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综述篇1

>>论近十年来我国档案利用服务的时代创新数十年来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综述近十年来我国高校德育评价研究综述十年来我国妇女／性别理论研究的发展近十年来我国关于“学案教学”的研究综述近十年来音乐治疗在我国的研究进展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历史发展状况及其特征分析我国近三年来高校团体心理辅导的现状近十年来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状况分析近十年来我国幼儿园户外环境设计研究述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发展建设回顾我国辅导员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建设的文本解析*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发展历程我国近十年来女性期刊研究综述我国近十年来学校安全教育研究综述近十年来我国警务改革模式研究近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研究发展实证分析十年来我国出口企业变化及发展趋势分析入世十年来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3]沈押.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5[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407.

[4]沈壮海.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4[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325.

[5]刘松柏.“顶层设计”的魅力和价值[N].经济日报，2011-06-22（13）.

[6]王传中，朱伟.辅导员工作指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6）：10.

历史学研究综述篇2

2009年辽金西夏史研究综述康鹏(12)

会议

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第5次国际学术会议“古代中国国家资源的运用及其原理”纪要(21)

海外汉学

2008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小尾孝夫[日]杨振红（编译）(23)

书评与书讯

《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评介林金树(28)

《多维视野的大明帝国》读后余同元(30)

马保春《晋国地名考》出版蔡万进(32)

秦汉爵制问题研究综述杨眉(2)

绿营兵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秦树才陈平(7)

会议

“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刘义峰徐昭峰(14)

“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第二次会议暨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温翠芳(17)

《汉书》在东亚的传播与研究杨倩如(20)

书评与书讯

读李凭《北朝研究存稿》孟巧颖(27)

《漆侠全集》评介王晓薇(28)

《宋代提点刑狱司制度研究》读后宋燕鹏(3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家族史研究述略白宝福(2)

明代宦官研究：成果、困境与思考胡丹(8)

会议

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14)

“元上都与元代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苗冬(17)

学术活动

沧州纪晓岚研究会及学术活动冯佐哲(19)

海外汉学

2008年日本的隋唐史研究平田阳一郎[日]黄正建（编译）(21)

书评与书讯

《孔子家语通解》读后魏衍华(27)

《北齐地理志》评介张晋光(29)

《明代卫所军户研究》评介李成燕(31)

《大戴礼记》“曾子十篇”研究综述刘光胜(2)

20世纪以来金代契丹人和奚人研究综述夏宇旭(9)

古代岭南区域史研究30年回顾述要曾国富(15)

近三十年来文昌文化研究综述宁俊伟(24)

近十年以来黑水城汉文文书研究综述翟丽萍(2)

元明之际士大夫研究综述展龙(9)

《商周金文编：宝鸡出土青铜器铭文集成》出版书灰(17)

来稿须知(F0002)

会议

新史料、新观点、新视角——天圣令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牛来颖(18)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曹江红(20)

海外汉学

2008年日本的殷、周、春秋史研究丹羽崇史[日]杨振红（编译）(22)

书评与书讯

新出《春秋会要》读后沈长云(28)

《宋代食盐产地研究》评介曾凡英(30)

张新斌著《济水与河济文明》简评徐日辉(31)

20世纪以来五燕史研究综述高然(2)

会议

“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张卫光(10)

“黑水城文献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综述宋坤(13)

海外汉学

《汉书》在欧美的译介与研究杨倩如(15)

2008日本史学界的五代宋元史研究综述山口智哉[日]蔡春娟（编译）梁建国（编译）(25)

书评与书讯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评介高慧(31)

《赵文化与华夏文明》出版康香阁(32)

2009年清史研究综述毕卫涛(2)

专论

中国古陶瓷研究的成就与特色章宏伟(12)

会议

“第三届历史学前沿论坛”会议综述孙俊(17)

“杨向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会议综述李立民王士皓(20)

海外汉学

2008年日本的明清史研究高远拓儿[日]阿风（编译）(23)

历史学研究综述篇3

一、从口述史到教育口述史

“口述史(OralHistory，或称HistorybyWordofMouth)是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进行，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一种记录，是受访者与历史研究工作者合作的产物。”［1］5－61948年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AllanNevis)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口述史研究室，标志着口述史学进人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口述史的对象是亲历者或见证人:其内容是他们有历史意义的亲历事件、经历，以及他们的看法;口述史的方式是口头表达或自述，以叙述为主;采用的手段是与访问者面对面交流，笔录、录音、录像，最后形成文字。口述史可以弥补文献不足和印证史料真伪，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史是一种更生动、更立体地表述历史的类型或方式;为普通民众服务;是一种新的历史教育手段”。［2］145

教育口述史就是应用口述史的方法，关注教育领域的普通层面、普通教育人的回忆、亲历的历史记录。它是围绕普通教育人所建构的历史。教育口述史将视角从教育的精英人物转向普通的教育人，从上层转移到下层，实现教育史研究的革命性转变。纵观国外口述史研究，西方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是众所周知的最早的口述史书。当代国外口述史研究的整体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口述史学理论研究深化，成果多样丰富。国外口述史学既重视实践项目的开展又重视理论建设，尤其是美国的口述史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极为丰富。其次，口述史学研究应用于各个领域，范围广阔。其研究涉及到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妇女史、地方史、黑人史、军事史、艺术史、家庭史、传记等各历史学分支，广泛应用于文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新闻学、医学以及课堂教学等领域，集中体现了口述史的社会功用和价值。英国、德国、新西兰等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十分深入。第三，口述史学研究机构健全，项目繁多。第四，口述历史教学的普及程度广，效果显著。国外许多大学都根据自己的特色开设相应的口述历史教学课程。

