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险的范畴篇1

医疗保险领域的单位制道德风险

医疗保险领域存在广泛的道德风险。如何把握这种带有个人色彩，又有制度特征的社会现象？应将道德风险与单位制联系起来。道德风险作为一种行为模式，与当前医院在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密切相关。因此，从单位的角度来分析道德风险是可能的。

关键词：道德风险,医疗保险,单位制

道德风险的概念起源于海上保险。英国海事险的权威人士威克多·多尔（VictorDover）（1957）认为，“人们经常说物资风险可以以费率衡量，而对道德风险承保人应该拒绝承保。要精确地定义道德风险有点困难，它可被看作保险本身的一种要素，或者和被保险人利益有关，或者和外部条件有关。它使意外事故的发生成为被保险人谋利的手段。”丁斯代尔（W·A·Dinsdale）（1949）则认为，“道德风险主要涉及提出者的诚意，因此取决于他的个人品质和商业道德，基本的一点是，被保险人在和保险人交往中应认真地以诚相待，其慎重的程度应和未参加保险时一样。”把道德风险这一概念引入到保险经济学的是Arrow，Pauly，Zeckhauser等人。其中最为经典的定义是Arrow（1963）对道德风险下的定义：保险单背离了它本身的激励方向，并因而改变了保险公司所依赖的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这样，一个保险金额超出保险价值的火灾保险单可能会诱致纵火案的发生或者至少能导致管理疏忽[1]。近年来，这个术语已经引申到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诸多领域，成为微观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与道德本身没有多大关系，泛指市场交易中的一方难以观测或监督另一方的行动而导致的风险。医疗保险中存在广泛的道德风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前，据上海市的调查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公费者人均住院费为933元，自费者仅为347元[2]。同期的调查还显示：上海市1993年职工医疗费用已占工资总额的16％以上，在全市40亿元的医疗总收入中，有近10亿元是重复检查和不必要的药品配给的结果。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营中不规范的行为也随之增多，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疾病谱、死亡谱的变化，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等因素，它们造成了我国医疗费用的节节攀升。1978－1997年，我国国有经济单位职工的医疗费从27.3亿元增长到773.7亿元，增长了28倍，年递增19％，远远高于同期财政收入11％的年增长速度[3]。

如果我们把道德风险行为的当事人的行动视为基于某种社会结构环境下的行为模式，那么，以怀特、格兰诺维特、博特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家的观点将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新经济社会学的三项主要原则分别是：（1）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2）经济行动是社会情景性的；（3）经济制度是社会的建构。不过，格兰诺维特等人的成熟研究还限于劳动力市场等，还未延及道德风险领域。而且，他们的研究多把关系网络视为社会结构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在扁平化组织结构环境下是可能的。但是，当社会结构过于刚性的时候，比如，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机会很小，关系网络可能就不再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我们在此尝试把单位制等具有社会学内涵的概念引入到对道德风险的规避的分析之中，然后再提出相关的社会学命题。当然，这里的分析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

我们可以先从道德风险的一般表现形式入手来分析。

从患者的角度来看，如果他对医疗的需求没有价格弹性，那么他所需要的医疗服务量是一个固定的值。如果存在价格弹性，他得病后所需要的医疗服务量就部分地取决于他须支付的医疗价格。由于保险降低了向个人收取医疗费的价格，所以他所消费的医疗服务量就会比他自付全价时消费的医疗服务量要多。这里的医疗服务包括了就诊、治疗、住院等，也包括了由此所引发的药品消费和仪器检查。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的行为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因为他力求使购买此次医疗服务的边际成本和增加单位服务的边际效益相等。

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医生拥有处方权，由于提供医疗服务关系到医生的收入，医生就可以利用自身在信息上的优势来诱导需求。比如，VictorFuchs研究外科医生数量增加对开展手术数量影响时发现，外科医生数量占人口比重增加10％会导致人均利用外科手术量增加3％。当然也存在相反的例子。如麦卡锡（McCathy）（1974）发现医生/人口比（平方）对医生诊所门诊次数有负面作用。但是应该注意到麦卡锡研究的是初级保健医生，这里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如专科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严重。麦卡锡本人也承认过去可能存在诱导需求[4]。不过，并非所有的医生都只是诱导需求，他们还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减少一些对患者来说是必要的治疗，甚至对病人一再推诿，让病人提前出院。

