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智体美篇1

1.加强学生思想教育。教师一方面应该大力加强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学生正在形成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基础，求知欲望和好奇心强，思想活跃，欠稳定。因此，教师要倡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大力提倡理想追求，反对拜金主义；提倡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另一方面，培养学生责任感和坚强的意志品质，责任感是一个家庭、班级、社会稳定向上的积极因素，更是21世纪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技能。教师应在教学工作中开展“我是学生”、“我是团员”、“我是中国公民”等系列教育，使学生体会到对班级、对学校、对社会和国家的应尽责任和义务。

2.塑造学生道德观念。学生道德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德育工作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人才培养中，教师应该重视学生道德意识的培养，不断矫正道德行为，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促进学生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的同步发展。这就需要教师坚持各种具体可行、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开展德育活动。如，利用相应的课本教学内容，激发学生道德行为的内需。让学生在获奖内需激励之下，逐渐养成道德行为习惯。在讲授课文《刺猬汉斯》时，鼓励学生为人要信守诺言，讲诚信。

二、开展智育教学，培养知识技能过硬的学生

1.“传授知识”与“传授方法”并重。在知识迅猛增长的今天，掌握知识不再是学习的唯一目标，学会学习比起掌握知识更加重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明的正是这一道理。所以，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应该重视方法传授的有效性。教师传授知识是学生发展的必要因素，学生掌握相应方法是进行自主学习的前提条件。同样，学校教育应正确而充分地发挥传授知识的功能，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学习到方法，才能成为具备过硬的知识文化的人才。

2.提供更多让学生学以致用的机会。新时期对人才的要求不再只是会读书考试，而是学以致用。如何把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提供更多让学生学以致用的机会，是每一位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如让学生用自己学过的知识去完成有关口头和书面的作业题，也就是用言语去回答提出的问题或解答习题。这是教学上经常采用的基本形式。

三、开展体育活动，培养身心和谐健康的学生

1.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教师，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健康的身体也是人才的组成重要因素之一，只有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够更高效率地学习，也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将所学到的知识进行运用。其次，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全面的发展观，让学生知道身体是自己的，体育技能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内容，避免陷入“盲目追求分数”的瓶颈学习观，也别让自己发展成“高分低能”的畸形人才。

2.心理健康的必要性。首先，教师应该在课堂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是实施自主学习、创新学习的主渠道，更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主阵地。把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课堂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健康意识，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解决以上心理问题，调节和优化学习心理状态。小学各学科教材中蕴含着许多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因素。其次，开设心理辅导活动。教师应该有针对性开展心理辅导活动。一方面，创设一个倾诉平台，让学生在合理宣泄不良情绪后，达到心理平衡，保持乐观开朗的心境。另一方面，相应地设计一些心理考验活动，让学生在各类有益的活动中认识自我、调控自我，进而不断养成健康的心理素质。

四、开展美育训练，培养审美情操高尚的学生

德智体美篇2

关键词：仁义礼智信道德中国传统美德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古代儒家归纳的五个最基本的道德范畴。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深深熔铸在我们民族的灵魂中，并形成人们的价值追求和文化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离不开对中华传统美德的提炼与升华。

一、“仁义礼智信”的提出

“仁”的提出，最初与氏族宗族血缘关系项链，主要是指同情、关心和爱护人，其完整思想首先是由孔子阐释和传播的。

“义”最初的含义，即指仪表和风貌，也指适宜和正当，后来泛指一切道义，其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

“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一种宗教仪式，经过儒家的改造，其内容由单纯的习俗仪式发展成规范婚姻、血统﹑长幼﹑尊卑等关系的行为准则，并逐渐制度化、法律化。

“智”最初是指人们对事物的判断迅速准确，后来被春秋时期赋予明辨是非善恶、自制知人等道德内涵，予以倡导。

“信”最初是指祭祀上天和先祖时诚实不欺、不敢妄言，后来逐渐摆脱欺宗教色彩，特别是经过春秋时期儒家学者的倡导，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

“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这一整体德目由官方确定，是在董仲舒去世183年后（汉建初四年即79年）的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的会议上，其会议纪要为《白虎议奏》（《后汉书·章帝纪》）。《白虎议奏》已亡佚。会后，班固奉命整理讲议记录，编辑成《白虎通德论》。其文云：

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白虎通德论·情性》）

二、仁义礼智信的发展

我国魏晋至清代中叶，是“仁义礼智信”不断扩大影响并有所发展的阶段。魏晋隋唐时期，“仁义礼智信”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得到大力倡导，逐渐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宋明清时期，儒家学者进一步从理论上对“仁义礼智信”加以阐发，从而使仁义礼智信整体德目得到不断发展。

