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学中的基本假设篇1

在新课程改革实施的过程中，探究式教学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和主流模式。当前教学实践表明，教师大量使用探究式教学但存在只重视假设的检验，如设计实验、数据处理等，而对学生假设能力的培养并不关注。笔者在所在学校高一、高二年级部分学生问卷调查时设计了2个问题［1］：问题1：某位同学发现铜制眼镜框表面出现绿色物质，通过上网查阅知道，该物质是铜锈，俗称铜绿，主要成分是Cu2（OH）2CO3。你知道铜在什么情况下生锈吗？问题2：某位同学将短玻璃导管插入焰心，发现导管的另一端也可以燃烧。于是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导管中一定有可燃性的气体，气体的成分可能是什么？问卷调查统计采用计分制，说出3个或3个以上与问题相关假设及合理理由得3分，2个得2分，1个得1分。由表1可以看出，问题1和2的平均分分别为0．72和0．46，这说明当前高中生论述化学假设的能力还很弱。面对这个问题，部分教师认为提出假设特别是有创造性的假设依靠的是灵感和直觉，是不能在课堂上来传授的，实际上这种想法是由于对假设产生的逻辑结构认识模糊而导致的。国内学者从假设的数量、质量和对所提假设的解释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假设能力的结构及其培养［2，3］。国内其他学者认为应从“加强双基教学、尊重学生所提出的假设、加强假设方法的教学”等方面来培养学生的假设能力［4］。这些研究或仅关注假设自身的含义，未注意假设能力的其他维度，或属于自身的教学经验，理论基础较弱。因此有必要完整探讨假设产生的逻辑机制、提出假设的思维过程，进而促进学生假设能力的培养。

2假设产生的逻辑机制

科学家究竟是如何提出假设的？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发现是一个归纳的过程，所谓的假设也就是由归纳而产生的。现代科学哲学研究表明，我们不可能从事实归纳出任何可能的假设，因为如果没有假设的指导，人们就不知道应该收集哪些事实。换言之，即使是归纳也应是以假设为前提。演绎一般被认为不能产生假设，因为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个别，如果前提为真，其结论也为真，即演绎推理并不会产生新的命题。因此，假设既不是通过归纳，也不是通过演绎推理产生的，而是科学家发明出来的，包含直觉、顿悟等非理性因素。科学家提出的假设是否要遵循一定的逻辑机制［5］？目前科学哲学界的共识是，提出假设具有一定的逻辑模式，皮尔斯提出的溯因推理是产生假设的唯一逻辑操作。溯因推理是由结果推出原因的一种推理方式，它的触发条件是事实与预期不符，如新事实、异常事实的出现。其逻辑形式可用如下模式表示：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A被观察（推理的前提和诱因）找到一个假设B（省略了另外的前提———已有的知识和理论），它能作为A的原因并解释它，使得A变为不惊讶。因此有充足的理由去推敲B，使它成为可能的假设［6］。

3化学问题中提出假设的具体思维过程

假设悄无声息地通过科学家的有意识和无意识在问题解决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这些问题解决中都是从待解释的事实开始，科学家分析对比事实而发明出假设。尽管大多数人不是科学家，但科学家推理产生假设的思维过程具有示范意义。化学界所熟悉的元素周期律的发现史从假设的视角看就是一个完美的典范。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到19世纪60年代，化学家发现的化学元素增加到63种。化学元素间性质的巨大差异严重困扰着化学家，使得他们难以发现众多元素间的内在规律，更不用说发现新的化学元素。门捷列夫在书写元素符号及对应的相对原子质量数据时（见表2），发现N、P、As或O、S、Se或F、Cl、Br等组内，性质彼此相似，立即产生假设，元素的性质是不是表现在它们的原子量上？能不能根据它们的原子量建立元素体系？接着就走向这个体系的试验［7］。1869年3月，门捷列夫发表了论文《元素性质和原子量的关系》，其基本观点是：按照原子量的大小顺序而排列起来的元素，它们的性质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甚至元素的化合价也是一个接一个按照它们原子量的大小形成算术的序列。根据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的案例，我们可以想象，门捷列夫面临乱的知识寻求一个一般的原理，必定在已有的认知结构中思考了多种相似的经验现象，然后选择最合适的一种作为问题的假设提出。事实上，门捷列夫最初力图到原子价中寻求这一原理。门捷列夫在《化学原理》第一部著作中，按照1价的氢，2价的氧、3价的氮、4价的碳的顺序进行叙述，最后再回到1价的氟。第二部则从另一种1价的元素碱金属开始［8］。由此可知，在现象与假设之间存在一条可以逾越的鸿沟，那就是从已有知识和理论中寻找相似的经验现象或理论，并借用其中的因果解释而提出假设。科学假设提出的整个溯因过程可以用图1来描述：其具体思维步骤为：（1）科学假设的产生过程从分析问题，探讨其中的因果关系开始；（2）推理者在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寻找与当前问题相似的经验事实；（3）探讨各种相似经验事实的因果解释；（4）把各种经验事实与当前的问题情境进行对比比较；（5）借用经验事实的因果解释，提出假设；（6）选择合理的最合适的假设。图中“”表示问题情境和经验知识间的对比。由此可见，假设产生的溯因推理程序看似简单，其实包含复杂的思维过程，如探索、比较、综合和选择等操作。我们不能把上述诸多环节狭隘地理解为类比推理过程，如寻找相似经验这个环节，除类比推理外还包括运用已有知识创造性想象出与问题情境相似的结构模型，如凯库勒的苯分子结构的发现。其中，非理性的灵感、直觉也发挥重要作用［5］。

4化学教学中运用假设的常见形式

4．1类比式假设

类比式假设是根据2个或2类对象所具有的某种或某些共有的相似要素或特征，推出其中一个（类）研究对象可能具有另一个（类）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属性或部分属性而形成假设。［例1］（2009年海南高考题）门捷列夫在描述元素周期表时，许多元素尚未发现，但他为第四周周期的3种元素留下了空位，并对它们的一些性质做了预测，X是其中的一种“类硅”元素，后来被德国化学家文克勒发现，并证实门捷列夫当时的预测相当准确。根据元素周期律，下列有关X性质的描述中错误的是（）A．X单质不易与水反应B．XO2可被C或H2还原为XC．XCl4的沸点比SiCl4的高D．XH4的稳定性比SiH4的高从已有的知识经验知道Si具有不易与水反应、SiO2可被C或H2还原、SiCl4是分子晶体等性质。在此题信息中X具有与Si相似的性质，进而推出X具有与Si类似的性质。

4．2归纳式假设

运用归纳法提出和建立假设是一种从特殊、个别事实、所获得的认识或规律，提高到一般的认识和规律的方法。［例2］（2008年广东高考题）醇在催化剂作用下氧化成醛的反应是绿色化学的研究内容之一。某科研小组研究了钯催化剂在氧气气氛中对一系列醇氧化成醛反应的催化效果，反应条件为：K2CO3、363K、甲苯（溶剂）。此题要求学生对给出含有苯环不同结构的醇及其氧化反应数据等信息进行分析，归纳出由于此类醇中苯环上的取代基及与羟基相连的碳链长短不同，单位时间内醛的产率也不同，进而总结出在钯催化剂作用下的一般规律［9］。

4．3演绎式假设

演绎假设是一种将一般认识、规律或原理运用于特殊、个别范围内所产生的必然性推理结果的假设。［例3］CuSO4受热分解生成氧化铜和气体，受热温度不同，生成的气体成分也不同。根据物质化学变化前后元素守恒，气体成分可能含有SO2、SO3和O2中的一种、二种或三种。根据氧化还原反应中化合价的升降规律，所得气体的成分可能只含有SO3一种，或可能含有SO2、O2二种，或含有SO3、SO2和O2三种。在此题信息中，CuSO4受热分解生成的气体，尽管有3种可能的假设，但是都需要符合基本的氧化还原反应规律。

