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商品经济的含义篇1

论文摘要：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以及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指导意义等问题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创立100多年来，一直存在多方面的争议，其中包括价值是不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以现实指导意义何在，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等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自动化、电子化甚至电脑化的出现，生产中需要投入的活劳动要素相对减少，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包括机器、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在内的资本要素，即物化劳动要素却急剧增多，很多产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劳动参与就能生产出来。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采用全面的观点，整体地看待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含义。

一关于劳动创造价值问题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揭示出“人类的抽象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原理，为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据。伴随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特别是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经济关系、劳动过程，均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结合新的实践，深化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已经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曾表现了对价值问题的极大关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1841)中，曾对人的自由与必然和反对神本主义价值观等问进行过探讨。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其他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对各种不同意义的价值概念作过考察和把握。他首先严格区分物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交换价值，立足于对交换价值及其内在尺度的考察，揭示了商品生产的秘密，从而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面对利用混淆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来否定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庸俗经济学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他反复强调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毫无共同之处”同时，马克思并未因此而将它们的差别绝对化，并未否认在一般科学的范围内研究使用的价值的意义。

在以往的经济学著作中，“价值”一词有时表示商品的价值，有时表示交换价值，有时则表示使用价值，其含义往往只有根据上下文联系及作者的思想才能具体地确定。虽然一些英国经济学家曾有用“worth”(价值)表示使用价值、用“value”(价值)表示交换价值的习惯，但无论是日耳曼语源的“worth”，还是罗马语源的“value”，都只是“价值”一词的两种不同语言符号形式罢了。为了避免象这样多义地使用“价值”一词所造成的混乱，马克思对“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这三个概念作了明确的区分，并分别用三个不同的词，且ⅱ“value”、“usevalue”、“exchangevalue”来表示它们。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与价值问题直接相关的，实际上有三个概念，其中，“价值”概念指的是商品中所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交换价值”概念指的是商品价值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是经济学领域的概念；而“使用价值”概念则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value”)，而且是活劳动，不是物化劳动，它强调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价值。它强调和认可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确认了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

马克思认为，价值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价值实体是抽象劳动；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商品的劳动量是衡量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唯一尺度；从价值量的变化规律来看，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成正比，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商品价值量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劳动量的变化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并不直接改变商品的价值量，而仅仅是改变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影响单位商品的价值量。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人们生产产品、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再是以生产简单工具和简单日常用品为基础的，只需要很简单的工艺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劳动，而是需要许多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等资本要素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复杂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条也大大地拉长了。但是，即使是最复杂的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如果向前层层推移，最终都归结于人类的活劳动，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劳动创造价值仍然是正确的。

二关于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劳动要形成价值，光靠劳动自身还不行。如果只有劳动而不具有诸如土地、机器、原材料等物质生产要素，无论如何是生产不出商品来的。没有商品，自然也无价值可言。关于产品的生产要素，马克思明确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作为产品的生产过程，“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包括“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胁”“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可见，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是产品的生产要素，这是马克思关于生产要素的基本观点。

近年来，有人认为，生产的过程是一个由活劳动与物质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劳动与资本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不能说剩余劳动仅仅是由活劳动创造出来的。尤其在今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物化劳动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观地、科学地、正确地认识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作用和功能。因此，认为应该是价值及剩余价值是由物质生产要素和活劳动共同创造的。

我们认为，物质生产要素虽然不是价值的源泉，但它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物质生产要素本身的价值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物质生产要素本身也是商品，也有价值。它的价值通过具体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成为新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物质生产要素的消耗只有在社会“平均消耗”的情况下，其价值才能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如果大于社会“平均消耗”的范围，就意味着物质生产要素的浪费，超出部分的价值不能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反之，如果大力节约物质生产要素，使物质消耗大大低于社会的“平均消耗”，就有利于降低生产该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从而有利于商品生产者实现更多的价值。其次，先进的物质生产要素有利于劳动者从事复杂劳动，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样的劳动者，如果他们使用的劳动工具不同，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就不同，创造的价值也不同。但是，物质生产要素的先进程度要与劳动者的素质相适应，不是越先进越好。