1.周敦颐的“诚，五常之本”说

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将以往的“五常”归结到一个本源——诚，要求人们必须诚仁、诚义、诚礼、诚智、诚信。这就将“仁义礼智信”真正整合成一个整体道德体系。

2.二程的“五常全体四支”说

仁义礼智信整体德目，在宋明理学伦理思想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即二程那里，发展成为“五常全体四支”说。他们由天人“一理”的道德本体论，推演到人性论上，提出了“理、性、命，一而已”（《二程外书》十一）。也就是说，“性即是理”（《二程遗书》卷十八）。既然“性即是理”，而“天理”“具备万理”，它包含了普遍道德的各个条目，所以说“性无不善”（《二程遗书》卷十八）。因而他们将“仁义礼智信”发展成为“五常全体四支”说。

3.朱熹的“五常之性”即“五行之理”

朱熹在继承二程“五常全体四支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常之性”，即“五行之理”。朱熹将五常同五行、五常之性同五行之理的关系揭示出来之后，最后将天下道理全归结为出于“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要求人们以仁爱为本，恪守做人的这一根本道理，努力实践“仁、义、礼、智、信”五常伦理，做真正的圣贤君子。朱熹不仅继承了二程的“五常全体四支说”，而且还提出了“仁包四德”，“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认为这是做人的基本品德，被后人称为“朱子八德”。此后，王守仁、王夫之等人也对仁义礼智信的有关德目作出了新的解释。

4.“仁义礼智信”遭遇挑战并被补充调整阶段

晚晴至民国初年，是“仁义礼智信”遇到挑战并被补充调整的阶段。自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侵略者的炮声，惊醒了先进的人们；清政府的不堪一击和屡遭失败，使人们从思想上开始寻找中华民族从强盛走向衰弱的愿因，寻找先进的理论，比较与中华民族不同的道德观念，从而在旧道德的基础上阐发新的含义。

5.“仁义礼智信”被重新认识的阶段

至今，是“仁义礼智信”被重新认识的阶段。经过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宣传、改良和革命的洗礼，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逐步发展成为反对孔教和旧文化、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全面冲击封建主义文化的潮流。五四时期，进步思想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鲜明口号。人们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学习西方新思想，批判封建旧道德，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但存在全面否定传统道德的倾向。

在革命到来时候，社会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必然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旧道德的前提下建立新道德，这是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规律。在革命过后，对旧有的文化遗产再作重新的清理和整顿，则也是必须和必然的。还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道德得到了重新评价，中华传统美德得到了重新认识，其符合民族精神和时代要求的合理价值得到了发掘和弘扬。

三、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定位

“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精神，也是人们遵循的最重要的五种社会道德规范。从性质上看，“仁义礼智信”是人们应该履行的基本、主要义务，而非从属、次要义务，被认为是五种永恒的道德，具有基础性和系统性。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德目是一个完整的价值系统，在中华传统美德中“一以贯之”地起着文化规范和导向作用。离开了它们，就很难正确理解中华传统美德得道德内涵，也很难对传统道德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大力弘扬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有利于形成促进民族认同、祖国统一的共同心理基础和文化基础。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认同，最重要的是思想意识层面和精神心理层面的认同。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是维系海内外炎黄子孙最牢固的精神文化纽带，是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文化基础。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对全体民族成员具有内在感召力，催生和强化着民族向心力和民族认同感。当前，有人认为，祖国大陆一段时期内曾割断了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而台湾则较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因而中华文化的“根”已不在祖国大陆而在台湾。应该清楚的看到，目前“台湾”分裂势力活动不断加剧，台湾当局大力推行“去中国化”的渐进式“文化”活动，妄图在文化上割断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弘扬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有利于增强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和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增强海外华侨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最大限度地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

孙中山讲：“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核心道德，也就是不能没有核心价值观，因为它是治国安邦之纲，我们有理由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建构符合时代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势，并为全体人民普遍遵循的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

四、弘扬中国传统美德

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使得我们当代的道德文化建设。须要做好内外两个层面的文化对接工作，要自觉地吸纳人类优秀的外来道德文化，要积极地承继我国传统的优良道德文化。为此，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着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因而，深入研究我国的优良道德文化、系统地梳理和阐述中华传统美德的主要内容、合理地诠释传统美德的时代精神。则成为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

中华传统美德源远流长，中华传统美德中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规范，是平衡和协调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剂。它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同舟共济。中华美德中既有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流传至今并仍然发挥积极作用的美德内核，也有与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的崭新时代美德。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多元并存。用熔铸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人们共知共行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社会风尚，是顺应时展的强烈呼唤。应该把弘扬和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置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突出弘扬和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现实意义。这就把中华传统美德置于世界民族文化的大舞台上，为弘扬和培育中华传统美德提供了开阔的思维视野。“仁义礼智信”对于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正处于一种新文化新道德养成的关键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像“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具有普世价值，我们应当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加以运用。