4．4分类式假设

依据化学现象和资料的某些重要特征，分析整理形成假设，进行分类假设的验证。［例4］将水加入盛有过氧化钠固体的试管中，待形成溶液，滴加少量酚酞溶液，溶液先变红，半分钟内褪为无色，原因是什么？溶液褪色可能是生成的H2O2的作用，也可能是溶液中NaOH的浓度过大。溶液中出现的现象是先出现红色后褪色。红色出现的原因是酚酞与碱作用的结果，红色褪去的原因是酚酞发生变化或碱发生变化，其中酚酞变化是由于被可能生成的H2O2氧化所致。

4．5模型假设

模型假设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某些物质的性质或化学实验现象，依据客观事实而进行模型构建。如气体摩尔体积模型、晶体模型、化学平衡的中间状态模型等。［例5］原子结构模型的演变，是从质量守恒定律、定组成定律等的发现，导致1803年道尔顿原子模型提出；但在解释盖•吕萨克气体体积定律时遇到困难，由1874年克罗克斯观察到阴极射线现象，导致1904年汤姆逊模型提出；随后卢瑟福的α质点散射实验，提出了“行星系式”原子模型，但这个模型与原子长期稳定发生了矛盾。玻尔根据原子辐射出的能量是不连续的线状光谱的实验事实，提出了原子的壳层同心模型；目前又进一步完善为电子云模型等。

5化学教学中学生假设能力的培养策略

5．1树立新型的教育观和学生观

化学教学应该立足于学生的发展，包括能力的提高、良好习惯的培养和健全人格的形成等。课堂教学中问题的设计，关键不在于问题的本身，而在于学生探索知识的兴趣的培养、方法的培养和品格的形成。教师的作用在于创造条件、教给方法。心理学研究表明：只有在充满民主和谐氛围下的教学才会使学生得到心灵的解放，他们的思维才会活跃。因此，教师要树立教学相长的观念，对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要与学生共同研究切磋，对学生求真质疑的举动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和赞赏。

5．2教师要创设积极的假设情境

量子力学中的基本假设篇2

因此，本文从“假说——演绎法”的含义、特点、形式及应用举例等方面谈些粗浅的认识。

假说必须经过科学实践的检验才能发展为科学理论。演绎是从一般到个别的逻辑推理方法。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相反，它是从已知的某些一般原理、定理、法则、公理或科学概念出发，推论出新结论的一种科学思维方式和科学研究方法。

一、“假说——演绎法”的形式

假说演绎推理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如果H，那么E，

E_____

所以H可能真。

上述表达式中，H表示所提出或论证所依据的假设，E表示对未知事物的预测，“如果H，那么E”表示从假说演绎出对已知事物的解释或未知事物的预测。

二、假说演绎推理的解释

假说演绎推理，实质上是一种解释归纳推理，即通过归纳得到的结论只能是一个假说，这个假说的合理性有多大，即归纳所得结论的可靠性有多大，需要接受事实的检验。如果假说能够合理地解释已知的或可预测的经验事实，则假说的确证度就增大。

假说演绎推理与溯因推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假说演绎推理是在溯因推理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溯因推理，在已知的事实E和科学原理（如果H，那么E）的基础上推测出结论（假说）H以后，如何确定这个假说（结论）的可靠性呢？这就需要从假说H得到确证。因此，溯因推理是一种发现（假说）的方法，假说演绎推理则是一种验证（假说）的方法。

三、“假说——演绎法”的基本特点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对所获得的事实材料进行加工制作，首先提出某种作为理论基本前提的假说来，然后以假说作为出发点，逻辑地演绎出可由经验检验的结论，构成一个理论系统。用这个理论系统解释和预见所研究对象系统的各种现象，并用实验来进行检验和修正。通俗地讲，“假说——演绎法”是在观察和分析基础上提出问题以后，通过推理和想象提出解释问题的假说，根据假说进行演绎推理，再通过实验检验演绎推理的结论。如果实验结果与预期结论相符，就证明假说是正确的；反之，则证明假说是错误的。

四、“假说——演绎法”应用举例

1.基因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的发现，基因位于染色体上的证实。美国遗传学家萨顿发现，孟德尔假设研究，对基因与染色体关系的探究历程也是假说——演绎的过程。

孟德尔用豌豆做实验研究一对相对性状（以下简称孟一）和两对相对性的（以下简称孟两）遗传规律，以及摩尔根用染色体做实验证明基因在染色体上（以下简称摩尔根）。下面针对人教版高中生物教材内容，根据假说——演绎法的步骤进行列举并作以比较。

（1）实验。

孟一孟两

P纯种高茎×纯种矮茎P纯种黄色圆柱×纯种绿色皱粒

F1高茎F1黄色圆柱



F2高茎矮茎F2黄色圆柱绿色圆柱黄色皱粒绿色皱粒

摩尔根

P红眼雌×白眼雄

F1红眼（雌、雄）

（雌雄）

F2红眼（雌、雄）白眼（雄）

（2）观察和分析。

孟一：无论正交，还是反交，F1代总是高茎，F2生性状分离。

孟两：无论正交还是反交，F1代都是黄色圆柱，F2代出现新的性组合。

摩尔根：F1全为红眼，F2红眼和白眼数量比是3∶1，这样的遗传表现符合分离定律，表明果蝇的红眼和白眼受一对等位基因控制，白眼性状总是与性别相联系。

（3）提出问题。

孟一：①为什么一代都是高茎而没有矮茎的呢？

②为什么子二代矮茎性状又出现了呢？

③F2中出现了1∶1的性状分离比是偶然的吗？

孟两：①为什么会出现新的性状组合呢？

②这与一对相对性状实验中F2的3∶1的数量比有联系吗？

摩尔根：F1全为红眼，F2红眼和白眼之间数量之比是3∶1，白眼性状表现总是与性别相联系。这些如何解释？

（4）提出解释问题的假说。

孟一：

①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因子决定的。

②体细胞中遗传因子是成对存在的。

③生物体在形成生殖细胞——配子时，成对的遗传因子彼此分离，分别进入不同的配子中，配子中只含有成对遗传因子中的一个。

④受精时，雌雄配子的结合是随机的。

孟两：①F1在产生配子时，每对遗传因子彼此分离，不同对的遗传因子可以自由组合。

②F1产生的雌配子和雄配子各有4种，即YR、Yr、yR、yr，它们之间的数量比为1∶1∶1∶1。

③受精时，雌雄配子的结合是随机的，结合方式有16种，遗传因子的组合形式有9种，性状表现有4种。

摩尔根：控制白眼的基因在X染色体上，而Y染色体不会有它的等位基。

（5）演绎推理。

孟一：如果假说正确，那么F1测交后代高茎∶矮茎=1∶1。

孟两：如果假说正确，那么F1测交后代黄色圆粒∶绿色圆柱∶绿色皱粒=1∶1∶1∶1。

（6）实验检验。

孟一：用杂种子一代高茎豌豆（Dd）与隐性纯合子矮茎豌(dd)杂交，后代中高茎与矮茎比接近1∶1。

孟两：无论是以F1作母本还是作父本测交，后代黄色圆粒、黄色皱粒、绿色圆粒、绿色皱粒四种表现型比接近1∶1∶1∶1。

摩尔根：测交验证。

2.DNA复制方式的提出与证实，以及整个中心法则的提出与证实，都是“假说——演绎法”的案例。DNA分子的复制方式的阐明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此外，遗传密码的破译是继DNA双螺旋结构模型提出后，现代遗传学发展中的又一个重大事件。

五、“假说——演绎法”在遗传探究题中的运用

量子力学中的基本假设篇3

一、理论物理学的重要方法

探索性的演绎法是理论物理学的重要方法。在爱因斯坦看来，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原理(亦称基本假设、基本公设、基本定律等)，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这三者所构成的。因此，理论物理学家所运用的方法，就在于应用那些作为基础的基本原理，从而导出结论;于是，他的工作可分为两部分：他首先必须发现原理，然后从这些原理推导出结论。对于其中第二步工作，他在学生时代已得到很好的训练和准备。因此，如果在某一领域中或者某一组相互联系的现象中，他的第一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他就一定能够成功。可是第一步工作，即建立一些可用来作为演绎的出发点的原理，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里并没有可以学习的和可以系统地用来达到的的方法。科学家必须在庞杂的经验事实中间抓住某些可精密公式来表示的普遍特征，由此探求自然界的普遍原理。

