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篇1

关键词供给侧；产权逻辑；制度构造；宏观微观

[中图分类号]F061.3；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1-0001-04

一、产权改革和供给之路

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后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自此，“供给侧结构改革”业已成为高频词汇。从历史的角度看，供给侧从来都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它和需求侧作为经济发展的两翼，只是由于我国经济长期处于一个供给严重不足，需求相对过度的极端不均衡的状态，供给侧问题长期受到掩盖和忽视。

20世纪50年代，我国尚处在一个内部百废待兴、外部列强封锁的严峻态势，为了突破政治经济封锁，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通过指令性生产计划，产品统购统销，严禁长途贩运和限制自由商业贸易，关闭农村要素市场，以及隔绝城乡人口流动，事实上使自己成为经济要素配置的第一位决策者、支配者和受益者（发展研究综合课题组，1988）[1]，因此公有制经济在一开始就处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国家作为一个超级公司把所有经济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靠国家机器的政治权威、强制力和全盘计划来组织国民经济，不给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活动留有合法地位。国家本来作为一个外在的对所有权及其交易予以保护和仲裁的角色，已然入侵并牢牢地控制着一切所有权，俨然成为一个超级公司。一旦超级国家公司成立，就会涉及到成千上万供求的变量及其协调，单靠计划经济、集权决策去组织一切，则信息成本、组织成本太高，并且会带来计划经济失灵，资源配置效率太低，导致人们工作劳动的激励不足。这一阶段供给侧的主要问题是：一是组织成本太高，二是生产效率低下，存在供给绝对不足。

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实践上开始重新界定权利，实质上开始公有产权的全面退出，本质上开始一场产权改革，特别是重新承认了私人产权和转让权，市场关系才得以逐渐在中国建立发展起来。全民所有的单一产权形式裂解为国有、集体和私人三足鼎立的产权形态。随着产权的逐渐明晰，正如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命题：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本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从此市场得以通过“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来有效地配置资源，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超级国家公司那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中国的产权重新界定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奠定了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从而对经济活动的绩效带来积极的影响。这一阶段供给侧的主要表现是：一是交易成本显著降低，二是生产效率明显提高，供给绝对不足演变成供给相对饱和。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产权改革和供给之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困境，一方面是出口份额锐减、国内需求乏力，三驾马车之中有两驾停摆，政府虽施以“四万亿投资”猛药，不但效果有待考察，而且延迟了僵尸企业破产和落后产能过剩等难题。而另一方面却是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供不应求，百姓对优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出现了诸如疯抢日本马桶盖、澳洲奶粉、天价学区房等事件。产权改革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这一阶段供给侧的主要特征是：一是产能相对过剩，二是结构要转型升级。供给侧的这些难题又倒逼着产权改革，是不是继续开放市场、单纯引入民营资本和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就可以？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回到要素市场和要素产权这一对相互依存的基本概念上来。

二、要素市场和要素产权

从上述三个供给之路的演变，可发现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第一阶段是土地要素占据供给侧结构主导地位，1949年解放革命是对19世纪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终结：一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二没有发达的工业基础。因此强化国家对经济资源的集中动员和利用，加快推进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成为新政权的当务之急（周其仁，1995）。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主要来源还是本国的农业剩余，这意味着革命后的新政权不仅要把农业剩余更大程度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代替旧国家掌握来自土地的赋税，而且要替代原来的地主控制和利用地租。因此这个阶段的土地要素产权唯一地掌握在国家手里。

第二阶段是资本要素占据供给侧结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内要盘活经济、对外亟需发达国家的设备和技术，土地要素自然地让位于收益率更高的资本要素。资本强权理论认为资本的专用性、非流动性、稀缺性和信号显示功能等，决定了资本的“（剩余）控制权”或所有权天然地归资本所有者所有，“资本雇佣劳动”是最合理的制度安排。AI・埃巴（2001）的观点更加明确：从长远来看，只有管理者把所有者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使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受益”，这个阶段的资本要素分别掌握在国家、私人和外资手中。

第三阶段是劳动力要素占据供给侧结构主导地位，随着资本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经理人中心主义认为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和创造性，作为组织唯一能动性的“活资源”对物质资本起到改造作用，是组织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内在地要求物质资本让位于劳动力资本。我国资本市场2010年发生的国美电器大股东和管理层的控股权之争和2015年发生的宝能系资本和万科地产管理层之争就是两类资本要素相互博弈的真实写照。这个阶段呈现出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反复博弈，在外部市场竞争压力的推动下，至少要素产权中的剩余控制权已经渐渐从所有者让渡给经营者[2]。

供给侧要素结构的产权逻辑给我们的启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需要从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着手，而且要顺应产权发展逻辑，向微观企业的劳动力产权发力。

三、宏观经济到微观企业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面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变化，正在步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正是基于这一时代背景而出台，经济政策虽然是宏观的，但是它作用的对象是微观企业，政策只有通过改变企业的行为才能达到既定目标。但是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微观企业往往不能及时、自动自发甚至超前地根据宏观经济政策所作出灵活调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不容易“落地”[3]。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肯定不是因为这方面的研究不容易做，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割裂。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政策（财政、货币、管制等政策）与经济产出的关系，会计学研究企业行为（治理、管理等）与企业产出的关系。以上两类学界往往在各自的研究范畴内来回打转，形成会计学在研究企业行为与企业产出关系时，往往始于企业行为，忽视企业行为（及企业产出）必然受宏观经济政策与波动的影响，出现所谓的“上不着天”情形。而经济学在研究宏观政策和经济产出的关系时，往往把微观企业看成是一个“黑箱”而加以简化或忽略，呈现所谓的“下不着地”状况。这不利于我们理解微观企业行为的成因，不利于更好地预测企业未来的行为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反作用。