参考文献：

[1]荆惠民.中国人的美德——仁义礼智信[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德智体美篇3

把教育分为德育、智育、美育，是以心理学的分类尺度为依据的。正是由于心理学将个体心理结构划分为意志、智力、情感三个不同层次，才相应地产生了德育、智育、美育诸育。按当前最流行的说法，广义的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品德教育和心理教育（包括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教育）；狭义的德育指道德品质和道德情操的教育。这种流行的德育概念，且不说将狭义的德育等同于道德层次教育的偏颇，在理论上也缺乏严格的依据与界说，没有正确揭示德育的实质及其与智育和美育的区别与联系。智育是对智力因素，包括个体的思维品质、元认知和创造力等的培养和开发。美育即审美教育，是对个体审美情感体验与认知力、审美知觉敏感性的培养和熏陶。在这里，智育与美育范畴的名称与心理学中的名称基本相同，不易被人误解。而德育的名称则不同于个体心理结构的名称，采用了社会意识分类中道德结构的名称，因而容易被误解。其结果，使人们在实践上易于将德育与智育、德育与美育相混淆，使德育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不廓清德育范畴，就难以有效地改进和加强高校德育工作。

一、区别德育与智育范畴：匡正德育模式

智育是立足于解决认知问题的。而德育，则是按照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政治要求、社会理想和道德规范，来培养、塑造个体的思想、品德、信念和行为习惯的。与任何教育一样，德育活动最终也要落实到对个体身心所施加的影响上。这就首先必须使受教育者了解和懂得社会行为规范，并发展其政治与道德的认识能力，包括建立和发展政治与道德的概念、情感、判断力和选择力。显然，德育过程离不开智育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讲，智育为德育建立了必要的认知条件和基础、当前，在高校德育工作中对学生进行的政治与道德灌输，解决的就是政治与道德的认知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为服务于德育目标而实施的智育手段。如果要称之为德育的话，也是学科分类意义上的德育课程，而远非德育工作的主要部分。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作为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教育被置于人的培养的核心地位而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德育是历代统治者用来使臣民信奉封建道德以立身行事，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在这里，封建统治者是立足于“信”和“行”的统～来对臣民进行德育（具体体现为道德内容）教化的。而西方，自20世纪以来，现代工业的巨大增长，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不断加重的生态危机，使宗教的威慑、平等博爱的道德说教在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面前变得软弱无力。即使是法律，也只能约束人的行为，而无法有效地规范驱使人的行为的精神世界，无法解决日益明显的道德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严重威胁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现代西方很多有眼光的政治家、教育家都大声疾呼，要从未来着眼，考虑今天的道德教育，使德育成为既内在地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人际德育”，又内在地规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态德育”，既解决“信”与不“信”的问题，又解决人们面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际和生态德育要求，能否具体行动，即“行”与不“行”的问题。可见，古今中外的德育范畴中，本就体现了“信”和“行”的统一。当然，对德育的施教者来说，这里的“行”应该是“信”的最终目的。显然，从内涵和具体要求来看，德育与智育的范畴是不能混淆的。概括地说，一方面，德育与智育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同。前者是“信”与不“信”和“行”与不“行”的矛盾，后者是知与不知的矛盾。德育具有超出智育的目标和要求。另一方面，人的行为不仅受理性、道德支配，而且受个体感性欲望和眼前利益所驱使。因此，与智育不同，德育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培养受教育者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坚忍不拔的意志，以产生强烈的政治与道德的信念和理想追求，否则，将难以达到德育目标。

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长期以来，对德育和智育范畴的模糊，使高校德育工作要么陷入用智育工作的思维、形式、手段和方法，即智育模式来解决德育问题的弊端；要么误入以智育取代德育，削弱德育工作的歧途。前者易于使得高校德育工作更多地面向“信”的问题，重解决政治与道德认知，而忽视解决政治与道德实践，即“行”的问题。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政治与道德理想、信念的牢固树立，离不开活生生的德育实践。要使他们在具体的德育实践中，即“行”的过程中，形成强烈的、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与道德体验。离开了这种体验，就难以产生坚定、持久的理想与信念，难以达到真正的德育目标。如前所述，在当前，高校的德育课程解决的还是政治与道德认知问题，充其量只是服务于德育目标的智育课程，忽略了对“行”的明确要求。即使是目前高校里普遍开展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虽然也是实施德育的重要方式，然而，由于这些活动的主题过于宽泛，或缺乏明确、可操作的政治与道德主题，往往易于流于形式，亦难得德育实效。至于后者，则是更直接地以智育内容有意或无意地取代了德育内容。目前，高校内广泛开展的以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为主要内容的各类讲座、学术报告，尽管对德育工作大有益处，但是，其本身也不是德育，而是实实在在的智育，长此下去，必然淡化德育主题，削弱德育工作。总之，区分德育与智育范畴，是德育理论与德育实践的必然要求。澄清德育模式与智育模式的区别，并从本质上把握德育模式及其内在规律，才能匡正高校现有德育模式的偏颇，以改进德育工作。

