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经济范文

和谐社会秩序的构建与维系，需要将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与冲突后果的破坏性降低至最低点，而排解社会冲突的核心机制与效率机制是进行有机的社会整合，即在矛盾、分化、冲突的社会主体间进行资源、机会、利益的调适、妥协与再次分配，通过社会合作使强者与弱者、富者与贫者共存共荣、互惠互利、和谐相处。社会整合包括利益整合、力量整合、秩序整合三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利益整合是指社会利益的分配格局在各社会主体的合理承受力之内，社会利益心理健全；社会力量整合是指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国家力量、私人力量、集体力量、群体力量达到相生相融状态，边缘力量与边缘群体的形成得到了有效控制；社会秩序整合是指公共秩序与私人秩序、国家秩序与民间秩序、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强者秩序与弱者秩序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状态，不是相互间的压制与控制，而是彼此间的共存与吸收。

经济法与社会法共同担负着社会整合的法律功能，并且在功能上相互配合。

（一）经济法承担着发展性社会整合功能，社会法承担着保障性社会整合功能

就经济法承担的发展性社会整合功能而言，在经济法的制度设计中，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得到法律保护并且要求保持高效、持续的运转，一方面，国家在市场化指向下运用各种政策促动工具，发挥各种能动作用，为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公平、安全发展提供动力与支持，使国家在市场机制中内化为一种发展力量；另一方面，国家帮助市场克服其自我颠覆倾向，市场难以自身矫正的缺陷被借助于国家之手得到治理，市场秩序在国家与市场的合力中得以维持。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是具有分化倾向的，优胜劣汰、强胜弱出是市场制度的必然结果，但经济法并不因其导致社会分化的趋向性与规律性而对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进行否定，而反过来是对这两种机制进行保护与强化，目的在于使可供社会分配的资源与产品得到更大的丰富与更多的增加，使实现社会再分配与社会公平具有前提与条件上的可能性与保障性。经济法的发展性整合功能还表现为国家在社会分配中的资源安排能力与财富调节能力。国家可以通过预算安排、计划实施、财政转移性支付、政府控制价格等方式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安排，使经济力的配置符合社会整合的要求。国家还可以通过收入税调节等手段赋予富人更多的社会义务与社会责任，使其负担更高的社会安全成本与社会秩序成本，目的在于使富者与贫者达成一种建立稳定秩序的合作与通约。因为不与贫者合作，富人的财富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由于每个人都依赖于一种合作体系，没有这种合作，所有人都不会有一种满意的生活，因此利益的划分就应当能够导致每个人自愿地加入到合作体系中来，包括那些处境较差的人们。”①

就社会法承担的保障性社会整合功能而言，社会法的社会正义主张中，社会成员基本的经济、社会权利必须得到保障性的法律制度支持。社会分化中的弱、贫现象，已经成为常态性和结构性的社会病态现象，而这需要有稳定的法律治理机制。社会法的目的与机制之一就在于对弱者与贫者提供法律上稳定的补给、救助与支援。社会成员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机会的分配，而机会分配又取决于社会成员获取机会的机会实力。就社会成员机会实力的原始分配状态而言，因智力、体能、性别、年龄等各方面的自然差异，社会成员的原始机会实力是不平等的，而社会正义指向要求保障社会成员具有基本的发展机会实力。因此国家与社会应当对社会成员提供获得普通机会实力的制度安排，这种普通机会实力的获得必须依赖教育、医疗、体育等方面法律制度的保障性供给，而这也正是社会法的重要功能内涵。

（二）在实现社会实质公平方面，经济法的积极公平观与社会法的消极公平观相互协调

公平是人类与社会的道德容器与利益容器。作为道德容器，公平是社会承受差异与区别的道德底线，控制着人们的选择心理。作为利益容器，公平是社会分配水平的均势与平衡机制，控制着社会分配的溢出效应。经济法与社会法都强调结果公平与实质公平的法律实现，但两者有积极公平观与消极公平观的区分。

就经济法的积极公平观而言，经济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发展公平观、发展促进观，强调在经济更快发展过程中用发展来积极、动态地解决社会分化矛盾。经济法强调发展要考虑弱者的付出与整体的和谐、合作与依赖，弱者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强者的支持与合作，强弱之间的利益流动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经济法对优劣、强弱的评价是其不至于对市场机制造成破坏与损害，使市场机制继续发挥效率甚或效率更高。但经济法并非不考虑弱者的利益，只是经济法非因扶弱而抑强，而是为了更强而扶弱。