因此，将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会计学科的管理会计工具进行融合，打破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割裂的现状，使得宏观经济层面的产权逻辑向微观企业内部延伸和深化，实现政策落地、产权深耕，从而构造出一个由市场外部那只“看不见的手”和企业内部这只“看得见手”，两手共同作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机制。

四、行为假设和制度困境

首先要注意，经济学的两大行为假设：个人自利和理性选择假设，是微观企业劳动力产权制度构造的前提基础。虽然微观企业劳动力产权构造的核心是降低企业的制度易成本，但是技术变革通常是在面临着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内部行为人的自利和理性选择的情况下，通过日常活动、一点一滴的进步而取得的，正是这种进步带来了经济活动生产率的持久增长。人类在其整个过去都不断发展新技术，但速度很慢，而且时断时续，一般来说，创新都可以毫无代价地被别人模仿，也无需付给发明人或创新者任何报酬。技术变革速度缓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都未能就创新发展出一整套产权。只是到1624年通过了垄断法令，英国才有了一项专利法……只有在专利制度下，鼓励技术变革和将创新的私人收益提高到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的一整套激励机制才能形成，当然，过分强调单一的法律是一种误解……比专利法本身更重要的是发展和实施一套非个人法来保护和履行用以规定产权的契约[4]。

但是引发创新活动的产权契约构造通常会陷入两难困境，首先它必须是发明者在其发明所创造的收益中占有较大的份额，而且要有复杂的衡量费用为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上的产品或劳务定出合意的产权，否则由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劳动者有充分的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且集体组织通常还存在“搭便车问题”，所以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体的利益[5]。尽管“有选择性的激励”机制可以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冲突，但是当集体规模大、成员多的时候，衡量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奖惩制度的实施成本往往过于高昂，而且组织成本随着集体规模的扩张而激增也使之难以持续，仍会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五、工具借鉴和制度构造

因此，一个既能衡量和激励个人产权效益，又能避免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的产权制度应该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基本制度构造，同时也是宏观政策落到实地和微观企业一切创新行为的出发点。目前大多数企业的管理模式只能从总体角度定期地衡量整个企业产出，不能随时有效地衡量和激励个人产权效益，出现产权不能深耕和产权不能定点，极大地阻碍了个人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发挥。有三个创新型管理会计工具可以作为劳动力产权制度构造的借鉴：美国的平衡计分卡、日本京瓷公司独创的阿米巴经营和中国海尔集团的SBU利润中心。

平衡计分卡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4个维度，将组织的战略落实分解为可操作的关键指标和衡量标准，核心思想是重视人力资源的创造潜力，提出员工的学习与成长维度是其它三个维度成长的基础，是组织发展的前置驱动因素，强调衡量和激励个人产权，突破了传统的与战略脱节的绩效管理思想，使得组织有了全面的战略、人员、流程、执行和考核的管理工具，确保组织可持续发展。阿米巴经营强调“企业经营不仅仅是经营层从事的工作，企业的全体员工都需参与其中”[6]，最大特点是，作为结算单位的组织都是由5～10人组成的小集体（阿米巴），而且每个小集体都像一家小公司一样进行独立核算并运营。这样，经营者对每个部门的业绩一目了然，员工对自己的贡献也了如指掌。每个员工都拥有很强的利润意识，并且自然而然地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努力。每个阿米巴经营通过单位时间核算方式准确地解决了衡量个人产权效应的难题，同时小集体经营又有效地避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一陷阱①。海尔SBU利润中心独创的“人单合一双赢”的管理模式，依靠自主经营体，将企业内部价值链转化为“市场链”，构成全员网络化的企业组织平台，以其自主经营体的战略损益表、日清表和人单酬表作为会计管理与核算的工具，实行员工自主经营的利润中心的管理会计模式。海尔的SBU利润中心模式在管理核算和信息报告方面与阿米巴经营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其内在逻辑关系相较于平衡计分卡4个维度更具明显优势。

三大创新型管理会计工具的共性是，都能够有效地衡量和激励微观企业的劳动力产权，通过小集体自主经营从而避免陷入大集体的行动困境，激发全员创新、全员创业的潜力，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持续增值。这无疑给我国当前正处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改革阶段的微观企业，就如何有效地进行制度构造，提供了极有借鉴意义的启示。

六、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将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与会计学科管理会计工具的学科相融合，厘清供给侧要素的产权演化逻辑，本文得出未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结论：

一是宏观经济的单位利益要分化为独立明确的微观劳动力产权，这是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各种依附性社会关系解体的共同结晶。

二是所有权为了避免自身成为“法律上的虚拟”，必须包含非常具体而完全的经济行为规范，否则产权创新将由于缺乏保护而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三是重视意识形态的巨大正效应。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一种节省时间精力的工具，有助于实现决策过程简化并使社会稳定和经济制度富有黏合力。

本文政策建议：

一是以尽可能地衡量和激发劳动力产权潜力作为宏微观改革的核心思想，是供给侧产权逻辑演化的必然之路。

二是可以借鉴先进的管理会计工具，构造一套能衡量和激励个人产权效益的创新模式是落实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制度保证。

[注释]

①奥尔森教授的结论是：小集体的成员人数较少，每个成员获得的收益超过他为之而付出的成本，这时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一致，小集体比大集体更容易组织起来集体行动。

[参考文献]

[1]周其仁.改革的逻辑[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2]黄群慧.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因素：理论分析及现实解释意义[J].经济研究，2000（1）.

[3]姜国华，等.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拓展会计与财务研究新领域[J].会计研究，2011（3）.