二、区别德育与美育范畴：匡正德育内容

美育是立足于解决审美问题的，是对受教育者情感的培养，其焦点集中在个体的审美发展上。而德育则如前所述，是解决政治与道德的“信”与“行”的问题的。美育与德育一样，解决的大多是非智力因素的问题，特别是在政治与道德的情感培养方面，德育与美育有着很大的一致，都是对受教育者一定程度的价值取向上的审美情感教育。然而，不能因此而混淆德育与美育的区别。一方面，就性质来说，尽管德育与美育都作用于人的精神，都引导大学生去追求美好的人生，但德育是一种规范性教育，在规范性教育中使人产生自觉的“信”与“行”，主要作用于人的意识、理性的层面，作用于所谓“良知”。而美育是在熏陶、感发中对人的精神的激励、净化和升华，主要作用于人的感性、情感的层面，包括无意识的层面，影响着人的情感、趣味、气质、性格、胸襟等等。另一方面，就社会功能来说，德育主要着眼于调整和规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一定的政治与道德机制，来使人与人之间有序、有范、有礼。而美育主要着眼于保持个体自身的精神平衡、和谐与健康，使人的情感具有文明的内容，使人的感性与理性相通，进而促进感性与理性的协调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德育具有外倾性，而美育则具有内倾性。德育与美育之间，是一对既彼此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

认清德育与美育之间的区别比承认其内在联系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德育实践中，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德育或美育的范畴界定得过宽。一种倾向是把德育的范畴界定得过宽，视美育为德育的一部分，为德育实施的工具。照这种看法，所有美育活动，都成了德育行为。在现代社会，美育要在物质、技术和功利方面的追求占据了统治地位、竞争日趋激烈、精神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解决人们内心失去平衡、产生各种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的问题，解决人们如何在审美体验中实现与快速变化着的客观环境和谐相处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必须主要靠个体感性与理性的相通，以实现自身精神世界的和谐，进而形成完善的人格，而不能仅靠政治与道德教育。显然，这里的美育，尽管就其内容而言有德育的成分，并产生了一定的德育效果，但其着力点是通过情感教育或陶冶，将个体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将情感恶的、丑的方面渐渐抑制、淘汰，进而形成达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与真正反映德育本质的德育活动或德育实施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使受教育者树立坚定的、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政治与道德理想和信念，并规范自己的行为，是德育的本质属性。我们可以认为美育是德育的重要条件和基础，但不能简单地把美育理所当然地看成德育，从而以美育内容来替代德育内容，以美育来淡化德育。总之，如果把德育的范畴界定过宽，反而有削弱德育工作的危险。它容易使本届德育范畴之外的对大学生的其他教育活动，被视为德育行为而占据德育舞台，这是不可取的。联系到在一些大学的德育工作部门甚至专门设置了艺术教研室，这无疑会有利于借助美育手段，为德育的实施创造条件。但如不注意区分德育与美育的范畴，就会误人以美育内容充当德育内容的歧途。

另一种倾向是把德育视为美育的一部分，美育的范畴过宽。这种倾向虽然不具普遍性，但危害甚大。前已论及，德育的目标是使受教育者达到其政治与道德领域内“信”与“行”的要求，而美育的目标是要解决受教育者的审美发展问题。前者具有某种程度的外倾性，后者具有某种程度的内倾性。德育与美育之间无论是目标还是特性，都不太相同。美育的内容不能涵括、更不能代替德育的内容。对大学生的培养教育，不是仅靠审美教育所能完成的。美育无法离开德育解决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人伦问题、利益问题和理想信念问题，主要还是靠德育。实现德育目标，离开了真正体现德育本质规律的德育活动，是不可能的。把德育从属于美育，就无法有效地使德育活动落实德育内容，甚至背离德育目标。

概言之，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美育内容常常容易与德育内容相混淆。只有区分好德育范畴和美育范畴，才能更好地保证现有模式下的德育内容得到匡正，从而使德育内容得到更多贯彻，以实现德育目标。

三、明确德育的基本范畴：体现社会主义的“倍”与“行”

