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演变范文篇1

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把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结合起来，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与化解经济领域潜在风险结合起来，谋求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关于经济结构的理论解释

（一）经济结构的理论内涵

经济结构是指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及其部门内部的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对比关系的总和。[1]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转变已经成为引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经济结构转变在何种程度上，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了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库兹涅茨曾提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度量必须从结构的角度去衡量。他根据对大量数据进行长期趋势分析和截面分析后指出，美国1948-1966年生产率的提高有10%是由资源的再分配引起的。但是，西方学者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西方经济学家从结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时，常将所有制结构因素抽象化，即把所有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视同为市场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样自然，而不予考虑。此外，西方学者完全忽视了城乡二元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西方国家内部由于生产发展水平相对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并不突出。然而对中国来说，所有制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然是两个无法忽略的因素，因此，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不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

对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国内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葛新元在总结前人对经济增长要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定量衡量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方法，并结合中国的数据计算了1952―1997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夏明通过投入产出法分析了转轨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发现在1981―1997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

（二）经济结构转变的理论内涵

理论界对经济结构转变的基本解释是：一国的经济结构转变是随着人均收入变化而发生的需求、贸易、生产和要素使用结构的全面变化。[2]

根据经济结构转变的多国模型数据，结构转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初级产品的生产，在低收入水平上，制成品的有限需求不能使制造业成为总产出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

2．经济重心由初级产品生产向制造业生产转移，一旦人均收入水平超过400美元，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高于初级产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3．由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制造业产品数量的极大增加使服务业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社会分享了制造业生产的财富，从而使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部门。

二、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动因分析

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与调整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不断演变和调整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集中主要包括：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单一产权结构向多元产权结构转变；封闭型经济结构向开放型经济结构转变；二元经济结构向多元经济结构转变；企业组织结构由“政企合一”模式向现代公司制转变。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动因有很多，其中主要的动因包括三个，分别是：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分工格局的变化。

（一）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

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过程既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3]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诱致性经济制度变迁开始，随后以强制性经济制度变迁为引导，两种经济模式共同发展、相互作用的过程。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非国有经济性质的市场主体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与西方国家的市场化进程存在根本性质的区别，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是从自然经济直接过渡到商品经济，而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中除了传统的自然经济以外，还经历了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因此，与西方的市场化进程不同，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涉及到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与公有制经济相结合的问题。

产业结构的变迁是经济结构变迁的重要内容，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建国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经历了四次大调整：第一次是纠正严重失调的“农、轻、重”比例关系；第二次是认真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第三次是扭转产业结构“轻型化”倾向；第四次调整集中体现在“十五”计划时期，是基于经济“存量”的全局性战略调整。

（二）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

经济结构演变从根本上讲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技术进步是经济结构演变的又一个主要动因。[4]技术进步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产业结构、市场结构、生产结构、产品结构等方面。

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传统产业技术的改造和结构升级等方面。改革开放之初，加工业中比较先进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几乎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农业领域的许多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业机械等，在80年代初也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直接和间接的技术引进对我国传统产业技术的改造和结构升级起到重要的作用。

技术进步还通过改变要素禀赋结构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首先，技术进步可以增加要素供给的数量，也可以提高要素的质量；其次，技术进步会在既定的产出水平上减少要素投入，增加生产要素的相对供给量。技术进步大多是节约资本型或是节约劳动型，无论哪种类型的技术进步都会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提高社会在既定条件下的生产能力。

技术进步还会对市场结构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5]首先，技术进步会带来同质产品与异质产品的差异，这是形成垄断的市场基础；其次，行业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活动(R&D)需要高级的人力资本投入和巨额的物质资本投入，这会给许多企业造成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的进入障碍，同时也增大了技术研发的风险；最后，技术创新还会导致新的市场交易方式和交易主体的产生。

（三）分工与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

分工的变化会引起产业结构的转移，进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的分工格局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这些新的特征是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基础，而且，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本身也包含着分工的变化。[6]

分工可以分为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是国内分工在空间上的延伸。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由于生产链的不断延长和国际分工的不断细化，国际间的劳动分工出现两种相反的发展趋势。处于较低分工层次上的劳动的差别逐渐缩小，生产要素的通用性增强，进入、退出壁垒的难度降低，因而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处于较高分工层次的劳动差别扩大，专业化知识和技能在高层次的劳动分工中十分重要，生产要素的专用性增强，进入、退出壁垒的难度增加，因此，高层次的分工成为发达国家控制国际分工格局的主要方式。

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国际分工的主要力量。传统的以国家为界限的分工不断弱化，跨国公司经营的企业内国际分工、跨国公司之间的国际分工等新的国际分工形式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因此，国际分工已经从国家层次向企业层次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断进入同一分工体系。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国际产业转移对国内分工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7]在中国经济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大国模型”的特征，所以，中国的分工格局主要是由本身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程度、收入分配政策、市场需求规模、经济体制、技术水平等因素决定的，经济结构变化与分工变化是共同进行、相互影响的过程。

三、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趋势分析

（一）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表现在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多个方面，而最为突出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产业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的取向偏重于工业规模的扩大和工业总量的提高，忽视了产业市场竞争力的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主要依靠高积累、高投资的支撑，由此造成了一系列产业结构问题：一是生产结构不合理；二是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三是产业技术结构不合理。

2.地区经济发展不协调，产业结构出现趋同化现象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地方政府长期追求工业自成体系，造成重复投资、重复引进、重复生产的现象十分严重，最终导致各地区之间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地区间的分工协作程度弱化。[8]尽管东、中、西部的资源和经济技术环境存在很大差别，但在工业产品结构中，相似程度却很高。据有关部门测算，东部与中部地区结构的相似率为93.5%。中部与西部的相似率更高，达到97.9%。

3.城镇化水平偏低

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无论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还是从工业化进程的要求来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都明显偏低。按照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分布三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还达不到国际低收入国家城市化的水平（低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35%）。城镇化水平过低不仅影响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且不利于扩大国内投资与国内消费需求。此外，还加大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不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

1.调整产业政策，完善实施方式

对各个产业进行重新定位，制定和实施分类产业政策。[9]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国情的不断变化，我们应不断分析各个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调整各行业的发展战略，力求发挥优势，回避劣势，避免仿照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来被动地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

2.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加强。根据中国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和进入小康社会以后消费水平提高的新要求，中国政府将从多方面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

3.加快高新技术发展

工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必须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改造现有工业及产业结构，巩固和发展中国传统工业的比较优势，大幅度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因此在近期和中期，中国将集中优势力量发展具有中国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特别要发展具有潜在优势的高技术产业，提高高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10]

4.提高城镇化水平，优化城乡经济结构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为尽快改变目前城乡分割的状况，中国政府将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建立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今后随着经济发展，进一步形成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是必然的趋势。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发展小城镇将成为推进中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此外，要改革农村的户籍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形成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行政管理机制。

5.改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提高国内市场效率

逐步削弱直至取消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行政干预，打破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部门垄断现象，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提高政策的透明度。真正消除市场封锁，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规则，促进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由于此项工作不仅牵涉到市场规则的改变，还影响到一些部门的利益，因此调整将是十分困难的。在近期内我们应该做的，主要是梳理现有各项政策，特别是对一些内部规定进行修改、删除、公布，推进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断改善国内市场的竞争环境，提高国内市场的效率。

结束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逐步改变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为我国建立更为健全的产业体系提供了条件。[11]

本文对我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动因及趋势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国内及国际分工是促进我国经济结构演变的三大动力。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根据经济发展现状作了相关调整，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及我国经济中的新情况，我国的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及时、合理的解决，将从根本上决定着我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最后，本文对我国的经济结构发展趋势作出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国经济结构未来发展趋势的讨论也是对我国如何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的讨论。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安东建.中国经济改革的结构与未来方向思考[J].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年检,2004.

[3]吴德进.产业集群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周小亮.论经济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中的对称与互补[J].经济评论,2001.

[5]刘世锦.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战略调整[J].宏观经济研究,2000.

[6]石奇.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现状与推进思路[J].经济评论,2001,(3).

[7]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戴睿、易诚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8]雷钦礼.制度变迁、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9]赵彦云.宏观经济统计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0]夏明.转轨以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变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2).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范文篇2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借鉴参考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12(2012)0506-00000114-0102

当前国内许多经济学者和经济工作者掀起了一股齐力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大浪潮，其目的：一方面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建设中有所参考；另外也可在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中有所借鉴。笔者此次探讨也即为研究西方经济学，即为能够有效吸取其有用成分，选择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价值核心来进行借鉴和学习。并在以后的经济工作中，做好指导作用。

一、简单概述

“西方经济学”指西方国家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主流经济学，当前“西方经济学”特指为美国经济学说以及相关研究教材。它是西方国家经济学者对其国家市场的经济运营方式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所做出的一种理论概括。并历经200多年的深入讨论和探索，使经济学的研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基础理论体系和基本规范。“西方经济学”目前是西方各国家在制定其经济政策中最基础最根本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西方经济学众多分支学科当中的理论基础。但这一成熟的西方经济理论基础，同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形态意识的说教，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予以识别。从而有效吸取其有用的成分，舍弃其资本主义宣教的内容。目前国内经济学家早已将其形成了共识。其不同的认识方面为“西方经济学”到底在哪些层次或哪些方面上可以为我国经济体制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从发展我国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笔者以为，以下几方面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一）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经济学中的逻辑起点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展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时现时隐贯彻始终。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应以个人为起点，个人是最基础的单元同时也是研究经济的基础和根本，个人形成了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决策单位。任何的经济活动也均是由个人进行发动的，其经济活动后果也将由个人进行全权负责。因此个人对他所参与的经济活动能够达到的经济目的以及他所想要的预期效果最清楚。所以，个人自己的选择应是他自我看来最优化的抉择。由此得出，个人也就是组成经济活动的最佳单位。经济学的本身也即是一门抉择性学科，因此经济学必须将决策者、选择者个人作为经济学逻辑的基本起点。这一点在国内经济学中也应注意。国内提出过公有制起点说，企业起点说等，但这些起点均离不开个人。因此中国经济学也应以人作为最基础的逻辑起点。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以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为主。

（二）经济学的研究规范

无论是表述方式还是研究方法，西方都有一套成熟的规范。这种规范包括：观察、提出问题、做出假定、建立模型、形成假说、计量检验、得出结论。因为经济现象是很复杂的，因此研究过程中必须对现象进行抽象。而在抽象研究过程中，通常采用“建立模型”方法。理想条件下建立模型，可将研究的经济理论表述的更明确、简洁、直观。一些经济模型可用几何、代数、高等数学来表示，有些也可用语言进行表述。西方现代经济学广泛采用数学形式，具有逻辑性和间接性。经济学研究中的逻辑推理，即可借助数学这一工具。

目前国内经济学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大多舍弃数学形式的应用，“舍简从繁”。然而通过数学形式建立经济模型，是经济学研究中的抽象方法的一种体现。由于我们中国有注重综合的思维特点，但如果没有好的分析，也变不会有好的综合。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我们赢重视演绎的推理法，并建立必要的数学经济模型，一边使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更加规范化。