[4]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陈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86-187.

[5]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

[6]森田直行.阿米巴经营[M].窦少杰，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2.

五个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篇2

关键词：资本运营；制度创新；动力；逻辑基础

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资产的运营与管理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之后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开始渐进调整，制度创新层出不穷，那么国有资本运营的制度创新何以会产生，其创新的动力何在，整个制度创新的逻辑基础是什么?这些都是关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大问题。

一、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动力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在于利益集团的驱动，诺斯模型阐述了制度创新的过程，分析了制度创新的经济学原因，也揭示了行动集团作为创新动力在制度变迁(创新)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比较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关键作用，只有在于其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反，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当这一原则得到满足时，创新者才有动力通过制度创新形成规模经济、使外部性内部化、规避风险和降低交易费用，才能使人们的总收入增加，创新者才能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情况下获取收益。

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分为五个步骤：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制度创新的主体分为三种不同的层次，即由个人、团体、政府来分别承担创新职责的制度创新。在创新动力的实施者方面，更为重要的研究来自林毅夫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林毅夫的论述中，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得到了强化，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这样的大事件很难由个人或组织完成，诱致性制度变迁本身有不可忽略的局限。他认为，“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中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式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他定义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后者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

我国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动因是创新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时，创新才有动力；并且，推动我国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相关行动集团是制度创新的首倡者，其创新的目的也是为了增加收益。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第一行动集团往往是来自各个基层的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而制度创新的推广则由政府倡导完成。整个过程可按诺思模型细分为以下几个过程：第一，基层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运营管理部门形成推动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要求对当下国有资本运营制度进行改革；第二，第一行动集团内的不同主体形成(可能互不相同的)制度变迁方案；第三，制度变迁要求引起政府重视，并且政府通过衡量成本收益对方案进行评估与选择；第四，政府通过试点推广等方式开始试行方案，从而使广大国有资产经营单位开始关注改革，并成为第二行动集团；第五，政府推动两个行动集团进一步推广方案的广泛实施。

由此可见，我国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因其自身“国有”的特殊性，加之整个经济体制历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因此，制度创新实际是从公有产权向混合产权或私有产权转化的过程，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研究有所区别。

二、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逻辑基础

(一)国有资本运营向资本属性的回归

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运营大多表现为单一形态的简单再生产的特征，体制上的制度约束严重阻碍了国有资本实现自身价值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资本都具备以盈利为目的的属性，资本的运动必然要求符合增值的经济规律，国有资本当然也不能例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资本不仅单纯是资本运动，更表现为资本运营的特征，国有资本要实现保值增值，必须通过资本运营参与市场竞争，以资本运营取得收益进行再投资，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这样就必然要求国有资本运营向资本属性回归。资本本身拥有追求利润、实现价值、增值的特征，这是资本的经济职能(或功能)。国有资本向资本属性回归就是要向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这一要求回归。在保值和增值方面，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都需要实现自身价值，因此它们没有根本区别；在资本运动方面，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表现出资本积累、资本扩张的特征，因此它们也不存在根本区别。国有资本不能脱离其资本的本质要求而存在，它必须同私人资本一样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是资本本身的属性，也是国有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最重要的属性。

(二)国有资本运营向企业属性的回归

国有资本运营的微观基础是具有国有经济成分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另一逻辑基础是其向企业属性的回归，即尊重国有资本微观运营的“企业”属性。与向资本属性回归同样，企业能否搞好，与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国有企业基本属性是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不同的是所有者是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有其自身发展规律。搞好国有企业，必须遵循企业发展规律，通过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国有资本的微观运营要依托企业来完成，企业本身是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组织，国有资本微观层面的运营也是要保证投资与生产实现经济利益，从而也就保证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国有企业的企业属性不容忽视，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体时刻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它的本质不会因为所有制的不同而改变，国有资本运营的经济目标与国有企业的经济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保证实现经济效率，除非宏观制度扭曲了它的经济目标。但正如前所述，当制度约束降低了经济效率时，制度创新便开始酝酿。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体现出国有资本运营向企业属性回归的特征。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经历了放权让利(1979～1986)、转换经营机制(1987～1994)、现代企业制度目标确立(1994～2002)、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确立(2002～现在)等四个阶段。以上改革的目标即破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制约，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投资、监督与管理体系，体现出国有资本运营从经营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产演变的特征。改革之初，国有企业的发展面临严重困境，国有企业在财务指标上反映出经济效率低下，但同时其全要素生产率却很高，产生了所谓的“国有企业效率悖论”，其原因在于我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特殊功能定位：国有企业不仅要实现经济效率，更要实现作为宏观经济的稳定者、技术转移和扩散的中心、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国家控制转轨进程的工具和系统性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协调者等功能，政府投资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却产生不了经济效率，宏观与微观目标的矛盾印证了国有企业功能定位目标的复杂性及矛盾性，也体现出国有企业改革急切呼唤尊重其企业自身属性的要求。随着改革的进行，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国有资本运营微观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国有企业进入融合公有制与现代产权制度的关键时期，目标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第一，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动力在于利益集团的驱动，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与各层次行动集团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进行制度创新的收益大于成本，才会对行动集团产生激励，政府才会推动制度创新的实现，这也是一切制度创新的动力基础。

第二，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逻辑基础在于其向“资本”属性的回归。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变迁的过程印证了这一特征，国有资本运营必须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目标，只有这样才会实现国有资本的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在实现效率的同时增进福利。