区分德育与智育、德育与美育的范畴的目的，在于避免对于德育实施的应有模式及其内容的混淆，从本质上明确德育的基本范畴。应该说明，这种区分，不是要否定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智育之于德育，为形成受教育者的政治与道德认知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一条件，受教育者就会缺乏起码的把德育内容与目标内化为“信”并外显为具体的“行”的能力。美育之于德育，为形成受教育者良好的政治与道德情感打下了坚实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受教育者就会缺乏必要的美的情感体验，并愉悦地接纳、认可德育所要求的“信”和“行”的能力。智育和美育的这些特点，是德育本身所难以具备的。必须把德育与智育和美育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德育效能，更好地实现德育目标。

但是，德育、智育、美育是同一层次上、以德育为先的三种教育形态，不可混淆或相互替代。以．智育和美育的模式（形式）或内容实施的德育，只是一种准德育过程或状态，不能代替德育发挥其对受教育者的作用。高校德育应有其明确的基本范畴而不与智育和美育交叉。

一是德育的阶级范畴。阶级分析的观点并没有过时。一定的统治阶级总是用相应的德育手段，去培养满足其特定阶级要求的人。对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阶级价值永远是高校德育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大学的德育，必须理直气壮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服务。否则，就难以保证大学生“信”和“行”的基本取向。

德智体美篇4

关键词浅议中学生道德教育

中华民族创造了五千年的人类文明。时光荏苒，斗转星移。时代在飞速发展，文明要继续延伸。我们培养的学生，就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教育兴则民族兴，教育事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身为人民教师，我们承载着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由此可见，教书育人不应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育人才兴民族强国家富人民的百年壮举。我们深知，育人的途径是立体化、网络化的，但最基本的应是家庭、学校与社会教育，而三者中学校教育处于中心位置，是整个教育体系的核心。培育祖国栋梁的历史重任落在我们的肩上。决定一个人将来是否能担负起强国的重任的首要因素是他的道德水准。所以，对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关系到学生未来如何生存，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价值。这给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

1以德育人，靠德育提高学生素质是教育的主题。以德育人，德育是灵魂。素质教育是以促进中学生身心发展为目的，以提高中学生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身体心理素质为宗旨的基础教育。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德智体全面发展理论是对中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指导方针，这里的“德”不仅仅是品德，还包括政治素质和思想素质：“智”不仅仅是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发展智力，还包括养成科学态度、探索精神和开拓意识；“体”不仅仅讲体格、体能和体质，其宗旨是通过培养学生体育技能。从而实现娱乐身心、培育高尚情操的目的。其中，德是灵魂。因此，德育是教育工作的根本核心，是教育内容的生命所在。

以德育人，需明确教育目的。“一千多年前，西方教育的祖师爷苏格拉底的教育理念，与中国的老子和孔子不谋而合。在苏格拉底之后，从亚里士多德到西赛罗到昆塔连到卢梭到杜威，教育的最终目标始终没有改变过――就是‘美德’；受教育者要达到‘品德端正’。”中外教育家都把德育教育视为教育的目的，为此，在现实素质教育时必须纠正两种倾向：一种是“重智轻德”。大部分家长和教师对孩子的最高期望是，“只要学习成绩好，其他什么都不重要”，马加爵的悲剧正是“重智轻德”的产物；另一种是“高分低能”。在教育过程中只关注孩子的分数，而忽视了培养他们思维的创新和动手操作的能力，把素质教育可悲地转为应试教育，而不重视孩子将来的立身行事。“重智轻德”、“高分低能”，势必会使学生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们不会关心他人，更不会关心国家的发展，这违背了“教育要和现实生活相结合，教育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育人原则。为此，必须加以纠正，树立“德育首位”的理念，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地发展。

2美德为本，用美德塑造中学生灵魂是教育的关键。“美德是一种古老而优良的东西”，“美德具备了纯然无限的价值”，“思想和智慧是高尚的美德”，“从某种意义来讲，美德就是‘在智慧指导下的知识’，就是正确运用的知识，就是真理。没有人故意地选择邪恶，不道德的人是没有真正掌握知识、掌握真理的人。”由此可见，美德是至善、至纯、至高人性的结晶，是人文理念上智慧和财富的统一，是引导学生灵魂行走的路标，是打造中学生美丽人生的源泉。

用美德塑造中学生灵魂，贵在树立一种“教书育人，美德为本”的理念。教师既是美德知识的传播者，又是美德教育的参与者，育人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教育成果的好坏。教书先育人，育人先育魂，育魂先育德。引导学生把握自己灵魂行走的轨迹，打造“美德人生”，这正是教育的灵魂。