国内有关口述史学理论的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口述史学》(张广智2003)、《口述历史分析》(齐小新2003)、《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杨祥银2003)等。这些著作主要立足建构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框架，回顾口述史的历程，总结其经验，提出口述史未来研究的基本走向，同时启动国外口述史名著的翻译出版工作，如2000年出版了著名历史学家P?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除了理论性的著作外，还有大量的专题性的著作出版。人物的口述研究仍然是近几年研究的重点。近年来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口述史学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得到了应用，《日本侵华教育史》(齐红深2004)、《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吕铁力2002)、《妇女受暴口述实录》(宋美娅2003)、《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沈志华2003)、《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定宜庄2003年版)、《中国知青史》(刘小萌2004)等等。部分史学杂志开辟了口述专栏，口述史的个人网站不断涌现，实现了口述资源共享。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主要集中在口述史的定义、内涵;功能、比较、困境和特征等。然而，教育口述史的研究却不多见，于述胜先生在《教育口述史漫议》一文中指出:“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教育口述史著述当为舒新城的《我和教育—35年教育生活史》(中华书局1946年)。作者自觉的‘生活史’视野，对教育和学术中‘人’与‘人生’的关照，以及作为教育史家的自我反思精神，都使该书成为当之无愧的口述史范本。”［3］

除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外，近年来出版的《潘懋元教育口述史》、《顾明远教育口述史》是对两位教育学家的教育生涯的系统总结。有关教育口述史的论文也不多见，教育口述史的拓展和研究之路还很长。越来越多的中国现、当代教育史研究成果，也开始把口述史材料作为重要的或辅的手段，司洪昌的博士学位论文《嵌入村庄的历史———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在这个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教育口述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为农村教育口述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

二、农村教育口述史的基本要素

农村教育口述史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人”，它在加强群体研究和精英研究的同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人民大众。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走向民众才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口述史学有通俗、生动、形象的特点，在内容方而，揭示的是普通人的历史，能引起普通群众心理上的共鸣。教育口述史，特别是农村教育口述史描写农村普通教育人的生活，反映他们的心理状态、生活状况。农村教育口述史使教育史研究走出书斋，来到普通教育人中间，更贴切、更真实地复活历史的原貌，写出形象化的历史，也便利了教育历史知识在民间的普及、传播。正如西方口述史学家所言:“各类群体的所有人的生活经验一旦能够被用作历史的原始资料，史学就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层面。”［4］

下层民众的历史构成了历史的主体部分，农村教育口述史构成了农村教育史的重要部分。因此，那种无视普通民众的史学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口述史学的出现及其后来的发展，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事实上，历史并非只是帝王的历史，文化也决不仅为主流社会的精英文化，教育也绝不仅是教育家铸就的教育。尤其在社会的转型期，那种影响着数以亿计民众的社会传统意识、文化积淀和生活习俗，将成为权力或政令控制之外的一种潜在力量。对这种“国情”、“民情”的认识程度如何，将影响着转型期中国教育变革质量和发展速度。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专门研究农村教育人行为模式、文化心理、社会态度及其信息传承等方面的农村教育口述史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并将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农村教育口述史研究的目标:探索在视角转移下，关注农村教育的发展，记录那些为农村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用瘦弱的脊梁托起了跨世纪希望的农村最普通教育工作者;记录他们为农村教育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记录他们平凡的一生中的辉煌和闪光点。这样才可能复原历史的真实，顺应史学变革的方向，为应对“教育史危机”提供新的思路，农村教育口述史的研究内容应该集中在:农村教育口述史研究的区域选择、对象确立、方法应用;农村教育口述史特点和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反思;口述史在农村教育中的应用;农村教师访谈录;农村义务教育口述实录;特别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是中国教育精神的真实写照，全景记录农村教育的风风雨雨，还原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的真实，可以综合地、立体多元地观察农村教育，实现教育史研究的突破。选择那些在农村为教育奉献了一生而今活着的教育工作者为访谈对象;他们一生与教育结缘，与讲台为伴，与学生为友，铸就了中国农村教育的“蜡烛”精神，这是鲜活的历史，是活着的农村教育史。口述史要记录他们教学与生活的细节，记录这些默默无闻的教育耕耘者人生的酸甜苦辣，反映农村教育发展的全景。

在掌握国内外口述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运用口述史的基本方法，借助现代化媒介及手段，深入到农村教育的基层，想尽办法找到那些健在的教育人。把握访谈对象的回忆、回忆的年代和场合以及叙述人与事件的关系等关键要素，达到回忆真实和历史真实的统一。把采集到的口述资料加以整理，并结合地方志、地方教育志，综合分析采访的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研究，解释中国农村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教育变革和发展，揭示农村教育发展中那些奠基人的平凡生活和奉献精神，填补教育史研究中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缺失。

访谈法是教育口述史重要的方法，另外辅之调查方法、理论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统计方法和模拟方法。具体的方法步骤为:首先是做好教育口述凭证的搜集:这是口述研究的基础，也是整个工作流程的第一步。访谈是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其次是教育口述凭证的整理:做好口述凭证的分类和比较分析，结合文字史料，确保口述史料的完整性和客观性，这是后期成果的基础，也是研究成果的内容。再则是教育口述文献的利用和估价:为研究服务，验证其客观性。在操作上要做出规划，撰写计划提纲，列出访谈计划，预设访谈问题，列出访谈对象，预计访谈结果，考虑出现的问题，集思广益，理清计划实施的基本思路，使前期准备充分、周密、切实可行。研究者奔赴取得联系的被访者所在地进行访谈调查，按照计划实施，随时反馈信息，取得预期的口述史料。在前两个阶段基础上，占有较多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三、农村教育口述史的展望

