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业技术范文篇1

今年47岁的李志刚是通辽市人。他告诉笔者，他的爷爷是一位很有学识的读书人，父亲在爷爷的教育下刻苦读书，后来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他的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祖辈和父辈的教育和影响。

李志刚说，他的父亲早年在内蒙古民族大学农学院的前身哲里木盟农牧农机学校担任农机学科教师。他从小就受到父亲所从事事业的影响，长大后考取了在哲里木盟农牧农机学校基础上创建起来的哲里木畜牧学院。后来，这所学校和其他两所大学合并为今天的内蒙古民族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在沈阳农业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就一直在哲里木畜牧学院和后来的内蒙古民族大学工作。2010年，经过4年多的努力，在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从事作物学博士后工作的他完成了期间的科研任务。

李志刚说，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农业发达，粮食商品量高，是自治区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畜牧产品生产基地，属于旱地农业。如果在东部旱地农业高效节水与灌溉技术有发展和突破，就可以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基础上，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降低成本。

李志刚告诉笔者，东部地区在粮食产量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种植方式、资源利用等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要让东部地区农业生产能够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在这些方面下功夫进行科学研究。“东部地区属于‘镰刀弯’地区。这一区域包括东北冷凉区、北方农牧交错区、西北风沙干旱区、太行山沿线区及西南石漠化区，在地形版图中呈现由东北向华北-西南-西北镰刀弯状分布，常年玉米种植面积占全国的1/3左右，是玉米结构调整的重点地区。‘镰刀弯’地区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区和畜牧业发展优势区。我们科研团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东北地区旱地耕作制度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就是针对‘镰刀弯’地区进行研究的。”李志刚说。

为了促进东北地区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推进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李志刚代表内蒙古民族大学参与了由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的农业科学院和沈阳农业大学共同编撰并于2010年出版的《东北农作制》一书。“这本书是东北几代农业科学家在农业科学研究方面的智慧结晶。它介绍了农作制的概念，分析了东北地区在全国农业中的地位，提出了东北地区农作制区划，总结了东北地区农作制度发展的战略优先序和技术优先序，初步探索了不同农作制度模式下地力评价和农作制度模式评价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在李志刚办公室的卷柜里，整齐地摆放着不少获奖证书：201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丰收奖一等奖……这些荣誉证书不仅记录着他23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更是激励他向未来更高台阶迈进的动力。

古代农业技术范文1篇2

中国古代是否有农学，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难道研究中国农学史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不就是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农学存在为前提的吗？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自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这一争论最近又在学术界重新展开。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学者，当然也不会承认中国古代有农学。即使在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的学者中，中国古代的"农"是否有"学"，也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如果中国古代不存在农业科学，那么人们所习称的"中国古代农学"或"中国传统农学"，就只是农业技术的代名词而已。在当前的研究论著中，农业科学与农业技术浑然不分的情况比比皆是。

农学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真正形成体系的少数几个学科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出现总结农业生产管理和技术经验的专门著作--农书和以农业生产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农家。农学和农家的出现，标志着在长期农业生产中所积累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已经脱离了散在的状态而系統化了。从战国到近代西方农业科学传人中国以前，中国尚存和已佚的农书估计达千种之多，内容涵盖了广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其卷帙之浩繁、内容之丰富、体裁之多样、流传之广远，在同时代的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按照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奠基者萨顿的定义，科学是"系統化了的实证知识"；中国农书所反映的中国古代关于农业生产的知识体系是如此的博大和丰富，难道还称不上科学吗？

反对者可能会说：中国农书诚然繁多，但所记载的只是实用的技术知识，因此还是不能称之为科学。中国农书的内容可以用"技术"两个字一言以蔽之吗？不能。

兹以现存最早的一组农学论文--战国时代成书的《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为例予以说明。这四篇中，《上农》是讲农业政策的，《任地》诸篇是讲科学技术的。《任地》以"后稷曰"开始，提出了当时农业生产中的十大问题（中心是如何把涝洼地改造为可耕良田，还有杂草防除，庄稼地通风透光，对农作物产量质量的要求等），以后各篇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论述，其中的确广泛记述农业生产中的各项具体操作技术，如畎亩制农田的规格等，但也有不少论述属于统率技术的原则、原理。如《任地》说∶"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讲的是如何正确处理土壤中五对相互矛盾的性状的原则，其中蕴涵着土壤肥力诸性状可以相互转化的理论前提，已经超越具体的操作技术的范围了。同篇还提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土壤肥力可变论表述得更为明确，其属于学理的范畴更加明显了。后来《氾胜之书》的"和土"理论和陈旉《农书》"地力常新壮"的命题，就是在这基础上提出来的。《审时》论述掌握农时的重要性时，对比了"得时之稼"和"失时之稼"的不同生产效果：等量的植株，产量不一样；等量的谷物，出米率不一样；等量的米粒，食用后对人体健康的作用不一样。这完全是对农业生产原理的一种论证，并不涉及具体的操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农》等篇的这些理论、原理、原则不是散在的，而是以"天地人"的"三才"理论为核心串联起来：《上农》主要是讲如何调动、组织和管理农业劳动力，《任地》《辩土》主要讲土地利用，《审时》则主要讲天时掌握，而在土地利用和农时掌握中也体现了人的主导作用；四篇构成一个结构严密、相当完整的的知识体系。这是战国时代和战国以前农业生产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晶，其理论之正确和论述之精彩，至今仍然令人赞叹。

我们赞成把科学和技术适当区分开来。传统的农业科学和农业技术是紧密相连的，但两者毕竟不能划等号。技术是具体的操作方法与技能，科学则是指导这种操作的原理和知识体系，并且是经过了总结并多见于文字记载的。有农业就有相应的农业技术，它已经有了近万年的历史，而农业科学知识体系即传统农学的形成距今还不到三千年。严复说过："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原富》序）这话讲得不错。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决不能说《吕氏春秋·上农》等篇有"术"无"学"，也决不能说中国古代农书有"术"无"学"。中国古代农书把"自在"形态的农业技术加以总结，对其机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把它提高到"自为"的形态，形成相当完整、而且不断丰富的知识体系，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农学的主要载体。因而，说中国古代只有农业技术而无农业科学是不正确的。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近代形态的农业科学，但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传统农业科学。

二、中国传统农学发生发展的阶段性与中国农学史的分编

中国传统农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由于内在矛盾和外部关系的制约，传统农学在不同的时代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它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或迟或速、或显或晦，从而显现出不同的面貌。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划分农学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农学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呢？

农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受到社会生产、经济政治的制度及其发展状况、文化思想、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在本书的导论中已有阐述。在制约农学发展的诸因素中，农业生产的因素最为重要，是农学发展的基础。农学总是在解决农业生产新问题，总结农业生产新经验中向前发展的。各时期农业生产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时期农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面貌。因此，中国传统农学发展的阶段与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阶段有颇高的一致性。但传统农学是以农书为主要载体的，农业生产中的经验需要经过农书的总结，才能以农学的形态出现。而作为农学载体的农书的创作，又有其不同于一般生产发展的特殊规律。在古代条件下，表现为农书创作的农学总结一般是相对滞后的；也就是说，生产发展在前，农学总结在后。而且这种总结有赖于一定社会需要的催生或一定社会氛围的助产。所以农学总结，尤其是重要农书的创作与社会生产的发展往往并不同步。例如，《齐民要术》和《农桑辑要》、王桢《农书》不是出现在两汉、唐宋农业生产大发展的时代，而是出现在北朝和元初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而亟待恢复的时代。《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以沟洫农业有关的生产技术的总结为中心，但它的产生不是在沟洫农业最为盛行的西周春秋时代，而是在沟洫农业走向衰落的战国时代；因为这种总结只有在战国时代学术下移、百家争鸣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问世。重要农书的产生，是一个长时期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不但丰富了传统农学的内容，而且往往代表了农学发展的一个时代，从而成为农学发展阶段划分的重要因素和标帜。

为了凸显中国传统农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呈现的阶段性，本书打破主要反映各种政治力量兴衰嬗代的王朝体系，按长时段把全书分为四编；这种分编与传统农学阶段性的划分是一致的。

第一编是"先秦时期农学"。先秦是中国农学萌芽和形成的时期。它包括两个阶段：从农业起源到春秋以前是农业科学知识积累和传统农学的酝酿阶段；春秋战国是中国传统农学的形成阶段。中国农业起源于距今一万年前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以粮食种植为中心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结构，并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农业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为世所罕见，为农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中国农业发展到西周春秋时期，已经在沟洫农业的形态下出现了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萌芽，但日益丰富的农业技术还没有获得全面的总结。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代，以铁农具的普及和大规模农田灌溉水利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的发展，不但导致了地主制封建制度和中央集权统一帝国的建立，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在当时社会的激烈变动中，"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思想文化领域形成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长期积累的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知识遂由此获得总结，终于导致了中国传统农学的诞生。本时期传统农学形成的主要标志和特点：一是农家、农书和有关农学文献的出现。以《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农学文献，数量虽然不多，但水平相当高，综合性强，理论色彩浓。二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雏形及其初步总结。三是作为传统农学基础的传统农时学、土壤学等的建立。在传统农学的形成发展中，对"天时"的认识和掌握是一马当先的，先秦时代，传统农学的指时手段和指时体系已基本完备，并出现了后世所无的高水平土壤学专著。四是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农学思想的形成。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农学的成就是辉煌的，传统农学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为传统农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编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农学"。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传统农学臻于成熟的时期。本时期农业经济的重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农业相对落后，长城以北则形成骑马民族统治的牧区。秦汉时期我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封建地主阶级政权重视农业的发展。牛耕耦犁在黄河流域的普及，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的形成，农业生产全方位的发展，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给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逐步形成。魏晋南北朝国家陷于分裂，原北方游牧族纷纷进入中原，中原人口则大量南迁，加速了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交汇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使农学发展的基础更加宽阔。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虽一度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农业生产力并没有倒退，黄河流域下游地区有进一步的开发，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继续完善，并成为当时克服经济困难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的后期，已经出现恢复被长期战乱破坏的农业生产，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的社会要求，在主客观各种条件的配合下，孕育出系统总结北方旱农精耕细作经验，代表当时中国和世界农学最高水平的传统农学经典--《齐民要术》。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以《氾胜之书》、《齐民要术》为代表的传统农学经典的出现，成为本时期传统农学臻于成熟的两大标志。本时期农学比前代有明显进步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先秦农学建立在耒耜耕作的基础上，本时期农学建立在牛耕技术的基础上；先秦农学主要解决防洪排涝的问题，本时期农学主要解决防旱保墒的问题；先秦农学只有作物栽培总论，本时期农学与农业生产全方位的发展相适应，不但有总论，而且有各种分论，传统农学的范围及其所包含的精耕细作的基本原则已扩展和贯彻到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林业、蚕桑、畜牧、渔业等领域中去了；先秦农学基础学科的突出成就是指时系统、土壤分类和土壤学理论，本时期农学基础学科的突出成就是土壤耕作学，同时，农业生物学知识及其运用也比前代有长足进步，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与改善农业环境条件被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先秦农学在其发展中形成了"三才"理论，本时期农学则把这种理论具体贯彻到农业生产的所有环节中，反映了农学指导思想的深化和具体化。但本时期农学偏于实用，基础学科的发展，基础理论的探索逊于前代。又缺少对南方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这当然是与南方农业生产的相对滞后有关。

第三编是"隋唐宋元时期农学"。隋唐宋元是中国传统农学向广度和深度扩展的时期。这时，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由前期进入后期，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契约租佃制逐渐普遍，商品经济重新活跃，城镇兴起，这些变化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前提，又反过来给农业生产提出了新问题和提供了新动力。在农业生产扩展基础上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是本时期农业史上最突出的事件。汉末以来已获长足的进步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经济，本时期又有持续的发展，而黄河流域的经济在安史之乱和女真人、蒙古人入主过程中屡遭战乱破坏，发展滞缓，终于导致了农业优势的南北易位。这种格局，形成于安史乱后，巩固于宋元之时。与此同时，边疆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北方牧区的农业经济因素有所增长。以南方农业发展为中心，本时期土地利用的广度深度均有很大提高，农业生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业生产门类显著增多。我国传统农学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南方泽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南北农业技术的的交流融汇，是这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和特点。南方泽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在南北农业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吸收了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精粹而有所发展，在提高土地利用率方面尤有特色，成就更高；不但创造了多种充分利用水土资源的形式，而且初步建立了多熟种植制度，育秧移栽、细致的整地、耘耨和排灌、重视施肥、培育良种等各项精巧的农业技术都是围绕着用地养地这个中心发展起来的。生物技术有明显进步。农学理论也有不少创新；提出了"盗天地之时利"、掌握农时要灵活处理"时"与"气"的矛盾，通过合理安排，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地力常新壮"、"用粪如用药"，不唯"风土论"等重要思想。农学发展新阶段的另一标志和特点是农书创作的新格局，这一时期的重要农书有第一次总结南方精耕农业技术体系的陈旉《农书》，有反映北方旱农技术新经验和囊括南北方农业科学技术精华的《农桑辑要》、王桢《农书》等，又产生了一批反映农具、育种、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经济林木、花卉、蚕桑、畜牧兽医等方面农学成就的专谱、专科农书。

第四编是"明清时期农学"。明清是中国传统农学继续发展但其局限性已经逐渐暴露的时期；也是中西农学开始了相互交汇的时期。本时期的农业既有较大的发展，又受到严重的制约。国家长期和平统一的局面，几种重要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促进土地大量垦辟，农区不断扩大，南北差距缩小，粮食增产和在这基础上商品性农业的兴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后封建社会中已经产生了新的经济因素，但地主制经济仍然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继续容纳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又束缚着新经济因素的成长和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宋代开始的人口长期增长的趋势到清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口激增导致全国性的耕地紧缺，成为本时期农业面临突出的新问题。为了解决民食问题，除千方百计开辟新耕地和引进推广高产作物以外，还努力提高复种指数。在农业生产继续发展的同时，农具没有改进，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增多，劳动生产率渐呈下降趋势。在这样的条件下，本时期农学的特点是农艺的精细化和向"多劳集约"的方向发展，"粪大力勤"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本时期农学的最大成就仍然在土地利用方面，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都逼近传统农业的极限；意义最为深远的则是"立体农业"或"生态农业"雏形的出现。与此相联系，本时期农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是反映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关系的"余气相培"论的提出。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取尽可能多的产品，如何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作用受到进一步的重视，"力"与"知"的关系，"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则，都有新的总结和阐述。由于各种条件的汇合，本时期的农书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农政全书》系统而有鉴别地收集了前代的农学成果和当代农学的新成果，首次把屯垦、水利、荒政等内容纳入综合性农书中，首次在农学研究中应用了"象数之学"，还收录了西方近代水利著作--《泰西水法》，是传统农学中体大思精、内容宏富、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的著作。地方性农书大量涌现，反映了精耕细作的农艺和农学知识向更广阔的地区推广，并在一些地方获得适应该地区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具体表现形式。其中有的（如《补农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专业性农书数量更多、门类更广，其中包括有关新兴作物（烟草、番薯、棉花等）种植、提倡发展双季稻、发展海洋渔业、放养柞蚕、治蝗、荒政、区田法试验等前代所无的新内容。本时期的农学在继续扩展和细化的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予以综合的要求，并出现象《农说》、《知本提纲·农则篇》等从理论上总结传统农学的著作，从而使传统农学更加条理化和系统化；但由于当时进行这种总结所能使用的理论武器仍然是传统的笼统而模糊的阴阳五行思想，缺乏实验的科学手段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精确的理论，传统农学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并在世界范围内逐渐相对落伍。与此同时，中西农学交汇的漫长过程也在这个时期开始了。

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关系和中国农学史的结构

既然科学与技术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中国农学史的撰写就应该区别于农业技术史和一般的农业科技史（这种科技史的重心仍然是技术史），它虽然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农业技术孤立地描述农业科学的发展，但必须突出"科学"的内容，形成不同于农业技术史的农学史体系与结构。

八十年代梁家勉先生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是以农业生产的要素和部门为纲分章编写的。这种写法适合农业技术史的特点，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如果我们蹈袭这种编写方法，就不但不可避免与该书雷同重复，而且难以反映作为农学史区别于农业科学技术史的特点。

