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遗传学研究篇1

摘要：遗传学是生命科学领域的核心，遗传学课程更是生物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高等师范院校作为培养师资人才的教育摇篮，其遗传学课程的设置，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必需进行改革创新才能适应当下基础教育的需要。

关键词：高等师范院校；遗传学；教学改革

当今时代是生物科学蓬勃发展的时代，而处于生命科学领域核心和前沿的遗传学，也随着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层出不穷而获得了极大发展。《遗传学》作为高等院校生物专业的基础课程和主干课程，研究的是生物遗传和变异的规律，与动植物育种、人类健康、疾病诊断等领域关系密切。目的是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生物遗传和变异的规律及其物质基础，掌握遗传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创新意识和分析解决遗传学问题的能力，为遗传学在人类健康、动植物育种、疾病诊断等领域中的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为后续从事科研、教学和生产相关工作奠定一个良好的遗传学基础。然而伴随着知识点逐年增多的现实情况却是课时的逐年减少，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将更多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是目前高等院校遗传学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作为培养基础教育师资队伍的摇篮，高校生物教育专业的遗传学教学，既不同于农业院校偏重于动植物、微生物遗传，为学习育种等课程奠定基础；也不同于医学院校侧重对人类遗传变异的研究，为学习医学其他课程奠定基础。遗传学教学是要满足师范生将来从事中学生物教学的需要，要求学生主要掌握普通遗传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1，2]。因此，应结合师范生未来教学实际需要，对高等师范院校遗传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做出适当的改革调整。

一、科学调整课程内容

我校遗传学教学采用的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刘祖洞、乔守怡等编写的《遗传学》（第三版）。其内容涉及遗传学三大定律及其拓展、遗传的分子基础和细胞学基础、细菌和噬菌体的遗传、数量性状遗传、遗传物质的改变、细胞质遗传、个体的发育与进化、基因组、基因的表达与调控等内容。在内容选择上，既要掌握遗传学的经典理论和现代遗传学的前沿知识，又要结合师范生的实际，联系中学生物教程。因此，在教学内容应作出适当调整，将高中生物《遗传与进化》模块的内容（包括遗传的细胞基础、遗传的分子基础、遗传的基本规律、生物的变异、人类遗传病、生物的进化六部分）融入到遗传学教学中，让学生一方面学习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与教育教学法相结合，即时参与中学教学内容的有关设计，改变过去专业理论教学与教学法、中学生物教学相脱节的现象[3]。其中的基因组、基因的表达与调控等内容与分子生物学课程有所重复，不作为讲授重点。在教学实践中，将遗传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讲授遗传物质的传递规律，包括遗传的细胞学基础、孟德尔定律及其延伸、连锁遗传定律及伴性遗传、细菌和噬菌体的遗传等；第二部分讲授遗传物质的改变（即变异），包括染色体畸变和基因突变的发生机制及其在生产实践上的应用；第三部分讲授细胞质遗传，包括细胞质遗传的物质基础及其在遗传中的作用；第四部分讲授个体发育和进化，包括几个发育现象的遗传学分析和进化理论等。

这样的课程安排，既减少了重复性知识的学习压缩了课时，又突出重点体现遗传学课程的特点，有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满足了师范院校对学生的培养目标。

二、研究创新教学方法

倡导探究式学习是现阶段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大亮点，培养师资的高等师范院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自然要针对这一改革结合自身特点，对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创新。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改变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学”的教学方式，突出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提倡研究性学习，旨在提高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那么，在教学实践中如何实施研究性学习？如何选择研究性学习的内容，是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在遗传学教学过程中，就需要向学生渗透研究性教学理念，教师要以学生为中心，设计教学过程、提供教学资源、提供学习建议，对整个学习过程进行控制，关键环节上对学生进行启发、激励、引导和指导，并及时对学习效果进行评价，使学生从接受式的被动学习转变为探索研究式的自主学习，使学生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感受学习的乐趣，创新学习方法，为未来的中学教学工作积累经验[4]。

通过这一过程不仅使学生对遗传学相关知识有所了解，而且使学生养成了研究性学习意识，为以后进入基础教育领域指导研究性学习打下了基础，同时加强了学生的合作意识。

三、合理设置实验项目

许多重要的遗传学理论都是在大量的实验基础上获得的，因此应使学生意识到实验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能力。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遗传学实验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深化并延伸至各个领域，从经典的细胞遗传学到现代的分子生物学领域。但伴随内容的增多课时却在逐年减少，实验内容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对遗传学经典定律进行验证，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和创新性思维；另一方面又要与基础教育的教学实际相结合。因此在实验项目的设置上，要考虑中学的实验条件，有针对性地优化实验内容和操作环节，使在大学阶段所开展的实验内容在中学也能开展并符合中学的教学要求，所以师范院校的遗传学实验内容不能一味追求高、精、尖，而是要再一定程度上与中学相衔接[4]。

总之，高等师范院校作为培养基础教育中坚力量的摇篮，要结合自身实际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做出科学改革，才能适应基础教育的需求，为基础教育培养更多的适用型人才。（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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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遗传学研究篇2

【关键词】遗传；环境；智力；双生研究；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R179R44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9817(2008)11-0974-02

智力是一种有目的行动，合理思考，有效地处理环境的个人的综合能力（DavidWechsler，1958）。作为一种一般的心理能力，智力不但与表象结构有很好的关联，而且对健康、教育、职业结局等都具有一定的预示作用［1］。目前普遍认为，儿童智力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二者的影响程度尚无定论。国外研究报道的智力遗传度估计值在40%～80%之间［2］，我国关于儿童智力遗传度的研究差异较大［3-6］。笔者于2006-2007年在较大双生子人群中以韦氏儿童智力测验（WISC-CR）探讨遗传和环境效应对儿童少年智力的影响，并将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作为认知能力感兴趣的指标。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在北京市东城区和石景山区初中及小学共募集6～15岁双生子316对，占2区双生子登记总数的87.88%，具有一定代表性。本研究以233对同性别双生子为研究对象（排除认知相关神经、精神疾病史者），其中单卵双生子（MZ）182对，二卵双生子（DZ）51对；男、女生分别为242名（51.9%）和224名（48.1%）。平均年龄为(10.15±2.67)岁。

1.2智力评价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使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WISC-CR）测评言语智商（VIQ）、操作智商（PIQ）和总智商（FIQ）。以韦氏量表中的常识测验和词汇测验反映晶体智力，积木测验和译码测验反映流体智力。

1.3卵性鉴定提取唾液DNA。使用Promega公司GenePrint试剂盒，通过短串联重复序列基因扫描和分型技术测定DNA的4个STR位点（D5S818、D7S820、D13S317和D16S539）。将各位点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双生子对作为MZ，任一基因型不一致者为DZ。可靠性达99.6%［7］。

1.4统计分析使用SPSS11.5进行MZ和DZ各智力指标的一般性描述和分析，对性别分布进行χ2检验，年龄及智力指标进行t检验，遗传方差比较用F检验，对内相关系数比较采用Z检验。使用Holzinger公式h2=(rMZ-rDZ)/(1-rDZ)估计遗传度，式中rMZ、rDZ分别为单卵双生子对和二卵双生子对的组内相关系数。

2结果

2.1MZ，DZ一致性比较本研究各指标均呈正态分布。不同卵性双生子比较，MZ和DZ的年龄和各智力指标均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MZ中男生占50.0%，DZ中男生占58.8%，经χ2检验，不同卵性双生子中男、女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5），MZ和DZ间各指标具有可比性。见表1。

2.2遗传效应分析如表2所示，MZ与DZ各智力测量指标对内方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MZ对内方差明显低于DZ，提示各指标具有遗传效应。MZ与DZ各智力测量指标对间方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15岁双生子的IQ遗传度估计值为0.437；PIQ和VIQ的遗传度分别为0.482和0.315。MZ各指标对内相关系数均高于DZ的对内相关系数，其中PIQ、FIQ、积木和译码4项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见表3。