就社会法的消极公平观而言，社会法的公平观主要关注对已形成的弱势群体的保护与扶助，是一种弱者保护机制，是一种利益分配的平均正义立场。社会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对弱者保护的利益倾斜观，其目的在于避免利益的边缘性，控制利益边缘群落的形成，使社会利益心理控制在道德与秩序的承受底线之内。

（三）在社会总体性法益目标中，经济法的经济效益目标与社会法的社会效益目标共同并举

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快速、公平、安全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经济法一方面从制度补给上排除市场障碍，界定财产经营收益的归属和成本的分配，合理分配企业的增量利益分配权及相应的企业控制权，保障竞争机制的功能主导性；另一方面又从制度能动上直接诱导经济增长，发挥政府在资源与信息上的能力优势，通过将宏观调控政策置换为法律而发挥功效。在促进经济公平发展方面，经济法一方面注重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通过经济法制手段尽可能消弥地区之间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及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现象，达到地区发展公平目的；另一方面，注重控制由于个人自利性的极度膨胀和竞争者的实力差异而给竞争机制带来的损害，通过竞争法来保护竞争公平。在促进经济安全发展方面，经济法着眼于整体经济秩序的协调，通过对市场准入控制、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适度限制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从国家的视角建立一种成本较低的监控与保护机制，维护市场的基本秩序与交易安全。同时经济法建立的宏观调控法律机制，通过对经济增长、经济调节、经济管制的法律补给作用，合理配置与市场适当的国家经济资源，营造符合国家整体安全的宏观环境。

社会法的产生直接导源于社会问题，“社会法的宗旨是弱者救助、反歧视与倾斜保护，”[2]这也可以理解为社会法的社会效益目标。社会效益通常是作为与经济效益相对的一个概念，“社会效益的外延十分广泛。就法律的效益价值来说，至少包括着权力运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正的维护等。”[3]社会效益越高，表明社会公众分享社会成果的机会越多。就社会法这一特定语境而言，社会效益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即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这些指标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也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数量与质量水平的评价尺度。

就一个社会而言，其总体性的法益目标中，既需要经济法的经济效益目标，也需要社会法的社会效益目标。

注释：

①[奥]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4页。

社会与经济范文篇2

关键词：社会资本；经济发展；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9-0031-03

一、社会资本的研究现状

社会资本在传统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但在近些年的研究中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内涵，使它成为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跨学科分析框架。

从目前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状况看，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给予了不同的界定，这里列举几个得到较广泛认同的定义：(1)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或多或少与制度化的相互默认与承认的持久关系网络有关。”布迪厄定义的社会资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指社会关系本身，它使个人能够涉取被群体拥有的资源；二是指这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2)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资产，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科尔曼将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概括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等。(3)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最为综合，在吸收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以及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基础上，强调“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可以带来回报的资源投资”。林南的社会资本界定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第二，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增值的资源，这种增值功能不仅体现在货币、财产等物质资本，也可以体现在人力资本以及声望、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上；第三，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

国内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资本及社会资本有关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从经济与文化的角度比较宽泛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国内的一些学者就普遍地注意到文化、信任、规范和制度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方面的著作有《经济文化导论》、《华夏文明振兴之路――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论》、《文化力――横店的启示》、《地区形象论》等。所有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文化以及信任、规范、制度、传统文化、网络及形象等诸多因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大家一致称其为“文化力”，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但研究的内容与社会资本理论是基本一致的。(2)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的研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则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展开研究，他们主要研究制度、规范及网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其中，《中华文化、理性化制度与经济发展》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文本。作者认为，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不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制度的建立与实施。这种传统有利于在某些情况下节省交易成本，但长期来看，不利于形成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制度结构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不利于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作者断言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中华文化优势的发挥，定将得益于“对外开放”和遵守“国际通用的规则”，更将取决于自己逐步走向制度理性化的道路。(3)直接以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为对象的研究。中国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直接介绍、研究和应用，大致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应用的主要领域是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发展原因和农民工流动的方式。真正在中国提出并具体研究社会资本概念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张其仔博士。他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范畴进行，他把社会资本简单地定义为社会网络，试图探讨社会资本对厂商行为、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以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影响。张博士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社会资本，并在社会资本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社会资本的含义不限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他无疑是忽略了制度、规范、信任以及社会道德等因素在社会资本概念中的重要地位。