用美德塑造中学生灵魂，重在增强中学生的道德辨析能力。教育是一个认知、激情、明理、导行的过程，而对中学生永恒的教育主题就是中华美德教育。要以古今中外美德实例为食粮，让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思想素质，学会关心他人，学会分辨美丑，学会关心国计民生，学会珍惜生命。学会生存。学会创造，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培养他们的抗挫折能力，并在教育中不断深化，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根植于学生的心中。

用美德塑造中学生灵魂，意在给中学生一个塑造自我灵魂的自由。学校、家庭与社会对中学生进行美德教育，说到底，都是对中学生的美德教育创设外部环境，是外因。而要提高中学生的美德水准贵在内因。重在中学生自己注重打造自我灵魂。

3师德为魂。用师德打造中学生形象是教师的使命。师如父母，不仅表明了教师在中学生心中的地位，也说明了教师对中学生行为和心灵的导向作用。教师在学生的心目中是知识的化身和美德的象征，教师的一言一行无不影响着学生的成长。

用师德之魂塑造教师自我灵魂。《教师法》有两个“法眼”，一是不断提高教师的生活待遇，一是不断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衡量教师素质高低的重要尺度就是师德。可见，师德是教师的灵魂，而美德是师德之魂。教师只有用美的标准打造自己灵魂，才能成为“为人师表”的楷模。而美的师德应该是：师表端正，言谈文明；师心慈善，爱护学生；师风正派，师纪严明；致力教育，默默奉献；勤奋钻研，业务精炼：思想进步，道德高尚。一名教师只有在灵魂深处扎下良好师德之根，使自己美的种子在三尺讲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才能赢得中学生的尊重和爱戴。

德智体美篇5

【关键词】美育途径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G40-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0-0203-01

美育对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将美育融入学校教育，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文明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就必须从学校抓起，从学生抓起。那么，怎样在学校教育教学中实施美育教育呢？

一、利用课堂教学，渗透美育教育

课堂教学是学校实施美育最主要的途径，学校美育只有渗透到各科教学之中，才能有效地实施。通过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学来实施美育。教师要发掘学科内在的审美因素，揭示不同学科内含的审美价值，利用学科特点，引导学生用审美的眼光去认识世界和生活。通过语文、外语、历史、经济地理等学科的教学，使学生掌握语言文字工具，了解人类文化历史，认识美的起源、美的本质、规律及其价值，可以为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素养和审美意识奠定基础。通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自然地理等学科教学，可以向学生揭示自然的壮观和美丽，引导他们观察宏观宇宙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中美的奥秘，掌握美的法则。学生通过掌握各科知识特别是基础性知识，就为他们审美能力的发展准备了基础性条件。

二、组织课外文化艺术活动，发展审美能力

学校对学生进行美育，可以通过课外文化艺术活动进行。艺术形式很多，有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等。艺术通过塑造典型形象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美，表达了艺术家的审美趣味、审美情感及审美理想。学生通过课内外的艺术鉴赏活动，可以掌握人类的审美经验，受到艺术美的熏陶，发展审美能力，这是学校美育的主要途径。此外，在课外也可采用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让学生在艺术实践活动中提高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另一种是通过班级组织开展艺术鉴赏活动，评论艺术作品，评价社会生活中的美的行为，提高审美趣味和鉴赏能力。

三、加强校园环境建设，满足审美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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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亚里斯多德在伦理哲学方面全面地概括了整个希腊时期科技伦理思想，肯定了这一历史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正确内容。他以自身科学的智德尺度，考察了众多科技领域，初步形成了他科技伦理的思想体系，成为西方科技伦理思想体系化的第一人。

亚里斯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集大成者，在人类哲学和科学发展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成效卓著地研究了范围宽广的哲学问题，尤其是在伦理学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伦理思想在古希腊及整个西方伦理思想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古希腊伦理思想的最高阶段，也是整个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在科技伦理方面，他全面地概括了整个希腊时期科技伦理思想，肯定了这一历史时期科技伦理的正确内容。他以自身科学的智德尺度，考察了众多科技领域，初步形成了他科技伦理的思想体系，成为西方科技伦理思想体系化的第一人。