五十年代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农学史》，是以骨干农书为纲分章编写的。上面说过，农书是我国传统农学的主要载体，它不但是我们发掘和研究中国传统农学的主要依据，而且其本身的发展就是中国农学史的重要内容。按照骨干农书编写农学史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农书的发展只是农学发展的一个侧面，较多反映了传统农学内容逐渐丰富、规模逐渐扩大等外在的表现和特征，却难以反映中国农学史发展的全貌及其体系的内在特征。

那么，新编的《中国农学史》的体系结构究竟应该如何安排？

要想合理安排中国农学史的体系结构，首先要研究中国传统农学体系自身的特点。

从中国传统农学的内容看，它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l、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中的原理、原则；2、作为农业科学的基础学科（如土壤学、农时学、农业生物学等）的理论和知识；3、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农学思想或农学理论。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精耕细作是近人对中国传统农艺精华的一种概括，它是中国古代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自然条件中的不利因素，发挥其有利因素而创造的一种巧妙的农艺。精耕细作首先在以粮食为中心的大田种植业中发生，并逐步推广到农业的其它领域中。它在不同的农业领域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基本上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适应和改善农业生物生长的环境条件，二是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前者又包括了对"天时"的认识和掌握，对土地的利用和改造。可见，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建立在对"天""地""稼"（或"物"）诸因素认识的基础上的；而这些认识最后归结为"三才"理论。"三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宇宙模式，它把天、地，人看成是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的功能和本质，人们习惯用天时、地利（或地宜）、人力（或人和）这种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它，并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应用到各个领域。它是中国长期农业实践经验的结晶，首先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理论概括，又反过来成为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指导思想。农业生产离不开"天"（气候、季节等）、"地"（土壤、地形等）、"稼"（农业生物）、"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包括人的劳动和经营等）等因素，中国传统农学正是通过长期的农业实践，在逐步加深对上述诸因素认识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对"天"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时学和农业气象学的知识和理论，对"地"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土壤学的知识和理论，对"稼"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生物学的知识和理论。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各种农业技术的原理、原则大都可以归属到这些学科之中；而"三才"理论则是对"天"、"地"、"人"、"稼"等因素及其关系的总体认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可以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八个字来概括，而"三才"理论是它的灵魂和总纲。抓住"三才"理论这个"纲"，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和内在关系就比较清楚了。

根据以上认识，这次编写的《中国农学史》按长时段分编以后，每编基本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这是因为农学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对此必须有一个交代，才能正确説明当时农学发展及其特点的依据。第二部分是该时期的农书。农书是中国传统农学的主要载体，它的发展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内容，需要单独地予以介绍。说明各个时代农书的概貌，重要农书的作者、基本内容、特点、历史地位以及流传和研究情况。第三部分是该时期以基本学科为中心的农学的发展。这是全书重心所在，它以"三才"理论为纲，基本上按"天"（对农时的认识和农业气象知等）、"地"（土壤学和土地利用等等）、"稼"（农业生物学理论知识及相关技术等）、农学思想等次序安排章节，庶几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传统农学体系自身的特点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四、中国传统农学对天、地、稼、人诸因素的认识

中国传统农学中关于"天、地、人"关系的经典性论述见之于《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在这里，"稼"是指农作物，扩大一些，也不妨理解为农业生物；"天"指气候、季节等因素，"地"指土壤、地形等因素，它们共同构成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而"人"则是农业生产中的主体。上述引文把农业生产中视为农作物（或农业生物）与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等因素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反映了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统一的农业生产的本质。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学和农艺的各个方面。

我国古代，在农业生产的"天"、"地"、"稼"诸因素中，首先受到重视的是"天时"的因素，人们对天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有深刻的论述，农时意识之强烈世所罕见；并摸索出一整套掌握农时的方法。它包括了农业气象学的内容，又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农业气象学，我们称之为"农时学"。对农时的掌握，人们不是采取单一的手段，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形成一个指时的体系。保留了夏代历法内容的《夏小正》，已列出每月的物候、星象、气象和农事，这就把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草木鸟兽和人间的生产活动，以季节变化为轴，联结起来，具备后世"三才"理论整体观的雏形。发展到战国秦汉，传统指时系统已趋完备。它以二十四节气和物候的结合和相互补充为重要特色。二十四节气的制定以标准时体系为核心，并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而物候指时本身即以对天上、地下、人间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认识为前提。即王充所说的"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战国秦汉以后发展变化虽然不大，但这个指时系统一直在指导着农业生产。

对"地"的因素的认识利用也发生得很早，且贯彻始终，历久不衰。在作物生长的外界条件中，气候是人们难以控制和改变的，但土壤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可以改变的，地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我国古代人民总是把改善农业环境的努力侧重在土地上。提高土地利用率成为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重要基础；"尽地利"或"尽地力"成为传统农学的基本要求。作为这种实践的结晶并为之提供理论根据的，正是中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论"有丰富的内涵，它是建立在对不同土壤、不同地类及其与动植物关系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对土壤作出细致的分类；这些分类并非孤立进行的，而是十分注意不同土壤、不同地类与不同的动植物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传统土壤学本质上是一种土壤生态学。"土脉论"把土壤看成是有气脉的活的机体。这种思想西周末年即已出现，为后世农学家所继承，并把它和"土宜论"结合起来。所谓"土脉"，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农学对土壤肥力的一种表述。既然土壤有气脉，气脉有盛有衰、可益可损，那么，土壤肥力的状况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在人力的影响下发生变化的，后世"地力常新壮"的光辉理论，就是在这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古代人民不但把许多原来条件恶劣、难以利用的土地改造为良田，而且自战国以来已从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并在连种制基础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套复种方式，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都是很高的。但从总体看，土地种了几千年而地力不衰，被世人视为奇迹。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宜论和土脉论基础上的合理的耕作、施肥、灌溉和栽培等综合措施，而不是依靠什么黄土的"自行肥效"。

中国古代农学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的途径，一是通过驯化、引进、育种相结合来取得来高产优质的作物和禽畜品种，二是根据农业生物的特性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良种选育方面，人们采取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种内杂交和种间杂交等多种手段，成绩斐然。其中田间穗选与单种、单收、单藏、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相配合的系统选育法，把育种、繁种、和保纯复壮结合起来，最能体现传统农学综合性与整体性的精神。注意外部形态与内部性状的相关性，畜禽繁育与外界环境的协调，是中国古代选育种技术的重要特点。如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矮秆作物早熟丰产，高秆作物晚熟低产。又产生了根据家畜外形特征来鉴别其优劣的的相畜学。在这过程中，人们加深了对生物遗传性和变异性的认识，如北魏的贾思勰已观察到，不但生物的"性"能遗传，在环境改变时会发生变异；而且这些变异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固定化而形成新的特性。元明时代的农书对"唯风土论"进行批判，其意义就是指出了农业生物的特性、农业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都是可变的。中国古代农学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因物制宜"，这是建立在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习性及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深入细致观察的基础上的。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传统农学对农业生物内部（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同生长部位和生长时期）、生物群体中同一生物不同个体和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有着深入的认识，并巧妙地加以利用，趋利避害，使之向人类所需要的方向发展。人们很注意建构合理的农业生物群体。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通过垄作、条播、中耕等方法，使农田作物行列整齐、通风透光，变无序为有序。以后又有轮作倒茬、间套复种、生态农业雏形等等的创造，都是对农业生物群体中互养互抑关系的认识与利用。中国古代选种和对生物特性的认识虽然发生很早，但比较系统的记载开始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而且偏重于应用，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农业生物学。

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与"天""地"并列，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隶，又非大自然的主宰，他是以自然过程的参与者调控者的身份出现的。这就是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因此，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从而很早就产生了充满睿智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农业生物的生长离不开自然环境，更离不开作为农业生产主导者的人，但人在农业生产中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驾凌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才有主动权，不但可以趋利避害，而且可以"人定胜天"。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作是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守的原则。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学认为农业的环境条件不是固定不变的，农业生物的特性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就展示了人们在农业生产领域内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广阔空间。土壤环境的改造，优良品种的选育，都与这种思想的指导有关。即使人们无法左右的"天时"，人们也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人们很早就直觉地认识到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从而有"人力"概念的出现。但农业生产不能光靠拼体力，更需要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于是又提出了"知"。明代马一龙论述了农业生产中"力"与"知"的关系："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用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逾力者，劳而无功。"反映了对"人"的因素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活动，因此需要群体的协调，这就是所谓"人和"。"人和"概念的形成，是传统农学整体观在人的因素中的体现。在传统农学中，"人"的因素的作用不但表现在各种技术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中，而且表现在"人"对农业生产的管理上，包括国家对农业的宏观管理和地主、农民对其家庭经济的经营管理。这也是中国传统农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以上简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农学是有其鲜明特色的，是有其独特的自然哲学基础的。英国著名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指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学中表现得更为典型的了。

五、"三才"与"气"论

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农学所讲"天"、"地"、"人"、"稼"等因素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是"气"。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一种流动着的、可以有各种不同表现形态的精微物质。"三才"理论的形成本身就有赖于"气"的概念的介入。甲骨文中的"天"字是大脑袋的人形，意指人头顶上的苍天，在当时宗教神学观念的支配下，天被认为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帝"的处所，所以"天"又成为"帝"的代称。甲骨文中的"时"，从"日"从"止"（足形之下加一横），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太阳的运行的意思，是一种唯物的观念。但商代和西周初年，人们并没有把"天"和"时"联系起来。到了春秋时代，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年，人们开始把"气"视为"天"的本质，把"时"视为"气"运行的秩序，从而逐渐形成"天时"的观念；同时，人们又提出"地气"的概念，把土地看成是有气脉的活的机体，形成了所谓"气脉论"。这样就把"天"和"地"物质化，为"三才"理论提供了重要基础；加上当时在铁农具推广以后的农业实践中，人们对自身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形成了"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理论。

古人认为天和地统一在"气"之上，地气的运动受天气的影响；大地上动植物的生长和人类的活动都要受到它们的制约，农业活动必须依循天气和地气的这种变化来行事。这种观念在《礼记·月令》和《氾胜之书》等著作中已表现得十分清楚，而且一直延续至后世。元代王桢说："风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各随气化，所以远近彼此之间，风土各有别也。"就是对"天"和"地"在"气"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解。万物生长也是由于禀受了天地之"气"，陈旉说："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就是对天地和万物在"气"的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解。物候之所以能够指时，就是由于天地万物在"气"的基础上存在着"动"和"应"的关系。不但如此，在古人看来，人和天地万物都是由于"气"的流动和转化所形成的不同形态。例如清人杨屾认为人和天地万物都由"五行之气"组成，人以动植物为食，就是吸收利用其中的五行之气，而人类的排泄物和废弃物仍然包含了没有利用完的五行之气，它们返回土壤，又可以供农作物生长发育之用。这种"余气相培"论，正是对人和天地万物在"气"的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解。它是对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的一种朴素的表达方式，反映了人们对农业生物、自然坏境和人类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化。由此看来，在我国传统农学中，"三才"和"气"论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或者说，"三才"理论是建立在"气"一元沦的基础之上的，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农学虽然立足于"气"论，但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它与我国的传统医学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我国传统医学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在阴阳五行说（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种"气"论，或"气"论的一种形态）的基础上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中国传统农学在很长时期内只是停留在一般地以阴阳之气解释时令变化的范围内，没有运用"气"论对农业生产的过程作出系统的说明。直到明清时才出现就方面的尝试；而其达到的理论深度和实用效果都远逊了传统医学。"气"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魔物"。它与中国传统农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而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六、中国传统农学的优缺点及其近代落伍的原因

如前所述，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人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它的指导下，形成了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在农艺水平、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中国传统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遇到困难和曲折，但这些困难和曲折从来不是由于技术指导的失误所引起的。相反，由于灾害、战乱等原因而造成的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往往依靠坚持和发扬精耕细作的传统而得以克服。中国传统农业犹如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砍断一个大枝，很快又长出新的大枝来代替，不但依然绿荫满地，而且比以前更加繁茂了。中华古代文明的繁荣和几千年持续不断的发展，得力于发达的传统农业作为其物质基础；而传统农业之所以富于生命力，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一个由先进的自然哲学指导的优秀的农业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是我们的祖先留给世界文化的珍贵遗产。但中国传统农学的不足也是明显的。

它重综合而轻分析，重定性而轻定量，重外部表现而轻内部结构，重彼此关系而轻自身要素。在农业气象学方面，虽然很早就形成了综合的指时系统，善于观察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以把握气候的实际变化，但始终未能对各种气象因素及其变化作定量分析。在农业土壤学方面，虽然很早对各种土壤作出细致的分类，敏锐地揭示了不同土壤与不同植物、动物之间的依存关系，创造了改造和培肥土壤的光辉理论和有效方法，但始终没有对土壤本身的成分和结构作深入的理化分析。在农业生物学方面，虽然很早就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性状作出细致的观察和分类，尤善掌握农业生物与环境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同一物种外部形态与内部性状之间的关系，并巧妙利用以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但始终未能深入农业生物内部探索其组织结构和生命过程的奥秘。

它重功能而轻机理；重实用而轻基础。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已经有关于土壤学、地植物学等的专门著作（如《尚书·禹贡》、《管子·地员》等），但秦汉以后向实用技术发展，有关基础学科的专门著作反而没有了。象《齐民要术》这样光辉的农学著作，的确包含了丰富的农业土壤学和农业生物学知识，但都是附着在各种实用技术应用的说解中，这些知识是分散的，尚缺乏系统化，更没有在理论上加以概括、总结和提高。毋庸讳言，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农学，确实是过分地粘着于实用技术，独立于实用技术之外的以单纯的"求知"为目的的科学探索，是相当的缺乏。甚至那种哲理性的农学理论，在很长时期内。只是以只言片语的方式表现出来；虽然它的精神被贯彻到各方面实际技术之中，但它本身并没有经过系统化的总结。总的说来，基础学科和以求知为目的的探索落后于生产技术的发展，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发展的这种滞后，后来成为我国农业科学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传统农学的向现代农学转变的严重障碍。

中国传统农学以特有的自然哲学为其指导思想，其优点已如上述；但它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严密的精确的概念体系，只能借用哲理性的概念（如"气"、"阴阳"等）阐述农业生产过程的机理。这些概念能较好地反映世间各种事物的统一性及其相互联系和转化，但又是模糊的、多义的，可以在自然与社会、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之间渗透的。它可以涵容丰富的内容，对各种事物作出左右逢源的解释，这些解释所反映的主要是事物共性的一面，却难以深入反映事物的特性；而且由于给人一种无所不适的满足，也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用"气脉"表示土壤肥力性状的可变动性，在先秦时代是一种天才的发现，两千年后仍然是这种解释，就远远不够了。与此相联系，传统农学往往停止在对事物性状的一段的论述，缺乏计量分析和可以计量研究手段，因而也难以有精确的把握。中国古代人民善于观察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明清时代有些农学家已经注意到农学研究中的数量关系，但始终没有提高到可控实验的水平，因而传统农学也就不可能获得精确的表现形式。

我国传统农学的发展也经历过"合一分一合"的过程。如先秦的《吕氏春秋·辩土》诸篇是综合性的作物栽培概论，秦汉以后出现了专业性农书，综合性农书也包含了作物栽培和动物饲养的分论，这也是从合到分的过程。但这种"分"，是按生产对象和生产项目的细分，而不是对各种生产因素的深入分析；这种"分"，仍然没有摆脱对实用技术的粘着，在研究手段和理论形态上并没有创新。到了明清时代，传统农学的发展要求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提高，这时出现了象明代马一龙《农说》和清代杨灿《知本提纲·农则》这样的农学理论著作。这两部著作虽然对传统的"三才"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并使传统农业技术的原则原理更加条理化和系统化。但从马一龙到杨屾，他们所能运用的理论武器仍然是传统的阴阳五行说。如马一龙试图用阴阳消长解释气候季节的变化，解释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成熟、死亡，以至解释各种农业技术。这种理论强调了农作物生长和环境条件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了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存在相互依存的矛盾的两个方面，一定程度反映作物的生长规律，但它毕竟是一种抽象、笼统的原则，完全没有深入到生物体内部，完全没有涉及农作物从开花到结实这一关键时期的细节，因而不可能对农作物的生命过程作出科学的解释。面对着复杂的农业生态系统和丰富多彩的农业技术，这种抽象的、只反映宇宙事物间某些共性的阴阳学说显得无能为力。当马一龙用它解释具体生产技术时，有时难免以偏概全，削足适履，甚至用主观臆想代替客观事实。不能说马一龙和杨屾用阴阳五行学说阐述农业生产原理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欧洲中世纪的农业技术是远远落后于我国的；但他们有希腊、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为求知而独立探索的传统，有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他们的思维方式虽拙于综合而长于分析。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精神昂扬，逐渐形成了建立在可控实验基础上的近代科学。相当于明末清初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在农业技术上虽然仍然落后于我国，但在农业实用技术之外已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当时已发明了光学显微镜，并用它发现了细胞，观察研究了植物的授精过程，揭示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奥秘，从而酝酿着生物学和农学的飞跃发展。而同时期的中国农学却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和研究手段。与西欧同时期相比，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尤其是生物学显然是落伍了。我国传统农学落后于西方，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七、农业现代化与中国农学史研究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中，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和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从美国引进了成套大型农业机械化设备，在东北的三江平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现代化的试验，在一些同志中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以为中国的农业问题依靠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就可以解决，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科学技术已经过时了。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在农业现代化中还有没有它的地位，一时成了问题。在这次讨论中，绝大多数农史研究者都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八十年代中期，党中央明确指出，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必须与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相结合。在中央这一方针制定的过程中，农史工作者的研究和论辩是起了作用的。

