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基本范畴篇1

为做好全县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教育帮扶工作，自去年8月以来，该县由县教育局牵头，按照精准扶贫“五个一批”中教育扶贫兜底一批的要求，对全县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在读大学、中学及学前教育子女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调查统计，力求不漏登记一人，不错帮扶一人，做到有的放矢，帮扶见成效。经反复筛选、汇总、复核，确定了首批符合补助条件的普高、职高受助学生243人、大专以上受助学生56人、学前教育阶段受助学生383人。按照在县内园（班）就读幼儿每人每年补助100元，在县内就读高中或公办、民办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每人每年补助2000元，在县内就读县一中、二中和职业高级中学考取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每人每年补助2000元的补助标准，将向首批精准扶贫户在读子女682人发放补助资金6363万元。除现场发放外，其余建档立卡贫困户在读子女补助金县，教育局将通过直接发放、打卡到账等方式及时将扶贫资金兑现到贫困学生手中。

元谋县教育局组织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活动

本刊讯为进一步增强全县教育系统校长队伍廉洁从教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尊崇、遵守党纪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4月7日，元谋县教育局组织全县中小学校长、局机关股室负责人及局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共计50余人，走进云南省楚雄监狱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活动。

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监狱场所建设，听取了监狱相关负责人关于监狱基本建设及发展历程的介绍，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在警示教育活动上，两名服刑人员现身说法，两人过去都曾身居要位，曾有良好的工作环境、较高的收入、幸福的家庭，也曾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但他们却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迈出了罪恶的一步，把自己送入高墙之内。服刑人员对社会、家庭的深深忏悔，给在场的每一名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走进监狱接受廉政警示教育，了解发生在身边的典型案例，剖析其犯罪心理和过程，多角度接受廉政警示教育，进一步强化了自身廉洁自律意识。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要时刻做到自警自重自励，时刻牢记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经得起考验、守得住底线，把握好人生航向，真正成为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好党员、好干部。

云天化中学传经送宝大关县教师如沐春风

本刊讯（通讯员蒙世清）为全面实施“教育兴县”战略，使高三复习教学更扎实，更高效，4月17日，大关县邀请云天化中学高三把关教师为大关高中师生传经送宝。县教育局主要领导，全县校长、副校长、教务主任、教科室主任、高中教师80余人参加活动。

廉政文化基本范畴篇2

关键词:道德修养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如果说道德素质是人的内在自我修养,那么作风就是这种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一定的道德素养,也就谈不上个人的作风建设,前者是内容,是本质,后者是形式,是表象。只有高尚的道德素养的人,才会有良好的个人作风体现,也才能展现个人的人格魅力,这应该是我们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因此,本文拟就对道德素质的认识和思考来阐述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

1对道德素质修养的认识和思考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作风建设和提高修养应该属于有理想、有追求的境界,属于自我道德意识的要求,是一种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的内在要求,是通过自我修炼来提升思想境界的高层次、高境界的表现。

1.1道德素养是中华文化德治精神的内涵

季羡林老先生在和总理聊天时,谈到“良知良能,乃国之魂魄”,他认为道德是国家的灵魂和民族精神。在关于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工作中也曾讲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他认为道德问题已经是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诸此种种,都在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2作风建设与道德素养的归属范畴

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到底应该划归道德范畴,还是法律范畴？还是二者兼可？严格地来讲,作风建设应该属于两个范畴的综合,是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发挥作用的。我个人更倾向于从道德范畴来认识和理解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主要缘于:

一是符合孟子性善论的儒家思想逻辑和人心向善的本能倾向。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表明他是以人心中所固有的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为人性。

二是提高了领导干部追求的层次和境界。基于人心向善的本能倾向认识,我更愿意从道德意识的培养、自我约束和个人修养等这些内在素质来思考领导者的作风建设。

1.3领导者不良作风的道德思想根源

21世纪是一个讲究领导者自我修炼的时代,道德自律就是要求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管理、自我塑造。