历史学研究综述篇4

【关键词】民俗史民俗学口述史学新史学

【正文】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民俗研究的历史和传统可谓由来已久。众所周知，民俗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它就像一面镜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从广义上讲，民俗是指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世代代沿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模式，它与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换言之，我们可将此四项条件视为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史研究表明，在席卷全球的新史学和“总体史学”新浪潮的影响之下，当代民俗研究得以重新振兴和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Folklore)也称得上是一门“新型”学科。早在本世纪上半叶，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L.费弗尔就撰写了《民俗学与民俗学家》一文，对民俗研究作了精辟的论述。另一位著名的法国学者M.布洛赫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拓宽研究领域，运用跨学科的新方法，在社会史、文化史、种族史和民俗史等方面有所建树。他进一步指出：“民俗在社会活动中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它的下面却掩盖和保留着重要意义。”布洛赫的后继者、历史学家比尔吉埃尔将生理习俗、行为习俗、饮食习俗、感情习俗和心态习俗等等统统视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他完全赞同布洛赫的观点，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面对下层民众，民俗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毋庸置疑，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是它们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认为，口述史学(OralHistory，亦称口述历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振兴”。由此可见，口述史学的某些传统同样是由来已久的。例如，口头传说（亦即民间传说）可以说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它既是口述史学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是民俗学永恒的研究课题。口述史学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其为数众多的学科领域当中，许多研究对象往往与民俗学的研究内容相互交叉和重合，这种双方共有的交叉性质集中体现了当今社会科学整合分化的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口述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往往会最终走到一起。

然而，口述史学与民俗学之间的界线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种界线有时会因种种原因变得模糊不清，常常使人们误入歧途。依笔者之见，除了学科性质各具特点之处，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历史研究，后者则强调文化的延续性。换言之，民俗研究既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其研究范围与口述史学的研究领域是无法比拟的。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将提及。

一

前文提到，历史与文化的交叉点是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最为明显的相异之处，那么反过来讲，叙述性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相同之点。毫无疑问，在民俗学众多的研究领域，叙述性是一种人们公认的传统因素。之所以称其为“传统”，就在于这一特点随民俗研究的产生而产生，并且在人类社会内部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民俗学家S.汤普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俗学主要是指“没有文字的人们的文化传统”（《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纵观民俗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如史诗、叙事诗、民谣、民间故事、神话、民间戏剧、传说、谚语、俗话、宗教仪式、习俗和风格等等，几乎都是通过口述的形式才得以保留或流传下来。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往往采用民间艺术的形式来保留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文化不发达的落后民族更是如此。从今天的角度看，除了极少数的文献史料之外，这是保证文化延续性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因此，占人类大多数的普通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留下自己过去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有关文字记载，而林林总总的民间艺术形式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由此可见，叙述性是民俗学研究的一大优点。

不容置疑的是，叙述性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已成为口述史学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它同时也是口述史学当中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长期以来，国际史学界流行着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只能依据文献史料，人们只能阅读历史，“而永远无法听到它们”。口述史学则向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口述史研究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治史方法，其特点是以语言形式对历史现象进行调查研究，这不仅能够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而且还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口述史学的这些优点和长处是其他历史学科所不具备的，其原因在于，口述史研究充分利用了语言的独特功能，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不断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因而能够在学科林立的国际史学界独树一帜。

二

笔者曾多次强调，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对于民俗学（尤其是民俗史）来说，其客观性能否经得起人们的检验，这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口述史学的客观性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阐释。其一，当代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现代化的手段向提供历史见证的有关人员进行口头调查。从当事人来说，由于他们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因此，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其二，就口述史学家而言，由于他们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取证工作的，因此，他们在访谈和取证时自然地保持观察者的客观立场，同时也不会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其三，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只有这样，口述史研究乃至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才能够得到保证。

由于历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民俗学（包括民俗史）的研究对象多以民间艺术的形式出现，因而其内容的可信性往往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例如，许多神话、民间故事和传奇故事的背面都可能展示出一段漫长而又复杂的人类历史，这在古希腊、印度、爱尔兰和中国等国家尤其是如此。然而，这些神话和故事都是从极其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由来已久的宗教传统、崇拜英雄的心理活动及其他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假设我们抛开艺术，只谈理论，那么，即便是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也是人们经常争论的话题。芬兰学者塞波·克努蒂拉在1996年4月发表的《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一文中这样写道：“从民俗学文化研究的观点看，心态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民俗学者并不受下列事实的困扰：在许多方面的历史研讨中，心态被看作是不清晰和非科学的。其实，在人文科学的文化研究领域，任何关键性的概念本身也无清晰或模糊可言。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时常众说纷纭的题目。民俗学者一直被迫考虑心态的综合性质及其与精神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独特性的相互关系。”

这段语录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这其中也许存在着一个误区。如前所述，口述史学注重历史研究，而民俗学则偏重于文化研究。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范畴，然而，也是两个相互重合的圆。