（三）以若干基本理论为纲

当前西方经济学在历经了200多年的研讨和修改完善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经济体系。尤其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它主要包括消费（需求）、生产、市场、分配四个部分，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典范。表现为：找不到理论体系的纲，没有理论基本线索，同时也没有逻辑起点。存在的根本问题也即是理论偏离实际，往往理论和现存的实际偏差较大，理论不但不能有效解释实际，而且对具体的实践也不能很好的进行指导。因此我们应极力呼吁政治经济学的的重建工作。

（四）长期的演变过程

“西方经济学”从初创发展到当前较为成熟的状态，经历了漫长演变的过程。中国经济学要想成熟必然也应经历这一逐步完善的过程。

二、研究方法

由上文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学在其发展中，必须深入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参考他们成熟的思路和方法，以便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更快更早的成熟起来。

（一）观察和实验

观察和实验是对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开始。“观察”也即是在不进行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对周围发生的经济现象进行的一种详细记录。“实验”则是在经过一定控制条件干预下，进行的小范围的经济现象模拟，并以此对经济现象的发生进行的推断和分析。

通常这种经济现象被我们认为是一种不可逆的经济随机过程，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一件不可逆的事，因此对其研究观察法将很受用，且往往不予选择实验法。例如一个村其经济发展与周围形成了显著差异，无论是很快或过慢，都应引起我们的及时对其进行研究，它的发展为什么与别人有如此大的差异？只有善于发现经济现象问题的存在，才能为科学的研究做好铺垫。但最主要的还是要保持大胆的质疑和独立的思考，不迷信权威和他人。

（二）文献研究以及个人探索

观察与实验是发现问题的过程，下一步就可以对其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并查找其原因及内在的相关机制。这可能需要靠个人去探索，并以此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个人探索并不是要讲独立的个人封闭起来单独闯天下，它强调更多的是“个人探索”。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已经有前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资料文献，只需要我们后人在此基础上有效的进一步研究。因此，我们首先应在查阅相关资料文献上下功夫，深入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目前这已成为现代经济科学深入研究的基本范式。

（三）理论模型

从形式来看，科学的研究也即是对通过实验或者是一些经济现象的观察得到的数据，进行抽象或者概括，并以此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这一过程必须抓住现实对象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同时舍弃其他非本质的细枝末节，同时将现实对象予以理想简单化。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建立数学理论模型，有效实现问题的简化，同时提高研究效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理论模型建立的同时往往会与现实脱节，因此这种研究结论不宜直接套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之中。

理论模型可以用数学公式进行表达，或以文字的形式进行描述。上文也提到了，西方经济学中一般更倾向数学公式的应用，也即是将研究对象作为“变量”，在此基础上做出假设，通常除少数要研究的变量外，其他外部条件和变量都不变，并在此假设的前提下，将相关的数据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通过统计检验和逻辑分析，建立经济变量之间有效的逻辑关系。建立数学理论模型时还必须注意其合理性，在合理假设的基础上，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四）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

试图摒弃一切的价值判断，同时只将经济现象中的各变量之间存在的规律和联系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分析、预测各经济行为将带来的后果，并以此提出自己的建议。

所谓规范经济学，也即首先确立一个价值判断标准，并以此来评价经济活动结果是否能够符合标准，同时研究经济活动如何才能达到预先确立的标准，并以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目前西方经济学家更倾向于运用实证经济学方法，但不完全排除规范经济学的存在。

所谓实证经济学，也即是试图通过摒弃一切价值判断，同时将经济现象中变量之间存在的各种规律及联系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同时分析、预测各经济行为将带来的经济后果，以此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所谓规范经济学，也即首先应确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评判标准，并以此作为经济活动结果的评价方式，却是其经济活动是否符合标准，同时研究经济活动通过何种方式才能实现预先确立的标准，并以来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更倾向于通过运用实证经济学法来进行研究，但并非将规范经济学完全排除在外。

（五）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

均衡分析也即是假定经济变量始终趋向于均衡的状态，并以此来研究经济对象如何才能实现平衡。非均衡分析则认为，经济变量对象并非完全趋向于均衡，均衡只是一种偶然行为，而非均衡才是经常的，目前在西方经济学中，以均衡分析法为主导。如微观部分的消费者均衡、均衡价格理论、厂商均衡，再如宏观部分过敏收入的均衡等，都贯穿于整个均衡的分析思路之中。社会经济作为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体系，其内部诸多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这种均衡分析法作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一种基本法则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但社会经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结构又是松散的，且时常处在变动之中，数量比例的关系往往不停的发生变化，因此非均衡分析思路也必须高度重视才行。

（六）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

静态分析也即是在假定其他条件均不变的前提下，将经济对象中某些经济变量作为自变量，研究作为函数的另一些经济变量随作为自变量的经济变量取值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它属于组合选择分析，经济变量中的自变量和函数之间呈现出一种并列的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前后演替或是时间先后顺序的关系。

动态分析以时间作为经济对象中的自变量，主要研究各经济变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呈现出的规律。主要从过程的烟花进行分析，且不同变量的状态之间呈现出一种演替进化、生长生成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前后因果以及时间的顺序等联系。

一般情况下，静态分析结论不能通过动态的资料进行证实。但在文字描述方面，静态分析往往呈现给人一种动态分析的错觉，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辨别，目前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主要采用静态分析方法，例如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等等，都是静态分析法研究的结论。

（七）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是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经济学家“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工具。目前，这种方法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经济学分支，称为计量经济学。截止到2003年，全球共50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其中1/3以上与计量经济学有关，可见数学方法的重要性。

总之，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西方经济学是非常值得借鉴和参考的，但其中的资本主义宣教我们应果断舍弃，其研究方法没有统一的定式，需要我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发掘和总结，以便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参考凭证。

参考文献：

[1]宫敬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伦理性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32（11）

[2]郑吉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学——-兼谈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系的逐步完善[J].教学与研究,2010（5）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范文篇3

关键词：经济特区；对外政策窗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深动和形象地把经济特区描述“对外政策的窗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国际背景下，经济特区始终发挥着中国外交战略格局前沿阵地作用，尤其是广东经历了SARS的考验之后，使我们深刻地感到邓小平这一判断的高度科学性、深刻性和战略性，而决不仅仅是“对外开放”或者是仅仅只是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经济特区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中国整体发展发挥前沿支撑和样板作用，进而带动全国的发展，发展起来的中国，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一、政治上，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加强同第三世界团结和合作的窗口作用

(一)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窗口作用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力量，而经济特区是这个重要力量的窗口。在和平与发展为当今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华政策逻辑仍然是“遏制＋牵制＋分化＋推销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其核心内涵就是最终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中国经济特区都设置在东部沿海地区，他们的榜样力量不只是表现在经济发展能力和财富积累手段方面，还表现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政治立场的辐射能力和吸引力，对全国都会产生直接的或潜移默化的影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这样如此关键的地方进行渗透的力度和重视程度是很容易推测到的。针对和平演变，国内有这样几种消极的情况：一种是出发点善意者，他们认为经济特区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中国的颜色，使之演变为西方的桥头堡，持这种想法的人既不代表“左”，也不代表“右”，他们只是表达了一种本能的担心，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第二种则是“左”，就是邓小平批判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者；第三种则是“右”，这些人虽然不多，但是非常危险，他们“非常希望中国被和平演变，只要中国领导人坚持改革开放政策，这就正中了和平演变的下怀”。在国际上，西方国家都希望中国被全盘西化，首先是要把中国变为西方国家的精神奴隶，进而政治上让中国成为西方的附庸，其方式主要是加强思想渗透、利用经济科技杠杆、培植亲西方势力、争取下一代亲西方派、进行宗教渗透等等；从战略上，正如邓小平早就告诫我们的，“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西方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作长期谋划和打算；从地缘选择上，西方国家主要把目光集中在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键区域——特别是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他们的基本假设是，中国东部沿海相对于内陆，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最先受到西方的感染，所以最容易被西化，因为在他们看来，“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和日本的感情复杂。诸如殖民地占领、产主义活动、和平演变都来自沿海方向和被分割的中国沿海地区”。但是深圳发展的事实和结果正好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愿望完全相反，经济特区反其帝国主义之“道”而行之，不但经济科技蓬勃发展起来，政治上也成长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突出代表，这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大为迷惑不解，他们认为中国的这种表现实属西方政治文化和政治思维所不能解释。他们简单地认为，中国肯定会因抵御和平演变而必然采取“收”的政策，中国必然会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实际上，中国抵御和平演变，正是为了更好更健康地开放。中国在坚定地反和平演变的情况下而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在健康发展，中国不是“收”，而是更加“放”了，这些都是西方学者感到非常“困惑不已”之所在。实践充分证明，经济特区不但充当了中国经济起飞的领头羊和试验田，而且也实实在在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发挥模范堡垒和示范作用。

(二)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窗口作用在传统安全领域，深圳特区等沿海经济重镇，正如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一位中校所描述到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沿海地区作为生产基地、经济市场和战略防御目标变得日趋重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如果冒然发动对华军事冒险行动，这些地方必然首先成为攻击目标。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维护国家安全，其实主要是维护中国关键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镇的安全。深圳这样战略地位如此重要的经济重镇，它在中国总体外交政策中的地缘前沿地位，也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深圳人参与外交的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在非传统外交领域，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盲目乐观。中国既然是国际反恐联盟主要成员，恐怖主义针对中国经济特区密集沿海地区发难，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关键是要早作好防范的各项准备，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再比如严重流行病问题，在广东曾经肆虐一时的SARS对中国内政外交的考验和影响，值得认真地加以总结和探讨。中国应对SARS的动员能力、运用手段、国际合作都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所能达到的水平。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普遍受到世界公认。但也不可否认，就在SARS肆虐过程中，除了世界一些媒体对中国作了与SARS有关的诸多善意和客观报道外，也有相当一部分主要是西方的媒体借SARS进行煽动性宣传，制造的舆论恐慌和紧张可以说空前绝后、前所未有。如“SARS已经演变为一场削弱中国经济和动摇共产党统治基础的信任危机”啦!，声称“细菌所导致的威胁远超过恐怖主义”，还无不幸灾乐祸地说，“防止全球性SAILS流行为时已晚”，恶毒中伤中国政府，说“中国喜欢埋葬坏消息以政治目的操纵有关数据的倾向造成了人类苦难(humansuffering)”，“从一开始，中国似乎害怕信息远远甚于肺炎本身”，“中国常常把卫生健康数据，特别是那些尴尬的部分看作是官方秘密，北京要求绝对守口如瓶”，“中国的政治结构和其在世界舞台上迅速发展的经济地位不能并驾齐驱。毫无疑问，中国仍然是孤立的，亚洲和西方国家的人认为中国共产党视民主价值为敌人”，更有煞有介事，故弄玄虚者：“SARS可能起源于一次小事故，它是非常不寻常的爆发，说不清楚是否它是有意而为还是非人为的”，断定中国封锁SARS信息的行为破坏了五年来中国外交意欲改变“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地区大国形象(asapricklyregionalpower)和改善和邻国关系的努力”。