对于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而言，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克服。原因在于医疗服务是一种无法通过可比价格来进行比较的商品。患者是通过医生的指导来消费医疗服务的。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一般来说，对医患双方而言，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可以通过圈子内的相互交流得到克服，这也就是所谓的声誉问题。然而，当前导致道德风险更为复杂的因素在于医生与医院是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但是，在各个科室的部门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上，医院和医生之间又存在利益冲突，部分医生因而会过度使用医院的声誉。这说明，我们必须分析医院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地位。

首先要分析的是政府如何介入医疗服务市场？我国传统的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建立的标志分别为政务院1951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和1952年公布的《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当时的医疗保障制度由两部分组成：公费医疗制度和劳保医疗制度。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基本上是国家或企业包办，职工个人不交纳任何费用。在农村地区，尽管广大农民无法享受到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所带来的好处，但是由于合作医疗的普及，卫生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医院利益意识的觉醒，传统的职工医疗保障制度中的道德风险暴露得一览无余。80年代以来，国家对医疗单位的拨款和对医院的补助平均递增14％左右。对于入不敷出、深感拮据的财政来说，这种大福利性质的医疗卫生事业包袱越背越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80年代末期以来国家采取“多给政策少给钱”的措施，即国家除了对医疗卫生行政机构实行财政全额补助外，对医院实行定额包干。鉴于财政对卫生机构投入的逐渐萎缩，医疗机构将其补偿的重点放在了创收上。对医疗机构而言，物价部门所控制的医疗服务收费标准总体情况是：劳务无价可言，原有的老项目收不抵支，高新项目收费相对合理。但是，医院有收取药品差价的权利。于是，医疗机构很自然地将补偿建立在能增加收益的项目（包括高新项目）和追求药品差价上。

那么，现有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医疗服务上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与传统的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相比，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首次提出了基本医疗的概念。那么如何界定基本医疗呢？它到底是一个医学技术范畴，还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从当前我国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原则———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可以看出，它更多的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一般认为，基本医疗是指适应绝大多数参保职工必要医疗需求的，医疗服务机构采用成熟的和适宜技术所能提供的，医疗保险基金有能力支付费用的医疗服务[5]。从医疗保险基金运转来看，由于多数地区采取了形式不尽相同的总额预付制或总量控制措施，基金运转相对平稳，未见报告出险的案例。医疗保险基金平稳运行的情况，这是建立在患者自付比例急遽上升、正常的医疗需求受到抑制的基础上的，因之可以说改革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与过去公费医疗、劳保医疗相比，人们较普遍的反映是个人的经济负担加重了，他们不得不放弃部分必要的医疗需求。

对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抑制并不等于就自动规避了道德风险。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道德风险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表现为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在质或量上的差别。道德风险的存在意味着同一种疾病的治疗有不同的成本。这表明，不仅医生主动为患者提供过度的医疗服务属于道德风险，医生为了自身的利益，主动减少甚至是有意识提供不足的医疗服务也属于道德风险。

因此，仅仅用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趋势是否得到遏制与医疗服务的目标是否实现两个指标来分析医疗保险制度的运行效果还不充分。我们的着眼点在于寻找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之更深层的特征。我们看到，医院作为医生的利益共同体，其地位实际上更加强了。在某种程度上讲，医生对医院的依赖程度加强了。

在此，必须分析医院所处的更为具体的制度环境。有分析认为，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依赖性结构中，主要存在两个依赖环节：一是单位组织依赖于国家；二是个人依赖于单位组织[6]。单位组织已构成了国家实行统治的形式，这种控制既包括行政权又包括财产权。国家赋予单位以生产、思想、生活、政治等全面的功能，从一个单位式的小社会整合成一个大社会。医生、医院、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医生依赖于医院，比如个人的身份、合法性、资源等；医院依赖于国家，这体现在国家对资源的占有及对医院行政领导人的任命上。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国家表现出了广泛的动员能力。随着当前国家赋予医院越来越多的自的同时，医院作为利益主体的形象也越来越突出。因此，在这种对医院不合理的刺激机制下，当前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的总特征是对策性。所谓对策行为指的是主体在形式上认同社会规范的条件下，通过对规范的目标、手段、内容或运用范围的修改，以从实质上偏离或违背社会规范的一种社会行为方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常常被用来形容当前我国一些社会规范的遵从情况[7]。这种对策行为其实与我国改革的进程是同步的。原因在于我国改革本来就是在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因此这种改革很多都是在主导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有很多是通过变通的方式进行的[8]。这种变通的方式从好处来说是结合地方特点有的放矢，从坏处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策性指的就是对策行为这种多变性的特征。有研究者指出，我国医疗系统中一些参与者的部分行为变得异常诡异、扭曲，偏离了其应有的轨迹。例如医生对服务变量任意操纵，药品商与医院管理者、医生之间几近公开化地串通合谋剥削患者的利益，进而医院和医生蜕变为药品的销售商[9]。