转贴于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是新史学和总体史学影响下的产物，其鲜明的社会性是广为人知的。总体史学的代表人物M.布洛赫曾直截了当地说：“唯一的真正历史，乃是总体的历史。”“总体历史”意味着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全面认识。布洛赫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从实证主义史学和经验主义史学的封闭模式中解脱出来，走向下层民众，走向社会生活。他的代表作《11—18世纪法国农村史的独特性》一书考察了移民方式等一系列为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问题，在总体上揭示了法国农村的历史特征，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口述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民众，这也是当代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口述史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其研究范围从社会史、妇女史、家族史、矿工史到社区史、人口史和种族史等等，几乎将各个阶层的民众都纳入到历史研究的范围。口述史学家毫无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这样，口述史学家就向那些被看作是定论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英国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指出，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总之，口述史学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民俗学研究也将目光投向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这也是当代民俗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为数众多的民间故事、民谣、谚语和俗话等等均取材于民间的现实生活，而这些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又掌握在广大民众的手中，并且通过口述的形式（还应包括文字资料）世世代代地相传下去。真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传之于民”。风俗和习俗自然也不会例外，它们是各阶层的民众在数千年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文化惯性。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走向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就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毋宁说，失去了社会性这一特点，口述研究和民俗研究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这一点已为史学研究的实践所证实。

四

较之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口述史学无疑是一门典型的具有独立性质的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在经济史、科学史、政治史、社会史、劳工史、文学史、家族史、妇女史、企业史、部落史、宗教史、种族史、城市史、社区史、音乐史、绘画史、戏剧史、电影史、电视史、军事史、系谱学等史学研究领域，口述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

口述研究的综合性质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不言而喻，其叙述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广泛性。一方面，口述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依据，这不能不涉及到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口述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与众不同，相对而言（较之于文献史料），史料的获取也较为容易。毋庸置疑，这也为口述研究的广泛性提供了条件。

民俗研究由于涉及到“民”字，其研究范围也是相当宽泛的。民歌、民谣、民间戏剧、民间故事、寓言、传奇和传说、谚语、谜语、俗话、史诗、叙事诗及叙事活动、民间舞蹈、民间绘画和工艺、民间音乐、系谱、家史、传记、神话、宗教仪式、各种风俗和习俗等等均属民俗学的研究范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其研究范围（而非深度）而言，民俗学显然不及口述史学。然而，出于种种原由，民俗学的许多研究课题却难以成为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如传奇、传说、神话、寓言、史诗、谚语和部分民间故事，这也许是民俗学本身所固有的文化传统所致。

五

民间艺术的形式多种多样，其特点是生动、活泼，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易于在民间广泛流传。但是，由于这些艺术形式涉及面较广，因此，其内容显得十分庞杂，难以形成独立的体系，这一点与口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西方许多著名的民俗学家着重指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十分重要，毋庸置疑，这给民俗研究增添了不小的难度。例如，民间创作的随意性很大，有些艺术形式往往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仅仅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印象。从另一方面来说，许多经过千锤百炼而得以保存下来的艺术形式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个别形式甚至能够繁衍出上百种变体，其演变过程同样是相当复杂的。

缺乏第一手资料是民俗学家普遍面临的十分棘手的问题。民俗学家S.汤普森认为，民俗研究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资料的搜集。然而，民俗研究内容的庞杂直接导致了研究人员的庞杂，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尽相同，搜集到的口述资料不可能是完整的。此外，有限的文学资料必然显得杂乱无章，既缺少条理性，也缺乏系统性。最近，笔者有幸参加了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仅仅是民俗研究的一部分内容。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分别来自各个研究领域，其中包括历史学家、文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画家、摄影家、工艺美术家等等。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专家在民俗研究的旗帜下“最终走到了一起”，这种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总而言之，划定学科范围，选择研究方法，确保第一手资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所有这一切是民俗学界的当务之急。

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有所不同，口述史料的完整性首先表现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一般而言，口述史学家往往要制定出较为详尽和目的明确的访谈计划，计划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资料也就越全面，口述史料因而也就显得较为完整和系统。总之，口述凭证的获取是以资料翔实为基础的。除此之外，如果访谈取证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口述史学家还可以扩大范围，围绕同一个主题进行多次调研，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为止。这样一来，口述史学家便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而不是仅仅依靠有限的文献和其他文字资料，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传统的研究模式。

六

早在本世纪初，英国的人类学家便提出了“文化遗留物”的理论，在他们看来，现存的民俗可以被视为远古文化的遗留物。今天看来，这种观点显然失之于偏颇。众所周知，民俗乃历史的积淀，一个民俗学家必然是文化学家，因为民俗集中反映了民间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但文化有其特有的惯性，因此，文化的延续性是不容置疑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民俗学家关注的是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即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巴西民俗学家埃丝特·巴罗尼斯·卡尔文斯基教授指出：“民间文化的定义、观念和研究领域，依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范围也可大可小。……无论理论定义如何，民间文化都反映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显然，这一论点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民间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尽管它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它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口述史研究是历史科学研究多元化的产物，口述研究的目的是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从而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口述史学本身的客观性所决定的。例如，家族史既是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又是口述研究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一般而言，普通民众的家庭（包括家族）很少留下见诸于文字的历史记载，而现存的文字资料又往往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因此，其客观性便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口述研究所起的作用是其他研究所不可替代的。在家族史研究领域，许多案例研究主要取决于有关口述凭证的搜集和整理，换言之，家族史研究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口述史料本身的质量。然而，在同一个研究领域，民俗学则侧重于研究民间流传下来的家族史。肯尼亚学者米维卡利·基埃蒂认为，家史的特征并不存在于书面的形式，在所有讲匈牙利语的地区都可以发现家史。家族成员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将家史传给下一代，这些故事往往能够刻画人物的完整个性，塑造人物的传奇人生。朱莉安娜·奥尔西博士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家史记录也是一种艺术形式。总之，这类家族史一般都具有传奇色彩。