事情其实是很明白的。农业科学技术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民根据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在世代传承中创造出来的，包含了该民族对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深刻理解，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和民族性，是不可能轻易地被抛弃或割断的。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但这种引进必须考虑本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必须与民族传统相结合。我国传统农学精耕细作的传统，不但创造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我国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依靠精耕细作，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仍然是发展农业生产唯一正确的选择。扩大一点说，世界人口总是不断增加，而耕地却不可能无限的开垦，所以从总体看，世界农业必然是要走集约经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的道路的。上文说过，中国历史上长期农业实践中所形成的"三才"理论及其所体现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是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质的，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是符合农业发展的方向。西方现代农业虽然应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取得重大的成就，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行研究的结果，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注意不够。因此，西方现代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业的本性。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能源过分消耗、"投入-产出比"下降等弊端已日益暴露，引起西方学者的反思，并重视从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获取启示，以寻找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学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价值和生命力再次显露出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把中国传统农学中的优良传统与西方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建设更新、更高的现代农学。

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次大讨论以来，形势的发展给农业工作者和农史工作者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要不要继承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优良传统，而是在农业现代化中如何保存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价值的东西？现在，现代化的浪潮、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这个浪潮面前，许多传统的东西，或者迅速消失，或者严重变形，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也同样面临严峻的形势。应该指出，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些东西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消失或发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传统农业科学技术重视中耕，讲求"锄不厌数"，为此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现在农民劳动的门路多了，劳动力值钱了，不少地方采用了除草剂，传统的中耕技术就不可能按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又如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有一套整理秧田，培育壮秧的精细技术和理论，但现在推广抛秧技术，这一套就派不上用场了。大体说来，凡是与多劳集约相联系的技术，或迟或早要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消失或改变形态。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玉石俱焚，防止在现代化浪潮中把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掉，这些东西一旦毁掉，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这样的大形势之下，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中国农学史学科将如何发展？中国农学史研究者应该怎么办？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起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

第一，认真开展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相结合的农学史研究。当前，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在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造成了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因此，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日益为人类所关注。凡此种种，使得综合性研究成为科学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交叉融合的趋向。例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叉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已经迅速成为一个新兴的专门研究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农学史研究更应注意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诸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长期发展趋势的考察，而不能孤立进行。所谓农学史的"外史"，就是从农学与社会、自然的相互关联中去研究它的发展。"外史"的研究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但如何把"外史"与"内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仍然需要继续努力。而农学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农学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学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等，仍然有许多值得深入探索的专门领域。例如，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根抵；过去，无论是研究文化史的学者，或是研究农学史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是注意不够的。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特点是以富于哲理的思想为其统率，这种农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关系非常密切；在这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只有把传统农学的研究与社会文化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深刻揭示农学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才能进一步弄清在现代化条件下，传统农学中哪些东西应予继承，哪些东西必需改变；而继承的依据、改变的方向又是什么。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农学史，还有一个应予重视的课题，这就是国内各民族各地区农业文化的交流、中外农业文化的交流和近现代中西农学的交汇；这些问题的研究，迄今仍然是比较初步的。

第二，认真开展传统农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研究。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必须用现代科学加以总结和改造，才能使它们得到继承和发扬。首先是需要现代科学去论证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其次是需要用现代科学去改造和提高它，使之具备现代科学所要求的精确性，适应现代社会的条件。只有这样，它才会被人们所承认，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农史工作者的责任，也是现代科学工作者的责任。现在大学课堂中的农学体系，基本上是搬西方的，如何与中国传统农学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农学体系，仍然是需要探索的；在这方面，农史工作者应该是有工作可做的。

古代农业技术范文篇3

一.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有人归纳为两点，有人归纳为三点或五点，等等。[59a.29a.58.42a.64.50b]不管具体表述如何歧异，人们的分析一般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两方面着眼的；最近亦有人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及其相互关系考察我国传统农业。对我国传统农业与水利的关系则有不同认识。

生产技术的特点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这是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但对精耕细作内涵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对它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则存在较大分歧。

董恺忱考证了“精耕细作”一词的来源，指出古代文献中虽屡有“深耕疾耘”等证，但“精耕细作”一词始见于五十年代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它实际上是近人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一种概括[59c]。这一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至于这一技术体系的内容，开始时人们偏重从耕作栽培技术上去理解它，并以南北不同的土壤耕作体系的形成作为农史分期的重要标志。外国人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中世纪“休闲农业”相对称者，也是着重在土壤耕作体系的区别[69]。与此同时，人们又纷纷强调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高（较早由休闲制进入连和制和复种制）这一特点，而与精耕细作并列。随着人们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认识的深化，人们对精耕细作内涵的理解也大大拓宽了。1989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结束语”在论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时，就把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的技术措施（如育种.种子处理保藏.对农业生物之间互养或互抑关系的利用等）和改善农业生物环境条件的技术措施（如土壤耕作.施肥.灌溉等）提到同等重要地位。上述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一方面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另一方面以“三才”理论为指导，这三方面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可以用“精耕细作”来概括。文中又指出，精耕细作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原则也被应用于广义农业生产的其它领域中[49]。已有人试图用这种认识具体阐述中国传统的农学体系。[29b]

精耕细作属集约经营的范畴。我国传统农业基本上属劳动集约类型。精耕细作与多劳集约关系密切，以至有论者往往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来。最近有人指出精耕细作不一定和多劳集约相联系，并以汉代的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例，说明可以有产量和效率并重型精耕细作和多劳集约型精耕细作，只是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小农分散经营越来越占优势，精耕细作也就越来越被限制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运行了[29e]。

至于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原因，或强调人口多耕地少格局的影响[8a.11]，不过这种格局的形成相参对晚后，难以成为精耕细作形成的主因。更多学者从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予以解释，本综述下篇还将具体论及。席海鹰的思路与众不同，他强调自然条件形成的压力，认为精耕细作是在中国人民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抵御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建立并得到发展的。他不是用封建地主制解释精耕细作的形成，相反，是用精耕细作来解释封建地主制的形成，把精耕细作视为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48]从某些精耕细作技术在封建地主制形成以前即已出现看，[29a]这种说法有其一定道理。农史界的学者则多倾向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即：精耕细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所创造的巧妙的农艺，它的形成和发展既与封建制下农民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有关，亦与逐步形成的由局部到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有关，同时，它又是各民族农业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结果。[49.29a]

生产结构的特点农业生产结构指农业生产中各个生产部门或生产项目之间的结合形式和比例关系。它的中心是农牧关系。中国古代农牧关系有着与西欧中世纪不同的特点。在广大的农区，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种植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畜牧业只占次要地位。故古人有“辟土殖谷为农”（《汉书·食货志》）之说。对这种历史现象，论者鲜有不承认的，而认识则大相径庭。

国外学者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无畜农业”或“跛足农业”的。五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学史》认为我国自春秋以来形成“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影响颇大。[7a]。宁可基本上承袭了这一观点，认为“从汉代开始，除饲养军马及西北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带外，在农业地区中，与农业相结合的大规模畜牧业就没有得到发展”。其原因则是：个体生产，不宜大规模畜牧业，精耕细作，连种复种，无法普遍开辟牧场；农业生产率偏低，无法广种饲料。[11a]唐启宇分别以“主谷式”农业（先农后牧）和“谷草式”农业（农牧并重）来概括东亚和西欧的传统农业。[51]曹隆恭也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偏重粮食，不是农牧结合，而是农牧分区。[58]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也从中外比较的角度谈到中西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同特点。例如吴于廑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封建社会的经济都是农本经济，以足衣足食为根本目的，耕织结合，但对牧养牲畜的需要各不相同。中国养畜主要为农耕提供动力，牛耕发展缓慢，纺织原料不靠畜产品。南欧中亚土质粘重，很早就使用重犁，要用二牛.四牛以至八牛拉犁，养牛较多；纺织原料主要是羊毛，养羊业比较普遍；加之很早就有食肉.饮乳酪的习惯，故畜牧业在农本经济中的比重较大。[28]马克思垚也有类似的论述，但他认为中国牧轻农重特点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对西欧中世纪畜牧业比重也不宜高估。[1]

以上论断，如局限在农区个体农户经营的畜牧业的范围内，无疑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所以说是部分正确，是因为如“跛足农业”一类提法虽然形象，但欠全面，容易引起误解（台湾学者许倬云就曾指出，中国农业自成体系，但是中跛足的[64]）。中国传统农业不是农牧结合的提法亦未必符合实际。有些同志更由此走向极端。陈平认为西欧一直是半农半牧，以牛为主，中国则自井田制崩溃以来，就形成以粮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34a]。

这种观点引起一些同志的批评。他们指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是不科学的。因为这里的“经济结构”实际上只是指生产结构，不应与小农经济混为一谈，小农经济一般同时经营多种生产项目，其生产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我国春秋以后畜牧业并没有走向衰落，而是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至中唐以来才逐步产生农牧关系畸轻畸重的现象，但也不能笼统称之为“单一经济”。我国农区生产结构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耕桑并举，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就农牧关系而言，虽然畜牧业只是农区农业经济中的副业，但一方面利用农副产品牧养牲畜，另一方面利用畜粪肥田和畜力耕作，也是农牧结合.互养互促的一种形式。除农家小型养畜业外，地主和国家往往经营较大规模的畜牧业，而广大牧区又有比较发达的游牧经济。我国古代农牧关系可概括为“两个并存”，即：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的，种植业为主的地区和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同时并存；在以农为主的地区内，则是以养马业为基干.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规模较大的国营牧业和以牧养猪.牛.羊和家禽为主，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规模较小的民营（农民和地主经营）牧业同时并存。[29b.c.d.2]

关于“多元交汇”

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农业类型，不能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模式。由于各种原因，以前的农史研究偏重于汉族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欠全面。在编纂《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曾提出要反映各民族对农业科技的历史贡献，不能写成单一的汉族农业科技发展史。这方面的工作已陆续取得一些成绩。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有人提出中国传统农业是“多元交汇”的体系的命题，指出中国农业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辐射，而是在广阔的地域内的若干地点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各地区各民族基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渐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发展的。精耕细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构成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并成为其巨大生命力的源泉。论者谓这一观点能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农业发展的面貌与机制。它与费孝通提出而为民族学.考古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相互衔接，而又有所区别。[29e]

关于“水利农业”

十七.八世纪以来，西方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是集约化农业的组成部分。近世言“亚细亚生产方式”者，或把水利灌溉.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作为其主要特征，而中国亦被归入其中。主要根据之一是马克思说过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这种观点颇有影响。最近的例子是孟庆琳.王朗玲的文章，认为“我国封建农业是主要的特征是水利农业”，水利灌溉在任何地方都是农业生产的支柱，黄土地区在适当灌溉条件下的“自行肥效”是中国农业具有持久性的主要奥秘。而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宗法制度，以及封闭性都是水利农业的产物[43]。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并没有获得响应。因为很明显，像我国最早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反映的那种旱作农业技术体系，是很难划入“水利农业”范畴的。已故王毓瑚先生曾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指出十七.八世纪以来欧洲人传说的中国古代农田灌溉制度是出于想象和误解，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不包括中国在内。农田水利建设兴起的战国时代，也正是土地私有制实行之时。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类似灌溉网的广泛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和集权政治没有必然联系，分裂时期的某些割据政权，反而往往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做出成绩[4]。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既不象西欧那样完全依赖天然降雨，也不象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东方完全依赖人工灌溉，各地区是在很不相同的条件下以不同方式解决水的问题，不存在遍及全国的灌溉网。他的观点基本上继承自王毓瑚，但并不否定井田沟洫体系的存在，只不过认为它的作用在排水洗碱。沟洫农业是垄作形成的旱作农业，而非灌溉农业。[29f]最近史学界批判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关于“治水社会”理论时，也指出它背离了中国历史实际。[12]

二.对中国传统农业评价中的肯定论和否定论

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是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紧密相连的。七十年代末，我国曾从美国引起成套的农业机械化设备，一时间在部分同志中引起近乎天真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照搬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被认为是小农经济手工操作的产物，甚至不再值得一提。在生产结构方面，有人也主张学西方，走“以牧为主”的道路，改变我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食物结构。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对解放后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评价问题。生产结构不大合理，生态环境恶化是三十年农业遗留的突出问题之一，有些同志对此估计较重，认为是执行“以粮为纲”方针所致；“以粮为纲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与历史上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结构一脉相承。这样，他们就从对三十年的否定进而为对传统农业的否定。这股思潮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动乱.贫困.闭关自守的病根》等一系列文章。在作者看来，单一经济.精耕细作.小农经营是三位一体的。它破坏自然生态，引起劳动生产率递减（如说“精耕细作，复种套种，加上灌溉，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等），造成人口问题和周期性土地危机；阻碍分工，抑制交流，使资本主义不能顺利产生（作者称之为“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超稳定结构”），等等，总之是坏到了极点。《病根》一文在《学习与探索》发表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全文或摘要转载，一时造成颇大影响。[34]”

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引起了几乎一致的反对。较早提出不同意见的，如杨直民.董恺忱指出，从农业历史看，集约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传统农业以劳动集约为特点，技术上表现为精耕细作；西方农业现代化，也是提高农业集约度的过程，技术上表现为机械化的精耕细作。因此，不应把机械化和精耕细作对立起来。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吸收精耕细作传统中合理的.有用的因素[33]。郝盛琦等人批评了把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归罪于“单一小农经济结构”的观点，反对全盘否定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指出“精耕细作的传统，虽然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却是我国农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不便许多技术经验足资今天借鉴，而且就通过精细管理提高单产这一发展方向而言，也仍然符合我国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老路’。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但我国传统农业建立在手工劳动.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观经验基上，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状况也一定要改变”。“农业机械化必须有利于精耕细作和促进单产的提高，否则，就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失去生命力”[46]。更多的同志是从正面对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和它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给予肯定的评价。尤其是原农业副部长刘瑞龙《正确对待我国农业历史遗产》和《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等文，影响较大。作者指出：“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是放弃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相反，必须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把精耕细作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这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是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依据。”由于这些文章曾广泛征求和汲取农史界的意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农史界的共识。[19]

肯定论者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

1．总结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肯定它在世界农业史中的崇高地位。这方面文章发表得很多，尤其集中在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史》（季刊）.《农业考古》（半年刊）和《农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上，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专著和小册子也以很大篇幅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只举两例予以说明。董恺忱在《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一文中，广泛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评论，指出：一.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二.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它的特点是具有曲面壁和摆动性。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国犁的特点，成为近代农业革命的契机。三.我国是世界上有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和南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行连种制和复种制。四.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几个仅有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五.我国传统农业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精耕细作农艺和较高的单产上。西欧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59b]。原江西省博物馆陈文华等主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则以具体事实说明我古代许多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比西欧领先一两千年。

