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篇1

关键词：科学观理科教学后现代教学改革

随着科学“元勘学科”的发展，后现代科学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我们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从其否定、摧毁之层面着手，而对其建设性的内涵则重视不够”[1]。其实，对后现代科学观应该以一种辩证的态度对待，既要关注它在突破科学主义者的静态、绝对、僵化、霸权的思维框架方面的贡献，也要看到它在很多方面走向极端犯了“过犹不及”的错误。对于科学教育、教学而言，目前我们对后现代的东西不是了解得太多了，而是相反。认真分析后现代科学观的源流与内涵，我们会发现这种思潮绝非空穴来风和恣意编造，它多是对现代科学的负面效应和狭隘认识的批判与反思，这对我们全面理解科学文化，反思当前理科教学中“科学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现代科学观的核心与困惑

现代科学观是在现代科学的影响下人们形成的对科学的总体认识。一般认为现代科学是指十六世纪中后叶以来，由哥白尼、笛卡尔、牛顿等科学巨匠开创和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现代科学不但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自然观、人生观，而且也凭借自身的巨大力量使人们对科学本身“刮目相看”。现代科学对世界全面、深刻的解释以及借助技术和大工业的力量对世界的改造，使人们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理解、预测和改造世界的灵丹妙药。由此，带有浓重科学主义色彩的现代科学观不断萌发、滋长、生成和扩张。可以认为，现代科学观的核心内容包括客观主义的科学本质观、线性累积的科学发展观、学科体系的科学形态观、被动接受的科学习得观和科技万能的科学价值观。

对于科学的本质，现代科学观强调“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2］科学知识一经发现、证实之后便永远也不会被推翻。与此相应，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线性累积、不断壮大的过程，是“通过归纳所得并经由观察证实的真命题及其集合的积累”[3]，由此，科学的发展是一种发端于观察和止于科学知识（真理）永远向前的线性过程。现代科学本质观和发展观决定了人们对科学形态持静止、封闭和僵化的理解。一方面，科学的真理观决定了人们对科学无比膜拜从而忽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作用，致使科学与其他人类文化缺少沟通；另一方面，科学体系内部各门科学之间“各自为政”、“画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终使对科学形态理解停留在“各门学科之和”的水平。如果科学就是真理、学科和观察归纳的结果，那么势必导致对科学的迷信和对科学认识过程的简单理解，最终导致在科学的继承中没有怀疑精神，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科学的习得成为被动、简单的接受活动。对于现代科学的价值观，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是最好的诠释。培根认为科学知识“是掌握自然奥秘的巨大手段，是通过认识而驾驭自然的巨大力量”[4]，“自然科学的唯一目标就是更坚决地建立和发展人类优于自然的力量和统治”[5]。现代科学价值观反映了物我两分的二元对立思想，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利用，认为科学技术是万能的，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科学技术自身带来的问题。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对科学现象认识的深入，人们发现过去对科学的理解是简单、幼稚和肤浅的，面对现代科学观人们不免怀疑、茫然和困惑。这种困惑来源于三个方面的冲突，一是科学技术万能论与战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种种弊端的冲突。现代科学观认为科学是有力而“顺从”的改造世界的武器。但事与愿违，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种种负面效应不断显露，能源危机、生化武器、生态灾难、人口过盛、环境污染等等成为困扰人类的痼疾，对此科学技术显得力不从心。二是故有科学理解与科学新发现的冲突。比如，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世界运行具有精确的规律、物质运动严格遵守因果决定论、宇宙的演进将沿着熵增的方向等等，这些观点遭到了量子力学、相对论、非线性力学和自组织理论的普遍责难，现代科学观在科学内部遭到质疑。三是现代科学观与科学元勘学科研究结果的冲突。以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等为代表的科学元勘学科从多角度、多层面对科学文化进行了深入的解读，认为科学是人类与自然进行交流的特殊文化活动，具有明显的动态性、情境性、主体性和有限性，这些明显是对现代科学观的突破与超越。当然，后现代科学观是尝试解决如上冲突最有影响的尝试。转贴于二、后现代科学观的基本意蕴

根据批判视角和激烈程度的差异，可以将后现代科学观分为两类，即激进的后现代科学观和建设性的后现代科学观。前者以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罗蒂和利奥塔等人为代表，其主张的共同点是对科学理性和科学真理属性的否定。而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学派“更多关注的是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6]，“反对现代哲学中的二元对立和还原论”[7]和“现代世界观的人类中心主义”[8]。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力主消解现代科学观中的人与自然、事实与价值、真理与道德、目的与手段的二元对立的局面，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对人类未来的忧虑，对科学观的变革具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也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至少可以概括如下几点：

后现代科学观贬斥科学理性。后现代主义者认识到，科学研究不仅需要实证、数学和逻辑等理性方法，而且还需要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在创造性的活动中非理性方法更为重要。费耶阿本德甚至提出“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原则。他说“如果我们要支配我们的物质环境，那么我们一定要使用一切思想、一切方法，而不仅仅使用其中的一部分”[9]。后现代科学观否认科学活动是纯理性的，是达至真理的途径，重视科学活动中科学共同体的个别性、独特性和创造性，突出科学活动的过程性、发展性、情境性和不连续性，这些都是以往的科学认识所忽视的。遗憾的是，后现代反理性主义走向了极端，“根本否定了事物之后的‘实在’的存在，因而认识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把握什么东西，一切都是在差异、流变之中，人们对待现实与世界的态度只能采取游戏的态度，而且就连游戏的规则也是不必要的”[10]，过分夸大认识的相对性，将相对性绝对化，这些是不足取的。但是，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将理性的作用绝对化、将理性的力量无限夸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后现代科学观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对笛卡尔以来的基础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事物并没有固定的本质”[11]。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的本质主义者批评道：“他们自以为通过借助普遍概念或规律的科学方法把握了对象的本来面目和真实存在，实际上却是把对象十分丰富、十分生动的具体内容变成了僵化的抽象物。这种作为抽象物的概念或规律由于自身的空洞的普遍性，不仅无法完满地解释任何一个复杂的具体对象，反而成为有效地认识各种对象的障碍。”[12]后现代主义强调对事物认识的多元主义，认为不同理论是从不同角度对事物的透视，但它们之间是“平权”的，不同的理论自有其价值所在。由于承认多视角、多层面透视世界的合理性、平权性，后现代主义者自然地否定事物唯一本质的存在，转而寻求全面的诠释、说明和理解。相应的，后现代科学观衡量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标准不在于它与世界的一致性，而在于其解决问题的有效性等等。后现代主义者在批评科学主义者、本质主义者滥用抽象的方法时，抛弃了抽象方法本身，这是后现代主义者的一大损失，但他强调事物的变化、发展特征，主张动态、全面、具体地理解世界是可取的。

后现代科学观否定真理的存在。在如何对待真理的问题上，后现代主义者的意见并不统一，但对其存在持否定态度是主流。自从现代科学得到迅猛发展以来，科学就总是被人们视为“正确”、“合理”、“客观的”、“真理”的同义词，人们逐渐在真理与科学之间划上了等号。然而，实际上科学绝非真理，这几乎是从波普尔、库恩到费耶阿本德、范弗森、罗蒂等的一致看法。将科学视为真理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科学的学习者而言，这不利于学习者批判精神、怀疑精神、求真精神、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对于科学本身而言，无疑人为地设置了障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当然，盲目、简单地否认科学的真理性，既不客观也不合理，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毕竟取得了各种各样的进步和成就。其实，科学活动是人类对世界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无限逼近但永远也无法达到真理。总体上来看，科学知识的真理成分会不断提高，但它并不等于真理。

后现代科学观关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鉴于后现代主义认为科学与艺术、宗教、哲学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及其对科学的霸权地位和负面效应所持的批判态度，后现代科学观主张科学与人文走向融合，强调对科学进行人文理解。后现代主义“把科学看作是人类的历史活动，强调科学与其他文化的联系，特别是与人文文化的联系，强调人的价值取向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13]。对科学进行人文理解不仅是关心人、关心生命、关心人的生存状态、关心人的幸福、关心人的价值的人文思想在当代的呼声和要求，而且也是科学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科学的发展需要人文的导引，人文的进步要以科学为基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科学“为人”本性的集中体现。