从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状况来看，这一理论的研究还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突出体现为社会资本的内涵不清晰，理论体系并不完备。另外，对社会资本的功效问题还有待研究。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尚不成熟，大量的争论和理论混乱是在所难免的，但为我们透视社会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二、社会资本的功能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资源

社会资本理论的开创者和主要鼓吹者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按照这一定义，社会资本包括了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所构成的，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最后，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这样通过互惠和信任，社会资本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而构成了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黏合剂。当各方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将其特有的技能和财力结合起来时，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报酬，也能提高生产率。

(二)社会资本是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方式

关于社会资源或者说社会稀缺资源在这里不仅是指以土地、货币和财产等体现的物质资源，还包括权利、地位、名望、荣誉、信息和心理满足等各种精神资源。当这些资源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变得稀缺时，行为者一般来说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摄取。一种是国家权力授予的分配形式，另一种是市场的功能性分配形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关于社会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但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是非常浮躁的，人们不可能掌握市场交易、生产竞争等有关这些复杂性的全部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政府的行为理性也是有限的，精确的法律规章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有精确

的规定，而社会资本所具有的全社会共有、共享的影响交易有序、有效进行的功能作为一种协调人际行为的非正规制度或非制度化的行为规范必然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方式，对经济发展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

三、社会资本在中国经济研究中的应用

社会资本在中国问题研究中富有价值。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中国的社会状态与社会资本范式有不谋而合之处。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个人对家庭、群体利益的服从，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特征使社会资本在中国能够轻易地找到理论的原型和证明的依据。这也是西方一些学者用社会资本概念分析东亚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原因时得心应手的主要原因，甚至打麻将也被看做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际关系而非正式制度几乎成了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的共识。但同时中国传统社会中过分依赖非正式制度的制约与调节作用，尤其是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下，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的负面作用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凸现，需要通过对非正式制度加以改造和提升，以构建新的社会资本优势。其二，社会资本提倡的对人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共同体的重视，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社会道德基础和政治文明基础，不至于盲目或别有用心地把一切自私行为都论证为合理，忽略社会的整体利益、发展的持续动力以及共同的长远前途。

四、创新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转型初期，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在实现资本积累、推动人员流动上起了很大作用。然而，由于传统社会资本的局部过密及与政治权力的过度联系，对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进行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如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家族化不仅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且妨碍现代信用机制的建立，更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农村中家族势力的复苏不仅阻碍了农村民主化进程，而且不利于培养公民意识和真正的民主参与精神等。鉴于上述情况，中国社会资本的构建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社会与经济范文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发展良性互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物质财富极其丰富，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出发而提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任务。和谐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是人和社会以及人和自然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目的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既处在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又处在一个各种矛盾开始凸显的转型时期。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GDP总量增长了10倍，年平均发展速度为9.4％，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是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和收入水平尚有很大差距，现有经济发展能力与水平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不相适应，社会上还存在因为经济原因导致的诸多不和谐现象。比如，卫生经费、教育经费、环境保护经费等支出太少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没有发展上去；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劳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也消耗和浪费了大量能源资源，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同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如城乡、地区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均、违法征地、拆迁等，如果不立即加以重视和解决，将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阻力，甚至威胁着我国的改革稳定大局以及发展成果的取得和享有。因此，厘清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建立二者的协调互动机制，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件关系改革兴衰成败的头等大事。

二、经济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物质财富的匮乏以及因此导致的生活贫困，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讲，一个物质财富极其贫乏的社会，我们很难奢望其是一个和谐相处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要实现以人为本、协调发展、充满活力而又稳定有序的社会。社会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发展既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物质基础来源于经济发展，离开经济发展，和谐社会就等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在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要防止因强调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而忽视了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经济的和谐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健康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只有经济全面、健康、持续的发展，才能使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促进和谐社会构建。这也正是恩格斯所说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就是要“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实的物质生活”。经济增长不仅奠定了和谐社会必要的物质基础，还提升人们的道德观念，这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社会基础。和谐社会的构建人人有责，取决于全体公民的自觉行动，每个公民都应自觉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积极践行基本道德规范，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必须转换传统经济发展观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地区、城乡、内外、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五个方面，促进经济全面、持续发展。在主要政策上，必须认真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在此基础上，大力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要大幅度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力争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社会增加值，来缓解和解决我国经济增长目标与资源环境条件严重不协调的问题。