(三)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了中国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窗口作用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的成功，曾经对苏联解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过很大吸引力，他们先后来中国的经济特区进行考察、访问，都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经验给予很高的评价，冷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也十分地感兴趣，纷纷到中国来“取经”，印度准备参考“广东模式”，俄罗斯在建设经济特区时将主要借鉴中国经验，朝鲜也准备如深圳和珠海一样，在它和南朝鲜接壤的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集人、财、物的优势于一身，此外还有一定的制度优势，加大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力度，既是经济目的，也是营造和谐世界的政治目的。中国西部地区周边国家的一些消极因素严重阻碍西部大开发顺利发展，在阿富汗、缅甸等西部地区的邻国，由这些国家的黑恶势力造成的贩毒问题成为中国和其相邻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威胁，而且也严重地威胁着东部改革开放的所取得的成果。已经发展起来的东部沿海，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在中央权威的大力支持之下，可以有针对性地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和这些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的相关机构等合作，推动从根本上消灭的战略性的、从外向内推进的工作，这一方面支持了周边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西部大开发的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使自身的发展环境变得更加优越。

深圳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样板，也是邓小平所说的“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技术的窗口”，一方面它发挥了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的窗口作用，另外一方面它又是中国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提高科技水平的重要平台。正如学者指出，“经济特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哨，自成立以来已经引进了大量的外国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慷慨无私地把先进科学和技术传递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圳在其中发挥骨干和战略支撑作用，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能不能做到“慷慨无私”，可以说是用事实来检验中国的发展是不是和平发展，是不是谋求为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主张真实性的核心检验指标，是中国区别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核心检验指标，当然也是深圳能不能抓住推动自身发展的新机遇和新使命，从而真正发挥中国对外政策窗口作用的核心检验指标。

二、经济上，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窗口和示范作用

在邓小平的对外政策思想中，不但反映的是政治问题，而且也高度关注经济问题，他在1990年3月3日同几位中央负责人时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和相应的贸易机制，通常包括国际分工、国际协议及惯例和贸易规则等。

(一)中国必须和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真正接轨，经济特区则是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办事的前沿阵地深圳从改革开放前的边陲渔村发展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这确实是邓小平高瞻远瞩谋划的结果，它和广州一起，共同成为中国华南经济圈的领头羊之一，而由于它政治上拥有经济特区政策优势，使它总是处于时代弄潮儿的特殊地位。中国如何与国际接轨?如何按照国际惯例和规范办事实现双赢——即满足中国的经济政治利益的同时，又很好地遵守了国际规范?深圳在如何按照国际规范办事的经验与教训，对全国毫无疑问具有巨大的启发价值。国际规则有3个明显的特性：即“外部性”、“约束性”、“非中性”。“外部性”指规则运用越频繁，使用者获得的潜在收入就越大，在深圳这个窗口，可以说规则运用的频繁程度，是任何内陆地区所无法比拟的，所以深圳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各个省和地区，为了本地区利益的最大化，也纷纷借助深圳这个窗口；就“约束性”而言，单个国家将无权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当然无权要求豁免。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这样的经济前沿如何实施国际惯例和规则，如何应用之，在无权豁免的情况下如何适时地对这些国际规范在未来的修改和变通提出中国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实践的基础和条件；“非中性”即同一项规则会对不同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个概念对深圳来说也很重要，既然中国是以“平等互利”为对外经济政策的宗旨，那么从深圳这个窗口所发生的对外经济活动和具体的经济贸易业务，就自然应该充分体现“平等互利”这一基本精神。体现得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中国国际形象的好坏。

(二)深圳特区成为中国优化国际分工的最前线，是中国执行独立自主对外经济政策的垫脚石所谓“优化国际分工”，就是要根本性的改变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低端加工贸易这种“候鸟”式的，一旦国际形势出现动荡，或者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丧失，外国投资者就会迅速撤离的十分不稳定的经济状况。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还需提升，如比较优势能够处于分工的高端，才会真正被国际市场所认可，不易被边缘化。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优化国际分工的问题，应该说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对此普遍具有强烈的紧迫感，特别是在深圳经济特区，这种紧迫感似乎来得更为强烈一些；深圳通过更大的开放步伐和规则的践行而使自己再次成为中国新时期深化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从而根本改变了“国际分工体系扭曲和利益上的差别”，避免了“往往容易产生全球化和保护主义两种政策并举矛盾做法”的尴尬局面。应该说早在十多年前，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就已在“水平分工模式上展开”，“服务贸易、跨国资本运动，知识产权交易在相近经济结构国家之间蓬勃发展。但当时经济特区对外贸易也面临着短期内迅速提升出口商品结构的挑战，那种以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承受越来越大的贸易条件加快恶化的压力”，十多年过去了，经济特区已不再是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了，它正在向知识和技术密集的方向发展。更为关键的是，深圳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动机的“超级软实力”中心，深圳的企业已经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深圳的“四个90％”广为人知，即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深圳正在由“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转变，正在比较彻底地从“三来一补”向技术和知识、资本密集的方向转变，改变了那种产业布局低层次、空间流动性大和对外依赖性大的特点，充分利用了发展“三来一补”产业所形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发展高端产业，促进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长远发展的经济基础。从而成为加固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特别是独立自主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前沿阵地。因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对外政策表现的特点是独立自主还是追随性和依附性的，取决于内部的各个区域，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相对内地发达的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否是建立在独立的，非依附于国外的基础之上。如果包括经济特区这样的地缘前沿阵地，普遍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处于依附地位，那么我们的对外经济政策实质上也不可能真正地做到独立自主。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在获得多边合作经济利益的同时，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也日益加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遏止中国发展和阻碍中国进步的暗流也在加速涌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打压政策，比如针对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贸易战争，中国的出口产品如玩具、食品、大量被迫因为“质量”问题而被招回，“中国制造”被西方国家变异为“购买者小心(Buyerbeware)”的代名词，企图从经济上妖魔化中国的国际形象，一时间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简直可以说对中国发起了一场来势凶猛的“经济冷战”!这使本来就处于资本主义体系所主导的国际分工形成的对我不利的格局，更是雪上加霜。

早在几年前有学者就建议中国应该对技术引进、利用外资、外向型经济、贸易方式等方面的政策进行调整，以避免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和少数几个主要国外市场，这样即使国际经济形势恶化，我们还有一块稳定的国内贸易和国内市场环境；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环境保护，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服务；使一般贸易的增长能够逐步超过加工贸易，改变严重依赖外来技术的状况。这样的建议应该说是有先见之明的，关键是我们要抓紧去调整，只有做到未雨绸缪，我们才可能真正地做到不受制于人，特别是要抓紧在深圳等经济特区率先完成这种调整，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带动全国其它地区紧紧跟上。

(三)深圳人应该率先成为掌握国际协议及惯例和贸易规则的模范。为中国提出自己的国际规范和主张提供实践和实证依据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走向世界主要是走向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不管中国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近代以来从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到取得完全的独立地位再重新回到国际社会时，中国已经是以一个完完全全的“迟到者”的面目面对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压垮了苏联而取得冷战胜利之后，世界秩序则完全为西方世界所构建和主导。从感情上讲，中国人内心深处不喜欢和强权主导的世界打交道，但客观地讲中国也无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愿望改变这样的现状，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是光明的，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个历史趋势不会改变，但是道路的曲折性和两种不同制度的竞争和较量还将长期存在，有时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改良一些国际国内的运行规则和方式，使它的竞争力又有很大的提高，他们会一时占上风，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占上风，今天实际上就是处在资本主义暂时占上风的状态。客观地讲，今天中国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不是要完全西方世界所建立和主导的国际规范，尤其是在进入世界体系之初，恐怕主要是沿着“学习-融入-批判-提出中国主张”的路径来进行。从哲学的意义上讲，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其核心价值理念，是对西方所建立之秩序的“扬弃”。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到中国入世，中国人心态是开放的。学习了解国际惯例和规则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在深圳等沿海地带，各种相关学习培训活动如火如荼地、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学习和应用国际规范在深圳已形成气候，但是无论怎么学习这些规范，其中很多方面都存在不平等、不公正的问题，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发现，在实践这些规则时也能明显地感到其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问题，很容易体会到在那些规则中，西方国家推行政治和经济霸权在其中的明显意图所在，我们学习西方人主导的国际规范的最高思想境界应该是为我所用而消化它们的基础上，发现其中的弊端，提出中国的改造主张，使其真正地符合所有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只有真正地把所有国家的正当的意见和利益都反映进去的规则惯例等规范，才可以称之为真正具有“国际”含义的规范。西方国家当然是最希望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全盘吸收他们的商业文化，这样他们就永远可以高枕无忧地剥削中国、剥削世界，这显然是不能同意的。对于深圳等和西方世界在经济上打交道最多和运用西方国际规范最多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哨阵地深圳等中国的经济前沿来说，他们的经济贸易实践给中国如何进一步地适应并进而改造国际规范，提供了大量的有用实例和鲜活的个案研究素材，为中国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提供了最实际的试验场所和最为深动和广泛的依据。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范文篇4

--acomparativestudyofgovernmenteconomicfunctionsbetweenchinaandthewesterncountries

【abstract】theevolutionofgovernmenteconomicfunctioninmodernchinawasdifferentfromthewesterncountriesinthreeaspects.first,thestart-pointsweredifferent:chinawasacentralizedstateinfeudalsociety,whilethewesterncountrieswerestatesofcapitalistmarketeconomy.second,theirpositionsweredifferent:chinawasasemi-colonizationcountry,andthewesterncountrieswerecolonistcountriesthird,theywereindifferentstagesofeconomicdevelopments:chinawasstilladevelopingcountrywithbehindhandeconomy,whilethewesterncountrieshadbeenadvancedindustrializedcountries.thesefactorshaveresultedinthegreatdifferencesofgovernmenteconomicfunctionsbetweenchinaandthewesterncountriesafter1949.since1978,thegovernmenteconomicfunctionhaschangedfundamentallyinchina.chinahasestablishedthemarketeconomicbaseandhassetupthegoaloftransformation.

【keywords】governmenteconomicfunction/industrialization/catching-upstrategy

【摘要】中国近代政府经济职能的演进与欧美相比，一是起点不同：一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一个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二是处境不同：一个是先发国家，处于殖民者地位，一个是后发国家，处于被殖民地化地位；三是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一个已经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一个还处于发展中的经济落后国家。因此导致了1949年以后政府经济职能的巨大差异。1978年以后，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中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基础，并且明确了转变的目标和方式。

【关键词】政府经济职能工业化赶超战略

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实际上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只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凸显出来，成为最近几年的热点问题。政府应该和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长期以来就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主要是关于如何纠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是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世界银行在发展报告中指出：“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有效的政府包括哪些内容，这在不同的国家及不同的发展阶段相差极大。比如说，在荷兰或新西兰有效的作法，在尼泊尔就未必如此。即便处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国家大小、民族构成、文化和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也使得各个国家各不相同。”[1]

应该说，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国对自己的经验总结，我们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理论问题和方向问题，但是在界定中国“有效政府”的内涵和如何实现这种转变，仍然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本文试图政府经济职能演变的历史角度，分析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各自演变过程中的差异，以期寻找出中国政府经济职能演变的条件和规律。

一、欧美经济发展历程和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

欧美的政府经济职能演变，是否具有典型性，这里不去讨论，但是欧美作为今天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则是不容置疑的。在今天，欧美国家所产生的有关政府经济职能的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大陆的巨大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拿欧美政府经济职能演变的历史作为中国演变的参照物，找出异同，显然是有益的。