爱因斯坦指出，一旦找到了作为逻辑推理前提的基本理，那么通过逻辑演绎，推理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涌现出来它们往往显示出一些预料不到的关系，远远超出这些原理依据的实在的范围。但是，只要这些用来作为演绎出发点原理尚未得出，个别经验事实对理论家是毫无用处的。实际上，单靠一些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孤立的普遍定律，他甚至么也做不出来。在他没有揭示出那些能作为演绎推理基础原理之前，他在经验研究的个别结果面前总是无能为力。

爱因斯坦把物理学理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中之一是“原理理论”。建立这种理论使用的是分析方法，而不综合方法。形成它们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元素，不是用假设造出来的，而是在经验中发现到的，它们是自然过程的普遍特征，即原理。这些原理给出了各个过程或者它们的理论表述所必须满足的数学形式的判据。热力学就是这样力图用分析的方法，从永动机不可能这一普遍经验得到的事实出发，推导出一些为各个事件都必须满足的必然条件。用探索的演绎法建立起来的相对论，就属于“原理理论”。但是物理学理论大多数是构造性的。它们企图从比较简单的式体系出发，并以此为材料，对比较复杂的现象构造出一幅图像。气体分子运动论就是这样力图把机械的、热的和扩散的过程都归结为分子运动——即用分子假设来构造这些过程。当我们说，我们已经成功地了解一群自然过程，我们的思想必然是指，概括这些过程的构造性的理论已经建立起来了。爱因斯坦认为，构造性理论的优点是完备，有适应性和明确，原理理论的优点则是逻辑上完整和基础巩固。([1]，pp．109～110)

相对论就是爱因斯坦自觉地运用探索性演绎法的杰作。它不仅以其革命性的新观念和卓有成效的理论结果为人津津乐道，而且它所体现出的科学方法的新颖、精湛以及理论的逻辑结构的严谨，也令人叹为观止。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1905)时，他依据的仅仅是光行差现象和斐索实验这两个并不充分的实验材料，著名的二阶以太漂移实验即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对他并没有直接影响。他主要通过对16岁时想到的“追光”思想实验的沉思，对经典力学和经典电动力学基础的深入考察，发挥了思维的自由创造，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美国著名科学史家霍耳顿认为，在狭义相对论中，除了被提高为公设的两个基本原理外，爱因斯坦还作了另外四个假定：一是关于空间的各向同性和均匀性，另外三个是定义钟的同步的三个逻辑性质。霍耳顿的学生米勒后来指出，另外的四个假定也是两个基本原理的必然结果，他们不是独立的假设。参见文献[3]，p．196)。然后，他以此为逻辑前提，接二连三地推导出了关于运动学和电动力学的结论，著名的质能关系式是他先前根本没有料想到的，这些结论大大超出了两个原理所依据的实在的范围。广义相对论(1915)的建立也是这样。作为广义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原理，即广义相对性原理和等效原理，前者是爱因斯坦基于把相对性原理贯彻到底的信念（从惯性系推广到加速系)提出的，后者是依据厄缶实验(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和升降机思想实验提出的。

在1905年，由于爱因斯坦采用了探索性的演绎法，从而使他能够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举砍断了哥尔提阿斯死结(哥尔提阿斯是古代夫利基阿国王，相传他曾把自己的车乘的辕与轭用绳结系住，死得无法解开，声言能解开此死结者，得以结治亚细亚。这个死结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用剑砍断)，开拓了一个奇妙的新世界。那些恼人的以太漂移实验，那些使人迷惑不解的单极电机电动势的“位置”问题，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体系中已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同时代的博大精深的科学大师，诸如洛伦兹、彭加勒，却热衷于同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等以太漂移实验打交道，迷恋于做出种种构造性假设，建立他们的构造性理论——电子论和电子动力学。例如，洛伦兹1904年的著名论文尽管声称是以“基本假设”而不是以“特殊假设”为基础的论文，但事实上却包含有11个假设：假设有静止以太，假设静止电子是球形的，假设电子的电荷分布是均匀的，假设电子的全部质量都是电磁质量，假设运动电子收缩，假设电子之间的作用力与分子力相同等等。洛伦兹和彭加勒虽说走到了狭义相对论的大门口，但他们并没有打开这扇大门，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从方法论上讲，就在于他们运用的是传统的经验归纳法，而没有采用探索性的演绎法。在当时的科学发展的形势下，仅靠个别的经验事实进行归纳，是建立不起什么崭新的理论的。洛伦兹、彭加勒的电子论和电子动力学固然富丽堂皇，但毕竟只是经典物理学的最后的建筑物。它们虽然包罗万象，可是由于不适应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最终还是被人们遗忘了，仅有历史的价值。

二、采用探索性的演绎法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经典科学，一般称为近代科学。在科学史上，这个漫长的时期主要是积累材料和归纳材料的时期。与这一科学发展状况相适应，产生了经典的科学哲学，它始于弗兰西斯培根的归纳主义。培根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经验归纳出理论。他比喻说，只要及时采摘成熟的葡萄，科学的酒浆就会源源不断。到19世纪，整个科学一般说来还没有摆脱这种“原始”状态，因而经典科学哲学能够得以通过穆勒之手发展成为更完备的经验论形态，经验归纳法依然是正统的科学方法。

在物理学领域，这个时期的最大成就是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牛顿力学虽则是超越了狭隘经验论的人类理智的伟大成就，但它又同人们的日常经验密切相关。力学中的许多概念都比较直观，可以直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某种原型。这种状况掩盖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思辨性质，甚至牛顿本人也深深陷入这一幻觉之中。他一再声称他“不作假设”，实际上却作了许多假设，他要求人们“必须把那些从各种现象中运用一般归纳法导出的命题看作是完全正确的”。19世纪的经典物理学也具有现象论和经验论的特征：它尽量使用那些接近经验的概念，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放弃基础的统一性。热、电、光都用那些不同于力学量的各个状态的变数和物质常数来描述，至于要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同时间的相互关系中去决定全部变数的任务，主要只能由经验来解决。麦克斯韦及其同代人，在这种表示方式中看到了物理学的终极目的，他们想像这个目的只能纯粹归纳地从经验得出，因为这样所使用的概念同经验比较接近。从认识论上看，穆勒和马赫大概就是根据这个理由来决定他们的立场的。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大都以为，“理论应当用纯粹归纳法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就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至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设'——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p．309)

但是，在某些个别的科学部门，已经悄悄地透进了新时代的曙光;尤其是非欧几何学，它仿佛故意向经验论示威一样，以毋庸置辩的方式显示了理性思维的强大威力和奇妙作用。彭加勒正是在《科学与假设》中通过对非欧几何学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慎密考察揭示出，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不是经验的直接归纳，而只能以经验事实为指导，通过精神的自由活动(其产品即约定)来创造。通过研读彭加勒的科学哲学著作，尤其是通过创立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科学实践，使爱因斯坦清楚地看到，人们可以在完全不同于牛顿的基础上，以更加令人满意和更加完备的方式，来考虑范围更广泛的经验事实。但是，完全撇开这种理论还是那种理论优越的问题不谈，基本原理的虚构特征却是完全明显的，因为我们能够指出两条根本不同的原理，而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同经验相符合。这—点同时又证明，要在逻辑上从经验推出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的任何企图，都是要失败的。爱因斯坦还清楚地看到，相对论是说明理论科学在现展的基本特征的一个良好的例子。初始假设变得愈来愈抽象，离经验愈来愈远。另一方面，它更接近一切科学的伟大目标，即要从尽可能少的假设或者公理出发，通过逻辑的演绎，概括尽可能多的事实。同时，从公理引向经验事实或者可证实的结论的思路也就愈来愈长，愈来愈微妙。理论科学家在他探索理论时，就不得不愈来愈听从纯粹数学的、形式的考虑，因为实验家的物理经验不能把他提高到最抽象的领域中去。正是科学发展的这种理论化趋势，使爱因斯坦认识到：“科学一旦从它的原始阶段脱胎出来以后，仅仅靠着排列的过程已不能使理论获得进展。由经验材料作为引导。研究者宁愿提出一种思想体系，它——般地是在逻辑上从少数几个所谓公理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来的。”（[1]，p.115），他进而指出：“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的以归纳为主的方法，正在让位给探索性的演绎法。”([1]，p.262)