但承认物质生产要素在生产商品价值中的作用，并不否定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这个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这是因为：第一，前者说明的是商品价值形成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创造商品价值；后者说明的是商品价值形成的源泉，没有劳动这个唯一源泉，无论物质生产要素多么先进，多么丰富，同样创造不出商品价值。第二，物质生产要素对商品价值的作用是通过劳动为媒介而实现的，它并不改变劳动量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唯一尺度这个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

三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指导意义问题

对价值规律的揭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以及竞争规律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刺激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运动，必然会促使商品生产者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生产力向前发展。市场化改革20多年的成就证明只要我们尊重价值规律，我们的事业就能向前发展；相反，如果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我们就必然走弯路。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在很长时期内，我们实践上把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统统视为异端，简单地认为我们可以不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就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这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结果证明是行不通的。

单一商品经济的含义篇2

论文摘要：什么是价值？价值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对于这两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是一切价值（无论是劳动价值还是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只是劳动价值的唯一源泉，不是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界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第三种观点认为，价值是人类天生赋予的、意识决定的，意志与理念决定价值的存在与否。马克思通过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批判，建立了比较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决定价值。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新时代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以新的内容和意义，而在当前发展中继续起着重要的知道作用。

一、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

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价值是商品生产中交互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创造价值的劳动当然是指生产商品的劳动，而不是非生产劳动。问题在于有些生产劳动被看做非生产劳动，或者某些非生产劳动又被看做生产劳动。

第一，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从商品生产关系来讲，劳动生产力必须高到能够提供剩余产品，才有可能进行产品交换，使产品转化为商品。生产劳动不仅包含必要劳动(维护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还必须包含剩余劳动，从生产结构来说，就是生产劳动是能够生产剩余产品的劳动。从价值形式讲，就是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这一定义有两个条件:生产力的高度使劳动包含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进人流通转化为商品。

第二，直接生产过程外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商品生产是和商品运动分不开的。为了商品生产必须从市场购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人直接生产过程后流水作业，产成品流通流到消费者手中。纯粹商业劳动只是为价值转型的劳动，不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属非生产劳动。但商业劳动又是和物流结合在一起，就属于生产劳动。农业、采掘业、工业都生产了商品，提供了服务，它们的劳动当然属生产劳动。这是广义的服务。一般是就狭义而言的服务，即未提供商品，只提供劳动的服务。这里的界限在于，或者是生产有形商品的劳动，通过商品间接服务;或者是生产无形使用价值的劳动，直接为消费者服务。超越这个界限，就是非生产劳动。

第三，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生产劳动从劳动方面上，由于商品具有二重性一使用价值与价值;生产商品的劳动也就相应具有二重性，作为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生产劳动从生产方面上，由于生产具有二重性一生产力(物质内容)与生产关系(社会形式)，前者是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后者是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当具体劳动抽去具体现象成为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的生产力便表现为抽象劳动的生产力，即单位劳动时间生产使用价值(商品)量，或单位商品所耗劳动量。

第四，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劳动是体力和脑力的支出。简单劳动以体力支出为主，复杂劳动以脑力支出为主。脑力劳动的复杂程度在于它积累了前人和今人的科技劳动，再加上自己的创新劳动。体力劳动多墨守成规，未具有这样的脑务支出，故称简单劳动。因此，从量的比较讲，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

第五，共同劳动与一般劳动。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在同一期间(横向)共同协作，马克思称之为共同劳动。但在复杂科技劳动中不仅包含横向协作，还包含(纵向)传递下来的脑力劳动结晶。这种劳动即为一般劳动。

第六，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凝结在价值中的劳动是已经过去的劳动，或称“死”劳动，不是正在运行的活劳动。

