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范文篇1

【关键词】“马恩设想”;;中国传统社会主义;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5）03―0022―09

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算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走过了近60年的历程。它包括由领导的传统社会主义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两个阶段前后相继，通过继承、改革、发展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当前的新阶段。本文主要分四个问题来研究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一是关于“马恩设想”的理论思考;二是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三是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是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渡和连结。

一、关于“马恩设想”的理论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总体而言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以《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为代表，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1]263这是最基本的、最原初的理论，它是由马克思创立并提出的。《资本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它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合理性、合法性，最后得出“两个必然”的结论。上述结论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逻辑结论。实践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是科学的。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分析，关于在先进理论指导下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无产阶级队伍、暴力夺取政权的论断，已经被实践证明具有内在的科学性。俄国、中国和东欧一些国家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取得革命成功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上述结论的真理性。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二个层次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国内理论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既包含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也包含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二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实际上，有很多人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直接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此，笔者持存疑态度。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但他们关于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其真理性还未被已有的实践所证明。因此，我们倾向于将其称为“设想”，而非“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马恩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并未被实践所证明，因而将它称之为“设想”恐怕更为恰当。“马恩设想”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在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坚持阶级斗争，在这些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践得比较成功。但在经济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或者说设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三原则”：第一是坚持公有制，这里所说的公有制并非是我国当前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而是整个社会的公有制，即纯之又纯的公有制经济。第二是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是造成经济混乱、经济危机和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在马克思那里市场经济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而被批判和摒弃的，因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展开，即必须按照计划来组织生产、发展经济。第三是实行严格的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严格的按劳分配，而在共产主义阶段则实行按需分配。[2]304这三个原则一直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核心的部分，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我们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称为“马恩设想”，主要是因为：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规定只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革命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但迄今为止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因而谈不上在这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也就是说，“马恩设想”的前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后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在现存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中并不存在。第二，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国家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不发达国家，诸如苏联、中国、东欧各国等，它们运用马克思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规定所进行的实践并不全是成功的。比如上述国家都没有实行市场经济，虽然这些国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曾经实现了高速发展，但到后来，计划经济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完全的公有制、完全的计划经济、完全的按劳分配，经过实践证明也并非都是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没有市场、没有货币、没有商品的状态。至少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状态并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将来历史发展推进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情况会出现变化，但任何美好的设想在尚未被实践证实之前，都只能被称为设想而非真理，也不能被当作科学理论体系直接指导实践。第三，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不可能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会怎样，他只是对我们进行了非常含糊的暗示”[3]316-317。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应坚持无产阶级、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先进思想的指导，这些内容都是科学的。但诸如社会主义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如何继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等问题，“马恩设想”并未涉及到。尤其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与资本主义的并存共处，如何在批判、斗争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学习它的长处，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而“马恩设想”对此鲜有涉及。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存在合理成分，如尽管我们当前并不实行完全的公有制，但仍然以公有制为主体;尽管我们不实行计划经济，但仍然坚持计划调节（即宏观调控、政府干预）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当前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仍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述设想都是科学的从而可以全部照搬，这些具有合理性的内容也必须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特点结合起来，而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当作公式套用。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他们并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因此对未来社会提出一些设想，这是与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相符合的。如果说在未经实践检验之前他们就已经确立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真理体系，这是违背认识规律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才能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邓小平曾说过：“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4]137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共产党将“马恩设想”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折不扣地加以贯彻，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总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教训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懂得了不能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结论，尊重“马恩设想”但不照搬照抄，从而走上了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马恩设想”的“三原则”既未否定、也未照搬，而是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改革与发展。

二、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

尽管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于“三大改造”完成后，但从广义上讲，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其实从1949年就开始了。最初的态度非常明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原计划在1949年以后要持续15年左右的时间。新民主主义社会最主要的标志、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人民民主，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应该存在多种形式，即由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等共同组成，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允许、甚至鼓励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5]678-679但后来随着形势变化，我们转而反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秩序，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提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6]116社会主义的“一化三改造”成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革命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以暴力斗争而是以比较和平稳健的方式进行的，即在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在城市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被消灭，因此剥削阶级就只剩下民族资产阶级）。因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是于1952年底提出并于1953年正式实行的，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严格来说是从1953年开始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以前，这个历史阶段都可以被称为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它大致经历了30年时间。