概括地讲，后现代主义者彻底否定了科学即是真理的科学本质观，认为科学不过是人与自然对话方式的一种，是人与自然进行交流、不断理解自然和自身的一种交往活动；在科学的发展观方面，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科学的发展并非简单的“线性累计”式，而是一个曲折的、非线性过程，科学发展往往表现为科学范式的彻底更迭，其中科学共同体的个人兴趣、社会的价值取向、权威的影响和习惯信念等等科学活动之外的因素会起到重要作用；如此看来，科学的存在形态已不再是印刷在典籍上的定理、定律、公式和理论，也不是各种科学方法的汇集……，而是人类与自然不断交往的实践活动；而科学价值观即是规约这种实践活动的指针，这一指针始终指向“为人”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为人”指的是，既为个别的人也要为全体的人，既为时下的人也为未来的人。如此，“为人”便具有了生态学的可持续发展的意味。在“为人”的旗帜下“人类中心主义”得到部分消解。三、后现代科学观对理科教学改革的启示

后现代科学观并非空穴来风，后现代科学观兴起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来自科学的内部，也就是说，否定人们对科学现解的恰恰是科学本身。就像近现代科学给科学课程带来了巨大冲击一样，科学的后现解也会给理科教学来深刻的变革。

后现代科学观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理科教学的本质。以往我们更多地将科学视为静态的知识体系、永恒的真理，相应地理科课程设计就等同于对科学学科“忠诚”的缩写，理科课程的内容即是对科学知识“客观”地选择和组织。由此，符合逻辑的理科教学就变成了科学知识、客观真理的传授。后现代科学观启示我们，对科学知识的迷信势必造成理科教学存在三个弊端。一是降低了科学文化的教育价值。科学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动态的、可错的人与自然进行交流的探索活动，其内容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活动、科学观念、科学精神，而科学活动是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如果将科学活动暂时的结果——科学知识视为科学的全部，势必会误导人们对科学课程持片面、狭隘、僵化的理解，最终是科学文化的其他教育资源难以进入教育者视野。二是导致科学教学的简单化。既然科学是一种不断演进、变化、发展的动态存在，那么即要求我们的科学教学要以一种动态的形式来实现，就像骑自行车是一种活动，骑车的技能必须以活动的形式来传授一样。动态的教学活动意指重视、渗透、体现科学的活动特性，使学生积极参与现实或模拟的科学活动，使学生比较全面、深刻地理解科学。三是致使理科教学的重要使命被忽视。这个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学生能力，尤其是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前者不再赘述，至于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合理的怀疑、批判意识、求异精神是其重要前提，显然我们过去的科学观对此很不力，而后现代科学观在消除人们对科学的迷信方面却可以起到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理科教学不简单的科学知识的介绍和记忆，更是在不断发展、生成和调整的活动中学生的自我完善与实现的过程。

后现代科学观对理科教学目标的启示。后现代科学观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重新定位并没有降低科学文化的教育价值，相反，增加了理科课程的任务。后现代文化崇尚多元和互补，即对同一事物力争多视角、多层面地分析和理解，而不强调某种理论的解释是唯一科学的。后现代主义强调科学文化的多元理解，重视科学的人文性、发展性、动态性、情境性以及意识形态特征，无疑丰富了科学文化的课程资源。这启示我们理科教学目标不仅应该要求学生掌握科学知识，还要培养学生合理的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使其了解科学的社会功用及其负面影响、具备对科学技术进行社会决策的责任感和素养，等等。在国际上，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国际科学教育界普遍认为，在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素养教育应是学校理科教育的重要目标”[14]。笔者认为基础教育阶段理科教学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而科学素养至少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科学观念、科学精神和科学审美能力等五个方面。科学观念、科学精神、科学审美能力是以往我们的理科课程教学所忽视的，实际上，无论作为科技工作者还是合格的公民，这些素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理科教育培养的不仅仅是工具化了的人，更应该是有知识、有思想、有能力、有情感、能创新的合格公民。

后现代科学观对理科教学运行机制的启示。后现代主义关于事物发展的有机整体观启示我们，理科教学活动是自主、有机、生成的发展历程，是教师、学生多元主体之间交往、对话的过程。多尔指出，“这种开放的、互动的、共同的会话是建构后现代课程的关键”[15]。其实这种不断地生成、发展、活动的理科教学活动思想早在杜威那里就有体现，只不过被大家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由此可见，后现代教学观念强调教学中的平权、民主、动态、交往、非线性与自组织特征，这完全符合后现代科学观中自组织观念的逻辑[16]。对于理科学习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的建构主义是一种影响广泛并不断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潮，目前已经成为科学课程学习方式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科学课程建构主义学习方式的提出有两方面的思想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对科学文化的建构属性分析，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和认识论两个方面；再则是心理学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总而言之，建构主义学习方式主要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个体文化”、“为学生提供探究的机会”、“促进学生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和思考的动机和活力”等一些议题。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对科学课程的启示与要求远不止于此，这里仅举几点以示说明。虽然对后现代主义的评价不一，但它毕竟为我们思考问题提供了新视角，我们至少可以用后现代兼容并蓄的态度来对待后现代主义。转贴于[1]赵树峰.论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合理性及现实意义[J].武汉大学学报，2000(4).

[2]江天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J].哲学研究，1996(11).

[3]王晓林.证伪之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62.

[4]杨芳.论培根关于知识的价值观[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4).

[5]孟建伟.论科学的人文价值[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9.

[6][美]大卫·格里芬著，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

[7][美]大卫·格里芬著，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5.

[8][美]大卫·格里芬著，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8－9.

[9]刘辉.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中心地位的颠覆[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8(4).

[10]赵光武.后现代哲学述评[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129.

[11]洪晓楠.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及其启示[J].理论月刊，1999(1-2).

[12]赵光武.后现代哲学述评[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142.

[13]肖峰.论科学与人文的当代融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3.

[14]Bybee，R&Deboer，G.GoalsfortheScienceCurriculum.In:HandbookofResearchonTeachingandLearning.Wasshington，DC.1993.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篇2

（1）近年来西方哲学中最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而且它对我国哲学界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主要有两种版本，即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和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但其共同特征是主张相对主义，反对客观主义。

相对主义的批判矛头指向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将客观主义当作梦寐以求的理想。启蒙哲学追求知识的客观确定性，力图为迅速增加的各门科学知识提供一个牢固的基础，它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康德所谓“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客观主义心目中的理想知识是日臻完善的自然科学，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被视为知识的典范。启蒙哲学家们相信，全部人类知识都应该而且能够像物理学那样客观和精确，都应该而且能够具有物理学所具有的那种普遍性和必然性，都应该而且能够被数学化为某种完善的公式或方程。完善的知识应像2×2＝4那样为所有人理解和赞同，而达到这种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理性。客观主义相信人类知识具有统一的基础，并且坚信理性能够发现这种知识的基础。这种从笛卡尔、洛克到胡塞尔、罗素的客观主义也被称为“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

（2）客观主义植根于自然科学的肥沃土壤，但希望在所有知识的土地上都开花结果。另一方面，半是出于诱惑，半是来自压力，人文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也一直向自然科学看齐，千方百计地为历史寻找某种公式，为社会生活开列某种方程，将自己改造为像物理学那样的“精确而客观的科学”。但是，人们能够一致同意的历史公式和社会方程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即使有人杜撰了某些公式或方程，它们对社会历史也毫无效用。在物理学中可以形成整个科学家集团都一致同意的“范式”（paradigm），但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根本办不到。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桓事实：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自然科学的存在以消除主观性为前提。相反，主观性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不仅是不可消除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得以形成的根基?/P>