3讨论

双生子研究是研究遗传和环境因素作用的重要方法。经典双生子研究假设单卵双生子享有完全一样的遗传基因，其表型差异受到环境因素影响；二卵双生子有50%相同基因，其表型差异是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通过对233对MZ和DZ双生子组内相关系数差异的比较，以遗传度反映遗传因素对智力测验各指标产生的影响程度。6～15岁双生子的韦氏FIQ遗传度为0.437，表明遗传效应对儿童少年智力发展有中等程度的影响，与甄宏等［8］报道较接近。国内关于儿童智力遗传度的报道差异较大［3-6］，可能与样本量、智力测试方法和遗传度估计方法不同有关。遗传度是针对特定人群而言的，样本代表性对研究遗传方差对认知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1］。

VIQ的遗传度较低，提示环境因素对儿童青少年语言理解能力的相对影响较大。遗传效应对PIQ的影响超过总方差的50%，表明遗传因素对儿童青少年知觉组织能力发展有重要作用。知觉组织能力虽然受到遗传效应的影响大于语言理解能力，但环境因素对其仍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国外双生子纵向研究认为，遗传因素可能是智力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而共同环境对认知能力发展的稳定和改变起主要作用［9］。儿童智力受遗传因素的影响程度低于成人［1，10］，提示儿童期良好的环境刺激对个体智力潜能发展可能起到关键作用。有研究表明，儿童智力发展与学校、健康服务、社区等社会资源有关，其在智力测验以及生活实践中的表现还受到儿童个性特征如自尊、学习动机等的影响［11］。因此，促进儿童智力发展需要身体、心理等多方面的培养和锻炼，而不是简单地依靠学习。

晶体智力包括一个人所获得的知识以及获得知识的能力，流体智力是发现复杂关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VIQ-PIQ和流体-晶体的区分并不完全对应，本研究参考Aleman等［12］和Facon等［13］文献报道，选择WISC-CR中常识和词汇测验反映流体智力，积木和译码测验反映晶体智力。研究结果显示，遗传效应对各测验指标按作用强弱依次为积木、译码、词汇、常识，表明流体智力受遗传效应影响高于晶体智力；这与晶体智力主要是后天习得的，流体智力主要与神经生理的结构和功能有关的理论相一致，也提示所选测验能较好地反映流体和晶体智力。王书荃等［14］认为，词汇测验和积木测验分别是晶体智力和流体智力的典型。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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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遗传学研究篇3

Abstract：Inrecentyears，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tourismhasgraduallybecomeanewformofculturaltourism.Thispapermainlycollectsthedatafrom2015to2006，usesUCINETsoftwaretoanalyzethedevelopmentstatus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tourisminthepasttenyears.Theanalysisfindsthat，theresearchemphasis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tourismismainlyabout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andtourism，thestudiesonthedevelopmentmodel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tourismand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tourismareless.Basedonthis，thepaperputsforwardthesuggestionontheprotectionand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mode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tourism.

关键词：非遗；保护；开发模式；原真性

Keywords：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developmentmodel；authenticity

中图分类号：F5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2-0024-03

0引言

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10月颁布了《保护非遗公约》，公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概念，学术界开始了对非遗各方面的研究。非遗的学术研究主要涉及到非遗的理论研究、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非遗的利用。非遗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其旅游开发利用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近十年关于非遗旅游开发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众多学者对非遗旅游的保护与传承、非遗旅游的开发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文章选择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期刊库，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为检索项进行主题检索，以2006年到2015年为时间节点，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318篇，其中期刊共1505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文章共375篇，博硕论文共482篇。

1.2研究方法

文章选取375篇核心期刊和CSSCI文章中的关键词进行整理，提取词频高于5的20个关键词运用UCINET软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得到结果如图1。

通过图1分析可以看出，非遗、旅游开发模式、旅游开发、旅游资源的连线较密集，即对非遗旅游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开发模式、旅游价值、原真性、旅游的保护与开发以及传承上。

2非遗旅游的研究内容

2.1非遗保护与旅游研究

关于非遗的保护与旅游的研究，尤其是关于非遗原真性的保护问题是众多学者最关注的方面。马育倩、左晓丽[1]认为非遗和旅游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通过发展旅游促进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在发展旅游的同时要注重保持非遗的原真性，并且提出了“前台―后台”的发展模式，既要不断创新非遗的舞台表演形式，又要保护非遗的原生态环境。徐茜[2]以凉山彝族火把节为例，提出了火把节原真性保护与旅游开发和谐发展的具体策略，突出了旅游专业人员、原住民与当地政府在火把节原真性保护和旅游开发中的作用。雷蓉、胡北明[3]从保护和传承的视角分析了非遗旅游开发的必要性及对非遗保护的作用，他提出旅游开发可以为非遗提供保护资金、为其发展提供生存空间、为其传承提供群众基础，同时还可以提升遗产旅游地的品牌与价值。顾金孚、王显成[4]提出了保护性旅游开发应该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并提出要科学规划非遗，合理分区，分类保护。适度引进高科技术对非遗进行保护。赵悦、石美玉[5]通过分析非遗的价值和多种保护途径，提出了对非遗的保护性开发对策，并提出了一些开发模式以解决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华春霞、贾鸿雁[6]从旅游系统的三大主体即旅游者、旅游资源和旅游业三个方面论述了非遗开发的必要性，并且提出了旅游开发对非遗的保护意义。但是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开发措施。邓小燕运用了建构主义原真性理论，既注重旅游客体的原真性，又强调旅游主体即旅游者的自身的体验。通过建构非遗原真性模型以土家族摆手舞为例，指出理解原真性的概念要从动态和互动的角度出发，理解其是动态的复杂过程[7]。通过构建非遗原真性模型来分析非遗与旅游开发之间的互动和动态关系可以直观的为非遗的保护和旅游开发提供指导方法。贾鸿雁[8]指出要实现非遗旅游的保护性开发，需要建立行政机制、经济机制、规划机制、教育科研机制、法制机制共同组成的保障机制来实现非遗的保护性旅游开发。但是作者并没有提到高新技术对非遗保护性旅游开发的作用。非遗的保护与旅游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关于非遗旅游开发的冲突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带来的利益和破坏。

2.2非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非遗的保护与开发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如何进行非遗的开发，众多学者提出了一些开发模式。总体来说，非遗的开发模式可以概括为四种模式：静态开发模式，即静态的展示方式，包括建立博物馆、展览馆等；活态开发模式，即包括大型舞台剧、生态博物馆、民俗村、文化村、情景体验等反方式；商品旅游开发模式，主要是通过纪念品、工艺品等形式来凸显非遗的特色；综合旅游开发模式，将非遗的类型结合起来进行组合开发，通过旅游资源的异质性特点来吸引旅游者。此外，阚如良[9]等提出了主题村落再造的开发模式，以主题村落为载体，保护非遗的原生态环境，主要通过活化传承的方式，突出文化旅游的功能，并采取集聚开发的手段形成生态文化博物村落，为传统的手工技艺类的非遗旅游开发提供了借鉴意义。

雷蓉、胡北明[10]根据我国非遗的分类将其分为六大类，针对不同的非遗项目提出了各自有针对性的开发对策，为非遗的旅游开发提出了具体的开发模式。为其他非遗的开发也提供了很好地借鉴意义。

非遗的旅游开发模式已经初具模型，可以为各种非遗的旅游开发提供理论依据。在借鉴各种开发模式的过程中，要注重非遗的原真性保护和活化传承，保护非遗的原生态环境，促进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2.3非遗旅游评价研究

对非遗的旅游开发的评价包括适宜性评价、价值评价、开发潜力评估等方面。

肖刚等[11]指出非遗的旅游价值包括文化、审美、教育、科考、经济和历史价值。尹华光[12]等通过调查问卷提出了非遗旅游开发潜力评估的指标，这些指标包括利益相关者、旅游产品开发、遗产本身价值、遗产承载力共4项一级指标29项二级指标，为非遗旅游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顾金孚、王显成对非遗旅游资源价值评价的体系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遗产旅游开发价值、遗产生态敏感度[13]等5个指标构建了旅游资源价值评价的体系，并通过实证研究对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等级分类。