三、爱因斯坦大胆运用探索性的演绎法的直接动因

只是在广义相对论建立之后，爱因斯坦才把探索性的演绎法作为一个方法论原则从理论上加以论述。可是，早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他就在研究中大胆运用这一科学方法了，并在思想上对它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促使爱因斯坦大胆运用探索性的演绎法的直接原因有两个：其一是赫兹、玻耳兹曼、彭加勒等人的思想影响，其二是当时的物理学现状使得他不能不那样做。

在联邦工业大学期间(1896~1900)，爱因斯坦自学了赫兹、玻耳兹曼等科学大师们的著作。赫兹在他的名著《力学原理》(1894)中试图重构力学，为此他仅利用空间、时间和质量三个原始概念。赫兹的力学体系建立在通过科学家个人的“内在直觉规律”从经验引出的公理之上，它能够导出经验预言。赫兹认为“内在直觉规律”的功能像“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判断”一样，并且声称他的力学重构是演绎系统，与牛顿的《原理》(全称《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有许多相同的风格。在这个公理体系中，我们可以推演出与我们的观察记录相对照的可检验的结论，依据该结论与可观察的世界一致还是不一致，来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正确。尽管爱因斯坦不赞同赫兹的隐质量概念和“把自然现象追溯到力学的主要定律”的长远目标，但是赫兹强调公理描述的威力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公理描述与其说在经验材料上预言理论结构，倒不如说在公理和直觉上预言理论结构。

爱因斯坦也自学了玻耳兹曼的《力学讲义》(1897)。在该书中，玻耳兹曼把力学作为物理学的核心，爱因斯坦当然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但是，玻耳兹曼重构力学的方法的下述特点，一定会强烈地震撼爱因斯坦敏感的心弦：“恰恰是力学原理的不明晰性，在我看来不是同时以假设的智力图像为起点而得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以与外部经验相联系的尝试而得到的。”([2]，p．127)玻耳兹曼的意思很清楚：力学原理的不明晰，在于经验归纳，而不在于智力图像。玻耳兹曼的“智力图像”概念比赫兹的“外部对象的图像或符号”更自由，爱因斯坦可能山此注意到，力学的发展已使原理凌驾于经验材料之上。

彭加勒在《科学与假设》(1902)中对约定主义的论述，对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的形成必定大有裨益，爱因斯坦在“奥林比亚科学院”时期(1902~1904)曾和他的同伴索洛文、哈比希特一起研读过这本脍炙人口的畅销名著。彭加勒通过对数理科学的基础进行了敏锐的、批判性的审查和分析后得出：几何学的公理既非先验综合判断，亦非经验事实，它们原来都是约定。物理学尽管比较直接地以经验为基础，但它的一些基本原理也具有几何学公理那样的约定特征。例如惯性原理，它不是先验地支配我们的真理，否则希腊学者早就知道它了，它也不是经验的事实，因为人们从来也不能用不受外力的物体做实验，因而无法用实验证实或否证它。经过最终分析，它们化归为约定或隐蔽的定义。因此，彭加勒得出结论说：在数学及其相关的学科中，“可以看出自由约定的特征”;他进而指出：“约定是我们的精神的自由活动的产品”，“我们在所有可能的约定中进行选择时，要受实验事实的引导;但它仍是自由的，只是为了避免一切矛盾起见，才有所限制。”

彭加勒在考察了物理学的理论后认为，物理学有两类陈述——原理和定律。定律是实验的概括，它们相对于孤立的系统而言可以近似地被证实，原理是约定而成的公设，它们是十分普遍的、严格真实的，超越了实验所及的范围。彭加勒还阐述了约定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他说，当一个定律被认为由实验充分证实时，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态度。我们可以把这个定律提交讨论，于是，它依然要受到持续不断的修正，毋庸置疑，这将仅仅以证明它是近似的而终结。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选择这样一个约定使命题为真，从而把定律提升为原理。在彭加勒看来，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六大基本原理(迈尔原理即能量守恒原理、卡诺原理即能量退降原理、牛顿原理即作用与反作用原理、相对性原理、拉瓦锡原理即质量守恒原理、最小作用原理)就是这样形成的。

彭加勒提出约定主义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在近代科学发展的早期，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经验归纳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对促进近代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后来却助长了狭隘经验事义的盛行。到19世纪，以惠威尔、穆勒为代表的“全归纳派”和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广为流行，把经验和归纳视为唯一可能的认识方法。到19世纪末，第二代的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马赫更是扬言要把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从科学中“排除掉”。另一方面，康德不满意经验论的归纳主义的阶梯，他把梯子颠倒过来，不是从经验上升到理论，而是以先天的“感性直观的纯形式”(时间和空间)和先天的“知性的纯粹概念或纯粹范畴(因果关系、必然性、可能性等十二个范畴)去组织后天经验，以构成绝对可靠的“先验综合知识”。彭加勒看到，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先验论，都不能圆满地说明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为了强调在从事实过渡到原理时，科学家应充分有发挥能动性的自由，他于是提出了约定主义。约定主义既要求摆脱狭隘的经验论，又要求摆脱经验论，它顺应了科学发展的潮流，反映了当时科学界自由创造、大胆假设的要求，在科学和哲学上都有其积极意义。

《科学与假设》一书对爱因斯坦的印象极深，他和同伴们花了好几个星期紧张地读完了它。爱因斯坦坦率地承认彭加勒对他的直接影响。他赞同“敏锐的深刻的思想家”彭加勒的约定主义观点，认为概念和公理是思维的自由创造，是理智的自由发明。他这样说过：“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韵概念，从逻辑观点看来，……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1]，p．6)

一开始，爱因斯坦也对洛伦兹的电子论（是1895年的论文，而不是1904年的电子论的最终形式）发生过兴趣，这是一种构造性的理论。可是不久，他从普朗克的量子论中看到，辐射具有一种分子结构。这是同麦克斯韦理论相矛盾的，而且麦克斯韦理论也不能导致出正确的辐射压涨落。爱因斯坦在“自述”中谈到了他当时的转变：“早在1900年以后不久，即在普朗克的首创性工作以后不久，这类思考已使我清楚地看到：不论是力学还是热力学(除非在极限情况下)都不能要求严格有效。渐渐地我对那种根据已知事实用构造性的努力去发现真实定律的可能性感到绝望了。我努力得愈久，就愈加绝望，也就愈加确信，只有发现一个普遍的形式原理，才能使我们得到可靠的结果。”([1]，p．23)从此时起，爱因斯坦就断然决定用探索性的演绎法来解决问题。

四、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的特色

作为科学推理的演绎法，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了。早在古希腊时代，著名的哲学家、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归纳和演绎这两种逻辑方法，并认为演绎推理的价值高于归纳推理。而古希腊名声最大的数学家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把几何学系统化了，这部流传千古的名著就是逻辑演绎法的典范。牛顿在建立他的力学理论体系时虽然运用了归纳法，但其集大成著作《原理》的叙述方法却采用的是演绎法。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绝不是这种古老的演绎法的简单照搬。他根据自己的科学研究实践，顺应当时理论科学发展的潮流，对演绎法作了重大发展，赋予了新的内容。也许是为了强调他的演绎法与传统的演绎法的不同，他在“演绎法”前面加上了限制性的定语——“探索性的”，这个定语也恰当地表明了他的演绎法的主要特征。与传统的演绎法相比，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是颇有特色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地阐述了科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恰当地指明了思维同经验的联系问题，充分肯定了约定在建造理论体系时的重要作用。爱因斯坦把科学理论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作为理论的基础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其二是由此推导出的具体结论。在爱因斯坦看来，那些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是理论体系的根本部分，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公理基础或逻辑前提。它们实际上“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它们“不能从经验中抽取出米，而必须自由地发明出来”([1]，pp．6，315)。谈到思维同经验的联系问题时，爱因斯坦说：直接经验ε是已知的，A是假设或公理，由它们可以通过逻辑道路推导出各个个别的结论S;S然后可以同ε联系起来(用实验验明)。从心理状态方面来说，A是以ε为基础的。但是在A和ε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而只有通过非逻辑的方法——“思维的自由创造”(或约定)——才能找到理论体系的基础A。爱因斯坦明确指出：“物理学构成一种处在不断进化过程中的思想的逻辑体系。它的基础可以说是不能用归纳法从经验中提取出来的。而只能靠自由发明来得到。这种体系的根据(真理内容)在于导出的命题可由感觉经验来证实，而感觉经验对这基础的关系，只能直觉地去领悟。进化是循着不断增加逻辑基础简单性的方向前进的。为了要进一步接近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听从这样的事实：逻辑基础愈来愈远离经验事实，而且我们从根本基础通向那些同感觉经验相联系的导出命题的思想路线，也不断地变得愈来愈艰难、愈来愈漫长了。”([1]，p．372)