那么，医院所具有的单位制的特征又是如何与医院的对策性联系起来的呢？我们必须将医院与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结合起来分析。医疗保险筹资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按其公立或私立的性质可以形成四种组合，其中两种皆为公立的模式的典型国家有英国、中国等。英国的医疗保险模式为全民医疗保险模式，其医疗保险约束体系的核心是供方约束，手段之一则是引入“内部市场”机制，将购买医疗服务与提供医疗服务相分离，形成以需方为导向的市场[10]。我国的医疗保险模式为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医疗保险基金来源于个人和雇主(单位或者国家)的缴费，而医院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政府财政上的投入。由此，我国的改革就多了一层任务，即作为市场体系建设的推动者———政府，怎样在培育市场体系的过程中不越位？怎样划分国家和医院在资源的使用、处分、收益上的利益关系？这又涉及到国有医院的产权改革问题，要想使市场机制运行起来，交换的当事双方必须要对所要交换的物品有明晰的、排他的、可以自由转让的产权。有研究者认为，为了提高公立医院的效率，增强其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能力，必须对一部分公立医院实行包括自主化或公司化改造在内的产权改革[11]。产权不明晰，医政、药政、财政改革不配套，导致市场竞争的主体———医院是在一个并不规范的市场里竞争，这使得许多看似不合理的情况都能得到解释。比如，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出现的“中标药品，一中就死”的现象。

至此，我们在道德风险的规避和单位制之间建立起了初步的联系。围绕单位制、组织、制度、产权、信任、声誉等一系列的概念也因此可以被使用在道德风险的分析之中，相信这为道德风险的深入研究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差异与交流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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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社会转型过程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5）.

[9]赵曼，吕国营，蒋天文.中国医疗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与医患双方道德风险规避[R].2002.27.

医疗保险的范畴篇2

改革和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提高老年生命质量目前，我国正在建立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标志着一个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初级医疗保险模式正在形成。这种建立在“低水平、广覆盖”原则下的医疗保险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产物。其中，对于退休职工个人账户的计入金额、个人负担医疗费的比例以及个人基本医疗保险费交纳金额等方面给予了一些特殊的照顾。但是。它的基本保险属性决定了在满足老年人群这一健康弱势群体的医疗保健需求方面所能发挥作用的局限性。众所周知，老年群体比其他年龄群体在医疗保健方面有更多的需求，同时老年人群的经济状况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又处于劣势，对于过高的医疗保健费用，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极其有限。按照与其他人群一致的做法“一刀切”，势必导致部分老年人有病不能医，不敢医。我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医疗保障必然以公益性和福利性为最主要属性，保障老年人基本医疗需求仍然是国家的责任，是医疗保健服务公平性的重要体现。因此，一方面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随经济发展相应调整基本医疗保险费率，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同时还应积极发展各种类型的老年补充医疗保险，如对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大病、重病要制定一些特殊办法，给以适当的医疗费用保障。要逐步将社区老年卫生服务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畴，保证老年人得到就近、及时、便捷、价廉质优的医疗保健服务。还应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对特困老年人给予医疗救助，保障其基本医疗需求。由此建立起一个围绕老年人基本医疗需求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和针对慢性病、大病的补充医疗保险等所组成的多层次的老年医疗保障体系。根据老年人在医疗保健需求上的特殊性，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且备条件时，应当适时把老年护理和临终关怀等内容纳入医疗保险范畴，总之，21世纪老年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覆盖内容与保障水平要与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实际发展水平相适应，要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一致起来。