七

方法论研究是科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依笔者之见，理论框架及其模式、概念分析和研究方法是学科构建的重要环节。正是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各个研究领域，为数众多的分支学科才能够最终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民俗学（现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和口述史学自然也不例外。民俗研究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实地研究法（亦称“田野作业法”）、民俗调查法、口头咨询法、“采风”等等，并伴之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其中包括音像技术）。当然，这些研究方法多为“舶来物”。值得一提的是，人们万万不可忽视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利用，这一点已为民俗研究的实践所证实。如果不借助文献，而仅仅通过口述资料，人们自然无法知道民间艺术形式的原型，无法了解这些原型的变化规律，无法知晓风俗、习俗乃至艺术形式的发展趋向。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较为独特，简而言之，它采用和综合了多种方法。除了综合分析方法和比较方法之外，人类学、社会学和信息学的若干研究方法也被人们广泛利用。就口述史研究而言，口述凭证的搜集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访谈则是口述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此外，还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历史学家可以从现存的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中直接提取口述史料，这种方法常常能够使历史学家轻而易举地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有关历史资料。另外，利用报纸专栏开展征询调查，也是一种搜集口述史料的有效方法。英国历史学家H.梅休认为，这种方法既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还可以扩大社会调查的范围。

除了史料搜集工作之外，口述凭证的整理和利用对整个研究工作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整理的目的在于利用，为有关的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同时也必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搜集工作还是整理工作，先进的音像技术和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尤其是如此。

八

民俗研究的实践表明，现代民俗研究不仅继承了古代研究的传统，而且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创新和改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国外的民俗学组织已遍布世界各地，相关的学术成果也屡见不鲜。民间文化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知识，这种文化必须长期保持和发扬光大，因此，民俗学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口述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创建到今天屈指数来不过半个世纪，但其影响却是巨大和深远的。口述史学的问世表明，史学领域出现了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概括。首先，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长期以来都将目光投向文献史料，而口述史学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旧有模式，向几千年的传统史学观念提出了挑战；其次，口述史学是现代历史科学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研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具有颇为浓厚的“后现代”色彩；再者，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正所谓“英雄创造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呼唤着史学研究出现新的变革。从另一个角度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因此，那种无视普通民众的史学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从这些意义上说，口述史学的影响无异于一场革命。毋宁说，这一革命还在继续。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场革命的结果。

主要参考资料

1.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重庆出版社，1988年。

2.PeterDale:IdeologyandAtmosphereintheInformationalSociety，Theory，CultureandSociety，1996，No.3，Vol.13。

3.D.PaulSchafer:TowardsaNewWorldSystem:ACulturalPerspective，1996，同上。

4.塞波·克努蒂拉：《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载《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北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1996年4月。

5.埃丝特·卡尔文斯基：《民间文化的流派和它们的理论涵义》，1996年，同上。

6.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

历史学研究综述篇5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模式；优化研究

高中历史教学研究中，广大教师应当勇立潮头，做改革探索的先行者、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者，从而为历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发挥推动作用。本文主要针对高中历史教学模式优化的必要性以及关键节点进行简要论述。

一、高中历史教学模式优化的必要性

教学改革推动至今，素质化教育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体现在教学改革的各个方面，为历史教学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强化教学模式的优化，具有三个方面的显著意义。

（一）优化教学模式可以增强学习兴趣。单向灌输的教学模式让历史课堂呈现出一定的枯燥性，加上历史人物、知识点、历史事件的记忆更要精确无误，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足，内在积极情感的匮乏导致学生对历史学习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降低了学习的投入程度。

（二）优化教学模式可以深化理解效果。教学模式的改革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让他们提高学习技巧。近年来各地各学校开展的历史教学改革，侧重于调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投入程度，使他们抓住要点深入探究，并集中集体的智慧进行分析，集聚大家的智慧突破学习难点，有助于深化理解效果。

（三）优化教学模式可以提升综合素质。素质化历史教学模式侧重于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探究协作能力等方面的能力，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掌握知识、锻炼能力，同时也受得了深刻的思想教育，全面体现了历史教学三维目标，这对于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具有较大的帮助。

二、紧扣关键节点，深入推进教学模式转变

（一）将教学环节“向前推进”，鼓励学生提前预习。一直以来，预习环节都是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薄弱之处，由于学生课前没有进行相关的知识积累材料搜集工作，导致历史教学课堂难以体现出灵活性、互动性的浓厚效果，影响了教学成效的提升。笔者在预习环节将教学环节向前推进，对学生提出预习的明确要求，让学生带着目标开展预习，有助于学生精心准备，为接下来的课堂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例如在《全国大动乱》教学前，笔者要求学生进行针对性的信息搜集工作。因为当代高中生远离十年，他们的父母也不清楚这一过程，只有爷爷奶奶辈才较为熟悉，笔者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向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解当前他们所经历的时代，听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通过发生在身边的情景，通过他们亲身经历的事件，向学生勾勒出一幅的场景。有了这样的资料搜集，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会更加深刻，鼓励学生将课前所搜集到的信息在课堂上进行汇报交流，也能够丰富大家的视听感知，为教学的有效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鼓励学生课前预习还要注重预习方法技巧的辅导，让学生在课前针对一些关键知识点、规律、概念进行搜集了解，做到重点突出，以扎实有效的课前预习推动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效果。

