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篇1

关键词：货币职能；货币危机；经济危机；资本论

一、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交换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交换次数的增多，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价值形式经历了由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到总和的或者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发展为货币形式四个阶段。

在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阶段，一种商品的价值偶然地、简单地表现在与它交换的另一种商品上。在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阶段，一种商品的价值开始表现在与它相交换的一系列商品上。到了一般价值形式阶段，从商品世界分离出一种特殊商品，即一般等价物，此时价值形式发展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的货币形式阶段，价值形式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一般价值形式与货币形式中，处于等价形式的商品都是一般等价物。但在货币形式中，一般等价物已经固定地由金银来充当，金银成为惟一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一般等价物不再因时因地而异，这样取得了时间上的稳定性和地区上的统一性，适应了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

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表明，货币的起源与产生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表现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由于货币采取金银形式，金银的同质性、易分割、不易变质、体积小、便于携带等优良属性使货币独占了充当其他一切商品等价物的职能。

二、货币的职能·

货币形式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中，货币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体现，这种作用通过货币的五种职能表现出来，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

三、从货币职能角度理解经济危机的爆发

货币五种职能中，只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货币一产生就具有，因而是货币的最基本的职能，其余三种职能是在基本职能的基础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可以概括为生产相对过剩和货币危机。而生产相对过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货币危机引起。本文着重从货币职能角度阐释货币危机，从而进一步理解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

（一）货币流通手段职能与经济危机

货币依据流通手段的职能，成为商品流通媒介，将商品流通分割为卖和买两个阶段的对立，这包含了一种形式上危机的可能性。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得商品交换形式变为商品—货币—商品，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割裂了商品的直接交换，一旦市场上货币不足，无法使商品转化为货币，或者商品转化为货币后，没有再用于购买商品，这样就将导致商品交换的障碍，表现为货币危机的形式，为经济危机埋下隐患。

如果从资本角度来理解，产业资本生产出来的商品首先要找到它的卖者。然后，商品资本顺利地通过售卖阶段，转化为货币资本后，还需要在市场上找到自己所需的生产资料和自由劳动者，同时，必须不断有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可买形式即商品形式满足工人的生活消费需求。因此“资本是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内完成自己特有的循环的”，“也表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受流通、商业制约”。如果资本在购买阶段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售卖阶段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路阻塞。商品的内在矛盾，在买与卖相分离的条件下，表现为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而在单个资本循环过程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中取得了发展的形式，表现为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成为资本运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强制性外在条件，表现为货币危机的现实性，引起经济危机的发生。

（二）货币支付手段职能与经济危机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能够起到赊销赊购商品、偿付债务的作用，也就是采取了信用的形式，不仅在商品流通中，卖和买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分离，而且在一次商品交易中，发生商品所有权转移和货币支付在时间上的分离，甚至形成赊购赊销、债务关系的链条。当商品出售后，货币可以不立即进行支付，可以在一定期限后再进行偿付；或者，当支付货币后，商品不立即交付，可以在一定期限后再进行交付。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即支付链条发生故障时，就包含着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

在繁荣时期，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手中没有卖掉，商品的潮流一波接一波涌来，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商品还未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就到来了。此时，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所需资金，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折价出售商品。这种出售只是为了成功支付的被迫之举，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来偿还，这样经济危机就非常容易爆发。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篇2

【关键词】经济法;政治基础;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积极宪政国家

法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来自于社会物质经济条件。除此以外,法又与政治密切相关。作为国家公权力作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的经济法更是如此。经济法除了具有法的一般政治基础外,还具有自身特有的政治基础。理解经济法的政治基础,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经济法的精神实质,从而为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及国家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些新的路劲考量。

一、重新解读法的政治基础

当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没有多少剩余产品时,人与人之间、不同族群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也是极其有限的。此时,氏族社会的原始道德、习惯等足以解决相关问题,尚不足以催生国家和法的出现。就如同恩格斯曾经说过,“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1]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及其私有财产的出现,出现了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分化,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的加剧,原始的道德和习惯等已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恩格斯在谈到氏族社会解体时指出,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之外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些对立,反而要使这些对立尖锐化……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2]