第二，大胆地提出了“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范畴是自由的约定”([1]，pp．407，471)的命题，详细地阐述了从感觉经验到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非逻辑途径。爱因斯坦指出，象马赫和奥斯特瓦尔德这样的具有勇敢精神和敏锐本能的学者，也因为哲学上的偏见而妨碍他们对事实做出正确的解释(指他们反对原子论)。这种偏见——至今还没有灭绝——就在于相信毋须自由的构造概念，事实本身能够而且应该为我们提供科学知识。这种误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不容易认识到，经过验证和长期使用而显得似乎同经验材料直接相联系的那些概念，其实都是自由选择出来的。爱因斯坦认为，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就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1]，p，102)

为了从经验材料中得到基本原理。除了通过“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外，爱因斯坦还指出可以通过“假设”、“猜测”、“大胆思辨”、“创造性的想像”、“灵感”、“幻想”、“思维的自由创造”、“理智的自由发明”、“自由选择的约定”等等。不管方法如何变化，它们都有—个共同点，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只能通过非逻辑的途径自由创造出来。这样一来，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对于感觉经验而言在逻辑上是独立的。爱因斯坦认为二者的关系并不像肉汤同肉的关系，而倒有点像衣帽间牌子上的号码同大衣的关系。也正由于如此，从感觉经验得到基本概念和原理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这也是探索性的演绎法的关键一步。因此，爱因斯坦要求人们“对于承担这种劳动的理论家，不应当吹毛求疵地说他是‘异想天开';相反，应当允许他有权去自由发挥他的幻想，因为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达到目的。他的幻想并不是无聊的白日做梦，而是为求得逻辑上最简单的可能性及其结论的探索。”([1]，pp.262~263)

关于爱因斯坦所说的“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和“范畴是自由的约定”，其中的“自由”并非任意之谓，即不是随心所欲的杜撰.爱因斯坦认为，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选择自由是一种特殊的自由。它完全不同作家写小说时的自由，它倒多少有点像一个人在猜一个设计得很巧妙的字谜时的那种自由。他固然可以猜想以无论什么字作为谜底，但是只有一个字才真正完全解决了这个字谜。显然，爱因斯坦所谓的“自由”，主要是指建立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时思维方式的自由、它们的表达方式的自由以及概括程度高低的自由，—般说来，它们包含的客观实在的内容则不能是任意的。这就是作为反映客观实在的人类理智结晶的科学之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诚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和完成的东西，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客观的，同人无关的东西。但是，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作为一种被迫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一切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1]，p．298)

第三，明确地把“内在的完备”作为评判理论体系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标准之一。在爱因斯坦看来，探索性的演绎法就是在实验事实的引导下，通过思维的自由创造，发明出公理基础，然后以此为出发点，通过逻辑演绎导出各个具体结论，从而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评判这个理论体系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标准是什么呢?爱因斯坦晚年在“自述”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纲领性的回答([1]，pp．10～11)。他认为，第一个标准是“外部的证实”，也就是说，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这个要求初看起来似乎十分明显，但应用起来却非常伤脑筋。因为人们常常，甚至总是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来使理论同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观点所涉及的是用现成的经验事实采证实理论基础。这个标准是众所周知的，也是经常运用的。有趣的是爱因斯坦提出的第二个标准——“内在的完备”。它涉及的不是理论同观察材料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前提，关于人们可以简单地、但比较含糊地称之为前提(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简单性”。也就是说，这些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元素要尽可能简单，并且在数目上尽可能少，同时不至于放弃对任何经验内容的适当表示。这个观点从来都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确切地把它表达出来却有很大困难。这里的问题不单是一种列举逻辑上独立的前提问题(如果这种列举是毫不含糊地可能的话)，而是一种在不可通约的质之间作相互权衡的问题。其次，在几种基础同样“简单”的理论中，那种对理论体系的可能性质限制最严格的理论(即含有最确定论点的理论)被认为是比较优越的。理论的“内在的完备”还表现在：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如果一种理论并不是从那些等价的和以类似方式构造起来的理论中任意选出的，那么我们就给予这种理论以较高的评价。

爱因斯坦看到了“内在的完备”这一标准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他指出，当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距离直接可观察的东西愈来愈远，以致用事实来验证理论的含义就变得愈来愈困难和更费时日的时候，“内在的完备”标准对于理论的选择和评价就一定会起更大的作用。他还指出，只要数学上暂时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不能确立这个理论的经验内涵：逻辑的简单性就是衡量这个理论的价值的唯一准则，即使是一个当然还不充分的准则([1]，pp.12、501)。爱因斯坦的“内在完备”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言传的，但是它在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具有“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的人的手中，却能够有效地加以运用，而且预言家们在判断理论的内在完备时，它们之间的意见往往是一致的。

在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过程中，充分地体现了探索性的演绎法的这三个特色。前面我们已简单地涉及到这一点，这里我们只谈谈爱因斯坦从“内在的完备”这一标准的角度是如何对自己理论进行评价的。1906年，当德国实验物理学家宣称，他在1905年完成的关于高速电子(β射线)质量和速度关系的数据支持亚伯拉罕和布赫尔的“刚性球”电子论，而同洛伦兹-爱因斯坦的理论(电子在运动方向的直径会随速度的增加而收缩)不相容，彭加勒立即发生了动摇，认为相对性原理不再具有我们先前赋予它的那种重要的价值。洛伦兹表现得更是十分悲观，他在1906年3月8日致彭加勒的信中说：“不幸的是，我的电子扁缩假设同考夫曼的新结果发生了矛盾，因此我必须放弃它，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我看来，似乎不可能建立起一种要求平移对电学和光学现象完全不产生影响的理论。”([2]，p．334)爱因斯坦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他对自己的理论的“内在的完备”抱有信心。他在1907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中指出：考大曼的实验结果同狭义相对论的“这种系统的偏离，究竟是由于没有考虑到的误差，还是由于相对论的基础不符合事实，这个问题只有在有了多方面的观测资料以后，才能足够可靠地解决。”他认为“刚性球”电子论在“颇大程度上是由于偶然碰巧与实验结果相符，因为它们关于运动电子质量的基本假设不是从总结了大量现象的理论体系得出来的。”正由于狭义相对论的理论前提的简单性大，它涉及的事物的种类多，它的应用范围广，它给人的印象深，所以爱因斯坦才对自己的理论坚信不疑，要知道当时还没有确凿的实验事实证实这种具有思辨性的理论。谈到广义相对论的“内在的完备”，爱因斯坦说：“这理论主要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逻辑上的完整性。从它推出的许多结论中，只要有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它就必须被抛弃，要对它进行修改而不摧毁其整个结构，那似乎是不可能的。”([1]，p．113)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当1919年的日蚀观测证明了他关于光线弯曲的推论时，他一点也不惊奇。要是这件事没有发生，他倒会是非常惊讶的。

探索性的演绎法是爱因斯坦的主导哲学思想——唯物论的唯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贵的是，爱因斯坦在这里并没有排斥或漠视经验归纳法在科学中的地位。一方面，他认为纯粹思维可以把握实在;另一方面，又认为从来也没有一种理论是靠纯粹思辨发现的，他对构造性的理论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爱因斯坦敢于正视矛盾的两极，在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的、恰如其分的平衡，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他提出的探索性的演绎法，只是强调“要大胆思辨，不要经验堆积”罢了，这是理论科学在20世纪发展的必然趋势，爱因斯坦则是率先表达了这一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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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中的基本假设篇4