2．揭示我国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强大生命力，肯定它在我国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如方原反对脱离我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完全按西方模式改造我国农业，他指出，我国解放后的三十年间，农业发展速度和粮食单产均居世界前列，并非什么都是落后的。这期间粮食总产增加近三倍，以不到世界总耕地7%的耕地，养活全世界1/4的十亿人口，主要依靠以现代科技初步强化了的精耕细作传统；这一事实集中表现了这一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他主要走强化和发展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路[8b]。为什以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一些同志强调了农业科学技术的继承性，认为在农业生关系统中环境条件和生物特性变化较慢，不少传统技术是基于对这些条件的深切认识，故能长久适用，不会过时。还有人从系统论角度对此作了阐述[39.5]。这些论述解释了农业科技的一般性，但还没有揭示中国农业科技的特殊性。就特殊性而言，精耕细作是以增加单产.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主攻方向的，正如许多同志指出，这可以用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非常符合我国人口众多.耕地紧缺的基本国情。同时，精耕细作是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天”“地”）.农业生物（“稼”）和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人”，视为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农业生物与环境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比较正确地处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因而也就比较符合农业的本质，这也是这种农业技术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49.29]

古代农业技术范文

关键词古代物理；成就；应用

作者简介余期洪(1965－)，男，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自然科学系副教授。(江西南昌330200)

中国自古就是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国家，农业是中国万事之本。我国古代物理学也与农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接或间接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并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得以产生和应用。

一、我国古代物理学主要成就

1力学方面。力学研究的是机械运动的规律，由于古人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机械运动，所以力学发展得最早。早在几千年前我国古人就会运用杠杆、螺旋、滑沦、斜面、齿轮等简单机械，并在实际活动中逐步形成了一些科学概念。《墨经》中对力作了“刑之所以奋”的定义，意思是：力是物体由静而动或动之愈来愈快的原因。关于力系杠杆平衡。认为“衡：加重于其一旁，必捶(垂)，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相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挈有力也，引无力也。”不仅看到力和重物的因素，而且考虑两端与支点距离的因素。关于斜面“倚者不可正，说在剃”，意为：一个物体斜放在另一物体上就要滑下，得不到平衡。又说：“倚：倍、拒、坚、身出(射)，倚焉则不正。”这里讲的都是利用斜面能够省力。《考工记・轮人篇》对牛马拉车实验中斜面受力有很好的分析，“凡重，上弗挈，下弗板，旁弗劫，则下直”，讨论了重力的作用，还讨论了阻力问题。关于弹力，《天工开物》论述了弓弦的弹力及测定方法。关于物体运动的快慢，《论衡・状留篇》中有：“金铁在地，风(暴风)不能动，毛芥在其间，飞行千里。”意为：在同样的外力作用下，轻的物体运动起来较容易，重的物体运动起来就困难。《说日篇》中有：“日昼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昼日亦行千里，然则日行舒疾”是相同的，这是“速度”概念的萌芽。关于功，王充在《论衡・询时篇》中指出：“且田与宅俱人所治，兴功用力，劳佚均等……必铨功之小大，立远近之步数。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内，起十丈之役，食一里之外，功有小大。”即考核功的大小时，除用力的多少外，还要确定路程的长短。关于运动，《墨经》对“运动”和“静止”的概念下了定义，“动，或(域)徙也。”意思是说，凡物之动，乃其所处的位置的变化。“动：偏祭(际)徙者，户枢免瑟。”说明了转动也是运动。“行：者(诸)行者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修也；先后，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明确指出了速度的两个构成要素――空间位移和时间间隔。《墨经》中在许多讨论中都涉及了参照系的概念。古人用运动的叠加来解释天体的运动。古人对于速度的矢量性也有涉及，甚至给出了定量的计算。《尚书纬・考灵曜》有：“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反映了古人已认识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原理。关于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古代许多学者都研究过，如先秦时期惠施的“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公孙龙的“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飞鸟之影未赏动也”等。

2光学方面。《墨经》对光的几何性质可归纳成八条：第一条叙述影的定义与生成；第二条说明光与影的关系；第三条则是光的直进并用小孔成像予以说明；第四条说明光的反射性；第五条论述物与光源的关系来确定影之大小；第六、七、八条则分别叙述了平面镜、凹面镜及凸面镜中的物像关系。这已触及了几何光学很大一部分，经文虽然只有8条，总共约数百字，但却以严谨的文字，表述了几何光学的基础。关于光的反射，《庄子》里记载：“阳遂见日，燃而为火”，说的是周代古人把青铜镜磨成光滑的凹面形制成“阳遂”，利用光的反射来取火。利用光的反射原理，古人还揭开了月亮发光的秘密，知道了月亮本身不发光，战国时期著作《周髀》指出：“日兆月，月光万生，则成明月”。利用平面镜反射原理，汉代初期的《淮南万毕术》“取大镜高悬，置水盆于下，则见四邻矣”。关于光的折射，古人利用光的折射原理制作了一只蝴蝶杯，灌满白酒后，就会看到杯子里彩蝶纷飞。

3声学方面。东汉王充认为“气括口喉”而发声，并用水波来比喻“气”的振动和传声，讲到了空气振动成声，声音是通过空气传播的，解释了声音大小与传播远近的关系。《考工记》有“凫氏为钟……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以由出”懂得了物体发声的高低、音调是由振动情况决定的，而振动的情况又与物体的厚薄有关，书中还有制鼓、磬的声学技术(大小、长短、音响关系)。古人造琴时能注意弦的长短、粗细和紧松等因素对发声的影响。沈括讲了古乐钟“扁如盒瓦”消减哼音的道理。《庄子・杂篇・徐无鬼》中有“鼓宫则宫鸣，鼓角则角应，音律同矣。”不仅发现了基音共振现象，而能够用“音律同矣”去解释它。《考工记・凫氏篇》记载：“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讲了钟的结构和发声的响度、传声距离间的关系。“钟已厚则石，已薄则播”。“石”是声音太闷，不明快，“播”是声音太散，不集中，讲鉴别音色。《庄子・徐无鬼》中最早记载了弦线共振的现象。《墨子・备穴篇》记述了埋在地下的陶瓮具有共振效应，并用它来侦探敌人挖地道的方位与动静。沈括发现管与弦的共振，发现两个频率为简单整数比的音会共振，以“纸人”或游码演示了共振。晋代张华、唐代曹绍夔掌握了消除共振方法。北宋后期发明的喷水铜质鱼洗，能产生美丽的驻波。《管子・地员篇》中首次记载了我国定律调音的三分损益法：把一个被认定为基音的弦(或管)的长度三等份，“损一”乘以2／3去掉一份，或“益一”乘以4／3加上一份，以此来确定另一个律的长度，照此类推，确定了宫、征、商、羽、角五音，相邻二音间的音程是3／2和3／4，但存在长度差数。后来又增加了变宫、变征和其它一些半音，使得在一个八度(倍频程)内共有12个音构成了所谓十二平均律。晋代苟勖制造了十二支发音精确的洞箫，计算了管口校正数，得出了确定各笛的长度和笛上各个按孔的距离的规律。南朝何承天将长度差数平均分配到十二律，形式上解决了还相为宫的问题。明代朱载于1584年以音程为100音分，从而彻底地取消了三分损益法得出的差数。

4热学方面。50万年以前，北京猿人就从闪电引燃的森林大火中取回了火种。大约在春秋时期发明了用火镰石取火的方法，同时对物体热胀冷缩的现象、高温技术、控温技术已有认识和应用。《论衡・寒温篇》有：“夫近水则寒，近火则温，远之渐微。何则?气之所加，远近有差也。”对热传导见解颇深。早在2400年前，我国古人就开始思考物质的内部结构，有“五行说”、“阴阳八卦说”、苟况的“元气说”和墨翟的“原子论”。《庄子・天下篇》中写道：“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朴素地说出了物质无限可分。“热是

什么”?古人把“火”看作一种基本物质元素，北齐刘画说“木性藏火”。南北朝的《关尹子》认为“特因外物有去有来”，解释瓦石热温寒凉之变。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提出“且火入水中而成汤，彼此相函而固不相窖也”，是一种明确的热质观念，“火”流入水中可以产生升温效应，火本身并不发生消长，是对“热质”守恒的一种可贵的猜测。柳宗元《天对》中说：“一(元气)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把热冷与元气运动的快慢联系起来，是热运动说思想的萌芽。《淮南子》记载：“取鸡子，去其汁，然艾火纳空卵中，疾风因举之飞。”该是热气球的最早设想。明代《武备志》记载了多种多样的火箭，特别是名为“火龙出水”的火箭，其构造原理相当于一种二级火箭。

5电学方面。《淮南子・地形训》说：“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认为雷电是阴阳两气相互作用的结果。《汉书・西域传》说：“予端生火”，即金属尖端放电。明末方以智提出：“雷火所及，金石销熔，而漆器不坏。”这正是关于导体和绝缘体观念的早期萌芽。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摩擦起电，汉初就有琥珀和玳瑁的静电吸引的记载。晋代张华曾发现用梳子梳头发和解脱丝绸毛料衣服时的起电现象，有闪光和噼啪声。南朝陶弘景发现，当布和琥珀磨擦代替用手磨擦的方法时，琥珀的静电吸引力明显增加。

6磁学方面。《管子・地数篇》记载“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吕氏春秋・精通》记有：“慈石召铁，或引之也”说明慈石特性已得到运用。《韩非子・有度篇》记有：“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位“先王”无疑是指南工具的发明家，是第一批利用天然磁体指南的人。《淮南万毕术》有“磁石拒綦”即相斥。宋代曾公亮的《武经总要》记有用人工磁化方法制造的指南鱼，并在实践中(使铁片倾斜)发现了磁倾角的存在。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有指南针水浮、指甲、碗唇、丝悬四种安放法，提出了磁针所指的方向“常微偏东，不全南”发现了地磁偏角。清初刘献庭记下磁屏蔽现象：“惟铁可以隔耳”。

二、我国古代物理学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

我国古代的物理学应用范围非常广，几乎涉及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力学知识是与农耕技术、农业工具、简单机械的应用、各种原动力、都邑建筑、水利工程、船舶制造和材料选配等紧密相连的；声学知识是与乐器制造、音乐娱乐活动、礼乐制度的推进、特殊需要建筑的建造以及军事活动等紧密相关；热学与物性学知识则与火的利用、冶炼业和炼丹术、火药、火箭的研制、气象、气候的观测以及日常生活等相联系；电学与磁学知识则与雷电现象的观察防避、冶铁业的发展、地形测量、航海事业、军事、医学以及日常生活等紧密相关；光学知识则与古镜研制、照相、自然现象的观察、对天然晶体的考察等息息相连。

1在古代农业生产工具上的应用。中国是农耕文明国家，古代中国人的发明都属于技术革新，甚至可以说，都是农业技术革新。农业生产工具在我国古代称为“田器”、“农器”和“农具”。我们的先民富有才智和突出的创造力，利用古代物理知识发明创造了许多农具，如楼车播种、牛犁耕地及齿轮机构、曲柄连杆机、传动链机构、交叉皮带传动机构等农具。

我国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主要运用石斧、石铲、耒耜等简单工具。旧石器时代，元谋人、北京人已学会制造和使用石器工具。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使用打制石器，已掌握钻孔技术。距今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普遍使用磨制石器，半坡遗址发现了石斧、石锄、石铲，还有弓箭、石镞。河姆渡遗址出土有石凿、石斧和大量的骨制耒耜，还发现了木器遗迹。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良渚文化生产工具更加进步，骨、石器种类有锄、镰、矛等多种，并出现了小型铜器农具。考古学家上世纪70年代在西安仰韶文化半坡遗址上挖掘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一件特殊的汲水容器陶制尖底瓶罐叫“欹器”，罐有两个小耳，耳上系上绳子，向上一提，若陶罐是空的，重心在两耳之间，稍微晃动就会倾斜，把它慢慢地放进水里汲水，尖底受到浮力，罐自动倾斜，水就会自动流进去，让水注入，罐中将满末满时重心移到罐底，一提绳罐就会直立着被提上来。说明半坡人在制陶罐时是专门测定过重心的，己懂得巧妙地运用重心和浮体平衡的原理。古书《荀子》对“欹器”有过记载“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根据“欹器”悟出了“损之而又损，谦之而又谦”的道理。

进入奴隶社会文明时代，商周时期使用的农具，绝大部分是木、石和骨、蚌所制，耒耜仍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由于商周时期已进人“青铜时代”，已出现少量青铜制农具，在西周晚期开始使用少量的铁器农具。

进入封建社会，春秋战国时期推广牛耕，冶铁技术逐渐被人们掌握，进入“铁器时代”，发明铸铁柔化技术，用木炭做燃料，用皮囊鼓风冶炼生铁，铁农具(铁锄、铁斧等)已广泛使用。创制桔槔提水灌田，《庄子》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路过汉阴时，看到老农抱着瓮跳到水洼里取水灌田，非常吃力，便对老农介绍桔槔取水，“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桔槔是一种杠杆，一端系水桶另一端栓了大石头，中间用长木支撑作为支点。鲁班发明锯、刨、伞，利于农具改造和农业生产。西汉中期，冶铁业已经开始用煤作燃料，发明炼钢技术。铁农具质量得以提高，赵过发明蓄力播种机铁脚楼车。发明了犁壁，牛耕马耕广泛使用。东汉时期，滑动轴承出现，在我国汉代古墓的壁画上可以看到利用轴承原理制造的古代纺车。扬场工具风扇车利用滑动轴承原理和惯性原理，将饱满水稻小麦籽粒与秕壳碎草分离开来。南阳太守杜诗发明“水排”，利用水力推拉风箱，鼓风冶铁，制造农具。魏晋南北朝，曹魏创造粮食加工工具水碓和水磨。曹魏国马钧发明水利灌溉机械龙骨水翻车，采用木制齿轮，利用畜力转动主动轮，带动从动轮转动，实现翻车抽水灌田；隋唐时期，创制筒车，长江下游出现曲辕犁，曲辕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步犁的基本定型；元朝郭守敬发明滚动轴承，在轴与轴承之间安放圆圆的滚棒，使滑动摩擦变成滚动摩擦，用于改良农具。《王祯农书》有4／5是农器图谱、力学知识应用集。

2在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上的应用。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非常先进。早在二千年前的《汜胜之书》里，就记载了“存优汰劣”的穗选育种法，商周时期古人就懂得施肥，魏晋南北朝时农民就知道农田深耕细作。控温技术也应用于农业生产。据《汉书・召信臣传》，西汉末年已利用温室在冬季栽培蔬菜。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讲了霜冻的预报和用熏烟的方法防止霜冻害等技术，用于保护农作物，当霜冻要来时，在田间烧柴熏烟，让缭绕的烟雾笼罩大地，就像给农作物盖上一层大棉被，保护地表的温度，防止水汽凝华成霜。我国西北地区有高山，山上终年积雪，山下的土地却经常干旱，古代农民利用黑体吸热原理融雪取水，在春耕前，把草木灰、牛马粪等肥料碎末运上高山，洒在冰雪上，碎末吸收了阳光的热，使冰雪迅

速融化，带着肥料的雪水就流下山来灌溉农田。汉代起研究了潮汐时间、地点规律，即从日、月作用及宇宙元气阴阳交感来解释作用力的传递(而非超距作用)，导致海水涨落，用于防止潮汐对农业生产的侵害。