二、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两种形态及划分意义

劳动价值论具有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形态，其特点是所论述的内容都是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稀薄的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正因为它“抽象”，所以马克思的论证附有若干假设和前提，一些比较复杂的因素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都被暂时舍去了，仅仅从它的“纯粹形态”方面进行考察;正因为它“一般”，因此不仅适用于简单商品生产，而且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当然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第二种形态为具体形态，它是第一种形态的逐步具体化，其特点有三:一是不再从“纯粹形态”方面进行考察，一些原来被舍去的因素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逐步进入研究的视野。二是贴近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经济生活。三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第一种形态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和基础，第二种形态是第一种形态的逻辑推演、逐步展开和具体化，两者构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劳动价值论的整体。划分和研究两种形态的劳动价值论，对于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特别是要发展抽象形态的劳动价值论。这一部分是马克思长期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扬弃和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大量材料进行深人研究得出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更是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竖立其上的马克思经济科学大厦就是依赖其支撑的。其次，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在深化劳动价值论具体形态的研究上下功夫。《资本论》的出版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形态应该说还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它的具体形态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而对当代经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三、面对经济发展的新问题以及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许多不同的新情况，主要是:(1)由于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单位商品中活劳动的含量大大减少;(2)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精神劳动(科学劳动)已大大超过工人的直接劳动;(3)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已使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日趋减少，而商业、金融业以及各种为生产服务和为生活服务的部门即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则日趋增大。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都应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而有所发展，不能凝固化，一成不变。劳动价值论研究有如下的新进展。

第一，劳动主体队伍的多元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研究的劳动主体，主要是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者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工人。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劳动主体对象与传统意义上的对象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既有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主体，也有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主体，还有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中介服务的劳动主体。多元结构的劳动主体成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

第二，生产性劳动范畴的广泛性。马克思曾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劳动范畴进行了一系列区分。但他把自己研究、考察的重点放在物质生产部门，这也是当时的条件所限定的。在当代市场经济中，金融、保险、通讯等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已把生产性劳动的范畴扩大到那些为物质生产者生活服务的，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换的劳动上。

第三，劳动价值量的计算具有复杂性。当代科技在生产中广泛运用，使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比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马克思以简单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而将复杂劳动看成多倍的简单劳动。在知识经济时代，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传统的比例结构被倒过来了。商品价值形成中复杂劳动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单一商品经济的含义篇3

论文摘要:科技革命及知识经济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挑战。仅仅从课本学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直接解释许多新的经济现象。因此，应研究劳动价值论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发展劳动价值论。本文是笔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点滴体会。

一、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

什么是商品的价值?马克思是从分析1夸特小麦出发，指出在1夸特小麦里面，有一等量的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的价值。这种共同的东西的实体是什么呢?马克思经过详尽的分析后认为它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量的大小来决定的。商品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并不是现成的出发点，而是劳动者的具体活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转化变成的结果。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表现了主观具体活劳动耗费所产生的客观社会效果——满足社会需要的有效用的劳动的含量。这一点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得很明白。马克思说:’‘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同样，劳动要被看作抽象意义上的人的力量，人类劳动耗费，首先必须是有用劳动。”因此，价值是社会对个体活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的有效用程度的一种评价。从劳动到价值有一个质和量都要进行转化的客观的社会过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有关商品价值这一术语的内涵是很明确的，它指的是商品在交换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为一切商品所共有的某种等质的东西，即商品中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它已经转化成社会劳动(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而不再是私人劳动(即个别劳动者的具体活劳动耗费)。价值仅仅是指“凝结”在某种使用价值中的抽象劳动，马克思在多处不断地阐明“凝结”这一思想，例如，马克思说了:“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不过是同种劳动的凝结。”“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结。”“这个价值本身才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当我们把商品看作价值时，我们是只把它们看作体现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显而易见，在谈到商品价值时，马克思总是强调它是商品所包含(凝结)的抽象劳动，而不涉及生产商品时的具体活劳动耗费。但是，这种细微的却是极其重要的区别，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并没有引起注意。

二、劳动价值论面对的现实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相应带来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巨大变革，同时给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基石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着新的挑战主要有三方面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要由“知识价值论”来取代;第二种观点要建立新的“劳动价直论”;三是主张“发展”劳动价值论，充分注意到科学技术等，“知识”在财富，乃至价值创造造中的重要地位，承认知识及包含知识的先进技术生产设备与活劳动一起创造了价值，而且比活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些主张虽然观点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活劳动不再是，或者不是唯一的价值创造者。