（一）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与“马恩设想”

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就是以“马恩设想”为指导、以“苏联模式”为样板进行实践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践的就是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传统社会主义总体上与苏联是一致的，都坚持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原则。后来在实践中又增加了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后来逐步强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因为在看来，社会主义如果不搞阶级斗争，就不叫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自然而然地被当作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则。二是在道德方面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加以坚持。因此，可以将的理想社会主义概括为“3+2模式”。他在实践中比较认真地贯彻了上述五大原则。比如坚持公有制，时代公有制发展得比较迅速，先是推行农业合作化，又开展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的过程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的转变。初级社得到了农民支持，并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高级社则对生产力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而就完全变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破坏性组织。当时在毫不动摇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曾经考虑过发挥价值规律、市场经济作用，但他最终没有跨出这一步。其实，并不是不懂得市场经济能够提高效率。关键是市场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竞争，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必然提高劳动积极性;二是价值规律，推行市场经济必然造成两极分化，这是他最担心和忧虑的问题。所以，他同意搞竞赛但反对搞竞争，提倡尊重价值规律，认为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但反对市场机制，认为它具有资本主义的属性;晚年虽然认为按劳分配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但他并没有取消按劳分配的制度，当然，他所理解的按劳分配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脱离了客观实际，过分追求纯粹公有制、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和指令性计划。并且把上述内容都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视之为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但在实践中，上述脱离现实的理想化标准必然会不断遭到阻力而行不通。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对传统社会主义原则要素的片面理解和贯彻，又对社会主义建设操之过急，急于实现“马恩设想”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理想目标，他晚年的失误与此关系密切，因急于实现上述“设想”，而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内不同的意见分歧直接视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并用阶级斗争方式加以解决。把党内的不同意见视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直接造成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

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我们应该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我们实现了国家民族独立和人民翻身做主，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剥削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开始融入世界民族之林，与世界一切友好民族平等相处，为维护世界和平、主持国际正义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国内政治方面，我们建立了稳固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树立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的社会主义目标，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广大人民坚决拥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在国内经济建设方面，虽然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很快，但社会主义凝聚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我们迅速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基础，在国防科技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方面取得了空前巨大成就。上述成就不仅仅是旧中国难以企及的，也是其他与中国国情相差无几的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这无疑是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不仅是由于把“马恩设想”当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加以教条实践造成的，而且我们在实践中又将其引向极端，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在经济建设中，我们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缺乏灵活性，始终排斥市场经济机制，影响了经济发展效率。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对内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就急于消灭一切私有经济，要在短时间内造成使资本主义既不能存在又不能产生的条件;对外坚持与资本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认识到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总结起来，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存在三个问题，一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二是过于僵化的经济发展手段，三是对实现“马恩设想”急于求成，其结果只能是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晚年错误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