以物理学为知识模式的客观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失败导致人们承认人文社会科学应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和知识标准。但事情不止于此。当代哲学家们感兴趣的东西不是论证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声称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客观性是不存在的。“追求差异”成了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紧紧跟随的共同旗帜。启蒙哲学家们曾为主观性和差异性而痛苦不堪，当代哲学家则以宣扬主观性和差异性为时髦。知识模式以及哲学家关于知识的观念都变化了。客观主义的衰落和相对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哲学演化过程的两面，而相对主义流行的主要领域是人文社会科学。

在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挣扎是现代哲学无法摆脱的梦魇。如果说代表启蒙理想的客观主义对客观性的要求太高了，它根本无法实现，那么现在流行的相对主义的问题则在于它完全放弃了对客观性的追求。

（3）主张知识具有统一的基础而且确信哲学能够给所有知识以合理的证明，这对所有启蒙哲学家们来说是共同的。但是，一旦涉及这种“合理证明”的内容，这些客观主义哲学家们之间的争论就出现了，而且他们的观点是互不相容的。例如，在认识论方面，洛克认为知识的基础是经验，康德则主张它是先验理性；在道德哲学方面，边沁和密尔主张“功利主义”，康德则坚持“义务论”；在政治哲学方面，罗尔斯认为正义意味着平等，诺奇克主张正义在于捍卫个人权利。这样便出现了一个支配西方近现代哲学演变的基本矛盾：哲学家们对“合理证明意味着什么”具有一致的观点，但他们提出的“合理证明”却是不同的和互不相容的，而且不存在一个更高的合理性标准来裁决这些哲学争论。

启蒙时代的客观主义理想是给全部知识以合理的证明：认识论给科学知识以合理的证明，政治哲学给国家制度以合理的证明，道德哲学给伦理法则以合理的证明。但是，它们都没有能够提供出它们所曾承诺的那种证明。在这种意义上，启蒙的理想失败了，全部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历史演变揭示了这种失败，当代西方哲学中永无终结的争论在继续证实着这种失败，而相对主义的盛行正是这种启蒙理想失败的时代反映。

（4）我把这种超越了“相对主义”（relativism）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寻求客观性的观点称为“相关主义”（relationism）。这种相关主义以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原则，以意识形态批判为方法，以知识社会学为基本理论。

所谓“相关主义”意味着知识与人的社会处境相关。传统哲学研究知识与客体的关系，用知识符合对象（客体）来证明知识的合理性。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将认识关系倒转过来，用主体性去规定对象，将知识看作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马克思在历史上首次探索了知识与人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提出，在社会历史领域，人们表达的思想是他们存在的功能，人们的意识、观念和知识为他们的社会生存处境所决定。马克思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真理：知识不是符合它所指向的对象，而是符合将它表述出来的人们的社会处境；知识的深层动力不是来自对象的真理，而是来自人们的生存活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文社会科学脱离不开价值因素，避免不了为利益所支配。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意识形态。如果人文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的，那么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基础的哲学追问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即揭示人们的社会存在如何并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人的认识。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可以发现，人们的认识动力不是学理的，而是生存的。认知的迫切性不是产生于对知识的热爱，而是产生于应付生存环境的需要。知识的根本性质是工具性的，它为人生服务。所以，处于不同生存处境中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问题，或者对同样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解答。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法，它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出决定人文社会知识的东西不仅有理论的因素，而且还有“超理论的因素”。

阐明知识中“超理论因素”的学说就是知识社会学。传统哲学认为，决定知识性质的东西仅仅是理论的因素，这些理论的因素可以分为形式的和内容的。知识社会学主张，在许多情况下，决定知识性质的东西不是“理论的因素”，而是“超理论的因素”。所谓“超理论的

因素”是指人的社会处境、地位、利益、意志、愿望、经验和习俗等等。在知识社会学看来，人文社会科学都是指向实践的，人们的认识与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相关。这种社会参与活动为认识提供了动机，为思想和理论的形成规定了框架，为问题的解决指示了必须遵循的取向。简言之，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是历史的，其客观性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关联之中。

（5）“相对主义”是一顶令人不安的哲学帽子。即使像罗蒂（RichardRorty）这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者也不愿背负“相对主义”的恶名，而将自己的观点称为“种族中心主义”。问题在于，换个名称不等于摆脱了相对主义。我认为，真正克服相对主义的关键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建立起客观性。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篇3

[摘要]当代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来源从总体上说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女权主义及其发展，二是传统科学观及其批判，三是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具体而言，则包括四个方面：源自女性心理的性别意识、女权主义的解放政治观、科技理性反思和同情性认识模式思想。由女性心理和性别意识衍生出了性别压迫和性别平等理念；女权主义解放政治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基因经过多次嬗变导出了男性与女性、男性认识与女性认识的二元界分；科技理性反思蕴含着信念的可变性观念，并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知识生成的社会过程的性别因素标准；同情性认识模式则满足了人们关于知识来源的价值追问，提出了认识的相对性、非中立性以及主体偏好的存在性思想。通过梳理上述四个要素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关系，意在说明，当代女性主义认识论是建立在西方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D4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5-0073-07

至近代，西方哲学对认识论的研究达到高峰，17世纪笛卡尔哲学重建设想出一个男性化认识模式并一直支配至今。不过，这一认识论模式在现当代却遭遇到挑战，其中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在发展后笛卡尔主义认识模式中成为最富朝气的力量之一。与传统认识论不同的是，女性主义认识论一改与价值、性别无涉的面目，转而关注女性道德和政治地位，通过将“性别”这一范畴社会化，揭露了传统认识论背后的男性知识霸权。女性主义认识论试图重新理解知识的本质特征，重建有别于传统认识论的哲学问题，重新解读知识辩护的生成意义，通过动摇世界现代祛魅观点的认识论基础，致力于解决后现代社会中人们遭遇的各种问题。当代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独特视角一方面显示出20世纪60年代赫然崛起的西方女权主义深入发展的理论召唤，另一方面是传统实证主义科学观及其批判的逻辑必然，还是后现代主义对认识的理性基础进行置换的当然结果。西方妇女运动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当代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诉求始终致力于妇女解放目标的坚定承诺，传统科学观及其批判以及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对认识的理性置换决定了当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始终关注性别压迫和知识追求二者之间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当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理论源泉。

一、西方女权主义及其发展

女权主义一词出现于19世纪末，但是作为女权主义产生背景的女权运动则早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不久就初露端倪。1792年，英国妇女M.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惊世骇俗的著作《女权辩护》，论证女人具有与男人无异的理性能力，因而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特别是同等教育的权利。这一事件，被后人公认为西方女权主义的开端。之后，J.密尔的《妇女的屈从地位》，波娃的《第二性》相继发表，启蒙了一代又一代女权思想家。女权主义以两性关系为政治研究的中心议题，反对性别歧视、压迫、剥削，追求两性的平等和妇女的解放，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以男性为主题的其他各种政治思想形成了挑战和冲击。女权主义随着西方妇女运动的发展先后产生了自由女权主义、社会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以及心理分析女权主义等理论流派。可以说，每个流派都出自不同阶段妇女运动辩护的解释需要。

自由女权主义是女权主义最早且最大的流派，这个流派在19世纪极为活跃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在某种程度上，自由女权主义可被视为自由主义思想在两性关系上的应用，它认为两性同有理性，应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它主张采取温和、渐进的方式，在现行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内改善妇女处境，要求国家和政府采取具体措施保护妇女。尽管该流派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贡献巨大，但由于其深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基本认同现存的政治秩序及其价值体系，过分强调理性、方法和个人行为，执著追求性别平等或性别正义，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的深入发展，日益脱离现实而陷入理论危机。