当这种氏族制度无法或难以解决这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于是国家和法应运而生。至于不同的地区,国家和法的产生也略有差别。比如在古希腊和罗马地区,国家和法往往是在氏族社会解体中产生的;在古东方社会比如中国和法的产生往往是在氏族部落征服中产生的。而不同地区关于国家和法产生的差异,又决定了后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治化进程的差异。当今的东西方社会即是明证。但不管如何,国家和法产生的共同点均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利益的差别、阶层的分化和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加剧。法是与国家相伴随而产生的。因此,法产生的政治基础应是阶层或利益集团的出现,即阶级的出现,以及国家的产生。

当然,不同国家和学界对于“阶级”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如果把“阶级”理解为商品经济社会合法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利益差别,进而形成的阶层或利益集团的分化,则这种“阶级”是中性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基于自身利益之需要,误读、曲解或教条式地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把这种“阶级”贬义化,从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和人性使然。如果把“阶级”贬义化理解,则应把“阶级”理解为因权力垄断以及非法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利益及其地位的差别,形成所谓的特权阶层或暴富群体。而这恰是任何一个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基于人性自私的一面均有可能或多或少出现的现象,尤其在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社会,也正是任何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所不容许的现象。市场经济暨法治社会决定了因合法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利益差别而形成的所谓“阶级”是中性词汇,而非贬义词。与其如此,不如把因市场公平、正当、合法竞争所产生的利益差别及所带来的其他差别不以“阶级”相称,而称为“阶层”或“利益集团”,以便与人们通常理解的贬义的“阶级”加以区别。

由于对“阶级”的理解不同,因而对国家的产生也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冲突论和融合论等。根据教条主义者眼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笔者将之称为“阶级论”.“冲突论”者认为,国家的出现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产物。“融合论”者认为,由于社会日益复杂,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这日益复杂的社会,该机构即为国家。在“冲突论”和“融合论”的基础上,笔者将之称为“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是社会中不同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人们为了自身及其社会的生存,而各自让渡部分权力给某种机构,以该机构协调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该机构即为国家。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普遍持有的观点。实际上,无论笔者称谓的“阶级论”还是笔者称谓的“社会契约论”观点,关于国家产生的经济根源的认识应当存有共识的,即生产力的发展、利益的差别、阶层的分化和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从而导致了国家和法的产生。但是,“阶级论”和“社会契约论”关于国家的表述差异,恰恰反映了二者对国家性质的认识差异。“阶级论”观点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暴力专政的工具,其产生具有罪恶性。而“社会契约论”观点认为,国家是人性自私一面的必然产物,是“人”为了共同生存于世界而不得不求助的一种“工具”,以此来协调社会矛盾。因而,国家的存在虽有罪恶的一面,但从人性角度有其正当性和必然性。

到底如何看待它们的观点呢?首先,从“阶级论”观点来看。笔者以为,前已述及,“阶级论”观点把“阶级”要么贬义化或要么泛化,虽然认识到了国家罪恶的一面,但更多地看到了国家的消极面,而忽视了人性所带来的国家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必然性。因而,“阶级论”观点往往抽象掉了“人性”,简单地把“人”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使“人”和“国家”之间容易发生绝对地分野与对立,其结果必然容易产生无休止地阶级斗争。教条主义者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足以证明。之所以如此,问题和责任主要在于教条主义者,而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于19世纪中期当时欧洲尤其德国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时期,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因而,这种理论更多地在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社会阶层分化比较突出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国家和地区具有号召力。历史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该理论毕竟具有地域性、特殊性、时期性和阶段性等特点,而切不可盲目照搬,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然而,教条主义者却教条化地僵化运用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造成了人类悲剧!其次,从“社会契约论”观点来看。笔者以为,“社会契约论”观点虽然看到了国家罪恶的一面,但更多地是从人性的角度思考国家的存在,从而吻合了人性自私的一面。该理论不把“人”简单地对立和分野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更多地是从社会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等角度加以考虑问题。这种理论在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社会阶层分化比较突出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国家和地区及其特定时期有其消极面,但这种理论在常态社会则更具有积极意义。在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当今世界,市场竞争机制的存在,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利益的多元化,从而出现若干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因而简单地运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已不足以涵盖“人”,而用阶层和利益集团等说法更能表述“人”的存在,并能符合人性的客观性。