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相配合，我国目前正在进行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是新形势下改进医疗服务质量，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有限的医疗服务资源，提高效率，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的要求。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人口的疾病谱和死因谱由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为主转向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糖尿病等成为影响人民健康，导致残障、威胁生命的主要疾病，而且患病率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这些疾病对老年人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尤其显著，是导致老年人口高患病率、高伤残率和高医疗利用率特点的重要因素。人口老龄化、疾病模式和死因谱的转变使得原有以面向急性传染性疾病防治为主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已难以适应人群医疗保健的新要求，转换医疗服务模式，制定新卫生形势下的预防保健战略是当务之急。版权所有

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是适应人口老龄化与疾病模式转变的一项重要措施。社区卫生服务实际上是把原有的医院功能从治疗扩大到预防保障和康复，把服务对象从仅针对病人扩大到社区所有人群。这是针对疾病模式转换在医疗服务模式上的相应转变。社区卫生服务主要从事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和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治疗和康复，具有有效、经济、方便、综合、连续的特点，适合老年人的特点和要求。今后主要应从健全机构网络，加强人员队伍建设，素质培养，探索适宜的发展模式人手。要把老年医疗保健纳入社区卫生发展规划，逐步建立起社区老年医疗保健服务体系。要加强老年医疗保健服务设施建设，按照区域卫生规定原则，充实老年医疗服务、康复、护理和临终关怀等设施，大力发展家庭病床等上门服务，为老年人提供预防、医疗、康复、护理照料等便捷的一体化服务。社区还应逐步建立起老年人口健康档案，进行日常健康监测、健康教育与健康管理。

我们要重视老年群体的医疗保健问题，提高老年期的生命质量。但说到底、从整个人口来看，老年阶段的“顶部”健康主要的还应从“底部”抓起，需要全程的健康保障。我们谈21世纪老年人口的生命质量，就需要关注目前的中青年人乃至儿童的健康。许多慢性病尽管“显形”于老年阶段，实际上起源于中青年时期，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随岁月不断累加的结果。与药物治疗相比，普及健康教育、强化健康管理，加强人群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以及早期检查、早期诊断更为重要。发达国家已有的成功经验表明，重视对须防的投入和良好的预防措施确实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国的预防保健战略应该紧密结合时代特点，将改进生活方式、促进心理健康、治理环境污染等作为重要内容，加大对预防的投入，始终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展望21世纪，提高老年人生命质量，还需要我们开阔视野，关注和运用高新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成果，为人类长寿和健康造福。

医疗保险的范畴篇3

关键词：产业划分健康产业范畴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的需求已从诊治疾病扩大到预防、保健、康复等更为广泛内容，健康观发生着显著的变化；经济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各种与健康相关的产业活动。美国当代经济学家PaulZanePilzer认为，“健康产业”是以健康为中心，为全部人群提供健康相关产品和服务[1]。国内有学者[2，3]认为健康产业是以维护、改善、促进与管理健康，预防疾病为目的，提、学、研产品与相关健康服务的行业总称。也有学者[4]将健康产业活动概括为制造经营和健康服务两项活动。陈建勋等[5]认为健康产业分为医疗性和非医疗性健康服务两大类，包括四大基本产业群体：医疗、医药、保健品业、健康管理服务。本文尝试借鉴产业划分的理念，探讨“健康产业”的范畴，以期抛砖引玉。

一、“健康产业”定位

2012年国家统计局将国民经济行业分为三次产业96个大类。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服务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辅助活动，归入服务业），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归入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参照此分类，“健康产业”不同于传统的三次产业划分的范畴，它涵盖了三次产业的诸多产业活动，属于产业群或产业链。所以，要理解“健康产业”的范畴就应以健康观为核心，以维护人类健康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剖析产业部门贡献率来确定“健康产业”的范畴。

二、产业剖析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适用于在统计、计划、财政、税收、工商等国家宏观管理中对经济活动的分类，并用于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这里所谓的行业（或者产业）是指从事相同性质的经济活动的所有单位的集合。划分行业的标准采用经济活动的同质性原则，即每一个行业类别按照同一种经济活动的性质划分，而不是依据编制、会计制度或部门管理等划分。按照单位的主要经济活动确定其行业性质：当单位从事一种经济活动时，则按照该经济活动确定单位的行业；当单位从事两种以上的经济活动时，则按照主要活动确定单位的行业。根据上面的阐释，我们可以按照三次产业的模式对从事健康相关产业的行业活动进行剖析，初步界定“健康产业”的范畴。