2.4非遗旅游多主体的研究

随着对非遗旅游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开始寻找不同的角度对非遗旅游进行研究。

虞阳、戴其文[14]从游客的角度来分析桂林非遗旅游开发的重点。通过对旅游对桂林非遗旅游和旅游产品的偏好，发现旅游者对传统音乐类非遗很感兴趣，其次是传统舞蹈类。并且得出了旅游者最喜欢的非遗旅游产品是主题公园的结论；游客基本上认同保护非遗的重要性并对以上几点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策略。这些理论分析为桂林非遗旅游的开发提供了积极地指导意义。

王红宝、谷立霞[15]从旅游体验的角度分析了非遗的旅游开发问题。文中突出了非遗的原真性和活态性的特点，构建了旅游体验与非遗旅游开发的关系模型，强调非遗是旅游体验的重要内容，以旅游体验进行旅游开发是保护非遗的有效途径。作者提出了基于旅游体验的非遗保护性旅游开发策略，更加关注游客的个性化需求和情感需求，并且要深入挖掘非遗的活态性。

周丽洁、易伟新[16]从消费者响应的角度来分析非遗的旅游开发。消费者响应实质上是指消费者对非遗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反映效果，及消费者对非遗产品和服务产生的共鸣，使旅游者达到满意的体验效果。消费者响应重在强调旅游者对非遗产品和服务的体验效果。作者提出了提高消费者响应的措施，即挖掘非遗的活态性，保护原真性，增加体验性，关注消费者需求，注重非遗的教育和当地居民的参与性。作者从消费者响应的影响因素入手，为提高旅游者体验满意度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建议和措施。

邓小艳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探讨社区参与的非遗旅游开发。社区参与的研究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社区旅游是以社区为依托的旅游方式，“社区+旅游”是社区旅游的基本特征[17]。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有利于保护非遗的生存空间，可以凸显传承主题的文化自觉意识，是当下非遗旅游开发的一种新的有效的方式。

朱晗、赵荣[18]运用RMP理论以济南市为例对非遗的旅游开发做出了研究。作者通过对济南市非遗的旅游开发资源（R）、旅游开发市场（M）以及旅游开发产品（P）的分析，得出了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关系，并对此提出了具体的旅游开发措施。

秦美玉[19]从遗产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态度方面入手，以西昌彝族火把节为例，分写了当地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对非遗旅游开发的影响。通过调查问卷和SPSS分析法对问卷中的5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评价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地缘条件差异导致火把节遗产发源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

对于非遗旅游开发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非遗与旅游开发的保护性开发关系、开发模式的研究，对于不同主体和不同角度以及运用新理论对非遗的旅游开发的研究更有利于非遗的保护以及旅游开发的顺利进行，以期促进非遗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关系。从消费者响应、旅游体验、社区参与、旅游者感知、旅游体验、旅游者、传承人等多个利益主体等多角度研究非遗的旅游开发可以更好地分析非遗的旅游开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结论

3.1非遗保护与开发的互动关系

大部分学者都认同旅游开发是对非遗的一种保护途径，有针对性地对非遗进行旅游开发，可以为非遗保护提供需要的资金、技术支持，增强群众保护非遗的意识，为非遗提供发展空间，促进非遗的传承。非遗保护的重点是要保留非遗的原真性。如何处理好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保持非遗的原真性和活化性，使非遗处于原生态环境，需要非遗传承人、当地居民、当地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3.2非遗旅游开发模式多样化

非遗旅游的开发模式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将多种非遗综合开发，一类是按照非遗的分类进行个体开发。如表1、表2。

3.3研究主体的多样性

学者从多个主体角度研究非遗旅游。从多个角度入手，可以更全面的反映非遗旅游开发的价值与应用。如表3。

3.4非遗旅游价值评价是基础

非遗旅游价值评价体系的构建是非遗旅游开发的重要前提。非遗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是否具备旅游价值是决定对非遗进行旅游开发的重要依据。非遗价值评价指标的选择也是决定非遗旅游价值的关键。

4建议

①我国非遗的资源丰富，但并不是所有的非遗都可以开发成旅游产品。在开发非遗旅游之前，要先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进行非遗旅游价值的评估，不能盲目地开发非遗。②非遗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政府或企业在开发非遗旅游时，要注重参考各利益相关者的建议与意见。尤其是传承人和旅游者的意见，一个涉及到非遗的传承，一个涉及到非遗旅游项目的顺利开展。③非遗的开发模式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在开发非遗旅游时可以参考相关成功的案例，但是同时也要注意求同存异，针对不同的非遗项目创新开发模式。社区参与是非遗旅游开发的一种重要模式，要注重对民俗村和原始村落的开发与保护。④非遗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应该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在进行旅游开发的同时要注重保护非遗的原真性，尽量恢复非遗的原生态环境，通过非遗旅游的开发促进非遗的传承与保护，达到保护与开发的共赢。非遗是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非遗能否进行旅游开发，需要非遗旅游价值的评估。非遗的旅游开发已经具备成型的开发模式，保护与开发形成良性互动，创新非遗的保护形式，同时促进非遗的旅游开发。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注重保护非遗的原真性和活化性传承，同时要注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尤其是传承人在非遗旅游开发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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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遗传学研究篇4

关键词：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非遗实践基地；创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G1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72（2016）02-0127-05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组织模式，与传统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比较，更加注重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政府宏观政策制定与实施，引导地方创新活动发展方向；同时，以企业为主体，发挥市场在创新活动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市场进行各类创新资源配置，利用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敏锐嗅觉及时调整创新活动，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生产。这一模式最大限度地整合了社会创新资源，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对于提升地区发展竞争力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近年来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视，各地纷纷建立非遗传承和实践基地，基地在发挥促进非遗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遭遇了创新发展的瓶颈，如何有效利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这一模式推动非遗实践基地的建设，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一、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内涵

（一）政产学研用内涵界定

国内学者研究发现，通常情况下政产学研用分别代表着政府部门、企业集团、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目标用户五个方面，或者说，从构成要素而言，包含政、产、学、研、用五个部分。[1]“政”———政府部门。企业进行创新需要政府营造出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创新氛围，一方面，有关政府部门对企业的重点开发项目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创新活动进行整体规划，制定与实施一系列人才政策、激励政策、监管政策等，对各类创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为创新模式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外环境。“产”———企业行业。企业作为市场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对于社会需求和市场变化反应灵敏，是各类创新活动的主体。它能及时有效地聚合各方资源力量，并将创造出的最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升地方经济竞争力，推动协同创新的持续发展。因此，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是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关键。“学”与“研”———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主要进行原始创新，即创新人才的培养，科研机构更偏向于科学技术创新。在以企业为主体的政产学研用结合中，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挥科研创新优势，通过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先进技术的研发，联合企业将科研成果付诸生产实践，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用”———目标用户。如何满足目标用户的需求是创新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活动要以目标用户市场需求为导向，各创新主体发挥资源优势，紧密结合，各尽其能。“用”又具有“应用”的含义，即科技成果的转化，实践证明，任何一项创新只有通过应用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人类社会带来福祉。

（二）协同创新内涵界定

吕静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协同创新（SynergyInnovation）是指集群创新企业与群外环境之间既相互竞争、制约，又相互协同、受益，通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企业自身所无法实现的整体协同效应的过程。[2]从各类创新模式发展现状来看，协同创新大多表现为各创新主体间紧密结合形成的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优势资源互通共享体系，各主体拥有一致的发展目标和内在动力，依靠协同创新体系进行全方位、多样化的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是一种聚合各方资源力量而进行的创新活动。

（三）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内涵界定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是指通过集聚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目标用户等各创新主体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与目标用户的市场导向作用，通过企业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创新活动持续发展。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通过整合政府部门、企业行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目标用户等各方所具有的资源和优势，依据市场需求变化，各主体间紧密结合、互动合作、各尽所能、协同创新，促进各行为主体向有效协作的方向发展，力取“1＋1＞2”的合作效果，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目标用户为导向、学研相结合的协同创新模式。

