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篇1

关键词：成本规制购买服务补贴模式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theshenzhenbusafterthereformofthedevelopmentoftheindustryfacesanewdilemma,inforeigncitiesbasedonsuccessfulcases,putforwardthedeepeningreformofmechanismofshenzhenfranchiseframeworkideas,andprovidepolicyfeasibilityanalysis,fordeepeningthereformofpublictransportindustryofshenzhenfranchisetoprovidethetheorybasis.

Keywords:costregulationbuyingservicessubsidiesmode

中图分类号：F2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背景

2007年3月，深圳市出台《公交行业特许经营改革工作方案》，正式启动了公交行业特许经营改革工作，历时近4年，公交特许经营改革总体目标基本实现，将全市38家公交企业整合为三家公交特许经营企业，并解除了全市142条承包经营公交线路的承包经营关系，实现了三家公交特许经营企业直营，公交发展实现了由过度竞争向适度竞争模式的成功转变。

为平稳推进公交特许经营改革，践行城市公交公的益性定位，进一步加大公交财政补贴的投入，深圳出台了成本规制与财政补贴制度，对公交行业实施6%成本利润率的政府财政兜底补贴，确保企业至少达到6%的盈利水平，不足部分由政府财政全额补贴。这是深圳首次制度形式固化了公交财政补贴模式，为深圳公交由完全市场化运营向公益性运营转型提供的保障，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2008年深圳实施成本规制补贴以来，深圳降低了公交票价，平均降幅达25%-30%，公交线路由388条增加至856条，公交车辆由9188辆增加至16606辆，原特区外公交站点覆盖率提升至81%，公交日均客运量388万人次增长至620万人次，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分担率由45%提升至53%，公交服务得到了极大提升。

2面临的困境

通过四年的实践，深圳公交服务各项指标均得到了迅速提升，但与此同时，深圳公交行业实行的政府补贴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制约着深圳公交的发展，主要体现在：

1.市场调节之手失灵。深圳公交成本规制补贴模式，淡化了企业的控制成本、增加运营收益义务，致使公交企业缺乏市场盈利预期，导致企业投资动力不足，造成企业内部造血机制失灵；此外，三家公交特许经营企业相对专营一个专营区的格局，致使专营区内市场竞争不充分，公交企业经营效率较低，改善公交服务意愿较差。

2.政府背负的财政风险增加。行业补贴意味着政府对企业存在保障义务，而企业不存在改善经营、控制成本的义务。在行业补贴模式下，如果通过市场不能盈利，唯一的盈利模式，就是做好服务，由政府来保障基本盈利水平。这使得企业不需要进行成本控制，同时，一旦确定企业兜底的成本盈利率，则企业投入的成本越高收益越高，形成不利于成本控制的盈利模式，政府将背负严峻的财政风险（据统计，2008至2011年间，深圳政府财政对公交行业的补贴分别约13.33、16.71、18.42、21.37亿元，增长率分别为25.36%、10.23%、16.01%）。

3.成本规制补贴周期长，公交企业现金流难以保障。公交企业计入成本的细项及标准的制定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交通部门、财政部门、公交企业、审计部门、成本监审机构等），并每年进行根据社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评估过程漫长，往往需要较长的实施周期，而公交行业是需要大量现金流支撑行业，在补贴未实施前，公交企业处于长时间“失血”状态，可能因现金流断裂，而导致公交服务遭受大面积影响。

4.财政补贴透明度不高。计入公交成本内容涉及人员四项经费（职工福利费及误餐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社会保障费）、柴油燃料费、营运车辆修理费、轮胎消耗费、管理费、固定资产折旧及其他直接费用等，各项费用具体细项及标准确定财政部门、交通部门、公交企业各持己见，难以妥协，经常出现由于公交公益成本细项不能计入规制范围，而影响公交企业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加之公交企业的成本计算复杂，财政补贴额度难以界定，补贴隐晦性强、透明度不高。

3国外城市成功案例

纵观首尔、库里蒂巴、波哥大等城市公交发展，其公交发展模式均为公交服务导向型+财政补贴的模式。

（1）韩国首尔。首尔市公交行业改革期间，由政府组建票款清分中心，利用刷卡支付系统，将票款收入上收至清分中心，再根据线路全天运营轨迹，对服务质量进行考核并按照车/公里或客位/公里单价，向企业返还票款收入，完成政府购买。为确保系统对票款收入的覆盖面，首尔市推行刷卡优惠及刷卡换乘免费等措施，极大的刺激了市民的用卡热情。目前，首尔公交储值卡普及率接近100%，确保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

（2）库里蒂巴和波哥大。库里蒂巴、波哥大为实现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在BRT系统中实施车外售票，乘客所有支付活动均在站点完成，上车无需支付费用，政府上收全部票款，再根据线路全天服务情况，支付相应的费用（与首尔相似）。由于库里蒂巴、波哥大的BRT系统为封闭系统，采用封闭式车站管理，因此，通过车外售票即可完成全部票款的上收工作，确保了TC模式的实施。

首尔公交改革实施一年后，公交服务满意率由最低时期的11%提升至50%，公交客流增长7%，地面公交分担率由26.2%提升至31.9%，公交行业盈利能力同比提升11.9%；库里蒂巴、波哥大BRT系统除工程优势所带来的服务改观外，依托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有效控制了行业成本，由过去全行业亏损转变为全行业盈利，政府负担大幅减少，其中，波哥大借助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管理带来的盈余，大力发展免费接驳巴士系统（绿色巴士），既拓展了BRT系统的二次覆盖范围和客流规模，又丰富了公交线网整体覆盖密度，同时为市民提供了免费服务产品，充分展现了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给行业带来的良性发展变革。

4深化公交特许经营机制改革设想

借鉴首尔、库里蒂巴、波哥大等城市公交购买服务模式实践的成功经验，以发挥政府财政补贴的最大效能为原则，下一步深圳公交特许经营机制改革整体思路应由财政补贴驱动型向公交服务驱动型转变，由成本补贴向购买服务转变。本文在上述思路下提出适应深圳发展实际的两套改革模式设想，内容主要包括运作模式、票款收支、服务质量考核及财政补贴方式等。

模式一：政府主导型购买服务模式

该模式下公交经营主体为政府，运作模式为政府全额出资组建公交运营调度管理中心，并设立公交发展专项资金，政府负责购置公交车辆，并通过招标或招募方式选择几家公交运营服务企业从事公共汽车运营服务，政府统筹票款收入，制定公交运营服务规范及服务质量考核办法，并公交运营服务企业实施服务质量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对票款进行返还；公交运营服务企业负责提供公交运营服务过程中所有人员（调度、司机、乘务员等），负责公交运营过程中所有费用的支出，包括人员工资、车辆检测维修、燃油等，并按照政府规定的公交运营服务标准提供公交服务。

表1政府主导型购买服务模式政府与企业职责分工一览表

职责划分资金来源

政府组建公交运营调度管理中心，

设立公交发展专项资金财政资金

公交基础设施建设、购置公交车辆财政资金

制定公交运营服务规范，进行服务质量考核-

回收票款公交发展专项资金

公交运营服务企业提供公交运营所需的人员（调度、司机、乘务员等）公交发展专项资金

负责车辆检测、维修、保养，燃油费公交发展专项资金

其它公交发展专项资金

优点：政府主导性强，易于形成适度竞争的公交行业格局，并且易于实现公交服务监管，利用公交票款收入补贴公交服务，透明性较强。该模式亮点为全部票款收入由政府统筹，并按照一定的服务单价（比如车/公里或者客位/公里），向公交企业返还票款所得。与传统公交行业发展模式相比，该模式隔断了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输送渠道，落实政府规划意图和服务要求，成为企业赚取利益的唯一途径。

缺点：政府承担了部分公交运营的职能，易造成政府机构庞大。

可行性分析：该模式颠覆性的改革了深圳公交行业现行的发展模式，在现阶段实施的政策基础较弱，主要为非国有公交资产重组难度较大。目前仅原特区内公交运营企业为国有资本控股为55%，原宝安及龙岗区均为非国有资本控股分别为40%、34.44%。要实现政府对公交固定资产运营管理必须实现对非国有资金的回购或置换，鉴于深圳非国有资产对深圳公交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现阶段非国有资产均不自愿退出深圳公交行业，实施难度较大。

模式二：市场主导型购买服务模式

该模式下公交经营主体仍为公交企业，运作模式维持现有不变，改革的主旨为重塑财政补贴政策，依托现有的公交发展模式，对公交线路票价体系进行重新核定，通过刷“深圳通”卡对打折优惠部分进行补贴。

优点：可操作性强，易实施。回归企业逐利性本质，增强企业投资意愿，积极改善服务，控制成本，实现盈利目标；政府财政补贴透明，易于各方监管。

缺点：对公交票价重新核定，并采用“深圳通”打折后的部分线路票价，可能高于目前现行的票价，存在一定的实施风险。

可行性分析：该模式对现有发展模式的继承性较强，实施难度小，风险低；需要市政府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市发改部门、交通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公交企业、深圳通公司等）制定操作方案并实施。

5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深圳公交特许经营改革后面临的新的困境，在借鉴国外成功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两种有借鉴意义的公交改革模式，两种改革模式均可以达到激活企业盈利预期，提高市场竞争度，促使企业不断改善公交服务的目的；同时也便于政府实施监管，财政补贴透明度高。同时两种模式均存在一定的实施难度及风险，针对深圳目前的实际，通过对比分析可知，采取模式二较易改变深圳公交行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同时本文提出的两种公交改革模式也为国内其它城市开展公交特许经营改革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马佳丽.新加坡一体化公交发展模式的经验探讨[J]．市政工程设计，2006：82-86.

[2]金敬.迈向可持续的公共交通之路--首尔公交改革的经验与成就（续）[J]，2006,4(3)：27-32.

[3]黄聪,张振刚.佛山市城市公交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9.

[4]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2007.

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1篇2

IPO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大量的中西方研究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IPO公司机会主义地管理盈余，以提高发行价格，正的盈余管理误导投资者过分乐观，它不仅会误导投资者，而且会损害企业未来价值，因此必须有一定的机制来约束它。西方IPO主要采用市场化发行，中介机构承担着“信息生产”和“认证中介”重要作用。与传统的成熟资本市场不同，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处于“行政市”向“市场市”转变完善的进程中，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上市公司行为影响极其强烈，忽略制度偏差以及制度变迁，单纯研究承销商、审计师、风险资本家等第三方对于IPO盈余管理的约束是有失偏颇的。本文第一个研究目的是检验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即“审批制”转向“核准制”，以及核准制下，由“通道制”向“保荐制”的转移，能否加强市场力量对于IPO公司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水平的约束，显著降低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本文的第二个研究目的是检验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即随着市场监管力量的加强，中国IPO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是否会从日益引起关注的应计利润管理转向隐蔽性更强的实质盈余管理。为了具体考察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动态影响，本文根据中国证券发行制度演变，将研究期间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审批制（2001年3月之前）、通道制（2001年4月至2004年12月）、保荐制（2005年1月之后），利用应计利润模型和实质盈余管理模型来计量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分析证券发行制度变迁对于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和方式的动态影响。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可以为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藉由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和方式的动态比较，为证券发行制度的完善提供检验的手段。

二、文献综述

（一）西方文献

西方IPO主要采用市场化发行，中介机构承担着“信息生产”和“认证中介”重要作用，因此大量的研究分析承销商、审计师、律师、风险资本家等第三方对IPO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将承销商作为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一种外在治理机制的理论源自于Booth和Smith（1986）提出的承销商认证中介理论。CarterandManaste（r1990）以及Carteretal（.1998）的研究文献证实声誉机制是有效的，高声誉的承销商是与较低的IPO折价和较好的未来长期回报相联系的。BrauandJohnson（2009）的研究则进一步直接证明承销商声誉能有效抑制IPO企业盈余管理水平，承销商声誉与IPO盈余管理水平之间负相关。探讨审计师在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中的治理作用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两个：一是TitmanandTrueman（1986）提出的审计师信号显示理论；二是源自于Dye（1993）审计质量模型。Beatty（1989）的实证研究证明雇佣有声誉的审计师的IPO企业的抑价要显著更低，而MichaelyandShaw（1994）的实证结果则进一步表明，有声望的审计师是相关于较少风险的IPO，同时IPO长期业绩与企业所雇佣的审计师的声誉正相关。除了承销商声誉、审计师质量可以作为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一种有效治理机制以外，Barryetal（.1990）还检验了风险资本家对于IPO企业的监管作用，实证证据表明在所投资企业进行首次公开发行时，风险资本家监管投资方面的专才和经验可以作为企业价值的重要信号传递给投资者，导致有风险资本支持企业IPO的折价较低，说明监管服务的质量被资本市场认可，支持了风险资本家监管理论。

（二）国内文献

刘江会等（2005）检验了我国承销商声誉与IPO企业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承销商的“认证中介”职能严重缺位，承销商声誉与IPO企业质量之间正相关的关系在我国证券发行市场中被扭曲，投资者通过承销商的声誉等级来区分发行企业质量的信息甄别机制在我国证券发行市场基本上不存在。在审计质量的检验上，李仙和聂丽洁（2006）对我国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我国IPO市场上经过“十大”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低于“非十大”审计的公司；专业审计师能够有效抑制IPO中盈余管理动机，降低盈余管理程度，研究结果支持了审计质量治理机制。在风险资本家监管作用的检测上，陈祥有（2010）以我国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199家IPO公司为样本，对风险投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与没有风险投资背景的IPO公司相比，有风险投资背景的IPO公司上市前一年的盈余管理程度更低，研究结果揭示风险投资可以约束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另外潘越等（2010）的研究还发现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是IPO盈余管理的两个有效的约束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省份，上市公司更不可能进行IPO盈余管理，而且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的约束机制是可替代的，即在我国法律保护比较薄弱的地区，社会资本对IPO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作用更加显著。