的晚年错误和时代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谈到的晚年错误，首先要对其“晚年”做一个时间界定。在这个问题上学者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的人认为在建国后就已经进入晚年，有的人认为在“”以后才进入晚年。笔者认为，进入晚年是在1957年，以反右运动为标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部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著作，不应把它划入晚年实践的范畴之中。但是自从反右运动发动后，他所犯的错误开始多了起来，这使他步入到晚年阶段。晚年的错误主要有如下几条：一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特别是后来严重扩大化，由党外扩大到党内（庐山会议以后扩大到党内），由国内扩大到国外。二是“”“三面红旗”造成灾难影响。“三面红旗”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笔者曾把“三面红旗”视为晚年错误的症结所在，现在看来，“三面红旗”的错误归根结底仍然是片面坚持“马恩设想”的缘故），作为“三面红旗”之一的“”运动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引发了“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在1956年左右就提出了中国国情“一穷二白”的特点，“一穷二白”实质上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6]536-537但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他认为穷就应该赶快富起来，一穷就急，一急政策就可能“左”，“左”就会产生严重的经济破坏。概括起来就是，“穷”――“急”――“左”――“坏”。面对经济落后的困境，急于改变落后面貌，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经济发展规律，不能期望依靠一两个跃进就根本改变面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了“”的教训，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4]64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出发，实行改革开放，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即遵循了“穷”――“改革”――“稳步发展”的实事求是分阶段的发展逻辑。晚年的第三个错误就是缺乏民主，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邓小平在1980年8月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问中曾指出，晚年存在封建主义家长制的不健康思想，听不进不同意见。[7]347-348作风不民主阻碍了及时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同时助长了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对他的逢迎，这也是造成他晚年个人崇拜的重要原因。应该承认，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缺乏掌握，犯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是符合认识发展规律的。但严重错误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当时的制度比较好，民主作风得到发扬，有的错误不至于如此严重、持续时间不至于如此之长，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那么，的晚年错误和他的传统社会主义观、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在我们看来，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晚年错误，主要原因是认识问题，也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那么他所认识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前文提到的“马恩设想”下的社会主义，即建立完全的公有制、标准的计划经济、完全的按劳分配，坚持无产阶级、坚持党的领导、真正为人民服务。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实际上就是追求“马恩设想”的传统社会主义，并把它理想化、极致化，并急于求成。如此认识怎么可能不犯错误？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际，完全贯彻“马恩设想”并将其极端化，在实践中必然行不通，必然会面临不同意见。然而，面对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认为这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资本主义复辟，从而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加以解决。追求的是理想的、极致的、迅速实现“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这种认识正是他晚年错误形成的根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也源于这个错误认识。有人认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是由于错误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时没有犯这个错误，而恰恰在阶级斗争比较平缓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犯下了这个错误呢？其原因就在于他按照“马恩设想”建设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遇到了阻力，认为有人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这在根本上还是认识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没有解决，但他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有明确的答案，但他的答案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社会主义。作为一位政治家，对问题的理解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的，因为在他那里政治路线始终高于一切，晚年的错误是“左”的错误，而绝非是道德品质的问题。正是深刻总结了晚年（尤其是“”）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才得以胜利开启。

三、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正确认识与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的“过渡时期”

在讨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首先需要提到去世以后，在中国现代史上出现的一个“过渡时期”，即从去世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时间段我们不妨称之为“时期”。对这段历史时期发生的事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能回避。集团覆灭以后，“”被提到很重要的位置。在此后直至去世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几年中，党和人民实际上存在着三种期盼或要求：第一是希望打倒“”，特别是到1974年后，全国人民都对“”痛恨至极;第二是到1976年“”前后，人民群众对“”怨声载道，期望结束“”;第三是要求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社会主义按传统模式行不通，使这一模式下的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存在问题就要改革。当然这三个要求是不断明朗、不断显露的，首先是针对“”，其次是针对“”，最后是要求改革传统社会主义。在那个历史阶段，这些群众性的要求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在当时的形势之下，在支持下，团结汪东兴等人果断逮捕“”，完成了第一件事。但在逮捕“”之后，的思想还停留在原有阶段，对群众进一步要求改革的期望并不理解，对晚年错误、对“”也没有充分认识。提出的“两个凡是”违背了广大群众的意愿。随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党内进一步提出要纠正晚年错误，反对“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涉及如何认识“”和晚年错误的问题，而且已经涉及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仅没有成为积极推动者，反而成为了阻力，自然很快就淡出了历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启及其理论内涵

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这是不准确的。“始于毛成于邓”的“始”，其主要标志是1956年《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这两篇文章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一些观点，反映了总结苏联教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但必须要看到，当时还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思考问题。比如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未提出改革开放，这就决定了领导的社会主义还是属于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因而“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并不准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实践的。

粉碎“”以后，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当时实际上存在着四种思潮：第一种思潮以的观点为代表，即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稍做改善，依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完全的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还是走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第二种思潮主张走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这在迷恋羡慕美国民主和富有的年轻人中颇具市场。第三种思潮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不少人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也行不通，中国应该像北欧那些高福利、没有阶级斗争、比较自由的国家一样，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第四种思潮主要来自中央上层，以邓小平和为代表，主张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选择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选择改革开放，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中国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就会回到“”以前的局面，甚至重现“”的极端局面，导致政治危机、经济危机，阻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因而改革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要求。第二，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行。改革可以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社会主义方向，二是非社会主义方向。改革不坚持社会主义而导向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中国仍然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尚且健在，几千万党员依然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中国不可能转向资本主义，广大群众不会同意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传统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在感情上难以割舍。上述多种原因决定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必须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的“中国”，其内涵不仅是指地理概念上的中国，而且是指国情意义上的中国，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这里的“特色”（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主要看它是否进行改革开放，因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8]3。说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就是要面对资本主义。我们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过去的教训太深刻，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行不通了。至于如何改革、如何开放，我们自己并没有成功的经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对此我们主要是在与资本主义（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比较中认识的。改革是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先进经验的改革，包括学习资本主义的管理、科学技术，用资本主义的资金和技术来发展社会主义。开放更是对资本主义的开放，改革开放主要就是面向资本主义，学习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这里的“社会主义”有两个含义：一是它继承了我们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不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等其他的社会主义;二是社会主义的方向是通向共产主义，是以共产主义作为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如果不明确共产主义方向，就有可能成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是打上“社会主义”旗号的别的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而来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三）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三大理论基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大主干理论”