（二）课堂教学中“畅所欲言”，给予学生交流平台。在历史教学中，教师既要保持知识传授的严肃性，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知识点需要进行准确记忆，同时还要结合社会生活，结合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引导学生拓展思维，进行分析研究。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观点，阐明立场以及进行质疑等等，营造民主开放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开展学习研究活动，这对于教学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能够深化学生对相关内容的理解，开展思想情感渗透以及培养综合能力等等。在“一国两制”有关内容教学时，笔者要求学生分析一国两制设计的初衷、背景意义以及在港澳的成功实践等，并拓展思维分析解决中如何运用这一原则等。以这样的一组思考题为线索引导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研究，相互辩论、明晰观点，为学生营造一种民主探究的学习氛围，学生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思维活跃性显著增强，对相关概念、意义、规律的理解也更为深刻了。笔者还引导学生进行思维拓展，结合当前台湾现状、海峡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政治选举的走向等内容，阐述解决的不利因素、主要障碍，以及提出自己的设计思路等等。这样的拓展性环节既帮助学生稳固了课堂所学，也培养了学生关注时政的良好习惯，深化了爱国主义教育。在历史课堂教学中，为学生搭建合作探究交流辨析的良好平台，有助于学生思维层次的提升和思维角度的拓展，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知古论今、展望未来。

（三）教学手段上“形象运用”，营造生动丰富课堂。总所周知，随着教学现代化的发展，信息化手段在中小学得到了广泛运用。，但是部分高中历史教师在信息化手段的运用上存在着思想认识上的误区，没有能够有效体现这一手段的促进作用。笔者在教学中侧重于发挥信息媒体的演示功能，运用生动的展示让课堂更加丰富多彩，例如在《红军的长征》教学中，笔者运用影视资料向学生展示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卓越场景，通过直观的画面让学生感受红军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意志，口头讲述远不及影音演示带来的效果更为震撼，说服更为有力。再比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教学中，笔者专门设计了教学课件，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体现不同时期的显著变化，从社会公益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与过去进行对比，让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形象感悟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受人民生活条件的提高，以此深化了教学内容的理解，而且让学生受到了思想教育。

（四）课堂教学后“拓展延伸”，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一直以来，许多高中历史教师只重视了课堂环节，而忽略了课后环节。历史学科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各种讨论探究与实践活动，对于深化历史教学成效，培养学生正确的观点理念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例如在《共产党坚持抗战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教学后，笔者要求学生搜集中日两国在不同阶段和时期的综合实力对比，让学生从这些对比中感悟到落后与被欺侮的关系，让他们深切感受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进一步提振学生的信心，牢固树立为振兴民族、强大祖国而努力学习的志向。笔者还带领学生从当前中日东海纷争、我国航母建设、新一代战机等国防领域的诸多信息进行分析综合，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自豪感，在这样的活动中提升思想教育效果。课外拓展延伸活动要立足于课堂教学内容，本着深化理解和巩固课堂所学，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开展思想与情感教育的原则，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或带领学生开展一些行之有效专题调研、社会实践活动，实现对学生思想引领和能力培养的综合目标。

综上所述，高中历史教学中，广大教师应当紧扣教学模式提升这一要点，全方位、多角度进行深化与推进，为教学效率提高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吴吉新.合作性学习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8，（08）.

历史学研究综述篇6

关键词：口述历史理论；口述历史实践；口述历史主体；口述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5－0001－05

口述史是非专业人士参与书写和表述历史的方式。口述历史借助大众媒介的新技术与新成果，打破了传统文献史料的正统性与固定性，有助于普通民众参与历史的叙述与书写，也有助于深入认识人类思维及叙说方式的特质，展示了历史叙事的多元性，因而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研究热点，各具特色的口述历史实践成果不断涌现。然而在口述史蓬勃发展的同时，很多值得总结和深入反思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口述历史在当代中国学界的价值究竟何在，如何规范口述历史操作实践，如何激发口述历史从业者的人文意识，如何将口述历史教学问题纳入轨道，等等。本文试图就以上四方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为中国大陆地区口述历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

一问：口述历史的价值何在?

口述历史在补充历史史料的同时挑战并质疑了正统历史观。借助口述历史方法，许多以往被忽略甚或受限的领域、群体、事件得以展现。有人因此认为，口述历史的兴盛加速了历史学的后现代步伐，历史的真相显得更加扑朔迷离，甚至遥不可及。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认同于此类观点，但必须承认，口述历史对于传统的历史观的确是一次冲击，每一位口述史从业者都要随时做好准备迎接知识观的挑战与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历史的深入开展有助于推动人类文明领域里实现一次创造性的跃进，这在口述历史开展较早的许多国家里已得到了部分体现：赋予弱势族群以充分的话语权，尊重非主流文化的差异性，挖掘经济落后地区的独特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民族解放、个性解放的大潮中，口述历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为自身积淀了较为厚重的历史及文化意义。