第三，从微观层面上来看，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逻辑基础在于其向“企业”属性的回归。国有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应该予以强调与支持，制度约束下的目标冲突是造成国有企业不能实现其经济目标的主要原因。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印证了国有资本运营向企业属性回归的特征，只有在微观上保证国有企业实现经济利益，才能在宏观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国有资本运营的效率与福利目标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我国国有经济领域制度创新模式往往是“自下而上提出、自上而下推动”的形式，从政府角度考虑，国有资本运营不但要实现经济效率，更要提高社会福利。因此在推动制度创新时，出于转型经济的原因，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赖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力量。

五个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篇3

【关键词】国内外；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差异

一、国内金融学课程设置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不断变革，课程体系设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专才教育”的状态；改变了改革开放初期至2000年的重宏观、轻微观、重必修、轻选修、重理论、轻实践的课程设置状态。进入21世纪，我国的金融学的课程设置进行非常大的调整，突出的变化有三点：一是大幅度增加了选修课，选修课占全部课程的比重提高到了59%；二是强化了专业主干课程及其配套课程；三是增加了人文素质方面的课程设置。

（一）国内本科层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

国内著名财经类高校在本科生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主要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大幅度提高了微观课程的比重；第二，更加关注数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在金融教育中的重要性；第三，重视外语、计算机课程的应用；第四，强调金融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配合，提供了宽口径、多种类的专业选修课程。

（二）国内研究生层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

国内研究生（硕士、博士）层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强调加强金融专业的理论性、学术性和实践性，课程设置主要特点有：第一，加深基础课程的教学水平；第二，加深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水平；第三，提高金融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水平；第四，提高专业方向课程的教学水平；第五，广泛阅读经典学术文献、重要学术文献，以提高研究生文献综述的能力；第六，加大重要专题前沿研究。

二、国外金融学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现状分析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普遍进行了高等教育的改革，普遍提出高等教育要加强通才培养的理念。美国注重培养富于应变、善于学习和应用的人才的极其务实的教育理念；法国注重培养“不受任何学科界限限制的人”的教育理念。其课程设置注重知识体系的简约化、结构化、综合性、整体性和探究性。

（一）国外本科层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

国际上对于本科层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主要有两种模式即经济学院模式和商学院模式。

经济学院模式的金融专业具有四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侧重于宏观金融（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第二，强调教学工具与实证分析（计量经济学、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应用，中高级统计学等）；第三，兼顾微观金融（金融市场、公司理财、跨国公司理财、投资分析等）；第四，注重经济、金融史（欧洲经济史、货币金融机构理论与历史等）。

商学院模式也称管理学院模式，其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的突出特点有两点：第一，侧重微观金融课程设置（金融市场学、投资学、公司理财、证券分析与组合管理、公司财务管理等）；第二，侧重专业性和实用性金融的课程设置（基金投资、风险资本与私人权益、固定收益证券等）。

在英、美等国家的本科教育中实行的是通才教育。大学一年级学生主修公共课，主要包括各国文化、历史、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等。大学二年级以后，在选择主修专业后才开始学习专业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经济学院模式与商学院模式有宏观与微观金融教学内容的区分，但是两种模式并没有确定的宏观、微观课程的比例，除一些基本的专业课程以外，各个大学更主要的是结合各自学校的优势开设相关的课程。

（二）国外研究生层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

在英、美等国家，研究生层次（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教育中对硕士研究生的教育相对淡化，其注重的是对博士层次学生的教育，强调硕士生的“过程学位”，注重博士生的“内容学位”。国际上对于研究生层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也包括经济学院模式和商学院模式。

经济学院研究生层次金融专业的教育与本科生层次相比，具有三个特征：第一，教学内容更加深入。本科层次的货币银行学主要介绍基本的货币、银行、信用等理论，而研究生层次的货币银行学则更加注重研究货币、信用及银行间的关系，更加注重货币银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大多以专题形式展开教学；第二，更加强调数理工具的应用。本科层次主要介绍统计方法及数理理论的基础知识，而研究生层次的教学中均安排了大量的计量经济学和实证分析课程；第三，更加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国外研究生层次的教学别强调研究能力的培养，开设专题研讨，邀请知名专家、教师与学生一起进行讨论，鼓励研究生准备论文，陈述观点，以便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

商学院金融专业研究生教学与本科生层次相比，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更加体现专业性和务实性；第二，课程内容更加深入，理论性更强。

在国外的高等院校，国家并没有规定统一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但是，对于能够反映学科内在要求的重要课程各个大学均有开设。对于众多的专业课程，各大学的个性特色极为鲜明。对于必修课的规定较少，而更加注重大量选修课程的开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以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宽广的知识结构。

三、国内外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差异分析

（一）培养目标的差异

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基本上由大学自主确定，以体现各校的特色。金融专科教育旨在培养从事最基本、具体化金融工作的人才，金融本科教育的目标强调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多方面的能力，同时也注重将学生本人学识和能力的增加与对经济和社会做贡献的责任结合起来。研究生层次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成为更加出色的管理人员，做起事来更有效率”，因此十分注重实践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培养。

国内四年制高等院校金融专业大多实行“宽口径”人才教育，学校的目标就是在本科阶段把绝大多数学生培养为专业性极强的技术人才，一毕业就能“学以致用”，只有少数学生能够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对于非专业课程的学习强调对金融学学习的理论性和基础性的支持作用。具体来讲，国内金融专业的本科教育是“厚基础”、“宽口径”，并以素质教育为主的在宽厚基础上的专业教育。