（一）第一产业剖析

农业的基础地位决定了当仁不让的占据了健康产业的头把交椅。没有种植业、养殖业、渔牧业等第一产业部门的原料，二三产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健康原材料生产，主要包括农林牧渔业当中除了以维持基本生存条件为主要目的以外的产业活动，比如中药材种植、养殖业，保健功能原材料种养等。

（二）第二产业剖析

采矿业除了对地热资源、矿泉水资源的开采，其他采矿业活动与健康产业活动关联度较弱。制造业与健康产业关联度相对较强，特别是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医药制造业、日用及医用橡胶制品制造、日用塑料制品制造、陶瓷制品制造卫生陶瓷制品制造日用陶瓷制品制造、金属制日用品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家用美容保健电器具制造等，各种健康相关产品都来自于工业生产。至于建筑业，布局合理、功能舒适、美轮美奂的建筑艺术无疑增添了健康的元素；至于新型健康地产、养老地产、保健地产等更是脱离不了健康的理念。

（三）第三产业剖析

第三产业门类众多，与健康更是息息相关。服务业中涉及健康产品的交通运输物流、信息传输与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健康保险业、租赁业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诸多产业都可以全部或者部分的纳入健康产业的范畴，功能主要是帮助第一、二层次产品价值的实现或者转移。

三、“健康产业”范畴及发展趋势

除了传统的医疗卫生产业外，发展潜力较大的健康产业活动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老年健康产业值得关注

老年人口的增加，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产业需求剧增。这类产业包括老年照护、养老服务等，以及一些关联性产业如保险、保健、营养、康复、康乐、心理、旅游、地产等。2006年调查数据显示有5%的老年人有住养老院的愿望，而入住率仅仅有0.86%。仅就健康护理而言，如果当成一个产业做起来，在产业政策上给予一些倾斜，将会有400万人投身到这样一个产业当中来[6]。

（二）食品营养健康产业包括保健品产业也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

民以食为天，食品营养与安全关乎每个人的健康，由于工农业污染，食品原材料污染以及营养成分的损失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人们对营养、安全、健康食品的产业和产业链条的需求与日俱增。

（三）健康休闲娱乐成为了人们愉悦身心的重要选择

随着人民健康观乃至生活观念的转变，旅游、健身、休闲、娱乐业等成为了健康产业的一大亮点。与之相关的周边产业――交通运输、信息传媒、保险等也产生了新的需求。如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健康体检旅游，让人们的健康、旅游双重需求愿望得到了更好的满足；不仅是一项经济活动，还是一项普及健康知识、提高人们健康素养的文化教育活动，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7]。

（四）健康保险业也正焕发着蓬勃的生机

健康保险业范围很广，除了医疗保险外，还包括各种寿险、疾病险、意外险等。随着人们风险意识的增强，健康保险业务发展迅猛。在2004全球卫生筹资总额中，商业健康保险已占份额的15%[8]。2011年中国商业健康保险赔付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仅为1.5%，以社会保险为主导的德国等，商业医疗保险占医疗卫生总支出的比多在10%以上；美国占比更是超过35%。我国实行的是“广覆盖、低保障”的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潜力巨大。

（五）健康信息化产业在未来的健康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不容忽视

健康信息化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云计算技术和健康物联网的崛起推动健康信息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医疗健康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已成大势所趋，数字健康也成为新的投资热点。

（六）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业

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低下早已被广为诟病，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提高居民健康素养，培养健康行为生活方式。这也预示着相关产业如营养咨询、心理咨询、健康管理咨询、保健康复咨询服务等，以及衍生的服务业和产品制造业即将迎来发展的美好时期。

“健康产业”涵盖了诸多的产业部门，应该看作是“健康产业”的理论范畴。但各产业部门与健康的关联密切程度却不尽相同，目前在实践当中尚无确切的划分“健康产业”的方法。可以借鉴数理统计的方法，采用相关系数法、回归系数法或者聚类分析等来划分；或者也可以采用德尔菲专家判断的方法，从产业划分的角度去研究、确定“健康产业”优先发展的实践范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和对健康水平的不断追求，“健康产业”必将成为中国最有投资价值的产业之一。