一是个人思想深处遗留的封建社会“官本位”、“家天下”的陈腐观念,使一些领导者的道德行为得不到有效的规范,从而对群众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二是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一些领导干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畸变,经受不住金钱和美色的诱惑,成为腐化堕落腐败分子。三是一些领导干部放松了自己的道德修养,世界观和道德观发生扭曲,经受不住名誉和地位的考验促使这些人的私欲膨胀,进一步加剧了道德缺失。

从这些方面分析,我认为:加强作风建设的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自我修炼和内心道德意识的培养。有了这种内在的约束力,我们讲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廉洁自律等等就都有了良好的前提和基础。

2道德素质的基本构成和对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作用

2.1领导者道德素养体系的基本构成

领导道德和一般道德规范既有共同点,又存在不同之处。其共同点表现在:领导者的道德,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它遵循发生论的一般规律,即社会道德发展的层次递进规律,即由角色主体性和行为主体性到认知主体性,最后达到一种道德自由的理想境界。

以人为本——就是要摆正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这是领导者最高的道德境界。具体来讲,就是要一切从下属或群众的需要出发,全心全意服务员工,全心全意依靠员工,全力以赴做到公司倡导的“四个千方百计”,这是对领导者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公正公平——处事公平,是对领导者道德的起码要求。公正,就是要按照科学的道德原则,坚持走群众路线,以大多数人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重要的衡量依据,客观、透明和正确地处理各种冲突或矛盾。

修身养廉——“廉洁”,领导者道德的底线伦理规范,所谓“公生明,廉生威”,在中国传统的官德中,廉洁被视为“为官之宝”,“为政之本”,廉洁是高层次道德所包含的重要道德内容,底线伦理道德规范是实现高层次道德的先决条件。

诚实守信——诚信是用来调节所有人际关系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一种人品修养、做人的根本准则。诚信是实现领导的基础,是维系领导和被领导者关系的道德基础和精神纽带。

2.2领导者道德素养对作风建设的作用

当前,人类社会正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领导活动日益呈现出与传统领导完全不同的一些特点,具体来讲,领导者道德素养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1)导向功能。上行下效是道德运行的通则。领导者这一社会角色与其他社会角色相比,在社会生活中处于领导、组织、控制的地位。因此,领导者道德是社会道德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主体性道德。

(2)规范功能。领导活动是靠领导者自身的影响力和在被领导者自觉服从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构成领导者影响力的诸多要素中,领导者的道德修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凝聚功能。领导活动是由领导者、被领导者、环境和作用对象等因素构成的,领导者的伦理规范主要体现在领导者如何去处理对人、对自己、对组织的各种关系上。只有严格自律、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等较高的道德素养,才能形成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发奋工作的良好氛围。

(4)协调功能。在社会系统中,每一个人的行为动机或行为方式都会有一些差异;但当领导者通过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道德作用和潜移默化的人格魅力,即“依靠一种无形的规范或约束力”来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公正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就会化解矛盾,从而达到行为的一致性。

(5)保证功能。各级领导者是组织形象的直接体现者,人们总是从各级领导者的道德言行中感悟组织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并以此来认定并调节自己的行为。

3提高领导干部道德素养的基本途径

对于一名领导干部,最重要的道德素养就是忠诚于企业,善爱于员工,勤勉于工作,感恩于组织。因此,提高道德素质的基本途径就是要善于学习、敏于思考,勤于实践和不断超越自我。如何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要善于学习。一定的文化理论水平,是加强文明、理智和高尚道德修养的基础。

(2)要勤于实践。人的道德修养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和实践过程。

廉政文化基本范畴篇3

〔关键词〕布尔迪厄；文化研究；场域；文化；惯习；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B56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1-0115-04

从社会学的角度，布尔迪厄对文化转向的出现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结构主义式的理解。他把文化研究中两种范式（结构主义范式和文化主义范式）的差异和对立进行了一种社会学的综合，具体方法是以场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结构方法，阐释了社会和个人二元对立及统一的关系，克服了结构主义的文化批判中把社会与个人简单对立的缺陷，回应了文化主义针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因此，布尔迪厄的“反对文化研究”理论及“场域”观念既是对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主义的批判，在布尔迪厄式的结构主义体系体系中，体现出他的理论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的许多交合歧异之处，也是对结构主义作了社会学的修正。同时，布尔迪厄对马克思主义中诸如阶级、革命、历史等范畴也有所发展。

