定予以细化、说明，并无权力作扩张性规定。因此，《实施细则》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无效的规定不具有可适用性。再次，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款之规定，合同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仅系部门规章，其无权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二）合同拘束力与合同法律效力之辨如前所述，既然未经审批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应被认定为未生效，那么法院应如何回应当事人的请求呢？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法院可判决负有报批义务的当事人向审批机关申请办理报批手续。其理由在于股权转让合同虽未生效但依法成立，双方当事人应受合同成立效力的约束，必须“为合同的履行积极准备条件”。如果一方当事人拒不办理批准、登记手续，则不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时违背诚信原则，损害了交易安全，浪费了交易成本。对于守约方而言，若无任何救济手段，则不能摆脱合同的束缚，不利于保护其合法权益，维护公平原则。然而，假如法院判决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相当于又认可合同已生效，因为只有合同生效，当事人才能按照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事实上，合同仅为成立并未生效，此处的悖论如何解释？笔者也赞同成立未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但该拘束力不等于合同生效后按合同履行的效力。因此，法院作如上判决显然混淆了合同拘束力与合同法律效力的区别。所谓合同拘束力，是指合同成立后，当事人即受合同拘束，非依当事人协商同意或法律许可的原因，不得变更或解除。而合同效力是有效合同所具有的法律效力。王泽鉴先生曾经对两者进行了精辟的界定：契约经意思合致而成立时，当事人因而受契约之拘束，此为契约之拘束力。即除当事人同意或有解除原因外，不容一造任意反悔请求解约，无故撤销。易言之即当事人一方不能片面废止契约。与上述契约拘束力应严于区别的是契约之效力，即基于契约所生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缔结之契约一经合法成立，其在私法上之权利义务，即应受契约之拘束，不能由一造任意撤销。’其所谓‘其在私法上之权利义务，即应受契约之拘束’，系指‘契约之效力’；其所谓‘不能由一造任意撤销’则指‘契约之拘束力’而言。契约效力的发生，以契约有效成立为前提。契约通常于其成立时，即具拘束力。”“契约附停止条件时，其契约亦因成立而具有拘束力，但契约的效力，则自条件成就时，始行发生。”显然，合同成立但未生效前的拘束力仅体现为当事人不能任意撤销或解除合同，尚不足以要求当事人按照合同履行。未经审批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即为此种情形，法院如判令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显然有欠妥当。那么法院是否可以判决替代履行呢？即判令主张办理报批手续的一方当事人依据判决书自行向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申请办理报批手续，并由怠于履行报批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笔者认为，法院判决替代履行的理论问题与判决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如出一辙，缺乏法理支撑，而且在实践中也不一定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就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而言，按照相关行政规章的规定，当事人要求行政机关履行审批职责，必须提交一系列的手续，如合资企业合同、章程、企业原股东的签字等。当事人在未取得上述材料前，仅凭法院一纸判决即要求行政机关进行股权的变更登记，可行性存在疑问。假如行政机关不按照判决办理变更手续，法院判决的公信力就会受到影响。因此，这种既违背法理，又易在实践中碰壁的替代履行判决也并非明智选择。四、未经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法律责任规则——效力过失责任原则的确立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拒不履行报批义务不构成违约，不等于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为其违背了先合同义务。所谓先合同义务，是指契约生效前，契约双方当事人所负的附随义务。[11]本来互不相干的双方当事人为了缔结合同开始接触和磋商，他们便从一般的社会关系进入到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信赖关系中，各方均以付出自己的信用为代价来换取对方的信用。[12]一旦进入缔约阶段，当事人仅仅停留在不作为状态还不够，而应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即应负互相帮助、互相照顾、互相告知、保守秘密等义务，这便是先合同义务。先合同义务自要约生效时起，至合同生效时止，在此阶段，当事人若违反先合同义务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13]显然，在合同生效前当事人应承担的皆为先合同义务。然而，基于上述论述，合同生效前阶段还分为合同成立前阶段与合同成立后生效前阶段，当事人在该两个不同阶段违反先合同义务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否同一？有学者提出，既然合同生效前当事人承担的皆为先合同义务，当事人违背先合同义务时也应统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14]笔者认为此观点欠妥。所谓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产生的义务，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5]显然，缔约过失责任适用于在合同磋商阶段，一方当事人因过错导致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时，对另一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赔偿。然而，合同成立后，磋商阶段即告结束。就信赖关系而言，双方已是特定或定型了的合同双方，负有更高的诚实信用义务。合同成立后，往往当事人为履行合同作充分准备，一方违背这一义务，有可能给对方造成较之合同未成立时更大的损失。[16]因此，合同成立后未生效前过错当事人承担的不应是缔约过失责任，而系比缔约过失责任较重的法律责任，有学者将其命名为“效力过失责任”。