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古代手工业几乎与古代农业同时产生，我国古代手工业生产技术也非常先进。1、春秋战国时期，漆器采用夹苎技术，农民学会了用曲造酒。青铜制造业工艺创新，发明合金技术，物体热胀冷缩的现象，不仅早已为古人所认识，而且得到了有效的运用，如李冰开凿都江堰，借以碎裂巨石。西汉发明的“透光镜”在制作工艺中就应用了热胀冷缩的原理。高温技术成就突出，这与制陶业以及金属冶炼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江西仙人洞发现了万年前的陶器，河姆渡文化和仰韶文化中已有精美纹饰的彩陶，龙山文化有红铜器，商代炼青铜必须鼓风炉。古人在制陶和冶金中，学会了以观察“火候”来定性地判断温度的高低，如《考工记》记有几种火色。还有一种利用某些标准的恒定温度点――如冰点和人的体温来确定温度高低的方法。古代冶铜技术经历了由纯铜到合金铜、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段，古人发现合金铜的物理性能要更优于纯铜，且合金的比例对物理性能也有影响。《考工记》里记载，制造钟鼎，铜和锡的重量比是6:1；制造斧头，铜和锡的重量比是5:1；制造戈戟，铜和锡的重量比是4:1；制造刀剑则为3:1；制造箭头是5:2。1965年在湖北省江陵望挖掘出土的越王勾践的佩剑一“纯钧”，非常锋利、闪闪发光、没有锈斑、吹发可断，表面刻有黑色菱形格子花纹，性能优越，用x射线、原子光谱等现代技术进行分折，发现其成分比是：铜50％、锡20％、铝镍硫等30％。其中黑色菱形格子花纹是采用硫化技术印制上去的。发明雕铸技术，战国的随县编钟表面铸纹清晰，利用了铁水在凝固过程中体积反常膨胀的特性，在编钟上雕铸出了凸起的花纹。2、西汉时期，发明了造纸术，造纸术是古人从漂絮和沤麻的经验中总结发明出来的，但纸的质地比较粗糙，都是植物纤维纸，需要改进质量。东汉主管御用手工作坊的蔡伦，凭借充足的人力物力，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以破布、树皮、旧麻为原料，改进了造纸工艺，造出了质量比较高的实用纸；3、魏晋南北朝时，孙吴人就懂得培育八辈之蚕，冶铁业发明百炼钢技术和灌钢法。4、隋唐时期，冶铁业采用切削、抛光、焊接技术。造船业能造使用推进器的战舰和世界上最大的海船，采用风帆和桨轮为推进器，用舵掌控方向，运用水密隔舱法让船成为不沉之舟。陶瓷业创制唐三彩和秘色瓷。丝织业出现织机和提花机。在印章石刻的拓印方法启示下，隋代人发明了雕版印刷技术。5、北宋时期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它用胶泥制成活字，然后排版印刷，既经济又方便，大大提高了效率，是印刷史上的一次大的革命。《天工开物》在论述风帆与舟身比例、风帆高度与受力大小关系，分析风向、航向、帆向的关系，舵向与航向等时，运用了许多的物理知识。6、元代王祯又成功研制了木活字，还发明了转轮排字架。7、明清朝冶炼业已经用焦炭作燃料，提高金属的纯度，采矿业用火药爆破采矿，丝织业使用“纱绸机”，印刷业推广双色套印技术，出现彩色印刷品。

在上述古代农业和古代手工业生产技术中，可以看到古人运用力学、热学等物理知识去革新技术、创造发明等事实。

3在古代农业水利工程上的应用。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工程与水文知识与农业灌溉、防止水患侵袭、保障皇粮军粮运输等需求紧密相关，但在古代，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水旱灾害十分频繁，个体农民无力抵御自然灾害，政府只好组织人力物力兴修水利灌溉工程。

水利工程主要有：战国时修建的芍陂；秦国的都江堰。都江堰是蜀守李冰在成都附近的岷江流域修建综合性防洪灌溉工程，采取“引水灌田，分洪减灾”的办法，从公元前256年到公元前251年，先后在今灌县西边的岷江中凿开了与虎头山相连的离堆，在离堆上游修筑了分水堤，以元坝引水为特征，把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两支，并筑有水门利用连通器原理调节两江水量，把岷江的水流分散，既可免除泛滥的水灾，又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修成了具有防洪、灌溉、航运多种效益的综合水利工程，保证了大约三百万亩良田的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为川西平原变成千里沃野创造了条件，至今仍发挥巨大效益；郑国在咸阳附近开凿郑国渠，灌溉田地400万亩；汉武帝在关中郑国渠上游南岸凿了六道辅助渠道――六辅渠，又开凿了白渠；三国北魏孝文帝下令水田之处通渠灌溉，兴修渠堰堤塘；王安石变法期间，各地兴修小型水利工程一万多处，灌溉农田。

运河工程主要有：公元前214年秦政府为解决运输军粮的困难，秦始皇派监禄(有说令禄)率士卒修建、开凿灵渠，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梯级船闸运河，全长33公里，利用连通器原理设计了36座梯级船闸，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使湖南零陵一带成为中原地区进出岭南最便捷的水上通道；隋炀帝于605年下令开凿大运河，加强南北交通，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用于农田灌溉；元世祖为解决运粮困难，开凿会通河、通惠河。

治黄工程主要有：大禹用疏导的办法把洪水引入江河再流入海洋；西汉武帝治理黄河；东汉明帝时王景治理黄河；唐朝在黄河、长江流域修筑旧渠和堤塘；元世祖征发军民治理黄河。

海塘工程主要有：五代十国时吴越为防止潮汐灾害，在钱塘江边修筑海塘，使万亩水田免于水患。

上述各种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发展至关重要，工程建造宏大、技术复杂，设计要科学、测量要精确、计算要准确、建造工具要实用、建造方法要得当，没有足够的智慧和丰富的物理知识是难于建造的。

古人在设计和建设各种水利工程的过程中，有许多很有特色的设计和方法。如河工高超首创了合龙堵口的先进方法，都江堰的水门和分水堤的防洪泄洪设计，李冰开凿都江堰利用物体热胀冷缩碎裂巨石，曾公亮清晰地记载建造大型虹吸引水过山工程技术，灵渠的梯级船闸设计等。

4在古代农业社会生活上的应用。我国古代最早的尺子是长在人身上的，汉字是象形字，“尺”这个字就像伸出拇指和中指的手的样子，一尺在古代就是人伸出手的拇指和中指之间的长度，一寸则是中指尖到中指节上的一段，一丈就是成年男子的身高，古书上说：“布指知寸，布手知尺”。但由于人与人的长度不一样，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便出现了统一计量的要求，秦始皇就统一过度量衡，“度”是指长度的计量，所用的工具是尺，当时的秦尺约为现代的23厘米；“量”是指容量的计量，常见的工具有“斗”、“升”；“衡”是指质量的计量，常见的工具是天平和秤。这些都是古人对物理量的量度。隋朝天文学家刘焯提出，用不变的天文学常数或测地学常数来定义地球上的长度单位，并具体地建议用日影长来测定长度，这种长度标准的思想和具体实践，是世界物理测量史上的

一颗珍贵的明珠。

日影长不仅被古人用来测定长度，而且用来报告时间。大约2700年前，古人发明了用日影来测时的仪器――圭表，在江苏仪征就出土了一件汉代圭表，是由长19.2厘米的竖“表”和长34.39厘术的卧“圭”组成，“圭”上有刻度，标志尺寸，让“表”的影子投到平放的“圭”上，影子的长短便可读出测定时间，古人还能用它推算当时的季节。除圭表外，我国古人还发明了利用日影来测时的日晷(又叫日规，也叫太阳钟，北京太和殿前有座日晷)。我国古代还有过“太阳闹钟”，原理是：在大炮引火线上方安置一个凸透镜，阳光经透镜会聚到一点，当太阳走到适当位置时，那焦点刚好投射到导火线上，于是大炮轰鸣，向人报告了时间。

我国是天平和秤的故乡。天平和秤在我国已有6000来年的历史，传说轩辕皇帝曾令伶伦制造过秤，古书《慎子》上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天平和秤已得到普遍使用。在湖南发掘了近2000座楚墓，就有100多座藏有天平和砝码，最小的砝码为一“铢”，仅有0.6克，可见当时的天平制造水平已相当准确了。

东汉张衡(公元78至139年)利用了重心很高的“都柱”的不稳平衡和力学上的惯性原理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侯风地动仪，是一种测定震源方向的仪器。《后汉书张衡列传》上有下面一段记载：“当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说明他对地震波传播和方向性有一定的了解和利用。

三国时魏人马钧根据以前的记载模仿制成的两种利用各种齿轮的复合运动传动的自动机构――记里鼓和指南车。记里鼓是利用原动齿轮带动大小不同的一套从轮，使车轮转动把车行的里数自动地表示出来的一种装置。指南车是利用一套能自动离合的齿轮系统的定向装置，使得立在车上的一个木制人像的手永远指着固定的方向。说明古人对齿轮系统的工作原理有较深的认识和利用。

我国宋代工程家怀丙和尚，曾利用水的浮力打捞水中的大铁牛。1066年山西永济县发生大洪水，县里一座浮桥被河水冲断，连8只用来固定浮桥的几万斤重的大铁牛也被冲到下游，陷入淤泥里。要修复浮桥，就得把铁牛从水中捞出来。怀丙揭了县府贴出的“招贤榜”，找来两只大木船，把大船拴在一起装满泥沙，用绳子将铁牛和船牢牢地绑住，然后把船上的泥沙铲去，利用水的浮力打捞出了大铁牛。

我国古人很早就知道拱形物体具有很强的抵抗外力的本领，能用最少的砖瓦盖出最牢固的房子、用最少的材料架成最坚固的桥梁。如东汉古墓多数采用“拱”式结构，隋朝李春设计监造的赵州桥采用双曲拱结构。古人的筑拱技术，符合现代强度理论和现代工程学理论。

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建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声学实验室――缇室，《吕氏春秋》里就有关于缇室的散记。缇室利用声音的共鸣现象来为各种乐器定音，或用来测证“黄钟律管”的真假。缇是一种素色无纹的丝织品，用它布置一间房，房外面有三层套间，还有三重曲折的门，使室内听不到外来的声响，吹不进外来的风，这就是缇室。“黄钟律管”是我国古代统一的度量衡，有一定的管长、管径和容量，中央政府把“黄钟律管”翻造以后分发全国各地当做长度的标准。如地方有人作假，肉眼又不能分辩，只要把国家保存的“黄钟律管”与之对比，就能戳穿，能与国家的黄钟发生共鸣的黄钟才是真的。测证“黄钟律管”的真假在缇室中进行，实验时人在缇室中央，四周摆一圈桌子，桌上微微倾斜地放着几根一端开口一端封闭的圆形待测管，每根待测管里都放一点轻灰，轻灰用芦苇杆中的薄膜烧成，稍有振动就会移动。当人在中心位置吹笛，发出标准的黄钟音，凡能共鸣的管子，都会把管内的轻灰振成一小堆一小堆的；不会共鸣的管子，轻灰不动，真假就分清了。古人利用声学原理的例子还有不少，如明代《长物志》一书记载了古琴家以缸助琴的事实，古琴家在琴室的地下埋一口大缸，缸里还挂一口铜钟，在缸上弹琴，琴声尤其宏亮悦耳，古人用缸增加音乐的泛音。音乐是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创造的，最初的音乐就是随着劳作而产生。古书《淮南子》里说，许多人抬举重物时，“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种劳动号子、夯歌，使音乐节奏与劳动节奏合拍，音乐旋律与动作轻重协调，在劳动中起着鼓舞干劲、战胜疲劳、协调动作的作用。

古代农业技术范文篇5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古代农业技术范文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着，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

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着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着的是中国农业遗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缪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着；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着《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着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齐民要术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着，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着作，最着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着，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着，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着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着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着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着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

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着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着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着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着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缪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着，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着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着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着，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着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

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着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5、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着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着，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着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着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着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

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着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着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综述。

9、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着。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着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着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农业出版社，1983年。

《农说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着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

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李并成着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文焕然，文熔生着《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参见王守华、戚印平着《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25]张波：《农业灾害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卜凤贤：《农业灾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古代农业技术范文篇7

近年来,红古区紧紧围绕优势主导特色产业,按照“政府推动、科技示范、市场引导、群众自愿”的原则,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把设施农业摆在突出位置加快发展,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产业链条逐步拓展,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发展设施农业,对红古区这样一个耕地资源有限且日益减少的县区来说,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高效生态农业的重要内容。

1红古区设施农业发展的基本历程

红古区设施农业发展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分散到集中、粗放到集约、低水平种植到高科技发展的过程,设施农业已由最初的试验示范阶段进入到应用推广阶段,并呈现出由最初的单一种植蔬菜发展到目前的蔬菜、水果、畜禽等种养领域,由原先的一家一户分散发展到集中连片建设园区、基地,已基本形成了以设施蔬菜种植和畜禽舍饲养殖为主的设施种养格局。

红古区设施农业建设起步于90年代初,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设施农业建设,经历了设施农业建设三个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是90年代的一代日光温室建设和塑料大棚建设,建成一代日光温室0.07万hm2和0.07万hm2的塑料大棚;第二个高潮是2002~2003年发展的二代日光温室,区政府补贴100万元专项经费大力发展二代日光温室,建成14hm2二代日光温室;第三个高潮是2008~2011年,建成红古区青土坡千亩设施农业示范基地,共建成设施农业73.33hm2,其中:日光温室64hm2,高起架大棚9.33hm2。基地分南、北两区,按照南区规模化、北区精细化的要求,大力发展优质果蔬。近几年,基地全面实施“路网、渠系、电网、市场”基础工程和“无滴膜覆盖、保温被替代、卷帘机换代”科技推广工程。电网、渠系、路网、无滴膜、卷帘机配套率100%,棉被替代率81%,新品种、新技术应用广泛,经济效益明显。2010年,区委区政府将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列为促进全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双千万元”扶持工程的重点工作来抓,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精心打造集红古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推广基地、农民科普教育和职工技能培训基地、现代农业生态休闲观光基地、现代农业及城乡一体化建设成果对外宣传展示中心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目前,园区已建成2606m2的连栋智能温室1座;建成新型日光温室13座、第六代日光温室1座、巢湖式温棚4座、改造旧温室10座。

2红古区设施农业发展现状

2.1设施农业发展形势日益紧迫

红古区人多地少,全区耕地面积0.44万hm2,农民4.8万,人均耕地面积0.09hm2,由于高速公路建设以及大型项目占地,目前人均耕地面积逐年减少,造成失地农民增加,这是制约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单纯依靠发展规模经营来提高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受到了制约,许多农户的发展都受制于土地规模的不能扩大,而不得不寻求其他出路。因此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已经日渐成为红古农民在有限的土地规模上提高单位面积的经济效益,促进全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选择的途径。

2.2设施农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红古区一直致力于发展设施农业,目前全区设施农业向二代温室、半地下式温室、六代日光温室、连栋智能温室发展,设施农产品由以设施蔬菜为主向设施园艺、花卉、瓜果、食用菌等领域扩展。设施农业的快速发展,极大促进了红古区现代农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力度。截止2012年,全区共建成设施农业1546.67hm2,形成了春季大棚菜、夏季常茬菜、秋季复种菜、冬季温室菜常年供应、四季均衡上市的生产格局。

2.3设施农业发展成效逐步凸显

一是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设施农业的迅速发展,大大改善了局部生产条件和生产环境,优化了种养结构,丰富了种植种类,提高了经济效益,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二是带动了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大转变。设施农业的发展使广大农民打破了传统的生产模式,冲破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实现了一季生产向多季生产,一季增收向四季创收的跨越,带动了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粗放型向精细、集约型转变,从而吸收了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到设施农业生产中,使农民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实惠,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三是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据调查,近年温室种植西红柿、黄瓜等传统蔬菜,平均收入在15万元/hm2左右;种植葡萄收入可达30万元/hm2;由于温室草莓上市时间好,销售额能够达到52.50万元/hm2左右;种植雪桃、木瓜的农户,收入可达到75~90万元/hm2左右。这些情况都说明利用设施,采取反季节种植的办法,可以大大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增收效果十分明显,因此许多农民真正靠发展“温室经济”发家致富了。四是加快了农业新品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设施农业的发展,加快了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全区每年引进名优新品种200多个,引进新技术20多项,推广新品种新技术100多个,每年与省农科院、甘农大、市农研中心开展农业技术合作项目20多个。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技术得到普及,全区已建成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0.39万hm2,认证无公害农产品34个,其中:大白菜、荷兰豆等4个蔬菜产品获得国家绿色食品A级产品认证,注册了“百合花”、“雨禾”、“金红古”等高原夏菜品种,农产品质量明显提高。五是增强了红古区农业抗灾防灾的能力。设施农业的发展,增强了抗灾防灾的能力。设施农业的发展,较好地解决了农业生产雨水分配不均和干旱缺水、积温不够、自然灾害频繁的突出问题,农业的整体抗旱防灾能力增强,农业效益成倍提高,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创造了条件。

3建议

今后要不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着力在规划引导、调整结构、培育特色、科技服务、政策扶持、产业经营等方面实现突破,努力促进红古区设施农业健康快速发展。

3.1抓规划促引导,着力在壮大优势产业规模上下工夫

围绕建设0.07万hm2新型设施农业基地目标,加快构建平安镇以新型日光温室和高架大棚为主,花庄镇以新型日光温室和设施养殖为主,红古乡以高架大棚、钢架大棚为主的设施农业生产格局,突出发展半地下式日光温室、六代日光温室、连栋智能温室,逐步形成区域化布局、专业化开发、规模化生产。