社会女权主义是继自由女权主义之后的又一女权主义思想流派，该流派的特点在于阶级分析，强调妇女的解放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改造。J.米切尔开创了现代社会女权主义，她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是杰出的代表作。在米切尔之后，社会女权主义的主要理论家还有：H.哈特曼（《资本主义、男权制与性别分工》，1976）、L.尤恩（《社会女权主义与双重体系理论的局限性》，1980）、A.贾格尔（《女权政治与人性》，1983）等。现代社会女权主义试图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女权理论，有力提升女权主义的理论层次，主张阶级关系和男权制应成为女权运动的双重目标。在米切尔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方法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归结为经济剥削，忽视了生殖、性生活和社会化等其他因素。米切尔认为，自由女权主义的社会改革也不现实，其所要求的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不足以解决深藏于社会心理之中的性别歧视。以贾格尔为代表的社会女权分子将马克思的异化学说推广到两性关系领域，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特定的性别关系使女性逐渐变为自己的异化物――没有灵魂的商品。尽管社会女权主义提出了妇女解放的社会目标，然而取代男权制的社会究竟是什么，它们却给不出明确的答案，这种脱离内容的去男权制的抽象形式最终导致女权运动丧失明确的奋斗目标。

激进女权主义又称文化女权主义，是涌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女权主义政治思潮。1970年，K.米利特的划时代著作《性的政治》面世，首次将男权制作为女权理论的核心概念，为激进女权主义的理论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该流派主要是关于妇女问题成因的认识，它确信，妇女受压迫最久，先于等级、阶级、种族、民族等其他社会群体。米利特指出，妇女的受压迫就来自男权制，国家不过是男权的一种展示，各种社会经济制度均是用来剥削、排挤妇女的工具。对于激进女权主义而言，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文化是使男权内化的重要根源，从而构成妇女解放最顽固的深层障碍，如果不清除积淀在社会中的那些厚重的男性文化，女权革命无从谈起。

20世纪70年代，一个新的女权主义学派兴起，该学派侧重于从心理角度研究两性不平等的原因，这就是心理分析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女权主义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研究人的精神活动，成为知识性、学术性最强的女权主义流派之一。心理分析女权主义认为，决定性别意识和性别行为的主要因素在于社会环境，包括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文化氛围。针对大部分主流心理学家关于“男人的正义感与女性无涉”的认定，心理分析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吉利根给予断然否定，她提出，两性都具有坚实的伦理道德，只不过男性伦理属于一种“正义伦理”，而女性道德属于一种“关爱伦理”。

女权主义思潮是指导西方妇女运动的政治理论，它在理论上旨在弄清楚下列问题：妇女在现实社会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造成这种地位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妇女是否应该以及是否能够改变社会现实，如此等等。以上所述说明女性主义浪潮最初出现在伦理道德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而且“大部分被认可的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早期工作，其实都是由女性主义社会科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完成的，为了其学科中阻碍必要变革的预设，她们提出了不同的知识和辩护性解释。”不过，很快这一思想浪潮就蔓延到更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女性主义者开始深入其所在相关学科的知识基础，指出这些理论在认识论基础上蕴含着强烈的性别偏见，因而必须建立一种有别于传统认识论的认识论来表达其理论诉求。因此，女权主义从早期的政治权利诉求开始，一步步深入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层面，从探寻妇女地位的社会文化成因逐步深入到性别意识和性别行为的认知心理层面。这是回应时代呼唤和适时理论创新的过程，并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优秀理论成果。特别是心理分析女权主义思想，成为横跨女权主义政治思潮和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桥梁。通过女性主义政治观，“性别”这一起初意义上的政治范畴逐渐扩大为一个社会研究范畴，为女性主义认识论开启了研究的大门，使女性主义认识论成为有别于传统认识论的独特认识论。它设定了人在性别差异方面的普遍性，并将历史、社会与文化的观念纳入进来，从而产生出认识论的多样性和特异性。作为一种对西方女权运动进行的反思性实践活动，女性主义认识论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理论品格，它更能激发社会运动中各种斗争的政治的和道德的价值。

二、传统科学观及其批判

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政治运动同样冲击着科学领域，到70年代，女性主义作为一个理论流派介入到科学领域，其初衷是借女性主义的力量为女性争得在科学界的地位，同时为解释女性在科学界的不利状况和寻求解放的途径做出理论上的辩护。然而，一旦女性主义将研究的触角伸向科学领域，近代以来形成的客观的科学知识的公认模型，便立刻受到信念的可变性观念的动摇，特别受到放大为社会范畴的“性别”观念的冲击。

自启蒙时代以来，社会领域就信奉一种科学知识的公认模型，它揭示了由数学规律所统治的世界，所处理的是由理性所认识的客观可度量的现象，并作为一种标准模式被广泛应用于科学、道德、价值等领域。这一公认模型似乎不负众望，不断带给人们新的成果和成功的信心，相应地，科技理性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科技理性试图通过建构系统的知识体系和话语对各种经验形式进行分类整理，并把这种知识和真理视为中立的、客观的、普遍的，认为它就是推动社会进步和解放的力量。作为科学哲学传统主流的逻辑实证主义提出命题意义的经验证实原则，主张一切其他学科效仿自然科学，一切知识还原为自然科学知识，一切方法还原为纯粹自然科学方法。然而，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科技理性的神话却越来越显露出其负面效应。马尔库塞通过对当代工业社会的分析和批判，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犹如一部巨大的机器，通过理性手段统治其社会成员，使个体遭受全面的压制。在这种强大的反科学思潮冲击下，人们开始对传统科学赖以建立的认识论基础提出批评和重新审视，科学的传统价值意蕴和社会地位从根本上受到动摇。

最早对科学提出诘难的是18世纪中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他认为科学污染了人类道德，并没引起社会进步。只是囿于时代，卢梭当时的诘难并未引起重视。进入20世纪后，随着工业化社会下一系列问题的集中涌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率先将社会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科学及其技术理性。到20世纪60年代，科技哲学的历史主义理论，哲学的现象学、解释学、批判理论等都对作为科学知识模式基础的实证主义进行了批判，科学理性的认知方面遭到猛烈抨击。奎因的“整体论”、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库恩的“范式”理论、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以及建构论者的相对主义立场从各个方面说明知识的成因必须与具体的社会个体、具体的社会境况和社会地位联系起来考察。20世纪70年代后，受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对社会建构性的强调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知识不再被看作一种纯粹的认知活动，更被视为是一种社会文化进程的结果。至此，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领域中一直存在的客观的科学知识的公认模型和信念在历史、文化中的可变性这一张力天秤，开始明显地倾向后者。也正是在对传统科学观的批判过程中，传统科学的男性形象被逐渐剥露开来，并进而得到女性主义者的强化。

女性主义者从揭露传统科学的男性形象开始。凯勒在《性别与科学的反思》一书中尖锐批评了培根运用性别隐喻和性别术语来描述科学。后期女性主义的发展则把矛头对准科学理论，从根本上对科学领域的知识主体进行反思。哈丁用“‘科学中的女性问题’向‘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的演进”来描述这一理论过程：“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是这样发展的：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发展到革命的立场，从分析到呼唤转变。先是‘在科学中，妇女的地位如何？’这是科学之中的‘女性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把那些与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和男性的计划明显地有着密切联系的科学运用于解放的目的，是否可能？’这是女性主义之中的科学问题。”如此看来，作为一种对科学进行的反思性实践活动，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评经历了一个逐步变迁的过程。实证主义的衰落，特别是与库恩的范式理论相关的反实证主义潮流的兴起，将历史、社会与文化的观念纳入当代认识论的研究领域，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而女性主义认识论一旦产生，又强化了文化实践中的性别差异，并用这种性别差异将传统科学得以确立的自足理性体系转变为社会历史的文化人造物。