这一研究结果拓展了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机制。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与传统的成熟资本市场不同，中国资本市场处于“行政市”向“市场市”转变完善的进程中，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上市公司行为影响极其强烈，忽略制度偏差以及制度变迁，单纯研究承销商、审计师、风险资本家等第三方对于IPO盈余管理的约束是有失偏颇的。从本人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只有徐浩萍和陈超（2009）的研究涉及了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IPO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没有证据支持IPO公司在发行前普遍存在运用会计手段进行的盈余管理。但研究是以核准制实施以后的IPO研究样本（2002年至2005年）为研究对象，没有直接比较审批制向核准制、保荐制变迁的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同时对于IPO盈余管理的计量主要是运用操纵性应计利润模型，本文的研究范围扩大到1998年至2006年的IPO公司，并且还运用实质盈余管理计量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试图全面检测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IPO盈余管理水平和方式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中国证券制度改革的历程凸显了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与方向，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加强了市场力量对于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审批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实行指标额度的行政分配，各级政府是上市资源的分配主体，公司发行股票的竞争焦点主要是争夺股票发行指标和额度。企业能否上市不在于本身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公关能力以及“包装企业”的能力，由于自身利益和公司发行利益紧密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部委不仅不能有效监督发行公司披露的信息质量，甚至还可能成为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共谋”，缺乏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的有效约束。与审批制相比，核准制取消了指标和额度管理，证监会的职能由审批上市额度指标转为核准发行资格，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发行审核委员会对股票发行进行实质性审查，加强对发行公司质量的审核力度；推荐发行公司的权力也由行政主体（政府）转移到市场主体（承销商），承销商的项目负责人对发行披露的真实性负有责任，若发生虚假陈述，将受到最高5年监禁的刑事处罚，承销商和审计师等专业机构出于自身的职业压力风险，有动机监督发行人的盈余质量。但是在核准制实行初期，通道制阶段，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原理在发挥作用，中介机构的推荐责任仍处于软约束状态，表现为推荐责任并未落实到到人，责任追究机制并未真正建立。2005年开始全面实施的保荐制是新股发行制度的重大变革，将保荐代表人的职业生涯和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及发行前后业绩紧密地联系起来，突出了“个人具体负责”和“事后责任监管”，有助于强化证券公司的推荐责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因此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是：H1：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从审批准制转向核准制、通道制转向保荐制，可以有效约束IPO公司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监管制度的改革不仅可以约束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也可能引起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方式的转变。盈余管理的工具有两类：一类是应计管理，即在GAAP范围内，通过会计方法、会计估计和会计时点的选择来管理盈余；另一类是实质性盈余管理，即通过次优商业决策，如通过削减研发支出，过量生产，以及给予较大的商业折扣，达到盈余管理目的。这两类工具相比，最大的差异的是对企业现金流量的影响不同。前者不改变企业现金流量，只是影响企业应计利润，因此实施成本相对较小，但由于应计利润的反转特征，以及会计规范弹性所限，应计管理效果是有限的；后者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现金流量，实施效果明显，而且隐蔽性强，但由于次优决策会损害企业价值，实施成本高。在审批制下，审核发行相关信息的责任主要在政府和各级部委。由于自身利益和公司发行利益紧密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部委不仅不能有效监督发行公司披露的信息质量，甚至还可能成为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共谋”，随着核准制的实施，特别是保荐人制度的运用，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约束由单一的政府行政监管，转向包括证监会的发行审核、市场机构专业辅导和监督，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的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发行监督力量的加强提高了IPO公司应计管理的成本，可能会导致中国IPO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从透明度较高的应计利润管理转向隐蔽性更强的实质盈余管理。因此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H2：证券发行制度从审批制转向核准制、通道制转向保荐制，可能导致IPO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由应计管理转向实质盈余管理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在1998年1月1日到2006年12月31日期间在上交所和深交所A股市场上市的A股IPO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上述期间在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公司共有723家，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IPO公司8家，剔除在计算盈余管理指标时，运用分年度分行业回归，未达到回归所需要的10个非首发上市公司所在行业的IPO公司42家，共673家IPO公司作为最终研究样本。研究样本的选择过程如（表1）所示。同时，本文研究目的是检测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和方式的影响。依据中国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历程，本文划分了三个研究阶段，如（图1）所示。本文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证券发行制度变迁对于IPO盈余管理行为和方式的影响。本文所有的研究数据都取自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数据处理运用的是STATA和EXCEL软件。

（三）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计量

本文研究的是IPO公司在首发阶段的盈余管理行为，衡量的指标是IPO当年的盈余管理水平。运用应计模型和实质盈余管理模型来计量盈余管理水平。（1）应计为基础的盈余管理。应计利润法是西方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最常用的一类方法，该类方法目的是从应计利润总额中分离出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的指标，该方法可以从总体上把握盈余管理的程度。考虑到Dechow（1995）研究证明修正琼斯模型忽略了企业业绩对应计的影响，可能导致对于业绩水平异常的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错误估计。

由于IPO公司相对于已上市公司，在业绩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选择收益匹配的琼斯模型（Kotharietal.2005）来计量应计利润管理。模型如下：TAtAt-1=α0+α1×1At-1+α2×REVt-ARtAt-1+α3×PPEtAt-1+α4×ROAt+εt（1）其中，TAt：企业第t年总应计，用第t年营业利润减去第t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REVt：企业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ARt：企业第t年应收账款变化，用第t年应计账款减去第t-1年应收账款；PPEt：企业第t年固定资产账面原值；ROAt：企业第t年的资产收益率，用第t年净利润除以第t年期末总资产；At-1：企业第t-1年总资产，为了消除规模效应，除常数项以上所有变量都用上一年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处理。在具体的计量中，分两步：首先运用分年度分行业非首发上市公司数据，按照模型（1）要求进行回归，计算行业特征参数，然后再运用IPO公司的数据，利用行业特征参数计算各样本的非操纵应计，从总应计中扣除非操纵性应计，得到各IPO公司当年的操纵性应计DA，作为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稳健性测试中，也运用基本琼斯模型（Jones，1989）和修正琼斯模型（Dechow，1995）来计量操纵性应计利润。研究发现，这些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同时运用这些指标所做的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2）实质盈余管理。本文借鉴Roychowdhury（2006）实质盈余管理模型，计算了IPO公司发行当年异常现金流量、过量的生产成本，以及异常的操控性费用支出，模型如下：CFOtAt-1=β0+β11At-1+β2REVtAt-1+β3REVtAt-1+εt（2）；PRODtAt-1=β0+β11At-1+β2REVtAt-1+β3REVtAt-1+β4REVt-1At-1+εt（3）；EXPENSEtAt-1=β0+β11At-1+β2REVt-1At-1+εt（4）其中：CFOt：企业第t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PRODt：企业第t年的生产成本，为t年已销产品成本加上t年存货的变化；EXPENSEt：企业第t年操控性费用，为t年销售费用、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的合计；REVt：企业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REVt-1：企业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REVt：企业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REVt-1：企业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用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第t-2年主营业务收入；At-1：企业第t-1年总资产，为了消除规模效应，除常数项以上所有变量都用上一年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处理。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一样，实质盈余管理的计量也分两步：首先运用分年度分行业非首发上市公司数据，按照模型（2）、（3）、（4）要求进行回归，计算行业特征参数。然后再运用IPO公司的数据，利用行业特征参数分别计算各IPO公司正常现金流量、正常生产成本、正常操控性费用，从总经营现金流量、总生产成本、以及总的费用中扣除得到异常现金流量（R_CFO），异常生产成本（R_PROD）和异常操控性费用（R_DISXB），作为本文实质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在给定的销售水平上，向上管理盈余的企业可能有以下特征：异常低的CFO，异常低的操控性费用，和异常高的生产成本。为了抓住实质盈余管理的总体效应，借鉴CohenandZarowin（2010）在研究围绕SEO时的实质性盈余管理的做法，结合以上三个单独计量指标去计算两个实质盈余管理活动的综合指标，REM_1和REM_2值越高，表明企业进行实质盈余管理活动的可能性越大。计量如下：REM_1=（-1）×R_CFO+（-1）×R_EXPENSE（5）；REM_2=（-1）×R_EXPENSE+R_PROD（6）

（四）模型建立和变量定义

由于IPO盈余管理水平除了受证券发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外，也会受到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为了验证假设1，检测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盈余管理程度的约束，以盈余管理水平作为因变量，以证券发行制度演变为自变量，并引入定价方法、承销商声誉、审计师质量等其他治理变量，以及企业规模、销售增长率以及财务杠杆等控制变量，构建了如下的多元回归模型：DEP=a0+a1×TDZ+a2×BJZ+a3×PRICE+a4×TIME+a5×TENUNW+a6×BIG4+a7×STATE+a8×SIZE+a9×LEV+a10×GROWTH+3011Σan×INDUSTRY+ε（7）根据Zang（2007）的研究发现，管理人员优先决策实质盈余管理在应计操纵决策之前，并且实质盈余管理和应计操纵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Cohen，etal（.2008）在研究2002年萨班斯法案的通过对于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的影响也发现，萨班斯法案的通过导致公司从应计为基础的盈余管理转向实质盈余管理。另外CohenandZarowin（2010）通过研究再融资活动的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证明，企业应计还是实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是应计管理成本以及应计管理能力的函数，应计管理的成本包括监管者、审计师的审查和监督以及应计管理的潜在法律诉讼，而应计管理能力是指企业应计管理的弹性。因此本文在模型（7）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实质盈余管理替代变量（RM_PROXY）作为DA的解释变量，模型如下：DA=a0+a1×TDZ+a2×BJZ+a3×TDZ×RM_PROXY+a4×BJZ×RM_PROXY+a5×PRICE+a6×TIME+a7×TENUNW+a8×BIG4+a9×STATE+a10×SIZE+a11×LEV+a12×GROWTH+3213Σam×INDUSTRY+ε（8）RM_PROXY是指实质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分别用REM_1和REM_2来代替。与模型（7）相比，模型（8）主要的变化是引入了证券发行制度和实质盈余管理的交叉项（TDZ×RM_PROXY和BJZ×RM_PROXY），目的是为了检验是否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根据假设2，其系数预期为“-”。其他变量的符号预期同模型（7）。模型相关指标定义如（表2）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623家IPO样本公司的分阶段发行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反映发行公司特征的指标，如总资产、销售收入、销售增长率、筹资额等呈逐年上升趋势，说明随着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IPO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公司盈利能力越来越强；而反映发行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指标，总应计（TA），操纵性应计（DA），以及实质盈余管理计量中的REM_1呈下降趋势，表明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有约束效应。

（二）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证券发行制度约束效应的检验

为了检测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盈余管理程度的约束，对模型（7）进行了回归分析。在模型估计中，本文对模型标准误进行异方差调整和公司观察值自相关调整，以获得较准确的t统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DA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TDZ和BJZ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道制和保荐制的实施，使IPO公司操纵性应计显著下降，支持了假设1；PRICE的系数显著为正，证明在相对固定市盈率定价方法下，IPO公司为了追求较高的发行价格，将人为操纵应计利润，支持了Aharoneyetal（.2000）的研究结论；BIG4系数显著为负，支持了审计师质量对于IPO公司操纵性应计的约束效应，与李仙和聂丽洁（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但TUNNUW的系数为正，不符合预期，并且不显著，表明我国IPO市场审计师声誉机制并没有形成，支持刘江会等（2005）的研究结论。从REM_1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TDZ和BJZ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道制和保荐制的实施，使IPO公司的实质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下降，支持了假设1；BIG4、TUNNUW、STATE的系数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实质盈余管理水平隐蔽性较强，较难被发现，因此并没有引起审计师、承销商足够的重视，也可能是由于REM_1综合了R_CFO和R_EXPENSE的共同影响，所以导致系数被稀释。从REM_2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TDZ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道制的实施，使IPO公司的实质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下降，支持了假设1；BIG4、TUNNUW、STATE的系数均不显著，不符合预期，原因同上。综合DA、REM_1、REM_2的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1，表明随着证券发行制度的市场化进程，由审批制向通道制、保荐制的演变，会约束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提高IPO公司盈余质量。

（三）IPO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和实质盈余管理手段的相互替代效应的检验

从（表5）的相关系数表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证券发行制度阶段，IPO公司的操纵性应计水平与实质盈余管理水平均呈正相关性，没有出现操纵性应计与实质盈余管理随监管加强，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效应，不支持假设2。在模型估计中，本文对模型（8）标准误进行异方差调整和公司观察值自相关调整，以获得较准确的t统计量。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以REM_1和REM_2作为实质盈余管理替代变量（REM_PROXY）的回归一、二的结果来看，TDZ×REM_PROXY和BJZ×REM_PROXY的系数显著为正，不符合假设2预期。表明在通道制和保荐制下，IPO公司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实质盈余管理和操纵性应计管理共同存在，也即随着监管力量加强，操纵性应计与实质盈余管理并没有出现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趋势，假设2没有得到支持。

另外，与第三部分没有考虑应计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理替代效应的DA回归结果相比，TDZ和BJZ的系数仍为负，但显著性在下降，这可能是由于RM_PROXY与TDZ、BJZ之间存在相关性，稀释了TDZ、BJZ对于DA的影响所致。同样在引入RM_PROXY变量以后，PRICE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证明了IPO公司操纵应计目的是为了追求较高的发行价格，BIG4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支持了审计师质量对于应计操纵的约束。

综合上述的回归结果，不支持假设2，表明在IPO市场上应计盈余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管是显著正相关，并没有发现Cohenetal（.2008）等西方研究文献所证明的随着监管制度的加强，应计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理方式相互替代、此消彼长的趋势。

（四）稳健性检验为了增强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另外运用了基本琼斯模型（Jone，1991）、修正琼斯模型（Kothari，1995）来计量操纵性应计，研究发现，这些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同时运用这些指标所做的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另外BallandShivakumar（2006）的研究指出，估计IPO当年操纵性应计用IPO前一年总资产作换算指数，会由于换算指数在数额上偏小，导致所估计的操纵性应计偏大。因此本文在计算各IPO公司操纵性应计时，运用的是上市当年平均总资产进行换算。在稳健性性测试中，也运用IPO上年总资产作换算指数，研究主要结论并不改变。

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篇3

但厉兵秣马者众，敢于尝鲜者寡。目前，社会资本主要集中于以养老社区开发运营为主的养老地产。活跃的投资机构主要包括房地产企业、保险企业，以及民营养老服务机构。

养老产业是片蓝海，处处充满着机遇，也时时伴随着风险。要想享受养老服务市场带来的机遇，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

解析要素，设计模式

商业模式设计不仅需要缓解和规避产业的系统风险，更要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经济收益和竞争优势。商业模式是特定业务为顾客、企业创造与传递价值的系统呈现。在考虑外部产业环境因素条件下（如产业政策、市场规模等），养老服务产业的商业模式设计应该聚焦于价值主张、关键资源、业务平台和盈利模式四大关键要素。

开发价值主张

有力而聚焦的价值主张是商业模式的基石，它包含确定目标顾客、凝炼价值诉求，以及开发产品/服务组合，可以形象地表述为“找对人、说对话、做对事”。

确定目标顾客

产业中的目标顾客，可以依据需求层次与生活自理能力分为四类典型目标客户群。

低端自理型老人群体，是绝大多数政府和社会福利性质养老院所面对的目标顾客，它们在最低成本约束下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如老人床位、基础看护、娱乐等生活设施与服务。低端介护型老人群体成为中小规模民营养老服务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以灵活服务、个性需求为特点的中低端养老服务产业的“长尾市场”。