一、“反对文化研究”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范式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方法是两种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理论和实践范式。但实际上它们不仅是两种理论范式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也是两种实践范式，前者脱胎于英国文化史上“甜美的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相结合，是一种所谓的“细绎”途径；而后者是布尔迪厄等人的结构主义方法，则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总体性理论。

作为具有结构主义思想背景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明确提出“反对文化研究”，甚至将之描述为“20世纪70年代生于英国的杂种”，一种“法国大学中并不存在”的“学科”。〔1〕表面上，布尔迪厄的文化研究的这种“反对”是因为“他更喜欢通过经验调查，而不只是通过纯粹抽象来提炼理论概念”。〔2〕应该说，布尔迪厄对伯明翰学派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义方法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误解，并没有意识到“情感结构”这一为威廉斯等人反复强调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经验调查和抽象。布尔迪厄对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文化研究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布尔迪厄亲自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新左派的内部论争，并在此后相当长时间的社会学建构实践中与新左派和文化研究中的代表人物保持联系，其中很有可能就包括威廉斯。〔3〕应当说，布尔迪厄在思考生活方式的文化实践方面是典型的结构式路径，包括他的《换句话说：走向反思性社会学文献》（1990年）、他和华康德的《反思社会学导论》都是这种结构式的作品。卡尔霍恩等人编撰的《布尔迪厄：批判视角》（Calhounetal.〔eds〕1993）以及舒斯特曼主编的《布尔迪厄：批判读本》（Shusterman〔eds〕1999）都把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思想当做结构主义范式的理论明确予以介绍。从渊源上讲，布尔迪厄的著作属于哲学和社会学，受到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梅洛-庞蒂和涂尔干的影响，但同时，他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直接和长期接触，也是触发他进行文化社会学思考的重要因素。他从英国文化研究的经验传统中深受启发，甚至曾经表示自己“更喜欢基于社会而不是基于文本关系的文化分析模式”〔4〕，明确地表达了他对结构主义范式的某种批判和反对，而倾向于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义范式。他对文化主义的不满是由于文化主义“太文化了”，以至于把一切等同于文化：阶级、日常生活、社会、权力领域、经济领域。尤其对于权力领域和经济领域，布尔迪厄不同意将其文化化的做法。相对于威廉斯的文化建构思想，布尔迪厄更关心文化形式和课题如何适应于更广泛的关系网络的问题。他认为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范式可以在社会学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范式的结合中找到弥合二者的根据和可能性，从而避免二元论，即那种将客观、决定性结构的放在一边，而将经验、实践和主体关系的领域放在另一边的做法。霍尔曾经设想过将结构主义范式和文化主义范式弥合的前景，做法是将二者做一种宏观的综合，在结构调查的同时结合经验和个案的研究。布尔迪厄的做法与霍尔有所不同，他更重视在突破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同时，在微观的层面上将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整体分析与文化主义的个案研究结合起来，他的“场域”、“惯习”概念便是这种微观化理论的产物。

二、“场域”取代“阶级”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的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宗教）是这个总体中的基本部分，这些部分有自己的“游戏规则”，然而又遵守社会这个更大的总体的游戏规则的约束。“场域”（Field）与社会总体是相互平行的。从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的观点来看，阶级矛盾和冲突就表现为不同社会力量在场域的利益争夺，场域表征了社会整体阶级划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场域理论也揭示了文化在历史和社会的地位和意义，统治与被统治都充满了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的争夺。简而言之，社会是围绕处于“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之间的基本对立而建构的。因此，布尔迪厄认为，与“阶级”概念相比，“场域”更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和社会的总体性质，更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同时，“场域”比阶级更加具有经验上的可操作性和可解释性。在布尔迪厄看来，马克思的阶级观念无疑是对社会总体性本质的科学认识，然而阶级过于笼统，在应用于实际的政治经济分析时缺乏可操作性。与阶级不同，场域一方面具备阶级的总体性质，另一方面它更精细，与经验的结合更紧密，能够更全面地反映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全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给予文化以社会其中一个场域的地位，这是马克思的阶级范畴所没有明确的。