三、和谐社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上，但不意味着社会和谐完全依赖于经济的发展。一些物质财富已经极为丰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及西亚石油输出国国内的混乱局面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典型例证。因此，诸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就能够实现社会和谐,或者说必须等到足够发展时才能构建和谐社会等观点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经济发展只是为和谐创造条件,但不等于甚至不意味着社会和谐。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我国来说，不仅要把和谐社会理解为追求的社会理想,而且要认识到它同时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要通过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机制推动经济发展。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目标发生改变，从最大限度地增加供给转向更大程度地满足需求，这客观上要求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较大发展，但是，诸如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区域发展失衡、环境污染严重、就业难等问题严重威胁、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要想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必须着手解决经济社会中的不和谐问题,想方设法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使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地享受发展的成果,愉快地创造和生活,共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谐社会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有针对性地构建社会各个层面的和谐，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具体来说，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大力促进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的改革，协调各方利益，减少摩擦，增强社会凝聚力，以此推动经济建设更快更好发展，从而实现和谐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四、构建和谐社会与经济发展关系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速发展经济过程中，在综合平衡、协调各种矛盾同时，应重点解决当前矛盾最为突出、影响最大问题，具体讲，我们必须重点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得不少利益群体为了整体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牺牲或让步，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重新定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十七大”做出了重大战略思想调整，即将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过渡到“效率、公平统筹兼顾”的阶段。可以说，这种调整是党和政府及时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潮流，满足人民群众改革呼声的战略性举措，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产生重大积极影响。人的发展和人类福利才是目的，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公平与公正。因此，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协调、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公平、公正地对待各种合理的诉求，尤其要使弱势群体受到保护，并有机会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

第二，缩小收入差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落脚点在于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进步成果。分配公平催人奋进,拼搏向上,分配不公则可能引起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针对当前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趋势，必须采取措施均衡利益分配。具体讲：首先,加大政府调节力度,以社会公平作为政策导向，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各项方针政策的着眼点,正确兼顾社会不同群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大政府调节再分配的政策力度,合理调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尤其注意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的利益,使他们能够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其次,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网，加强立法保障,使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化、规范化,让所有城乡居民都成为保障的对象,努力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特别关注低收入群体、困难群体的生活和生产,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惠。

第三，积极解决“三农”问题。由于受地域条件以及国家政策的影响，“三农”问题在我国一直较为突出，尤其是近年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为市民，一些人正逐渐变为城市贫民，使得“三农”问题更趋复杂。我国的农民占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农民的增收，农村的发展最终决定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效，必须予以重视。笔者认为，对于当前因为城市扩张而引发的新型“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就在于正确认识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实现社会和谐与发展的协调，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城市化，适当控制城市化进程与规模，防止失地农民规模进一步扩大。而解决传统的“三农”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目前实际情况决定了其不能一蹴而就，应对之综合分析，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分阶段采取措施予以缓解和解决，尤其要重视当前较为突出的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拖欠工资、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等问题。

第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一种大力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尽管过去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自然生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以说，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相当部分是通过透支生态环境取得的，如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人与自然资源的紧张关系，经济的发展必定是有限度并要为之付出惨痛代价。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协调。实践中，各级政府要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与要求，纳入到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规划中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规范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体系、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法规、评价指标以及技术措施等，最终建立一条生态环境不断得到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人与自然关系更加和谐的经济发展道路。

第五，转变政府职能。受传统全能型政府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干预过多，严重制约了社会、市场主体的创新性，抑制了改革发展的动力。当前，必须积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政府在继续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同时，加大对第三部门的培育力度，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协调作用，实行有步骤的职能转移和职能委托，减少政府对市场机制、微观主体的直接干预，创造一个有利于各个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只有充分调动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才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和消除各种障碍，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谢龙主编: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5.03

[3]陆学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载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版）,2004.06

[4]顾光青:《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载于上海经济研究,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