（二）内容及体系的差异

国外金融学的教学内容重点突出微观性、操作性和案例教学，其课程体系分为专业基础课、专业技能课和专业课三部分。专业基础课分为必修课（数学和经济学，332课时）和选修课（宏观、微观、计量、动态、信息等经济学，240课时）；专业技能课分为必修课（计量经济、统计、金融等软件，实践：332课时）和选修课（金融工具箱、信息库、专业网页设计等，实践：160课时）；专业课分为专业主干课（金融经济学、货币经济学、金融市场，208课时：52实践）、专业必修课（计量经济、公司财务、金融工程、博弈、金融工具定价等，360课时：180实践）和专业选修课（数理经济、管理经济、公司金融、微观银行等，336课时：134实践），其中理论和实践的课时比例为1.3：1，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的课时比例0.23：1，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课时比例为0.24：1。

国内金融学的课程体系分为公共通识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综合素质选修课和实践环节五个部分。公共通识课（两课、思想、邓小平理论概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计算机基础、英语、体育等，共1125课时：实践68）；学科基础课（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等，共479课时：实践6）；专业课分为专业必修课（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金融市场、国际金融等，共332课时：实践8））和专业选修课（公司金融、金融工程、证券投资分析等，共390课时：实践6）；综合素质选修课（金融企业营销、金融企业财务分析，共119课时）；实践环节（军训、社会实践、学年及毕业实习，实践12课时）。其中理论和实践的课时比例为23：1，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的课时比例1.67：1，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课时比例为2.12：1。

以上分析表明，国外与国内金融专业课程及体系设置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第一，国外的金融理论和实践的课时比例为1.3：1，国内的理论和实践的课时比例为23：1；第二，国外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的课时比例0.23：1，国内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的课时比例1.67：1；第三，国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课时比例为0.24：1，国内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课时比例为2.12：1。

（三）教学目的差异

国外通过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经济、计量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通过专业技能课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利用计算机软件分析金融经济活动的操作能力；通过专业课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金融理论知识和金融实践技能，特别强调微观金融课程体系的设置，强化学生对微观金融的金融市场、证券投资、公司财务、金融工程、金融风险管理、金融资产定价等定量分析的能力，

国内通过公共通识课和学科基础课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马克思、等思想，掌握经济、计量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通过专业课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金融理论、金融管理及实务操作；通过综合素质选修课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微观金融基本原理；通过实践环节使学生将金融理论与实践加以结合。

参考文献：

[1]袁贵仁.《转变观念真抓实干开拓进取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实现由大到强的历史新跨越》.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讲话，2012年3月22日.

[2]《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4年8月.

[3]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主编.《金融学科建设与发展战略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

[4]国内外著名大学网站，2013年.

五个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篇4

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下滑态势有所加剧。多项经济指标表现不尽如人意，各大国际机构纷纷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全年GDP增长率“破8”的概率大幅上升。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许多市场人士认为宏观调控急需加码，以求在稳增长方面取得更大成效。但笔者以为，宏观调控再出重拳并非当务之急。

一方面，宏观调控进一步加码的政策空间并不大。就财政政策而言，当前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染的背景下，财政巩固已成为全球主流趋势，若此时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将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道德风险和声誉风险。此外，虽然中国中央财政实力雄厚，但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仍受到普遍质疑，以政府支出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的可行性较为有限。就货币政策而言，2012年8月，CPI同比增幅较上个月增长了0.2个百分点，短期通胀抬头的压力已初步显现。而长期看，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食品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增大，全球流动性过剩格局不会轻易改变，中国长期通胀压力也在不断上升。在短期和长期通胀压力兼具的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在宽松方向上大幅加力的可能性也不大。

另一方面，值得强调的是，宏观调控政策本身并非不给力，而是急需加强效果传导。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国宏观调控发力不小，但实体经济尚未扭转颓势。这既与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息息相关，也与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颇有关联。作为宏观调控的理论源泉，传统凯恩斯主义在学术上的最大缺憾在于就宏观论宏观，近几十年来经济学领域的诸多努力集中于为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构建微观基础。但在笔者看来，宏观调控理论上的微观基础虽在不断夯实，但在现实中却并不牢固。宏观调控未能快速改变当前中国经济的失速态势，易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五种宏微观之间的博弈让宏观政策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

其一，宏微观之间存在“囚徒博弈”。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其核心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这种情况也体现在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过程中。一些宏观政策出台的目标是符合集体理性的，但微观个体却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来调整个体行为，致使调整后的行为未必符合宏观政策本意。例如，2012年以来，监管部门大力整顿银行业不规范经营，其目的是规范行业行为，还利于民，减小融资成本，助推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虽然政策已取得成效，但从微观层面看，整顿不规范经营、不对称降息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在加大银行业竞争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大型企业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部分金融机构被迫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对大型企业的业务维护上，中小企业得到的金融服务反而受到了相对挤占。

其二，宏微观之间存在“吃饭博弈”。换句话说，无论宏观调控政策如何阳春白雪，微观个体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是需要吃饭的。从宏观上看，中国经济长期吃饭靠转型，唯有转型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但从微观上看，地方经济短期吃饭难转型，为了转型而转型很容易滋生形象工程或风险隐患。微观中国，很多城市、县域存在产业集聚、经济结构单一的特征。如果恰巧这个单一的行业属于粗放增长的行业，属于转型压降的对象，那么地方政府将很难真正做实转型。特别是在当前地方政府的业绩评价体系下，以短期“自发降速”换取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空间的现实激励并不大。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微观企业，一旦为转型而转型，往往会盲目追求多元化，将眼光投入到房地产、民间金融等面子足、见效快的时髦领域，而这种超出其自身风险控制能力的多元化可能会成为隐患酝酿的温床，甚至会对企业主业或地方支柱产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其三，宏微观之间存在“弹簧博弈”，这种博弈就像压弹簧，此消彼长，不进则退。只有宏观调控不断施力，政策效果才会持续显现，若宏观调控不再施力，政策效果就不会继续叠加，而一旦宏观调控有所减力，往往会出现有违政策初衷的负向反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始终具有做大GDP、增加财政收入、提升地方品牌等多重诱惑，只要宏观层面对房市调控稍有放松，甚至只要有些许“不强调”的迹象，微观层面就有捂热房市的本能冲动。2012年5月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很大程度上正是弹簧博弈发挥效力的体现。