场域的精细，表现为场域之下有子场域。子场域彼此相对自主，就社会力量区分而言，不同的场域以经济和政治场域的主张来加以区别。在一个上级场域之下，所有的子场域并不是完全自主的。从社会发展的整体结构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场域是完全自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阶级之间也相互牵制。只有当一个场域支配所有其他的场域，整个社会由此仅剩唯一一种可接受的“人类成就的定义”时，就存在着完全支配（TotalDomination）。

初看上去，场域无疑是一个结构的结构，或者是系统的系统。布尔迪厄将场域与权力联系起来，场域这个概念使权力概念化，权力散布在、也是自动地定位在和运转于大批复杂的机构和现代社会的社会体中，构成韦伯所说的“科层制”体系。以场域为轴心，布尔迪厄重新划分了文化研究中和社会研究中的诸多范畴。第一个被重新划分的是“阶级”。“阶级”在威廉斯等早期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中占据关键概念，甚至成为文化主义范式的轴心。从马克思以降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是政治经济领域发生变革的必然产物，具有社会革命的功能和文化策源地的地位。在威廉斯那里，“阶级”与文化霸权是一种同构的关系――它们都出于两极分化的其中一级，文化是阶级争夺霸权的场域。与上述以阶级划分社会权力和文化布局，从而将文化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的实在不同，布尔迪厄以“社会域”（SocialSpace）的概念取代阶级的概念，阶级是社会域中的实在，阶级作为特定的社会群体，它的出现是权力场域规定的结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认为阶级的出现首先是一个经济学事件，是生产力推动的生产关系变化的结果与象征。而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中，阶级的产生被从经济领域中抽离出来。这大概应该归因于他对经验分析的偏好。

三、“场域”与“霸权”

场域是一个总体性结构，它的子项目和分结构则表征了社会总体的各个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等等。

按照场域的划分功能，文化作为其中的一个域被用来作为涵盖文化的差合：文化是一个充满符号暴力的结构。这是一个各色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科学家进行符号创作的场域。文化生产的场域是权力场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处于包罗各社会阶级的“统治极”（DominantPole）之中。布尔迪厄将文化从经济中分割出来，这不仅是非韦伯化的空间模型，而且从根本上离开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这是典型的结构范式，在阿尔都塞那里同样如是。反对经济决定论和去主体是结构主义范式的一致取向。

在布尔迪厄这里，文化域的生产和再生产虽然不由经济所决定，但是伴随当前经济资本支配文化资本的历史状态，文化生产场域也依次被那些与经济权力最为靠近的场域――经济场域和政治场域所主宰。在文化生产场域之内，这种权力的等级被复制，其中一些场域比另一些场域更靠近“经济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场域是支配性的，其基本构成就是资本和市场经济。文化场域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是那些支配性场域的一部分，但与经济比起来，它们仍然是被支配性的，市场经济决定着它们的实际效应，而资本则决定它们的流向和优劣评判。政治场域，布尔迪厄以场域重新划分社会政治领域，他讲经济范围向外而不是向上扩展，使之包含资本的附加形式，特别是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的附加形式。

场域为布尔迪厄提供了理解社会结构的一个兼具开放和封闭两种特色的空间模型。在后现代语境中，场域涵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机构和实践的所有层面。这种对总体的划分，与马克思的社会划分几无差别，不同的地方在于布尔迪厄将文化研究中强调的霸权的观念注入了场域概念中。在场域这个总体构造中，任何一个场域都被不同的利益冲突打上深深的印记，不同的群体都试图控制所在场域的资本和权力。在场域中，威廉斯和伊格尔顿所提倡的“共同文化”只有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中才能实现。场域是一个权力分布体系，场域内部的所有矛盾、冲突和斗争都带上了权力印记，在布尔迪厄看来，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具有相同的意义。