尽管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关注论题不断变化，但“经验差异导致认识差异”与“知识是否具有客观性”始终是其两大核心主题。女性主义认识论以传统科学观批判为基础，一方面致力于批判传统科学观由于缺乏性别意识而不够客观、完善；另一方面积极寻求一种不仅能解释“科学中的女性问题”的社会原因，同时能够对一些相关的认识论问题，如价值、客观性、经验、理性、认识的主体等给出最好回应的女性主义认识论观念。女性主义在科学批判中认识到，获取知识的主体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不同、人们的不同经验会导致认识上的差异并最终形成不同的认识结果，而引发经验差异的关键因素恰恰是性别。因此，在女性主义认识论中，“经验差异导致认识差异”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它突出强调了认识者获取知识的形式和数量取决于其性别身份。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和知识，即男性认识论和男性知识、女性认识论和女性知识。另外，在“知识是否具有客观性”问题上，女性主义认识论基本持否认意见。实证主义传统一直坚持科学知识和方法的客观性、普遍性，忽视知识主体的差异性，排斥情景的、主观的、价值的和个体的因素。女性主义认识论指出，传统科学观总是将理陛、客观性、中立性与男性气质等同，而将女性气质描绘为感性的、情绪化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坚称，根本不存在独立于价值的客观性，所谓知识的客观性，不过是用于掩饰知识生成过程中与男权结盟的借口，这种客观性只是男性的客观性。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知识的客观性，知识的生成是一个彻底的社会过程，必然涉及到具体的情境和主体的价值选择，应该重视性别因素在知识生成中的积极作用。由此，女性主义认识论及其科学批判所论主题，对理解和改进知识的创造，促进知识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兴起

自近代以来，认识论就一直存在着一种张力：一方面是客观的理性主义的公认模型，它是对无可置疑的知识的阿基米德点的追求，肯定人类知识有其确定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基础，并作为一种主客二元分立的标准认识论模式支配至今；另一方面是知识的不确定性，坚持一种“怀疑”的立场，深信主客二元分立之外立场的存在，凸显了知识的相对性、非中立性以及主体偏好的存在性。

哲学始终有追求真理的认识论传统。“自最初的开端起，哲学便要求成为严格的科学，而且是这样的一门科学，它可以满足最高的理论需求，并且在伦理一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种受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成为可能。……但哲学的实际情况却是：哲学在其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能力满足这个成为严格科学的要求。”康德在他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也说：“其他一切科学都不停地在发展，而偏偏自命为智慧的化身，人人都来求教的这门学问却老是原地踏步不前。”哲学成为“科学”的要求促使近代认识论基础主义立场的形成。哲学上，存在（本体）同认识（认识论）脱离，这种分裂被康德改造成来自思维结构本身的基本原理，造成哲学家对人生至关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基础主义认识论首先肯定了人类知识有其确定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基础，这一基础一旦被发现，便可获得关于世界的纯粹客观的、终极的认识和真理。为此，它想当然地将主体看做具有再现世界的能力，所反映的客体不具有主体的任何性质，是纯粹的客观存在。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是近代以来认识论形成的总根源，也是它最显著的特点。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几乎所有的近代哲学家都把主体和客体理解为相互外在、分裂、对立的关系，都试图通过认识克服这种外在对立，达到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在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下，担负认识客体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主体身上，伴随着对人的理性的推崇和高扬，认识主体被抽象为能够认识客体的理性能力和方法，于是，“理性主义”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在此过程中，人所具有的情感、意志、兴趣等因素都被当做非理性因素剔除掉，主体所从事的认识活动被视为一个完全排除了主观的、情感的、价值的因素的过程，体现了脱离实践谈认识的形而上学性质。

随着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当代西方人不得不面临后现代状态的直接现实。后工业社会是信息社会，其最大特征是过程化、多元化，思想观念上的不确定性和行为方式上的不连贯性，都对当代西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它打破了近代以来人们客观理性主义公认模型的信念，传统认识论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简言之，“理性的反思”正是哲学家们对当代西方后现代状态的自然反应。20世纪后期，随着哲学中“现代性”精神的退隐，“后现代”精神逐渐成为西方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普遍的标签，甚至成为20世纪“哲学终结”的显著标志。严格说来，后现代状态其实是近代以来知识论在现实生活中失效的具体表现。因此，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当现代性遭遇后现代状态时，笛卡尔理性主义和培根经验主义核心深处的超然防御性自我能否改变？超然防御性自我是否应该改变？

近代以来认识论的“镜式哲学”传统混淆了自然科学和哲学认识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没有充分认识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这也是导致传统认识论危机的根本原因。传统认识论危机正是通过“他者”问题和唯理论成为独断论、经验论走向怀疑主义的研究困境体现出来的。这表明，近代哲学认识论只要坚持主客二元分立的“镜式哲学”思维方式，其困境就不可避免。要摆脱这种认识论的困境，首先必须改变主客二元分立的哲学思维方式，这既是近代认识论问题解决的前提，又是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兴起的起点。

在某种意义上，休谟的怀疑论启示了未来认识论的发展，他的启示是：为了摆脱怀疑论，人们应该从知识的信念诞生于其中的实践、生活、行动等中去寻找依据。尽管现代西方哲学为摆脱传统认识论的困境用语言的问题来取代传统意识的问题，企图通过对语言的先验批判来消解关于知识、真理的客观性，但现代西方哲学并未使传统哲学的问题得到解决，只是为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兴起带来了契机。后现代主义者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传统认识论展开疯狂的批判。利奥塔借助语用学的观点和方法，论证了作为西方文明认知基础的“元叙事”的衰竭枯萎以及由此产生的“叙事危机”，指出后现代社会知识的本质不过是一种有着自身规则的语言游戏。福柯深受尼采权力意志思想的影响，从政治学、社会学视角对客观真理展开解剖，并对理性、主体等传统概念进行颠覆和批判。罗蒂的批判则更加明确地指向传统认识论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通过批判自然之镜的隐喻，罗蒂抛弃了知识作为内在表象的观念，把知识理解为交往商谈的产物，主张以协同性代替或取消真理的客观性。格里芬则在批判传统二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泛经验论、整体论观念。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篇4

主题词社会建构建构主义

一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识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揭示特定的知识和信念实体怎样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只不过，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信念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包括诸如、道德哲学体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认为前者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因而常常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知识学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已受到怀疑，而传统知识社会学又置科学技术知识于不顾，那么，建构主义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马克思主义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2.建构主义学者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广泛。建构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观点、方法来源不同，很难像科学学（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贝尔纳）、传统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是默顿）追塑到某个国或某个代表人物，其成员分散在欧美不同国家。在英国，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成员是埃奇、布鲁尔、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们从批判传统知识社会学，特别是曼海姆思想出发，并从库恩思想得到启发，对科学知识的实质进行研究。在法国，拉图尔、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尔、福柯的本土方法对科学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在美国，谢廷娜（一位建构主义女学者）、陈诚、瑞斯蒂等也进行着与拉图尔类似的工作。另外，英国的马尔凯、伍尔加，美国的平齐、休斯，荷兰的比克，德国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学者都在从事不同的建构主义研究。当然，建构主义既然以一个思想学派出现，也存在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图尔与伍尔加合作考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共同发表《实验室生活》一书，谢廷娜和马尔凯一起主编《观察到的科学》一书等等。

3.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多样化。尽管建构主义是建立在知识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一总观点之上的，但其方法却是经验的。这样，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实验室研究，由拉图尔、伍尔加发起，像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保持一种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根据观察日记进行研究；争论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从微观角度分析科学知识如何达成一致；话语分析（或称修辞学方法），由马尔凯等人发展而来，把科学活动参与者的“日常话语”作为主题，分析科学解释是如何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对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建构主义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建构方法，这是平齐和比克把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引入技术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技术人工制品如何在社会、文化方面得到解释；系统方法，休斯在技术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术看作一个系统（如电力系统），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操作子网络方法，它与拉图尔、卡隆、劳等人的研究工作相关，他们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看作整体的“异质操作子”网络，分析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另外，爱丁堡学派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随后的弱纲领也都是建构主义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构主义这种经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点，导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统一的理论凝聚。目前建构主义的各种观点和学术成果，散见于有关学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种论文集里。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是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考察的结果，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也不过是对这种考察的进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观察到的科学》以及平齐和比克主编的《技术系统和社会建构》等则均为集纳诸多建构主义学者及相关学者经验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因此，建构主义的学术观点具有相当的分散性。