高端自理型和高端介护型两类群体，一般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购买能力，几乎没有家庭负担（如照看孙辈、资助子女等），因而有比较广泛的兴趣爱好和社交圈子，在生活和消费理念上更能够接受新式观念。他们应是行业重点关注对象。

凝炼价值诉求

价值诉求反映企业为顾客提品或服务所包含的核心利益，超越产品或服务形态本身。

以产权销售为内核的养老地产项目，对目标顾客而言，不仅意味着拥有独立、舒适的居住条件，可能还包含“老有所居、老有所依”的人生成就，以及可供遗赠子孙的增值资产。

以保健疗养为卖点的养老服务项目，其价值诉求重点可能并不在于是否从产权上拥有住所，而是作为尊贵会员所享受的定制化服务。

企业应该针对已确定的目标顾客，在深入调研和分析其需求特征的基础上，开发具有吸引力的价值诉求。

设计产品/服务组合

产品或服务是企业向顾客交付价值的载体，也是顾客购买的核心内容。在养老服务产业，产品或服务都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无论是养老地产，还是地产养老，都表现为“居住环境+生活服务”的硬产品和软服务组合。

在硬产品方面，核心要素包括居住小区选址/规模、产品形态（产权销售/会员制/租赁）、居住条件、医疗与娱乐配套设施，以及定价策略等方面；在软服务方面，护理团队服务水平、医疗服务机构规模及服务能力，以及日常起居综合服务品质等是关键因素。

不同顾客对产品/服务组合各要素的匹配要求存在差异。例如自理型老人对居住空间私密性、娱乐及理疗设施完备性的关注更多，而介护型老人更关注居住小区的护理水平、医疗服务能力等。

整合关键资源

关键资源是企业商业模式持续竞争力的来源，它涵盖企业掌握的核心资源与能力。养老产业的参与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保利、万科、复星等为代表的“房企系”，新华保险、泰康人寿、中国人寿等为代表的“险企系”，以及其他民营养老服务机构。

不同的企业类型具备各自的核心资源和能力。对于地产开发商而言，其核心资源在于地产项目开发经验、与地方政府良好合作关系，具备地产项目短期融资、开发与管理、物业服务等方面能力；保险企业则具有寿险产品开发管理、医疗保险与服务等领域经验，具备运用保险资金长线投资、进行长期经营和开发养老服务周边产品的能力。

其他民营养老服务机构，具备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养老市场顾客需求，更高效地开展机构运营和价值输出，更宽泛地衔接社会资源的核心资源，并具有形成差异化竞争模式、服务利基市场，以及通过个性化产品开发，识别并满足“长尾需求”的能力。

例如上海亲和源公司开发的养老社区采取“销售+持有运营”方式运作，前期自主进行养老社区的开发和运营，并采取会员制发售，进而在后期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社区服务管理。

打造业务平台

任何优势资源和能力都可能伴随着短板。

从产业发展层面看，养老产业发展“前途光明、道路模糊”，其本质原因是参与市场角逐的各类型企业群与生俱来的典型优势和劣势。因此，打造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业务平台，是弥补企业竞争资源短板、创新养老服务产业商业模式的核心内容。无论是企业价值主张，还是关键资源，都需要通过特定的运营流程和体系进行高效率配置和最大化呈现，这就需要企业通过业务协同和战略合作的方式打造业务平台。

战略合作通过战略合作实现优势资源互补是快速获取综合竞争力的不二法则。擅长地产项目开发运营与物业管理的房地产企业可能在老人护理、保健理疗方面存在资源和能力缺陷，同时在养老服务产业开展长期运营中也并无经验和资金方面的优势。

那么，企业可以通过选择具备相应资源优势的医疗机构，打造养医结合专业团队，或引入纯粹财务投资机构参与，规避中长期财务风险。万科在开发杭州某地产项目时，通过向当地资质最好的医疗机构无偿赠送社区医院房屋产权，在小区开办社区医院，从而带动该项目销售量价双升。上海亲和源则引入美国挚信资本作为财务投资机构，也是有效缓解长期投资压力的战略布局。

业务协同养老服务产业投资周期长、单位回报率低，使企业很难依靠会员费、租赁费、服务费等常规业务收入，以及政府可能提供的一次性运营补贴、床位补贴或税费优惠来获利。在养老服务产业，以目标顾客群为圆心，将针对养老群体的各类业务进行协同，是实现企业盈利最大化的重要手段。

在业务协同方面，“险企系”的资金和业务属性与养老服务产业更加匹配：一方面可以衔接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等养老保险产品，开展交叉销售和捆绑销售；另一方面，带动护理服务、老年科技产品、老年旅游服务等产业，延伸养老保险产品价值链。

设计盈利模式

盈利模式是界定企业以利润形式为自身和股东获取价值的方式，它将复杂财务公式提炼为盈利生成过程中最关键的四大变量：收益模式、成本结构、目标单元盈余和资源周转率。养老服务产业的盈利模式大致可归为产品主导型、服务主导型和混合型三类。

产品主导型以高端自理型老人为目标顾客群，通过老年公寓等地产项目的开发、销售和管理获得一次性收益。由于房屋产权销售有效覆盖社区开发建设成本，因而产品主导型养老服务的单位盈余水平很高，而资源周转率很低。影响产品定价的成本因素主要是社区开发建设和管理成本。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产品主导型养老服务的主要提供方。

服务主导型由于保监会明确规定保险公司不得以投资不动产为目的，参与或变相参与一级土地开发。因此，保险企业介入养老服务产业主要以服务主导型盈利模式为主。通过建设老年社区，以会员制的方式吸引高端介护型老人为主体的养老人群。服务主导型盈利模式不涉及到产权售卖与转让，因而资源周转率高，但单位盈余水平低；以服务成本和管理成本为主体的成本结构，决定了规模效益是其获利的重要保障。

混合型以床位租赁费、外加管理/服务费为主要收益，主要面向低端自理型老人群体，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政府补贴。民营养老服务机构以建设养老院为载体，以最具经济性方式提供基础服务，通过较低运营成本，获取规模效益的方式实现盈利。

无法对抗的风险

在机遇背后，养老服务产业也隐藏着相互影响的风险：政策、金融、市场和传统文化。这些风险，仅仅依靠商业模式设计是无法规避的。

政策风险政策风险主要体现在政策有效性和稳定性两方面。国家出台了一些养老服务相关政策，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地方政府并没有相应出台具备系统可操作性的配套实施办法及措施。中央政策如何有效地影响市场，还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金融风险养老服务产业一次性投入高，回报周期长。普通养老地产社区的建设周期一般为3～5年，建成后可运营50年左右。开发企业不仅面临住宅开发的一次性投入，还有医疗服务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医护、娱乐等配套设施和服务的持续投入。

若在出租率和预付费水平不确定的情况下，企业试图通过长期运营获得收益将面临极大金融风险。保利北京和熹会预计需要运营30年才能收回成本。其负责人也承认：“现在所收的会员费不要说土地成本和建筑成本，连装修成本都远远不够。”

若养老地产项目没有得到土地出让及相关税费优惠，以及政府补贴等政策扶持，仅仅以租赁和服务几乎不可能实现盈利。

市场风险北京养老助残服务管理中心，北京首个社区养老“服务托管”模式试点机构，在获得免费设备和场地等政府优惠政策之后，于2013年7月正式营业。但它在试运营以来却不得不面对亏损的尴尬；北京某地产商开发建设“只租不售”老年公寓，拥有110个公寓单位，但开盘近五个月也才出租6户。养老产业的潜在需求很大，但有效需求不足，市场风险仍然很大。

中国老龄化处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的背景之下。已进入或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中，中国“未富先老”现象更为严重。2014年，中国企业职工月人均退休金为2082元。养老人群所掌握的财富较少，直接影响其购买力。

文化风险“养儿防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居家养老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习惯。如何将养儿防老变为产业养老？如何让习惯于居家养老的老人走进老年公寓、老年社区？

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篇4

【关键词】第三方服务高校盈利模式发展壁垒商铺

近几年来，基于社会关心、政府鼓励扶持、高校引导帮助，大学生创业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势头。连结学校师生和社会、企业、商店等的第三方服务作为一种新的创业方式方兴未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商铺（以下简称“财大商铺”）作为这样一种第三方服务平台，也引起了校内外关注。但当前对高校第三方服务平台的研究较少，需要对其盈利模式与发展壁垒加强研究，促进和引导其健康发展。

一、高校第三方服务平台与财大商铺

1、第三方服务及高校第三方服务平台的兴起

第三方服务是指由独立提供的专业服务商，以第三方的角色为客户提供系列的专业的过程，该过程以合同的形式来界定供需二者之间的职责。第三方服务最早运用于物流运输业，之后被各行各业所接受。在产业价值链不断细分与扩张的过程中，更多的第三方服务业态在不断涌现，凡是企业核心业务以外的业务都可以由第三方提供专业服务。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依托大学生为消费主体的商家越来越多，但商家与学生间的联系少，难以实现信息的有效传达和优化，以致学生无法及时了解商家的最新动态。高校内第三方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高校在校生的创业意识不断增强，许多在校生自发组成了创业团体，高校内的第三方服务平台应运而生，发展迅猛；同时，高校师生以其拥有的丰富专业知识和创业激情，向社会延伸，搭建起满足市场需要的第三方服务平台。

2、财大商铺的组建及其现状

财大商铺是近年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校学生创立的、通过合同与商家建立利益联系，并为其提供宣传业务等服务，为财大学生提供学校周边商店优惠和折扣信息服务的第三服务平台，在校园周边的商家和学生中有一定的影响。从调查的情况看，商家的认知度高于学生认知度。从调查的43家商家中了解到，有92.1%的商家了解财大商铺这一组织形式，其中82.4%的商家表示虽然加盟财大商铺没有达到预期的收益，但仍对店铺经营有帮助；5.1%的商家表示加盟对经营起到了很大帮助。从900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了解到，有47.04%学生表示对财大商铺有不同程度的了解。目前财大商铺已经有705名学生办理过财大商铺会员卡，占本校区学生人数的11.76%，其中有411人，即占校区学生总人数6.86%的人认为财大商铺有较强影响力，处于起步兴办阶段，并取得初步成效。

二、从财大商铺看高校第三服务平台盈利模式

盈利模式是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的企业特有的赖以盈利的商务结构及其对应的业务结构。通过调查财大商铺经营中的部分第三方服务额有效盈利模式来看，高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呈现出多样化局面。归纳起来，高校第三方服务平台主要有如下盈利模式。

1、中介服务盈利模式

财大商铺通过向学生出售相关会员卡，赚取相关利润。据不完全统计，两年间，商铺共出售会员卡705张，会员卡价格20，工本费1元，共计盈利约13395元，占总盈利金额的67.4%。中介服务在高校是一种较为广泛的第三方服务形式，如有许多高校成立家教服务中心，在社会学生家庭学习辅导需求与高校学生优质资源供给方面架起桥梁，通过提供服务获得效益。

2、营销推广盈利模式

财大商铺通过人人主页、新浪微博、QQ群等方式，在网上诸多社交平台宣传部分商店资料，从中赚取相关宣传费用。据不完全统计，两年间，共计7家商店通过财大商铺进行宣传，获宣传盈利6500元，占总盈利金额的32.6%。有的高校联合社会力量建立大型网站特别是专业领域网站作为面向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和推广的网站，有的高校学生成立广告传单散发专业机构，为同学们提供勤工俭学渠道，发展势头较好。

3、咨询服务盈利模式

财大商铺还在规划通过为同学提供相关商店的服务咨询等项目赚取相关咨询费用。此盈利模式尚在试行中，因商铺规模、知名度等因素限制，暂未采用收费模式。据了解，有部分高校通过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或者会计、设计研发、产品质量等咨询途径，取得了较好的盈利效果。

4、销售盈利模式

部分高校成立了第三方销售服务，如基金产品销售、工业新产品销售等服务。已经有不少高校学生在淘宝等网络平台上建立网店―销售工业及文化产品，取得了较大收益。如浙江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国际贸易系物流专业的在校学生杨甫刚，2012年5月在淘宝网上开了一家名叫“嘟嘟靓妆小铺”的网店，今年以来，每月的纯收入超过一万元。浙江林学院大四女生宋雅丹，从大三开始边读书边开网店，由销售特色女装至开厂生产加工，用了一年时间从300元赚到300万元。有的高校集合多方资源，进一步向电子商务进军，特别是在细分专业领域组建专业电子商务网站。

三、从财大商铺看高校第三方服务平台的发展壁垒

高校第三方服务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行业短期化、管理水平不高、盈利模式低端等阻碍发展的壁垒显现，并呈现多样化的趋势，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行为短期化是首要问题

高校第三方服务平台多数为学生创建，流动性较大是其劣势。多数大学生创业群体，或是追求短期利益，或是仅旨在得到相关大学生创业奖励，导致大多数高校第三方服务平台可持续发展性不强。往往组织者毕业后，项目就处于停滞状态或是渐渐消亡。这也导致了类似财大商铺的高校第三方平台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短期化趋向，从而直接影响了第三方服务的可靠性。财大商铺由于团队成员多为大二大三的学生，学业较重，生活重心仍旧放在学习上，致使部分成员对团队工作的积极性有所降低。并且财大商铺发展缺乏长远考虑，更缺乏企业发展战略思考，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甚至在社会、市场上带来了负面效应。从来自商家调查情况看，近39.1%的商家认为诸如此类新兴创业组织不值得信赖。

2、盈利模式较为单一和低端化

通过调研发现，财大商铺从成立至今，现阶段业务依旧停留在以出售商铺会员卡为主要方式的相关业务，开展业务较为单一和低端，服务质量不高，离高效运转的高校服务平台有较大差距。通过向商家发放的问卷调查的回馈结果来看，大多数商家表示与财大商铺的合作并未能为其店铺经营带来预期实质性经济效益，财大商铺所做的宣传未能在商家处得到实现，导致部分商家的合作意愿下降。

3、管理机制滞后和水平不高

内部管理不高、运行机制不完善、团队分工不明确，是制约其发展的内在重要因素。从对财大商铺团队负责人的采访中得知，该团队目前共有16人，但团队内部的分工并不明确，导致团队的工作效益较为低下，且运行机制不完善，团队内部的沟通效率不高，常常会出现彼此脱节的状况。在实际运营的状况中，团队成员分工不够合理，致使成员的工作效率较低。且营销水平不高，宣传力度不够，方式较为单一。财大商铺的主要宣传方式是通过人人网等校内媒体进行宣传，并未尝试过有组织的线下宣传，也没有尝试过更加新颖高效的宣传方式，致使宣传效果不佳，在学生群体中的知名度较低，未能有效的扩大消费者群体，难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4、外部支持环境不够