很显然,关于国家产生的表述差异,直接影响到对“人”的认识,进而影响到对法的理解,最终影响到法的发展及其法治化进程。依“阶级论”观点,法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更多地体现了法的政治职能。依“社会契约论”观点,法不仅具有政治职能,更多地还具有社会职能。在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社会阶层分化比较突出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国家和地区及其特定时期,法更多地体现了“阶级论”观点。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分析地非常透彻。但是在常态社会,法的“阶级论”则容易失灵,如果“阶级论”不能与时俱进,则很容易成为阻碍法及其社会发展的障碍。这就不难理解教条主义者眼中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国家法的泛政治化,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法治化程度较高的现象。这必然关系到其后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再从历史上的国家来看,尽管同样是奴隶制国家,但东西方社会却存在很大差异,因而表现出法治化路径的很大差异。虽然历史上的奴隶制国家基本上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但是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由于海上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商品经济基础,从而出现了雅典奴隶制民主国家的典型和古罗马共和时期,进而表现出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思想家、法学家及其法律的发达。它依然对今天人类社会的法治化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与此对应的是,东方社会及其他地区,由于缺乏商品经济的基础,更多地是农耕经济或游牧经济为主导的自然经济形态,从而表现出奴隶制国家的专制性,很难出现“民主”的细胞,就无从谈起私法的发达及其法治化进程。即使所谓的法,更多地表现为刑律,从而体现了“阶级论”的观点,即法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

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无论奴隶制时期、封建制时期,还是后来的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多元化,国家和法的职能均在不断地变迁。如果单纯依赖“阶级论”的观点解读国家和法,则容易成为国家及其法发展的障碍。更遑论后来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二、经济法的政治基础拷辨

法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但经济法并没有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经济法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近产生的部门法。除了市场经济条件外,还与国家职能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在法产生的一般政治基础上,以市民社会为契机,实现了国家从政治国家向经济国家和宪政国家的转型,这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政治基础。

1、市民社会

所谓市民社会(CivilSociety),从现代意义角度来看,是指独立于政治国家以外,社会成员在不受国家不当干预的前提下,自由、自愿、充分和自主地开展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市民社会的概念最早产生于西方国家,不同于中国本土意义上的“民间社会”.而在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概念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如果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西塞罗等着作,及其后来的康德等西方学者,往往是从政治社会或公民社会的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即指国家意义的城市文明共同体。很显然,当时所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没有发生分野。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篇3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中图分类号：A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4-031-03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考察资本主义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现象。《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现实性、根源和实质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研究经济危机问题的理论基石。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

马克思首先从揭示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开始阐述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流通形式时就明确指出，在简单商品生产和流通中，包含着经济危机的两种可能性，“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1}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2}

对于危机的第一种形式，马克思指出，“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因而危机形式上的可能性)就是商品的形态变化本身。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包含在商品的统一中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以及商品和货币的矛盾，仅仅作为展开的运动存在。”{3}简单商品流通包括两个形态变化过程：商品转化为货币（W-G）和货币转化为商品（G-W），危机的可能性来自商品形态变化在其运动中经历的形式差别――即卖和买。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买就是卖，卖就是买，两个过程是统一的。可是，到了货币作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商品交换的买卖过程由原来的同时进行变为二者在空间、时间上可以分离，彼此变得独立。商品生产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而货币却不需要立即转化为商品。于是，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卖出商品发生困难，卖和买可能彼此分离。因此，“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方法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4}危机就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两个阶段的强制性统一。