最早走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道路的西欧，其历程说明，工业化之路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即先有市场革命，才有工业革命。市场革命(或称之为制度创新)相对于工业革命来说，更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交往与生产力”一节中详细论述了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它始于16世纪脱离行会约束的“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出现，造成城市间生产的分工，从而工场手工业兴起。随之竞争使商业政治化，诸如殖民主义、保护贸易、民族国家形成以至英、法革命和海上战争到18世纪晚期，世界市场的巨大需求产生了机器大工业，同时英、法等国已具备了自由贸易的条件，过渡完成。《共产党宣言》中说得更为简洁：“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能再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2]

工业革命反过来又为市场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物质武器，使这些先行工业化国家可以打破国界，去征服世界，实现市场的全球化，从而大大扩展了市场的空间。于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相互推进推动，加速了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民主化则是在上述市场化和工业化已经进展到相当程度的国家，才能够得取得重大进展。

在西欧市场化和工业革命过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作用。西欧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完全取代封建经济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最早出现于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但是由于这些城邦经济没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提供原始积累和开拓市场，因此这些地方也就失去了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历史契机。最早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开展工业化的国家是英国，这并不是偶然的。16世纪的“圈地运动”和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为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开辟了道路；而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打败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则为工业化提供了制度和物质保障（资金、市场）。正是在此基础上，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从英国的工业化来看，虽然工业化是以私营企业为主要形式进行的，并且就国内经济运行来看，基本上是市场调节，政府直接干预较少。但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却发挥了两种如下重要作用：一是在国内通过立法和强制的手段，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通过武力向海外扩张和掠夺，为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和广大市场。没有上述两种政府的作用，英、法、德、甚至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化和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便是一直信奉“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美国，政府也直接帮助建设了第一条电报线路（19世纪40年代的华盛顿至巴尔的摩电报线路）；帮助进行农业研究与技术的推广（1863年《莫里尔法案》开始的联邦政府支持的农业研究与技术推广计划）。

实际上，即使在实现工业化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仍然在为抢占殖民地和世界市场而角力，列宁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说成是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比较形象地反映了这些国家的政府致力于对外扩张或保护其在世界范围的既得利益。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以其较高的经济效率急剧地增加了欧美国家的资本和财富，并使这些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在成功地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仅就国内来说，一是因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需求不足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大量人口失业和贫困；二是市场垄断和“外部化”问题；三是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问题。此外还有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市场调节滞后和代价过高问题、生产者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问题，等等。在对外方面，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转移国内矛盾，还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从而导致了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生和众多殖民地的独立）。

战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的调整发展，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福利化有了较大进展，随之而来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民收入二次分配，都要求扩大政府的经济职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基本上就是在这种大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进行的。从1960年到1995年的35年间，工业国的政府规模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一倍。[3]

二、欧美有关政府经济职能理念的演变

与欧美国家上述市场化、工业化以及民主化相对应的，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理念的演变。

在十五世纪，随着封建庄园经济的解体，和市场的扩张，社会总需求急剧增长，由此也要求社会生产必须相应地增长。但是，生产的增长除了取决于已经解决的劳动力和土地的供给外，还取决于资本的供给，正是资本供给短缺导致了欧洲市场经济发展初期“重商主义”的崛起。

资本最初总是以货币形式出现的，因此对资本要素的追求必然导致对货币的追求，而市场的发展也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这对那些缺乏金银矿山的欧洲国家来说，只能经由贸易顺差而输入金银硬通货。从这个需求出发，“重金”和“贸易出超”成为重商主义经济理论的两大支柱。

为了实现贸易出超，以达到积累货币资本和增加货币供给目的，几乎所有的重商主义者都倾向于政府管制。政府权力（或者说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内建立和保护新生的市场经济新秩序；二是对外保护本国利益，扩大国外市场，实现“贸易出超”，以增加金银输入和国内货币（资本）的供给。

到18世纪中叶，随着欧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也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基本完成，关于政府作用的观念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产生。

亚当·斯密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政府对经济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必要性：一是“看不见的手”（市场）可以自发调节，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二是在对外贸易方面，以“比较成本”法则论证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政府只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就可以了。以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思想，很快为上升中的资产阶级所接受，形成了以自由企业为基础、以价格和竞争为运行机制、以各个经济主体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为动力源泉，从而实现国家富强的理念，在这种理念下，对于政府的经济职能，自然要从重商主义时代的加强政府管制转变为严格限制政府干预。但是，实际上，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真正自由贸易的世界市场并没有形成，“比较成本”并不能打开许多国家的大门，因此政府仍然在对外经济扩张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然，在亚当·斯密的政府只需要充当“守夜人”观念盛行的时候，汉密尔顿、李斯特、亚当斯等，也提出了政府应该干预经济的主张，特别是李斯特提出后发国家应该通过国家干预，如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来加快经济发展。李斯特的思想反映了德国等后起的带有封建性集权资本主义国家希望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赶超的愿望。

如前所述，从19世纪中期欧洲完成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70多年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暴露出许多弊病，其繁荣和发展是建立在对世界其他地区侵略和压迫基础之上的，并引发了不间断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战争。在这个阶段，除诞生了各种各样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主流），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加以严厉抨击外，以承认现有制度为前提的英国剑桥学派的庇古也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提出了市场的局限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

总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弱点和缺陷，在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中充分暴露，从而为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凯恩斯主义的根本特点，就是针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他论证了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解决需求不足，提出必须通过政府的干预来扩大需求，从而增加就业和保证经济的增长。

以1930年的美国“罗斯福新政”为标志，经由战时管制，到战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纷纷奉行凯恩斯主义，到50-60年代先后走上了“福利国家”的发展道路，政府的经济职能不断扩大。

但是，自70年代以来，以福利国家出现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表现出并不比只有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因为在解决社会问题和合理配置资源方面，政府并不比市场机制更有效率。“政府失灵”的现象处处可见。例如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行为，政府中的低效率问题，政府权力自发地对市场的排斥问题等等。随着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政府失灵”的揭露与批判，凯恩斯主义日益失去其战后形成的主导地位，以限制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则不断上升。正当二者各持一端，争持不下的时候，欧美国家却在80-90年代静悄悄地进行着一场观念和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那就是探索综合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优点，同时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三、近代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

中国的情况与近代以来的欧美就根本不同了。首先，中国进入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特征的近代，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即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国家打败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大国后，中国才开始了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的。因此，近代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起点，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府，而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高度集权的、成熟的政府（有着庞大的相互制衡的官僚体系和一整套选拔、任免、监察制度）；第二，中国开始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被侵略和压迫的过程，“亡国灭种”的危险和几乎不间断的战争，时时提醒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保证独立、统一和社会安定。因此，关于政府改革和职能的讨论，焦点都是集中在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政府。

回顾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百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及其政府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下半叶的50多年，即从鸦片战争到“”前；第二个阶段是“”至新中国建立前的50年；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在上述三个阶段，在不同的基础和条件下，受不同观念的影响，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经济职能差异甚大，结果也自然不同，但是总的来说，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甚至是主宰的作用，而不是“作为合作者、催化剂和促进者而体现出来的”。[4]

（一）政府性质和经济职能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阶段（1840-1897）。

从鸦片战争到“”前的50多年间，中国面内忧外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下，试图将发展近代工商业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限制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对于政府经济职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维持整体的政策，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中国为什么会在50多年的时间里，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依然执迷不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呢？这是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的。

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直到1840年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以前，中国社会仍然按照自身的农业文明发展规律向前发展，并达到较高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农业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较高，农业的剩余可以养活大量人口，维持庞大的城市和国家机构；与农业高度发达相一致的是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也很发达，明中叶以后大量白银内流即是一例。这种传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是经济体制表现出的高级形式，即土地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地主经济和大量自耕农并存，租佃制和雇佣制的普遍存在，家庭财产继承在诸子间的相对平均；国家税制的相对统一和完善。

(2)政治体制从管理效能和相互制约角度看，表现出较高级的形态。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过夏商周以来三千余年的发展，就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第一，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实行对皇帝负责的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行政、监察、司法)。第二，政府具有较强的经济职能，即除了承担国防和维护经济秩序，承担了“治河”、“救灾”、“市政建设”等公共工程和社会事业外，还通过官营工商业和专卖制度，将工商业纳入政府控制。第三，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不仅打破了贵族和豪强垄断政府机构，而且将教育纳入了官僚选拔，“学而优则仕”、“白衣可致卿相”，使社会的优秀人材进入政府管理阶层。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范文篇5

关键词：近代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制度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05―08

从广义上讲，马克思采用了制度分析，是较早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但是马克思在理论基础、分析工具方面既不同于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也不同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有其独特的视野。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理论就是制度经济学理论，这种判断准确吗?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到底存在什么区别?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确立马克思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地位是本文要探讨的一个中心问题。

一、文献综述

近些年来，制度分析已经成为经济学甚至社会科学中的一种流行方法。国内外关于马克思理论与制度经济学关系的文献越来越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马克思就是制度经济学家。日本学者繁人都重认为“在凡勃伦之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出现了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斯等制度经济学家。我把马克思也看成是一位制度经济学家或许走得太远了。但是根据我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技术进步相互影响大小的界定，马克思在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上是最成功的，这十分令人钦佩。这也算是我所界定的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特点吧。”[1]123这种观点把马克思理论划入了制度分析体系中。但在国外理论家中认为马克思是制度经济学家的人并不多，反而在国内，我国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是真正的制度经济学家。对于制度主义如何定义理论界并没有公认的看法，宽泛地讲，我们可以把注重制度分析的经济学家都可称作为制度经济学家。但是严格地讲，我们还是应该以美国近代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讨论的参照点。

2．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些概念能为制度分析所用。法国的亨利・勒帕日在其《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新制度经济学从一些纯粹的马克思概念(例如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联系)出发，反而可以发展一种解释历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马克思关于制度分析的一些概念和原理对制度经济学家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的甚至借用马克思所使用过的一些概念。但由于这些学者在价值观及理论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在借用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概念时得出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表明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分析是有差异的。

3．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诺思说：“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2]23。从诺思的这段话来看，制度变迁可以分为长期的制度变迁和短期的制度变迁。马克思的制度分析适用于长期的制度变迁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则适应短期的制度变迁分析。这种分类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二元状态”是不利于把制度分析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发展的。我们需要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构建一个一般的制度分析范式。

二、马克思制度分析与制度经济学家的异同

重视对制度的研究，既是马克思理论的特点，也是新旧制度经济学派的共同点，这是共同的切入点，但在理论基础或参照系上有较大差异：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科斯定理，近代制度经济学是反理论的；在分析工具或框架上，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旧制度学派是描述式的。

(一)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异同点

近代制度主义在奠定了制度规范和习惯的重要地位后，低估了花大力气描述经济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功能这种工作的意义，制度主义者变成了出类拔萃的资料收集者。这种错误主要是方法上和认识上的，并且除了凡勃伦和少数其他人外，许多制度主义者都犯了这种错误。这种错误主要体现在他们企图通过越来越细地描绘具体的经济制度的图景来展示“现实”。近代制度学派没有理论框架。没有理论框架，科学就不可能进步，并且没有任何对现实的观察是独立于理论或概念的。近代制度学派一直执行着双重职能：一方面提供对主流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批判；另一方面，提出关于经济的以及进行经济研究分析的一个可供替换的概念体系。