二、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对非遗实践基地的作用

（一）非遗实践基地建设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工作中的重要领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开展的重要载体，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基地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地也纷纷建立非遗基地以推动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系统化发展。就全国范围而言，非遗实践基地建设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或传承基地建设，为众多非遗项目提供保护传承的平台，为传承人提供传道授业的舞台。二是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旨在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例如北京市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被评为第一批部级非遗布鞋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三是非遗保护研究基地或教学基地建设，目的是提升我国非遗保护研究的理论深度，推动非遗教学实践的开展。四是非遗宣传展示基地建设，集中保存和展示当地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弘扬一地的优秀传统文化，让广大公众在参观学习中认知、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有利于增强群众的文化认同感，唤起民众的保护与传承意识，代表性的有“天津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体验基地。这些基地在促进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基地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国家扶持力度不足虽然在我国非遗实践基地建设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的重要角色，积极推动基地发展，但仍存在法规建设不完善，扶持政策、资金投入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等问题，制约着基地创新发展。2.参与主体过于单一一直以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主要由政府推动完成，由政府投入资金、人力、物力等进行保护，缺乏民间力量的投入，这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基地建设工作缺少各方力量的支持。作为政府业绩的衡量指标之一，部分基地建设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其真正的作用，缺乏企业、高校科研、行业协会等创新主体的参与，缺乏民间力量的投入，更缺乏全民性的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观念。3.外部可利用资源匮乏目前，大多数非遗实践基地缺少与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之间有效的信息交流与协作，加之其自身活动范围狭小、管理水平低下以及创新能力不足，直接导致了其文化传承与保护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出现诸如过度开发、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

（二）“政产学研用”在非遗实践基地发展中的具体作用

如何更好地传承与保护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协同创新模式的提出，有利于更好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企业行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目标用户各创新主体的作用，将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基地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政府是协同创新模式的引导者。这体现在：通过成立相关部门，对非遗实践基地发展进行整体规划，聚合创新主体，整合优势资源，为非遗传承与保护提供协同平台；通过激励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引导科技创新人才与资金流动；通过知识产权等政策法规的制定，一方面为协同创新模式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也为化解各主体间内在利益冲突提供依据。企业是协同创新模式的主体。在非遗实践基地建设的协同创新模式中，“产”则是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化企业及文化事业单位，例如工艺美术厂、博物馆、展览馆等。企业是市场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对社会需求了解清楚，能及时地察觉到市场反应的变化，是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只有以企业为主体，才能明确市场变化，满足目标用户需求，把握协同创新发展的方向，才能有效整合各方力量，推动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学”“研”是协同创新模式的智力支撑，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拥有众多的科研人才、良好的科研环境与最新的科研成果等优势资源，“学”与“研”发挥着培养创新人才、研发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大学与研究机构承担着培养非遗传承与保护专业人才、推进非遗保护研究、为政府政策提供信息咨询等职能，“学”“研”等创新主体的参与为非遗实践基地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与资源保障。用户需求是协同创新模式的目标与导向，满足用户需求是协同创新的最终目的，明确市场需求有利于促进协同创新的持续发展。非遗实践基地在建设过程中应以目标用户市场需求为导向，利用高等院校培养专业人才，利用研究机构进行科技创新，通过企业实现研究成果快速向实用技术转化。

三、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进非遗实践基地建设举措

（一）与政府部门的协同创新

在协同创新体系中，非遗实践基地建设除了需要政府部门在资金、项目计划上的支持外，更多的是需要政府部门通过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营造出良好的创新环境。由此可见，政府在行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科研创新与传承、人员激励、信贷融资条件等方面的支持对基地建设有着积极影响。因此，非遗实践基地要加强与政府部门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政府部门也需通过政策引导，鼓励非遗实践基地与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优势互补、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合作机制，加强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力量，鼓励更多的创新资源汇集。文化传承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可由政府发挥“领头羊”作用，牵头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平台，由政府部门、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文化事业单位等组成，旨在突破各创新主体间的壁垒，使人才、信息、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活力充分释放，推进各主体间深度合作，营造有利于创新活动发展的良好环境与氛围。同时，通过完善政策、培育市场、规范中介等宏观调控方式，推动各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创新。政府作为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主导者，应不断完善关于非遗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建立非遗保护长效机制，维护与改善非遗生存环境。同时对非遗实践基地建设实施政策倾斜，加大财政投入，严格管理国家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基金，减少审批层级，简化审批手续，避免因审批时间过长、资金不到位等情况造成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延滞保护。积极扩充资金渠道，吸引社会力量注入，对非遗传承人的非遗调查研究与保护工作给予实质性的物质资助和政策激励。另外，对于非遗实践基地建设，政府要做到扶持与管理并重，建立长效运行机制，实施动态监管，积极组织、调动、引导各方力量参与，保证基地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与文化企业的协同创新

文化企业主要包括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的企业与其产业链中的供应商及同类竞争对手企业，还包括博物馆、展览馆等文化事业单位。企业间的协同创新有利于企业大幅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企业对于市场需求变化有着灵敏的嗅觉，非遗实践基地与企业间的合作，有利于及时了解市场变化，发现存在的技术问题，同时，直接从事非遗生产的企业可为基地发展提供技术创新支撑和市场反馈，进而改进技术方法，促进非遗创新，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传承，创造出的新产品反过来又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而选择与有实力的竞争对手合作，更是企业提升自我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间接地为非遗的丰富与创新注入活力。由此，文化企业间的协同不仅能分享到同行业内部的技术、知识和信息，还能进一步衡量竞争对手的技术水平，并更好地做到与其差异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以部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为例，北京市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北京市荣宝斋、江西省景德镇古窑瓷厂、山东省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绵竹年画社、自治区藏药厂等均入选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公示名单。这些企业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一方面产生经济效益，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而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间的协同创新，一方面文化事业单位和企业可作为高校各类非遗参观学习活动的实践基地，同时，为高校相关专业毕业生提供实习机会；另一方面，高校、科研机构利用学术优势进行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和技术资源，促使科研成果更快地转化为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品牌。

（三）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作为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新技术的重要源泉，能极大地促进基地开展创新活动。一般而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能够为实践基地输送各类专业人才，高校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与教学活动相结合，开设民俗学、文化资源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专业课程，也可设置通识选修课程供感兴趣的学生选修以增进对非遗的认识；同时，积极组织编写、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教材，将相关课程纳入专业教学计划，形成完善的教学体系。还可利用已有的教学资源，结合市场需求与就业前景，有针对性地开设具有发展前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专业毕业生。高校应充分发挥宣传教育作用，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宣传活动，使更多高校学生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意识、知识甚至是技能。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基地与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浙江海洋学院为例，基地近年来在海洋民俗、海洋文学、海上丝绸之路、海疆海防、海洋文献等方面展开了系列教学与研究。开设海洋民俗、海洋美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课程，非遗教学效果显著。开展非遗进校园，多次组织舟山市非遗传承人、各地非遗研究专家前往学校开展表演与讲座。2007年，邀请舟山市“侯家班”木偶戏团前往学校进行表演。“侯家班”木偶戏团是一个家族式木偶戏表演团，班主是“侯家班”第三代传人侯雅飞，当时，“侯家班”为同学们表演了武戏《少年英雄杨文广》与文戏《周文宾卖子救母》，激发了同学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极大兴趣。2012年，又邀请“翁州走书”进校园，再一次增强了同学们对非遗的感性认识。另外多次组织学生走出校园，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知识、政策的宣传。带领学生参加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辩论大赛，表现出色，喜获亚军，团队成员荣获“最佳辩手”称号。每年多名学生将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作为论文选题，充分发挥了高校对于非遗保护与传承的人才与知识资源整合作用。高校以人力资源为纽带，能为非遗保护研发工作提供场地、设备等资源，使其间接参与到创新活动中，还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直接提供技术支持。通过高校优秀研发团队进驻基地开展创新活动，或与高校联合设立非遗研究室用于新产品研发及技术创新，从而进一步提升实践基地的创新能力。例如2013年落户于武汉纺织大学的武汉汉绣产学研发展中心，现有数名研究生致力于推动汉绣研究保护、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因此，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可为基地发展提供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为实践基地协同创新的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四）与目标用户的协同创新