这些主张对劳动下介值论在新形势下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以前罚门认为，马克思主义“句句是真理”，不容经典作家的论述与之有任何差异;改革以后，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个别论述、个别原理可以发展，甚至修正，但由于思维定式的作用，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发展。澎门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等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质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包含“内容”和“方法论，’两方面，内容的根本就是“基本原理”，方法论即“唯物论和辨证法”。当然，这也说明，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质的前提下进行。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一是应该发展的，但发展要坚持两个前提:即“唯物辨证”的方法论和劳动价值论的本质。劳动价值论的本质是“只有人.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新形式下坚持“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这一劳动价值论的本质特征，是因为这一“本质”仍然揭示了知识经济条件下价值的真正来源。

马克思的劳动下介值论是科学理论。马克思从分析商品二因素入手，科学揭示出劳动的二重性质，科学地解决了价厦形成、决定和实现的难题。但是，劳动价值论是抽象的、本质的理论，它揭示的是整个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津，不是商品经济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规律。在商品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劳动价值论有不同的表现形丸探讨这些不同的具体形式不是马克思的任务，他也不可能对当时还没出现的“阶段”的，般理论的具体表现形式作出准确描述。这一任务正是马克思的后继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将抽象的理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科学技术能否创造价值，将书本上的理论和现实实耐目结合，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知识是劳动创造的，而且是复杂劳动创造的，所以知识有价值，而且商品中凝结的“知宝州介值”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是知识作为脑力劳动的结晶不能创造价值，只能将自身价值转移于新产品之中。这种解释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与书本上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矛盾之处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在创造造知识的劳动中从事基础科研、教育等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成分被划为不创造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结果科学技术劳动只剩下技术劳动;但科学理论研究的是技术创新的基石断口前提。二是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同一劳动单位时间里生产更多的产品。把这种劳动仅仅解释为是一种复杂劳动，单位时间里创造了更多的价值，是没有说服力的。三是根据劳动生产率与价值的关系的规律，并不能推导出科技不断进步会使产品中的’‘知识价值”含量越来越高的结论。科技进步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喇氏单位商品的佣直量，但无论劳动生产率姻可，等量劳动时间总是生产等量的价值。科技进步水平被劳动生产率提高水平等额抵消，因而科技进步并不增加劳动的总价值量。

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单从课本上理解是不够的，一定要从现代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新特点、新趋叁冲目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更妞断旨导洲门的实践，也是洲门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目的。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本质—有效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谈到商品价值时，总是强调它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由于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家们，都一致认为可以用劳动持续时间来计量劳动的量，所以马克思在谈至嘀品价值时，又强调了’角直是凝固的劳动时间或劳动时间的凝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用“凝结”、“凝固”、“结晶”以及“物化”等等用语，不能仅仅单纯地理解为要把抽象人类劳动凝结在一定的使用价值面，更深入的理解是:马克思使用“凝固的劳动时间”或“劳动时间的凝结”等等用语，就是要强调，在商品生产中可以直观知道的具体活劳动时间，并不是都能不折不扣地“凝结”到一定的对象里，面，全部转变成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不是社会必要的(浪费的、多耗费的等等无效用的)劳动时间是不会“凝结”到一定的对象里面，而是作为“杂质”衫洲滁了，只有有效用的劳动才会“凝结”到一定的对象里面。大家知道，倒可劳动产物都耗费了州门的劳动，但其社会效果却是千差万别的。如果社会经济生活中不需要进行商品交换，就不必计较其中有效用劳动的含量。劳动产物也只有在商品交换中，其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的有效程度才需要，并且获得评估，使表现在物的形彭让匕的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经过“凝结”的过程，将无效用的劳动作为“杂质”排除之后，剩下的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才会形成商品价值。

综上所述，马克思劳动价值理本质上应是有效劳动价值论，理由有三个方面:

首先，有效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是指商品中所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它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的表现，而不考虑这种活劳动耗费的社会有效用程度。

其次，我们把劳动对象吸收的劳动量称为有效劳动，那末很自然地，有效劳动总量的多寡就是劳动对象吸收的劳动量抢以造产品的数量，即与使用价值的数量成正比的，这才是真正地体现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承担者。这样，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量的劳动量所产出的使用价值数量增加了，目也就是消耗同量的劳动量所创造的价厦总量也增加了，转化率提高了，即具体活劳动的有效性增加了，这就能圆满地解释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中活劳动相对减少而价值总量却在增加的现象