应当说，布尔迪厄的场域内部冲突理论与威廉斯等人所理解的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威廉斯在谈到霸权的时候，是把霸权与经济斗争和武装革命区分开来，作为前两者不可或缺的革命元素提及的。在威廉斯看来，无产阶级只有在文化上取得霸权，才能获取真正的革命胜利。从这一点看，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式解读显然是有缺陷的，因为在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里，人是创造自己命运的主人，不存在限制、管理协调人的革命行动的结构和“场域”。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布尔迪厄确实是一个结构主义者。

场域理论是布尔迪厄结合经验调查和抽象思考于一体所得出的概念化实在，它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文化研究工作。

四、“惯习”与“情感结构”

场域是一个结构性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为地位而奋斗，从而在权力关系中占据一个位置。这与马克思把人规定为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总体性观点何其相似。不同的只是场域把决定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因素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间的辩证关系改造为人的另一层次的需求――权力。为了分析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总体性性质，威廉斯以情感结构为工具，在各个时代、来自各个阶级的人写成的文本中寻找总体性，情感结构在个人与水、文学与社会、文化与社会之间起到一种纽带和桥梁的作用。威廉斯以这种方式为马克思的总体性寻找到了深入分析社会微观现象的工具。

相对来说，场域尽管也是一个总体性，但如上所述，这个总体性与马克思的总体性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因此，这个总体性的微观层面也相应地表现出根本的差异。布尔迪厄分析场域的工具是他另一个关键概念――“惯习”（Habitus）。惯习是一个心理学和民俗学名词，一般是指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习惯的语言行为和心理行为。布尔迪厄借用这个概念在社会学领域描述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惯习优于个体的人，是一种先在的东西，赋予个人一种关于历史的感受性以及特定环境的惰性记忆。惯习标志着人的主体性，布尔迪厄说：“谈论惯习就是断言个体甚至主体是社会的、集体的。惯习是社会化的主体。”〔5〕布尔迪厄对惯习概念的运用表明他从对文化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主义范式）的一概拒绝逐渐演变为认可和接受，惯习概念的推出也许就与他和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们的交往有关。

与情感结构一样，惯习作为群体“习俗”和习惯化的行为的调和剂，包含着群体性的爱好、性格倾向、处事原则。惯习既是一种常规的心理和精神实在，也是一种无意识的东西，人们对它的感受是“不假思索”，它几乎是本能地在场域中扮演着社会轴心作用。对于个人而言，惯习包含着传承下来的技能、信息，是个体行为的基础。惯习是属于群体的产物，是社会权力所不能忽视的方面，因为社会权力为了获得和巩固它所需要的稳定性、常规性和预见性，就必须掌握社会群体的惯习。在一定程度上，惯习主导着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参考文献〕

廉政文化基本范畴篇4

【关键词】国有企业；廉洁文化建设；问题；对策建议

廉洁文化建设是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影响企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如何抓好企业廉洁文化建设，使廉洁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公司发展是目前国有企业需要深思的问题。

一、国有企业廉洁文化建设存在的不足和亟须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国有企业对于廉洁文化建设工作虽然逐年在重视，但在廉洁文化建设的力度、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尽相同，显现出以下不足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1、对廉洁文化建设认识不足

一些企业领导和职工认为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事，是对领导干部的一种教育和约束，和普通职工没有多大关系，这种观念认识不全面，存在一定的弊端和片面性，最重要的是很容易导致企业廉洁文化建设出现单打独斗和“断层化”，从而削弱了企业廉洁文化在职工中的渗透力。其实，企业廉洁文化建设不仅仅是领导干部的事，和普通员工也有着深层次的关系，普通员工是企业的主人翁，国有企业更甚。

2、廉洁文化建设范畴狭窄

有些单位认为企业廉洁文化属于思想政治工作，导致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将廉洁文化冠以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多侧重于其政治性的体现，从而成为一些领导干部政绩工程的有利平台，使廉洁文化的工作思路严重跑偏。廉洁文化建设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更不是依靠领导干部就能搞好。廉洁文化建设是大事，应该把它物化成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从不同的渠道获取更多的正反面教材，来教育和武装自己的头脑，净化自己的思想，在利益面前做到：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顶得住压力，抗得住打击，经得住考验。