通过调研发现，财大商铺从兴办至今获得的外部性支持极为有限，缺乏外部性扶持也是其发展中一个重要壁垒。资金都由学生自己筹集，而且在遇到困难时，难以获得有关方面的指导和帮扶，特别是由于团队内部成员大都缺乏创业经验，又缺乏相关专业人员和机构的指导与支持，导致团队运营过程中出现发展缓慢和经营困难等问题。

四、促进高校第三方服务平台发展的对策建议

为使高校第三方服务平台的健康发展，承担起为高校师生服务、促进高校学生创业、促进创新和经济发展等多重任务，需要政府和高校、社会和企业等多方面扶持，从财大商铺发展历程和现状来看，重点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扶持。

1、优化发展环境，促进健康发展

在引导高校第三方服务平台用好国家鼓励大学生创业等政策条件的同时，政府、社会、高校还要加大其支持力度，给予其资金等方面资助和贴息贷款服务，帮助其规避有关风险，高校可考虑设立创业基金，扶持有发展前途的创业团体；同时，大力开展专业性创业辅导和培训，帮助诊断和梳理经营管理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引导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层次。

2、发挥专业优势，创建有效的盈利模式

在围绕高校师生学习、生活服务开展第三方服务的同时，更应注重发挥本身专业优势，开展诸如会计、法律、金融咨询服务和等需要专业背景的第三方服务，形成有效盈利模式。特别是要紧扣时代脉搏，抓住新业态、新兴领域竞相兴起和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机，发挥专业优势，积极介入电子商务、网店等新业态，工程、技术咨询服务等经济转型升级大需求，大力推进高校第三方服务发展。

3、处理好创业与就业等关系，引导可持续发展

在高校第三方服务平台发展中，要将克服大学生为尝试创业而创业的短期化行为作为重点问题进行研究，引导学生处理好学业与创业、创业与就业的关系，特别是有发展前途的创意创业，加强战略管理和引导，鼓励教职工参与，注意吸纳部分社会就业人员参与，帮助提升管理，促进其稳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注：课题名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文杯”大学生百项实证创新基金项目，课题组成员：周易思弘、陈思融、汪名扬、李斯、朱青云，指导老师：王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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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国平：会计学原理[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7]董志勇：行为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

[8]黄亚娟、杨国明、杨丽影：第三方支付盈利模式及对策[J].金融经济，2006（12）.

[9]陈力行：关于第三方支付模式的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6（22）.

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1篇5

【关键词】电力体制改革供电企业运营

电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对整个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上电力企业的管理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电力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极大地制约了电力企业的健康发展。由此，国家积极推行电力体制改革，以期促进我国电力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的电改完全可以抛开“是否分开输配电网”的争论，更多的从输配电价格体制设计、市场准入、引入市场主体、制定竞争有效的市场交易规则以及加强监管等方面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在改革过程中，中国不可能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模式，从改革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可以看出，无论输配分开与否，在发电端引入竞争、制定合理的输配电价、建立零售竞争市场才是电力改革的长久之道。

一、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的进行是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之下，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和规划，我国电力改革的核心是电价，就是在电价的确定上更多的发挥市场的作用，以此来实现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始于上世纪80、90年代，那时的改革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政企分开、政监分开、厂网分离、主辅分离，确定这几个原则后逐步深化，其主要目的是电力运营弱化政府的作用，强化市场的作用，通过改革的进行，促使电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自己的经营和管理水平，促进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2002年4月12日，国务院下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下简称“5号文”），从此电力改革正式拉开帷幕。该方案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电价竞价上网，发电厂和市场分开;对发电企业进行改组和重建，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对国家电力公司进行拆分和重组。

同时国家电力监督委员会成立，专门对电力事业进行监管。

2015年区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重点解决以下问题：明确了电力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指出了电力体制改革亟需解决主要问题，诸如市场交易机制缺失、价格关系没有理顺等问题;提出了电力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应该坚持的原则等。这些都为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提供了依据。

二、电力体制改革对电力公司运营产生的影响

首先是促进电力企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业务的多元化和组合化。电力增长和投资结构必将进一步优化;电源结构进一步优化，各种电力来源进一步多元化;电源布局调整将进一步优化;电网结构进一步协调。

促进电力企业加快市场战略的实施，促进电力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电力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突出市场在电力资源以及电价方面的作用，弱化政府的作用。通过电力体制改革，可以促使电力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实施自己的市场策略，使电力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可以提高它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最终实现电力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电力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独立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对电力企业的管理水平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通过电力体制改革，促使电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变以往衙门的管理模式，引进最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理念;其次，从根本上促进企业自身各方面管理水平的提升，诸如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财务管理水平等。

对电力企业盈利模式的影响，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国家电力体制改革要达成以下几个主要目标：一是要建立部级、大区级、省级、地区级四级分层开放型完全竞争性电力市场（交易中心）;二是自然垄断电网要无歧视地对电力零售商、用户和发电商开放址;三是建立由发电商上网自由竞卖、购电商或用户自由竞买决定电量和价格的双边竞争机制;四是建立具有电力特性的即期和远期电力市场;是建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有机结合互相促进的电力市场。通过这些体制改革，我们可以看出，电力企业盈利的重点有所转移，盈利的来源越来越多元化。所以电力企业要根据这些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发展策略，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效益。

电网与供电公司的地位发生变化。通过电力体制改革，电网在电力工业的核心地位将会发生变化，供电企业的主体地位越来越突出。电网的经营模式将会发生一系列变化，有成为专提供专业服务的倾向。发电企业的经营模式发生重大变化，成为市场经营的独立主体，与电网的分离趋势进一步加强。

未来电价的走向更加灵活多变。电价是实施电力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主要目的是实现电价的市场化，在电价的确定方面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调节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多变性，导致店家的灵活多变性。这就要求电力企业充分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来适应这一趋势。

三、电力改革对供电企业盈利模式的影响

盈利模式，是管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盈利模式是指按照利益相关者划分的企业的收入结构、成本结构以及相应的目标利润。盈利模式是对企业经营要素进行价值识别和管理，在经营要素中找到盈利机会，即探求企业利润来源、生产过程以及产出方式的系统方法。还有观点认为，它是企业通过自身以及相关利益者资源的整合并形成的一种实现价值创造、价值获取、利益分配的组织机制及商业架构。

从目前电改的方向来说，电网在电力工业中的核心地位将有所下降，其现有的经营模式将受到较大冲击，电网会逐步从电力交易中退出，变为专业的输配电公司，未来更多的可能是转型为公共服务类公司。

随着电改的逐步推进，市场化定价、煤电联动、输配分离、配售分开等基本原则将被贯彻落实，发电公司、配电公司和大用户将真正介入输电网络，使电网作为电力商品的载体进入商业化运营，不同所有制企业在电力行业的影响力、竞争力必然逐渐得到体现，电力行业在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秩序下，整体运行效率必然大幅提升。

新电改使得发电企业能直接进入到售电端，形成多买家、多卖家电力市场，那些资源配置优化、生产效率高的发电企业将可能提高利用小时数，获得更多的上网电量，但也面临较为激烈的电价竞争压力。

发电公司的地位将会有所上升。发电企业的经营模式将发生较大转变，由目前的成本控制型企业转变为市场型企业。发电企业现在的关注重点是单单满足既定生产目标，未来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开拓售电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等方面，由单纯的发电公司向“发电+售电”一体化转型。

未来电力行业的发展态势将呈现集中与分散结合、大中小结合的局面。传统能源发电将依据规划的九个大型煤电基地、十二条西电东送输电通道，继续沿着大型化、基地化发展，更好地实现节能减排和提高经济性;小型化、分散化的分布式能源，凭借更高的能源转换效率，在电源点的数量上将占据绝对的优势，对电力系统的影响逐渐增大，更推动了智能电网的发展，实现了电力系统与广大用户的互联互动，使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成为可能，也为电动汽车、储能、微能源网等新型商业模式和新型运营商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平台。

另外，清洁能源电力受制于电网调峰限制的问题也将得到改善。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尽量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降低碳排放、减少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全球能源发展的共识。但风电、光伏的不确定性，令其峰谷时段不可能与电网的峰谷时段完全吻合，智能电网的建设成熟，必定使电网的调峰手段和能力得以提升，促进清洁能源的长足发展。

新电改方案已基本落定，方案核心内容是确立电网企业新的盈利模式，不再以上网及销售电价差作为收入来源，而是按照政府核定的输配电价收取过网费。同时，放开配电侧和售电侧的增量部分，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经过改革后，电网将实现公用事业化。售电放开后，有三类公司有可能加入这个领域的竞争。第一类是从电网剥离出来的供电局，对人员和资产改制后成为单独的售电公司。第二类是以五大发电集团为代表的火电企业，直购电试点时，发电公司就已经具备了售电功能。第三类则是做电力工程或设备的公司，甚至另一些离电力行业更远的第三方资本，包括PE也有可能参与。目前来看，电力体制既是我国行业改革的深水区之一，也是中国推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的前提，具备诸多率先启动新一轮改革的有利条件，要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启动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升级。

总之，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是我国当前电力行业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电力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和系统的过程，会对电力企业的方方面面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电力企业的运营以及盈利模式上。电力企业应该充分把握这一趋势和挑战，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策略，重视市场的作用来指导自己盈利模式的确定，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我国的电改完全可以抛开“是否分开输配电网”的争论，更多的从输配电价格体制设计、市场准入、引入市场主体、制定竞争有效的市场交易规则以及加强监管等方面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在改革过程中，中国不可能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模式，从改革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可以看出，无论输配分开与否，在发电端引入竞争、制定合理的输配电价、建立零售竞争市场才是电力改革的长久之道。

【参考文献】

[1]彭平：创新电网投融资模式[J].中国电力企业管理，2011（15）.

[2]慈向阳、赵德余：中国电力市场的非均衡研究――制度偏好差异的视角[J].工业技术经济，2010（3）.

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

公共服务平台的盈利模式是基于产业价值链而发展壮大的。目前，我国的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全面而快速的铺展开来，其中有部分企业或机构在公共服务平台的运营上取得了很好的盈利成绩，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或机构在公共服务平台的建构营运上没有形成基本的价值链，营运模式还是相当的不专业，因此，本文通过基于价值链的公共服务平台的盈利模式的分析、成功运营并获得可观收益的公司或机构案例分析，来说明价值链在公共服务平台的盈利模式中的重要作用。

一、公共服务平台的价值链

当今世界是以服务为主导的价值链时代。公共服务平台的价值链产业活动可以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大类，基本活动主要有公共服务平台的合理筛选、为公共服务平台的整体运营提供技术服务、对公共服务平台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等；辅助活动主要有公共服务平台进一步的开发研究和升级以及对社会人文的影响等。公共服务平台的价值链活动的全面有效资源整合，是其是否盈利以及盈利多少的决定性因素。

公共服务平台的价值链的实质是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服务平台的组合。那些具有一定相关联系的上游服务产品或质量输送给下游服务平台，下游服务平台整合上游服务平台的有效资源进行公众服务，形成系统循环的公共服务平台的内部资源共享，使得公共服务事业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公共服务平台的价值链商业运营模式扩展到其他相关服务产业之中，对社会资源及技术力量进一步提炼和升华，使得大量相关创业机构兴起。这些兴起的机构或个人，一般都具有积极的开拓和汲取先进经验的能力和精神，另外还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而这些精神和品质对公共服务平台的价值链实现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能够使其工作人员端正服务态度，更好的为大众提供优质的服务；积极的开拓精神使得工作人员的新思想或新观念在工作中得以实现，为工作态度的革新提供积极效益；汲取先进经验的能力能够是工作人员减少工作失误，更好的践行公共服务工作的实质；高尚的道德品质能够增加广大人民群众对工作人员的信任度等等。然而对公共服务平台价值链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上游服务平台和下游服务平台的密切配合能够为其终端接收整合起到重要的经济效益，这些互补共享的产业组织价值链，横向扩展经济效益的全面发展，纵向延伸公共服务平台产业组织的发展寿命，且与相关组织设备的配合，提供信息资源和物流资源，使得公共服务平台处于正面的盈利商业运营模式之中，为其提供重大的价值链循环实现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公共服务平台的现状及现有的盈利模式分析

公共服务平台的现状：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主体具有多样性。主要有政府支撑模式、产业园模式、企业自建模式等，因此，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主体就存在国家政府、企业、地方政府等。专业性公共服务平台的数量多。目前，我国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公共服务平台，涉及的范围和面积很大，如至2009年江苏省就已经建立了172家公共服务平台，这样看来，我国各城市、各专业建立的公共服务平台不计其数。而且涉及的领域很广，如：信息产业、软件产业、服务外包产业等都有公共服务平台。从其涉及的业务范围看，有人才培训、知识产权保护、支持共性技术研究、信息投融资服务等；从涉及的服务对象看，有中小企业、创业企业、服务产业集群以及专业园区建设等；从涉及的服务区域看，有全国及地方等公共服务平台等。国家的公共服务平台正在全面发展。公共服务平台部分重点区域发展迅速。在我国全国各地，许多产业都建立了公共服务平台，发展速度如雨后春笋。公共服务平台部分已在全国形成了全国体系。提升了为企业发展的公共服务能力。

公共服务平台现有的盈利模式。公共服务平台的成本最小化模式。一般而言，任何企业的发展成长都需要成本的最小化运营。明确公共服务平台的成本定位，将其生产成本最小化、资源共享最大化，有效地利用最小化的成本化解公共服务平台运营中的难题，使其运营成本稳定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即使有波动，也不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获得盈利的最大化，这就需要有专业的理财团队来进行控制和制约，这也是现在大多数企业或机构实行的公共服务平台的盈利运营模式之一。公共服务平台的收入最大化模式。这种模式和成本最小化模式的实质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参考成本最小化模式即可。