马克思在论述危机可能性的第二种形式时，指出：“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5}为什么危机的可能性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呢？马克思认为:“如果价值在这两个时刻之间有了变动，如果商品在它卖出的时刻的价值低于它以前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因而也执行相互债务尺度的职能的时刻的价值，那末，用出卖商品的进款就不能清偿债务。因而，再往上推，以这笔债务为转移的一系列交易，都不能结算。即使商品的价值没有变动，只要商品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卖出，单单由于这一笔债务，货币就不能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因为货币必须在一定的、事先规定的期限内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但是，因为同一笔货币是对一系列的相互交易和债务执行这种职能，所以无力支付的情况就不止在一点上而是在许多点上出现，由此就发生危机。”{6}

在分别说明危机的两种形式上的可能性的基础上，马克思还说明了两个形式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第一种可能性也可能出现，就是说，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在没有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危机。但是，在没有第一种形式的情况下，就是说，即在没有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却不可能出现危机的第二种形式。但是，在第二种场合所以发生危机，不仅是因为商品一般地卖不出去，而且是因为商品不能在这一定期限内卖出去，在这里危机所以发生，危机所以具有这样的性质，不仅由于商品卖不出去，而且由于以这一定商品在这一定期限内卖出为基础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实现。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货币危机形式。{7}因此，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危机的发生是由于买和卖的彼此分离，那末，一旦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危机就会发展为货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出现了危机的第一种形式，危机的第二种形式就自然而然地要出现。”{8}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作为危机的可能性早就存在了，但并没有变成现实性。这是因为，在简单商品经济阶段，不具备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一系列条件，“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9}

二、经济危机产生的现实条件

马克思认为，危机的可能性只有在本身同时就是再生产的流通过程中才获得可以表现出来的基础。经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商业信用制度的建立以及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扩展等一系列条件的发展，危机才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因此，马克思从资本再生产总过程出发，具体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危机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一系列条件。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及其特点必然会引起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并由此构成危机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基础和条件。资本主义生产目的“首先不是‘获得别的产品’，而是占有价值、货币、抽象财富。”{10}马克思指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在实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问题并不直接在于使用价值，而在于交换价值，特别在于增加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11}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动机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就是：“进行生产是不考虑消费的现有界限的，生产只受资本本身的限制。”{12}“这种追加生产的尺度，是资本本身，是生产条件的现有规模和资本家追求发财致富和扩大自己资本的无限欲望，而绝不是消费。”{13}马克思认为危机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基础和条件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及特点所决定的。“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14}他进一步指出：“至于专门谈到生产过剩，那它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也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另一方面，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却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15}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及其特点必然会引发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当生产远远大于市场的需求时，生产过剩就变得明显了。当剩余商品不断充斥着市场，直至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出现，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才会成为现实。

马克思认为信用的发展促进作为支付手段产生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信用的发展使货币的观念形态得到膨胀，形成大量的虚拟资本，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扩张。”{16}在推动商品流通扩大的同时，又为中断商品流通埋下了隐患。“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17}信用的发展推动货币支付矛盾的积累。当支付的链条越来越长、抵消支付的层次越来越复杂时，只要一个支付或抵消支付发生障碍就会形成连锁反应，危机由此爆发。“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是以信用制度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18}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所包含的矛盾爆炸式地展现出来。之所以如此，在于虚拟资本充当支付手段的量远远超过了现实中硬货币的量。一旦支付中断，都需要硬货币时，货币危机爆发。