[关键词]负面网络口碑；品牌忠诚；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9-0004-03

1引言

随着互联网络的日益发展，对企业、品牌有不利影响的负面口碑出现了网络化趋势，负面网络口碑已成为企业经营发展的一项重要威胁。国内对网络口碑理论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1世纪初才有更多的学者研究这一领域，但综观我国对于网络口碑的研究现状，有总结性和综述性的研究；有研究网络口碑对品牌忠诚的影响，但是以某一产品为例研究的，不具有普遍性；还有研究负面网络口碑对消费者行为意愿、购买意愿等的影响。国内单独就负面网络口碑对品牌忠诚影响的研究仅有为数不多的理论分析，故本文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从负面网络口碑本身、信息传送者特征、传送者与接收者关系三个方面，探究负面网络口碑数量，信息传送者的可靠性、专业性，信息传送者与接收者的关系强度四个因素对品牌忠诚的具体影响。这对于企业认识负面网络口碑，维护消费者对本品牌的忠诚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2研究假设

21负面网络口碑本身与品牌忠诚

关于负面网络口碑本身对品牌忠诚的影响，本文只从口碑数量角度进行研究。目前，有的学者认为某些领域负面网络口碑与品牌忠诚正相关，也有学者认为二者的关系是负相关的。但是，Godes等学者认为观众对电视剧偏好程度的高低与网络口碑数量并没有关系，这是他们对于1999—2000年美国市场的44个电视节目的在线评论进行分析后提出的观点。基于Godes的观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负面网络口碑数量与品牌忠诚不相关。

22信息传送者与品牌忠诚

信息传送者指的是负面网络口碑的者，他们的某些特点将影响信息接收者的品牌忠诚，如果信息传送者是意见领袖，则这种影响作用更大。可靠性和专业性是意见领袖较为关键的个人特征。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信息传送者的可靠性与专业性。

信息传送者的可靠性，即负面网络口碑的来源可靠性，Ohanian认为可靠性是来源所具备的诚实、正直、可信赖和可靠等特性的程度，按照Rosnow（1988）、Difonzo、BordiaandRosnow（1994）的观点，在负面网络口碑传播与沟通中，推荐人的可靠性决定了受众对口碑的接受度，进而对受众的品牌忠诚产生负面影响。很显然，可靠的信息传送者的负面口碑很可能会使受众对品牌的忠诚度降低。基于以上学者的观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负面网络口碑来源可靠性与品牌忠诚负相关。

信息传送者的专业性将对接收者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品牌忠诚。MitchellandDacin（1996）的观点是，专业程度较高的消费者能够在消费过程中做出正确的消费决策，同时能够给出关于产品、品牌的准确真实的评价，而这些评价就成为了其他不专业的消费者的主要口碑信息来源。专业的信息传送者做出的网络评价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接收者的品牌态度，直接影响到接收者的品牌忠诚。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负面网络口碑者的专业性与品牌忠诚负相关。

23信息传送者与接收者的关系与品牌忠诚

关系强度是指负面网络口碑信息传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亲密程度，分为强联结与弱联结，当信息接受者非常了解信息传播者时被认为是强联结，例如亲戚朋友之间；当双方仅限于认识则被认为是弱联结。BrownandReigen（1987）通过研究发现，当口碑传送者与接收者关系强度较大时，口碑的传播更有可能引起双方主动地搜寻和传递信息。基于上述研究成果可知，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关系强度的增强可以促进负面网络口碑的扩散传播，但学者们并未明确给出关系强度与品牌忠诚的关系，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信息传送者、接收者之间的关系强度与品牌忠诚不相关。

3研究样本与方法

31样本和数据

本研究样本由两部分组成。根据本次选取的研究对象修改和优化国外关于负面网络口碑的口碑数量、来源可靠性、专业性、关系强度以及品牌忠诚的研究量表，并进行预调研。预调研在北京林业大学进行，共向大二、大三的本科生发放问卷30份，以检验量表的设计、表述等问题以及问卷的信度、效度和所选国内外品牌的熟悉度。正式样本采集在北京地区进行，发放调研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44分，有效回收率为8133%。样本信息的基本情况：男性占488%，女性占512%；年龄方面，18岁以下占12%，18～24岁占701%，25～30岁占25%，36～40岁占37%；教育程度方面，高中（高职）及以下占123%，大专占135%，本科占623%，硕士及以上占119%；职业方面，学生占504%，教师占45%，专业技术人员占9%，公司普通职员占127%，高层管理人员占29%，中层管理人员占49%，其他占156%。

32研究测量

本问卷共分为七部分：品牌负面网络口碑事件选择、口碑数量、来源可靠性、专业性、关系强度、品牌忠诚、个人信息。本次研究使用的量表借鉴西方成熟问卷和中国已有问卷，并结合具体情况予以一定程度的修改。问卷经多次实证研究检验，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除第一部分和第七部分，本问卷的每个量表指标均采用李克特（Likert）七点量表记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4表示“中性”，7表示“非常同意”。

对于口碑数量的测量，WaskoandFaraj（2005）在研究电子网络时，指出对于知识贡献的总量可以使用回复总数来测量。同时，参考SchubertandSelz（1999）测量电子商务网站有效性的方法，以及国内学者毕继东研究负面网络口碑的量表。从虚拟社区、支持者、转载网站、信息数量角度给出测量量表（4条目，“我在不同虚拟社区都看到类似帖子信息”，“我看到该负面网络口碑有很多留言者支持”，“我注意到该负面口碑信息被复制到多个网站”，“在短期内消费者了很多类似的负面网络口碑信息”）。

对于来源可靠性的测量，借鉴Ohanianetal（1990）、Rosnow（1988）、Difonzo、BordiaandRosnow（1994）的相关研究，本研究制定了测量量表（4条目，“我相信帖子者在文章中描述的内容”，“我觉得帖子者提供的信息是可靠的”，“我觉得帖子者描述了使用或购买此产品的真实信息”，“我觉得帖子者是诚实的”）。

对于专业性的测量，参考BansalandVoyer（2000）在针对服务决策情境下的口碑过程研究中，对口碑发送者的专业性的测量，以及NetemeyerandBearden（1992）对于专业能力的测量，Gillyetal（1998）对于口碑来源专业性的测量，量表都涉及有见识的、有能力的、专家内行的、训练过的和有经验的5个方面。本研究设计了量表（4条目，“我觉得帖子者具有此产品领域的相关知识”，“我觉得帖子者具有此产品领域的专业能力”，“我觉得帖子者在此产品领域是个专家”，“我觉得帖子者在此产品领域中是具有丰富经验的”）。

对于关系强度的测量，FrenzenandDavis（1990）在针对嵌入市场的购买行为研究中，从熟悉程度、亲密程度、支持度和关联性4个方面来测量。Gillyetal（1998）研究口碑对消费者购买决策影响时，认为对于关系强度的测量应加入相似性维度。结合他们的测量方法，制定了相关量表（4条目，“我与帖子者有相似之处”，“我会积极响应帖子者的话题，尽力帮助他”，“我会与帖子者讨论有关个人的话题”，“如在现实中相遇，我会与帖子者交朋友”）。

对于品牌忠诚的测量，本研究借鉴WashburnandPlank（2002），Lai、Chiu、YangandPai（2010）的研究，并针对本研究的具体内容作了适当修改，形成量表（3条目，“这种品牌的产品和服务是我的第一选择”，“我觉得自己对这种品牌很忠诚”，“在众多的选择中，我不会选择其他品牌”）。

4研究结果

41信度分析

信度主要检测的是变量中各个维度是否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本研究采用克伦巴赫（LJCronbach）的a分析法，社会科学中，关于可接受的最小信度系数，众多学者的观点不统一。本研究以学者Fornell和Larcker（1981）等的标准来进行，他们认为Cronbach’sa系数在070以上是可靠性的底线。来源可靠性的初步信度检验系数为0669，为了达到设计要求，对来源可靠性量表进行了调整，并找了30个受访者进行了重新测试，调整后来源可靠性的Cronbach’sa系数为0908，达到了很好的信度水平。采用Cronbach’sa系数检验法，问卷各部分的信度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调整后本问卷各变量量表Cronbach’sAlpha系数都大于07，说明通过信度检验，问卷有较好的可靠性。