再次，科技的发展对社会财富的创造发挥了巨大作用。有资料表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书冲副变大大高于就业人数的增长幅度。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技术因素所起的作用已达60—80%，活劳动的作用显著下降，这与商品佣直是由耗费劳动决定的观点存在突出的矛盾。因为才剐居耗费劳动价值论，设备越落后，耗费的活劳动就越多，创造的个别价值也越多;而设备越先进，耗费的活劳动就越少，创造的个别洲也越少，这样，科技进步反而成了获取更多价值的障碍了。从有效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是顺里成章的。科技的进步，先进机器设备的采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耗费的劳动量到劳动对象吸收的劳动量的转化率，使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

三、“创造劳动”与“超额利润”

要想理解“超额利润”的深刻内涵，首先要搞清楚课本中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现实问题时的困惑。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现实的情况是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其生产组织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各种劳动形式的“个别分化”和总体“结合”的情况更加纷繁复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某些形式的劳动主要是智力劳动从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分离出去，另一些原本分离的劳动形式又“总体地”结合在一起，限于“物质产品”。另一方面通过商品形式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已不局限于‘.间接生产”领域，创造价值的劳动不能再局限于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创查介值的方式也进一步社会化、复杂化。大量的科技劳动潜藏于其他“物化劳动”中，掩盖了价直的真实源泉，这是形形色色“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产生的直接现实原因。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论述是基于当时的生产社会化情况，化好旨的’‘总体劳动”主要限于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内的“结合，’，而且他的论述只是在“资本一般”的限度内。

从科学劳动部门内部看，科学劳动不创造价值。由于科学理论研究的牛条珠刀险，其成果不能变成商品，因而其“价值”不能直接体现，这是传统理论的思维。那么从事理论科研的“创造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我们按传统的理论从正反两方面来分析一下:如果不承认理论科研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同等劳动条件的企业一旦采用了先进技术，在同等劳动强度和同等劳动时间会获得“超额利润”。“超额利润”不可能是先进设备创造的，也不可能是其本企业的劳动创造的，因为他们并未多付出“社会必要劳动量”。如果承认基础科研劳动创造价值，则运用的其他生产环节的“价厦.，属于物化劳动，它已经等额转移入产品之中，因而“超额利润”的来源仍然得不到说明。

单一商品经济的含义篇4

2012年4月28日，由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和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协办的“《资本论》与当代经济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井冈山召开。来自全国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资本论》与当代经济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进一步推动对《资本论》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创立以来，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若干重大理论争议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和再研究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前提和基础。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就“斯蒂德曼诘难”、“世纪之谜”问题、价值转形问题和“置言定理”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理论脉络梳理和创新性研究。马艳教授认为，“斯蒂德曼诘难”的破解并非是要在其理论逻辑上突破，而是可以运用联合生产思想，从污染产品的“负价值”出发，解释“负价值”的存在性及其现代价值。“世纪之谜”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将出现多种不同的关系状态。转形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分析由资本流动开始到最终均衡的转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多种不同结论。而“置言定理”的问题在于忽视了现时代资本有机构成的内涵变化，在其内涵变化的新假定条件下，平均利润率将出现上升、下降和不变三种不同的变动趋势。

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探讨了《资本论》劳动过程理论的生态学问题。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最经典定义出自《资本论》第5章“劳动过程”一节。在该节中，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定义包含“目的实现”和“物质代谢”的双重逻辑，并由此产生两种对马克思的不同评价：马克思是一个主张“对自然的支配”的人类中心主义者；马克思是一个强调“自然的根源性”的自然中心主义者。如何看待这两种评价，韩立新教授认为，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双重逻辑和两个评价是矛盾的，但是如果从唯物辩证法出发，这一矛盾就不再是矛盾，而是更高层次的统一，即以“根源性自然”为基础的“目的实现”和“物质代谢”的辩证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在环境问题上的方法论既不可能是“自然中心主义”或“生命中心主义”，也不可能是“技术乐观主义”或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应该是内在地扬弃了二者的对立，实现了两者辩证统一的理论，如果借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话，就是“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