为了建设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建构了“三大理论基石”：第一是坚持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思想。这一理论的基本要点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相同的，但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当然社会主义也还有一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所以社会主义要变革、要改革。的基本观点是既要坚持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要依靠社会主义自身力量改革那些存在缺陷的环节。[9]213-214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它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要求改革社会主义具体环节。这一理论是维持我们稳定发展的关键，是改革开放的奠基性理论。不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不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革就有可能改变方向。不改革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就又要回到传统社会主义的老路上去，社会主义就会丧失生命力。第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我们改革的出发点，是我们改革方针政策的依据。第三是和平发展主题论，这是我们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柱。如果继续坚持战争与革命是世界主题的观点，就根本无法实行对外开放;只有承认世界主题发生了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取代了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主题，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提供迫切性、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共存、和平竞争，这为我们对外开放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有了现实的可能。

对于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座宏伟的大厦中，如何进行大厦的内部建设，邓小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大主干理论”。第一个主干理论是改革开放论，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全过程的，它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根本动力。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之于传统社会主义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第二个主干理论是经济建设中心论，经济建设中心论与阶级斗争为纲论是相互对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第三个主干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是改革中力度最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具特色的举措。第四个主干理论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没有一种共同模式，但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373。它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功能、使命与任务，既与资本主义本质相对立，也与传统社会主义本质相区别。第五个主干理论是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论，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建设两个文明，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比传统社会主义具有更高的物质文明，要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的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对人类文明做出新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基础，以“三大理论基石”为支撑，以“五大主干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个变化可以简略地表述为“1+10”。所谓“1”，就是生产力大发展，物质条件大改变，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这一大变化在世界上受到了一部分人的关注和认可，在国外备受热议的“中国模式”正出于此;但同时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担忧和不满，还引起了一小部分人的敌视和反对，“中国”也正源于此。这一大变化是由下列十个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10”，就是指：（1）我们对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我们对国情的基本认识;（2）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由完全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社会主义本质论，过去将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三要素”或“五要素”（即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阶级斗争、为人民服务），主要是从结构角度考虑的;而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主要是从功能角度认识的，从结构到功能的转变，体现了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思维方式的变化;（5）从完全的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6）由按劳分配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结合按要素分配;（7）由与资本主义对抗和军事斗争转变为向资本主义学习、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8）由战争与革命主题论转变到和平与发展主题论;（9）由闭关自守转为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10）思维方式的变化，由强调对立面斗争转到强调和谐统一，由把差异推向对立转到实现差别的互相包容和互补。

诚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第一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如何进一步恢复和增强党员干部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问题。我们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整个社会的理想信念却出现弱化的问题，全社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信念、对共产主义理想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削弱。第二是党员干部腐败、特权问题。党中央正在采取严厉措施，严肃法纪党纪，使党风政风民风有所好转。第三是不断缩小贫富差距、避免两极分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是不够充分的，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并没有意识到会造成如此之大的贫富差距。后来邓小平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指出富起来以后比不富起来时的问题还要复杂。[10]1364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两极分化愈演愈烈，那么我们的改革就是失败的，就会造成社会主义的变质。第四是生态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的影响更加深远。如果生态恶化得不到遏制，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13亿人的生存与发展。上述四大问题是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需要我们深化研究并不断加以解决。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连结

（一）两个三十年的连结：“三根明线、一根暗线”

首先我们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继承、改革和发展。“继承”是指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继承，但这里的继承不是简单的全部照搬，而是在原来基础上的更加完善、继续推进。“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改革。如市场对计划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阶级斗争为纲的改革，把原来完全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所有制改革。继承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但继承不是完全等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别和矛盾，但差别和矛盾也不是根本对立和完全否定，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传统社会主义具有否定关系，就是否认改革和发展。辩证否定不是，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只有那种对历史过程和本质的完全否定才是形而上学，才是。