其四，宏微观之间存在“边缘博弈”。宏观调控画了一个圈，而部分微观实体，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观企业往往行走在宏观政策的边缘，或是在不断试探宏观调控的边缘区域，这种行为往往会带来诸多风险。例如，2011年中国民间融资市场经历了一波非理性繁荣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流动性紧张状态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与民间融资市场政策监管的边界不清晰有关。宏观层面鼓励民间金融力量的稳健培育，但由于规范性的民间金融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政策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这种初始阶段的监控薄弱为民间融资市场创造了行走于边缘的条件，表现为机构超速扩张和业务高杠杆运作，这种边缘博弈带来的非理性繁荣的风险在当前逐步显现，并还将不断释放。

其五，宏微观之间存在“专业博弈”。宏观层面凝聚着专业思维，充斥着专业人士；微观层面则缺乏足够的专业资源。这种“专业屏障”往往成为信息不对称下博弈均衡走向集体利益受损的重要壁垒。表现得过于专业的某些宏观政策，会带来三种非理性的微观反应：一是不加理解、教条主义地执行；二是不加思考、加重砝码地执行；三是不加重视、轻描淡写地执行。这三种做法最终都会导致宏观调控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这种专业博弈发展到极致，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本质上也是专业博弈的结果，前者是金融机构利用专业优势过度开发房产业务、金融衍生品诱发的危机，后者则是政府部门利用专业优势过度透支社会财力诱发的危机。

宏微观之间的五种博弈令宏观调控的效果显现有所不足。笔者建议，针对囚徒博弈，宏观层需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微观效用最大化的可能选择，并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政策引导微观个体做出理性选择；针对吃饭博弈，宏观层需要将转型深层次细化，让每一个微观实体都有落实转型的具体指引；针对弹簧博弈，宏观层需要在重点调控方向上加强政策意图宣示和传导，防止不必要的负向反弹；针对边缘博弈，宏观层需要加强对球行为的专向管控，并明确新兴领域的政策边界；针对专业博弈，宏观层需要加强对宏观政策的通俗解释，并引导专业人士更多地向社会传导基本经济常识，减小专业性的信息不对称。

五个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篇5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体系；调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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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完备的经济法体系的标志

（1）能够有效地推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经济建设的进程。一是要能够有效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二是能够不断扩大生产和促进商品流通，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三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源，保护环境。四是能够保证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贸易与经济发展。五是建立与WTO规则顺利对接到一体化的多边贸易体制。六是法律体系的法律规则能够“平衡协调”经济生活中的经济贸易关系，以规范社会整体发展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相统一。

（2）经济法律所调整经济关系的覆盖面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而不能有缺口和漏项。这是经济法体系是否完备的重要条件和基本标志。具体来说其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属于决策性的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属于宏观调控，特别是间接调控的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属于部门（行业）经济特定的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的经济监督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企业内部的管理关系以及涉外经济管理关系。

（3）政府的经济职权必须规范化，权责必须经法律加以确认，职权的构成必须科学，法律地位必须明确。政府机构在法律上的资格是否明确，以及体现，其法律地位的经济职权是否确定的规范化、科学化，是经济法体系是否完备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政府机构的经济职权是国家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在法律上的表现。这种权力是法律授予的，政府机构既不能任意转让，也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限度面滥用；这种权力是权责一致的，即政府机构享有经济职权的权力同时也承担恪守职责的义务。

（4）必须明确经营主体和消费主体的法律地位及权利和义务。经营主体和消费主体是经济法律关系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否通过立法加以确定，权利义务是否明确，并在实际生活中能否付诸实施，也是经济法体系是否完备的另一个重要标志。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成运行过程中，都要以它们为基本的依托和重要载体。

（5）法律体系上必须门类齐全、成龙配套、协调发展、系统严谨。经济法体系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和其中的各个子系统之间要互相衔接、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互为补充。即每类经济法律制度都必须与国家宪法相协调；地方性经济法规必须与国家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相协调；同类的经济法律法规之间相协调，以避免相互矛盾抵触。

（6）立法计划的实施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实现经济立法的规范化、科学化是建立完备的经济法体系的基础条件之一。立法机关收回经济立法权，进一步明确经济立法机关的权限，严格立法程序，进一步提高经济立法的的技术水平是法制文明的需要。

2我们只有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出发才能认清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应调整以下关系，这也是经济法的结构体系。

2.1经济法总论

主要研究经济基础理论和经济法总则。可以分为下列各部分：

（1）经济法的理论基础，包括哲学基础、经济学基础、政治学基础、社会学基础和法理学基础。

（2）经济法的基本问题，包括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地位、宗旨、基本原则、作用、体系和适用范围等。

（3）经济法主体理论，包括经济法的基本分类（市场主体、经济行政主体和中间层主体）和立法模式，经济法主体资格与相关主体（民事主体或行政主体）资格的关系以及各种市场主体（中央、地方政府及其经济行政部门）、各种经济行政主体和各种社会中间层的特征、法律资格和法律形态。

（4）经济法行为理论，包括市场对策行为的概念、特征、要素和分类；市场规制行为、宏观调控行为的概念等。

（5）经济法责任理论，包括经济法领域法律责任的立法模式，以及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的组合和运用的特殊性等。