关于价值转形问题，江西财经大学罗雄飞教授认为，人们长期忽视了马克思转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从而认识不到马克思强调的“误差”的意义。事实上，投入转化为生产价格后的总生产价格、总利润与最初的总价值、总剩余价值能否同时相等并不是马克思转化理论的实质，生产价格决定能否在不同条件下始终以价值规律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而这一点是完全能够得到证明的。所谓“转形问题”的百年争论，反映了不同经济理论的方法论思想的冲突。新古典经济学家在验证马克思转化理论的过程中出现种种逻辑问题，这恰恰暴露了它自身的根本缺陷。由于不能正视自身的“资本计量问题”，它不可能认识到马克思所说的“误差”及均衡利润率与货币利润率的差异；由于数学形式化，它难以理解所谓“一般条件”的现实含义，因而不自觉地陷入一种逻辑悖论而又无力自省。

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教授认为，所谓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矛盾，即根据第一卷的劳动价值论计算的单位商品中包含的全部劳动与根据第三卷的平均利润率计算的商品的价格不成比例，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在利润平均化之前的劳动和利润平均化之后的价格之间没有可比性。一旦使用正确的比较方法，即总是比较同一条件下的劳动与价格，并在比较中始终坚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括第一种含义和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基本原理，则立刻就会发现，同一商品的价格总是与其内含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成比例，不同商品的价格比率总是与它们内含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的比率相等。这个结果，无论是在利润平均化之前还是在利润平均化之后，都毫无例外地成立。

单一商品经济的含义篇5

【关键词】商誉；界定；特征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无形财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商誉作为一种重要的无形财产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深切关注。而目前我国法律对商誉权的规定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商誉权”的明确概念，没有界定商誉权法律属性的专门条文，更没有保护商誉权的单行法，所以法学界对商誉权的法律属性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代中国，侵害商事主体商誉权的案件经常发生，不仅使商誉主体遭遇难以恢复的财产损失，而且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一、商誉的界定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商誉逐渐成为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但是商誉的定义却是众说纷纭，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商誉进行了解读。要正确理解商誉的含义就应当客观分析商誉的特征，而商誉的定义及特征的厘清是辨析商誉权法律属性的理论起点。因此，要准确把握商誉权的法律属性，必须首先认清商誉权的客体――商誉的定义及特征，只有对商誉有了全面地认识才能准确把握商誉权的法律属性。

（一）商誉的含义

商誉，英文是Goodwill，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阶段，法学界对商誉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不同的法律词典对商誉的解释都不尽相同，不同的学者对商誉的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给商誉下定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现实条件下，虽然法学界与经济学界对商誉的界定不尽一致，但能为我国大部分学者所接受的解释是，所谓商誉是指社会公众对特定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生产经营能力、经营状况、资信状况、商品及服务质量等经营素质的客观评价。换言之，商誉是关于商事主体的社会评价，是对其经济能力的综合评价，且是基于良好经济能力的积极评价。从本质上看，商誉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因某些优势而长期形成的商业信誉，是企业的一种竞争优势。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良好的商誉是商事主体良好信誉的体现，也是企业立足市场进行竞争的无形资本，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商誉的特征

本文认为，由于商誉含义的不够确定，人们往往从其特征的不同侧面和角度来理解和使用它。因此，只有全面明确商誉的特征才能正确把握商誉权的法律属性。

1.商誉具有非物质性。商誉是社会公众对商事主体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内在的品质声誉的认可和评价，是经营者经营方式、管理水平和售后服务等多方面的综合反映。它作为一种信息体系，存在于社会公众的意识之中，不具有实体形态，不以任何形式存在，不占有一定的空间。人们对它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控制，而表现为认识和利用。商誉完全属于人们主观上的认识，它看不见，摸不着，甚至也没有任何证明其存在的文件，因此，许多人认为它是无形资产中最“无形”的资产。并且世界各国已在法律中确认了商誉的无形资产的性质。