参考文献：

[1]PaulZanePilzer.TheNewWellnessRevolution：HowtoMakeaFortuneintheNextTrillionDollarIndustry[M].NewYork：JohnWiley&Son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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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胜利.福建省健康体检旅游产业态势研究[J].经济视角，2013（9）

医疗保险的范畴篇4

纵观高等医学教育体系,临床教学阶段是最容易产生冲突和矛盾的教学环节。在此教学阶段,医学生需要逐步开始进行直接专门针对患者的临床医疗工作。关于医学生在临床实践操作过程中的具体的工作范畴是哪些,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我国当前法律中有所体现。当前的临床教学要求都是根据医学教育培养方案和临床教学大纲制定的。如进行规范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练习书写规范大病历、基础临床实践操作、标准医疗文书的书写等。医疗工作以及何种程度的医疗操作是医学生可以承担的,我国目前的医疗法律法规中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当前临床医学生医疗工作范畴上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医学生在紧急医疗出现的情况下能否拥有处置权;法律是否认可医学生书写的医疗文书的效力;一些应由执业医师进行的医疗诊疗操作如由医学生承担是否得到法律的允许。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关于以上问题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能否在法律的保护下进行合理合法的临床教学对于医疗效果与教学质量有很大的影。这样的问题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也会为医患纠纷的产生埋下祸根。

2相关医疗法律法规现状分析

分析相关的法律法规,临床教学过程中面对的对象有主体有不同。这样的情况决定了不同主体在医疗活动中医疗责任的承担是有着显着的差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等法律法规都明确了何种类型何种级别的医疗工作者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临床带教教师在医疗过程中的权利以及义务都是有详细全面的法律法规作为标准的。但是,医学生在临床学习期间进行的医疗活动是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和保护的,只有通过对学生的医德医风、医学伦理都方面的教育来规范医学生的行为,这样的约束力度和保护力度显然是不够的。技术含量高、风险大是临床医疗工作的一大特点,风险因素存在在医疗诊疗活动的各个方面。卫生部、教育部联合颁发的《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在医学教育临床实践过程中发生的医疗事故或医疗纠纷,经鉴定,属于医方原因造成的,由临床教学基地和相关医疗机构承担责任。因临床带教教师和指导医师指导不当而导致的医疗事故或医疗纠纷,临床带教教师或指导医师承担相应责任。”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出现违反医疗规章制度的行为,其临床教育基地和临床带教教师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也给临床教师与临床教育医疗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3临床教学管理针对现状的对策

3.1加强医德医风

教育当前,在医院实习的学生为独生子女的居多,不善于与人沟通、不会主动关心旁人、缺少人文关怀、以自我为中心成为了他们的通病。在对医学生的培养过程中,与临床能力培养同样重要的是医德医风的教育。“保证患者利益的最大化,全心全意服务于患者”是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工作过程中最为基本的职责。临床医学教育要将对学生进行医德医风教育贯穿始终,不断强化意识,不断规范行为。临床带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言传身教,要在进行实践操作教学过程中同时进行医德医风教育。选择临床带教教师就要求教师本身具有过硬的思想素质,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职业情操,使医学教育尽可能的与德育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在讲课过程中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潜移默化的融入日常教学过程中。临床带教教师要以身作则展现严谨的工作作风,充分利用临床教学过程中的示教机会以身作则,保持和谐的医患关系,提倡学生设身处地的为患者着想,树立良好医德医风观念。要让学生理解作为医生所必须具备的社会责任感,救死扶伤、解决患者的病痛是医生的天职。在医学生准备进入临床实践学习阶段之前,首先要让其树立感恩之心,要感谢为我们提供学习平台的患者,患者不是临床医学教育过程中的道具而且临床学习过程中的特别教师,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到知识与技能。尊重患者才能获得患者的信任、理解与支持,才能有机会成长为优秀的医疗工作者。

