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有效认同；方式方法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9-0074-03

“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指中国共产党人彻底内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后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独立哲学形态，表现为宪法意志的指导思想，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36。它本身又有特定的理论诉求和学科特征。思想教育解决人的思想问题特别是灵魂深处的问题，它必然成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得到民众有效认同的方式方法。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在民众中实施的规范性主体，起决定性作用，广大民众通过监督、舆论和民谣等方式进行的评价活动是对它的反观。通过双边的互动，在民众中可以形成对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共识。

一、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活动的特点

思想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教育实践活动，普遍存在于阶级社会的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发展阶段中，我国在不同时期确立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都是通过思想教育来实现的。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科学的基本属性，由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有自己特定的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透彻地领悟它需要有理论功力，这需要仔细分析其施教的特点，才能“化理论为方法”，进而“意识形态化”，实现其精神指南或者理论依据的思想学说制度化。

第一，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过程来看，教育主体与作为受教育者的民众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构成了教育中的不平等关系。就一个政治群体而言，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是由其先进的或精英部分向它的普通群众进行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而不是相反。当然，教育中也有可能出现教育者主动向受教育者学习的情况，甚至有双方的互动，但这只是教育者为了更好地进行思想“灌输”所采取的措施和姿态，而不是实践中教育主体与受教育者的角色转换。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向人们灌输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只能依靠教育主体的物质承担者即宣传员及其代言人才能实现，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必然以发动者、组织者和承担者的身份去主导、支配与控制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过程、内容和取向。尽管受教育者也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但他们不可能成为具有主动性特质的“客体性主体”，也不可能与教育主体一起构成“主体—主体”关系而共同面对作为客体的“教育资料”[2]18。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角色的既定性，意味着它绝不能发生变更，主体角色的位移就会使受教育者成为主体并支配和控制整个教育过程。

第二，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内容来看，它是整个国家的“总理论”和“总根据”的教育。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与一般的知识教育不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传授过程，而是按照教育者的意志对被教育者进行思想塑造的一种活动；它虽然也传授知识，但这种传授不是为了说明知识本身的价值与科学性，而是要使受教育者认可教育者本身及其所主张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正当性；它也不是要使受教育者尊重和服从知识及其所揭示的法则，而是要使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表示服从与忠诚。正因如此，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始终都是一个单向的、一维的“灌输”活动，追求的是受教育者对教育主体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合法性及其社会发展观表示认同。

第三，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特性来看，它是通过灌输活动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人们不能自发地产生当代中国国家哲学，这就需要灌输等手段进行规劝，还有反复不断的政治广告宣传、楷模形象引导、政治仪式熏陶和社会政治舆论制造等说服式意识操纵。其直接目的和专门任务，都是为了把本阶级、本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变为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使人们实现从“现有”向应有的转变，特别是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激荡，人们的思想日趋活跃，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迅速增长，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为此，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在多元中求主导，在多样中成主体，在多选择中争主流。

第四，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大众化来看，普通民众是社会大众的主体。他们关心国家大事，但与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对社会大众的教育要由此切入，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使他们通过亲身感受理解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集中反映思想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思想深刻又通俗、易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浅显语言阐述深奥道理，用生动事例解释抽象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它来源于实践、扎根于人民，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又对人民群众的实践起着根本指导作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迫切要求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二、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文篇2

（一）培育校园精神文化，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良好氛围

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育校园精神文化。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精神文化对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高校应明确校园精神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坚持主旋律，加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无形渗透；坚持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校园文化建设，保证校园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校园精神文化培育一方面可以利用校报、校园广播和宣传栏等传统宣传工具，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坚持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大学生，用优秀的作品鼓舞大学生，营造大学生学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氛围。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空洞的宣传，应该善于抓住社会中的榜样人物、典型事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另一方面，高校应该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的新阵地，把握好网络的宣传教育作用。如今的大学生大多喜欢在网上浏览时事新闻动态，观察社会舆论等，因此高校应加强对校园网的利用，开设特色校园网站，介绍大学生感兴趣的政治理论热点问题；也可以开通官方微博，增加对全国道德模范人物的宣传等，这样在无形中陶冶了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情怀。