一、对知识与道德关系的探索

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是科技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自古备受学者的讨论与争议。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提出了“尊德性而道问学”，学问和道德浑然一体。古希腊伦理学家则在很大程度上把道德问题的解决寄托给了知识:从道德的本原到道德内容和标准，从道德行为到道德修养的途径，无不贯穿着知识论倾向。最早从具体的科学知识中探求道德来源的是毕达哥拉斯，他认为道德源于数，是由数决定的，人们掌握了数学，也就有了道德。苏格拉底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命题，认为科学的真知和道德的真知都是知识，人只要获得了善的本质的智慧，便获得了美德，也即是说，知识不仅是德行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它的充分条件。这表现为任何行为只有受德性知识指导，才可能是善的，如果不受德性知识指导便不可能为善，而且只要具备了有关道德的知识，人们就必然会做善的事情，真正有知的人必然会择善去恶。他强调道德与知识的统一，以真作为善的基础和前提，使德行与知识相一致。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善的理念统治着可知世界，灵魂的回忆即知识，这种知识即善德。人们只要通过回忆的方法就可以重新获得被埋没、被忘却的知识，包括道德知识在内。公正、善良、正义等这些美德、知识在人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以后通过回忆就可以获得。从这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出发，他在肯定知识就是善德的同时，把人的道德品质看成是天赋的。

亚里斯多德进一步研究了科学知识与美德形成的关系，指出了这些理论在肯定知识对于美德形成的意义和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理论缺陷，即它不能回答为什么有的知者并无善行，有些道德完善者并无多少知识、智慧。对于前辈的这个理论缺陷，他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术态度出发，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探索，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认为:“知识”只是对善行的认识理解，还不是善行活动本身，还要加上行善的道德意志，人的善行既需要道德认识，更需要意志情感对人的行为的催化，使人达到知与行相统一的道德境界。美德的形成固然同掌握知识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训练与实践而形成。这种关系可以简要地表述为:知识十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训练)二美德。它科学地阐述了道德与知识的辩证关系，表明道德是知情意行的统一。

亚里斯多德认为:“德性也要按照对灵魂的区分加以规定，其中一大类是理智的德性，另一大类是伦理的德性。智慧、理解以及明智都是理智德性，而大度与节制则是伦理德性。也就是说，人的美德是由智慧理解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两方面构成的，因而仅有知识是不够的，美德的形成还要依靠道德习惯。同时，伦理德性的形成与理智德性的形成也有不同的原因和方法，“理智德性大多数是由教导而生成培养起来的”，而伦理德性“则是由风俗习惯熏陶出来的”。因此他指出:“我们的德性既非出于本性生成，也非反乎本性生成，自然给了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成熟则通过习惯而得以完成。”“我们必须先进行有关德性的现实活动，才能获得德性。所以，“道德习惯对于人的美德非常重要，比一切都重要”。另一方面，亚里斯多德也强调理智德性的作用，认为美德应该是知识和道德意志的结合，即理性认识加上自觉择定的道德行为。他举例说:“一个人做公正的事情，但如果不是通过他的明智选择，而是出于非自愿或无知或别有用心等，那么它仍然不是公正的。因此，“只有合乎明智，这种品质才是德性。明智是关于行动的正确原理，没有明智就不存在主要的善。知识明智犹如一副强壮躯体之视力，公正，勇敢，节制等这些生而具有的品质，如若没有理智引导，这些品质会成为有害的”。当然，与苏格拉底不同，亚里斯德在肯定知识明智对于德性之作用时，将知识明智作为德性所依循的原理，作为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将它作为德性本身。他指出:“苏格拉底的探索，有时是正确的，有时是错误的，在他认为全部德性都是明智时，他是错误的，在他说德性离不开明智时，他就是完全正确的。”“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就是原理(因为全部德性都是知识)，而在我们看来德性伴随着原理。亚里斯多德关于无知识便不能构成主要道德，同时无道德选择和习惯训练也不能存在明智的思想，科学地阐述了道德与知识的辩证关系，为今天人们研究科技伦思想提供了最重要的思维依据和价值指南。