3.2抓引进调结构,着力在推广特色设施果树上求突破

重点要把雪桃、油桃、葡萄、杏子、大樱桃、木瓜等设施果树的引进推广作为调整农业结构的重中之重,扩大设施果树的种植规模,力争到2015年,使全区新型设施果树面积占总面积的15%以上。

3.3抓科技优服务,着力在提高农产品质量上用心思

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测土配方、立体栽培和生物防治等生产技术,实行规范化、标准化生产。积极推广无害化栽培新技术,加快绿色食品认证认定,提升设施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进一步完善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3.4抓旅游培特色,着力在培育新兴产业上寻出路

深入挖掘马门溪龙、马家窑文化和大通河、湟水河旅游资源,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城郊型观光旅游业。大力培育假日经济、节会经济等新的消费热点,开辟“红古一日游”线路,培育建设虎头崖民族风情旅游村、旋子生态旅游村、水车湾休闲生态园,每年建成10~20户高标准农家乐旅游点。同时以农业科技示范园为基地,通过举办推介会,发展全区休闲采摘旅游农业,充分展示农业科技示范园的科技成果,扩大影响力,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

古代农业技术范文篇8

一、农牧业和农村牧区发展的挑战

（一）农牧业发展的创新驱动力不足

创新驱动主要是科技驱动，衡量创新驱动程度的主要指标，是科技进步贡献率。2012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内蒙古是48.5%，而同期全国是54.5%，江苏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2011年达到61.2%，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升到了70%―80%的水平;内蒙古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六个百分点，比国内先进省市低十几个百分点，比国外发达国家低二十多个百分点。

内蒙古的农牧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大约10个百分点。内蒙古农牧业科技推广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短缺，与推广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发展设施农业、现代农业等相匹配的技术骨干和技术指导数量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牧业科技的推广运用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提高。如我区农业科技最发达的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真正懂设施农业技术、能够开展设施农业技术指导的科技人员仅有10人左右。

（二）农牧业发展的现代化水准较低

内蒙古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有效灌溉面积不到耕地面积的一半，70%的耕地草场由农牧户分散经营，劳动生产率较低。内蒙古农田灌溉特别是节水灌溉建设水平不高，如2011年全区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是42.99%，而同期全国水平是50.68%，河北省为72.76%，江苏省为80.14%，内蒙古比全国水平小近8个百分点、比江苏省低37个百分点。内蒙古大多数农田没有灌溉条件，灌溉饲草料地面积仅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0.4%左右;2011年，全区大型喷灌面积仅为236万亩、滴灌面积为297万亩，仅占全区耕地有效灌溉面积的5.12%和6.45%。内蒙古设施农业面积占种植业面积的1%上下;一些作物品种变杂退化现象严重，还没有有效的提纯复壮和更新。

内蒙古农业机械设备，以小型化为主，也比较陈旧，农机总动力处于相对低的层次。单位耕地面积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2011年内蒙古是4439.05瓦特/公顷，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是8029.74瓦特/公顷，河北省为16382.31瓦特/公顷，浙江省为12813.29瓦特/公顷，内蒙古比全国水平低将近4000瓦特/公顷，比河北省低11943瓦特/公顷。据有关专家测算，内蒙古农牧业现代化实现程度不足50%，低于吉林、山东、黑龙江和江苏等省市的水平。

内蒙古土地质量较差，耕地中70%以上为中低产田。耕地的有机肥施用量呈现下降的态势，而化肥施用量不断增加;内蒙古农用化肥施用量，2000年是74.7万吨，2010年是177万吨，2013年是205万吨，2014年是222.7万吨，2014年比2000年增加了148多万吨。大量施用化肥，使土壤结构劣化，耕地品质下降。内蒙古土地出现了一定的污染，如农用塑料薄膜污染、农药污染等。内蒙古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逐年增长，2012年是2010年1.15倍;内蒙古农药使用量不断增加，2012年是2010年的1.23倍。另外，工矿业废渣、废水、废气的排放，也对耕地和草牧场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

（三）农畜产品的加工层次还需逐步提高

内蒙古农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和水平滞后。尽管我区粮食产量和肉类、奶类等产量均位居全国前列，但土地产出率较低，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仅为52.3%，精深加工率不足20%，与发达国家90%以上的加工率相比差距较大。总体来说，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经营规模较小，农畜产品加工不够精深，品牌较少且知名程度较低，市场拓展有待大大加强。除了乳产业已经形成了大品牌外，羊绒产业虽有几个品牌，但是散、乱、杂的问题依然突出;羊肉加工也存在优势企业不突出等问题，品牌杂乱严重影响了羊肉的价格等。

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的口碑还是很好的，但是产量有限，知名品牌也偏少。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数据显示，全区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只有144家，只占全区规模以上加工企业总数的7.8%，销售额不到100亿元，只占农牧业产业化销售总收入的3%左右。

（四）农牧民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收入结构欠合理

内蒙古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水平还有差距。1990年，内蒙古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647元、全国为686元，内蒙古比全国低39元;2000年，内蒙古为2038元、全国为2253元，内蒙古比全国低215元;2005年，内蒙古为2989元、全国为3255元，内蒙古比全国低266元;2010年，内蒙古为5530元、全国为5919元，内蒙古比全国低389元;2011年，内蒙古为6642元、全国为6977元，内蒙古比全国低335元;2013年，内蒙古为8596元、全国为8896元，内蒙古比全国低300元;2014年，内蒙古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976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为元，内蒙古比全国低513元。

内蒙古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牧民纯收入的比，1990年为1.79：1，1995年为2.19：1，2000年为2.52：1，2005年为3.06：1，2010年3.20：1，2011年为3.08：1，2013年为2.97：1，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较大。

内蒙古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的比，1985年为1.83：1，1990年为1.82：1，1995年为1.97：1，2000年为2.43：1，2005年为2.85：1，2010年3.14：1，2013年2.65：1，2014年2.10：1。2013年，内蒙古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1.7%，农牧民恩格尔系数为35.6%;2014年，内蒙古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7%，农牧民恩格尔系数为30.5%。说明农牧民消费水平、生活水平与城镇居民的差距还较大。

2013年内蒙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075.2亿元，其中城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4461.3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7.9%，增长12%;乡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613.9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2.1%，增长10.5%。可以看出，内蒙古乡村消费的占比很低，增长速度也相对较慢，农村牧区内需市场的拓展有限。

2013年，内蒙古农牧民人均纯收入859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1695元、占19.72%，家庭经营性收入5348元、占62.21%，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1182元、占13.75%。近年来，内蒙古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中，家庭经营性收入仍占60%以上，工资性收入与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均在20%以下;而同期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40%以上，家庭经营性收入占50%以下。说明内蒙古农牧民收入主要来自家庭经营、来自农牧业生产，收入结构欠合理，收入来源相对单一。

（五）农畜产品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粮食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加剧

内蒙古粮食总产量，“九五”时期年均增长3.3%，“十五”时期年均增长6.0%;其中，玉米产量“九五”时期年均增长4.0%、“十五”时期年均增长11.1%，而小麦产量“九五”时期年均下降7.1%、“十五”时期年均下降4.6%。说明“九五”、“十五”，我区的粮食结构“粗粮”化的趋势非常明显。

内蒙古的粮食内部结构不合理，在其2007年1750万吨的粮食总产量中，“粗粮”占85.8%、特别是玉米占64.1%，小麦、水稻仅占14.2%;这就使玉米、粗杂粮等严重过剩，小麦、水稻等的缺口增大，粮食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加剧。

2008年，我区小麦的产量为154万吨、比上年下降了12.5%，稻谷的产量为70.5万吨、比上年下降了13.4%。小麦和稻谷产量下降的幅度都很大，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粮食总产量的增长主要是“粗粮”增多了，而“细粮”反而减少了;为了满足消费的需求，我区小麦和大米的购入量要相应地增加。

2013年，内蒙古粮食总产量2773.00万吨，比上年增长9.7%;其中小麦产量180.40万吨，下降4.3%，稻谷产量55.99万吨，下降23.6%。2014年，内蒙古粮食总产量2753.00万吨，比上年下降0.7%;其中小麦产量153.90万吨，下降14.7%，稻谷产量52.40万吨，下降6.5%。

二、农牧业和农村牧区发展的对策

（一）形成农村牧区及农牧业多元合理的产业体系

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及生产方式，首先要调整、优化、升级农牧业产业结构，逐步形成多元、合理的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调整优化农业部门结构，进一步增加畜牧业的比重，畜牧业产值在农林牧渔总产值中的占比由现在的45%左右提高到50%以上，适当提高渔业、林业的比重。大力发展特色农牧业，发展设施种植业，发展集约养殖业。在种植业中要调整完善粮、经、草、菜等的结构，适当扩大饲草料、蔬菜等的种植面积;粮食种植结构要优化，适当提高小麦、水稻等“精细粮”以及杂粮的种植比例。在畜牧业中要进一步调整畜群、畜种、品种等结构，逐步形成牛、绵羊、山羊、马、骆驼的合理“五畜”结构，同时保护、改良土种畜，引进、培育良种畜，不断提高牲畜的个体品质。优化农畜产品结构，不断提高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标产品在农畜产品中的比重，同时加大认证、宣传等的力度，特别是要科学营销、现代营销，真正实现优质优价、好效益。

拓展农牧业产业化与农村牧区产业的多元化。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产业、运输产业、销售产业，发展饲草料加工业、作物秸秆加工业等。重视发展农村牧区旅游产业，如草原生态旅游、畜牧业体验旅游、种植业观光旅游、设施农业采摘旅游、“农家乐”和“牧家乐”旅游等。

（二）优化农牧业生产经营体系

当前农牧业经营体系的欠合理完善，对发展现代农牧业和建设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的制约进一步增强。内蒙古70%多的耕地、80%多的草牧场还是农牧户分散经营，这就导致了种养业新技术推广缓慢、良种使用率低、机械化程度低、规模效应发挥不足等。单家独户的农牧业生产模式，不能很好地适应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机械化等的要求，使得生产成本居高、产品质量缺乏保障，农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增产增收的能力下降。

在耕地、草场等农村牧区的土地集体或国家的所有权不改变，农牧户的承包权不动摇的基础上，通过耕地、草场经营权的合理流转等，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创新生产经营主体、完善生产经营机制、优化生产经营体系，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家庭牧场、特色种养大户、种植企业、养殖企业以及农牧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领军企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牧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牧区合作经济组织等。

（三）完善农牧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

加快农牧业科技推广尤其是基层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的建设，重点健全乡镇农牧业公共服务机构，发挥县乡农牧技推广机构的整体功能，提倡服务在乡、管理在县;同时，引导鼓励专业合作社等社会力量开展农牧技术推广，提高农牧业社会化服务水平。适应生产环节、农时季节、重点区域和重点品种的需求，组织发动广大科技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技术服务。对于基层农牧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的改革与建设，要贯彻执行“一个衔接、两个覆盖”的政策。要加快农牧业人才培育尤其是农村牧区实用人才的培养，以种养大户、经纪人、大学生“村官”、农机手等培训为重点，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牧民、农牧业服务人员和农村牧区社会管理人员，着力解决“谁来种、谁来养”的问题。

（四）健全农畜产品物流网络体系

加强产地预选分级、加工配送、冷藏冷冻、冷链运输、包装仓储、检验检测和电子结算等设施建设;大大增加主产地、主销地的农畜产品集贸市场、批发市场数量。完善农畜产品绿色通道机制，在原有苏木镇集贸市场基础上建立苏木镇或旗县一级农畜产品交易市场和区域性大型交易市场，减少农牧民出售农畜产品的中间环节。在农牧业商务信息平台及时价格、供求等市场信息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连锁超市、农畜产品流通企业与农畜产品生产合作社、生产基地紧密对接，建设流通效率高、运输成本低的农畜产品运销网络。发展电子商务、“互联网+”，扩大网上交易规模，鼓励农畜产品批发市场引入拍卖等现代交易模式。同时，维护农村牧区市场秩序，规范农村牧区商品经营者的经营行为，推进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建设试点，提高农牧民的维权意识。

（五）兴建农村牧区公共服务体系

古代农业技术范文篇9

所谓基础就是指将职业教育发展与社会联结起来的那部分内容。具体而言，社会分工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构成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

（一）社会分工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前提基础

社会分工是指社会活动中的劳动分工，是对社会活动中的不同部门，以及生产中的不同工序配置不同的劳动力，实行分工协作，从而实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社会分工的优势就是让擅长的人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使平均社会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社会分工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由于人类劳动的发展和与外部协作的需要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职业教育的起源、发展与社会分工及其专业化的不断加剧密切相关。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及商业的社会大分工出现，商品交换逐步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出现分工。在此ZHIJIAOSHIHUA职教史话基础上，职业教育开始真正得以产生。“作为教育门类之一，并且承担着特殊的任务和使命的职业教育，则是伴随着社会分工及社会职业的产生与发展出现的，职业教育的出现满足了社会对传播与延续专门性职业知识的需要”[3]2。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工发生了剧烈变革，并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职业观，这成为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前提”[3]23。社会分工的存在，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分工也使人的交往不断扩大、深化，人的活动范围、人的能力发展空间和层次不断地拓展和升华，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可见，没有分工，就不会有人类历史的演进，更不会有社会的发展进步[4]。职业教育为进入职业领域的个体做准备，随着社会分工的变化而改变。比如，“明清时期手工业的分工非常细致，致使技术的传授与学习也日益分化与专门化”[3]116。因此，职业教育的发展既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

（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

人类经济结构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复杂与成熟程度的不同，会影响职业教育的一些根本性特征。职业教育模式、规模与课程和它们所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纵观职业教育史与人类社会经济史，可以发现，职业教育，包括其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和层次结构等问题，均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当社会经济结构的多种要素发生变化时，对职业教育的规模、体系、专业、课程、教学等产生深远的影响[5]。职业教育适应社会技术进步的需求，主要通过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就业结构的变化来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即技术进步导致产业部门所需从业人员的知识和技能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使社会就业结构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革，并导致职业教育随之发生变化。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突出表现在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生产工具由青铜器进入铁器。铁农具的使用促进了牛耕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带来冶金业和其他手工业的进步。与此同时，农业和手工业领域的职业教育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再如，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达到鼎盛，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昌盛的时代。“隋唐时期，学校教育获得长足发展，各种传授自然科学、诸如天文、历算和与化学有关的医药学等学科，以及具有实用性质的专科学校非常发达”[3]75。

二、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论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动力，离开动力，发展和创新就无从谈起。自然科学中的动力机制，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中是指一个社会赖以运动、发展、变化的不同层级的推动力量及其产生、传输并发生作用的机理和方式。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各因素或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国家重视、设置官职推动和制度化建设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国家重视职业教育发展

我国古代职业以农牧业为主，尤其是农业，他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历朝历代比较有作为的统治者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国家收入，都非常重视对农业生产者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统治阶级对农业的重视汉代一度形成，‘劝农立本，当世急务’的社会认识”[3]55。有些最高统治者还会以身示范，表达对农业教育的重视。“天子耕种籍田是古代统治阶级为了提倡和鼓励天下重农和务农而进行的率先垂范活动，目的在于引导天下风气，稳定农业生产”[3]80-81。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大多数时期，推行职业技术教育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具有强制性。国家统治者运用手中的权力，集中国家力量，总结推广来自民间的创造、发明和职业技术教育经验。从而使得职业技术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6]。比如，“武则天当政为皇时，同样特别重视加强农业教育与教化。她一贯重视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是她命令有司编辑撰成《兆人本业记》一书，并且颁行天下，用以加强和改善农业生产”[3]81。

（二）设置官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

“设管教民”就是国家在管理机构中设立专门的部门和官员，负责传播农业新知识和新农具的应用，指导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在汉代，设有大司农宫,负责管理农业生产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各地方的三老、力田等官吏，都是农业职业教育的主要承担着[3]56。汉武帝晚年,赵过创造了代田法、新农器。为了推行他的新耕作法，朝廷命令全国郡守派遣所属县令、三老、力田、乡里老农到京师学习,学成之后负责教民。“北宋末南宋初，宋代各级地方长官均兼任本地劝农使一职，成为宋代官制，而劝农职责的履行情况也成为官吏考课的重要内容。这样一来，地方官劝农的活动更加频繁、有效”[3]92。元朝时实施劝助农耕、发展生产的重农政策，设置了专管农桑、水利的机构“司农司”，并任命了劝农官，负责管理农业生产和教民耕种[7]。