（二）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实践基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动力之一就是实践的发展。纵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实践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也是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动力支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样需要一定的实践基础。对高校而言，这一实践基础除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之外，校园文化活动也是其必然要求。校园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依托，一个优势就是它活动的多样性和吸引力。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当然应该与校园活动相结合。一方面组织部门可以开展学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如讲座、报告会等，聘请有权威的教授向同学们讲解最新的理论动态，使大学生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也可以开展学生参与性很高的文娱活动，如学习十精神知识竞赛、纪念歌咏比赛、科学发展观演讲比赛等，使广大大学生在娱乐中、在快乐中既满足了自己的求知欲望和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又潜移默化的掌握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高校应该特别重视学生社团组织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团委主管的学生理论社团。学生理论社团是学生学习和宣讲理论知识的自发组织，这样的组织在学生中更有说服力，更容易得到广大学生的认可。高校应该大力支持学生理论社团，并保障它们的经费和活动场所，同时要配备一定的教师予以指导，真正发挥学生理论社团的示范作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载体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那么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当然也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实现。如上所述，高校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阵地。那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大众化，对于高校来说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探究如何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对于有效的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显著意义。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或者说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就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加强对广大党员教育的有力武器，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担负着传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伟大作用。正是因为我们的党和国家坚持了对广大人民群众、学生和党的干部进行持之以恒的思想政治教育，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在知识分子、党员干部的头脑中扎根，才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可并接受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同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由少数人掌握到多数人掌握、由深奥到通俗，就必须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说，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载体。

（一）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教育保证

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直是我国高校对广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途径和渠道。然而，高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和实施方面也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公共政治课的出勤率低、考核较为松散等。针对这些问题，高校必须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管理力度。一方面，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公共政治课应该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去客观的评价当今西方社会思潮等社会问题，提高他们的鉴别力。同时还要增强公共政治课的时代特色和人文因素，使教材内容生动进课堂，扎实进头脑，开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局面。”当前的大学生大部分是80后和90后，他们对时代特征较为敏感，他们喜欢新鲜的事物。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要改变空洞说教，取而代之富于生活化的思想，用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去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课堂形式上也要改变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应该多采用讨论式的课堂，启发学生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去分析社会现实，评价社会上的人和事；另一方面，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应该借助现代传媒，采用多媒体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完全可以借助声色音一体的多媒体技术，将枯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象的图片、生动的视频结合起来，从视觉、听觉两方面给学生深刻印象。这样就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潜移默化的传授给了学生，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除此之外，高校在公共政治课的考勤制度和考核制度方面也应该有所创新。

（二）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外部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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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哲学问题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继2009年11月在广州大学举办的首届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之后，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次会议除了延续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的讨论，还提出了“传统音乐教育”这一近年我国音乐教育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论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是进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的基础，也是探索传统音乐文化当代传承的路径。将音乐教育哲学与传统音乐教育结合进行探讨，是大会主办者探索本土音乐文化教育模式的有益尝试。

两天的会议议程包括：专家主旨发言、圆桌会议、博士论坛、研究生论坛四项内容。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

一、当今世界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为背景的多元社会环境下，中国的音乐教育者应该怎样看待音乐教育所具有的新的意义？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玛丽・麦卡锡（MarieMcCarthy）教授为与会者介绍了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在其主旨报告《变迁世界中的音乐教育哲学：新视野与未来发展的方向》中麦卡锡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历程，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音乐教育哲学成为音乐教育的宣传、政策的主要知识来源。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础已经得到扩展，一些学者开始从多元学科来寻找理论的支持，这些理论包括了心理学、女性主义、音乐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流行音乐的研究。针对这种新的研究趋势，麦卡锡提出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要研究的五个问题：（1）音乐教育者怎样理解音乐的意义？（2）“认知”音乐意味着什么？（3）今天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是如何被重视、被宣传、被倡导的？它们的基础是什么？（4）全球化背景下学校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到底是“谁”的音乐？（5）从伦理的角度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教育才是“好的”音乐教育？以此提醒当代音乐教育者将他们听赏和看待音乐的方式重新概念化并考虑音乐存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性。麦卡锡所介绍的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新趋势对于发展中的中国音乐教育无疑具有启示的意义。

二、音乐教育哲学的理论研究与探索

音乐教育哲学作为本研讨会的主旨议题之一，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参会代表们从音乐教育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对基于中国音乐教育实际情况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做了深刻的分析。

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理论化、系统化认识的总结，是特定社会和历史中的产物。西方的音乐教育哲学与中国传统的“乐教”哲学的关系何在？中国传统“乐教”哲学对于今天的音乐教育有何启示意义？如何在音乐教育实践中贯通中西？这些问题正是探索本土音乐教育模式的关键，也是本次会议的目的所在。管建华《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一文以社会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哲学、历史文化哲学为基础来探讨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的关系；该文尝试汇通中西哲学，提出建立中国文化哲学为基础的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周凯模《中土“乐教”哲学与民间音乐传承》提出中国自古就有基于中土宇宙论的乐教哲学体制，在近代引进西方教育分科体制后，中土“通才式”的教育体制断裂，中土优秀的乐教思想被忘却。而在民间“乐教”思想中，却依然坚守着中土“天人合一”的哲学精髓，是对古代优秀乐教思想的延续，因此对于中国民间乐教传统的丰富资源的调查研究任重道远。代百生《音乐美育：中国音乐教育思想的发展主线》中认为以“美育”为发展主线的中国音乐教育思想既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审美”与“美育”观念的吸收，也体现了中国儒家礼乐思想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提出正确认识音乐美育的内涵，将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