满足目标用户需求是创新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与目标用户的协同创新更多体现在与用户的信息沟通及用户的反馈作用上，对于非遗实践基地而言，可将社会大众视为其目标用户。作为实践基地的体验者，社会大众对基地创新成果拥有最直接的发言权，并能对其创新发展能力作出客观评价。因此，重视用户的反馈信息、加强基地与用户的协同，不仅能帮助实践基地有效识别市场需求，促进新技术研发与应用，也有利于传播非遗知识，增强社会大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意识，为非遗实践基地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与教育部门合作实施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计划，在中小学设立非遗教学传承基地，通过课堂传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将民间文化传承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大力开展非遗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接触非遗，增进对非遗的了解，代表性的有南锣鼓巷非遗体验基地，该基地由南锣鼓巷商会与北京丝路新图文化创意公司联袂打造，15位部级非遗传承人集体入驻，开办以刘海戏金蟾为主题的“北京财神”专卖店，设立免费的“非遗公益大讲堂”，旨在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弘扬传统文化。非遗体验活动的兴起为非遗文化传播提供契机。另外，可充分利用协同创新这一模式，吸纳社会资金，利用非遗实践基地所掌握的人才和技术资源，建立非遗学院和民间技艺学习班，非遗学院主要针对日后从事非遗研究的专业人才设立，民间技艺学习班则多设在农村，吸引更多对非遗感兴趣的社会人员学习非遗技艺。可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民利用传统手工技艺致富，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传承。为提高非遗保护传承水平，促进现代设计与传统工艺的结合，2015年5月文化部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试点工作，以传统工艺为中心，借助高校、设计企业等开展传承人群的教育培训。目前该计划已顺利进行了研修与普及培训工作，共有23所试点院校举办了33期研修班和普及培训班，培训学员1700人，取得了显著成效。总之，在非遗实践基地建设过程中，各主体应建立有效的协同创新的合作机制，政府部门作为引导者，制定配套的政策制度，营造良好环境氛围；以企业为主体，为非遗实践基地发展注入活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积极配合，为实践基地提供人才供给和技术研发支持，帮助其提升创新能力；坚持以目标用户为导向，增强社会大众非遗保护意识与参与基地建设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赵娜．五位一体的政产学研用合作策略研究[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0，（12）：97-98．

行为遗传学研究篇5

关键词：人格，基因，遗传力，进化心理学

一、引言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人类的人格特质都会显著的受到基因的影响。虽然也存在着一些批评与质疑，但在这方面，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如果不考虑遗传的影响，那么就很难对许多问题作出解释[1]。近年来，关于基因影响人格方面的研究大部分是描述性的和非理论化的，因此，就需要一个更大，更系统的框架将人格的行为遗传研究包括进来，一个可能的框架就是流行病学和进化心理学，同时也包括一些传统的人格（如，大五人格）和社会心理学。

二、人格特质

心理学者们使用很多方法来研究应该如何把人格概念化的问题。Hall和Lindzey（1970）提出了一种较为流行的解决的策略：同时给出各种理论，将他们分配到各个章节，比如，人格的精神分析理论，特质理论，人本理论等。许多这样的章节是从文字上来看待人格。这些理论经常能够很吸引人，并且有时能够深刻的反应人类的动机和行为。同样的，他们提供了一系列假设和和人格测量的方法。然而，他们没有将实证的研究整合，以支持或批判某个特定的人格理论。实证研究需要一定的理论的构架并且能够通过相应的方法来证明这个理论。在人格测量的构建方面，特质理论比其他的理论更加的活跃。

同时，Cattell率先将遗传-环境的分析应用与人格特质；他的多元降维分析是现代流行的模型适应方法的先驱。特质理论虽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受行为主义倾向的研究者的猛烈攻击，但特质理论不仅生存了下来，并且在理论领域[2]、应用领域都占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这里所讨论的人格特质，是指内在的人类进化中"因果反应实体（causalagency）"的表现。人类以及其他高等生物体主要是由两种重要的力量进化而来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在进化中，人类的人格特质被设计成能够积极的和环境进行交互以保证其生存和繁衍。这可以看作是人格特质的原因，但它受到内在和外在近因刺激的影响、激活和调整。这种人格的因果活动的观点之前的研究就被提到过。Allport（1937）认为："人格是某种东西，同时也做了某些事情"。在人格，行为遗传学，进化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些理论和实证研究工作在逐渐的丰富这个感知性的论证。同时，分子遗传学也将会对此有很大的贡献。

三、进化人格心理学

将人格特质与进化心理学的模块观点相结合。可以推测，人格特质可能更像Tooby和Cosmides（1990）所阐述的，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进化适应的过程。因为进化心理学者更多的关注人口层面上或者跨文化的进化机制，但忽视了个体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在人格特质个体差异与进化适应之间进行一些讨论。

首先，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人类和其他的哺乳动物都有原始的情感-动机系统，我们都有愤怒，恐惧，性，抚育，好奇等心理机制[3]。我们可以假设这些系统都对每个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激活点和抑制点。这种不同是在一个较为宽泛的范围内稳定化的选择，并通过进化选择去除两个极端的结果。这些个体的差异参数存在基因上的差异。并且，基因的变化范围一定是在不能导致系统化的生殖劣势或优势的范围之内。从进化的角度看，个体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个体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环境生态位；环境的改变；频率依赖（特质的价值在于有多少人有这种特质）。人类的一些明显过度的防御机制引起了研究者对"缺陷基因"的研究。运用信号检测理论和进化理论来分析这些机制，表现出全或无的防御机制的代价比可能受到的损害的代价要低，因此，最佳的心理防御系统一定会有许多的虚报。

在情绪-动机系统中，个体的差异并不是适应本身。早期人类的外部环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化的环境，这是进化适应发展的基本环境。在社会环境适应中，需要个体对他人的性格进行识别，比如：对方是一个可信的人还是一个骗子，攻击性还是顺从，稳定还是善变，愚蠢还是聪明。这种对个体差异的感知，处理，对应的行动在解决进化适应问题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进化过程塑造了人格，但并不说明直接对针对大脑的传统人格方面的研究是与此无关的。相反，一些进化学者非常看重脑损伤对他们理论的支持[4]。只有将人类大脑影像研究，与动物的脑损伤，激素调节，微电极控制的研究相结合，才能够对人格的模块-白板理论提出更有效的证据。

四、人格的遗传学基础

人格进化心理学成立的前提是人格是一个稳定的遗传因素，一些行为遗传学学者使用双生子在人格方面进行了研究。Eaves等人（1989）对Esysenck的三因素（P，E和N）的双生子研究的数据进行了元分析。他们对伦敦和澳大利亚的样本分析了P，E和N，环境对三个因素的影响接近于0。异卵双生子的遗传的相关性基本上正好是同卵双生子的一半，遗传力为外倾性0.58（n=536），神经质0.44（n=522），精神质0.46（n=515）。外倾性和精神质显示出了一定的非加和性（E=0.32，P=0.11）

领养研究和家族研究一般有较低的遗传力估计值。Loehlin（1981）对早先的使用人格问卷的家族研究进行回顾发现，兄弟姐妹间的相关性为0.17，父母与子女的相关性为0.14。如果相同的环境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见双生子研究），选择性婚配的影响非常有限（见之前的讨论），那么对遗传力的估计可以简单的将相关性加倍。并且对父母与子女的遗传力的估计很有能是低估的，因为无法对其在相同年龄的情况进行估计。Martin等人（2000）使用了一个非常大的兄弟姐妹样本（n=20415）用Eysenck的EPQ问卷对三个因素进行估计，发现其相关性为P=0.118，E=0.164，N=0.171，这与之前的研究是一致的。

五、结语

从经验和理论来看，行为遗传学的人格研究的确是复杂的，但同时，它与其他生物性特质的复杂程度没有差异。发展心理学家长期忽视进化和基因的作用，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开始把行为遗传学考虑在他们的研究框架之内。双生子、普通家庭研究在行为遗传学和发展心理学中应该得到同等重要的考虑，对人格测量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更加的多样化，并努力在行为遗传学和发展心理学两者的矛盾之中找到共同点。

参考文献：

[1]Turkheimer，E.ThreelawsofbehaviorgeneticsandwhattheymeanCurr[J].Direct.inPsychol.Sci2000，9：160-164.