[17]显然，效力过失责任的当事人承担的赔偿范围应广于缔约过失责任的当事人承担的信赖利益赔偿。[18]所谓信赖利益，是指当事人相信法律行为有效成立，而因某种事实之发生，该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不成立或无效而生之损害，又称为消极利益之损害。于此情形，被害人的请求赔偿者，系赔偿义务人在经济上应使其恢复到未信赖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成立或生效时之状态。[19]因此，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与现有状态之间的差距，就是信赖利益损失的范围，具体包括订约费用、准备履行所需费用（积极损害）或丧失订约机会的损害（消极损害）等。合同成立后生效前，过错方之所以不去办理批准、登记手续，往往是因为合同成立后标的市场价格发生较大变动。如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出让方往往因股价上涨，或者股权具有较大的收益，为获取这些利益，因而违背诚信原则拒绝办理相关手续。同时，受让方在该阶段也会产生一定的损失。显然，效力过失责任规范的对象应是防止过错方取得上述利益以及恢复受让方丧失的利益，而并非使受让方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因此，负有报批义务的当事人不履行报批义务或迟延履行报批义务，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应当包括股权转让合同订立时与提起诉讼期间的股权转让款的差价、股权收益以及对方当事人的其他合理损失。[20]注释:2002年1月，台湾友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友邦公司）与江苏省常州市河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河海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合营公司。2003年3月7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河海公司将其在合营公司中的全部股权以4.5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友邦公司。其后，友邦公司交付了转让款，但河海公司却未协助友邦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合同的批准、登记等手续。友邦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河海公司履行协助义务。河海公司辩称，未经审批的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其无需履行协助义务，故请求法院驳回友邦公司的诉讼请求。参见何继祥、姜旭阳：《未经强制性审批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7939，中国民商法律网，2010年5月11日。同注。沙迪：《合同成立、生效及效力若干问题研究》（上），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8449，中国民商法律网，2010年5月11日。王伯琦：《法律行为之无效与不成立》，载郑玉波主编：《民法总则论文选辑》（下册），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727～729页。同注。何继祥、姜旭阳：《未经强制性审批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7939，中国民商法律网，2010年5月11日。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同注。同注，第194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第4条第二种意见：负有报批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于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内不履行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当事人的请求，判令主张办理报批手续的一方当事人依据判决书自行向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申请办理报批手续，并由怠于履行报批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11]陈丽苹、黄川：《论先契约义务》，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12]李莲叶：《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责任》，载《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1卷第5期。[13]同注[12]。[14]沙迪：《合同成立、生效及效力若干问题研究》（下），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8450，中国民商法律网，2010年5月11日。[15]王利民：《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76页。[16]姜淑明：《先合同义务及违反先合同义务之责任形态研究》，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17]同注[16]。[18]有学者虽提出效力过失责任理论，但其认为效力过失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皆系对信赖利益的赔偿，且对两者并未进行区分。具体参见姜淑明：《先合同义务及违反先合同义务之责任形态研究》，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但笔者认为，合同成立后生效前当事人确实存在信赖关系，故以信赖利益来命名当事人的赔偿范围也未尝不可，但应当对这两种信赖利益的赔偿范围进行必要的区分。[19]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五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182页。[20]事实上，效力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已非常接近，受让方虽无权要求转让方履行合同以取得股份，但法律也决不能仅让转让方赔偿受让方信赖利益的损失，否则，法律也将失去对不诚信当事人的制裁作用。转让方如以较小的代价取得更多的利益，其也将丧失积极办理报批义务的动力。因此，设置效力过失责任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违约责任进行衔接，让转让方不仅无法取得不当利益，而且还要赔偿受让方的相关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