近代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的更深层次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一种关于社会变化的理论。(2)一种关于社会控制和集体选择的理沦。(3)一种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理论。(4)一种关于技术的理论。(5)基本的原理是：资源配置的真正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的组织――制度、权力――结构。(6)侧重价值概念超出价格的方面，侧重由社会生活的风俗习惯所代表和实现的价值，侧重潜伏在法律的运行准则中并由其实现的推定价值[3]932。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经济学有许多共性的东西：都强调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都把技术(或生产力)作为解释社会经济变化的决定性因素；都认为资源配置的真正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的组织――制度、权力――结构等。

从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学派的关系来看，凡勃伦的社会演化思想的形成过程受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但是，他不同意马克思的结论，凡勃伦虽然对马克思非常推崇，但是他并不赞成马克思关于制度演化有明确目的性的结论。在凡勃伦的社会经济系统演化框架中，他认为该系统演化的动力是人口、知识和技能的改变(主要是技术)，这些条件的变化，会引起人们对经济和福利预期的变化，人们出于生计和改善自身禀赋的动机，从而推动社会的变迁。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演化的过程是渐进的，制度的演化过程也是新旧制度之间的竞争过程，新旧制度及其与它们所代表的习惯、方式之间的冲突推动了社会演化。从凡勃伦的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演化框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其技术与社会习惯两个层次的冲突与互动分析理念。他认为，技术对制度安排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社会惯例和既得利益会阻碍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上，凡勃伦与马克思一样，是技术决定论者。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近代制度主义的主要差别是在理论观点而非方法论方面。奥哈诺认为，凡勃伦真正地遵循了马克思的道路，但他试图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马克思和凡勃伦对理解制度和构成制度基础的社会财富提供了深刻的见解，把他们对立起来是轻率的和错误的。因此，奥哈诺把马克思与凡勃伦视作制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奠基者，并广泛探讨了这两大传统在当展的内在联系。霍

奇逊指出，老制度主义虽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马克思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4]。老制度学派有零碎的观点，但是缺乏一个对制度问题进行有效解释的理沦体系。

(二)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点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点要比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点要多得多。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与近代制度主义的主要差别是在理论观点而非方法论方面。但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差异，既表现在理论观点方面，也表现在方法论方面。

从基本信念来看，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基本信念是有较大差异的。马克思在制度分析方面更多地偏向于制度的平等性或公平性方面，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更多地偏向于制度对经济绩效方面；马克思制度分析更强调整体分析和进化论(与旧制度学派相似)，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更多地使用个体主义方法论。马克思制度分析是技术决定论，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更多的是制度决定论(诺思)等等。

新制度经济学最有用的研究框架是由威廉姆森提出来的(Williamson，2000)。威廉姆森的框架区分了社会或制度分析的四个相互关联的层次。我们可以在威廉姆森提出的这个研究框架中探讨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点。威廉姆森框架的四个层次为：

第一层次：嵌入制度或者社会和文化的基础。这是制度层级的最高层次，包括非正式制度、习俗、传统、道德和社会规范、宗教以及语言和认知的一些方面。

第二层次：基本的制度环境。这个层级的制度包括基本的制度环境，威廉姆森称之为“博弈的正式规则”。这个层级的制度包括：详细制定的宪法、政治体制和基本的人权；产权及其分配；使政治权利和产权、货币、基本的金融制度，以及政府的征税权力等得以实施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制度；有关移民、贸易和外国投资规则的制度；推动基本制度环境变迁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机制。

第三层次的制度是治理机制。这一层级制度包括被威廉姆森称之为的“博弈的玩法”。这个层次的制度包括：其基本结构的性质得到详细说明的、个人交易商品、服务和劳动的制度(如竞争性的市场)；制约和影响合约及交易关系的结构、商业企业的垂直和水平的结构以及内部调节的交易和市场调节的交易之间的边界的制度；公司治理以及支持私人投资和信用的金融制度等。

第四层次是指短期资源分配制度(新古典经济学)。在以上三个层级的制度给定的情况下，这一层次的制度实际上指的是经济的日常运行[5]。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主要是在第一、二层级的制度问题。实际上威廉姆森在这四个层级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如何兴起和演化的问题。大多数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人关心的只是两个核心但又不同的问题：(1)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2)制度如何兴起[6]2。制度如何兴起与演化以及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威廉姆森在上述四个层级所提出的问题可以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得到解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具有解释制度如何兴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特性。这也是我们提出建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主要理由。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已经得到西方一些学者的承认。新制度经济学在对制度问题的分析中发现，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有人认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是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内引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抽象掉生产关系与制度的演变来分析经济的运行，这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的问题所在。新制度经济学要找回的就是被正统经济学家忽略掉了的制度问题、产权问题、国家问题甚至意识形态问题。在短期的分析中可以抽象掉制度，但是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分析中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就是指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此外，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人类社会不同社会形态的转型及其相应的制度变迁规律，我们只能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来解释。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互动，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解释历史，就是用制度变迁来解释历史。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致道格拉斯・诺斯对西方历史的解释，至少在前现代部分都与马恩的解释极为相仿。[7]

制度经济学现在还缺乏一种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规律的一般理论范式。当前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对其理论体系进行梳理和整合研究。如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所说，制度经济学的问题不是没有理论，而是拥有太多彼此孤立的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经济学界的制度研究有三大流派，(1)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的“新制度经济学派”。(2)以KennethAr―row、FrankHahnt及GeorgeAkerlof等一批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使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引进交易费用研究制度的作用和选择。(3)以博弈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演化博弈论为工具的制度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KenBinmore、H・peyonYoung、RobertSugden及AvnerGreif等[8]4。但是这些研究存在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上述研究成果分别从不同切入点研究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体系及其构成，但没有把“拥有太多彼此孤立的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系统化，缺乏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第二，上述研究成果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没有揭示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演进分析和制度变迁规律。

三、确立马克思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分析的宏大的理论框架是以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解释框架――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在历史唯物主义总体框架的基础上，可以构建完整的制度理论框架。因此，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宏观动态的整体制度分析理论。从制度分析的构成出发，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制度)的总体框架可具体化为关于制度分析的七个基本问题。

1．马克思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这一方法被许多经济学家归结为制度整体主义。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又与制度整体主义是有区别的。根据这种制度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加总，相反，由特殊的社会结构决定的社会整体决定个人的属性，决定个人的生存和行动空间。这样，一定的社会制度是体现不同阶级或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结构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个人的自由选择导致经济制度的变迁，相反，是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迁决定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空间。

制度整体主义比制度个人主义更接近于对于现实的人的分析。个人主义方法论是新占典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它往往把制度作为既定的前提或把制度抽象掉。但是在研究制度问题时个人主义方法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例如，从“规则遵循者”与理性最大化者的关系来看，前者建立习惯和常规，更重要的是采纳社会规范和惯例；后者则根据其环境和机会的变化调整其行为，以使他的净收益最大化。规则遵循者更多地体现了制度整体主义的思路，而理性最大化者则体现了个人主义方法沦。

2．马克思的制度概念及其特征

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关系总和定义为经济基础或社会经济基础，并将立足于其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真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制度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包含着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经济制度本身因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并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的理论体系。[9]31与制度经济学家关于制度的定义相比，马克思对制度的定义更好地揭示了制度的实质。

马克思注重制度分析并把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生变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制度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而不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发展之外的。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规律能够有效地解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变迁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并且不同的制度其效率也是不同的，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奴隶制度更有效率。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个基础上把成本―效益分析引入了制度效率分析之中。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具有历史性。社会的变迁不是骤然发生的，而是许多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要理解现在，展望未来，就要重新认识过去。研究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必须将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无论新制度经济学如何深入发展，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求制度变迁的规律是其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在对社会制度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是历史的观点，而人的社会实践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理论视角。事实上，也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才可能使研究接近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9]32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还具有演进性和动态性。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构成了他们学说的自然历史之基础。但马克思的制度变迁大纲拒绝达尔文的“渐进”观点，强调了社会制度以革命形式表现的突变，这与达尔文的思想有异，但却与现代生物学关于“突变”和“渐变”是进化形式的框架相一致。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将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外生变量而不加以考虑。而马克思明确指出，古典经济理论的错误就在于“把资本主义制度不看作是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10]16。马克思认为制度是可变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下，人类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

3．马克思关于制度性质的分析

马克思制度分析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对于制度性质的分析，这也是马克思不同于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之点。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包括之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人剥削人的制度、不公正的制度，而新制度经济学却并没有分析制度的性质，只是分析了制度的功能，并以所谓的效率替代了其他标准。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有效率的制度就是好制度。什么是最好的制度?阿兰・斯密德提出了四条标准：(1)效率，(2)自由，(3)民主与全体一致性，(4)交易成本最小化。有人认为交易成本是制度存在的惟一原因，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制度就没有必要存在。[11]113-116

马克思关于制度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不同于西方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地方，选择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追求。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问题的分析也可以用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问题。马克思的分析也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效率的制度，但它是一个剥削、不公正、不公平的制度。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分析的宏大的理论框架是以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解释框架――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这就不同于以新占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也就是讲，在制度性质的分析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更全面、更客观、更科学。仅仅从效率(或绩效)方面去研究制度是不全面的。

4．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及基本观点

马克思的制度理论强调所有制、所有权在社会制度及其变迁中的基础地位。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基础与体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决定所有制的结构和演变，而西方产权经济学则强调交易费用、相对价格水平和人口因素对产权结构及其演变的影响。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从宏观的、动态的、历史的角度探讨了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所有制演变的一般规律。这种分析框架受到了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的高度赞扬：“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间的矛盾”。[2]207

总的来看，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在对社会财产关系的分析层次上并不一样，它们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是必然的。西方产权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是可以用来分析我国经济中的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用西方产权理论代替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因为在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探讨上马克思所有制理沦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如马克思关于所有制与社会性质关系的分析，所有制与分配关系的研究，所有制与公平关系的研究等都是西方产权理论无法比拟的。

5．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分析的框架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上，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两个基本原理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统一的理论模型，即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其实质是对社会结构及其一般运行机制问题的理解与回答。马克思系统地分析了社会关系即经济制度的变革。这――分析用数学函数关系可表示为：I＝f(Q，P，T)，式中I为经济制度，Q为社会生产力，P为政治上层建筑，T为意识上层建筑。由此可知，马克思是把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发展视为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看，上述模型同时也是解释全部制度现象的产生、结构，以及演变机制和规律的统一的理论模型。第一，它相当直观地表现了整个制度现象产生的根源、机制和结构；第二，它具有适应制度分析所需要的宏大的分析结构、长期的动态特性的研究特征。因此，它在成为整个制度(包括经

济制度、非经济制度及一般制度)分析的逻辑基础的同时，也成为了分析的逻辑起点。[9]31

6．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矛盾的方法

阶级斗争反映了经济制度的演进与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冲突”。尽管马克思强调了生产力的变化(技术变迁)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制度变迁)之间的辩旺关系，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会组织变迁的更为动态的力量。诺思也认为，马克思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它常常被马克思用来指技术状态)与生产关系(常意指人类组织和具体的产权方面)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12]177。但是诺思不赞成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中的阶级分析法。

如何评价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我们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是其制度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制度分析不同于其他制度分析的地方。第一，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冲突的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相互适应的时候，也有相互不适应的时候。马克思认为制度(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原因是技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使原有的制度与新技术的潜在生产力之间产生了不适应，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3]83