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是通过“三根明线，一根暗线”相互衔接的。第一根明线就是思想，这根明线是公开的。我们传统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坚持思想并不是坚持思想的具体结论。那么，我们坚持思想主要坚持什么？1981年“历史问题决议”明确指出：坚持它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连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第二根明线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包括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尤其是现在强调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第三根明线是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如国家工业化的经济基础，直接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连结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根暗线”，是领导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即他晚年所犯的错误，尤其是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教训。我们通过总结教训，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认识论上来看，总结经验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认识成功的规律，总结教训的目的也是为了认识规律，通过对错误的反思分析从中得到教训，通过总结失败的教训，可以从反面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我们的改革开放与其说是总结成功的经验，不如说是总结失败的教训。我们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主要构成了“明线”方面的内容，但在经济建设方面积累了很多教训。我们过去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成功经验，而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训。邓小平多次讲到，我们搞改革开放做对了一些事，主要是总结过去的教训，特别是“”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教训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

（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点认识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是不能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结论。基本原理主要就是指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结论就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结论。比如说关于市场经济问题，马克思本人是明确反对市场经济的，但从生产力发展原理来看，运用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我们推行“包产到户”，当然根本违背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设想，但它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列宁曾指出：“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11]466这里所谓的经验就是实践，即根据实践来讨论社会主义。邓小平就是根据实践来讨论社会主义的，只有从实际出发、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社会主义才是好的社会主义;反对照搬书本结论，不是根据书本而是根据经验和实践来认识社会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二，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共同模式，但有一个共同的本质。比如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其“核心”就是本质的反映，否则就不能称作“核心”。从根本上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相对立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建立在私有制剥削的基础上，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立在公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从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来看，党的领导人、邓小平一贯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宗旨是执政为民，社会主义就是为民的。综合来看，社会主义的本质价值和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里有两点需要牢牢把握，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决不允许削弱或动摇党的领导，这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政治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保证。二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自我否定。要把社会主义不同的发展阶段连结起来，反对互相对立互相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整体，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

第四，建设社会主义要实现几个结合。要把实现远大理想与社会主义现实目标结合起来，即要将实现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结合起来;要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原则性和建设社会主义手段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就是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方向道路的原则性不动摇，又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把党的领导地位与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结合起来，这两个地位都不能动摇。有的人以人民主体地位取消党的领导地位，也有的人以党的领导地位取代人民主体地位，这都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

第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善于学习。一是要向实践学习，注意总结实践经验，客观总结成功经验，自觉总结失败经验。成功的经验固然宝贵，失败经验通过正确而深刻的总结可以引出深刻教训，显得更加宝贵。二是要向群众学习，既要学习群众的实践经验，吸取群众的智慧，又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和要求。群众的呼声和要求既是群众切身利益的表达，又为领导者分析矛盾、解决问题提供了着眼点。三是要重视向对立面学习、向竞争对象学习，向敌人学习。革命战争年代反动派是我们的对立面，美国是我们的对立面，今天国际上的竞争对象是我们的对立面。向一切对立面学习，就是矛盾两个方面的互相联系的体现，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坚持以上三种学习，树立三种学习精神，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社会主义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象；本质

现象与本质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范畴，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有本质，必有现象。遵循这一思路，我在学习、研究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时候，常常想到社会主义现象这个问题。但社会主义现象该如何概括，它与社会主义本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类研究成果目前尚不多见，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些探讨。

一、社会主义现象

现象是事物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联系，是事物的本质在各方面的表现。依据这一唯物辩证法原理，我们可以认定：社会主义现象是社会主义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联系，是社会主义本质在各方面的表现。

如何概括社会主义现象？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我们大致可以从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两个方面来把握社会主义现象。

从社会生活方面说，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描述了这样美妙的情景：人人都受到良好的德、智、体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方面的教育，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能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在政治、经济、思想和个性方面都得到彻底解放，成为社会、自然和自己的真正主人；劳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整个社会变成了“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从社会制度方面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阶段）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实行产品经济；国家失去政治职能，不再具有政治压迫性质，只有社会管理职能；等等。