42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本研究中提出的相关假设，笔者以口碑数量、来源可靠性、专业性、关系强度为自变量，以品牌忠诚为因变量做多元回归，其结果见表2：

由结果可知：来源可靠性、专业性的显著性水平达到了005，来源可靠性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96，专业性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54。这说明假设1、假设2和假设4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但是假设3没有得到实证结果支持，这一点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5结论

由本研究可得，负面网络口碑的确影响信息接收者对品牌的忠诚。具体地，负面网络口碑的来源可靠性、专业性对品牌忠诚影响显著，但口碑数量、关系强度对品牌忠诚影响不显著。

一方面，来源可靠性、专业性对品牌忠诚影响显著，说明信息接收者获悉的负面网络口碑具有来源可靠性和专业性，则接收者更倾向于认同这一负面口碑，从而改变对某品牌的忠诚。另一方面，口碑数量、关系强度对品牌忠诚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口碑的数量、发送者与接受者的关系强度不是负面网络口碑影响品牌忠诚的关键因素。但是，信息传送者的专业性没有像假设那样影响品牌忠诚，回归结果显示专业性与品牌忠诚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负面网络口碑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专家辟谣方面，故这方面的专业性对品牌忠诚有正向作用，这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分析。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认为，在网络信息高速传播的背景下，企业从负面网络口碑角度维护品牌忠诚，应该做到以下几点：①研究制定相关措施制度，避免来源可靠性高的负面网络口碑出现；②关注来源可靠性，可以用来源可靠性判别负面网络口碑的危害性；③快速消除来源可靠性高的负面网络口碑，减轻其对品牌忠诚的影响；④可以利用专业性，采用专家辟谣等手段，对品牌忠诚正向促进；⑤口碑数量和关系强度不作为企业监测负面网络口碑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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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中的基本假设篇5

[论文摘要]随着高新技术的日益普及,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目前,我国多数企业为增强市场竞争力也在建立网络化信息系统,积极参与电子商务活动,随着传统会计运作环境的改变,电子商务下的会计问题将逐步显现出来,本文就电子商务对会计基本假设的影响进行简单的探讨。

电子商务是伴随着社会进步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应运而生的贸易方式,其代表了未来商务的发展方向。联合国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电子商务是发生在开放网络因特网上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和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商业交易。它集开放性、全球性、流动性、无中介性、隐匿性等特点为一身。它不仅仅是商业贸易方式的一场革命,它的影响从宏观上引发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教育的巨大变革,把人类带入到以网络经济为发展特征的信息社会,在微观上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带来了一场革命,对客户的购买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的产生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电子商务的商品交易方式,劳务提供方式、支付方式等都与传统的方式不同,这使我国以传统的商务活动为基础的经济领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触及了现行的法律制度体制等社会规范。也动摇了传统会计理论的框架,会计基本假设、基本原则、会计报告等已无法一一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为了迎接电子商务的挑战,就必须对建立在工业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会计理论进行研究,从而有效地发挥会计对电子商务应有的作用。在此就电子商务对会计四大基本假设的影响进行探讨。

会计始终处于动态变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环境中,为了保证会计的相对稳定性与相对独立性,必须明确会计的边界和决定其运行、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制约条件。会计假设也就应运而生,会计假设是指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根据以往会计的实践与理论,对会计领域中尚未肯定的事项所作出的合乎情理的假说或设想,其实质是对会计实践活动所做的一般性概括;比较公认的基本会计假设包括“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四项,它们是基于对客观环境、历史惯例和重大趋势考虑,而对会计准则、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及其规范下的会计实务所作的逻辑性控制。但传统会计假设是建立在工业经济环境基础之上的,随着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的出现,原有会计所依据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着会计假设的合理性。

一、电子商务对会计主体假设的影响

传统会计主体假设认为:“会计核算应当以企业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为对象,记录和反映一个特定企业本身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这一假设强调会计主体是一具有稳定性、独立性的经营单位,并具有“实”的物理空间。决定一个会计主体的依据有两个:一是根据能控制资源、承担义务并进行经营运作的经济单位来确定;二是根据特定的个人、集团或机构的经济利益的范围来确定。然而,伴随着电子商务而产生的虚拟企业使传统会计中构成会计主体的依据已不再适用。虚拟企业是一种为了适应快速、多变的市场需求,制造商联合供应商、经销商、顾客,共同、及时地开发、生产、销售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的企业组织,是一个寿命与空间随时间变化的松散联盟,极有可能在完成某一笔或几笔交易后即告消失。其不是法律意义上完整的经济实体,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只是存在于网络中;没有固定的实物形态,也没有确定的空间范围,通过国际互联网络克服各个联合公司之间的空间和时间障碍,具有高度的弹性与灵活性,导致会计主体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使得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处于一种模糊状态,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等会计要素就没有空间的归属,会计信息使用者无法理解财务报告所反映的会计信息。

二、电子商务对持续经营假设的影响

持续经营假设是指在可预见的将来,企业将会按当年的规模和状态继续经营下去,不会因清算、解散、倒闭而不复存在,也不会大规模削减业务。持续经营假设是一个长远的经营理念和无限的时间段概念,在传统会计理论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它反映了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愿望和目的,只有在这一假设下,企业的再生产过程才得以进行,企业的资本才能正常循环,会计人员才可以在此基础上选择会计原则和会计方法。但在电子商务情况下,会计主体所面临的是竞争日趋激烈的经济环境,知识和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产品寿命周期大大缩短;各种复杂的金融业务和金融创新工具的大量涌现,使金融市场更加变幻莫测,波动频繁;而电子货币的广泛使用使资金流动轻型化,交易手段多样化,买卖双方足不出户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同时虚拟企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破联合公司间的时间间隔,它们的组合可以是双方,也可以是多方,各个独立企业可以在虚拟企业开展业务前组合,也可以在开展业务过程中根据需要进行组合;可以在完成一项交易后即行解散,也可以视情况继续维持这种组合关系。企业合并、重组、破产解散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一切使持续经营假设受到挑战。

三、电子商务对会计分期假设的影响

会计分期假设又叫会计期间,是指将一个企业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活动人为地分割成一个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连接的期间。其目的是为了结算账目,计算盈亏,按期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从而及时地向各有关方面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信息。显然,会计期间的出现既有会计技术上的需要,也有会计信息内容上的内在要求。从会计技术上看,传统的会计信息加工方式既需要时间也需要成本,会计信息传统加工方式上的成本性和时间性限制了管理人员对会计信息的及时性要求,于是,定期加工并提供会计信息便成为了传统会计信息加工方式下的最佳选择。从会计信息的内容上看,会计信息具有两种时间属性时点性和时期性,反映某时刻静态会计要素的信息(资产负债表信息)即是时点性的会计信息,反映一定时期内动态会计要素的信息(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信息)即是时期性会计信息。显然,时期性会计信息的加工与提供总是必须以“时期”为基础或前提的,而不管这个“时期”的长短。而在电子商务时代,会计分期假设将会完全被否定,其原因:第一,由于计算机网络的使用,网络上的一笔交易可在瞬间完成。虚拟企业可能在交易完成之后立即解散,换言之,虚拟企业的存续时间即是某项业务从开始到结束的期间,具有很大的弹性。第二,在电子商务时代,由于财务报告采用实时报告系统,任何时候,会计信息使用者都可以从网络上获得最新的财务报告,而不必等到一个会计期间结束由报告企业编制财务报告后才得到。这使得会计信息的加工和传送成本已不再是重要问题。于是,满足管理需要,提供实时会计信息成了会计信息加工处理上的首要目标,人为地按月、年编制报表意义不大。

四、电子商务对货币计量假设的影响

货币计量假设是指会计主体在会计核算过程中以货币作为主要计量单位,计量、记录和报告会计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币值稳定性和记账本位币的币种惟一性是传统会计货币计量假设的两个方面。对实体企业的对外财务报表来说,为提高其可比性和可靠性,货币计量假设是必要的。但随着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了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的商务模型,一方面,通过货币反映的价值信息已不足以成为管理者和投资者决策的主要依据,对无形资产特别是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的计量、对高级技术管理人员价值的计算、对高科技企业潜在的高额风险回报的计量、对通货膨胀的计量等,成为人们更关心的信息。它们更能代表一个企业未来的获利能力,而它们又不能在报表上用货币来表示。另一方面,随着“网上银行”的兴起,“电子货币”的出现,使企业间的交易不再使用看得见、摸得着的钞票和货币化的单证作为交易媒介,而采用“电子货币”和“电子数据”来进行交易和记录。这时的货币将只是一串有特殊意义的数字,而不再是实际量化的货币,货币真正成为观念的产物。最后,国际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媒体空间”的无限扩展,国际间资本流动加快,资本市场交易更加活跃,汇率变动更为频繁,加剧了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冲击了币值稳定假设。