三、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服从于整个社会的需要，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使得社会生产服从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狭隘利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是服从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所以决定生产界限的是利润而不是劳动者的需要。资本家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不断增加积累和扩大生产规模。为了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并榨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不得不发展技术，实行合理化，加紧剥削工人并且把自己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最大限度。为了不落后于他人，所有资本家都无论如何不得不走上这条拼命发展生产能力的道路。于是，资本主义生产呈现不顾消费和市场的限制而无限扩大的趋势。马克思指出：“总的说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19}而广大劳动者在资本家的剥削下处于贫困的境界，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日益激烈。由于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工人被迫从事雇佣劳动。资本的整个积累过程，一方面是资本家无限扩大自己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占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工人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情况。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人不断受到机器的排挤，造成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使无产阶级的贫困加深，支付能力进一步受限。这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同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水平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而生产过剩的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猛烈破坏性的表现。马克思重点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力求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0}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市场相对狭小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21}不断扩大的生产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而生产比市场扩大得快，那么，这不过是把要说明的现象用另一种说法说出，不是用它的抽象形式，而是用它的现实形式说出而已。“市场比生产扩大得慢；换句话说，在资本进行再生产时所经历的周期中，――在这个周期中，资本不是简单地以原来的规模把自己再生产出来，而是以扩大了的规模把自己再生产出来，不是画一个圆圈，而是画一个螺旋形，――会出现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的时刻。”{22}商品充斥市场，生产过剩变得明显。市场和生产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因素，市场扩大的速度跟不上生产扩张的速度，“市场的不断扩大可能很快被生产超过，因而扩大了的市场现在表现为一个界限，正如原来比较狭窄的市场曾经表现为一个界限一样。”{23}一个扩大同另一个扩大就可能不相适应，市场的狭小束缚和制约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增长，两者的矛盾不断积累，直到爆发。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受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限制，这一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马克思还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这就是商品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所谓生产过剩，是商品的生产过剩，而不是产品的生产过剩。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相反，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经常是生产不足。但是，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绝不是生产者的需要。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过剩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国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得到的谷物、鞋子等比任何时候都少，更不用说葡萄酒和家具了。如果仅仅在―个国家的全体成员的即使最迫切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发生生产过剩，那末，在迄今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不仅一次也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甚至出不会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24}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是同支付能力有关的生产过剩，在生产过剩的同时，广大劳动群众却购买不起这些商品。马克思还认为，这种相对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不存在生产的相对过剩，有的只是“富人的消费过度”。

四、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在经济危机之中，而是每隔若干年爆发一次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每隔一定时期重演一次的周期性。那为什么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爆发呢？这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经济危机是在生产迅速扩大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使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爆发的。危机毁掉了已经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破坏了生产力，强迫生产力倒退，去适应相对狭小的支付能力，从而使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的条件暂时得到恢复。然而，危机的爆发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暂时、强制性地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灭。随着危机过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它又会引起新的冲突，使资本主义经济陷于新的危机之中。这样就使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周期的性质。经济危机是在18世纪周期循环的后半期开始出现的。早期的经济危机，只是局部性的。到了19世纪初，1825年在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25}危机的间隔时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1815年至1847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1847年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十年一个周期，大致只是从1847年才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开采，世界市场终于形成）。”{26}从1847年到1867年，周期是十年一次。1867年危机爆发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过渡之后，危机变得更加深刻和旷日持久，由危机和萧条向新的复苏和繁荣的过渡更加困难。马克思指出，“从1873年（从九月恐慌）到1878年这一时期，即持续危机的时期。”“这样严重的、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27}