拿物联网的公共服务平台商业模式为例，来展开对整个公共服务平台现有的盈利商业模式的分析。

公共服务平台的商业盈利模式主要体现在“四流”，即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价值流。物流。物联网的公共服务的理论商业模式更多地目的在于把物联网各个产业链联系起来，系统集成商在这个公共服务平台上进行模拟场景测试，云计算数据的软件压力、仿真测试由软件开发商执行，通过每一个物流环节在公共服务平台上对其RFID、传感器、终端设备进行检测，提高商业运营的可靠性，使得物联网的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一种有价值的传输。资金流。物联网的资金流主要运用在支付或投资通过实体货币和替代货币两种形式，在物联网的公共服务平台上实现技术服务之间流动的平衡，同时也有等价的反向交换。信息流。信息流在物联网的公共服务平台上表现得十分活跃，主要通过感知层的物体状态信息获取，实现各个产业链主体的有效信息接收和传输，汇总各个企业客户的信息交换行为和消费情况，来测试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的根固性，对物联网的公共服务平台的商业运营模式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价值流。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盈利的商业模式的核心部分是价值流，在物联网的公共服务平台上，价值流主要来源于服务企业客户端，主要通过不同企业客户端的商业模式板块的整合增值服务平台的价值累加子熬过，从而为物联网的公共服务平台的盈利模式创造一个循环的增值保障。

综合来看，物流是整个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盈利模式的集成和联系，信息流是整个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盈利模式的信息交换渠道和服务介质载体，资金流是整个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盈利模式的运作经营基础和保障，价值流是整个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盈利模式的的运行和经营核心。

物联网的公共服务平台现有的盈利模式基也是整个公共服务平台的盈利模式的基本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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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指标

1、以净利润为基础的盈利能力指标。

以净利润为指数的指标是评价盈利能力最基础的指标，对其他指标以及整个指标体系起着关键性作用。（1）总资产收益率（ROA）。其公式为：ROA=净利润/总资产，其中“总资产”指企业负债和股东权益之和，具体项目包括：现金、应收账款、存货、长期投资、房屋设备及办公用品、土地或矿产资产。一般来说，由于各行业对资金利用程度的大小不同，ROA水平的高低评判也相应不同。对银行、保险、证券、电信等重资金运作的企业来说，ROA的评判更为重要。总资产收益率是将净利润与资产总额相比较，反映了公司管理者运营资产获取利润的能力和效率。它是反映企业资产综合利用效果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企业总资产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该指标越高，表明资产利用的效率越高，投资盈利能力越强。一般情况下，财务分析主体可以根据该指标与同期净资产收益率进行比较，判断财务杠杆作用情况。（2）净资产收益率（ROE）。其公式为：ROE=净利润/普通股股东权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报酬率）是一定时期公司的净利润与股东权益的比率，突出反映了投资与报酬的关系，是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指标的核心，也是最具综合性和代表性的财务指标。在我国上市公司业绩综合排序中，该指标被列为首位所需披露指标。（3）每股收益（EPS），又称每股税后利润、每股盈余，指税后利润与股本总数的比率。从财务分析角度看，每股收益主要取决于每股账面价值，即每股净资产，是指股东权益总额减去优先股权益后的余额与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平均股数的比值，它可以帮助投资者了解每股的权益，也有利于潜在投资者进行投资分析。

2、以市价为基础的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在评价体系中适当反映市盈率、市净率等与股票市价相关的财务指标对上市公司盈利分析是必需的。（1）市盈率（P/ERatio）。市盈率=普通股每股市价/普通股每股收益，亦称价格与收益比率，是用股票的市场价格与每股净收益比较而得的一个数值。反映了股价与股票发行者取得经营利润能力的关系，常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公司的盈利状况。（2）市净率（PBR）。市净率=每股市价/每股净资产，是把每股净资产与每股市价联系起来，可以说明市场对公司资产质量的评价以及股票的投资价值。

（二）各方面对盈利能力指标的影响

1、国家政策。

国家政策与企业息息相关，其中税收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国家的税收政策与企业的盈利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符合国家税收政策的企业能够享受税收优惠，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反之，则被要求缴纳高额的税收，从而不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评价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离不开对其面临的税收政策环境的评价。然而，由于国家政策属于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很多财务人员往往容易忽视国家政策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2、利润构成。

企业的利润主要由主营业务利润、投资收益和非经常项目收入共同构成。一般来说，主营业务利润是形成企业利润的基础。非经常项目在企业总体利润中不应该占太大比例。在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时，很多财务分析人员忽视了利润结构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实际上，有时企业的利润总额很多，但是如果企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一些非经常性项目，或者不是由企业主营业务活动创造的，那么这样的利润结构往往存在较大的风险，从而也不能反映出企业的真实盈利能力。

3、经营模式。

企业的经营模式就是企业如何赚取利润的途径和方式，是指企业将内外部资源要素通过巧妙而有机地整合，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模式。独特的经营模式往往是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法宝，也会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个企业即使是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人才，但若没有一个较好的经营模式，企业也很难生存。

4、利润及利润质量。

对企业盈利能力高低的判断，取决于企业提供的利润信息，企业利润的多少，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然而，企业的利润额由于受会计政策的主观选择，资产的质量、利润的确认与计量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质量风险的问题。只看重利润的多少，不关心利润的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利润信息及盈利能力的真实性，从而有可能导致财务分析主体的决策缺乏准确性。

5、历史与未来。

在财务分析时，一些财务人员所计算、评价的数据反映的是过去会计期间的收入、费用情况，都是来源于企业过去的生产经营活动，属于历史资料。而对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评价，不仅要分析它过去的盈利能力，还要预测分析它未来的盈利能力。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不仅与前期的积累、前期盈利能力的强弱有关，还与企业未来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有关。因此，如果仅以历史资料评价企业的盈利能力，很难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做出一个完整、准确的判断。

二、股份制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分析

“一般来讲，一家公司的能力主要分为四种能力，即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成长能力。而盈利能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是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宋献中教授的一句话，道明了上市银行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的重要性。“总资产收益率反映的是总资产的盈利能力，该指标越高，说明银行的举债能力越强，利用财务杠杆的效果就更好。”以上专家的话告诉我们，针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分析，一般要从总资产收益率（ROA）开始。下面就应用杜邦分析法，结合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进行盈利能力分析。

（一）杜邦分析法下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指标。

财务分析中，杜邦分析体系一般主要是对企业、上市公司等非金融机构进行分析，其最初所采用的财务分析比率也是针对非金融机构提出来的。因为商业银行与企业的运营机制不同、盈利路径也不相同，因此在用杜邦分析系统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时，应该在传统的杜邦分析体系基础上，结合商业银行自身的特点建立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因素分析模型。权益净利率主要受资产收益率和权益乘数的影响，我们借鉴传统的杜邦分析法，将权益净利率作为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因素分析模型的核心。在分析过程中，将权益净利率作为分析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然后对这一比率进行层层分解，分析构成这一比率的要素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构成要素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1、权益净利率分析。

借鉴杜邦分析体系，将权益净利率与资产收益率以及财务杠杆联系起来，分析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同时，权益乘数将资产收益率和权益净利率联系起来，即：权益报酬率=（净收益/资产总额）×（资产总额/权益总额）=资产收益率×权益乘数

2、权益乘数分析。

权益乘数是将资产与权益相比较，比值越大，权益乘数越大，商业银行运用财务杠杆进行负债经营的程度越高，商业银行资本风险越大。所谓财务杠杆效应，就是当资产收益率为正数时，权益乘数越大，权益净利率就越大，银行的收益就越高。但是，财务杠杆具有两面性，它在增加收益正面影响的同时，也能够扩大损失的负面影响。如果两家银行的资产净利率都是负数，权益乘数大的银行损失越严重。在实际工作中，银行业的权益乘数通常是由监管法规规定的。因此，资产收益就成为评价银行盈利能力的关键比率。

3、资产收益率分解分析。

通过资产收益率的进一步分解我们可以掌握商业银行主要收入来源、费用支出的具体情况。因为商业银行与一般企业不同，在对资产收益率进行分解时，我们要结合商业银行特殊的业务内容和业务结构进行分解，在分解过程中，我们采用如下指标：（1）净利息收益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统的利差收入是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净利息收入是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净利息收益率=净利息收入/资产总额。（2）中间业务收益率。中间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客户办理收款、付款和其他委托事项而收取手续费的业务，与传统业务相比，中间业务具有风险小、成本低、收益高、多样化等特点。（3）营业费用支出率。商业银行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其营业费用与一般的企业相同。在分析过程中，为了统一口径，文中的营业费用是指商业银行因为经营业务所支付的所有费用，包括商业银行在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等日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以及设立银行网点的各项费用。（4）所得税支出率。所得税是商业银行的一项重要税收支出，对银行利润有重要的影响。所得税支出率=所得税支出额/资产总额。

（二）招商银行盈利能力分析与评价。

招商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简称招行，成立于1987年4月8日，由香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创办，是中国内地规模第六大的银行、香港中资金融股的八行五保之一。总行设在深圳市福田区。2002年4月9日，招商银行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06年9月8日，招商银行开始在香港公开招股，发行约22亿股H股，集资200亿港元，并在9月22日于港交所上市。资本净额超过2，900亿、资产总额超过4.4万亿。招商银行在所有股份制银行中，各方面的排名都靠前，它的零售业务开办得最早，信用卡发行量非常大，管理机制也很好，总资产收益率相对较高。下面通过招商银行近五年的年报进行盈利能力分析：（1）对招商银行资产收益率的分析。我们要分两个阶段进行。2010～2012年，ROA开始稳定上升，增长幅度较大，整体来说，还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盈利状态。2013年开始，ROA又有小幅回落，这不仅是受股市小幅震荡、欧债危机和整体经济环境的间接影响，更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对其后零售时代的二次转型效果不满意、银行的国企作风日益明显，失去了原先的锐意进取、创新能力和灵活机制，对市场的灵敏度和反映度也落后于其他上市银行。（2）净利息收益率。近5年变化不大，但利息收入的绝对金额在增长，主要是由于生息资产规模的扩张，贷款与垫款利息的收入仍然是招商银行利息收入的最大组成部分。中间业务收入稳步增长，说明招商银行在中间业务方面得到良好的发展。2010～2014年，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增长较为明显，特别是2013年、2014年，中间业务的发展比较迅速，主要是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佣金、结算与清算手续费、银行卡手续费、财务顾问咨询手续费增加。（3）营业支出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整体费用支出较大。影响营业支出的因素较多，下面对营业支出进行进一步分析。业务及管理费用占比由2010年的74.14%下降至2011年的70.24%，下降速度明显，但2012年又回升至75.19%，而2013年、2014年则是稳步下降。受人员增加影响，员工费用的总额虽然是逐年上升的，但占营业支出的比重却在下降。招商银行通过改进费用预算方法、优化资源配置、加强日常费用管理等措施，深挖费用管理空间，切实提高成本效率和费用对业务发展的支持力度，费用管控成效显著，费用平稳增长，增幅小于营业收入增幅。说明业务及管理费用得到了有效控制，其中折旧与摊销费用下降比较明显。近5年，资产减值损失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且大幅上升，2010年招商银行资产减值损失占比为14.32%，到2011年上升至16.85%。2012年，政府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调控经济，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减值损失下降至10.29%。但是，2013开始由于经济下行，资产质量下降计提拨备增加，同时对产能过剩行业进一步增提风险补充拨备，特别是2014年贷款减值损失达312.54亿元，较上年增长206.53%，贷款减值损失是资产减值损失最大组成部分。由于资产减值损失的大幅增加，使营业支出的整体构成发生了变化，资产减值损失成为营业支出中比重较大的一部分。

（三）提高盈利能力的建议

1、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非贷款业务比重。

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家金融法规的完善，金融业务进一步朝国际化的方向发展，银行中间业务已成为现代银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和银行增强盈利能力的创新点。电子信息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给商业银行进行金融产品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股份制商业银行应该利用发达的网络技术发展互联网上的“家庭银行”、“企业银行”等高科技化智能型的金融产品，拓展为客户服务的渠道，缩短与客户之间的距离，使客户能够随时随地享受到银行服务。同时“，余额宝”等第三方平台通过自身优势的加入使本就竞争激烈的银行业更加残酷。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发展网上银行业务也可以弥补网点不足的缺点，扩大银行服务的范围，以高效便捷的服务争取更多的客户。

2、增加负债融资渠道。

目前，我国有大多数银行负债融资渠道比较单一，主要还是依靠吸收存款获取资金，在存款业务种类和利率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都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存款业务方面创新的空间不大。股份制银行应该合理利用金融市场，开展主动型的负债业务。

3、加强管理水平，严格非盈利性资产支出和营业费用控制。

毋庸置疑，商业银行的非盈利性资产和营业费用支出的失控会降低其盈利水平。因此，商业银行要加强管理水平，尽量减少非盈利性资产的支出，加强对营业费用支出的控制，降低资产费用率，从而提高其盈利能力。

4、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

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篇8

【关键词】文印业务小微企业盈利模式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0-0192-02

一小微企业竞争战略分析

众所周知，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在市场经济运行模式日趋成熟的今天，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更加凸显，而中小企业又恰恰是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基本经济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存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我国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正是因为国家对其的保护与发展，使我国中小企业得以蓬勃发展，但是，相同领域内拥有众多企业也让消费者在市场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在相同领域内的企业在市场上也有了更多的竞争。

那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众多小微企业怎样来突破重围而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呢？这正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从企业自身的角度来看，无非是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内部管理，降低生产成本，转变盈利模式等。而生产效率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于众多小微企业乃至中小企业而言更非易事。而对于管理成本非常小的小微企业来说，改善内部管理意义并不大。很多人会觉得降低生产成本可能是最直接的盈利方法。但前人已经指出，如若所有经营企业的自然人都以产品加工+产品销售这种最直接的经营模式经营，对于市场来说，只会出现模仿性的恶性竞争，而产品的模仿使产品趋同化严重，进而导致企业大打价格战。所以选择正确的竞争战略才是正确的盈利之道。

由此，正是因为中小企业的科研能力不强，资金不够雄厚，创新能力不足，生产或经营规模太小，也不具备利用更为先进管理模式的条件，所以“竞争”对于它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与自己竞争。由此转变单一的盈利模式的竞争战略会有更好的效果。

在保证产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从成本控制和独特化营销模式理念来分析小微企业的竞争模式和竞争能力，是小微企业盈利模式的重要环节。本文主要以经营普通文印业务的小型文印店（企业）为例来进行分析。

二以普通文印业务为例：坚持盈利模式多元化的意义

笔者从对多家文印店的调查中发现，他们对于盈利所付出的努力是基本相同的，即：（1）积聚人脉，进行固定交易

魂，为其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社会建设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搞好社会建设才能形成社会的安定团结，才能实现社会和谐。社会建设是促进经济建设、保持政治稳定、发展精神文明的重要纽带。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表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追求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表明未来中国不仅注重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人民富裕，还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为我们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