二

建构主义研究就其建构对象而言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似乎借助行为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识、方法、学科、习俗和规则），科学家基于数据和观察构造的理论和叙述，实验室中由于物质参与而产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体都是建构成的。但是，从这种复杂性中仍可窥见出建构主义存在着强与弱的分野。

1.弱建构主义。弱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原因，主要着重于宏观社会学的把握，但并不否认其客观性或逻辑性的原因。

这类建构主义观点最早见于贝格尔和鲁克曼的知识社会学论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他们提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成的，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社会建构过程。这里的现实是指主观现实（即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现实。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就是这种主观现实作为人工的产物虽然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都是在社会情景中发展、传输和保持的。[1]就是说，要建构其中某种主观现实X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识，这种知识即便在X不存在时，也能产生某种行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识；（3）传播X知识的手段。只要具备这些条件，X的知识便可在社会共同体“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在贝格尔和鲁克曼的建构意义上，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如习俗、规则、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权力、科学等等都可看作是社会建构的。

当爱丁堡学派冲破传统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显区分后，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等采取了与贝格尔和鲁克曼相类似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科学知识，即用社会背景来解释科学知识内容。巴恩斯在论及库恩对科学知识结果解释的批评时说：“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的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2]也即是说，既然自然科学并非以纯结果的方式变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会背景。巴恩斯引进了“利益”概念，布鲁尔认为除了一些社会原则外，还包括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物学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个“非科学”的标准清单：“基于从前合作对合作者实验能力和忠诚的信任、实验者的个性和智力、管理大实验室的声誉、科学家是否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工作过、过去的失败经历、内部资料、科学成果的风格和表现、实验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尽管爱丁堡学派的工作是建构主义的，但并没有使用“社会建构”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会建构”一词进行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孟德尔逊和达勒。他们的论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尔逊、魏因加特和怀特利主编的《科学社会学年鉴》第一卷，取名为“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孟德尔逊和达勒认为，现代科学的建制、认知和知识主张并不能通过科学史论得到适当的说明，它们作为人工的产物必有其社会因果关系，因而是社会建构成的。

孟德尔逊等用“社会建构”批评科学史论的不适当性在今天看来虽然已无必要，但却激起了对科学话语、文本的建构主义研究。以往的科学史论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学家的论著或谈话录、回忆录为依据的。而马尔凯则认为科学家的话语实际上变化很大，其内容和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论者面对面的互动，因而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可以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建构的社会特性。马尔凯和吉尔伯特通过对一个生物化学小组的34名有建树的研究者的访问，把科学家话语分成经验性的和偶然性的两种情况。结果发现，科学家在解释正确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经验性话语，而在说明错误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偶然性话语，即把科学家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4]

迈耶斯在《写作生物学：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文本》一书中试图表明，社会的考虑（主要是考虑读者的鉴赏和兴趣）怎样“构成”科学主张、讨论和论文或专著的写作。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点是假定科学是在论文或见解修改和争论反语重释的声言和协商的社会过程中建构的。对于这一基点，读者将会感到惊异。”[5]这里，迈耶斯似乎指明，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是说它在公开发表之前就经过讨论、协商、改变和削弱等，科学文本不仅源于客体素材，而且也经历了科学家和评论者的审视。

可以看到，弱建构主义在探讨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时，往往给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和逻辑因素留有适当的余地。布鲁尔的强纲领中的公平性、对称性原则实际上要求对科学的真理和谬误、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都做出说明，马尔凯在归纳经验性话语时则说明了实验数据是在逻辑和时间优先情况下给出的。另外，爱丁堡学派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机，让社会背景因素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中。这就是有些强建构主义学者为什么并不把弱建构主义纳入建构主义研究的原因。

.强建构主义。强建构主义是在微观层次上对科学知识所做的经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或技术人工制品能够显示出其建构完全是社会性的。这类学者主要是谢廷娜、拉图尔、伍尔加、平齐、比克等人。

谢廷娜将其工作贴上“建构主义”的标签，而非“社会建构主义”。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将其研究同“社会背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示同爱丁堡学派的工作相区别。谢廷娜认为微观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争论研究，说明知识的一致性是如何达成的；其二是选择科学工作的真实地点如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科学知识是怎样建构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称其研究成果为建构主义纲领。她归纳了科学建构的社会特征，即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现实”，而是指向陈述的操作，这种操作不仅使科学家进入大量面对面的协商和互动，还包括更广泛的、超越处所的关系，与经纪人、工业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发生联系。[6]

与谢廷娜一样，拉图尔也想避免将其建构主义研究同“社会背景”相提并论。他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标题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当1986年再版时把其中的“社会”一词删去了。但不管怎样，该书的主题仍然指明：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通过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拉图尔及其合作者伍尔加用整整一章专门论述了TRF（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建构过程。[7]

在对《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合作之后，拉图尔与伍尔加的研究纲领开始分道扬镳了。拉图尔转向了操作子网络，把其中的科学家当作“资源积累者”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描述。[8]由于这一纲领不再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风格，这里不加论及，与此不同，伍尔加却对表象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研究。

概括地说，客体（自然世界）与表现（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图式：

（1）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2）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第一种图式认为客体独立于表象，自然知识似乎与自然世界没有多少关系；第二种图式表明表象是客体的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没有谁是第一性的、谁是本质的区别。伍尔加认为，前者是过去的科学社会学（包括爱丁堡学派）坚持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本体论上的实在主义”图式，后者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模式。[9]对此，他提出两条证据。首先，没有表象，客体就是无用的，我们无法独立于客体。其次是对同一客体的解释存在着某种“柔性”，即科学陈述的多样性，这导致人们去怀疑任何“假定”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在这里，伍尔加是想说明表象构成或建构了客体，即世界是被建构着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功地披上建构主义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标题或导言纷纷以“……的社会建构”而呈现于世。就是对技术进行社会研究的人们也未能逃脱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齐在《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希望提倡一种新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

诚如前面所言，《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并不代表一种一贯的研究纲领。这里将集中考察平齐和比克的论文《事实与人工制品的社会建构：或者科学社会学与技术社会学怎样得到互惠》。在该文中，他们提出了与布鲁尔几乎相近的“建构主义强纲领”：“在这一纲领里，所有知识和所有知识假设都将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是说，关于知识假设的起源、接受和拒绝的全部解释都可以从社会世界领域寻找得到，而无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过，他们却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的一些概念，并称之为“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这一方法的关键概念是‘解释柔性’、‘终止机制’的‘相关社会群体’。其核心信条之一是技术人工制品对社会学分析是公开的，这不仅表现在技术的使用上，而且特别关及其设计和工艺‘内容’”。[11]平齐和比克用这种方法说明了自行车的历史，表明了自行车是试错的产物，新的尝试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这个或那个社会群体提出的问题。因而每种技术产品都是“决定渗透”的结果，而非单向模式发展的逻辑程序。

总之，强建构主义虽然都标谤自己是完全的建构主义，但最终都是以对微观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构架。这一点从谢廷娜、伍尔加、平齐和比克的观点可以明显看出。特别是谢廷娜以实验室活动为基础来展示科学知识和建构与社会存在着的广泛联系，试图消除科学知识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学知识发展的认识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和“理想”，又说明强建构主义与弱建构主义不无两致的“模糊性”。

三

简单地说，建构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论的、实证论的和朴素实在论的科学或技术说明。他们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果解释的社会资源的展示和说明，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倾向或理论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会偶然性因素。建构主义研究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本体论相对化，以及把社会因素理性化。弱建构主义者，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方面想使它成为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成为理性和科学的体现，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科学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使科学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学。强建构主义者则是在强调科学或技术的社会建构的同时，把客观的自然因素放置一边。谢廷娜、拉图尔等人提倡用参与式观察对科学家的广泛访问来理解科学，但对自然界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关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语言建构之上。而平齐、比克的研究则表明，技术社会学应着重于社会因素怎样建构人工制品，而对技术的工艺内容可以置之不顾。建构主义这种对科学技术产生所做的过份的“社会学简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杀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面的因素，忽视了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从而把科学技术看成完全由各种社会偶然性因素组成的东西。