反观我国的口述历史实践，口述历史的独特价值并没有足够地体现出来。以成果最为丰富的图书出版物为例，当前的口述史图书可分为重大历史事件系列(长征、侵华战争、中苏关系、改革开放、汶川地震等)、领导人与文化名人系列、普通人或底层民众系列等。这其中确有一些有分量、有厚度的扛鼎之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或因缺乏使命感而略显浮躁，或因缺乏对于传统知识观与历史观陈旧内容的反思而难以深入。提供真正靠得住、有价值的历史史料，从现有历史叙述背后的文化传统、民族性格、特有国情等角度引发人们的反思，帮助人们触碰历史及人类思维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应是中国的口述历史最能发挥其价值之处，但也正是当下口述历史实践较为薄弱之处。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引进出版了台湾史语所的一整套口述历史著作，同时还组织一些专家编撰了民初纪元、民国经济、民国军制、民国军阀等一系列丛书。这些著作择取民国时期许多重要专题，对台湾史语所搜集到的高水平口述资料进行重新编排和整理，为日后进行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一套口述史料，也显示了丛书主编利用口述史料的意识和水平，此举功不可没。然而我们也遗憾地发现，该主编在对高级官员进行评价时，似乎仍然囿于某些惯性思维，所评内容未免显得空泛。在这方面，台湾同行显然走在了我们前面，如胡中伟先生在评价此系列丛书中的《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时所指出的：其中最差的就是两巨册五十万言的《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从整体来看只是“国防部史政局”所纂《抗日战史》与《戡乱战史》的移植，并无传主本人亲历亲睹的史实。白崇禧曾是排名第四的军政大员，在大陆的最后一年半，他任“华中剿匪总司令”和华中军政长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元首，1948年6月他任国防部长时国军还有正规部队285个旅，198万人；1949年6月白崇禧移衡阳办公时还有150万官兵，何以半年内全军尽没，全书竞无一字作出具体交代。胡先生上述批评与分析可谓深刻而犀利，他甚至认为此次历时三年十个月共128次访谈是失败的，因为它“并未从白崇禧口中套取到比一般中下级军官更多的有益有启发性的史料”。他的评价虽然有些严苛，也有偏颇之处，但却给人以启发：口述历史的实践过程中，有很多因素都会造成口述者记忆的偏差，有些因素是容易被察觉的，但也有些因素是不经过时间的沉淀和价值观的转变而难以意识到的。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让人们尽可能地发现和积累更丰富和更鲜活的史料，为接近更可靠、更可信的历史提供可能。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对现有史料的有益补充，更在于对传统历史观中偏离真相部分的挑战。这应该是口述历史的基本品格。

二问：口述实践何时规范?

事物的形式常常也是有作用的，尽管意义与形式并非完全地表里呼应，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形式的优劣影响着意义的深度与远度。在口述历史领域尤其如此。当下中国的口述历史实践成果在操作规范上还有着诸多需要考究之处，这影响着口述历史成长和成熟的速度与空间。

与传统文献史料法不同，口述历史方法增加了一个新的变量，即历史的见证人和在场者――受访者，这使得历史的认识过程中增加了两个新的维度，即受访者与历史现象间的关系，访问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这两个关系，对历史现象的考察与揭示就会更加丰富而接近历史真实，但如果处理不好，就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遗憾，这就需要在口述访谈中掌握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与技巧。例如在匿名还是署名的问题上，正如唐纳德・里奇所说，匿名是有损口述历史的长远发展的。“‘匿名’在许多方面是与口述历史的基本目标互相抵触的。首先，口述历史所追求的是‘让默不作声的人说话’，如果让这些人隐姓埋名，岂不自相矛盾?”另外，匿名“势将导致强烈质疑，认为‘匿名’只是研究者自导自演，受访者并未被鼓励或根本没有机会为自己的记录说话”。尽管许多口述人因考虑到种种因素拒绝署名，但如果能在口述开始前双方签订较为具体的授权书，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及义务，受访者有权拒绝谈论某些主题，也有权封存部分访谈，这样就会使受访人放心署名并进行口述。尽管署名问题看似是个细节问题，但署名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亲历者记忆的“真实性”，所以应该在保护口述对象隐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公开他们的身份、住址。

口述史料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理者及研究者工作的严谨与规范程度。口述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不能只满足于学者自身研究的需要，

不能只以自我服务为目的，而是要时刻谨记今日的工作是在为后来者提供可靠、可用的历史资料。唐纳德・里奇曾经指出：“将口述历史狭隘地界定为只适用于大型档案收藏是不对的，但是访谈者做口述历史必须按照口述历史的标准，并且应该承担法律、伦理和方法上的责任，包括将其访谈提供其他研究者验证或进一步运用的责任。”这就是说，口述历史的特性是能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能重新加以阐释、能够接受鉴定的确认。口述学者应该有做口述历史的眼光和觉悟，有意识地把录音做过特别处理后保存在档案馆、图书馆或其他收藏处，以便于其他研究者使用。李小江主编的“20世纪妇女口述史系列”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一系列著作的受访人没有使用真实姓名者都用(化名)标注，在脚注中可以看到口述档案号，口述的全部档案资料(包括现场录音磁带、原始手稿、部分笔记、照片和相关资料)现存于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妇女口述史档案室”，便于读者查看。

再次回望中国大陆地区近些年的口述历史实践之路，可以发现：相较于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匮乏，口述历史领域更为严重的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口述历史的实践成果虽然令人目不暇给，然而规范、严谨的力作却是屈指可数。针对当下中国大陆地区的口述历史实践成果良莠不齐的现状，我们呼吁每一位做口述历史的人都能多一份责任感与使命感，正像为吴德做口述历史的朱元石所说：“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希望这本口述史，能为国史研究者提供严谨和宝贵的一方记录。”

三问：人文意识如何体现?