四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

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篇9

关键词：IPO盈余管理证券发行制度实质盈余管理应计利润

一、引言

IPO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大量的中西方研究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IPO公司机会主义地管理盈余，以提高发行价格，正的盈余管理误导投资者过分乐观，它不仅会误导投资者，而且会损害企业未来价值，因此必须有一定的机制来约束它。西方IPO主要采用市场化发行，中介机构承担着“信息生产”和“认证中介”重要作用。与传统的成熟资本市场不同，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处于“行政市”向“市场市”转变完善的进程中，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上市公司行为影响极其强烈，忽略制度偏差以及制度变迁，单纯研究承销商、审计师、风险资本家等第三方对于IPO盈余管理的约束是有失偏颇的。本文第一个研究目的是检验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即“审批制”转向“核准制”，以及核准制下，由“通道制”向“保荐制”的转移，能否加强市场力量对于IPO公司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水平的约束，显著降低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本文的第二个研究目的是检验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即随着市场监管力量的加强，中国IPO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是否会从日益引起关注的应计利润管理转向隐蔽性更强的实质盈余管理。为了具体考察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动态影响，本文根据中国证券发行制度演变，将研究期间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审批制（2001年3月之前）、通道制（2001年4月至2004年12月）、保荐制（2005年1月之后），利用应计利润模型和实质盈余管理模型来计量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分析证券发行制度变迁对于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和方式的动态影响。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可以为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藉由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和方式的动态比较，为证券发行制度的完善提供检验的手段。

二、文献综述

（一）西方文献西方IPO主要采用市场化发行，中介机构承担着“信息生产”和“认证中介”重要作用，因此大量的研究分析承销商、审计师、律师、风险资本家等第三方对IPO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将承销商作为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一种外在治理机制的理论源自于Booth和Smith（1986）提出的承销商认证中介理论。CarterandManaster（1990）以及Carteretal.（1998）的研究文献证实声誉机制是有效的，高声誉的承销商是与较低的IPO折价和较好的未来长期回报相联系的。BrauandJohnson（2009）的研究则进一步直接证明承销商声誉能有效抑制IPO企业盈余管理水平，承销商声誉与IPO盈余管理水平之间负相关。探讨审计师在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中的治理作用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两个：一是TitmanandTrueman（1986）提出的审计师信号显示理论；二是源自于Dye（1993）审计质量模型。Beatty（1989）的实证研究证明雇佣有声誉的审计师的IPO企业的抑价要显著更低，而MichaelyandShaw（1994）的实证结果则进一步表明，有声望的审计师是相关于较少风险的IPO，同时IPO长期业绩与企业所雇佣的审计师的声誉正相关。除了承销商声誉、审计师质量可以作为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一种有效治理机制以外，Barryetal.（1990）还检验了风险资本家对于IPO企业的监管作用，实证证据表明在所投资企业进行首次公开发行时，风险资本家监管投资方面的专才和经验可以作为企业价值的重要信号传递给投资者，导致有风险资本支持企业IPO的折价较低，说明监管服务的质量被资本市场认可，支持了风险资本家监管理论。

（二）国内文献刘江会等（2005）检验了我国承销商声誉与IPO企业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承销商的“认证中介”职能严重缺位，承销商声誉与IPO企业质量之间正相关的关系在我国证券发行市场中被扭曲，投资者通过承销商的声誉等级来区分发行企业质量的信息甄别机制在我国证券发行市场基本上不存在。在审计质量的检验上，李仙和聂丽洁（2006）对我国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我国IPO市场上经过“十大”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低于“非十大”审计的公司；专业审计师能够有效抑制IPO中盈余管理动机，降低盈余管理程度，研究结果支持了审计质量治理机制。在风险资本家监管作用的检测上，陈祥有（2010）以我国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199家IPO公司为样本，对风险投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与没有风险投资背景的IPO公司相比，有风险投资背景的IPO公司上市前一年的盈余管理程度更低，研究结果揭示风险投资可以约束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另外潘越等（2010）的研究还发现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是IPO盈余管理的两个有效的约束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省份，上市公司更不可能进行IPO盈余管理，而且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的约束机制是可替代的，即在我国法律保护比较薄弱的地区，社会资本对IPO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作用更加显著。这一研究结果拓展了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机制。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与传统的成熟资本市场不同，中国资本市场处于“行政市”向“市场市”转变完善的进程中，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上市公司行为影响极其强烈，忽略制度偏差以及制度变迁，单纯研究承销商、审计师、风险资本家等第三方对于IPO盈余管理的约束是有失偏颇的。从本人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只有徐浩萍和陈超（2009）的研究涉及了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IPO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没有证据支持IPO公司在发行前普遍存在运用会计手段进行的盈余管理。但研究是以核准制实施以后的IPO研究样本（2002年至2005年）为研究对象，没有直接比较审批制向核准制、保荐制变迁的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同时对于IPO盈余管理的计量主要是运用操纵性应计利润模型，本文的研究范围扩大到1998年至2006年的IPO公司，并且还运用实质盈余管理计量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试图全面检测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IPO盈余管理水平和方式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中国证券制度改革的历程凸显了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与方向，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加强了市场力量对于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审批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实行指标额度的行政分配，各级政府是上市资源的分配主体，公司发行股票的竞争焦点主要是争夺股票发行指标和额度。企业能否上市不在于本身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公关能力以及“包装企业”的能力，由于自身利益和公司发行利益紧密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部委不仅不能有效监督发行公司披露的信息质量，甚至还可能成为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共谋”，缺乏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的有效约束。与审批制相比，核准制取消了指标和额度管理，证监会的职能由审批上市额度指标转为核准发行资格，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发行审核委员会对股票发行进行实质性审查，加强对发行公司质量的审核力度；推荐发行公司的权力也由行政主体（政府）转移到市场主体（承销商），承销商的项目负责人对发行披露的真实性负有责任，若发生虚假陈述，将受到最高5年监禁的刑事处罚，承销商和审计师等专业机构出于自身的职业压力风险，有动机监督发行人的盈余质量。但是在核准制实行初期，通道制阶段，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原理在发挥作用，中介机构的推荐责任仍处于软约束状态，表现为推荐责任并未落实到到人，责任追究机制并未真正建立。2005年开始全面实施的保荐制是新股发行制度的重大变革，将保荐代表人的职业生涯和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及发行前后业绩紧密地联系起来，突出了“个人具体负责”和“事后责任监管”，有助于强化证券公司的推荐责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因此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是：

H1：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从审批准制转向核准制、通道制转向保荐制，可以有效约束IPO公司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

监管制度的改革不仅可以约束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也可能引起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方式的转变。盈余管理的工具有两类：一类是应计管理，即在GAAP范围内，通过会计方法、会计估计和会计时点的选择来管理盈余；另一类是实质性盈余管理，即通过次优商业决策，如通过削减研发支出，过量生产，以及给予较大的商业折扣，达到盈余管理目的。这两类工具相比，最大的差异的是对企业现金流量的影响不同。前者不改变企业现金流量，只是影响企业应计利润，因此实施成本相对较小，但由于应计利润的反转特征，以及会计规范弹性所限，应计管理效果是有限的；后者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现金流量，实施效果明显，而且隐蔽性强，但由于次优决策会损害企业价值，实施成本高。在审批制下，审核发行相关信息的责任主要在政府和各级部委。由于自身利益和公司发行利益紧密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部委不仅不能有效监督发行公司披露的信息质量，甚至还可能成为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共谋”，随着核准制的实施，特别是保荐人制度的运用，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约束由单一的政府行政监管，转向包括证监会的发行审核、市场机构专业辅导和监督，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的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发行监督力量的加强提高了IPO公司应计管理的成本，可能会导致中国IPO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从透明度较高的应计利润管理转向隐蔽性更强的实质盈余管理。因此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

H2：证券发行制度从审批制转向核准制、通道制转向保荐制，可能导致IPO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由应计管理转向实质盈余管理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选择在1998年1月1日到2006年12月31日期间在上交所和深交所A股市场上市的A股IPO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上述期间在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公司共有723家，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IPO公司8家，剔除在计算盈余管理指标时，运用分年度分行业回归，未达到回归所需要的10个非首发上市公司所在行业的IPO公司42家，共673家IPO公司作为最终研究样本。研究样本的选择过程如（表1）所示。同时，本文研究目的是检测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和方式的影响。依据中国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历程，本文划分了三个研究阶段，如（图1）所示。本文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证券发行制度变迁对于IPO盈余管理行为和方式的影响。本文所有的研究数据都取自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数据处理运用的是STATA和EXCEL软件。

（三）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计量本文研究的是IPO公司在首发阶段的盈余管理行为，衡量的指标是IPO当年的盈余管理水平。运用应计模型和实质盈余管理模型来计量盈余管理水平。

（1）应计为基础的盈余管理。应计利润法是西方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最常用的一类方法，该类方法目的是从应计利润总额中分离出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的指标，该方法可以从总体上把握盈余管理的程度。考虑到Dechow（1995）研究证明修正琼斯模型忽略了企业业绩对应计的影响，可能导致对于业绩水平异常的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错误估计。由于IPO公司相对于已上市公司，在业绩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选择收益匹配的琼斯模型（Kotharietal.2005）来计量应计利润管理。模型如下：■=α0+α1×■+α2×■+α3×■+α4×ROAt+?着t（1）

其中，TAt：企业第t年总应计，用第t年营业利润减去第t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REVt：企业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ARt：企业第t年应收账款变化，用第t年应计账款减去第t-1年应收账款；PPEt：企业第t年固定资产账面原值；ROAt：企业第t年的资产收益率，用第t年净利润除以第t年期末总资产；At-1：企业第t-1年总资产，为了消除规模效应，除常数项以上所有变量都用上一年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处理。在具体的计量中，分两步：首先运用分年度分行业非首发上市公司数据，按照模型（1）要求进行回归，计算行业特征参数，然后再运用IPO公司的数据，利用行业特征参数计算各样本的非操纵应计，从总应计中扣除非操纵性应计，得到各IPO公司当年的操纵性应计DA，作为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稳健性测试中，也运用基本琼斯模型（Jones，1989）和修正琼斯模型（Dechow，1995）来计量操纵性应计利润。研究发现，这些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同时运用这些指标所做的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2）实质盈余管理。本文借鉴Roychowdhury（2006）实质盈余管理模型，计算了IPO公司发行当年异常现金流量、过量的生产成本，以及异常的操控性费用支出，模型如下：

■=?茁0+?茁1■+?茁2■+?茁3■+?着t（2）；■=?茁0+?茁1■+?茁2■+?茁3■+?茁4■+?着t（3）；■=?茁0+?茁1■+?茁2■+?着t（4）

其中：CFOt：企业第t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PRODt：企业第t年的生产成本，为t年已销产品成本加上t年存货的变化；EXPENSEt：企业第t年操控性费用，为t年销售费用、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的合计；REVt：企业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REVt-1：企业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REVt：企业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REVt-1：企业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用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第t-2年主营业务收入；At-1：企业第t-1年总资产，为了消除规模效应，除常数项以上所有变量都用上一年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处理。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一样，实质盈余管理的计量也分两步：首先运用分年度分行业非首发上市公司数据，按照模型（2）、（3）、（4）要求进行回归，计算行业特征参数。然后再运用IPO公司的数据，利用行业特征参数分别计算各IPO公司正常现金流量、正常生产成本、正常操控性费用，从总经营现金流量、总生产成本、以及总的费用中扣除得到异常现金流量（R_CFO），异常生产成本（R_PROD）和异常操控性费用（R_DISXB），作为本文实质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在给定的销售水平上，向上管理盈余的企业可能有以下特征：异常低的CFO，异常低的操控性费用，和异常高的生产成本。为了抓住实质盈余管理的总体效应，借鉴CohenandZarowin（2010）在研究围绕SEO时的实质性盈余管理的做法，结合以上三个单独计量指标去计算两个实质盈余管理活动的综合指标，REM_1和REM_2值越高，表明企业进行实质盈余管理活动的可能性越大。计量如下：

REM_1=（-1）×R_CFO+（-1）×R_EXPENSE（5）；REM_2=（-1）×R_EXPENSE+R_PROD（6）

（四）模型建立和变量定义由于IPO盈余管理水平除了受证券发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外，也会受到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为了验证假设1，检测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盈余管理程度的约束，以盈余管理水平作为因变量，以证券发行制度演变为自变量，并引入定价方法、承销商声誉、审计师质量等其他治理变量，以及企业规模、销售增长率以及财务杠杆等控制变量，构建了如下的多元回归模型：DEP=a0+a1×TDZ+a2×BJZ+a3×PRICE+a4×TIME+a5×TENUNW+a6×BIG4+a7×STATE+a8×SIZE+a9×LEV+a10×GROWTH+■an×INDUSTRY+?着（7）

根据Zang（2007）的研究发现，管理人员优先决策实质盈余管理在应计操纵决策之前，并且实质盈余管理和应计操纵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Cohen，etal.（2008）在研究2002年萨班斯法案的通过对于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的影响也发现，萨班斯法案的通过导致公司从应计为基础的盈余管理转向实质盈余管理。另外CohenandZarowin（2010）通过研究再融资活动的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证明，企业应计还是实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是应计管理成本以及应计管理能力的函数，应计管理的成本包括监管者、审计师的审查和监督以及应计管理的潜在法律诉讼，而应计管理能力是指企业应计管理的弹性。因此本文在模型（7）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实质盈余管理替代变量（RM_PROXY）作为DA的解释变量，模型如下：

DA=a0+a1×TDZ+a2×BJZ+a3×TDZ×RM_PROXY+a4×BJZ×RM_PROXY+a5×PRICE+a6×TIME+a7×TENUNW+a8×BIG4+a9×STATE+a10×SIZE+a11×LEV+a12×GROWTH+■am×INDUSTRY+?着（8）

RM_PROXY是指实质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分别用REM_1和REM_2来代替。与模型（7）相比，模型（8）主要的变化是引入了证券发行制度和实质盈余管理的交叉项（TDZ×RM_PROXY和BJZ×RM_PROXY），目的是为了检验是否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根据假设2，其系数预期为“-”。其他变量的符号预期同模型（7）。模型相关指标定义如（表2）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本文对623家IPO样本公司的分阶段发行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反映发行公司特征的指标，如总资产、销售收入、销售增长率、筹资额等呈逐年上升趋势，说明随着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IPO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公司盈利能力越来越强；而反映发行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指标，总应计（TA），操纵性应计（DA），以及实质盈余管理计量中的REM_1呈下降趋势，表明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有约束效应。