在该论题中，“审美”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与中国音乐教育实践的关系尤其受关注。覃江梅《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邓兰《实践还是审美――“二元对立”批判范式下中国音乐教育的困惑》、王州《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刘倩男《“审美”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对我国音乐教育的现实指向》等文章，都以中国音乐教育实践为现实背景，对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审美”和“实践”两种范式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

此外，从哲学层面进行理论研究的还有张业茂《“音乐教育”的语形、语义与语用――对“音乐教育”的语言分析》、朱玉江《从交往理论看音乐教育实践哲学》、韩忠岭《两种哲学视阈下音乐教育的哲学诉求》、柳良《对美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若干思考》、姬晨《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从课标修订管窥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哲学观》等文，这些探讨对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

三、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代表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分别从学校音乐教育和民间音乐传承两个层面展开，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以及传统音乐民间活态传承的方式等问题。

学校作为专门、系统的教育机构，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教育是传承传统文化，培养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当下学校中的传统音乐教育处于何种地位？如何推进传统音乐在当代音乐教育中的实践？本次会议的代表们分别就不同层次学校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樊祖荫《音乐艺术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及思考》提出了当前音乐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为重视与衰减并存。提出今后应重点加强本科阶段的传统音乐学习，同时各院校应展开与传统音乐教育相关的学术活动，营造浓郁的传统音乐教育氛围，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传统音乐的感情与学习兴趣，把传统音乐教育从技能、音乐理论的学习提升到文化的层面。谢嘉幸《传统音乐教育――从理论思考到实践探索》以自己亲身的实践与研究“教学生唱自己家乡的歌”为例，提出建立以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既有助于全球化背景下音乐多样化的保护与开发，又有助于传统音乐文化的理论研究转化为学校教学资源，同时有助于沟通多种类型的音乐教育。陈雅先《校园文化生态与岭南传统音乐的高校传承》提出营造良好的高校校园文化生态对于岭南传统音乐在高校传承的重要性在于：调节、维持高校音乐活动主体的群际关系，促进校园岭南传统音乐活动正常开展，并提出营造校园文化生态的具体途径。刘瑾《对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民族性与国际性关系的梳理与思考》认为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支撑、互为依存的关系；只有尊重民族和文化的个性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交往，才能生成国际性。

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传承的手段，是延续地方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载体。如何推进传统音乐的活态传承？并在音乐教育中延续民族精神？围绕民间音乐传承主体在地方文化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以及民间音乐传承的方式对于当代音乐教育的启示，代表们各抒己见。马达《民间学术团体在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以广东省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为例》论述了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在当地广东汉乐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并以实地田野工作考察资料的论证，指出在当今市场经济时期发挥民间学术团体的作用是保护和传承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策略之一。郭大烈、黄琳娜《利用儿歌民谣教学传承纳西族语言文化》论述了面对纳西族语言和传统东巴文化面临消亡危机，自1999年以来，两位作者在家乡古城丽江创办东巴文化传习所的经历，他们用自己的租屋建盖传习所校舍，利用纳西族传统儿歌、民谣在小学里进行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教学，传承优秀东巴文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张天彤《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模式研究――以少数民族民间传统音乐传承为例》根据其多年来的田野工作实践，总结出5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渠道、两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方式、4种民间音乐传承人。

此类的文章还有袁静静《文化转型下潮州大锣鼓的变迁与发展――潮州大锣鼓的田野考察与分析》、曾璐莹《大埔广东汉乐的活态存在与传承中的文化自觉》、焦皓华《广东汉乐声音景观评价与大埔汉乐文化区域的形成》、邹)姣《景观生态学视野下的潮州大锣鼓声音景观研究》等。

四、从不同视角关注中国音乐教育与

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

除以上论题，参会代表还从不同视角对中国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与问题给予关注。如李岩《淬本而新――文化退潮现象研究》中，从近代史研究的视角，深入剖析了近代诸方家如康有为、梁启超、曾志、李叔同、沈心工、王光祈等人与此相关的音乐言行，提出这些人物的所谓“落后言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的重要性。潘妍娜《建国初期至“”前（1949―1966）潮州大锣鼓的发展与变迁》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以潮州市民间乐团为个案，叙述了潮州大锣鼓在建国初期的发展与变迁。仲立斌《广州粤剧传承与现状调查――以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通过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对生长在广州这一特殊社会文化语境城市中的传统乐种粤剧进行了考察。柳进军《在田野与乐谱间踱步》以一位作曲家的视角，讲述了其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改编与创作的心路历程。

此次会议对于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问题的探讨，有益于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的健康发展。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方面，能够客观地关照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和当今音乐教育的现状，批判性地思考西方各音乐教育哲学流派，同时对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进行了思考。在传统音乐教育研究方面，对从社会渠道的传承到学校渠道的传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归纳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方法，同时从理论层面对传统音乐教育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进行了思考和论证。

本次研讨会意义深远，相信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会促进我国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