3、缺乏与企业发展之间的互动

企业廉洁文化与企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企业的健康发展是企业廉洁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而企业的规范化管理则是良好廉洁文化的创建载体和有效途径，廉洁文化贯穿于企业管理及企业发展的全过程，影响着企业的管理效果、发展方向，同时又服务于企业的管理，为企业的管理和良性发展创造健康的有利环境。但实际上，有些企业在廉洁文化建设方面并没有与企业发展相结合，而是在实际创建过程中与企业生产经营、发展战略之间缺乏必要的互动，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孤立于企业的发展实际而去一味地搞廉洁文化建设。

4、宣传方式和内容比较单一

企业廉洁文化的核心是宣传企业的发展和企业的经营理念。但实际上一些企业宣传方式和内容比较单一，还停留在传统的出出宣传栏，张贴一些宣传标语、宣传画，或组织一些宣传学习活动，没有将企业的发展和经营理念很好地融入廉洁文化建设之中，也没有将廉洁文化贯穿于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去真正挖掘企业的宣传核心和宣传载体，在宣传形式上也没有很好地与现代化的宣传手段相结合，更没有调动起干部职工参与的积极性，使廉洁文化建设在一定意义上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发挥其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加强国有企业廉洁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结合近年来工作实践，总体而言，要加强企业廉洁文化建设，就要建立起长效机制，形成廉洁文化建设的整体合力。

1、提高认识、紧贴实际

企业廉洁文化是企业的精神财富，其建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发展的优良与否，一个廉洁文化高度优良的团队往往能积极的影响每一个成员，继而带动企业的发展，最终带来丰硕的企业发展成果。但是廉洁文化又是一个长期的形成过程，需要耐心、持久的精心培育和打造，因此，只有把廉洁文化纳入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放在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重点任务中来抓，才能真真正正提高企业廉洁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领导重视、身体力行

这是廉洁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领导干部应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动整个干部队伍形成良好风气。企业领导除了紧抓生产任务、工作质量之外，还应该身体力行的担负起弘扬正气的带头人，在廉洁文化建设方面尤其应该做好表率作用，一言一行，都应该以一个合格的干部为标准，决不能在利益面前放松对自己的约束，决不能因为自己的一己私欲，破坏了党的良好形象，降低了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所以，没有领导的充分重视，廉洁文化建设工作就难以推进，难以取得实效，没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做表率，廉洁文化建设就缺乏一定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3、齐管共建、形成“合力”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反腐倡廉道路任重道远，除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之外，纪检监察部门要协调组织好廉洁文化的建设，公司上上下下，明确分工，形成整体合力，把一切腐败思想的火苗扑灭在萌芽状态。同时，要认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主题教育活动，目的在于通过深入查办和切实解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促使党员、干部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带领职工群众把企业建设好、发展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一个齐管共建的良好格局。

4、注重实效，服务中心

廉洁文化属于文化范畴，在实际生活中是无形的，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廉洁文化的推行，除了纪检部门的广泛宣传与监督外，企业上下都要形成共识，共同重视，积极营造廉洁的工作氛围，以健康向上的廉洁文化充实职工的精神世界，将企业廉洁文化建设的成果实实在在体现在企业的健康发展与企业业绩的提升上，特别是在紧紧围绕公司生产经营这个中心，实现调整产业结构，形成自身产业特色，确立主导产业，实现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更加需要务实地发挥廉洁文化的带动作用，切实起到保驾护航作用。

5、扬弃发展，不断创新

廉政文化基本范畴篇5

【关键词】廉洁；文化；制度建设

廉洁文化是关于廉洁知识、理论、制度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方式、行为规范的综合。一个企业的良性健康发展，不仅是利润、产值的增长，更需要廉洁文化做支撑。日常工作中，企业要开拓思路，将“创建廉洁文化”的思想注入企业文化建设中，把廉洁文化纳入企业文化建设的范畴，结合生产经营和员工思想实际，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工作中，以干部员工的思想教育为基，以制度建设为本，加强监督约束，逐步树立“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正气新风。