（二）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证券发行制度约束效应的检验为了检测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盈余管理程度的约束，对模型（7）进行了回归分析。在模型估计中，本文对模型标准误进行异方差调整和公司观察值自相关调整，以获得较准确的t统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DA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TDZ和BJZ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道制和保荐制的实施，使IPO公司操纵性应计显著下降，支持了假设1；PRICE的系数显著为正，证明在相对固定市盈率定价方法下，IPO公司为了追求较高的发行价格，将人为操纵应计利润，支持了Aharoneyetal.（2000）的研究结论；BIG4系数显著为负，支持了审计师质量对于IPO公司操纵性应计的约束效应，与李仙和聂丽洁（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但TUNNUW

的系数为正，不符合预期，并且不显著，表明我国IPO市场审计师声誉机制并没有形成，支持刘江会等（2005）的研究结论。从REM_1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TDZ和BJZ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道制和保荐制的实施，使IPO公司的实质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下降，支持了假设1；BIG4、TUNNUW、STATE的系数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实质盈余管理水平隐蔽性较强，较难被发现，因此并没有引起审计师、承销商足够的重视，也可能是由于REM_1综合了R_CFO和R_EXPENSE的共同影响，所以导致系数被稀释。从REM_2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TDZ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道制的实施，使IPO公司的实质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下降，支持了假设1；BIG4、TUNNUW、STATE的系数均不显著，不符合预期，原因同上。综合DA、REM_1、REM_2的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1，表明随着证券发行制度的市场化进程，由审批制向通道制、保荐制的演变，会约束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提高IPO公司盈余质量。

（三）IPO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和实质盈余管理手段的相互替代效应的检验从（表5）的相关系数表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证券发行制度阶段，IPO公司的操纵性应计水平与实质盈余管理水平均呈正相关性，没有出现操纵性应计与实质盈余管理随监管加强，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效应，不支持假设2。在模型估计中，本文对模型（8）标准误进行异方差调整和公司观察值自相关调整，以获得较准确的t统计量。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以REM_1和REM_2作为实质盈余管理替代变量（REM_PROXY）的回归一、二的结果来看，TDZ×REM_PROXY和BJZ×REM_PROXY的系数显著为正，不符合假设2预期。表明在通道制和保荐制下，IPO公司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实质盈余管理和操纵性应计管理共同存在，也即随着监管力量加强，操纵性应计与实质盈余管理并没有出现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趋势，假设2没有得到支持。另外，与第三部分没有考虑应计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理替代效应的DA回归结果相比，TDZ和BJZ的系数仍为负，但显著性在下降，这可能是由于RM_PROXY与TDZ、BJZ之间存在相关性，稀释了TDZ、BJZ对于DA的影响所致。同样在引入RM_PROXY变量以后，PRICE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证明了IPO公司操纵应计目的是为了追求较高的发行价格，BIG4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支持了审计师质量对于应计操纵的约束。综合上述的回归结果，不支持假设2，表明在IPO市场上应计盈余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管是显著正相关，并没有发现Cohenetal.（2008）等西方研究文献所证明的随着监管制度的加强，应计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理方式相互替代、此消彼长的趋势。

（四）稳健性检验为了增强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另外运用了基本琼斯模型（Jone，1991）、修正琼斯模型（Kothari，1995）来计量操纵性应计，研究发现，这些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同时运用这些指标所做的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另外BallandShivakumar（2006）的研究指出，估计IPO当年操纵性应计用IPO前一年总资产作换算指数，会由于换算指数在数额上偏小，导致所估计的操纵性应计偏大。因此本文在计算各IPO公司操纵性应计时，运用的是上市当年平均总资产进行换算。在稳健性性测试中，也运用IPO上年总资产作换算指数，研究主要结论并不改变。

五、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证券发行制度演变，将研究期间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审批制（2001年3月之前）、通道制（2001年4月至2004年12月）、保荐制（2005年1月之后），运用应计利润模型和实质盈余管理模型来计量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方法，分析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和方式的动态影响。在描述性统计中，通过审批制、通道制和保荐制下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趋势比较，发现随着证券发行制度由审批准转向核准制，尤其是核准制下保荐制的实施，IPO公司的应计利润盈余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理呈下降趋势。在引入了承销商声誉、会计师质量、国有控股股东等治理变量以及企业规模、业绩、盈余增长和财务杠杆等控制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中，发现随着保荐制的实施，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下降。在盈余管理方式的研究上，本文发现在中国IPO市场上，应计盈余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理是显著正相关，并没有发现Cohenetal.（2008）等西方研究文献所证明的随着监管制度的加强，应计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理方式相互替代，此消彼长的趋势。总体的实证结果表明核准制的实施，可以约束IPO公司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行为，系统提高中国上市公司质量。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的不完善的市场，正处于行政化向市场化转移的过渡阶段，本文研究证明了证券发行制度是研究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问题的重要约束变量，同时藉由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动态分析，验证了证券发行制度的市场化进程的完善能有效约束IPO公司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证券发行制度进一步向注册制发展提供了证据。

*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国资本市场IPO中的盈余管理问题研究”（项目编号：3154101110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刘江会、尹伯成、易行健：《我国证券承销商声誉与发行企业质量关系的实证分析》，《财贸经济》2005年第3期。

［2］李仙、聂丽洁：《我国上市公司IPO中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审计研究》2006年第6期。

［3］陈祥有：《风险投资与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实证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

［4］潘越、吴超鹏、史晓康：《社会资本、法律保护与IPO盈余管理》，《会计研究》2010年第5期。

［5］徐浩萍、陈超：《会计盈余质量、新股定价与长期绩效――来自中国IPO市场发行制度改革后的证据》，《管理世界》2009年第8期。

［6］CarterRandManasterS..InitialPublicOfferingsandUnderwriterReputation.JournalofFinance，1990.

［7］BeattyRP.AuditorReputationandthePricingofInitialPublicOfferings.AccountingReview，1989.

［8］BarryCB,MuscarellaCJ,PeavyIiiJW,etal.Theroleofventurecapitalinthecreationofpubliccompanies:Evidencefromthegoing-publicproces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90.

［9］CohenDA,DeyAandLysTZ..RealandAccrual-BasedEarningsManagementinthePre-andPost-Sarbanes-OxleyPeriods.AccountingReview,2008.

［10］CohenDAandZarowinP..Accrual-BasedandRealEarningsManagementActivitiesaroundSeasonedEquityOfferings.JournalofAccounting&Economics,2010.

［11］BoothJandSmithR..Capitalraising,underwritingandthecertificationproces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86.

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篇10

关键词：互联网经济；盈利模式；现状

1.我国互联网经济的主要盈利模式

互联网经济，就是指在互联网基础上所产生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总和，是信息化时代下的重要产物。就目前来说，互联网经济主要分为四大类：电子商务、即时通讯、搜索引擎以及网络游戏。这些互联网经济发展模式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盈利模式，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等，促进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下面，笔者将对我国互联网经济的盈利模式以及发展现状展开深入探讨。

就当前来说，我国的互联网经济主要有五种盈利模式：在线广告盈利模式、增值服务的盈利模式、网络游戏盈利模、产品销售的盈利模以及并购增值盈利模式等。

1.1在线广告盈利模式

就所有的互联网经济盈利模式而言，在线广告盈利模式是最为普遍的、出现最早的盈利模式，早在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它就出现并得以应用了。在应用初期，为了保证各种网站的建立和维护，提高网民对在线广告的认识，很多网站都采取了免费的经营方式，例如各种免费的会员注册、信息浏览、免费搜索等。这确实从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广大消费者的注意，并使他们积极使用这些服务。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这种“盈利模式”并没有盈利。但是，随着在线广告盈利模式的不断成熟，很多网站就开始设立收费的在线广告，而这也成为其主要的盈利来源。

就实施情况来说，在线广告主要以各种文字、图像、动画为基本形式，但是随着现代信息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竞价排名、视频插播等新的投放方式也竞相出现。截止2014年，中国网络广告的营业额已经突破几百亿美元，增长幅度较大，盈利额也在不断增加。在线广告之所以能盈利，其根本原因在于，与传统的媒介形式相比，在线广告投放的效率较高，计费方式合理。同时，在线广告的目标受众针对性较强、信息的可靠性较高，能够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2增值服务的盈利模式

增值服务，就是指那些除了基本服务之外的服务活动的总和。我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历最黑暗的时期，很多网站难以支撑。而增值服务盈利模式的出现成为我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互联网经济的增值服务模式主要是通过各种图片下载、铃声下载、游戏以及手机短信等收费的形式获得盈利的。例如，各种QQ会员、黄钻等就是增值服务盈利模式的主要代表。

1.3网络游戏盈利模式

目前，很多网页打开之后，都会出现一些弹跳窗口，而这些弹跳窗口大都是一些游戏的入口。一旦点击登录进去，就会进行收费，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网络游戏的盈利来源主要有各种游戏计费卡的收入、各种游戏广告收入以及各种游戏衍生产品的销售收入例如各种游戏装备的销售收入等。近年来，我国网络游侠的盈利收入在互联网经济的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愈来愈高。

1.4产品销售的盈利模式

互联网经济下的产品销售盈利模式，实质上是指传统的产品营销方式借助互联网的发展与延伸。在这种盈利模式下，人们可以进行各种实物产品的交换与买卖，包括各种文化、信息与服务等，同时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各种虚拟产品的销售等。其中，阿里巴巴、淘宝网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卖方与买方通过互联网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完成交易过程，提高经济利润。

1.5并购增值盈利模式

该种模式是指，各种互联网企业之间通过并购或者重组，调整原有的企业结构，从而实现企业的价值增值的模式。首先，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来说，就是一些大型的综合性的互联网企业将一些经营范围不同的小型互联网企业进行并购，从而扩大企业的经营范围，提高经营利润等。例如，新浪与中华英才网进行并购、网易与搜房网合作建立的网易房产网站等。其次，从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的并购方面来说，各个传统企业通过并购，使自己的经营范围逐渐渗入到互联网经济范围内来，扩大了经营范围、内容，拓宽了各种经济来源。而互联网企业则通过并购，提升了品牌与企业的形象，吸引更多顾客。总之，并购增值模式的应用，实现了双方（传统企业与互联网企业）的优势互补，提高了企业的盈利水平。

这些盈利模式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十全十美的，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相关人员必须充分考察各个模式的合理性与否，从实际出发，选择最合理的盈利模式，以便从根本上提高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水平。

2.我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发展建议

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当前我国互联网经济发展迅速，既丰富了广大消费者的生活，满足其各种需求，又促进了互联网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同时，我国的互联网经济也在朝着产业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各种互联网广告、短信、网上购物、宽带服务以及网络游戏等已经成为互联网经济的主要盈利模式。从宏观方面来说，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为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高了传统产业的竞争力。而从微观方面来说，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优化了各种生产要素，提高了生产效率等。总之，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好的，取得的成就也是显著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

互联网经济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十分重要的。与此同时，信用问题也称为制约我国互联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以一些注册性网站为例，由于网络安全建设不合理、不完善，用户在注册成功之后，其相关的信息被一些“黑客”所窃取，导致用户的信息泄露，给用户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这也使得用户对网站运营的安全性产生质疑，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为了促进我国互联网经济的顺利发展，政府及相关企业必须十分重视“信用”课题，并围绕这一课题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防治措施，进一步提高互联网经济的盈利额。首先，政府必须完善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各项法律法规，在借鉴国内外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有利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法规，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保证互联网经济发展中的“信用”的积极作用，促进各项经济活动的顺利完成。其次，要加快各种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互联网经济的顺利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还要加强队伍建设，成立一支专业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以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再次，要加强对互联网经济的市场把控工作，对那些违法市场经济法则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要严格互联网企业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审核其经营活动的合法性与否，不允许各类违法经营活动的开展。同时，要十分注意各种网络安全建设，建立并完善各种防火墙，规避各种潜在风险，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防止消费者信息泄露等现象的出现。

总结

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而各种互联网经济盈利模式的出现及应用，更是为我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途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出现。这就需要互联网盈利模式的不断更新与完善，促进盈利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时，针对当前互联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国家、政府、经营企业及个人都应该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国家和政府要从法规及基础设施方面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要求自己，守法经营，不断开拓创新，扩大经营范围，并选择合理的盈利模式，提高自己的利润收入。而对于消费者个人来说，要充分了解互联网下各种经济活动的风险性，提高自己的风险识别能力，从而选择可靠的互联网服务，在维护自己信息安全的基础上，满足自己的各项需求。

互联网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与配合。相关人员要加快创新，积极探索互联网经济盈利的新模式，促进我国互联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信未来，我国互联网经济一定能开拓出新的天地，盈利水平进一步提高，这对于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总产值、提高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陈禹希.我国互联网经济盈利模式探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5（03）

[2]莫智勇，刘欣.基于用户角度类型化网站品牌价值评估模型研究[J].广告大观（理论版），2011（06）

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篇11

1投资性房地产盈余管理的空间分析

由于准则规定在成本模式下，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和《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的规定，对已出租的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进行计量，计提折旧或摊销。因此，投资性房地产盈余管理的空间主要集中在公允价值后续计量模式中。

1.1利用后续计量模式的可选择性进行盈余管理

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采用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有确凿证据表明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可以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并且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不对投资性房地产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计入当期损益。由于近年来房地产价格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企业所持有的房地产账面价值往往低于市场价值。对于坐落于大中型城市中心城区的房地产，通常具有活跃的交易市场，因此，这些房地产满足使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条件。虽然准则规定成本模式转换为公允价值模式应按会计政策变更处理，转换无法立即产生收益，但企业在以后各期却可能由于这种会计政策的选择获益。一方面转换可以增加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同时增加企业的资产和所有者权益，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降低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有利于企业进行融资，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实施并购重组。转换相当于因为资产的重估增值而调整账面价值，而这在历史成本计量原则下一般是禁止的。另一方面转换后的投资性房地产不计提折旧，减少了企业每期的费用，同时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条件下，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增加能在当期确认为收益，这都有利于增加企业的利润。并且，由于税法不将资产重估增值的收益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对于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的建筑物或土地使用权也一律需要计提折旧或摊销，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不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也不会使企业失去折旧的“税盾”作用。

1.2利用资产类别的转换进行盈余管理

准则规定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投资性房地产按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计价，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企业可以与关联方签订租赁合同，将闲置的房地产从原先的固定资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核算。同时，如果满足准则中的相关规定，便可以使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同时，企业可以将原已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转换时转回，从而规避了《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损失》中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的规定。准则还规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时，应当以其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作为自用房地产的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企业可以在适当的时间解除与关联方签订的租赁合同，重新计提折旧，并将转换时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当期损益。这样通过两次转换，企业在转换期间内减少了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获得了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收益，同时增加了资产的账面价值，从而达到粉饰报表的目的。