上述社会主义现象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很长的时间里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样式去建设社会主义的。它寄托着人们追求美好社会的理想，是激励人们努力奋斗的目标。

或许有人会问，这些社会主义的现象中国有吗？中国正在搞社会主义，与之相比，够格吗？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理所当然地要高于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因而看待社会主义，应当从共产主义的高度着眼，不能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过重大波折以及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而降低社会主义的水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一些社会主义现象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依托，是合格的社会主义（相对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言）应有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联系。

当然，应该承认，中国目前搞的社会主义远未达到马克思、恩斯斯所设想的程度，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的谈话中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也就是不够格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和最大的实际，必须实事求是，充分看到这一点。

然而，尽管不发达、不够格，中国毕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又有哪些现象呢？我们仍然可以从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两方面来概括。

从社会生活方面说，物质文明上表现为奔小康、求富裕的极大努力，精神文明上表现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的极大努力，社会风气上表现为弘扬正气、扬善抑恶的极大努力。

从社会制度方面说，经济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政治上坚持人民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此外，与社会生活、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以及国家的政令、法律、法规等等也都是社会主义现象。

以上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象的不完全概括。之所以与合格的社会主义的现象相差甚远，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而不是象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样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政治制度、思想意识、经济制度等方面建构了一定的社会主义现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大进步，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但是，发展生产力的峡谷是不能跨越的。目前中国社会主义现象比合格的社会主义现象相差甚远，与缺乏来自生产力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密切相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难从中国社会主义现象中看出合格社会主义的雏型，不难听到向合格社会主义前进的坚实的脚步声。

二、社会主义本质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以往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是说我们以往对社会主义问题一无所知，而是指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社会主义现象的个性特征。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现象的描述是最有水平和最具普遍性的，后人无出其右者。邓小平同志坚决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对于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现象的个性特征以深刻的启迪。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最权威、最科学的概括，则是邓小平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最为了不起的贡献。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如此清晰、准确的概括，这在国际共运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概括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第一，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具有普遍性。有人认为邓小平同志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邓小平同志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中国社会主义处在什么阶段，他最清楚。他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时理所当然地要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符合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要求。然而，邓小平同志又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他在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时又是放眼整个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他没有使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是直接用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其用意是很清楚的。因而，我们学习、研究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时，要以忠于原意为出发点。再者，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内部最深刻、最稳定、最高层次的东西，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本质一经科学地概括出来，也就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全过程的东西了。因此，无论是合格的社会主义或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或外国的社会主义，本质都是邓小平同志概括的五句话，区别只是在于对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将来时（即五句话并未实现，还有待于去努力），对合格的社会主义是现在进行时或过去时（即五句话正在实现或已经实现）。

第二，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突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是论证出来的，不是自我标榜出来的，也不是对资本主义或其它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进行批驳、谩骂中体现出来的，而是要在实践中实干出来的。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前两句突出了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体现出强烈的实干精神，从而克服了长期以来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倾向。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以及其它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这在理论上早已得到了证明。邓小平同志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④没有生产力的大发展，说到底就无任何社会主义优越性可言。邓小平同志抓住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特性，也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法宝。后三句话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突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成果归谁享有的问题。“共同富裕”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共同理想，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做到这点。邓小平同志反复阐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⑤“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⑥前两句与后三句互相联系，兼顾了效率与公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具备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邓小平同志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⑦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结果，一方面指出了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又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上给人们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质的规定性，不能动摇，但对于如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则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勇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是质的规定性，不能动摇，但对何时或用何种方式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则可以因时因地有别。中国目前在一定程度上暂时保留了私有制、剥削和差别，是为了以后更好地消灭私有制、剥削和差别。总之，一切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事都可以大胆地去做，一切有利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事都可以放开地去做。将社会主义的原则性与建设方式、方法上的灵活性充分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精神。

第四，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关怀。有人认为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如果加进去对人的关怀就更好了，言外之意是邓小平同志忽视了对人的关怀。这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直观的看法。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毕生所从事的一切事业都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恰恰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关怀。首先是对全体人民的普遍关怀，表现为对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追求。资产阶级也曾标榜“平等”、“公平”，但事实上做不到。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的后三句话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不公平在生产关系层面上的否定。其次是尊重人的个性，表现为为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而，允许和鼓励先富又不是为了搞两极分化，目的在于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关怀既博大又具体，充分体现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的宽阔胸怀。