[2]Prescott，C.A.，Johnson，R.C.，McArdle，J.J.Choriontypeasapossibleinfluenceontheresultsandinterpretationoftwinstudydata[J].TwinRes1999，2：244-249.

[3]Widiger，T.A.，Snakis，L.M.Adultpsychopathology：Issuesandcontroversies[J].Annu.Rev.Psychol2000，51：377-404.

行为遗传学研究篇6

关键词：遗产地；遗产旅游；世界遗产

近年来，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加大，遗产保护的话题也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遗产旅游研究也成为热门话题之一。但纵观过去十多年国内关于遗产旅游的研究，发现更多的是“遗产地的旅游研究”，对遗产的特殊性、遗产的本质等问题则凸显不够。本文拟在回顾过去“遗产旅游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外旅游研究的反思热潮，对遗产旅游研究的核心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

1国内的“遗产旅游研究”都在研究什么

1.1学术期刊遗产相关的旅游研究

早在1999年，王大悟在有关生态旅游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遗产旅游”的概念，他认为，“遗产旅游囊括了人文及自然两个方面的遗产资源，生态旅游处于遗产旅游之下的半个级别，强调自然资源的属性”（王大悟，1999）。此后，随着遗产旅游的兴起，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根据向岚麟（2009）的总结，遗产旅游研究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见表1）：（1）基础阶段（1985～1991），该阶段主要以具体遗产地为研究对象，研究热点包括旅游开发、遗产美学、历史、科学价值等，研究也一般以定性分析为主，重在对遗产地本身特点的描述；（2）过渡阶段（1993～1996），这个阶段的研究仍以具体遗产地为研究对象，研究热点在旅游开发、遗产价值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对遗产保护和遗产监测的关注，简单定量分析的研究增加，强调旅游开发和环境科学价值研究；（3）发展阶段（1997～2001），该阶段研究热点包括旅游开发、遗产价值、遗产可持续发展等，研究方法开始逐渐强调计量模型的运用，注重遗产保护的整体环境观；（4）全面提升阶段（2002～2006），该阶段以整体遗产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在数量和比例上极大增加，研究热点包括旅游开发、可持续性、经营管理、遗产保护等方面，研究方法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为主，问题导向型的实证研究增多。而2006年至今，遗产旅游的研究呈现大发展的态势。近年来，中国遗产旅游研究对象趋向深化和多元化，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等传统类型以外，以城镇遗产、工业遗产等为代表的细分遗产类型也逐步得到重视；在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方法得到重视，研究主题虽在逐步扩展，但仍以价值属性、旅游发展、产业经济、游客及社区和保护管理五大内容为主（戴湘毅，等，2014）。

从研究主题来看，以往的“遗产旅游”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类别：

一是根据遗产旅游的主体和客体关系进行分类（向岚麟，2009；戴湘毅，等，2014），大致可以分为：（1）遗产地本体研究，即对遗产地自身特点及价值的分析评价，包括价值特色、历时研究、环境科学、现存状态和资源评价；（2）遗产旅游者研究，包括旅游者的时空规律、行为特征等方面；（3）遗产地的社区、政府/组织、媒体等利益相关者研究；（4）遗产地旅游活动研究，是基于对遗产的本体价值及特点分析的基础上，人们对遗产的保护、利用、开发、管理等各种措施活动。

二是根据遗产地的相关要素进行分类（戴湘毅，等，2014；冷志明，张铁生，2009；陈蓓蕾，2012；乔恩凤，朱江群，2010；邹统钎，等，2009），大致可以分为：（1）世界遗产地旅游的内涵研究，即对遗产旅游的概念及基础理论的研究；（2）世界遗产地价值研究，包括对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技术、建筑、美学、景观、生态、哲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分析；（3）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研究，主要是指在遗产地上进行的旅游开发活动及其影响的研究；（4）世界遗产地旅游营销研究，主要包括对遗产地旅游市场与产品营销研究；（5）遗产旅游研究方法研究，主要是指在对遗产地旅游研究方法的总结；（6）世界遗产地保护研究，主要是对遗产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保护问题进行的研究。

三是根据遗产地的类型进行分类（戴湘毅，等，2014），一般分为：（1）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研究；（2）古村、古镇、古城类遗产旅游研究；（3）山岳自然遗产旅游研究；（4）农业遗产研究；（5）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6）工业遗产研究；（7）乡土遗产研究等。

不难看出，研究中，倾向于将所有遗产地特别是世界遗产地上发生的旅游活动，界定为“遗产旅游”；把遗产地本身的研究以及遗产地旅游开发、管理与影响相关的研究，则称之为“遗产旅游研究”。但这种界定与分类方法留下的困惑就是，还有什么不是遗产旅游？遗产旅游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1.2国家基金资助的遗产相关旅游研究

一般来讲，学界认为，得到国家基金资助的学术研究代表了该领域最前沿、最紧迫的研究选题，因此，从国家基金资助的角度来分析遗产旅游的研究内容与主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国内遗产旅游研究的进展。

通过检索2005～2015年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遗产地旅游研究相关项目发现，近年来国家基金对遗产研究的资助不断加强，从2010年起，每年遗产旅游方面的立项都在5项以上。从研究主题来看，2011年以前的国家基金主要资助遗产资源的价值研究，2012以来的资助项目开始强调社区利益分配与遗产的可持续性；而2015年，重点开始偏向于研究遗产地的保护及遗产价值的评估，研究热点又开始回归到理解遗产旅游的价值属性及本质特征。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关注点不同，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始终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但关注的遗产类型在不断变化，2007年以前多关注世界文化遗产，此后开始关注多元化的遗产如工业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的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问题。

总体上来看，近年来国家基金资助的遗产地旅游相关研究以应用性研究为主，主要包括遗产保护、旅游开发、经营管理、价值属性4个方面，只有2.27%的项目主要针对遗产旅游的概念性问题进行研究。但从这些研究主题与内容来看，“遗产旅游”所反映的问题与之前热门话题如生态旅游的研究内容差异不大，所研究的问题实质其实相同（见表2）。

表2国家基金的遗产旅游研究主题

位序1234567

研究方向经营管理旅游开发遗产保护遗产地社区研究价值属性可持续概念性分析

频数712133531

百分比%15.9127.2729.556.8211.366.822.27

资料来源：作者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官方网址项目检索整理。

2遗产与遗产旅游的核心问题

2.1遗产的核心问题：谁选择与决定遗产

据考，我国“遗产”一词最早出现在《后汉书》卷五十七，原句为“（郭）丹出典州郡，入为三公，而家无遗产，子孙困匮”，其含义可以理解为“亡者留下的财产”见《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南开大学组合教学研究中心和天津永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即是指祖先留下的物质财产。这一本义至今仍在使用，如《新华词典》将“遗产”解释为：公民死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及历史上遗留、累积的精神财富。在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领域广泛使用的“遗产”一词，经历了从“宝物”“古玩”“文物”“文化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阶段，其蕴藏的内涵与表征的理念也在不断变化（张朝枝，2008）。

一般认为，英文“遗产”（heritage）一词源于拉丁语，指父亲留下的财产。几经沧海桑田，“遗产”一词的内涵没有根本性改变。但也有学者认为，heritage一词大约产生于1970年代的欧洲，其涵义与古汉语中“遗产”的涵义基本相当，通常指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东西（Prentice，1993）。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遗产”的含义开始被不断引申，地方文脉、历史人物等被都认作是一种遗产，并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商业用途（张朝枝，2008）。