经济周期从危机阶段开始，一般地经过萧条、复苏、高涨，再到危机。其中，危机是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危机爆发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滞，由于资本家销毁存货、关闭企业、缩减生产，剩余的商品在市场上被大量减少，商品供应超过消费需求的状况渐渐有所改善。这样，危机阶段就过渡到萧条阶段。在萧条阶段，虽然生产不再继续下降，企业不再大批倒闭，失业人数也不再增加，商品价格暂停下跌，但商品销售仍然困难，对货币资本的需要减少，信用关系停滞，整个经济处于萧条停滞状态。为了摆脱困境，资本家继续销毁或者廉价拍卖积存的商品。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过剩商品的库存减少，市场销售有所好转。资本家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削减工人工资；开始固定资产的更新，以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固定资本的更新，增加了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先后推动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的生产恢复和发展。随着整个社会生产的逐步提高，就业工人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商业和信用事业也逐渐活跃。这样，经济从萧条阶段逐渐转入复苏阶段。在复苏阶段，由于市场的扩大，物价开始上升，利润逐渐增大，这进一步刺激着资本家加大投资、扩大生产。当社会生产和流通复苏赶上并超过危机前的最高点时，复苏阶段便进入高涨阶段。高涨阶段市场繁荣，生产急剧上升，工人就业充分；工资水平也有提高。市场兴旺，商品价格上涨，利润丰富，商人大批买进商品，银行贷款十分活跃，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是暂时的。生产的迅速发展，很快又超过了缓慢发展起来的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样，又引起新的危机的到来。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下一个周期。对此，恩格斯曾这样形容：“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地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而已。”{28}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大体上经过上述四个阶段，但是，也不一定每一个周期都要经历所有这些阶段。但是，危机阶段是所有的周期中都必然具有的。没有危机，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

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更新是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为暂时摆脱危机、促进复苏和高涨阶段的到来准备了物质条件。在危机的复苏阶段，资本家为了摆脱困境，会进行大规模投资，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危机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资本家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首先引起了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新的需求，促使生产资料生产的部门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大批失业工人的就业，也带动了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从而推动了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恢复和发展。这样，固定资本更新带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由萧条过渡到复苏和高涨。但是，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又为下次危机的到来创造了物质前提。因为固定资本大规模的更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快速增长，社会生产的快速增长远远超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矛盾激化到一定时候，新的经济危机就会爆发。“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29}所以，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的周期性的大规模更新，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提供了物质基础。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在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建立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分析，形成了比较系统、科学的经济危机理论体系。首先，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性。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入手，阐明了危机的可能性。接着通过对流通过程的分析，叙述了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能形式。然后，阐明了经济危机的现实表现形式。其次，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制度根源。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流通、消费、分配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周期规律的科学分析，不仅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对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商品形态变化既包括买和卖的分离，又包括两者的统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1-58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7-588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4-57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64-56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6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3-60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10-611页

{16}《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页

{17}《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0页

{18}《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页

{19}《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20}《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8-59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8页

{25}《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345页

{28}《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29}《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篇4

够维持简单再生产。所以，中国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农业调控政策；从来宏观决策研究的着眼点往往在于解决“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问题”……

对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正是受制于这两个愈演

愈烈的基本矛盾，我国农业因小农经济严重不规模化，土地随人口增加愈益分割细碎而无法与市场经济接轨的问题，才在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方向确立之后，越发受到改革者的关注。

第一个国情矛盾造成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严重扭曲，以至于中国不仅过去、现在也不得不长期作为“农民国家”（而并非农业国家），自立于现代市场经济之外。这是自从清康熙年间以“新增人丁永不纳税”为开疆拓土的后续政策，导致人口百年翻两番，以及五十年代的人口政策导致半个世纪翻两番的历史留下的。近中期看，这一基本矛盾只可能相对缓解而不可能根本消除。

第二个体制矛盾则进一步加剧了第一个矛盾的作用；是故在研究和调整上仍有可为之处。人们已经认识到城乡分割二元结构导致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大包干后恢复的小农村社经济无力抗拒城市垄断资本集团的进一步剥夺，因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但现在还几乎没能采取有效政策加以解决。

在这两个矛盾制约下，农民是“三个月种田，九个月过年（赋闲）”，农村人口过剩压力很大。按现行人地比例，到本世纪末农业劳动力将过剩2.4亿，农村人口过剩5亿多。另有研究报告显示，到下世纪初即使决策足够理性并且不出现大的反复，城市化率能达到60%，在人口增长到16亿时仍将有6亿人口留在农村；因此，人地关系仍然不可能根本改观；更何况假设条件很难满足。