（三）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化

制度化教育主要所指的是正规教育，也就是指具有层次结构的，按年龄分级的教育制度。制度化教育是人们为了捕捉生产剩余、社会分层和文化更新而来的新的教育机会利益，而对教育进行重新设计、选择和调整时所产生的具有正式化、规范化、等级化、集权化及至科层化倾向的教育[8]242-243。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和管仲执政时期明确规定士、农、工、商的子弟应子就父学,弟从兄学[9]。“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对专门科技人才的培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特点是在中央官学体制中不断出现培养专门科技人才的科技专科学校。尽管此时期这些学校并未形成系统的体制，但它们为中国古代科技专科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培养科技职业人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3]56。

三、职业教育发展的形式论

每一种事物都有一定的运行程序和方法，教育也不例外。尽管教育现象，教育问题错综复杂，但人们还是努力去抓住关键要素，进行简洁的概括归纳出可以认真把握的操作策略和程序来，这就是教育形式。通俗地讲，教育形式指的是教育活动方式的形态，是人们在充分尊重教育规律的前提下，为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而产生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教育方法、方式、策略、理念于一体的实践模型。教育形式是教育活动的中介之一，也就是说，它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进行教育活动时所必须依赖的一个中间环节[10]。中国古代职业教育主要有学校教育、艺徒教育和家传教育三种形式。

（一）学校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在古代中国社会未能得到独立的发展，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职业技术教育也曾部分地演变成学校教育形式。在我国奴隶社会，存在世袭制度的职官教育，称为畴人之学；在秦代官府中有“学室”作为训练吏员的机构；从魏晋南北朝之后，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在培养官吏的官学中出现了大量专科学校，包括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等，其职业性教育的意味更为浓厚[11]。比如，在唐宋时期，学校教育制度已经非常完善。中央官学的主体仍是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有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同时，也设立了适应统治需要和各专业机构需求的专门学校，主要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如书学，专攻书法和文字学；律学，专攻律令等法典及法例；算学，专攻数学。医学，则分为医学、针学、按摩和咒禁四大科，其中医学科又进一步细分为体疗科、疮肿科、少小科、耳目口齿科和角法科；药学，专攻药物学等[3]76-78。

（二）艺徒职业教育

以非正规的教育方式进行的农业、商业和手工业者的技术教育，这是农业社会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艺徒制是以教育等级制为基础，以师傅管教徒弟为主要方法，以技艺传授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形式。艺徒制教育是中国古代诸如工艺、美术、制器一类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形式。这种制度产生于商周时期，到唐朝形成。在宫廷作坊、官营作坊中都普遍存在，并且形成了与手工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艺徒训练方法。“官营手工业中产生了较为系统和发达的艺徒教育和培养制度，这成为古代中国职业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该传统一直延续到我国封建社会结束[11]。“唐代官营手工业中培养手工技术工人的艺徒制度主要由少府监具体管理”，“唐代艺徒训练中的师傅或教官由官营作坊中的工师担任”[3]84。中国古代艺徒训练从一开始就重视基本功的训练，而且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即“示范———模仿”的方式。注重基础和运用；注重课考其“诚”和“效”；注重总结、提炼和交流[12]。师傅示范并且讲解，再由学徒来模仿，学徒也都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学到技艺。

（三）家传职业教育

世袭家传是我国古代进行职业技术教育最常见的一种形式，主要体现在家庭手工业生产中。在家庭手工业中最早出现了师徒培训的雏形，也就是父子传艺活动，随着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家技代代相传，“族有世业”的情形。掌握科技知识的某些人，对技术知识依靠代代相传而实行垄断，这其中父子世代传习工艺技术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家传职业教育对于形成与发展我国举世瞩目的工艺事业，有着重要的作用。唐代之前，在手工业者培养方面长期采用家传世袭的方式[3]83。唐代之后，畴人世业并没有消失，反而在一定时期得到了强化。比如，明太祖就规定，钦天监人员永远不许动迁，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南海充军。所以明朝中央一级的天文历法教育采取世业相传、子承父业的方式[3]105。至清代，各地许多名牌产品，如杭州“张小泉剪刀”，北京名酒“莲花白”等，皆为家传的世业。

四、职业教育发展的功能论

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主义视角来源于把社会和生物有机体的类比，生物有机体的构成单元是细胞，由细胞组成的器官的运动和相互作用组成了生命和生命的过程。基于这种社会观，社会学家致力于研究的是社会各部分彼此之间及其与社会整体的相互关系。功能主义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将社会各部分进行分类，构成社会的功能模块，探讨作为系统的社会与各功能模块之间的关系，以及模块之间的关系。职业教育发展的功能是指职业教育发展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从不同的角度看，职业教育的功能又可分为实用功能和价值功能两种。职业教育的实用功能注重教育方法、技术和经验，注重职业教育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关注个体的现实存在，立足和回归现实生活。职业教育的价值功能强调“以人为本”、“终极关怀”等，具体来讲，就是注重人的“潜能”是否得到充分发挥，人的个性是否得到充分张扬，人的主体人格是否得到自由发展等。传道、授业、解惑，塑造人的灵魂，是学校教育的根本职责所在，对职业教育来说也是如此。概括起来看，职业教育的功能直接体现在知识传授、政治统治和文化传承几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发展的知识传授功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作用。职业教育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中介。任何科学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不仅仅是某一历史时代的产物，而且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记载，是不断传递、积累、发展和再生产的历史过程。职业教育从其产生之初，就承担了知识传授的功能。“为了将这些职业领域中已有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传播给下一代或未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专门传授这些所谓‘职业技能’的教育在原始社会开始出现”[3]2。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一方面通过教育教学活动，将人类先前积累起来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传承下去，为新的科学发明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劳动，再生产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由此，创造出新技术、新工艺、新工具，直接发展生产力[13]149。

（二）职业教育发展的政治统治功能

教育的政治功能表现在它对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其维护社会统治、维系政治稳定的基本途径无一不是通过教育。因此，无论是中国古代教育，还是西方古代教育，其政治目的多于教育本身的目的。在较长时间内过多强调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功能。从秦汉开始,与儒家学者企盼相反的一种发展在中国历史上逐渐成型,这即是由李斯倡导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理念与制度，其核心恰恰归拢到“政统”的统帅之下[14]。在此大背景下，职业教育时常沦为为政治服务、培养治国英才的工具和伦理道德教育的助手。比如，“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隋唐时期的一些职能部门大量招收学生，传授专门的职业技术，也成为隋唐独具特色并且卓有成效的职业技术教育类型，培养出大批专门人才为封建统治者所用”[3]78。

（三）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传承功能

古代农业技术范文1篇10

一、职校历史教材章节子目结构的解读

以人教版职校历史教材为例，首先谈谈对教材章节子目结构的解读。教材必修一政治史部分，有9章（教材称之为专题，其中5个专题是中国史内容，4个是世界史的内容）、28节（课本前言上称之为学习内容）、98个子目；必修二经济史有8个专题（其中中国史、世界史各占4个）、26个学习内容、82个学习子目；教材必修三思想文化科技史有8个专题（其中中国史5个、世界史3个）、28个学习内容、101个学习子目。教材编排先中国史后世界史，无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学习内容又按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顺序安排教学，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文化科技史之间既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体现了编者对教材整体性、专题性、时序性的考虑。围绕教材的每个专题，编者又精心选排了子目的内容，力图以点代线，以线连面。教师了解了教材的编排指导思想，通过章节子目形成知识框架，就可以帮助学生领略教材的布局轮廓，进一步使学生形成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思维，从而建构起对人类文明史发展脉络的认识。

二、职校历史教材章节子目的标题例读

高明的教学者、学习者往往在关注教材编排体系的同时，还要仔细推敲、理解章节子目标题的内涵，因为标题是文章主要内容的高度浓缩，是精华，是文章的眼睛。

下面以教材专题一为例，谈谈对教材章节子目标题的解读。

专题一标题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下面几节的标题分别是《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每个标题含义丰富，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

在学习这一专题前，老师要引导学生仔细解读专题的标题，可以把它分为“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特点”三个组成部分，先界定出“古代”的时间范围，再通过让学生阅读目录和导语了解“经济的基本结构”，进而初步得出传统经济的基本“特点”。

1.本专题的课程标准

（1）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2）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3）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4）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2.本专题的知识结构

（1）古代中国的农业。①农业在古代中国被统治者看做是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农业的地位）。②比较成熟和相对完备，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突出的特征之一（农业的特征）。③古代中国以先进的农业技术闻名于世，中国人在农业方面的创造对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农业发展的影响）。④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形式，也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为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的基本形态（农业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形态）。⑤农业发明和技术改进在农业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发展的关键）。⑥农民承担着沉重的压力，历史上关系农业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是土地政策和土地制度，统治者大多限制大地主对土地的控制，保证对农业经济的直接控制（中国古代农民的负担和土地制度）。

（2）古代中国的手工业。以一些关键部门和行业为主，历朝手工业都有严格的管理规定。

（3）古代中国的商业。商业增强了中国古代经济的活力，但由于传统重农轻商的偏见，商人的收入低，长期受到鄙视和抑制。

古代农业技术范文篇11

程昊1,2，董锁成1，李宇1，李世峰1，3，李飞1，王喆1,2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3中国农业大学，北京100083）

摘要：中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发展现代农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牧交错区是环境变化敏感、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也是国家农业发展和治理的重点区域。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简称土右旗)是典型的农牧地区。通过对土右旗基础现状的分析，总结现代农业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战略问题，提出土右旗现代农业发展思路，进而归纳出农牧区现代农业发展的整体思路，为中国农牧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现代农业；发展思路；土默特右旗

中图分类号：F303.3文献标志码：A论文编号：2014-078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301642)；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黄土高原生态系统与环境变化考察”(2014FY210100)。

第一作者简介：程昊，女，1985年出生，吉林吉林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生态经济与区域可持续发展。通信地址：100101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11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1505室，E-mail：chenghao0011@163.com。

通讯作者：李世峰，女，1968年出生，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大城市边缘区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通信地址：100083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甲38号金码大厦A座1004室，E-mail：lsf_68@126.com。

收稿日期：2014-8-18，修回日期：2014-9-18。

0引言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是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1]。当前中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2]。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国“三农”问题。2004—2014年，中央连续十年下发有关农业的1号文件，制定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实行新时期、新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举措，加快以现代农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3]。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彻底改变了传统经验农业技术长期停滞不变的局面；突破了传统农业仅仅或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生产的局限性；突破了传统农业生产过程完全依赖自然条件的约束；突破了传统农业封闭低效、自给半自给的局限性；改变了传统农业粗放型增长方式，使农业生产效率达到现代先进水平[4]。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充分利用农业资源，拉长农业产业链，将大大扩大农民就业的空间，有利于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实现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5-6]。北方农牧交错带位于阴山以东，丰镇、张家口、围场、赤峰以北地区，是承接内蒙古牧区与华北农区的狭长地带[7]，是环境变化最敏感的地带，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带[8]，具有半干旱的气候，土地利用农牧交错且时农时牧，生态环境退化，农业生产条件严酷等基本特征[9]。“内蒙中部半农半牧区”是北方农牧交错区的最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也是国家农业发展和治理的重点类型区[10]。探索典型农牧交错区现代农业发展的整体思路，以传统农业中滋生出来的特色农业为突破口和战略重点，改造传统农业，实现特色农业现代化，为中国农牧地区的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1土默特右旗农业基础

1.1土默特右旗的基础现状

土默特右旗（简称土右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隶属包头市管辖，地处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自治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包头市和煤都——鄂尔多斯市之间的“金三角”腹地。总人口34.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9.1万人。土右旗地处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现代农业”与“现代牧业”在此交融共通，和谐发展（见图1）。

土右旗总面积2323.65km2，人均土地面积0.67hm2。在全旗土地利用结构中，农用地18.24万hm2，占总用地的78.49%，其中：耕地11.17万hm2，占农用地的61.27%；园地0.15万hm2，占农用地的0.82%，林地3.41万hm2，占农用地的18.71%；牧草地2.44万hm2，占农用地的13.38%。全旗土地综合利用率为88.5%，土地垦殖率48.72%，人均耕地面积0.32hm2。

1.2土默特右旗农业发展状况

土右旗地处河套平原东部，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粮食作物主要以玉米、小麦为主；经济作物主要以甜菜、葵花、中药材等为主；养殖业主要以奶牛、肉羊和生猪为主。

（1）四大优势产业基本形成，具有规模优势的产业基地基本建成，综合生产能力全面提高。以粮饲为主的种植业规模发展：土右旗是国家优质产粮大县，2009年粮饲经种植面积分别为81988、5288、22481hm2，粮食总产量744854t，油料产量18563t，甜菜产量104611t。粮饲种植业存在耕作方式传统、耕作技术及管理模式有待创新等问题。蔬菜产业潜力巨大：积极发展保护地蔬菜项目，初步形成以合作组织和企业为龙头，带动基地生产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蔬菜产业发展存在生产技术服务体系支撑不足、品种结构单一、资金支撑力度不足等问题。奶牛产业发展迅速：土右旗是全国牛奶生产强旗，以伊利、蒙牛和乳泉等乳制品龙头企业为牵引，截至2009年建成养殖小区（牧场）96个，规模化养殖率达58%。奶牛产业发展主要面临环境承载力制约，奶业生产、乳品加工和乳品消费市场不协调，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初级向成熟转变的问题。肉羊产业竞争优势明显：土右旗地处内蒙古农区肉羊养殖生产核心带，截止2009年建成肉羊养殖园区2个，肉羊养殖小区6个，肉羊养殖场27个，肉羊养殖示范户860户，年出栏肉羊160万只。肉羊产业发展主要面临环境保护的压力，与城市建设间的矛盾，以及自身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生产组织方式的问题。

（2）农业生活功能开发得到重视，休闲观光农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土右旗北倚阴山，南临黄河，中间是一望无际的敕勒川大平原，近年来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以敕勒川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丰富历史人文资源和沟门大杏、金杏、紫李子等特色果品的产业优势，重点发展设施农业、特色农家乐和水果采摘为主要内容的旅游观光休闲业，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着力打造生态农业休闲观光精品。

（3）农业生态功能基础良好，生态农业发展潜力巨大。土右旗以良好的山水生态优势为支撑，加快生态环境治理进程，实施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建设等国家林业重点建设工程，全旗森林覆盖率达到23%，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为土右旗发展生态和循环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农牧业产业化基础雄厚。土右旗先后引进了华资实业、小尾羊公司、旺旺食品、明旺乳业、天喔食品、福禾豆业、巨丰番茄加工等一批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成宏丰、成信、奶联、华旺、长春生物科技、大地创业、大漠林深乳业等一批规模种养企业，培育农村合作经济组织99个，农民经济人380人，实现销售收入4.02亿元，带动农户1万多户。初步形成了“企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格局，农副产品就地加工转化率达到65%。

2土默特右旗现代农业发展条件分析

2.1现代农业发展的SWOT分析

2.1.1优势（1）区位交通优势：土右旗地处呼、包、鄂“金三角”腹地、沿黄经济带区域、呼包银重点经济区，是连接华北和西北的交通要塞，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对外联系多元化的区位优势，有利于成为现代农业的龙头总部，提高精品农业的品牌影响。（2）组织优势：具备“示范园区、龙头企业、优势基地、专业合作组织以及特色村镇”的组织体系基础，可以构建“市场驱动龙头、龙头依托园区、园区借助合作组织带动基地、基地联接农户、特色村镇作为功能拓展和服务支撑节点”的现代农业产业化模式。（3）产业优势：土右旗粮饲、乳、肉、果蔬四大主导产业基本形成，专业化的农牧业生产基地初具规模，农牧业产业化步伐明显加快，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4）科技优势：土右旗与内蒙古大学建立了地校共建的科技合作体系，形成了专家与农牧业项目、专业学院与种养加基地和园区“一对一”合作指导关系，实现了农科教、产学研的有机结合。2.1.2机遇（1）国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带来的政策集成利用机遇。内蒙古呼包鄂地区是西部大开发十年成效显著的重点经济圈，而土右旗作为呼包鄂地区腹地经济中心，将在招商引资，产业对接等方面拥有宝贵的发展机遇。（2）呼包鄂区域新型中等城市建设带来的农业发展机遇。土右旗地处呼、包、鄂“金三角”腹地，现代农业发展紧紧围绕建设呼包鄂区域新型中等城市的总目标，全力打造包头市现代农业发展带、新兴产业承载地和城市功能拓展区。（3）包头市“北薯南菜”发展战略带来的设施农业发展机遇。“北薯南菜”发展战略是包头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农业发展战略，即在山南地区大力发展以保护地为主的蔬菜产业，在山北地区大力发展以马铃薯种植为主的设施农业。