应该说，在当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建构主义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以对真理、客观性、因果性、合理和进步等的怀疑和批判为特征。鉴于强建构主义坚决地解构了科学合理性观念本身，那么强建构主义实际上就成了通往后现代主义一边的桥梁。但对于弱建构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它致力于对科学的宏观因果解释，因而应被划分到现代主义一边。可是，如果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都强调对现代科学的解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还出现了继承现代主义但又超越现代主义的“建构性后现代哲学”，[12]则恐怕弱建构主义也逃脱不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干系。更何况弱建构主义也有着割裂科学与理性之嫌。

2.对于科学技术的解释范围较为狭窄。强建构主义研究过份强调实验室、人工制品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如拉图尔对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家的行为，但这种微观研究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共同体等宏观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平齐、比克在进行技术社会学研究时对相关社会的社会群体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对技术发展有着强烈影响的经济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观条件均未被列入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的议事日程。至于弱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研究虽然貌似新鲜，其实在默顿的大部分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都已论述过。早在1945年，默顿就描述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程序，说明了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的精神产品应包括信仰、意识形态、宗教道德及实证科学，还分析了精神产品的存在基础，如群体结构、权力结构、竞争、冲突和利益等。

3.忽视科学技术后果及其评价。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的起源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以致对于科技产品对人的自我意识、社区组织、日常生活、权力分布有何特别意义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在许多建构主义者那里，关于科技成果的研究进入“死结”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学技术选择的社会后果几乎完全置之脑后。

与此相关，建构主义还贬低对科学技术的道德评价。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在对待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即认为科学本身无所谓恶，是价值中立的。平齐、比克将柯林斯的纲领外推用于技术的社会研究时，对技术成果的最终善恶又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因而不去探讨有关技术的地位、技术选择的正误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建构主义开创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对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有着莫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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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Woolgar.Science:theVeryIdea,EllisHorwood,1988,54.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篇5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教育课程观；课程改革；启示

一、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1）反表象主义。表象主义认为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是对立的、二元的，哲学的任务是研究主体如何正确地认识客体，如何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从而获得客观真理。后现代主义则反对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反对所请的客观真理，认为那种作为对科学、道德、宗教和艺术所提出的永恒性问题的仲裁者的哲学已经终结，否认人类生活的思想和艺术实践中存在“第一原理”。（2）反基础主义。基础主义认为人类文化和知识存在一个可靠的基础或“阿基米德点”，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这个基础，以此来构建文化的等级秩序或思想体系的大厦。“后现代主义”反对从“第一原理”推出一切的思维方式。主张以差异、多元取代统一、普遍，以模糊性取代确定性。（3）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认为不论本体论还是认识论都存在着本质与现象的区别，认为本质是事物内在的、固有的属性，哲学的任务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后现代主义”反对这种现象与本质的逻辑的二元对立，消解哲学所追求的超验的“本体。”

二、后现代主义教育课程观的代表性观念

（1）课程内容关注生态和教育的关系。这种课程观主要是针对现代主义对自然所采取的对立态度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和整个人类的生存危机的现状提出来的。它关注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深层的问题、整体性的互动关系，以及自然而然的发生过程，要求教育者将全球陛的相互依存关系和生态的调节、保护问题作为课程和教学的重点。（2）课程模式强调开放式和生成式。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课程实施是由实施课程的主体――教师和学生共同建构、参与的活动，这样的课程模式是开放式的，是随着师生的互动交往过程而不断展开、调整，不断发现、探索新的活动内容和形式的课程。因此，课程不再只是特定知识的载体，而是教师与学生共同探究新知的过程。（3）关注学习者的自我意识和创造性。自我意识是自己作为一个独特存在的个体的认识，是作为主体的我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事物、他人所面对问题的意识和理解，表现为独特和丰富的内在世界。学习不仅仅是知识由外到内的转移和传递，更是学习者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的过程。

三、基础改革课程理念与后现代主义教育课程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大刀阔斧地进行课程改革，这其中一些后现代主义课程观所具有的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的内涵也是值得重视的。由于后现代主义教育的出现，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崭新的教育理论、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我国目前的课程改革当然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强调课程教材设计的整体性，加强了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使它们有效地融合起来。此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己经把后现代课程理论纳入到其中，教育理论者已经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之运用于课程实践当中。

四、后现代主义教育课程观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1）过程性――教师和学生不断的反思。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不断对自己的教学过程、教学方式以及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反省，同时重视培养学生反思的习惯。（2）个性与差异性――每个学生都是一道风景。后现代课程观认为每个学生都在自己原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建构对世界的认识，允许并尊重每一学生的不同个性与不同理解。他们更关注如何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知识，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景性，对学习和教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3）整体性，综合性与平衡性――培养健康和谐的人。后现代要求课程具有一定的平衡性，突出课程的一体化要求，用整体性取代孤立和支离破碎，促进学习者感情、体质、审美、精神、智力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只偏向于其中的一点。我国目前的新课程重视了课程的综合化问题，体现了综合化的理念，设置了一部分综合课程。但是这些课程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简单的相关综合，综合的范围、层次都有待提高。那么，改革单一的课程模式和调整失衡的课程结构就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革新所必须解决的理论课题与实践任务。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对课程的基本理解为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眼光，也促进和引发了我们对课程目标、实施及评价问题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当然，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的观点并不完全完美无缺，其本身也受到了许多理论学派的批判。当然，如何把它变成一种有效的批判工具，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催生出具有反思性的教师、自主性的学生和创造性的教学，还有待于现代教育者进一步努力探索。

参考文献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篇6

关键词：知行观；认识；实践

知行观是中国哲学的一大主题。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们，已开始对知行的来源、知行的可能性、主体的认识能力等问题进行考察，并明显地表现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从春秋战国时期到近现代不同的哲学家都十分重视知行问题，在总结人类认识发展规律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尽管他们的思想进路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但又无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都是对知行关系具有一定认识论意义和实践论意义的探索。尤其是在中国发展了重行的知行统一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知行统一观是内在相通的，很多思想家深刻地探讨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既肯定行的作用，也肯定知对行具有指导作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应该加以总结和继承发展。

在传统的儒家知行观中，知是人的心知的统称，主要指道德知觉；行是人的行为的统称，主要指道德实践。在现代知有认识、知识、良知等含义，行有实践、行动和践履的意思。知行的含义明显比传统含义有了扩展。中国古代知行观主要是从知、行二元平面角度进行的探索，其主要思想相应的表现出知、行的二元对立与二元分裂以及重知轻行重行轻知的倾向，同时也表现出主张知行合一的观点。这些主张既显示了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知行观的前进性又显示了他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知行观既受个人认知能力和实践方式的局限又受所在社会生产力的局限。当前，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无法再完全适应时代的发展。人们如何面对古代知行观，以何种方式去发掘其现代意义使之对当前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都很有价值，对现代人的生活仍然具有一定积极的指导意义，这才是我们要研究它的主要目的。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现代意义，可以从这五个方面进行归纳。

(一)中国古代知行观是现代学术研究的文本，它们的存在具有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

古代知行观是现代人进行学术研究的起点。现代学者从多角度多理路研究古代知行观，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认识论价值。有研究认为，孔子主张“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这种看法包含了向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发展和向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但是，孔子强调“学而知之”，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知与行并重的合理思想。有研究认为，孟子发挥了“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命题，宣称人有一种先天固有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他把取得知的途径归结为“反求诸己”，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不过，孟子“反求诸己”的思想，具有重视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的合理的因素。有研究认为，《老子》提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主张“绝学”、“弃智”，用“静观”、“玄览”的神秘直觉方法，去体验“无形”、“无名”的“道”，以达到所谓与道“玄同”的境界。这是一条神秘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但却体现了直觉思辨等认识方式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有研究认为，庄子的知行观看到了认识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接触到了认识的辩证法问题。但他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夸大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一面，否认认识对象质的规定性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陷入了怀疑论、不可知论。有研究认为，在知行关系上，荀子认为“行”比“知”更重要，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目他把“行”看作是认识的最后归宿，认为只有行之有效的知才是可靠的，把“辨合”、“符验”作为知的真理性标准。荀况还比较正确地阐发了知行主体的能动性。有研究认为，王阳明提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体现了知行的统一与辩证，但是他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说法运用于道德律令之外却犯了把主观意念活动称为行，抹煞了知行界限的错误。