二、一切科学技术以善为目标

亚里斯多德认为，善是科学技术所追求的目标。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一卷中，他指出:“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应以某种善为目标。”在此，他提出了一切科学技术以善为目标的科技道德原则。他所指的以善为目标的行为并不仅限于科学技术，还包括“一切实践和选择”都是以“某种善”(具体善)为目标。亚里斯多德对这个问题的提出，源于他在善的问题上与柏拉图不同的看法。柏拉图强调，在一切具体事物和行为活动之上，存在一种作为终极原因和目的的“善”的理念，即至善，它是唯一真实的;否认物质生活幸福的道德意义，认为人们要达到幸福，就必须摒弃一切情欲和现实生活的要求，去追求至善。这种善理念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亚里斯多德反对柏拉图的这种“善理念论”，提出了现实主义幸福论，他从现实的实际生活出发，主张一切具体的行动和职业活动，都是在追求某种目的，不能说只有一个善、所有的事物和行为活动只追求一个善。“至善”是我们作为目的本身而追求的一种目的。“如果在人的目的系列中存在着因自身的原因而被当作目的，人们追求它不再为着获得别的任何目的，并且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它，就一定存在着某种最高的善，这种最高的善就是幸福。它必定是由各个具体的善积累而成，并且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德行的活动达到的。人生的目的固然是追求“至善”，但这个“至善”不是抽象的、神秘的理念，而是现实的幸福，人的幸福不是存在于理念世界里，而是存在于现实的生活中。因此，在这里，“一切科学技术以善为目标”的思想表明了科学技术作为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必须以实现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取向。它必然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对他人、对社会有价值的行为”。亚里斯多德指出:“实践是多种多样的，技术和科学是多种多样的，所以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医术的目的是健康，造船术目的是船舶，战术目的是取胜，理财目的是致富，建筑术的目的是造房屋等。”这是由人们的多种多样的需求以及科技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决定的。而一切行为实践活动最终是为了达到“至善”即人类的幸福。他说:“行为的善的顶点是幸福，善的生活，好的行为就是幸福。这些各具不同目标的科技或实践活动，可区分为主导性目的与从属性目的。他认为:“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技术的目的，对从属的技术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从属的技术以主导技术的目的为目的。”而对于人们在科技活动中派生的该活动之外的其他目的，他认为因其远离科学本身主旨，“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技术活动的目的不同，也就相应地决定了它们善的差别性，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善(即人的幸福)。他说:“如若在所有行为中存在着某一目的，它就是实践所要达到的善，如若有多种目的，那么这个善也就是它们的总和。”“亚里斯多德关于一切科技以善为目标的思想，揭示了科技的价值本质和根本任务，为人类史上的科技工作指明了方向。科学因此成为高尚的知识，从事科学活动的人是高尚的人、有智慧的人，他们以揭示科学普遍规律为自己的目标和福社，把它作为人生不朽的精神价值来追求。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高尚活动之源泉的德性和理智不在权势之中”，而应在于“一生勤勤恳恳，含辛茹苦以终”的科学活动中。

三、科技“中道”论

“中道”是亚里斯多德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学范畴，是其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中道”作为他所崇尚的至善境界，同时也是他哲学的方法论，反映在其科技伦理观中，表现为适当地把握科学技术的“度”，以求达准确而适当的科技规律性。他认为，对于科技活动的“事实”来说，“中间就是真实的”，故而可以说，中道就是真实。“中道或中间既然是真实的，那它就应成为衡量科学成果的标准。”他指出:“人们对优秀成果的评论，习惯说增一分则过长，减一分则太短。这就是说，过度和不及都是优美的破坏，只有中道才能保持它。”“如果每一种技艺或科学都注意于中道，并且使其工作达到中道的标准，那么他们一定会使它们的功能发挥很好。在此，“中”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表现为物质世界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和本质属性，“中道”作为符合事物存在及发展的规律，不仅是指导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同时也是指导人们德性修养和实践的有效途径。而且他指出:“德性作为对于我们的中庸之道，它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它受到理性的规定。这种理性属于道德理性，它是通过理性涵养而使情感、意志、欲望都能体现理性的普遍性，使情感达到恰好，行为达到适宜，实现“中道”。对于科技活动而言，以“中道”为标准工作，意味着在自然操作和德性品行两个方面都达到“中道”，即德性，这就要求科学工作者一方面要服从理性或原理即自然规律，另一方面，要服从伦理德性的规范约束，使之成为道德伦理的实践活动，实现善的目标。否则，过度和不及都会引起美德向恶行的转化。科学家的行为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使情感和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才能达到道德上的至善。此外，亚里斯多德把最高至善的“中道”境界，又视作科学家们的大度风格。他说:“恢宏大度的人便是这样，不及于此的人就不免卑躬过度，而有过于此的人则不免浮华不实。只有“不随便赞美”，“不说长道短”，“宁愿要美好但无利可图”，“徐行缓步”，“语调深沉以及谈吐平稳”，才是格守中道的表现。

四、科技工作者的道德修养

关于科学工作者应具备的道德修养，亚里斯多德提出了以下几点。

首先，以求实作为科学原则。他提倡在科技活动中要做一个真实可敬的人，“像这样一个人，被认为是个正直的人，一个爱真理的人，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中是求实的，而在差距悬殊的事务中就更为求实了。他唾弃虚假，不但因为它是可耻的，而且还唾弃他本身。这样的人是可称赞的”。他认为:“吹嘘和求实是相对立的，这是种坏品质。这种求实原则，体现在科技活动中，即科技求真，必须实事求是，摈弃虚假和追求科技的有用性。从求实的原则出发，亚里斯多德指出“寻求真理乃是一切理智的功能”，而“只有有所为的理智才是实践性的”，“一切创制活动都是为了某种目的的活动”。亚里斯多德认为，一切科学技术不是先有而后用，相反，是先用而后有的，是在有用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和丰富的。他主张科技的有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