3.2强化法制观念

医疗保险的范畴篇5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公共财政;自愿;社会医疗保险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定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对大病重病风险分摊机制,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等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救助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索一条解决占我国总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问题的新路子,关系到几亿农村居民的健康权,其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本书在基本理论分析和制度变迁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期间的状况以及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遇到问题的研究,阐述了未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态势,提出了若干新的见解。

2新型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2.1建立稳定增长的筹资机制(1)加大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入力度。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较快,正好为进一步加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力度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建议每年按高于中央财政支出预算增长一个百分点来安排新农合专项补助支出;而且再从每年超收收入中拿出1～2个百分点专门用于县乡三级医疗网的建设。省、市、县级财政也应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投入。对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由上一级财政予以专项转移支付。(2)进一步提高农民缴费水平。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及各级政府支持力度的提升,在补偿幅度更高、保障更加有力的前提下,农民的投入也应逐步增加。

2.2将土地出让金中的一部分纳入到新农合基金。土地出让金的实质是用地单位占用农地必须付出的较为完整的农地非农化价格。在征用土地用于商业开发过程中,所给予农民的补偿并不是土地的全部价格,更多的部分被政府以土地出让金的形式成为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政府低价获得土地所有权、高价出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是产生土地出让金的根源所在。无论是从土地的保障功能、土地补偿金的生存保障功能的缺失,还是从土地出让金的性质、规模、用途等的角度看,拿出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农民的医疗保障都是合理而且可行的。

2.3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节基金制度。笔者建议,与从国有企业收益中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方式一样,拿出等额的资金,成立专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节基金。这一调节金由财政部管理,专门用于对贫困地区或者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确实存在困难的县、市,以确保贫困地区的财政补助资金的及时到位。

医疗保险的范畴篇6

据世界银行专家测算，过去40年，世界经济增长约8%—10%的份额归功于健康人群的增多。我国卫生经济专家的研究表明，目前全国劳动力人口人均年患病天数为28天，每年累计病休47亿天，人均年病休6.5天。全国居民因疾病、伤残和早死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以上，疾病引起的医疗资源消耗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6%左右，且均有增高趋势。这表明发展健康保险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的独特作用。

近年来，关注健康、追求健康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各地医院也相继出现了体检业务向个性化服务、电脑化管理发展的趋势，医院把病人的个人体检结果予以储存，便于病人查阅、医生跟踪，并提供针对性的咨询顾问服务，不少人养成了定期到医院检查身体的习惯。这些趋向都对发展健康保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上一份“健康保险”、建一份“健康档案”已经开始为多数百姓所接受。

据统计，全国商业医疗保险保费收入已从1996年的21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112亿元，年平均增幅达52%；2000年度商业医疗保险覆盖人数约2938万人。我国的医疗保障基本上是由城市职工公费或劳保医疗制度和乡村自费医疗或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两大部分组成。自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以来，到2001年底，全国90%以上的地级市启动医疗保险，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从1998年的1510万人增加到2001年的5471万人。

对消费者来说，健康保险“给付”的其实是保健支出，定期体检，建立“健康档案”，可能减少消费者医疗费用的支出，已有消费者提出“50岁前要为50岁后的身体健康投资保险”的观点。对保险公司业说，应该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为健康投资的观点，同时拓宽健康保险的保障范畴和服务领域，让更多的消费者从健康保险中受益。

对保险公司来说，逐步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并把商业医保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满足广大群众的医疗需求，而且有利于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在参加首届“中国商业医疗保险论坛”时表示，目前中国商业健康保险正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我国的医疗保障体制正在改革和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都是医疗保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越来越需要各种商业健康保险服务，这为商业健康保险提供了现时的需求和巨大的市场。

一项数据调查显示，全国城市居民中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人群占57.91%，社会医疗保险占3.7%，商业医疗保险约占2%，自费人群占33.93%，其他形式约占2.45%.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医疗改革发展趋势是，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将是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和商业医疗保险等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市民健康投资渠道将重新选择。由于社会医疗保险是在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水平上的福利政策，仍需个人自负难以承担的较大医疗费用。从社会医疗保险范畴来看，保障范围不会超过人口的20%，而没有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人口中80%将是商业医疗保险的对象，包括大部分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劳动者、农民及少年儿童等。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程度较低，不能提供较高层次的医疗保障，如伤残失能、重大疾病保障等，同时保险项目单一，不能满足多种形式的医疗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