第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也根源其产权理论。马克思经济理论根据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对于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分为不问的阶级，即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构成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而这些矛盾运动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生活经济制度的不断变化，其最高形式是革命式的激变。

第三，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也是社会利益关系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也是解释人类历史上制度起源和演进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形成的生产关系(制度)决定着人们的利益关系，当这种生产关系或制度进行调整和变革，必然改变人们的利益关系。在马克思的制度理论中，利益冲突被认为是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因，进行制度变革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从制度变迁的“利益冲突论”出发，认为当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将爆发革命式的激进的制度变迁。从而，在马克思看来，制度变迁总的轨迹是突发和激进的[14]。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沦及关于利益集团理论的分析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的阶级和利益关系的分析有许多相似之处。坐克思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它关注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一面，它认为后来形成的制度是解决冲突的结果。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仅仅用新古典经济学渐进的观点去解释人类社会制度的起源，是不全面的，也存在局限性。

7．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及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他的制度理沦中，国家及其演变被视为一个完全可以用阶级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加以说明的现象，强调国家这种上层建筑是根植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乃至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二重作用。

诺思早期的制度变迁珲论模型局限于新古典范式，通过假定外在的获利机会，当事人则按照成本收益法设计对自己最有利的制度安排。但在解释经济史的过程中，诺思逐渐意识到人的认知模式对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开始考虑意识形态对制度的作用，尽管这一点在马克思那儿早就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不过，诺思并没有停留在意识形态的社会特征上，而是从新古典的个人选择精神出发，力求在个人认知模式上解释制度的社会性。诺思在其制度理论中，把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其制度分析的“基石”。

四、结语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基本趋势，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观。而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上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各种具体制度的选择及变迁上，有其独到之处。建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一般制度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和思路如下：(1)从制度的角度来整理和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2)采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四个层级的制度分析划分法来整合新制度经济学，并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统领这四个层次。(3)引入演化经济学、博弈论及行为经济学等最新理论和方法，在行为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实验方法有助于扩展可得到的数据，以检验关于不同类型制度的形成及结果的假说。(4)对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研究成果要借鉴，要吸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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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演变范文1篇6

《迟开的玫瑰》简介

故事发生在西部某大城市的一个深巷小院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年仅19岁的主人公乔雪梅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就在她正欲赴京就读时，母亲突遇车祸身亡，一家老少五口人的重担，便落在了她这个大姐的肩上。凭着责任感和良知，她先后三次牺牲掉再深造和成家立业的机会，把前途、事业和幸福，一次次让给了弟妹、甚至养妹，并将身蓄残疾的父亲养老送终。而自己的初恋情人――后任副市长的温欣，在生活的蹉跎跌宕中与别人完婚。直到36岁，弟妹们一个个披着时代的风采归来时，她才与通下水道的工人许师傅倾心爱慕、花好月圆……

这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常故事，可在经济车轮高速运行的今天，它又充盈着一种不平凡。实现自我是人生的目的，照亮他人更是人生的大境界。全剧牢牢抓住普通人的命运，紧扣时代脉搏，通过乔家这个“社会细胞”的奔突演进和他们从艰难走向兴盛的现实，折射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和风采。

在与市场近10年的“亲密接触”中，《迟开的玫瑰》（以下简称《玫瑰》）成了市场的“宠儿”。它以低成本的投入演出数百场，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在多元文化市场冲击的今天，《玫瑰》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市场号召力，走进人们的心里。

演出来的精品

《玫瑰》自1998年问世至今，演出400多场，观众累计达百万人次。先后在西北、东北、西南、华北、华东多省市巡演，为七十多所大专院校演出，接受了不同地域、不同观众的数百场检验；城市、乡村、厂矿、部队、学校，所到之处无不受到高度评价和热烈拥戴，甚至包括台湾的一批专家学者，观看之余也感慨万千。从古都到京城，从北方到南方，从圈内人到社会各界，从老戏迷到大学生，《玫瑰》的市场涉越了不同方言地域，不同职业、年龄，不同知识背景、文化娱乐观念和审美趣味的最广泛观众群体。1999年8月，《玫瑰》第一次迈出其剧种地域，远征沈阳，沈阳中华剧场的高票价丝毫不抵观众的观看热情，戏票一售而空。2000年10月，《玫瑰》首场亮相于常州红星大剧院，很多远在苏州、无锡、扬州等地的观众通过电话预订戏票，并从外地赶来观看演出。次日复演，许多常州市民购票二次观看。

《玫瑰》不仅自身获得了文化市场的高度青睐，而且作为文化部向全国推荐的新时期十五部优秀剧目之一，被陕西、山西、甘肃、宁夏、江苏等省（区）十余家剧团、多个剧种移植演出逾千场，移植剧团均连连获胜，取得了良好的演出效益。陕西商洛商州区文工团移植的商州版《迟开的玫瑰》乍一上演，便轰动了这个数万人的商州小县城，打破了以往一戏最多演两场的惯例，连演八场，场场爆满。如今，商州文工团带着商州版《玫瑰》走遍了商洛地区，观众达数十万人次，《玫瑰》成了商州文工团的保留剧目。2004年11月，夏县蒲剧团移植演出的蒲剧《迟开的玫瑰》一举夺得六项大奖，成为山西省移植剧目调演的最大赢家。夏县蒲剧版《玫瑰》上演一年就演出近百场，戏价从剧团原先剧目的每场800元左右上升到《玫瑰》每场的1500元～2000元，足迹遍布晋南地区，剧团因此而一改昔日捉襟见肘的经济窘况。团长马洪夏说：“过去还是这班人，每天疲于奔命却难见效益，移植《玫瑰》后，剧团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还使一批演员脱颖而出，成了名角，成了吸引市场的亮点。”2005年，江苏省文化厅在全国优秀剧目工作会议上提交的汇报中说：“我省盐城市淮剧团的《大姐你好》移植于眉户剧《迟开的玫瑰》……移植后演出了近两百场，受到观众欢迎，为剧团赢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依靠移植《玫瑰》，很多外省（区）基层剧团，不仅提升了经济效益，“救活了剧团”，而且形成了剧团在市场化中的良性循环。

观众心中的“盛宴佳肴”

《玫瑰》讲述百姓故事，抒发民众情怀，通过主题的延展，在当代普通人的平凡生活里发掘深刻的时代内涵和人文哲理，揭示出大时代的本质精神。

编剧陈彦在开掘现实题材中，又为《玫瑰》自觉植入了大量现代价值因子，乔雪梅的人格形象，走出了传统的单维道德评价，构建起了现代道德的新高度。既弘扬奉献精神，又热情肯定发挥个人能力、参与社会竞争等市场经济新型价值观念。

为观众创作具有完整美的艺术作品，为市场生产品格精良的艺术产品，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市场运作首要原则。《玫瑰》多次召开研讨会，多方征求意见，两次重大修改，无数次微调，不断的加工打磨，真正做到了艺术上的精益求精。舞台二度创造中，导演谢平安等既精打细算节约开支,又追求效果吸引观众，尽量地呈现出清明简洁的艺术风格和亲切温馨的情节氛围。王激、谭建春在作曲中融合了现代音乐文化，追求交通、吸收，融汇、互补的音乐创作理念，在眉户音乐中渗透秦腔音乐特色，显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舞台美术、灯光设计上采用了现代高科技声光电的表现手段，使得《玫瑰》适应了当代观众审美需求，在广采博取基础上开辟拓展了传统地方戏曲的市场空间。更为重要的是，《玫瑰》具有一个实力强劲的演员队伍。主演李梅为代表的一批演员们以精湛的演技塑造出既各有风采，又融汇一体的舞台艺术形象。同时，剧组全体演职人员在主动出击,扩大演出范围的积极行动中，始终保持高度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使数百场演出得以高质量顺利进行，从而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口碑。

当前，我国进入了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商品价值规律冲击到社会各个领域，讲求物质利益、经济效益的同时，人的精神内质、道德情操大面积滑坡，个人主义凸现，价值观混乱。在这一时期，《玫瑰》所张扬的道德精神和价值观念无疑成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玫瑰》紧扣古今中外的道德精神和文化精神中具有普适性的元素，对当下社会的物质主义和道德缺失发出拷问，直逼“人怎样活得有价值”这个亟待解决的根本性话题，成功地回答了市场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困惑。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曾先后三次观看《玫瑰》，他说，这出戏通过一个寻常百姓的家常故事，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迅速而深刻的变化，以及人们人生观、价值观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揭示出在当今社会大变革时期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精神定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仍然是我们所追求的崇高境界，永远是一种奋发向上、凝聚社会的道德力量。

乔雪梅的人格精神具有恒常的感召力。著名作家实说：“在乔雪梅这个大善至美的灵魂面前，我和同场数以千计的从事各类社会职业的观众，都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灵魂的自我检测，尚能保持那根道德神经的敏锐和软弱，尚未被某些时髦话语鼓噪怂恿而膨胀起来的极端欲望所麻木或硬化。”

《玫瑰》完成了被市场经济大潮所淹没了的健康价值观的守望，实现了市场经济中所缺失的崇高价值观的引领。精品《玫瑰》与市场的成功链接，让我们感受到市场对艺术的强烈需求，感受到中国戏曲市场的广阔发展空间，感受到以艺术产品质量取胜，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才是现阶段戏剧发展的理智选择。

殊荣榜

1999年元月在西安首演；

1999年8月赴辽宁省参加第六届中国戏剧节，获“曹禺戏剧奖优秀剧目奖”；

1999年9月被国家文化部选调进京参加庆祝建国50周年优秀剧（节）目献礼演出；

1999年10月获陕西省艺术节“特等奖”；

1999年10月获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2000年3月陕西省文化厅举办《迟》剧超百场演出表彰大会；

2000年5月获国家文化部第九届“文华大奖”；

2000年9月获第八届“中国人口文化进步奖”金奖；

2000年10月赴江苏省参加第六届中国艺术节，获“艺术节大奖”；

2000年10月获第十一届“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

2004年8月参加陕西、浙江、上海、江苏四省（市）政府主办的“西部文化东部行”活动，在杭州、上海、南京巡回演出；

2005年11月获2004～2005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提名奖，并滚动入围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

2006年4月“新一轮百场巡演”拉开帷幕；

2006年7月进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现代戏展演”；

2006年11月荣获“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第一名；

2007年2月6日剧组代表赴京参加文化部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授牌仪式并接受奖牌；

2007年2月7日在召开的“2006全国优秀文艺作品座谈会”上，十一部影、视、剧优秀剧目受到表彰，《迟》剧是入选的唯一一部戏曲作品；

2007年2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隆重举行《迟》剧荣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表彰大会；

1999年至今演出400多场；被陕西、山西、甘肃、宁夏、江苏等省(区)十余家剧团、多个剧种移植演出逾千场。

陈彦(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该剧编剧)：

《迟》剧的成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实，戏曲艺术的发展要以“精品战略”“面向市场”，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来征服观众。《迟》剧以低成本的投入演出数百场，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一些移植《迟》剧的外省（区）基层剧团，依靠这部戏“救活了剧团”，提升了戏码。这些都证明了精品剧目进入市场的实力。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范文篇7

1.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结构及其演变

2.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嬗变与超越

3.提高西方经济学本科课程教学效果的路径——兼论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4.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经济伦理教育

5.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和发展——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视角分析

6.国际产业转移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7.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束缚:关于我国职业体育产权问题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8.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9.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比较研究

10.生活事例、学术笑话与西方经济学教学

11.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的比较

12.案例教学: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之方向

13.案例教学法在高校教学中的应用初探——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例

14.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

15.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16.参与式教学与创新能力培养探析——以“西方经济学”课程为例

17.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新论

18.西方经济学对现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19.西方经济学成本基本范畴研究

20.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价值观引导问题

21.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

22.关于西方经济学中几个问题的认识

23.西方经济学经典案例教学特点、问题与本土化路径

24.分工与专业化: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的一个视角

25.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26.西方经济学家论马克思经济学——写于马克思诞辰190周年

2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科学逻辑上的区别

28.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指导

2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社会保障理论比较研究

30.西方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31.西方经济学教学基础——经济情景

32.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33.浅论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阶级性与欺骗性

34.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讨

35.西方经济学财富观的历史演变:一个文献述评

36.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国民收入理论比较的再研究

37.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比较研究

38.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方法及改革研究新进展

39.谈案例教学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

40.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比较

41.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比较——基于批判实在论的视角

42.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4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研究

44.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探讨

45.183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吗?