按照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口述历史指的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也就是说，口述历史是记录人的语言传递出来的历史信息的。针对这一点，唐德刚先生曾经引用朱熹的话指出：“记人言语最难。不得其意，则往往‘以己意出之’。”而且他也“不敢说”在做口述历史的时候，“绝对没有笔者‘以己意出之’的地方”。我们在充分肯定唐德刚先生对于口述历史筚路蓝缕之功的同时，也要意识到他的口述史作品确实也有不完美之处。唐德刚在修改受访人陈述的观点、语意、语句、字词时没有加以明确说明的做法是有悖于口述历史的基本出发点的，这种做法固然有利于提供一种更为准确的历史资料，但无形中却忽视和压抑了受访人的主体性，没有充分尊重受访人。对口述史受访人的尊重，最彻底的表现就是对访谈过程的真实记录，不管对象是专业学者、高级官员，抑或是普通民众、平头百姓，在口述史资料的搜集过程中都应该享有同样的被彻底尊重的权利。特别是在整理录音形成文字环节，采访者不能因自己的专业身份而对口述史料不加标注地进行修改。同时，这种尊重不仅是人文意识的需要，也是记忆特点使然。就像口述历史领域资深学者齐红深先生所说：

记忆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记忆的形成、修正和保持不仅取决于史实本身，而且受亲历者的价值观念及各种文化背景的影响，它还是历史过程终止后不断再认识、再修正的结果。我们所要保留的，不仅仅是历史史实，还要保留中国民众的历史记忆。记忆是主观化了的历史。齐先生多年从事抗战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及研究工作，对于口述历史操作过程中的人文特点认识非常深刻。他有能力非常准确地控制访谈的氛围及节奏，甚至注意到细节行为对于口述者的干扰，特别是当口述者进入完全的回忆状态时：“这时，你丝毫不能干扰他的思路，并且要小心地防止外界的任何打扰，甚至给他倒一杯水都可能使其感到惊恐，警惕地关上心灵的大门。”正是因为如此，他在做口述历史的时候，总能千方百计为口述者提供一个完全放松的环境，让口述者尽情敞开自己的心扉，从而收集到不少珍贵的口述史料。

另外，好的口述历史作品一般蕴含着口述者和研究者双方共同的生命体验。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罗斯学院荣休教授乔治・泰勒认为，好的口述史作品有助于了解传主“生活的种种动力，了解他的学术领域的观点，了解他的同事的看法，了解他的那些曾经激励过他的人们的评价，了解他的种种希望与恐惧(如果你逐字逐句细读的话)，了解他的成就和失败，以及了解他在人类社会史上的地位”。要想真正达到这样的水平，口述史从业者就需要不止一次地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口述者的生命体验置于同一个空间与时间中，尽可能地增加与口述者接触的机会，并争取覆盖到所有场合。例如，唐德刚做胡适口述史时两人一共吃了六十余顿饭，他们曾一起小窗微酌，一起漫步公园，一起评论美女。寓居美国的胡适与异乡求学的唐德刚推心置腹，谈古论今。虽然后者怕破坏气氛，未敢取出小本子加以记录，确实有些细节无法完全还原，但二人生命体验的多次共鸣为唐氏日后写成口述历史领域里的经典之作埋下了伏笔。做李宗仁口述史时，唐德刚在李家吃过一百多顿午晚餐，还成了通家之好，这“增加了我们工作上的效能和乐趣”。唐氏甚至为此“牺牲掉甚多所谓‘华裔旅美学人’一般所认为最理想的转业良机”，尽管他也觉得“这样对一位寄人篱下的海外流浪汉的谋生养家、奉亲养老、抚助弟妹来说，可能是件一言难尽的绝大错误吧!但是回想当年，闭门撰稿、漏夜打字的著述乐趣，以及和李宗仁夫妇的忘年友谊，此心亦初不稍悔”。

口述历史是活的历史，是人的因素，它既描述结果，也关注过程。人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很少在传统历史中出现，在口述史中却成为了重头戏。处理好口述历史中人的因素，口述史作品就能显示出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口述历史要具备人文情怀的关照、对真相的追求、对真理的诘问，只有这样，口述历史才能越做越有收获，越做越有贡献。培养浓厚的人文意识，应是口述历史从业者努力追求的一种境界。

四问：口述史教学，更待何时?

20世纪60年代，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的价值逐渐被教育界所认识，人们开始将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应用于教育过程当中，出于教育目的而研究、搜集、整理和应用口述历史访谈资料。在一系列口述历史教学计划的推动下，口述历史教育现在在西方已经颇具规模和影响，其积极作用也得到实践者的充分肯定。

将口述历史引入学校教育，是培养口述历史高水平人才的重要手段，是教学领域里一个值得尝试和努力探索的改革方向。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口述历史在中学历史和国史教学中的应用以及对西方口述历史教学的引介方面。综合来看，当代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但还缺乏对口述史教学的系统探索和深入研究，这对于口述历史的学科化发展及后备人才培养都是极端不利的。

引入和运用口述历史的教学方法，指的是将口述历史作为一种课程资源或教学方法而应用于具体的课程教学实践当中，主要包括两种做法：一是将现有的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等各种媒介形式呈现的口述资料纳入历史教学中，以补充现有教

学资料的缺乏与不足，侧重于对现有口述历史文本的阅读与分析，而不需要学生亲自参与口述历史访谈；二是依托于一项与课程密切相关的具体口述历史计划，结合口述历史的理论与方法，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全程参与整个口述历史过程，包括计划的选题、背景资料的搜集与分析、访谈的准备与执行、资料的整理与编辑、应用与评估等。这一研究兼具严谨的专业性和开放的综合性、理论的前瞻性和现实的针对性。

口述历史倡导提问、激发讨论并将抽象的概念转换为具体的现实，让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消极的接受者。它通过赋予学生研究课堂之外的世界的机会，能够促使教师与学生成为学习和工作的伙伴，其积极作用也得到实践者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