2.商誉具有人格性。商誉的本质是顾客对商事主体的良好评价，表现为一种对顾客的吸引力。这种良好评价是与商事主体自身的关系十分密切，不能离开商事主体而单独存在。商誉伴随着商事主体产生和消亡的全过程，其取得并不需要经过申请、登记、审批、授予等程序。当商誉权主体中止后经过一段时间重新开业，在那段中止的时间内，虽然商誉作为社会的评价客观存在并没有消失，但是商誉权由于权利主体的缺位而不能存在。由此可见，商誉具有人格性基础，与主体自身的关系十分密切。此外，商誉的产生有很多因素，如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的管理方式等，其中经营者的能力与商誉的产生具有重要联系，是商誉产生的核心因素，这也是商誉权具有人格属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3.商誉具有财产性。商誉是商事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良好评价，良好的商誉是对客户的一种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对于企业而言，商誉本身就有价值。如果商事主体的商誉权被侵犯，还能请求赔偿经济损失。因此，商誉已经深化为具有一定价值形态的财产利益，并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

4.商誉具有专有性。即商誉是一种非相容的、排他的权利，只能由商事主体享有，其他不从事商事活动的法人不享有商誉。而且某个企业的商誉只能专属于该企业，它不能脱离该企业而单独存在。这是因为，商誉的本质是对商事主体的品质评价，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基于这种品质评价能在顾客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特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难以直接复制与模仿的。因而商誉专属于产生该商誉的企业，不能单独转让给其他人。

我国保护商誉的法律制度主要是由《民法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有关商誉的少量条款构成的，这些条款尤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已经成为实践中处理商誉侵权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对稳定市场秩序、制止商誉侵权、切实维护商誉主体的合法权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我国法律法规对商誉的保护仍处于很低的水平。对商誉的定义、法律性质等不仅在法律上模糊不清，在司法实践中也很含混，导致侵犯商誉权的案件经常发生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济，更严重的是，这会使商誉主体遭遇难以恢复的财产损失，而且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因此，必须要加强对商誉权的法律保护。要使商誉权得到更好的保护，必须在法律中予以明确规定，确立商誉及商誉权的法律地位。

参考文献：

[1]于新循.商誉及商誉权之法律归位分析[J].求索.2007（03）

单一商品经济的含义篇6

关键词：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理论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是经济学的两大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也就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因此，有人把他的鸿篇巨著《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而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也就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这个本质上的立场区别，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许多理论问题上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别。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并不断发展起来的。而提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不得不说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一位是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一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前者的《国富论》，后者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都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以下本文将分析比较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的异同。关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列宁曾经是这样概括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是近代劳动价值学说的开拓者。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通过辛勤的理论研究，从日常实践中发现和发展了劳动时间为形成价值得到唯一因素的原理，为此后科学的价值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劳动价值学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在他的《赋税论》中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他在劳动价值论上主要有两点突出的贡献：第一，他将价格分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值”，并且认为市场价格的涨落以自然价格为中心，自然价格就是价值，价值的源泉就是劳动。第二，他根据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得出价值的大小以劳动生产率为转移的结论。他不了解价值的社会性质，也就没能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并且还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