2.1.3劣势（1）土右旗种养业规模化发展刚刚起步，经营主体少、规模小，农牧业园区功能有待继续完善；产业结构仍以传统种养业为主，优势产业尚未完全形成；农业机械化、精细化程度不高，集约化水平较低；种养业基地分散，龙头企业数量少、带动能力有限，产业化水平低。（2）土右旗为农业服务的中介组织数量少，组织和管理不规范，作用发挥不充分，农户-企业-市场间的利益链接机制尚未真正形成，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能力较弱。（3）土右旗由于科技人员不足和经费限制，农业技术推广网络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农牧业科技人员队伍老化、知识结构老化，农技推广队伍经常性的业务技术提升培训机制没有形成，服务队伍整体水平低，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有待增强。

2.1.4挑战（1）工业发展引致的生态环境破坏和人力资本争夺挑战。土右旗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工业经济得以蓬勃发展，2009年三次产业比重达到15.9∶44.4∶39.7。未来，做大做强工业经济，加快建设新兴产业承载地，由此引致的环境污染将不利于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同时，工业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和转移，将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短缺和成本上升，从而制约现代农业发展。（2）自然风险、国内外要素和产品市场风险带来的挑战。受国内外市场原料市场价格上涨、国内市场通货膨胀、供给需求错位等因素影响，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并呈现周期性涨跌的趋势，农业产业时刻面临着产业链传导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带来的挑战。

2.2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问题

2.2.1要素统筹问题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及环境可承受的人类活动的阈值是一定的。当前土右旗耕地面积、畜禽数量、牧草供给量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要进一步发展畜牧养殖业，需要对种植和养殖业进行合理规划。同时，现代农业发展对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环境设施的需求提高，土右旗的公共基础设施结构不合理、地区不均衡、网络不发达的制约会进一步加大。另外，对于土地流转的需求将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逐步增加，由此引致价值认识冲突和利益不公矛盾将明显加剧。

2.2.2重点强化的问题随着现代农业竞争优势突显和特色禀赋开发要求提高，已有的自下而上的偏自然态的优势特色产业和功能空间布局会出现重点不突出的问题。另外，土右旗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着区域之间农业竞争优势差异不足的制约，以及区域内强企带动和集群增效弱的问题，需要依靠做强区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做大区域农业产业集群加以突破。

2.2.3产业升级的问题现代农业发展对技术创新、示范推广、工程规模、投入影响的要求大幅度提高，已有的功能单一、体系化不强的农业技术保障和项目支撑所产生的制约明显增大。同时，由于能人型科技应用人才和经营型管理领导人才稀缺，土右旗现代农业功能拓展和产业升级的人才制约越来越大。另外，大市场、大流通企业不足引致的结构调优、产业升级障碍影响变大。

2.2.4管理增效的问题“条块分割、城乡分离”的组织管理体制将成为制约，伴随着土地和人力机会成本的剧增，传统的农业比较优势会逐步丧失。另外，已有的体系性不强的政策导向和组织激励在许多方面都会出现适应差的问题，需要政府与涉农组织合作健全能够提高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的绩效评估、考核、激励体系和风险防控机制加以解决。

3土默特右旗现代农业发展思路

3.1总体思路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落实“以呼包鄂为核心，沿黄河沿交通干线经济带国家战略”和“建设呼包鄂区域新型中等城市发展战略”，将“立足土右旗、示范旗周边、服务呼包鄂、引领内蒙古、影响大西北”做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深度拓展五大产业，围绕现代农业“一廊三心两圈”的空间框架、“五区九园两带”的空间布局，持续放大农业的资源集聚、先行示范、模式引领、辐射带动的效应。以构建土右旗现代农业的产业示范体系和功能示范体系为重点，建设三类重点工程，实施四类政策措施，突破土地流转、人力平衡、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资金融通、政策保障等方面问题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制约。采用龙头企业带动型、合作组织带动型、农牧结合型等现代农业运行模式，以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发展，引领传统农业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兴农业产业，加速推进内蒙古乃至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形成融产业、功能、环境价值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服务示范平台。

3.2产业构建

依据土右旗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的发展定位要求，结合现有产业基础，确立五大主导产业，包括标准化循环型畜牧养殖业、集约化高产型粮饲种植业、优质化高效型蔬菜种植业、绿色环保型农产品深加工与物流业、特色化低碳型现代林果业（见图2）。

3.2.1标准化循环型畜牧养殖业畜牧养殖业是土右旗的核心主导产业，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布局，以奶牛、肉羊、肉牛和生猪养殖为主导，禽类、渔业、野猪、肉獭良种繁育、动物疫病防控、饲草饲料生产、畜产品质量安全、草原生态保护等体系，逐步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园区+基地+农户”和“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的生产运营模式；初步实现向技术集约型、资源高效型、环境友好型转变（见图3）。

3.2.2集约化高产型粮饲种植业保证粮食生产安全，稳定粮饲种植面积，优化区域布局，建设三大优质安全农产品生产基地，即6.67万hm2高产玉米基地、1.33万hm2优质小麦基地和0.67万hm2饲草种植基地，逐步形成“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生产运营模式。调整品种结构，改良农产品品质，主要农作物全部实现良种化，种植业全部使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使粮食生产基地成为现代农业的科技先行地和示范地。快速组建规模较大的绿色粮饲作物生产基地，形成合理的粮经饲三元结构，突出培植龙头企业，推进耕作方式变革和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种植业提质增效。

3.2.3特色化高效型蔬菜种植业发展以保护地蔬菜为主的特色高效型蔬菜种植，建成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大型蔬菜生产基地，使蔬菜种植业成为区域有特色、有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建立功能完善的蔬菜产业市场营销网络，积极发展订单生产，围绕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培育产业化龙头，提高企业化运作比重，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协会，逐步形成“园区+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和“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的生产运营模式。建设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加大对蔬菜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建立旗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及乡镇蔬菜检测点，扩大蔬菜产品质量检测网络的覆盖。

3.2.4绿色环保型农产品深加工与物流业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产品深加工与物流业，形成基地建设与农产品加工物流协同配套的产业发展模式。培育具有市内、区内领先水平的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全方位扩大国内外市场，创名牌产品，抢占市场份额，打造优质特色的农产品加工业与物流基地。建设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制定农产品生产全过程质量监管标准，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工作，建立农产品物流全程监控与可追溯系统。构筑农产品现代物流业的信息平台，摒弃传统的批发市场为主的农产品流通模式，发展农产品物流信息化。

3.2.5生态化低碳型现代林果业依托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和黄河湿地天然保护林地，建设现代林果业。改良林果品种，发展山区林果产业，做大特色林果种植业。要充分利用林木与农作物的“空间差、时间差和生态位”，发展林下经济，推广多种功能、多层次的立体开发。依托现有林地资源，发展碳汇产业，积极开展林草碳汇产业贸易的研究，极搭建林草碳汇产业碳汇贸易平台，变生态优势为经济优势。

推广多层次复合模式生态休闲旅游业。结合九峰山自然保护区、黄河湿地等自然环境优势，敕勒川文化、美岱召等人文景观，实施生态休闲农业镶嵌链接农业特色旅游村镇、精品采摘园和自然生态景观的独特发展战略。培育创新运作型生态休闲农业，支持建设以创意农业为主题背景的多功能型、综合服务性休闲度假中心和园区网络，搭建展示观摩、示范推广、会展培训平台，加大对创意农产品、创意产业文化、创意活动、品牌营销的支持力度，打造旅游观光农业的引领示范和品牌展示窗口。

3.3空间部署

遵循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现代农业发展示范带动包头市、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大西北现代农业发展为中心，以示范推广现代农业经营理念、农业工业化管理模式、科学实用技术、现代农业多功能性和生态农业可持续性发展为主线，综合考虑土右旗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的功能诉求、产业发展领域和各乡镇农牧业布局现状，对全旗现代农业示范区的空间布局进行统筹规划。

土右旗现代农业发展的空间结构可以概括为“一廊联通，三心驱动，两圈共赢”（见图4）。“一廊联通”指沿110国道的农业科技服务走廊，依托内蒙古农业大学农牧业科技示范园区，强化其科技服务功能，将沿110国道两侧的科技园区及企业联合起来，形成现代农业科技走廊，辐射带动旗域南北的现代农业，使农业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得以交融。“三心驱动”指分别以内蒙古农业大学农牧业科技示范园区、物流园区和加工园区为核心，建设农牧业科技交流服务中心、农产品物流信息中心和优质农产品精深加工中心，运用“借外力、提内力”的思想方法推动三大中心互促，实现三大中心内外部的动态均衡和运行效果螺旋式上升。形成农业引领带动与现代化农牧业提升支撑的“三力”交错平衡体系，辐射驱动现代农业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两圈共赢”是指农业产业化综合发展圈，即在110国道以南，展规模化种植、养殖，融合工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物流，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功能性农业拓展圈，即在110国道以北，依托九峰山风景区，以大青山生态保护及农业功能开发为重点，拓展农业的生态和生活功能，成为土右旗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农业景观带和功能开发带。

4农牧区现代农业发展整体思路

从土默特右旗现代农业发展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一个由若干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环节构成的完整体系。这一过程综合考虑区域的基础现状、战略问题等，归纳起来，农牧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整体思路框架可概括为4个层次的内容，即综合基础现状整理、现代农业发展战略分析、现代农业发展总体思路、现代农业发展进度管理（见图5）。

发展现代农业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应根据地域实际状况，在做好各项基础工作的前提下，充分分析发展的核心战略问题，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指导，合理制定发展目标，确立发展定位，构建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等均衡配置的产业体系，统筹现代农业发展的空间部署，最终实现现代农业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尹成杰.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8(3):4-9.

[2]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现代农业的发展内涵、特征与模式[J].三农问题研究,2007,23(3):504-507.

[3]孙颔.现代农业的本质与发展[J].江苏农业学报,2008,24(3):221-225.

[4]聂华林,杨敬宇.特色现代农业是我国西部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取向[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30(5):513-518.

[5]周应恒,耿献辉“.现代农业”再认识[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28(4):399-403.

[6]曾福生,匡远配.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科技与经济,2010,23(4):55-59.

[7]张立峰.北方农牧区环境资源障碍与持续农业发展途径[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1994,17(4):64-68.

[8]刘全友,童依.北方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现状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以内蒙古多伦县为例[J].生态学报,2003,23(5):1025-1030.

古代农业技术范文篇12

一、内蒙古农业科技期刊生存现状

资料显示，内蒙古自治区现有农业科技期刊11种（汉语类）。其中，20世纪50年代创办《内蒙古林业》等2种，70年代创办的《内蒙古农业科技》等6种，80年代和90年代初创办的《当代畜禽养殖业》等3种，从1991年至2012年的20多年间没有创办新的农业科技期刊。

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科技期刊在数量上与其他省区有一定差距。例如，山东省有农业科技期刊20种，吉林省有农业科技期刊19种。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提供的《中国农业核心期刊评价报告（2010）》分析，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拥有农业科技期刊为25种（包括英文期刊），与全国平均值比较内蒙古自治区也有较大差距。此外，内蒙古农业科技期刊的结构布局不尽合理，科普类农业期刊较少。现在全区仅有《当代畜禽养殖业》、《现代农业》和《内蒙古林业》等几种科普类期刊，很难满足基层读者的需求。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致使整体出版质量偏低，制约了全区农业科技期刊行业的发展，目前，全区有《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国草地学报》（属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种农业期刊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6版），但是其他农业科技期刊的影响力还比较低。从近几年全区各农业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分析，基金论文偏少，低水平重复论文居多，个别期刊的编辑质量有所下降。在刊期方面，季刊有2种，双月刊有5种，月刊有4种，出版周期较长，传播时效性较差，载文量和信息量有限。从期刊装帧设计看，大部分农业科技期刊的设计水平不高，缺少独特新颖的创意，印刷质量也较差。可以看出，内蒙古自治区与其他省份的农业科技期刊相比，整体出版水平有待提高。

二、积极调整办刊思路，顺应信息化变革发展

在信息化变革浪潮推动下，科技期刊的网络传播为提高期刊编审工作效能，扩大期刊影响力提供了更好的便利条件，同时也对期刊的出版质量和编辑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提升农业科技期刊的竞争力和发挥农业科技期刊在农牧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让农业科技期刊在网络传播环境下更好地发展，就必须突破制约瓶颈，提出发展对策。

第一，准确定位，创立自身特色。准确的期刊定位是在当前信息化变革中办好农业科技期刊的前提，也是确定读者目标和发展方向的基础，同时从内容到整体形式上突出自身的编辑特色。可以说，独特的自身个性、稳定的期刊风格和合理的差异性，是决定农业科技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方面。例如《畜牧与饲料科学》杂志2004年更名为《内蒙古畜牧科学》，一改过去地域性较强、期刊影响面有限的状态。2009年该刊又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在原有学术动态和科研成果报道的基础上增加了服务于基层农牧民的实用技术推广，扩展了信息量，拓宽了覆盖面，而且内容深入浅出，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

第二，注重时效性，缩短出版周期，达到有效传播。在经济信息时代，科技信息的传播作用性和时效性显得非常重要。在传统的期刊编辑工作中，作者投稿、编辑部送审、作者修改和排版付印等工序都是依靠邮局寄送或者作者和编辑亲力亲为来实现的，这样既影响稿件投递的安全性，也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办公自动化取代了传统的邮局邮寄形式，信息化开发与应用有效地提升了农业科技期刊的出版效率，也提高了核心竞争力。

第三，实施人才战略，提高编辑水平。人才是推动农业科技期刊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尤其是复合型编辑人才的培养和利用，能够为农业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提供最有力的保障。注重建设一支适应信息化发展的编辑骨干队伍，掌握现代化的科技期刊管理理念和方法，运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打造农业科技期刊的核心价值。

三、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农业科技期刊的核心竞争力

农业科技期刊是农业科技知识的重要载体，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窗口。但是在当前情况下，由于农业科技期刊的特殊性，导致其受众面小，推广难度大，市场化有限，经济效益较差，内蒙古自治区的农业科技期刊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劣势地位，期刊的边缘化还在逐渐蔓延。在新媒体异军突起的推动下，期刊改制已经深入，但可以将有限的期刊资源进行行业细分，办好特色栏目，有针对性地组织具有当地特色的科技稿件，进行深度报道，并采取全方位、多样化和其他新媒体合作，确立新型的、符合时代特质办刊理念。

（一）开展具有针对性科研服务

农业科技期刊要根据自身行业特点，利用研究院所主办期刊的优势开展专项的课题研究。结合本地区农牧业特色，找到适用性强，开发价值高，技术指导完善的项目，也可以和当地农牧研究部门共同完成。

（二）提高农业科技期刊利用率

提高农业科技期刊受众面，也就是提高了期刊利用率。要广开思路，拓宽发行渠道，有针对性地发展集中读者地区，采取效益型策略，实现面向基层的目标读者。再有，通过基层企业的广告置换方法实现有效发行。另外，通过农业科技期刊进农家书屋活动以及期刊网站、经销商、代销、代订等均可达到扩大发行的效果。例如：在农家书屋活动中，经常举办一些现场科技普及，让基层农牧民读者随时了解最新科技知识和信息，在农牧业生产中遇到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三）期刊数字化加快网络平台建设

网络化的应用为期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它的特点是信息量大、速度快、容易操作等。要加快农业科技期刊数字化进程，拓宽编辑部与作者、读者互动交流服务。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科技期刊有近50%建立了自己的网络平台系统，作者可以在线投稿、查稿、以及专家在线审稿等一系列网络服务。全区11种农业科技期刊均被国内有影响的知网、维普、万方等数据库收录，实现了我区农业科技期刊全部期刊上网，提升了期刊数字化和网络化水平，为广大农牧民读者通过阅读便利。

（四）创新经营模式，实现农业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

农业科技期刊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创新办刊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变单一经营为多品种经营，利用期刊品牌效应延长自身的产业链，形成新的盈利模式，实现农业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探索组建出版集团公司或期刊联盟等，实行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优化资源配置，是期刊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