第五，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表明社会主义本质的全面展现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要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一经创立和传播，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会自然显露出来；也不要认为一些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一经建立，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会自然显露出来。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经验，纠正历史偏差，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概括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是，他使用的是动态的描述方式，表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永无止境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既不能为此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也不能为此急于求成，盲目冒进。

三、社会主义现象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

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对社会主义现象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可作如下的分析。

第一，两者是对立的。社会主义现象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外在特征，是可以被人们所感知的，有些（如社会生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主义本质存在于社会主义内部，不能被感官所直接感知，只能用抽象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社会主义现象是丰富的、生动的、易变的（比如，社会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制度体制是可以创新的、政策法规是可以修订的，等等）；社会主义本质则是深沉的、单纯的、贯彻始终的（但有个逐步展现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现象，尤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现象因国、因时而异，是个别的、具体的，从而也是片面的（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会产生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社会主义本质则是一般的、共同的东西。

第二，两者是统一的。两者互为存在的前提，不可分割。没有脱离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现象，社会主义本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发育的程度，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现象的样式。社会主义现象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外露和表现，其样式的不同又反映着社会主义本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发育的状况。

第三，弄清两者辩证关系的重要指导意义。由于社会主义现象与社会主义本质是对立的，就不能把社会主义现象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比如，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它们在实现形式上的变化或暂时中止（这里单指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的暂时中止）都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本质。弄清这点，有利于人们更加进一步地解放思想，澄清各种疑惑，脚踏实地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于两者具有统一性，在建设社会主义（哪怕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征程中，就不能不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就不能不坚持人民民主（实质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就不能不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乃至重大的方针政策。如果这些东西都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就无从体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就会动摇。

因此，在实践中，我们既要透过社会主义的现象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同时还要大力营造、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现象，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让人民群众从切身感受中更加拥护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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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一卷，第294页。

②③④⑤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第373页，第63页，第123页，第364页。

社会主义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属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同时又必须认识到这一过程的艰巨性。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

社会和谐是整个人类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社会就其最终的目标状态而言，应该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性质上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它初步具备了和谐社会生成的现实基础。

（一）思想基础。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两者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概括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成果，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不断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先进的思想和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从而化为自觉的行动，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二）政治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力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有着共同的政治方向和价值诉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破了一个不和谐的旧世界，其执政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领导人民建设一个和谐的新世界。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奠定了领导地位并形成了强大的领导力，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对社会资源形成了强大的整合力。所有这一切，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

（三）物质基础。

1984年6月小平同志讲到：“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人均达到800美元。这同你们相比，还是低水平，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1]P64在这里，邓小平提到了把小康水平作为人们生活水平的一个衡量目标。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800至1000美元，看来1000美元是有希望的。……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几十名以下，但中国是个中等发达国家了。”[1]P216可见，在小平同志的语义中小康水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物质基础。小康生活水平在上世纪末基本达到后，我们国家接着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人们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之后的更高的目标追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可以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生活质量的改善提高了人们的素质和觉悟，以上这些均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艰巨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备和谐社会生成的基础并不意味着构建和谐社会可以一蹴而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条件进行全面慎重的考量后，必须充分认识到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全面考察社会各个方面的条件。马克思曾经指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2]P119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的前提，在实际层面“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的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P86另外，马克思也谈到社会制度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的交往的产物。而且是必然的产物。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生活，制度一旦从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中产生，不仅赋予社会关系以合法性、稳定性和普遍性，而且也成为人的本体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3]P79从上可以看出社会制度的好坏、合理与否对于人们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目前而言，我国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不够高且很不平衡，东西差距、城乡差距比较大，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尽管已经确立，但是很多具体体制上还存在着弊端，政治体制的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也显得滞后。所有这些，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而言都是不利的制约因素。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层面看，必须注意到目前我国经历的深刻的变化。国内而言，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各方面的矛盾开始凸显；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加速；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需求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我们正面临着并将长期面对一些复杂、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国际上而言，和平与发展虽然还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国际形势继续处于深刻复杂的变化之中，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加深和日益融入全球化，整个社会增加了很大程度上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来自外部的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军事等方面的严峻压力可能加剧和放大国内深化改革所激发出来的矛盾。以上的实际情况，也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定是一个比较长且比较艰难的过程。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关系，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和谐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