一、育廉洁文化

用正面的思想教育引导干部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培育廉洁文化是企业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针对廉政建设的特殊性，企业可以创造性地开展了“算帐”教育。所谓算帐教育，就是用“算四种帐”的形式，加强廉洁理念教育。算政治帐，筑牢反腐败的思想防线。企业党组织要善于利用中心组学习、干部会议、党支部会议、员工会议等各种会议，向全体干部员工宣讲，廉洁安全是“生命线”。通过算政治帐，教育、警示党员干部珍惜自己的政治前程，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的防线。算经济帐，明白贪小利会因小失大。企业党组织和纪委可经常对干部进行“廉政谈话”，对重要岗位人员开展“警示”教育，并向全体干部细算经济帐：一个人在企业里工作，他的工资、福利待遇可以使个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达到小康；如果贪小利，就会因小失大，失去的不仅仅是个人政治生命、工作前途，还有人身自由。算亲情帐，清楚孰轻孰重。算前途帐，不因腐败毁掉一切。一个员工大学毕业后，至少要经过几年以上的锻炼才能走上企业基层管理职位，这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机会，此外，到企业中层管理、决策层管理岗位的比例更小，不仅是时间的概念，而且是个人综合素质、能力、经验等多方面的严格考验和选拔，可以说是百里挑一。绝大多数干部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他们深知岗位来之不易，如果不珍惜，犯了错误，失去的不仅仅是职务，更是自己个人多年辛苦、拼搏的成绩及今后的前途。在“算帐”教育中培育了干部、职工的廉洁理念，也树立了廉洁向上的正气。

二、抓源头治理

制度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保证。为了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企业党组织要加强管理，结合本单位生产经营和内部管理的实际，在机制、政策、措施、制度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不同的企业虽要体现出各自独特的个性，但有一点需要注重，那就是要使制度建设更趋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主要体现在符合国家法律、符合上级政策、符合企业实际等方面。在制度建设时，首先要认真研究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地方法规和上级的政策，力求将法规、政策精神体现在自己的制度中。规范化和程序化体现在各项制度的建立，要按一定的模式，一定的要求统一编制，并在执行中严格按程序、步骤执行。程序化和规范化是互为补充的一个整体，这也是一种企业文化的体现。通过扎扎实实的制度建设，提升了企业的管理水平，起到了“靠制度管人，靠制度约束人”的效果，不仅使企业内部各项工作按程序规范运作，而且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从源头治理上有了基本保障。

廉政文化基本范畴篇6

[关键词]构建惩防体系加强监督监察

去年以来，华恒矿业在构建惩防体系中，立足实际，从监督机制入手，创新思路，开辟监督新途径，在绿色开采等领域纳入纪检监察监督范畴，全过程监督，把纪检监察组织覆盖到每一个环节，把廉洁监督网络延伸到岗位，促进了企业反腐倡廉工作。通过工作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做法是:

一、打破传统观念，找准结合点，补齐监督缺失

煤炭企业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作业现场在井下及跨省外权属企业，远离指挥机关。我们对施工现场的管理，实行的是专业管理负责制。担负任务的各个专业，具有工作地点的流动性、工作区域的分散性、人财物权的集中性、管理的“自治”性，自越来越大。在工作中，不难发现，有的项目负责人把项目看作是自家的项目，大权独揽，小权不放；有的置职工群众利益于不顾，独断专行，搞“一言堂”；有的干部不在状态，责任心不强，执行力差，回避矛盾和责任。

情况表明，发生在安全生产、经济运行、工程项目等领域腐败行为，给企业和干部队伍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如效益流失，企业根本利益受损；信誉被毁，企业社会公信力降低；人才损失，企业持续发展受到妨害；干群关系疏离，企业稳定大局受到干扰。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有些项目淡化和削弱了领导形象，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二是腐朽思想的侵蚀污染；三是对项目主管领导和关键岗位人员的用权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实践证明，在自越来越大的现实情况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极易产生思想和腐败行为。由于体制机制原因，长期以来，特别是用权行为、关键岗位人员从业行为的监督缺失，已经成为监督的软肋和短板。