（6）经济法奖励理论，包括经济法领域的立法模式、原则、形式、条件和程序。

2.2宏观调控关系

正如我们所知，“市场之手”的缺陷在于一定条件下会令经济陷入资源配置无序化与严重浪费的泥潭，因此需要超然于市场之上的力量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引导。

而对于宏观调控的方式，学界的认识较为一致。一般认为，我国近年来宏观经济两次调控的成功，主要是运用从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运用税率和国债利息率；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到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运用了银行利息率和货币发行总量，这样两个宏观调控的手段，拉动内需，刺激投资，扩大对外贸易，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安全着陆，继续健康发展，其法治手段配合得也还可以，但是滞后了，以至于腐败现象没能得到扼制，甚至还在漫延。因此一般来说，宏观调控手段，包括产业政策、利率、汇率、长中短期计划的制定、财政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及其货币政策手段，价格政策，地区开发政策，外贸进出口政策等方面及其法制化。

2.3微观规制关系

长期自由竞争必然会拉开市场主体之间的差距，当部分主体的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后，垄断与限制竞争就产生了。垄断内生于竞争又限制竞争，这就是市场的辩证法。由于垄断可以带来超额利润，从而令人们趋之若鹜。同时竞争的发展也必然催生出不正当竞争，这是一种竞争过度，其对市场机制的损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是垄断还是不正当竞争其结果都使市场经济的微观调节机制受到扭曲，令市场这无形之手失灵。在微观经济领域中国家的干预往往直接针对个案。而由于垄断组织势力强大，不正当竞争普遍猖獗，为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法律多以强行性规范为主。这部分的经济法律规范人们称之为微观规制法，其要义在于对市场障碍的排除，维护经济发展的微观秩序。

2.4国有参与关系

国有参与关系是国家基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动用财政力量进行社会投资比例再分配的一系列活动。从这点来看，国有参与关系可以认为是从宏观调控关系中分化出来的。之所以把它独立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之一，是基于国有参与在世界范围经济实践中的重要性以及这类关系之间的共性——通过国家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实现宏观经济目的。

2.5市场监管关系

市场监管关系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笼统归于宏观调控领域，也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列入微观规制领域，其实将市场监管关系单列研究是符合现实需要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五个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篇6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参与式教学法

一、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创新的事业必须由创新的人才来干，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因此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势在必行。2015年5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文件对高等学校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出了多项要求，其中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是其主要任务和措施之一，文件要求各高校广泛开展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激发创新创业灵感。其中参与式教学方法受到高度重视。“参与式”教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是一种合作式或协作式的教学法，这种方法以学习者为中心，充分应用灵活多样、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加强教学者与学习者之间以及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使学习者能深刻地领会和掌握所学知识，并能将这种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20世纪80年代参与式教学法风行欧美，90年代引入我国。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参与式教学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同时也在众多课程中进行了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相比国外，我国参与式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研究与实践相对较少，正因为如此，本文通过教学中的实践，探讨参与式教学法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二、当前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是财经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微观经济学是研究单个经济主体行为的课程，其理论体系的建立以西方市场经济运行为研究基础，并建立数学模型加以分析，因此对于中国学生而言，该课程的教学面临“本土化”问题。从教学具体内容来看，微观经济学具有内容多、理论抽象、要求一定的数学知识、图形分析多且复杂的特点。另据各校开课情况来看，微观经济学是相关专业学生接触的第一门经济学类课程，且一般是在大一第二学期开设此课程（个别专业在大一第一学期开设），这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在以往的教学中，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基本上采取的是课堂理论教学模式，学生沦为教学的旁观者。由于课程知识难度较高、教学方法单一枯燥，一学期下来，学生们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在考前突击学习，强行记忆，实则对很多知识一知半解，更谈不上利用所学知识对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进行理解、分析并指导自己的经济生活，这与我们建设应用型本科学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要求相去甚远。从2000年到2016年，从一名经济学学生到一名经济学教师，我在多种场合亲身参与了经济学的学与教，深感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具体来看，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单一

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主要采用板书的方式，而近年来随着多媒体教学方式在课堂教学中的不断渗透和运用，绝大多数教师也都开始转向使用多媒体教学。表面上看，多媒体手段的引入使得经济学课堂教学手段多样化，但实际上，在教学实践中，很多老师只是将本该由教师板书的内容搬迁到多媒体课件上，没有真正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的特点，使得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仍然很单一。

（二）单纯的理论灌输枯燥乏味，学生被动学习积极性不高

由于微观经济学课程内容多，按照多数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往往课时不够。因此，在实际教学中，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很多老师都是将仅有的课堂时间留给了理论讲解。一般情况是：老师从一堂课开始讲理论，全程学生抬头听、记笔记，一堂课下来，教师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坐得腰酸背痛。枯燥的理论讲解、较难的理论知识使得学生学习的兴趣荡然无存。在第二堂课开始叫学生起来复习上堂课内容，部分学生一问三不知，学习效果非常不好。

（三）经济理论本土化程度不高，理论缺乏相应的中国案例分析

微观经济学本身是西方经济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主要内容是由新古典综合派发展而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那些理论。其理论是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释与分析。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是我国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市场发展程度、经济结构还是文化背景都不一样，这就为我们的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提出了“理论本土化”问题。但这实际上也是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和教材编写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目前各高校采用的初级经济学教材主要有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和尼可拉斯格里高利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翻开这两本书，你会发现高鸿业的教材是纯粹的理论讲解，很少涉及到案例分析，而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从讲解到习题充斥着各种案例，并且是紧紧的与实际相结合，当然这种案例主要以分析美国市场为主。这并非个别现象。这种鲜明的对比说明我们国内在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时还仅仅只是走了第一步，进一步的理论“本土化”、理论联系实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老师缺乏实践经验，没有形成良好的实践型教学团队