如果说配第奠定的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中发现的“新大陆”，那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则是这块新大陆的开拓者。斯密的价值学说主要在他的《国富论》中系统地阐述，他第一个宣称了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他的研究以商品为出发点，而在一开始，他就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鲜明地站在产业资本利益的立场上，一方面批判了站在商业资本利益上的重商主义者主张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又纠正了重农主义者所持的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的观点。在劳动价值论方面，斯密继承了配第的一些观点，正确地说明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他说：“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在提出商品价值问题时，他第一次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说：“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于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以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推进了前人的认识，而指出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创造价值也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进步。但是，斯密的价值理论也有缺陷，他时而认为生产商品时付出的劳动决定该商品的价值，时而又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交换来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由于他没有从理论上把一种商品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与交换来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区分开来，没有把价值如何决定与价值如何表现的问题分辨清楚，因而把价值和交换价值相混淆了。斯密还提出了“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两个概念。在《国富论》中，他曾实际上赋予了二者以不同的含义。他说：“一个人占有某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在这里，劳动指的“是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而“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也就意味着“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接着他又说：“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劳动是第一价格，是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在这里，劳动指的是“辛苦和麻烦”即生产时所耗费的必要劳动。“商品的真实价格”意味着耗费的劳动。这样“交换价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但在叙述的过程中，斯密将二者等同起来。他先写到：“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等劳动价值的物品。”而他做出的结论却是：“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付的劳动量。”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斯密虽然对于价值问题做了一个系统的论述，却没有建立一个前后一贯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在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不仅成功地继承和发展了配第和斯密建立的价值理论，而且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但同时他也终结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他的价值理论的主要成就在于他坚持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排除了斯密在商品价值规定性上的二元论。在价值的决定上，他否定了斯密关于价值取决于所购买的劳动量的说法，并且批评了斯密关于三要素决定价值的错误，始终坚持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决定的。特别地，他还肯定了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正确的指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这些观点都把劳动价值论推进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但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有一个根本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各经济范围的超历史观念。他从来没有认识到在什么条件下产品会表现为商品，创造商品的劳动会表现为价值。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为自然的、永恒的。于是产品成为商品，劳动创造价值，表现为价值也成为自然的、永恒的。尤其是他不认识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劳动力已成为商品；从而不认识在资本主义阶段，商品所有者的劳动已经转化为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产品来交换。李嘉图的这个根本缺陷为他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使他的价值学说在涉及利润问题时，遇到了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一个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的问题，另一个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价值规律的矛盾问题。但在当时，英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李嘉图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两个矛盾，因此他也未能提出一个真正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真正提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是马克思，他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彻底的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建成了科学和完整的劳动价值学说，并为其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伦敦笔记》中关于价值理论的研究是他实现劳动价值论科学革命的重要前提。他肯定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特别是肯定了李嘉图对商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与物品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即交换价值的区分，肯定了李嘉图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价值的观点，即他在论证商品相对价值量同资本的不同部分的比较关系时，说明资本采用劳动生产率高的机器进行生产，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和价值，可以在销售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李嘉图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的深化。古典的经济学家都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始终没有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而马克思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提出了商品的二重性。其中，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商品的有用性或效用，是它的物质的自然属性；作为商品的价值，它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形式，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在提出了商品二重性后，马克思又提出了劳动具有二重性的概念，他认为，一切劳动，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另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即具体劳动。他进一步指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二重性，因而商品的价值量由抽象劳动的量来确定，也就是由平均的简单劳动的量来决定。在随后的分析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提出了劳动时间的二重含义，揭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本质的规定性。劳动时间的二重性，表现在一是商品生产各自特殊的劳动时间，二是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显然决定交换价值的是后者。此处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李嘉图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同的。前者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后者指在最不利条件下生产产品所必须耗费的劳动时间。对于李嘉图价值理论中的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均由马克思进行了解决，而且是科学地解决。首先，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非劳动。这一区分，一方面避开了“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创造”这一荒谬，另一方面也为建立剩余价值学说提供了一块基石。他指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之处是他的使用即是劳动，而劳动能创造价值。这就解决了劳动与资本相交换是与价值规律相符合的。然后，马克思又区分了价值和生产价格，之所以发生价格向生产价值转化，是各部门相互竞争使得利润平均化的结果。而利润平均化是因为各资本家追求最大化利润，否则就要转移资本，而资本和劳动的自由转移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条件所允许的。从而马克思解决了导致李嘉图理论解体的两个根本矛盾。

从上面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和马克思关于价值理论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学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缺点和错误。他不能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价值的实质和范畴的历史性；不能辨别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不能从后者抽象出前者，不能分析价值如何转化为生产价格和二者相背离对于价值规律作用的意义；更不能认识到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从而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虽然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科学的价值理论，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就需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从我国具体的国情出发，正确的把握劳动价值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在运行的规则上却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相似之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样，是制度性和体制性相统一的经济形式。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可能选择如马克思和斯密所设想的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实行单一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形式。由于有社会分工，存在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差别，并且生产力整体水平相对落后且发展不平衡，使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必然采取的一种经济体制。因此，要在我国具体国情下发展和完善价值理论。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再到马克思，前人已经为创造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价值理论，而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将前人的理论成果更好的运用到现实中，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踏着前人的足迹，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1、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M].商务印书馆,1972.

2、彼罗.斯拉法.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M].商务印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