这些研究既是对古代知行观的研究，又是现代人反思和推进知行观的行动。既是学术的继承又是思想的深化。既是学术研究的辩证，又是思想的辩证。充分地体现出中国古代知行观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意义。

(二)古代知行观是现代人对知行关系继承和扬弃的基础。

透过现代人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知行观具有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知行二元分割、重知轻行、重行轻知、对知行认识不够彻底等局限。现代人在知行观问题上，一样会遭遇到与古人类似的知行关系。现代人对待中国古代知行观的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时候，发扬孔子“学而知之”、思学互补的精神，抛弃其“生而知之”在实践领域的唯心论。在科学发现过程中重视老子直觉思辨的认知方式，抛弃其“圣人不行而知”的神秘主义知行路径。在个人道德行为中重视王阳明j知行合一”观，抛弃其“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极端道德戒律。真正做到表里如一，善恶分明。在求证事物本质的时候，提倡王充“实知”、“知实”说的唯物论思想。主张齐国稷下学者提出的“不修之此，焉能知彼”，重视知行主体的修养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准确扬弃，也是为当代中国人对其它传统思想的扬弃做典范。如果能够做到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知行观，也就能够做到正确对待中国古代其它传统思想。先进的知行观就成了现代人思想行为的指南，也就能够帮助现代人摆脱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心理困境等现代性缺失。

在现代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知行观做出了全面而且具有高度合理性的现代诠释，对人们的处理日常工作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行观和现代实践的有机与合理结合。指导我们工作的理论基础是实践论，工作方法是调查研究，知行合一的基本原财是实事求是，知行的源泉在于走群众路线。面对困难内部矛盾的知行准则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知行宗旨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国古代知行观仍然具有道德实践的指导性意义，古代知行观的某些思想精华仍然是今天的道德典范。工业化、现代化、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多样化、法制化以及信仰的普遍缺失、社会道德的堕落，是现代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中社会道德的堕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有在职的高官因为自己道德堕落而目无法纪，滥用职权、害民蚀国、生活腐败，所作所为为人不齿。有的人因为一己私欲，道德沦丧，干起了抢劫杀人、拐卖儿童、卖淫嫖娼等丑陋的事情。中国古代知行观，又特别是儒家的知行观更加注重道德践履。尽管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化的社会，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轻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在现代道德践履仍然是人们应该尽力去知与行的事情。当然，完全的复古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这样反而是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曲解。不要把道德追去当作高悬人们头上的利剑，而是像康德说的那样，让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和谐的处于自身。用先进的知行观理性的对待道德践履。不主张儒家思想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过分要求。但是坚决主张“恶念发动时不要行”。这就需要以严格的知行律来要求自己了。

在道德践履的知行关系中，我们主张程颐所主张的“然知之亦自艰”，只有先“明道”，然后才能够“行”的知行观。首先知何为现代道德主张的，何为现代道德反对的。然后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去行。其次要像王阳明那样，反对“将知行分做两件事去做”，看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样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准确判断行的后果，从而起到事先告诫的作用，避免自身道德堕落以身试法。最后要时刻牢记王夫之“知行终始不相离”的命题，明确知行的因果律，良知生善行，恶念有恶果，恶果终遭惩。在日常生活中力争求真知，致良知，行正义，行善事。

(四)古代知行观的认知方式、认识对象、行为模式是现代知行观的基础，现代人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的，不存在脱离古代知行观的现代知行观。

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知行关系的认知方式主要是思辨、书本学习与社会实践。老子与庄子的知行观明显具有思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脱离现实的痕迹。“不出户”显然难以知天下，“不窥牖”，更难以“知天道”。在这方面，老庄的道家知行观显然没有《吕氏春秋·慎大览》所主张“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更具有客观性和实证性。儒家孔子的“生而知之”可能将知引向主观唯心和先验论的途径。但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丰富性又给现代人提供了多个辩证的样本。墨家学派的墨翟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主张感觉经验是知的来源，提倡知的经验论。《墨经》明确提出：“知，接也”；“知，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认为知是人以“所以知”之“知材”与外物接触而发生的对外物的模写、反映。这是一种朴素的反映论观点。然而，孔子又不是单纯的唯心主义知行观的代表，他又有唯物主义的知行观。“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又为后代人指出了求知的合理方法。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知行观或多或少带有形而上学特性。他们的知行观不能与现代的认识和实践等同，但有相近之处。他们也非常重视从实践得来的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对“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格物致知”。理学家常常把对“知行”关系的论述与“格物致知”联系起来。尽管朱熹的学术思想存在各种内部矛盾，但是他的“知行”观较之程颐的论述有了更多的辨证色彩。他注意到了“知行”相互作用和践行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并且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讨论。在理学发展过程中，真正强调了“知行合一”的是王阳明。他直接反对朱熹的知行观，提出了自己的“良知”和“致良知”的知行合一观。明清之际的理学家王夫之批判朱熹和王阳明的知行观，认为他们是朱、王二人是“异尚而同归”。他认为，“知行”的关系是“知行相须，并进而有功”。“知行”两者固然不可分，但有不能够等同起来，呈现出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朱熹、王阳明、王夫之体现出宋明理学“知行”观的演变，总的说来呈现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知行观演变过程。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性，掌握的科学技术手段和认知能力，可以认知的对象都比古代人有了极大的丰富性和强大性。中国古代知行观的认识方式和认识进路显然是现代人研究知行观和社会实践的对象、参照和指南。在现代更加注重实证方式和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思维方式的认知进路的情况下，中国古代的知行观更加值得重视。中国古代的知行观仍然是现代知行观的理论基础。

(五)古代知行观为现代人提供了一套知与行的辩证思维方式和行动指南。现代人在处理日常生活、工作等事物中，正确执行知行关系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的一条重要原则被提出来。这一原则既是道德践履的基本原则，又是人生哲学的基本原则，还是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杰出人物倡导并且力行知行哲学。反对知而不行，强调学以致用。反对盲目蛮干，只行不知。强调真知致行，反对一知半解。重视知的内化与行的实践。现代人较之古代中国人无论是从工具、理性、对象、能力、知识、物质、休息等方面都较之古代人具有普遍的提高。这种提高体现在现代人知的范围、程度、内容、形式、方法远远超越了古代人。可以说现代人在知的方面绝对远远超越了古代人。同样，现代人在行的方式、手段、途径等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但是，在行的方面却无法断言现代人就实现了对古代人的绝对超越。现代社会中存在的诸如环境问题、暴力犯罪、经济犯罪、信仰缺失、丧失诚信、吸毒等社会毒瘤，这些都是知行的脱节和只知不行的具体表现。这些事件的发生并不是不知，而是知而不行。因为这种设计社会生活的知不需要艰深的理论和高难度的探索，它具有明白无误的规范，其症结主要还在于行。中国古代知行观中有知难行易说与知易行难说，这些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事件，在个人与群体身上显然是行难于知，知而不行的现实体现。《左传·昭公十年》中，提出“行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尚书·说命中第十三》提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些都是行难于知的理论依据。但是，现代人知而不行又不完全属于这个理论范围，明显表现出违背知行关系。这就是现代人正在缺失一种优秀的传统精神，恰恰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行观对现代人的重要性。对与善、恶、荣、耻现代人最需要的是行，最难的也是行而不在知。如果真正真知力行，那么现代社会将是一派和谐，民安国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