总的看来，遗产的概念从“祖辈传下来的”财产发展到“与个性概念密切相关的”象征性遗产，从物质遗产向非物质遗产发展，从国有遗产向社会、民族和社区拥有的遗产发展（张朝枝，2008）。换言之，遗产的概念经历了从“特殊的”遗产系统走向“一般的”遗产系统、从作为历史的遗产时代走向了作为纪念的遗产时代的过程（皮埃尔，1997）。遗产概念作为20世纪末最有影响的文化现象（洛文塔尔，2006），其概念与内涵的演变也反映了不同时代文化与自然观念的变化及其社会行动影响。从本质上讲，遗产是人们根据当前的目的与价值观对历史的选择性再现（Olsen，Timothy，2002），它是“遗产”的现象环境经过文化与社会筛选，再经过行为世界的经济筛选才成为“具有价值的遗产”（Timothy，Boyd，2003），在这个过程中，由谁以及用什么标准来决定“遗产”是遗产，这个选择过程是“遗产”成为遗产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遗产概念的核心问题与“选择”相关，即“谁”选择或者决定了它是“遗产”？它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2.2遗产旅游核心问题：谁展示与为谁阐释

早期关于遗产旅游的定义，是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综合角度出发的。从供给角度而言，一般认为，遗产旅游是“关注我们所继承的一切能够反映这种继承的物质与现象，从历史建筑到艺术工艺、优美的风景等的一种旅游活动”（Yale，1991）。但这种定义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认为这样是混淆了遗产旅游与历史文化旅游。从需求角度而言，有学者认为，遗产旅游是“旅游的一种，这种旅游的主要动机是基于对目的地的个人遗产归属感的感知（Yaniv，etal.，2001）”。但这种定义的问题在于缺乏可操作性，无法进行统计。实际上，两种定义的核心问题都是“这个遗产属于谁”？

遗产资源变成遗产旅游资源或产品，关键在于怎样“解释”（interpretation）遗产，即：怎样给遗产讲故事，由谁来讲故事，讲给谁听，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讲故事者变成了权威、商业机构，讲故事的目的地在于经济利益，听者成为了大众消费者，故事本身也因此其实是一种“权力话语”（彭兆荣，郑向春，2008）。当遗产地不断被游客访问时，遗产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旅游资源或者说旅游吸引物。此时，人们不可否认地赋予文化与自然遗产以一定的经济价值，使遗产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但其实遗产本身并不是旅游资源，它们只是被人们建构成为了旅游资源。旅游把遗产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形成了消费资本，它既是文化的资本化过程，同时也是遗产作为历史的物质载体向消费者传达其文化价值，提示和强化人类个体或群体的存在意义，唤醒和强化个体和群体的认同感，因此又是资源的文化化过程（蒂莫西，等，2007）。而遗产旅游地则是遗产与旅游活动共生的空间和产生意义的地方，从地理学的视角而言，是旅游活动使遗产“空间”变成遗产“地方”。可见，说遗产通过旅游活动来阐释其意义与价值，其核心问题是向谁展示或怎样阐释，展示或阐释的主体与目标对象不一样，遗产旅游的形式与内容就会发生变化。

3旅游研究的大背景转向

3.1本体论变化：边缘性研究对象受到关注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学术界的交流日渐加强，多元化的经济体世界导致了本体论的变化。这种社会背景的变化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1）交易方式变化，非市场交易的交易活动越来越重要，如无论是在贫困的还是富裕的国家，女性的非市场交易和无偿家务劳动构成了国家经济活动的30%～50%；（2）劳动力活动变化，人们的工作方式开始由有稳定工作收入的工作转变为非固定形式的工作；（3）经济组织变化，目前世界是多种政体共同存在的形式（见表3）。

社会背景的变化，导致了文化的多元化，也导致了人们文化价值观的改变，人们不能再用一种标准来衡量全球变化，这要求人们开始关注一种新的经济本体论，并认识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边缘化”的经济现象的重要地位，人们需要关注展示和记载构成了全球社会福利的大量不同的经济交易、劳力活动和经济组织（GibsonGraham，2008）。与此相对应，学术研究也开始向表演性本体论（performativeontologicalproject）发生转变，这种本体论是带来新的经济体，而不只是关注和评定已有的物体的现实主义认识论。因此，去挖掘边缘化、隐蔽性和替代性的经济活动会使研究变得更加真实和可信，对政策也更具指导意义（GibsonGraham，2008；张朝枝，2014），一些原来被认为边缘的群体、现象在研究领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对少数裔、另类文化等现象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

3.2认识论变化：研究视角超越传统时空观

在国内研究还在模仿西方国家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已经由实证主义转向实在论，进而发展为建构实在论（黄光国，2006）。且由于社会物质实质的巨变、全球的时间与空间感关系的快速变化，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方式实现了革命性转变，先前所认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品质已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缩小的深刻体悟（哈维，2003；冯建辉，2010）。由此，人们的认识论，即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旅游研究上来看，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认识尺度的变化所导致的学者格局观的改变。旅游研究，从内容上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早期研究，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研究，旅游环境及生态等方面影响的功能主义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从全球化视角分析如何有效利用旅游的全面发展时期研究（白廷斌，Wall，2010）；而旅游研究者也经历了老一代以其他学科模型研究旅游的非旅游研究背景学者，到中一代引用西方理论背景研究旅游的学者，直至现在的新一代学习西方的研究规范，以全球化的视角来研究旅游的青年旅游研究者（Tgeneration）（张朝枝，2014a）。种种现象表明，现在的旅游研究学者获取知识的方式不仅限于本国的知识范围，而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来谈问题，其对旅游的认识尺度发生了变化。二是游客流动性导致传统理论的适用性受到挑战。随着超音速大型客机和互联网的覆盖，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同时性进一步加强，自然的空间距离和障碍已经微不足道，故在时间图景上，人们对时间距离的感知比对空间距离的感知更为重要（黄光国，2006）。游客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旅游方式也越来越灵活化，人们的出游目的也不再只是游览各类高级别的旅游目的地，而是倾向于在短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旅游目的地，故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开始趋向于交通便利性的竞争（Hall，2015）。此外，新技术、新技能、新方式快速出现又迅速过时，于是各种形象工业、一次性的服务、表演、象征性产品占据了生产的主导地位，由此构成了整个生产过程在快速流变的革命性时空图景中展开。也正因为生产过程中，符号和形象的受重视，商品生产完全和文化联结在了一起，文化的产业化和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成为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哈维，2003）。游客流动性的增强及文化认识的转变导致现有理论无法完整的解释研究的现象，传统理论的适用性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超越传统时空观，如从现实空间到虚拟空间、从中小尺度研究视角到全球化的研究视角的相关研究，开始备受关注。

3.3弱理论时代：陷入“找理论”的困境

以往的学术训练是要求学者是具有辨识能力、超然地、批判性地去看待问题，要求学者能深入问题的内部，看到问题的本质，学者们对理论构建的过程类似于偏执狂的心态（GibsonGraham，2008）。但由于多元化经济体时代的到来，导致了学者本体论开始向表演性本体论转变，并认为理论的目标不是通过证实我们已知的东西来扩展我们的知识，而是将获取理论视为是为了让理论产出新的东西的一种工具，这就要求学者发现被边缘化的经济现象，锻炼一种“弱理论”的思维形式（GibsonGraham，2008）。另一方面，时空观的改变使学者们的格局观及研究尺度开始趋向全球化的视角，传统理论对现有研究现象来说具有局限性，这些理论有效性边界受到局限，学术研究进入“弱理论”的时代。

此外，学术发表竞争使数据分析工具与技术特别是计量技术被神圣化，这一方面使一些研究形式上显得更加“科学化”，学术的竞争沦为技术与工具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理论创新，对研究问题变量之间的关系依赖于复杂的技术手段来测量，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种“弱关系”，其研究理论也往往是“弱理论”（张朝枝，2014）。在近几十年里，旅游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回顾这些年的研究可以发现：旅游研究的内容和话题都有扩展，研究方法和途径也更加精密，研究结果也更加多样化（Kreisel，2011）；然而，很多研究仅仅限于对现象的描述，进行案例的重复研究（Franklin，Crang，2001），也或许旅游研究理论多源自其他学科领域，而这些理论的前提假设却少有提及（Franklin，Crang，2001；Botterill，2001）。因为这些原因，很多旅游研究陷入“找理论”的困境，为了用理论而用理论，而对问题的实质触及不深。