其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大批农民劳动力做为“粮食高消费人口”进城打工，会直接影响需求，拉动粮价上涨。1992年以后的投资高潮导致基建项目大上，劳动力需求上升，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流入城市，有统计说6000万人，也有说8000万人。这些人由非商品粮消费者变为商品粮消费者；而他们的人均消费量又是城市居民的两倍甚至三倍以上（前者每月20多斤，后者要达到60多斤）。如果是8000万人，新增粮食需求量（主要是计划外部分）约为500-600亿斤每年。由此分析1993年在全国粮食增产的同时广东却出现大米、主要是劣质米开始抢购的现象，进而造成全国性的米价上涨，农民进城打工新增加的需求拉动至少是原因之一。

类似的现象五十年代初国家“一五”计划时期也曾发生过，当时采取的对策是“统购统销”；但城市的成规模需求与小农经济的不规模供给之间，供需体制不对称。政府也无法与一亿多小农谈判，因为交易费用过大。于是为了保证国家工业资本原始积累所必需的低价粮食供给，压抑农民抵制，就搞集体化运动。其实一锄一镰式的简单生产力相加，当然不意味着规模经营；也并非生产关系的进步……。现在，这个现象又发生了；而且对策也有某些相似之处。版权所有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篇5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根源坚持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1-0182-01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经济危机根源，由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矛盾。而现实状况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的同时，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同程度上的承受这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2007年底，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的也卷入经济危机，比如说中国。而辩证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适时地调整措施来发展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的理论又成为重中之重。

一、坚持

究其根本原因，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就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矛盾。首先，资本主义生产的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正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对剩余价值不断追求，迫使其盲目扩大生产。而在这个扩大生产的过程中，又会造成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最终致使无产阶级贫困的发生。长期发展下去，必然会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不仅带来了股票大幅度跌落、房地产价格缩水等影响，同时也使得失业率急剧上升，CPI指数更是日渐攀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最终使得受害最深的还是普通劳动群众，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突出表现表现在生产资料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切实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没有办法解决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却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一矛盾，也就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之中发生的作用。但从唯物史关的角度上来看，要想切实地解决经济危机，缓解经济危机带给社会的各项问题，就要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

再次，研究经济危机最初是以19世纪成熟的欧洲资本主义为分析对象，那时候的商品经济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生产还未完全实现社会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还未形成统治地位，因此经济危机还缺乏统一的国际市场条件。但是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市场发达，依赖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活动也逐渐成熟，这就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创造了更伟重要的市场条件。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经济危机不再是社会再生产经济循环的某个环节，而是在连续不断地循环过程中不断存在并显现出来的。因此要想真正的解决经济危机，要从连续不断的循环过程着手把握，而不只是从某一个阶段来解决。

二、发展

在分析和解决经济危机根源问题上，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更主要的是结合实际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结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也从不同的发展阶段考虑了商品经济，进一步揭示经济危机发生和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易过程中，货币的产生尽管克服了物物交换的局限，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但其流通的职能也可能会使市场出现商品买卖脱节、交易的中断、生产的中断等现象，这就伟经济危机的出现造就了必要条件。渐渐地，货币的支付职能逐渐发生作用，但是在促进商品交易的过程中，也容易会由此形成交换者的多角债务关系，信用关系收到威胁，经济危机可能性就会进一步扩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会使得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使得经济危机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

理论和事实证明，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不成熟，经济危机不会真正的发生，而只有成熟的市场经济才会真正地孕育经济危机。在现实生活中，在考虑经济危机的社会经济制度因素的同时，社会市场制度因素更是不容忽视。