1.3利用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的不同进行盈余管理

根据准则的规定，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该从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这表明公允价值首先应该从公开市场报价中取得。当无法从公开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时，可以使用估值技术取得公允价值。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房地产市场尚不成熟，公开报价不易获得，并且由于存在大量的投机行为，公开报价也未必是公允的价格。因此，上市公司目前更倾向于使用资产评估机构或房地产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作为公允价值，其次是通过参考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获取公允价值。现行准则中，没有对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作出明确适当的规定，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对经营业绩有利或能够达到特定目的的方法。估值模型本身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容易受到主观判断的影响，但准则对于估值模型的选择和关键参数的设定缺乏必要指导和规定。企业还可能选择关联方资产评估机构进行房地产评估，出具对自身有利的资产评估报告。这都给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操作空间，使企业可以通过操纵公允价值满足自身利益，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2投资性房地产盈余管理的实例解析

2.1世茂股份的盈余管理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商业地产开发运营的上市公司。2009年6月30日，世茂股份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投资性房地产的会计政策变更的决议，公司根据准则规定进行了追溯调整，导致增加2009年度利润总额408万元，其中因不计提折旧增加2009年度利润总额102万元，因公允价值变动增加利润总额306万元，增加投资性房地产1317万元，增加留存收益987万元。当年下半年，因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1.61亿元，约占当年利润总额的54.51%。2010年，世茂股份因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4.26亿元，约占当年利润总额的31.14%。然而，该公司并未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世茂股份租售并举的经营模式导致该企业拥有大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且其商业地产主要坐落于北京、上海等地区，市场交易活跃，这给使用公允价值模式提供了必要条件。2009年全国范围内房地产价格普遍高企，发达地区涨幅尤为明显。世茂股份在此时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公允价值的大幅变动直接导致了当年及此后一年的利润大幅增加，相对于其他采用成本模式的房地产企业而言，业绩更加“漂亮”。并且，由于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净利润暂不得用于利润分配，上市公司无需担心这部分并无实际现金流入的利润将增加企业利润分配的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企业使用公允价值模式的忧虑。

2.2海南航空的盈余管理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航空运输的上市公司。2009年12月14日，海南航空董事会通过投资性房地产的会计政策变更的决议，根据准则规定进行了追溯调整，导致2008年合并报表层面投资性房地产增加447万元，减少营业成本442万元，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807万元，最终减少净亏损999万元。2009年合并报表层面投资性房地产增加投资性房地产6.8亿元，减少营业成本1902万元，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5.9亿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变更直接导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由-1.14亿元变为3.34亿元。通过会计政策的变更，海南航空的累计亏损减少了4.52亿元。2010年，该公司因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3.48亿元，约占当年利润总额的7.96%。2009年，海南的房地产价格涨幅明显。2009年12月31日，国务院文件，海南国际旅游岛正式获批，此举更是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又一轮上涨。海南航空的投资性房地产主要位于北京，三亚以及博鳌，受益于这轮涨价，其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已经远远高出账面价值。海南航空此次的变更在当期就产生了巨大的效果，直接使公司扭亏为盈，并且在第二年给公司带来了近8%的利润总额，效果十分明显。

3投资性房地产盈余管理的防范措施

3.1重新规定后续计量模式的使用范围

现行准则以能否持续可靠取得公允价值为依据进行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的选择，并且企业对所有投资性房地产只能采用同一种后续计量模式。对于用于出租的土地使用权或建筑物，企业获得的是租金收入，与该项资产的市场价值并无太大的联系。通常在合同签订时已载明租赁期间承租方支付的费用，且出租房并无租赁到期时将其转让的意图。因此，对于这类资产使用成本模式即可。并且公允价值模式下投资性房地产不计提折旧或摊销，企业只有营业收入，却没有营业成本，收入费用在逻辑上不配比，违背了基本的会计原则。而对于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士地使用权，由于企业持有的目的是待其增值后进行转让，需要及时了解资产的市场价值，掌握充分的信息，以选择合适的时机对外出售，使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因此有必要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准则可以规定企业应根据投资性房地产的业务类型选择后续计量模式，且企业可以区别不同的投资性房地产同时使用成本模式和公允价值模式。

3.2增加不同类别资产二次转换的限制条件

为了防止企业利用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重分类操纵利润和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盈余管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对于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重分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由于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首先在金融工具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其准则制定相对较为完善。因此，投资性房地产准则可以借鉴金融工具准则，规定企业将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且以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因持有目的改变，转换为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在本会计年度及以后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内不得再次转换为以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同时对因不可抗力或其他特殊状况导致可以转换的例外条件作出规定。这样即截断了企业利用资产类别的转换进行盈余管理的道路，又可以保护企业必要而合法的利益。

3.3加强投资性房地产的信息披露

家政企业盈利模式范文篇12

关键词：股利政策制造业现金股利

一、文献回顾

关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并没有统一的研究结论。国外比较流行的理论主要有“一鸟在手”理论、MM无关论和税差理论、顾客效应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及成本理论等。国内关于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类：一类是研究单个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论文百事通一是股权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如陈洪涛、黄国良(2005)以2001—2003年沪深两市的A股作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二次函数非线性回归两种方法，实证分析得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存在“U”型关系，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成反比，股本规模及股权相对集中度对现金股利没有影响。唐国正(2006)罚究得出股权二元结构下上市公司分配现金股利产生再分配效应——流通股价值向非流通股转移，分配现金股利可能是大股东的掠夺行为。袁振兴、杨淑娥(2007)以沪市2001年至2004年进行过现金股利分配的58家公司的1241个现金股利分配事件为样本，研究发现股权高度集中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正相关；股权相对集中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权益性现金股利正相关，与收益性股利负相关。二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等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如朱云(2004)以1994年至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事件为样本，认为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能够增加现金股利支付率。姜秀珍(2004)以1999年至2000年沪深两市的公用事业、能源电力和路段隧道三类A股为研究样本，认为现金流不确定性时，理性的经理人会支付较低水平的股利。第二类是研究多种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朱明秀(2005)认为现金股利政策受公司盈利能力、股权结构、资本结构、企业规模的显著影响。唐国琼、邹虹(2005)以2003年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出每股收益、货币资金、负债比例、企业流通股比例、企业规模、权益净利率对现金股利政策有显著影响。孙亚云(2006)的研究表明盈利能力、每股经营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股本规模成长性等对现金股利政策有影响。第一类研究仅考虑单一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不够全面，有失偏颇。第二类研究虽然同时考虑多个因素的影响，但较少关注特定行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制造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数量较多、上市时间相对较长、现金股利政策相对稳定、信息披露质量较高，以其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较多，大致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的限制、大股东的分配偏好、税收因素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分析内部因素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1)资本结构。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受资本结构的制约。若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率过高，会使资本成本上升、资本结构失衡，发放现金股利会加剧财务状况恶化。因此一般情况下，负债比率高的公司更倾向于增加内部融资和权益资本，一般不派或少派现金红利。本文用资产负债率表示公司的资本结构。

假设1：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资产负债率成负相关

(2)筹资能力。企业股利政策受其筹资能力的限制。公司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可以将利润留存，少发甚至不发现金股利，也可以一方面发放现金股利，另一方面借款或发行新股筹资。对于那些规模小、快速成长的企业而言，由于其在二级市场上筹资比较困难，后一种方案并不可行。因此这些公司往往减少现金股利支付、尽量多留存利润。本文用股东权益的对数表示公司的筹资能力。

假设2：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股东权益的对数成正相关

(3)盈利能力。企业股利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盈利能力。一般而言，企业的盈利越强，其股利支付率越高，因为盈利强的企业对保持较高的股利支付率更有信心。如果盈利低，一方面对未来资金的来源无法预测，另一方面也表明企业面临较高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外部资金的成本相对较高，企业只能留存利润以应付未来的资金需求。本文用每股收益表示公司的盈利能力。

假设3：现金股利分派率与每股收益成正相关

(4)股权结构。股利政策会受到现有股东对股权控制要求的影响。一些大公司试图通过股利政策来稳定其在长期经营中已形成的控制模式。为了避免新股东加入打破目前的控制格局，尽量发放较低的股利，以便从内部留利中获得所需资金。就许多中小型公司来说，如果现有股东无力购入公司新发行的股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将被稀释，现有股东会更倾向于采用债务融资或内部留利的筹资方式。我国上市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股在上市公司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由于股权的集中，使得国有股股东在股权的平等性和股权利益的一致性方面均与其他股东存在较大差异。国有股的委托机制存在的问题使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容易落在董事会和经理人员手中，进而可能损害所有者的利益。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及其对股利政策的重要影响，股权结构也是形成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之一，控股股东存在通过现金股利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嫌疑。股利分配的决策取决于控股大股东的利益取向及配股的需要。本义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公司的股权结构。

假设4：现金股利分派率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

(5)资产的变现能力。企业股利的支付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其资产变现能力的限制。股利通常以现金形式支付，然而大量留存利润并不等同拥有支付股利的现金，公司资产的变现能力与其留存利润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其现金来源充裕，则股利支付能力也会较强。有的企业虽然盈利能力很强，却因再投资或偿付到期债务而缺少可发放股利的现金，这就限制了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能力。本文用每殴经营现金流量表示公司的资产变现能力。

假设5：现金股利分派率与每股经营现金流量成正相关

(6)投资需求。企业的股利政策应以其未来的投资需求为基础加以确认，如果公司有较多的投资机会，往往会采用低股利支付率，将较大比例的盈利留存以用于企业再投资。如果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高，其投资需求也较高，会扩大企业规模，那么将采取低股利政策。本文采用营业收人增长率表示公司的投资需求。

假设6：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负相关

(二)样本选择在2005年深沪上市的912家制造业公司中，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有354家，剔除2家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最终获得352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采用EVIEWS3．1。

(三)变量定义因变量：现金股利分派率(PAY)。自变量：本文采用六个自变量，分别是资产负债率、股东权益对数、每股收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经营现金流量、营业收入增长率。具体的变量说明见(表1)。

(四)模型建立根据假设，本文构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PAY=+DR+SIZE+EPS+LARGE+CPS+zz+，其中，为待估参数，为随机变量。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在深沪2005年所有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发放现金股利公司有354家，占比38．7％，派现公司的比率不高。从(表2)

可以看出，样本公司股利支付率的平均值0．154，股利支付率较低；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为0．449，最大值为0．856，最小值仅为0．047，说明样本公司资本结构较为合理，不存在很大的偿债风险；每股收益均值相对比较低，说明样本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待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仍然占很高的比重，接近全部股份的半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这是造成大股东利用权利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进而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前提。完善治理结构，这样才能使得上市公司在机制上保证投资者尤其是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体现普通投资者的意愿；每股现金流最大值和最小值有很大差别，这与制造业的行业性质有关，不同规模企业的现金流差别很大，这也造成公司的各项投融资与股利政策的差别；营业收入增长率均值为0．230，在传统行业中此指标值偏高，最大和最小值差异很大。样本公司中每股收益为负数的有3家，每股现金流量为负数的公司有32家，分别占样本公司的0.85%和9.1%。这说明上市公司还是根据盈利能力来制定股利政策，基本上不会采取不理，说明上市公司没有存在大股东恶意套现的现象存在。

(二)相关性分析(表3)

反映自变量之间pearson相关系数相关系数最大为0．515，均小于0．8(共线性中相关系数的经验值为0．8)，初步判断，各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三)回归分析用EVIEWS3．1软件进行回归，计算出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具体见(表4)。

通过多元回归，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从模型整体回归效果看，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325，模型的回归效果较好，DW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F值为27．680，说明整体解释能力比较强。

(2)从资本结构来看，资产负债率与现金股利分派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负债率高的公司不易筹集资金，尤其是制造业，资产的规模与质量对公司的偿债能力有很大影响，所以公司倾向于内部融资，从而造成股利发放率低。这也证实了唐国琼与邹虹(2oo5)、孙亚云(2oo6)研究结论在我国制造业的适用性，假设1成立。(3)从筹资能力来看，股东权益的对数和现金股利分派率呈正相关关系，但显著性不大。这与我国国情基本符合。我国上市公司筹资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规模大的公司易于筹集资金，所以可以有较高的股利发放率。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壳资源稀缺现象表明上市公司本身即是一个很大的融资工具，公司的筹资门槛和筹资成本都较发达国家低，所以在考虑现金股利分配时并未考虑公司规模即筹资能力对其的影响。所以假设2不成立。(4)从盈利能力来看，每股收益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显著正相关，即企业具有较高盈利能力时，倾向于高股利政策。优秀的业绩意味着有更多的利润可供分配，因此会相应提高公司现金股利的可能胜。本文关注的制造业，风险相对其他高新技术产业较小，盈利能力稳定但利润增长率相对较小，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我国制造业司的盈利能力普遍低下，很小的盈利波动即会引起公司现金股利的变动，这也证实了朱云等(2004)提出的仅仅政策引导对于构建健康的股利政策还不够，还需要盈利能力支撑，当前的关键是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假设3成立。(5)从股权结构来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分派率呈负相关，与预期相反，且不显著。说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通过现金股利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动机不明显，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2005年不存在高管恶意套现现象。相反，由于近年证券市场法制的不断完善，包括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要求等各种配股条件都相应提高，所以各公司必须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才能达到各种配股条件，大股东的掏空动机被遏制，现金股利分派率降低。这与唐国正等(2005)提出的股权二元结构下大股东的掠夺行为理论相违背，假设4不成立。(6)从变现能力来看，每股经营现金流量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正相关，但不显著。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部分公司在负现金流的情况下还分配现金股利。公司的现金股利通常是以现金形式支付，但大量留存利润并不意味着拥有支付股利的现金，因为公司资产的变现能力与其留存利润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其现金来源充裕，则其股利支付能力也会较强。也有企业虽然盈利能力很强，却因再投资或偿付到期债务而缺少可发放股利的现金，这就限制了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能力。我国制造业的具体情况是，现金股利分配率低下，且分配公司少，现金流均值不大，从历史数据来看，现金流波动不明显，这些都是我国的特殊情况，与市场风险是不符的。所以企业管理者在制定殷利政策时并未考虑企业的现金流。姜秀珍(2004)的理论在这里并不适用。假设5不成立。(7)从投资需求来看，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正相关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指标本身，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和其他业务，其他业务收入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和可操控性，所以指标值是否能正确反映企业的成长能力有待考察；二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气氛很浓，大部分流通股股东只想赚取买卖差价，获取资本利得，并不现金股利的发放，所以企业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并未考虑外部投资者是否会看好企业的成长潜力。假设6不成立。

四、结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