46.“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实施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47.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研究

48.现代经济学的西方化与中国经济学人的边缘化

49.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

50.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垄断理论比较

51.西方经济学中的案例教学探索

52.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加速原理”比较研究

53.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及政策的演进

54.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互关系

55.西方经济学教学研究中文期刊刊发文献综述

56.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57.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研究

58.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竞争理论的比较

59.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60.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61.西方经济学教学如何走出“李嘉图恶习”

62.也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63.经济增长理论:从马克思的增长模型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增长模型

64.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关系

65.从理性人假设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从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谈起

66.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经济人”思想比较研究

67.劳资分配问题:起源、裂变与统一——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68.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改革措施

69.对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模式的探讨

70.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及其方法论思考

71.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反思

72.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比较

73.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理论目标、研究思维和引导假定的设定

74.论当前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法的问题与改革思路

75.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信用理论比较

76.《资本论》的真谛及对其曲解——兼论《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77.《富国策》的翻译与西方经济学在华的早期传播

78.《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兼谈国外教学经验

79.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学生感受差异性研究

80.对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案例教学的思考

8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比较

82.《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体系创新研究——基于地方财经院校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

83.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西方经济学之效用与教学探究——以地方工科院校为例

84.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之案例教学探析

8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

86.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探讨

87.西方经济学视野中的教育公平

88.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89.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人口经济思想的比较

90.西方经济学效用范式的逻辑缺陷

91.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92.关于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几点认识

93.经济学的理论分野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创新——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关系

94.国际贸易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95.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演进

96.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主题与意义

97.关于20世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98.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问题研究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范文篇8

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制度环境解释交易效率，再用交易效率解释专业化与分工演进的诸多经济现象。这一理论框架比新古典框架在内生化程度上更高。新兴古典经济学整合了20世纪以来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补充与修正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分支，从而为经济学在新的高度下进行逻辑严密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新兴古典经济学要想成为主流经济学也面临着种种困难。

【关键词】

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历史地位；困难

1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

杨小凯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写到，新古典框架与新兴古典框架之间的根本区别是：

（1）新兴古典框架中用专业化经济而新古典框架中用规模经济概念表征生产条件。

（2）新兴古典框架中没有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而新古典框架却以此分离为基础。

（3）新兴古典框架中交易费用对组织的拓扑性质有极重要的意义，而新古典框架中交易费用没有这种意义。

（4）新兴古典框架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每个人的最优自利决策永远是角点解。而新古典框架则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每个人的最优自利决策以内点解为常态，而角点解只不过是些不为重视的例外。

新兴古典经济学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环境、运输技术与通讯条件等解释交易效率的高低，然后又用交易效率的高低解释专业化与劳动分工水平的高低，再用专业化与劳动分工水平的高低解释其他经济现象，并把其它现象看成是劳动分工演进过程中的伴随现象，从而用一个统一的原理来解释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绝大多数经济现象。

2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共同的方法内核

虽然新兴古典经济学在许多方面对新古典范式作出了重大改进，但在基本的分析方法上却都是采用四层次的分析框架。

第一个层次是经济制度环境分析，经济学家把一些人们作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用一些数学函数来描述，例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第二层次是决策分析，经济学家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人的最优自利行为。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一般被称为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对当环境变化时，最优决策会如何作反应的分析。第三层次是均衡分析，经济学家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人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结局。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一般被称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对环境变化时，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会如何变化的分析。这种分析用自然及制度环境参数解释不同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第一、二、三层次的分析被称为实证分析。不问好坏，不作价值判断。第四个分析层次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福利分析（或称规范分析）。这个层次，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经济状况这类问题。他们对第三层次所分析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后果进行福利分析，看这后果是否对全社会有利。

3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历史地位

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发展与演变的有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由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及其演绎出来的全部逻辑推论组成的理论体系。但逻辑的严密性是以损失现实性为代价的。西方经济学面对现实性的挑战，产生了第二条线索，即为迎合现实性而对新古典核心逻辑进行某种补充与修正。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于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古典经济学中所重视的分工与交易费用的权衡折中问题，在一个现代的数学框架下复活。杨小凯自认为自己的框架是对斯密的古典经济学、阿林・杨格、霍撒克、科斯等的继承和发展。有些人把杨小凯建立的框架称为斯密-科斯框架，这是很有道理的。

4新兴古典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面临的困难

新兴古典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面临着诸多困难。

第一，我们看到，新兴古典经济学目前在西方还远未正式取代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主流，而且由于其宗师杨小凯教授的不幸英年早世，它的发展将面临更严峻的困境。虽然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部分是华人，但中国的学术环境并不是新理论适宜于生长的地方。并且很多人宁愿相信老外而不愿相信作为中国人的杨小凯，这里面也可能含有一定的非理性成分，因为同是中国人的杨小凯在短时间内能达到如此的学术高度让很多中国人感到不安，他们宁愿使中国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总是落后于欧美，而不愿采纳新兴古典经济学从而有可能使中国在西方经济学方面不再落后于欧美。

第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只是初步建立了其分析范式与分析框架，在许多专门研究领域的深入研究还远没有完全展开。它离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阶段还有相当的距离。在杨小凯等领袖人物所设定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要专门研究的众多领域，由于杨的逝世还远来不及展开。而要想在这方面有所成就的经济学学子，不能得到杨的亲自教导而要有所成功，其概率显然要低得多。

第三，我们还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新兴古典经济学只是初步建立了其基本原理，以经验与应用研究领域还远未展开。由于联合国与各国目前的经济统计指标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而建立起来的，各国的经济数据库里面很少能找到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经验与应用研究所需要的数据资料。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成为官方所接纳的理论之前，按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统计指标搜集数据的方式不会改变，而这种统计指标与数据收集的惯性又会严重阻碍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经验与应用研究，从而阻碍了它成为主流经济学。这种恶性循环机制是学术研究领域里的一种路径依赖性。

第四，我们可以稍微巡视一下，就会发现目前的经济学已经运用了绝大部分的连续性数学工具与思想方法，从最早的微积分，到测度论、概率论、实变分析、泛函分析、变分学、最优控制原理，到线性与非线性规划。甚至一度因为其应用领域的局限而让数学家沮丧过的拓扑学，也先于其在数学的传统应用领域――物理科学――一步而率先在经济学中大放光彩大显神通，一直没有离开过数学系的数学家纳什先生还因为用拓扑学定理证明了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而染指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使得连续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几乎达到了极至，使得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已渐渐有超过其在物理学领域的应用之势。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可以从分析框架的组织程度、概念和演绎的严格程度以及逻辑内洽程度、分析框架的一般性程度与内生化程度、分析框架的可处理程度、理论的预测能力、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模型的现实性等方面对不同的经济学分析框架进行比较。

很明显，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分析框架的组织程度、概念和演绎的严格程度以及逻辑内洽程度等方面要优于演化经济学。甚至在分析框架的一般性程度与内生化程度方面，新兴古典经济学似乎也超过了演化经济学。因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包括企业制度、产权经济学、保险经济学、贸易演进、交易分层理论、城市化与工业化机制、经济增长、货币制度演化、景气循环与失业等社会经济和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了，但演化经济学目前的分析与应用范围还相对要狭窄得多，仅涉及到了技术变迁、制度演化、产业演化、经济增长等方面。

【参考文献】

[1]吴忠观主编：经济学说史[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范文

1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及其继承变化关系概况

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谓是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却是在15世纪-18世纪早期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货币即金银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采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关税保护政策，重商主义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18世纪中晚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价格是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19世纪70年代，经济思潮中出现了以“边际革命”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运用边际分析法研究了市场经济中价格如何使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问题，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放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众多构想和方案。

2近现代西方经济经济思想流派的变迁、原因及其主要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思想和流派的演变主要经历了6个主要阶段，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国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货币学派，以生产价格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预期学派，目前受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趋势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的反思或者对未来进行重新的规划和构想。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英国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确立了海上霸权的地位，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价值规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发挥了作用，自由竞争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到经济思想领域，就必然要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取代国家干预而成为主导思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和其政策主张，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理论和思想时代。

新古典经济体系和思想的提出是源于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批判继承基础上之上的，从理论体系上看，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和发展，但其某些提法已经超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研究范畴。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的提出其基本背景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大危机，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遭遇了一次严重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抛弃了自由放任的信条，运用行政、经济和其他各种手段来直接干预经济。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并取代了传统自由放任的思潮。1936年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影响所在。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手段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施行在经济生活和其他领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反思和对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重新回味，凯恩斯主义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国家财政支出大量增加以刺激总需求增长基础上的，而国家财政支出增加会引起财政赤字，为刺激投资而降低利率又会导致通货膨胀。基于这种反思，经济思想界出现了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和观点，即货币学派、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货币因素的扰动造成的，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问题;1960年英国皮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理论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该书篇幅不长，但思想深刻，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3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特征及新形势下发展趋势分析

从上面对于近现代西方各主要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来看，其经济思想和主张有种环状循环和回归的特征，即大体遵循着一个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自由放任这样一个回归循环过程，同时也有螺旋上升的趋势和特征，即无论在单纯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在国家经济政策手段的实践上也越来越侧重于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融合和综合使用。经济思想理论和及其实践的这种演化导致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和混合经济的出现，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背景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想界对于其传统经济的理论、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层面上都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反思。

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不但需要市场机制的自由放任特点，也需要计划机制的宏观统筹，因而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既重视市场机制调节，又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种理论。

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战后美国的经济既不同于以前完全的市场经济，又不同于计划经济，它是一种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和如何生产的问题仍然依靠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得手即价格杠杆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和加强，政府广泛地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以及其他必要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对经济的运行施加影响来纠正经济运行的中的缺点和不足，以宏观政策的调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性调整，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来实现国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这种混合经济的基础是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但不同于19世纪的古典市场经济行为。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界和其他人士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干预主义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构想，从而推动了西方经济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无论从内容主张到具体方法措施，还是其在国家经济管理措施的层面上，这种新的反思和构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海啸中，西方众多经济界学者都严厉地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把放任无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成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提出在经济的发展政策中把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指导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另外，对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贸易政策和市场一体化的反思中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危险和风险的相关防范机制等的研究，并提出了对于未来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同时，也使经济思想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论断给予了重新的关注，也使得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对于传统数学模型的崇拜和迷信中走了出来，更多地从体制和政策等宏观层面上研究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