微观经济学教师本身缺乏实践经验也是目前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一大问题。一方面，高校担任教微观经济学课程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从高校毕业之后直接走进高校，缺乏对经济学知识的实践锻炼，基本上没有尝试过把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难以胜任相关的实践指导工作，更谈不上科学合理地培养应用型人才了。另一方面，高校教师缺乏实践教学环节的专门训练，派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到相关高校进行实践培训的也屈指可数，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对于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至于说组建实践型教学团队更是少之又少。

（五）考核方式单一，效果欠佳长期以来，微观经济学的考核

方式都比较单一，主要是在学期末采用闭卷考试，题型上也主要以单选、多选、概念解释、简答、计算、论述等为主，案例分析、实际问题解决类的题目比较少见。传统考题主要考察学生的记忆能力，而无法对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行考察。另外，就本人的实践来看，由于大一的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仅仅是进行理论学习，缺乏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训练，因此，即使是在考核方式上注重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学生也往往出现思维混乱、毫无头绪无话可说的现象。因此，传统的单一考核方式对于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缺乏要求，这反过来促使教师在前期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中对于这方面能力的训练与培养重视不够，这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要求，没有达到应用型本科教学的预期效果。

三、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参与式教学法的探索与实践

目前，怀化学院共有13个专业开设有西方经济学微观课程（其中有8个专业微观经济学部分单独开设一学期，课时在51-68之间，5个专业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部分同在一学期开设，绝大部分专业都将其作为专业能力必修课），共有近10名教师承担了此课程，作为一名经济学专业教师，我也承担了两个班的微观经济学教学工作。学生时代的求学经历与从教近十年的教学感悟，促使我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不断尝试，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及创新创业能力为目标导向，以各种形式的项目为载体，以参与式教学方法为理论支撑开展教学。通过一学期的探索，对微观经济学的教学有了新的认识。

（一）以目的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发挥课程内容的实用价值

综观以往的教学，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而一味灌输理论知识，对知识的运用甚少，更别说设计项目让学生参与。究其原因很多，比如课时不足、内容庞杂、理论有难度等等。但这样的课程一学期下来，学生收获有限，即使理论知识背的滚瓜烂熟，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无从下手，所有的理论指导实践都成为空话。要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教师在一开始谋划课程教学时就应明确本知识点学习后学生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并根据目的要求设计好项目，以项目为载体激励学生参与其中，表1中是本人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设计的部分项目。目前在国家大力倡导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各高校掀起热潮，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二本院校，完全可将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与创新创业相结合，实现理论知识的真正落地。

（二）采用其他辅助教学手段，实现课内课外的有机结合

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中，一直存在一个难题，那就是课时不足问题。以往光讲理论，授课教师已感时间紧迫，在引入参与式教学法后，学生参与项目就更需占用大量的课堂时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多教师面临的难题。在笔者看来，随着我国多种信息化交流工具的普及、多种课堂形式的研究深入，这个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比如，我们可以利用QQ、微信、蓝墨云班课等工具实现项目资料的与讨论及各知识点的考核，还可以利用当前各高校大力建设的MOOC来实现理论知识的堂外讲解、分析。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解放了教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项目的设置、组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改变以往上完课就不碰书的坏习惯。

（三）项目形式应不拘一格，多种形式交互采用

参与式教学法的核心就是让学生参与进来，亲历知识的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庞杂，还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在设置项目的时候要立足以下几点，一是要更利于学生理解复杂的理论知识，二是要加强学生对理论与实践之间联系的理解，三是要根据知识点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项目形式。比如，在讲解微观和宏观的区别时，可以采用情景模拟的方式，模拟KTV的火灾现场，让学生思考怎样才能顺利逃生，为什么火灾往往导致大量伤亡。学生通过奔跑、推挤亲身感受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差异，同时教师还应引导学生进一步的思考在未来的工作、创业中如何利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差异来实现自己的经营目标。再比如，在讲解边际概念时，可以选取十多名学生完成“排排站”的课堂游戏，在游戏中学习知识点。在每一个项目结束之际，教师都应进行知识延伸，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总之，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应该根据知识点的特征，采用诸如情景模拟、课堂游戏、案例分析、市场调研、分组实验等形式来实现学生的参与。

（四）转变教师角色，从传授师转变为引导师、催化师

微观经济学内容复杂，有些还抽象，此时单纯的采用课堂讲授往往效果不好，学生不理解，容易忘记，不会应用。而一直以来我们的老师都已经习惯了满堂灌的教学，以知识的传播者自居。但面对90后，甚至是95后这批思维更为活跃的年轻学生，很明显单纯的课堂讲授已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因此，我们的老师应进行角色的转变，从单一的知识传授师转变为引导师、催化师。教师在事先设计好项目的前提下，引导学生进入课程角色，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在学生参与项目的过程中，教师应适时的“煽风点火”，起到催化师的作用。比如在消费者效用理论中，我们可以在课堂上要求学生讨论“赶时髦的心理”。这个话题所涉及的问题同学们或多或少都存在，首先教师就可以给出一组商品让同学们选择，并提问他们选择的理由是什么，从而引出今天讨论的课题“赶时髦”——对消费者效用的分析。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可对同学的发言适时的提出质疑，引发同学之间的辩论。最后，教师应引导学生思考今天所讨论课题与“消费者效用”这个理论有什么关联，在实际生活中可否利用这个理论为自己的生活、工作服务。在整个课堂的讨论过程中，教师始终只是有节制的参与，起到引导师和催化师的作用。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很多理论知识都可以以学生为思考主体来进行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