总之,会计基本假设是在会计所处的特定经济环境下对经济活动所做的假定性限定,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而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就要求会计基本假设应当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

参考文献

[1]严明编着,《虚拟经济》新华出版社,2005

[2]张大力、刘维斌等译,《电子商务经济学》,电子工业出版社,2000。

[3]谢康、肖静兰,《电子商务经济》,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量子力学中的基本假设篇6

摘要：研究零售商自利行为下，从零售商转移回收量的视角分析其自利行为对制造商激励设计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当前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激励制度背景下，零售商的自利行为可能表现为一种自我激励机制，研究结论为我国逆向供应链激励合同的设计以及提高激励方面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关键词：零售商；自利行为；电子废弃物回收；激励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器电子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更新换代的周期不断缩短，进而产生了大量的电子垃圾。1988年瑞典的环境经济学家托马斯（Thomas.Lindhqvist）首次提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ExtendedProducerResponsibility，EPR）的废弃物处理原则，将生产者的责任延伸至产品的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特别是产品生命周期结束后的回收、再循环、资源化和最终处理。HolmstromB，MilgromP较早的运用委托分析框架研究经济学中的问题。王能民，孙林岩等认为供应链内部的激励相容是实施绿色制造模式的重要推动力。白少布、刘洪研究了制造商通过零售商的销售努力和回收努力来设计激励契约，实现自身期望利润效用的最大化。TsayAA建立了一个制造商与一个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模型，分析了回购契约与价格补贴机制的有效性。

以上的研究隐含了零售商将回收到的电子废弃物全部转售给生产商的假设，而实际上，零售商在回收电子产品的同时，由于自利动机的存在，会将其中一部分销售给非正规的小贩回收，从而获得更高收益。本文将从零售商在电子废弃物回收中转移回收量的行为视角，分析零售商自利行为对最优激励契约的影响。

1.基本假设及符号说明

对研究问题做如下假设：

（1）假设模型为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闭环供应链，零售商接受制造商的委托，负责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并转售给制造商拆解处理。

（2）假设零售商的回收函数为Q=βτ+ε，其中Q表示电子废弃物的回收量，β（β>0）表示零售商的边际回收率，τ表示零售商的回收努力程度，其回收努力程度是不可直接观测的，ε代表与努力程度τ不相关的其他因素对回收量的影响，ε～N（0，σ2）。

（3）假设零售商参与成本c（τ）=kτ22，k>0，代表努力的边际成本系数，并且c（τ）满足凸性条件，有c′（τ）>0，c″（τ）>0。

（4）假定所有再制造产品均可实现利润，令e表示制造商获得废旧产品的单位利润，且有e>0。其中e与再制造完工产品价格和回收拆解节约的成本有关。

（5）假设制造商是风险中性的，零售商是风险规避的，即收益风险会给零售商带来额外的风险成本，用ρ（ρ>0）表示绝对风险规避系数。

（6）假设制造商支付函数为S=S0+bR，其中S0为零售商的固定收益，b为收益分享系数（0≤b≤1）。

2.建立模型，参数分析

制造商委托零售商回收电子产品的过程中，零售商受自利动机的驱使，将自己的部分回收量转售给其他非正规小贩拆解处理，设其真实回收量为Q=βτ+ε，交由制造商处理的数量为q，从中获得的单位回收量的收入为λ*，进一步假设，零售商从小贩处获得的单位回收量的固定收入为λ，λ>λ*（表明零售商在自利动机下趋向于高收益，更愿意将回收产品转售给街边小贩）。

在零售商自利动机下Q>q，假设零售商需要为转移回收量的行为支付惩罚成本为d，设成本函数为d（h，g）=12gh2，其中g>0表示监督质量系数，h表示零售商转移实际回收量的比例，转移成本函数满足d′（h）>0，d''（h）>0。

此时，制造商的收入期望为：

Eh（Q）=R*-S（R*）（1）

零售商的确定性等价收入CEh为：

CEh=S0+be（1-h）βτ+λhβτ-12gh2・βτ-12kτ2-12ρb2σ2（2）

零售商选择最大化努力程度τ的激励兼容约束为

τh=beβ+hβ（λ-be-12gh）k（3）

此时，制造商解下列最优问题为

MaxS0，b，aEh（Q）=e（1-h）βτ-S0-be（1-h）βτ

s.t.（IR）S0+be（1-h）βτ+λhβτ-12gh2βτ-12kτ2-12ρb2σ2≥ω0

（IC）τh=2beβ（1-h）+hβ（2λ-gh）2k（4）

将零售商的激励兼容约束和参与约束代入目标函数得，然后求导得最优值：

b*h=11+ρσ2k/e2β2（1-h）2

τ*h=b*heβ（1-h）+hβ（λ-12gh）k（5）

由（5）分析得出结论：

①由b*hρ<0，τh*ρ

②由b*hσ2<0，τ*hσ2<0，表明激励报酬系数与零售商努力程度均和外部环境变化成反比，外部环境（如经济形势、国家政策、时局变化等）对零售商回收量影响越大，基于业绩的激励越少，零售商付出的努力越小。

③由b*hk<0，τ*hk<0，表明激励报酬系数和零售商的努力程度均随着零售商努力成本系数的增大而减小，即零售商努力回收电子产品时消耗的成本越大，制造商对其基于业绩的激励越小，零售商越不愿意付出努力。

④由b*hβ>0，τ*hβ>0，表明激励报酬系数和零售商的努力程度均随着零售商边际回收率的增大而增大，即零售商努力回收的工作效率越高，基于业绩的激励越大，零售商越愿意付出努力。

⑤由b*he>0，τ*he>0，表明激励报酬系数和零售商的努力程度均随着制造商的单位利润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制造商在参与回收电子废弃物中，要尽可能的提高再制造品的销售价格，采用先进的拆解处理技术，降低废旧产品的再制造成本，以激发零售商努力提高回收率。

⑥非正规小贩的回收价格λ不对制造商的激励报酬系数产生任何影响，但却会影响零售商的回收努力，由τhλ=hβk，因为在零售商存在自利行为（0

⑦由b*hh

假定零售商转移实际回收量的比例h是外生变量，实际上，制造商无法确切证实零售商的转移实际回收量的比例h，如果制造商依然按照正常水平情况下设计最优激励契约业绩报酬系数b*，零售商转移回收量是有利于增加自身收益效用的，由此解得

λ-be>12gh（6）

此时，零售商选择最大化努力程度τ的激励相容约束

beβ+hβ（λ-be）-12ghk>beβk（7）

由此得出结论⑧在制造商无法确切掌握零售商的自利行为的情况下，依然按照正常水平设计最优激励报酬系数时，零售商选择最大化努力τh高于正常情况下最大化努力程度τ，即零售商由于自利动机驱使，更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提高电子产品的回收量。

3.结束语

本文在生产者责任制的前提下，分析了零售商在回收电子产品时，存在自利行为时，制造商设计的最优激励报酬系数的差异以及零售商不同的努力程度。结果表明，最优激励契约分享系数与零售商转移回收量的比例相关。进一步说明零售商存在转移电子产品回收量的自利行为的情况下，制造商设计的激励契约会相对减少对零售商的业绩激励。此外，零售商的自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的努力水平。（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李艳萍.论延伸生产者责任制度[J].环境保护，2005（7）：13-15

[2]HolmstromB，MilgromP.andLinearityintheProvisionofInter-ReturnPolicies[J].JournalofRetailing，2001，77（4）：451-492.

[3]王能民，孙林岩，汪应洛.绿色制造的激励机制研究[J].中国机械工程，2001，12（11）：13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