3.4集体反思热潮：批判性研究受欢迎

基于上述背景，不少学者开始逐渐认识和反思旅游学科发展与学术贡献、实用价值的关系，积极回顾和评价学科发展问题（保继刚，等，2011），近年来，受到社会科学中文化转型及旅游与休闲研究中不断增加的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旅游研究已经开始进行“批判性”转型，它寻求挑战该领域主导的论述，反击所谓的旅游研究是“产品化”的研究的偏见，鼓励一系列对旅游的权力、论述和表现形式的本质的批判性的话语、讨论及争论，并强调旅游和休闲作为主要的文化现象的存在，被誉为是旅游产业一次“和平的革命”（quietrevolution）（Bianchi，2009）。

基于此，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我国的旅游研究进行反思（保继刚，等，2011；朱峰，等，2011）。大多认为研究表明，我国的旅游研究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

（1）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强。虽然我国旅游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已经得到普遍重视，但研究的问题意识仍亟待加强，学术规范不仅要追求形式上的“规范”，更要重视实质上“规范”（保继刚，等，2011）。旅游学科发展面临的困境是需要旅游研究者共同努力去打破的，这就需要研究者认真考虑和追求学术成果对构建旅游理论体系、推动旅游学科发展所能作出的学术贡献（朱峰，等，2011；冯凌，等，2011）。

（2）旅游研究的学科身份迷失。有分析认为，目前我国旅游研究的基金项目的选题方式均存在“去旅游化”现象，即旅游现象仅成为其他学科的剖析对象，研究贡献表现在验证、完善、补充已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非旅游理论的提出或完善，这也就使得旅游研究间的对话与交流更加困难，旅游研究者学术身份认同面临困境，旅游学术共同体难以建立（朱峰，等，2011）。目前的旅游学科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主要处于从其他学科汲取理论养分的阶段，基本上是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一系列其他学科应用研究的综合，从相关学科角度切入的各分支学科发展参差不齐，总体水平偏低且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冯凌，等，2011）。

（3）在研究技术与技巧中迷失了方向。我国的旅游研究经历了以描述性和概念性的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到开始出现定量研究方法并不断增长，发展到了现在定量研究方法比例持续增长且占主导地位的过程。目前，我国旅游研究高度重视定量研究方法，研究技术呈现多样化和现代化，高新技术如RS、ArcGIS、GPS等在研究中得以运用（汪德根，等，2011）。这说明，我国的旅游研究渐渐在研究技术与技巧中迷失了方向。但任何定量研究的结果，若要在逻辑上没有漏洞，需要用定性的语言加以描述和解释，故旅游研究方法应该实现定性回归，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汪德根，等，2011）。

这些反思进一步唤起了青年学者对现有研究的批判性思考，一些批判性研究在主流期刊受到欢迎，近年来criticaltourismresearch的学术共同体正逐步形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4遗产旅游研究的核心议题

如前所述，遗产旅游研究也需要更具批判性，我们需要反思，之前的“遗产旅游研究”，是在研究遗产地上的所有旅游现象？还是在讨论具有遗产本质属性的核心问题？如果只是发生在遗产地上的所有旅游现象，那遗产旅游研究的特殊性在哪里？遗产旅游研究的哪些议题才能更加突出地显示遗产的本质属性？

遗产的本质是人们根据当前的目的与价值观对历史的选择性再现（Olsen，Timothy，2002），遗产的认定和选择的过程是权力博弈的结果（张朝枝，2008），因此理解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也就自然成了遗产旅游的核心问题（Dahcr，2000；Richter，1997），这种矛盾的冲突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遗产产业迅猛发展而日益明显（胡志毅，2011）。遗产从生产到消费的内生矛盾注定了遗产的复杂性（胡志毅，2011），这种复杂的内生矛盾关系可以总结为三大核心问题：“什么是遗产（who）”“象征什么价值（what）”“如何再现价值（how）”（张朝枝，2014）。围绕遗产的三大核心问题，可以展开遗产旅游研究的核心议题。

（1）与“什么是遗产”“谁的遗产”相关的议题。“什么是遗产”议题，包括“谁决定什么是遗产”“用什么标准选择遗产”等关键问题。从生产过程来说，遗产的生产过程即遗产的申报与认定的过程，实际上国际价值取向与国内专家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影响遗产价值的认定（戴湘毅，阙维民，2012）；从消费过程来看，消费者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遗产的内容体系和再现方式（胡志毅，2011）。“谁的遗产”“什么是遗产”问题，实际上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在遗产认同上的不同价值观的冲突问题。在遗产旅游研究中，应重点探讨，旅游作为外生变量如何影响遗产的选择与生产、旅游如何影响利益相关者的遗产认同、这种认同反过来又是否会影响旅游与遗产的关系等问题。同时，从研究对象上讲，需要对更多边缘性遗产进行关注，关注的遗产类型也可以从世界遗产扩展到多层次、多类型的遗产，如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或者乡村遗产、社区遗产等类似的主体，能够更好地丰富遗产旅游研究体系。

（2）与“象征什么价值”相关的议题。“象征什么价值”议题，主要包括对遗产经济文化双重属性的讨论的回答（胡志毅，2011），如“代表谁的价值进行表征与阐释”“展示与阐释给谁看（听）”等关键问题。遗产本身具有多重属性特征（张朝枝，2014b）。在展示与阐释过程中，遗产代表什么价值，传播什么价值，传播对象是谁，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关键问题。作为遗产展示与阐释的重要手段，旅游如何建构遗产价值，如何传播遗产中承载的价值观，游客、居民、遗产权力话语者如何通过互动而不断重构遗产的价值等等，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在这些问题研究的视角选择中，可以超越传统时空观，对遗产价值表征与传播相关的变量进行关注，比如对空间再生产、遗产集体记忆、文化公民身份等问题进行研究。

（3）与“如何再现遗产”相关的议题。“如何再现遗产”主要是指“怎样阐释”的问题，包括采用何种方式、选择何种价值进行遗产消费或生产。这一问题主要是将无意义的遗产物质实体赋予意义以及传播，这与遗产“作者权”紧密联系，而遗产作者权取决于行政地位、产权状态、学术权威和经济资本等诸多要素（胡志毅，2011）。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怎么“解释”遗产，即：怎样给遗产讲故事、由谁来讲故事、讲给谁听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讲故事者变成了权威、商业机构，讲故事的目的地在于经济利益，听者成为了大众消费者，故事本身也因此其实是一种“权力话语”（彭兆荣，郑向春，2008）。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重点要关注遗产解说与建构、旅游如何影响遗产等。在这样的研究中，一些边缘性群体，如以前比较少关注的少数民族社区、或者社区内的群体差异、或者一些以往被认为“另类”“与遗产不相关”的群体可能需要进行深度关注。

当然，正如遗产概念本身一样，遗产旅游的研究也会不断地变化，但在全球旅游研究更加强调批判性反思、关注边缘性群体和另类现象的今天，遗产旅游研究也应该超越传统时空观，围绕遗产的核心问题展开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回答遗产的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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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itageTourismResearch：FromTourisminHeritage

SitestoHeritageTourism

ZHANGChaozhi，LIWenjing

（SchoolofTourismManagement，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China）

Abstract：

Withareflectionaboutheritagerelatedresearchindomesticacademicjournals，andtheresearchprojectssupportedby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andNationalSoci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thepaperarguedthatthecurrentsocalledheritagetourismresearchesareactuallytourisminheritagesites，theessenceofheritagetourismhasnotbeentouched.Withfurtheranalysisontheessenceofheritageandheritagetourismandtheparadigmshiftofsocialscience，thepaperputforwardsthecoreresearchissuesaboutheritagetourismresearch，andthekeyresearchquestionsincluding“whatisheritage”，“whoseisheritage”，“howtorepresentheritage”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