二、注重特色，创新监督机制，解决监督失控的困惑

设备维修、工程项目是企业的“窗口”，生产和治理的基点，经济效益的源头。以前，纪检监察部门对设备、项目的监督，多流于形式，为腐败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因此，反腐败工作形势十分严峻。经分析，反腐倡廉工作必须从基础入手，只有建立监督长效机制，健全有效监督网络，才能够不断挤压腐败空间，才不会给腐败者可乘之机，才可以使党员干部时刻处在监督约束之下，自觉廉洁从业。

一是健全组织，有人管事。基于以上的思考分析，在征得集团公司纪委同意后，在集团公司纪委的具体指导下，我们正式下发公司纪委体系文件，在公司所属单位聘任了纪检员、督导员和监察员。根据实际，明确要求党支部书记书记兼任纪检员，车间工会主席兼任督导员、监察员，同时明晰了职责和任务。

二是制度配套，规范干事。为加强对基层党风建设和廉洁从业情况的监督，防止小失误酿成大问题、小过错酿成大事故，实现“依法治企”和“精细管理”目标，我们建立了廉洁效能督导员制度，规范了党风廉情督导员的选拔程序、标准和主要职责。目前，37个支部和18个机关科室共有督导员55人，在动态中保持了完整。

三、培养执行力，化解监督难为的矛盾

在基层聘任“三员”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对整个公司尤其是对重要岗位来讲，都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在集团公司纪委的指导下，细心呵护，精心培育，不断加强基层纪检员、督导员、监察员的能力建设。

一是全方位宣传，扩大影响。在基层支部设立纪检员、督导员、监察员“三员”，我们充分利用公司办公网、文件、业务培训、下基层工作等各种机会，宣传介绍基层“三员”，让更多的职工认识了解纪他们。特别是今年年初，我们召开了座谈促进会，基层各单位按照工作的要求，进一步明白了所担负的职责任务，明确了工作的目标方向，增强了做好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了对纪委的认识，增强了支持纪委工作、接受纪委监督的自觉性；会上选取代表作了经验交流发言，使大家认知了差距，增长了知识，提升了能力。

二是多形式培训，提升执行力。三员大多数纪检知识缺乏，对如何做好甚至如何开展工作还是一知半解或一片空白。我们一方面要求制订个人学习计划，加强自学。既要学习纪检监察业务知识，又要学习公司的法规制度，还要学习财务、经营等专业管理知识。另一方面以会代训。利用公司召开大型会议之机，采取以会代训的形式，逐渐丰富他们的纪检知识，提高工作能力，使他们努力提高工作本领，做到对纪委主要职责、工作程序、目标任务了熟于心，心中有数，工作有方。

三是重现场指导，助推工作。在下基层工作时，我们都要专门检查工作，查看工作计划，查询工作记录，查验相关数据，帮助解决问题，交流工作方法。大多数能够大胆开展工作，通过建立健全制度分解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目标；与单位和关键岗位人员签订廉政目标责任书；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和廉政公示栏、区务公开栏；增强了纪委的威信和廉政工作的透明度，有效降低了企业风险。

四、发挥网络功能，实现监督目的，摆脱监督乏力的困境

建立基层纪检监察工作网络，选聘党风廉情督导员，目的在于构筑反腐前沿防线，有效预防发生腐败现象，促进企业和谐健康稳定发展。

一是贴近实际教育，筑“防”有方。在教育上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能够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在公司纪委去年组织的“加强党性修养，坚持廉洁从业”党性党风党纪主题教育活动中，各单位积极响应，主动作为，还带头撰写心得体会，将当时正在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引向了深入。

二是督促制度落实，执行有力。制度再好，不落实只是一纸空文，更谈不上促进企业发展。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重制定轻落实、重形式轻实践，几乎成为制度建设中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公司纪委根据公司要求，建立了廉政建设工作制度和廉政规则，先后制定了《廉政建设目标责任考核办法》、《重要岗位职责履行》等十多项制度和规则，为做好项目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加强了制度执行的思想教育，着重督促落实“三重一大”制度，领导带头执行制度的自觉性大大增强。公司纪委主动设计“问廉问责问效”“三问”活动载体，带头按规章制度办事，把“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作为廉政建设目标和承诺，受到上级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