社会市场制度主要是指市场配置资源的运行机制和制度，这其中主要包括企业组织制度、市场交易规则、金融制度和信用制度等等。这种社会市场制度成为了造就经济危机的基本因素。而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现实情况也表明，经济危机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只要是这个社会，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占主导，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经济活动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企业目标与社会生产的之间的矛盾，也会存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也会存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在信用制度进一步扩大了经济市场后，虚拟经济则日益脱离实体经济，“泡沫”的破裂逐渐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日渐稳定成熟。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手段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了我国目前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不断融入国际市场，自我国加入WTO以来，国际贸易往来更是日渐增多，在受益的同时也存在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等各项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深深地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这种市场经济突破了国家和所有制的各种限制，将整个世界市场连为一体。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都会通过这些渠道传导到中国。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经济危机的根源，事实上这与其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认识的局限性也有一定的关联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企业组织商品生产和交换，进而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剩余价值。而社会主义则消除了商品经济的重要条件，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样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及不存在了。现在看来，马克思的商品经济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当前社会对商品经济原因的认经突破了所有制限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已经完全适应不同的社会制度。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利益主体也客观的存在着，都需要交换商品来进一步实现经济利益。那么，我们对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也要有所发展。因此，一般说来，商品经济、市场制度的各种弊端，包括经济危机，也必然会发生在所有采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社会。

总而言之，在解决经济危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用辨证的角度去看待各种经济理论和问题，这样才会创造出符合自身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经济发展才会逐渐日趋成熟稳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篇6

【论文摘要】劳动价值论是在深刻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理论，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似乎不能“解释”现代经济、社会实践，各种发展、修正甚至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潮纷起，引起人们思想混乱，针对上述情况，本文再次论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辩证发展及现实意义。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只有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才能促使生产力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并由此带动生产关系向前发展。如果简单的以所谓的现实已经超越了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为由．而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且认为劳动价值理论过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害的。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基本内容的局限性及辩证发展人手讨论它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说明商品价值由劳动创造和决定的理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等首先提出。斯密系统地加以论证。他认为“劳动一般”是商品价值的真实源泉和尺度，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决定；商品同商品的交换也就是劳动同劳动的交换；商品的价值量同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他还开始明确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等。但因他把交换价值看作物与物的关系，不了解价值的本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社会性，所以在考察什么劳动决定价值时，陷入了混乱。李嘉图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斯密价值论的不彻底性和错误，批判了斯密混淆耗费劳动和购买劳动以及价值决定于三种收入等观点，继承了斯密价值论的合理成分，坚持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把劳动价值论发展到资产阶级限度内所能达到的高度。

二、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

虽说由李嘉图创立．后由马克思完善的劳动价值论比起效用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是劳动价值论具有更大影响力，甚至西方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家也尊重马克思的原因之一。我们坚持劳动价值论．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科学的经济理论。从历史看，劳动价值论对于推动工人阶级革命，获得解放，也产生了极其巨大的作用。然而．正像真理也是相对的一样，今天来看，劳动价值论仍是不完善的，这是我们今天在坚持它的同时，又要深化对其讨论的原因所在。

当今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但却远远不能创造世界第一多的价值和财富，人均财富量就更不用说了。简单地坚持劳动价值论，只能导致不断地强化“劳动是最重要的”这种意识，而轻视、忽视非劳动要素；这种认识不仅与当今中国实际经济活动过程不符，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实际不符，从而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辩证发展

针对上述原因。到底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存在局限性，还是人们对之认识肤浅所致。首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是运用抽象思维方法，对客观世界作出的正确解释，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一般性。同时，它又是对具体事物和现象的认识，是对资本主义前期的经济活动作出的正确分析，具有具体性。马克思时代生产社会化程度较低，社会分工较简单，物质生产部门比例较大，相对非物质生产部门而言，对经济影响较大，而劳动密集型经济是主要经济形式，以体力劳动为主，科技水平不高，管理活动不普及，而生产力相对不发达决定供给因素主导市场，基本上没有需求方面的制约。因此，马克思以当时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为材料，考察劳动侧重于物质生产方面考察价值侧重于价值创造方面。考察价值量侧重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揭示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盾。

四、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