4总结

自亚当·斯密从西方传统的重商主义中脱离出来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的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几经变迁，发展到了目前最新的理性预期学派，其中的过程和主张也有回归的现象，但总体看来，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主张自由经济到主张国家计划和调整作用的发挥再到手段和方法的改进这样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过程。本文就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史上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流派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其产生的背景、原因、主张及其政治经济影响，试图找出人类经济思想演变的规律和背后驱动因素及其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等规律性的东西，接着对于西方经济思想的未来演变趋势及其影响进行了合乎推理逻辑的预测，认为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在宏观上从重视物质财富的个体自由积累到重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应用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微观上从贸易保护主义等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上的应用到对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和心理行为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等细节问题上的考究。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范文1篇10

关键词：

产业转移；产业结构；经济增长；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7000602

1引言

现有的研究中，学者们注意到了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转换、经济增长间的两两关系（李斌等，2011；张琴，2010；王佳妮等，2011；杜江等，2010；陈涛、郭谚方，2010；刘伟、李绍荣，2002），而弄清楚三者间的逻辑关系，对制定经济政策是有利的，这成为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为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我国一些学者认为西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因此本文将中国西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认为国际产业转移能够影响承接地经济增长，而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当地产业结构会随之发生变化。本文接下来的工作是根据这一逻辑思路，建立计量模型，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

2实证模型的设定

2.1国际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

经济的增长分为两个不同来源：生产要素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这里本文假定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和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假定技术进步是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型的。生产函数给出了投入与产出间的数量关系，设经济的生产函数为：

Y=F（K，L，AFDI）

（1）

式中，Y、K、L、FDI顺次为总产出、投入的资本量、投入的劳动量、外商直接投资；A代表由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技术进步，是一个常量。在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增长通常被定义为产量的增加，一般以人均GDP的增长率来衡量（安虎森等，2008），将（1）式两边同时除以L，得到以人均产出形式表示的生产函数：

（5）式将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效应分解为资本效应（β12）和技术效应（A），下面的计量分析中，本文将这两种效应合并，因此可利用以下计量模型计量产业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各变量含义如下：y（元/人）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k（元/人）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fdi（元/人）人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β0，β1，β2为相应的弹性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2.2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进

产业结构指一国（或地区）经济中各类产业的构成和产业间质的内在联系及量的比例关系（李斌等，2011），但一般使用各类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变化描述产业结构的调整（刘伟、李绍荣，2002；范剑勇，2008），本文依然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为了进一步研究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本文建立以下半对数回归模型：

3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最终研究的西部区域只包括11个省或直辖市，而未将自治区纳入分析范畴的主要原因是其缺乏实际外商直接投资等数据，同时本文分析的时间跨度为1999年至2008年。其中，各省地区生产总值（亿元）、三次产业产值（亿元）、人口总数（万人）、固定资产投资（亿元）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9年）；各省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亿美元）来源于各省各年的统计年鉴。

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根据各省GDP之和除以各省人口总量，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根据各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量除以各省人口总量，人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是根据先将美元按照1999-2008年间的平均汇率转换为人民币，再根据上述方法进行计算。

4实证分析结果

4.1国际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

依据所搜集的数据，运用Eviews5.0软件对方程（6）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以下的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括号内是相应系数估计值的t统计量值。

在方程（7）中t检验通过，并且相应的概率值Prob.

4.2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进

依据所搜集的数据，运用Eviews5.0软件对方程（7）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详细的回归结果如表1、2、3所示。

由上述的回归结果可知，西部人均GDP每增加1%将会导致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下降0.303%，第二产业比重上升0.111%。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表3所显示的信息，人均GDP的增加并未带来第三产业比重的明显上升，因为第三产业的回归方程没有通过T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即ln（gdp）的系数显著地为零。但总体上可以认为随着西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5结语

通过以上两个实证模型，我们确实可以得到这样的逻辑关系：国际产业转移通过资本效应和技术效应的综合作用促进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随着人均生产总值的增加，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逐渐上升，产业结构一定程度上朝优化方向发展。然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没有推动第三产业发展，这可能主要是西部地区制度不健全、产业承接环境较差、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不高等原因引起的，其具体解释说明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国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而其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相对缺乏，国际产业转移为西部地区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极大地加快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产业化进程。同时，西部需要警惕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移入西部地区的产业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其内又高度集中于制造业，带来的只是产品结构的调整，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同构化和过度竞争。因此，西部地区应该结合自身的优势要素，提高外资利用质量，这样才能实现良好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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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江，郝凯，王亚.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及其差异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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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伟，李绍荣.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中国工业经济，2002，（5）.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范文篇11

PBL教学法(Problem-BasedLearning)是一种基于问题学习，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PBL教学法强调将学生置身于有意义的问题中，通过团队合作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发现隐藏在问题背后的知识，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自学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增强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兴趣，以达到教学目的。比如在讲机会成本这一知识点时，通过设置问题为什么不同的售票窗口排队人数基本是相等的。要求学生课下以小组的形式，通过查找资料、讨论，结合所学知识给出解释。课上各小组分别阐述观点，其他小组成员可以进行提问，然后由本小组成员解答。反复进行讨论、辩论，使结果越来越合理，同时学生对知识点理解也越来越透彻，最后由老师总结。这样不仅调动课堂气氛，增加学生兴趣，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锻炼学生的经济学思维，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二、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

案例教学法(Case-BasedTeaching)是由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朗道尔教授创立的，是一种旨在培养实用型、高素质和搞创新能力人才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没有固定的模式，由老师扮演案例的设计者和激励者，鼓励学生参与讨论。案例教学法不会告诉学生应该怎么做，而是要求学生自己去思考、分析，使枯燥无味的理论学习变得生动活泼，这种经验交流的方式可以做到取长补短、激发兴趣。老师在选择案例时遵循四个原则，分别是:针对性、典型性、启发性、亲近性。比如在讲解均衡价格这一知识点时，涉及最高限价和最低限价概念。在讲解完成之后，为了便于同学理解，便引用案例2005年底广东液化气价超百元政府干预并提出思考问题：请问这个呼吁价95元叫做什么价格?目的是什么?适用于什么产品?弊端是什么?鼓励各小组成员分工合作，通过查找资料、讨论分析、查缺补漏，最后形成统一意见后到讲台上发言，最后教师总结。这种教学方法可以鼓励学生对所学知识点进行反思，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三、探索翻转课堂在西方经济学授课中的应用

翻转课堂，又叫反转课堂，2011年在美国兴起，这种新型的教学形式，颠覆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其要求学生课后完成知识的学习，课堂变成了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可以答疑解惑、知识运用等，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翻转课堂的基本模式是：课程开发学生课前学习课堂内化测试与反馈研讨总结。课程开发：由教师选择适合学生自学的内容，给学生适当的时间完成内容的自学;课前学习：学生课下通过微课程视频、专题网站资源PPT等完成相关内容的自学;课堂内化：通过课堂交流、完成作业、个性化指导，使学生形成新认知结够;测试与反馈：通过测试检测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研讨总结：对教学进行反思，发现不足，优化方案。例如，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核算方法这一节内容留给学生课下自学，各小组学生通过网络课程的学习，制作课件。课堂上各小组分别对这一节内容进行讲解，讲解小组成员扮演老师，其他小组成员扮演学生。扮演学生的小组可对扮演老师的小组进行提问，要求扮演老师学生解答。各小组都有机会扮演老师。通过小组轮换讲解及解答加深知识的理解，并让学生体会主导课堂的感觉，增加学生参与感。各小组讲解完毕后，由教师总结，并反思在翻转课堂过程中的不足，为下次翻转课堂的应用提供经验。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范文

一、研究主旨与对象

(一)研究主旨

在以往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当中，研究者更多地关注某种音乐文化的普遍规律和参与者的共同行为方式，并以概述性的方式总结某区域、种族内音乐文化的整体特征和社会意义。事实上，这种宏观性知识往往来自研究者田野工作中所面对的音乐个体，但很少有研究者把这些个体作为写作的中心。

近年来，这种从个人的行为出发，探讨个人与社会音乐文化的关系成为一种新的学术倾向。英国民族音乐学家施祥生在所著《面向个人化的或传记式的民族音乐学》一文中总结了这一倾向，并通过分析个体对音乐文化传承、发展和创新所发挥的作用，明确了个人化或传记式写作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本文采用了这种个人化(或传记式)的研究方式，选择了五位同时获得民间艺术最高政府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鼓吹乐音乐家(其中三位还被评选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以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及其相应的行为方式作为聚焦的对象，旨在展示五位鼓吹乐音乐家作为优秀的个体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是如何以自身的方式参与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变革与发展中，以及在民间音乐新的存在方式和文化内涵的形成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与体现出的社会价值。最后，本文通过他们在其行动中身份认同的建构特征来揭示中国民间音乐的传承者们在现代社会中身份认同的微妙变化及其意义。

(二)研究对象――五位“全国吹歌大王”

1山西省忻州市的卢补良

卢补良，艺名“小狗”，山西眢忻州市解原乡解原村村民，生于1960年，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

小时候，由于传统观念的遗留，当地民间“吹鼓手”社会地位非常低，更是流传“王八戏子吹鼓手”的说法。因此，非常喜欢鼓吹乐的卢补良只能背着父母偷偷跟随当地著名鼓吹乐世家传人武桂兰学习。不久，村民们都知道卢补良成为“吹鼓手”，一句“天生王八戏子的坯子”让整个卢家都觉得备受耻辱。

1980年，卢补良参加“忻州北殿传统古庙会民间音乐竞技大会”，并以一首传统曲目《大得胜》获得比赛的第一名；1981年初成为忻州地区北路梆子剧团的首席唢呐演奏员；1987年组建了自己的鼓吹乐班子，取名为“小狗八音会”；1994年，以一曲《三对面》获得山西省文化厅举办的《山西省精品艺术一绝展》一等奖；1999年，中央电视台第二频道《金土地》栏目为卢补良制作专题片《唢呐声声》；2001年，成为忻州市师范学院的唢呐代课教授(非正式)；2005年，获得“山西省民间艺术大师”称号；2006年，获得第七届中国民间文化山花奖、民间艺术表演奖，并且被授予“全国吹歌大王”称号。

近几年，卢补良参加了更具影响力的各种活动。如2007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举办的“世界音乐周暨第二届中非音乐对话・雅俗共赏音乐会”；2008年，文化部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文化遗产日・人文奥运：2008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山西民间器乐专场音乐会”；2009年，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管乐周”；2010年，上海世博主委会主办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山西活动周”；同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办的“世界音乐周2010暨世界民族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山西套恢复音乐会”等。

2辽宁省辽阳县的黄文元

黄文元，辽宁省辽阳市辽阳县唐马镇大背村村民，生于1971年，16岁跟随辽阳地区最著名的民间音乐家王洪涛学习鼓吹乐。

黄文元于1990年组建了自己的鼓吹乐班子；2003年，获得由辽阳市音乐家协会主办的“新府杯首届器乐大赛”第二名，之后将自己整理的一百五十余首传统曲目的乐谱及录音无偿赠给市文化馆；2005年，黄文元自创的唢呐独奏《情系田园》、协奏曲《走上幸福社会》参加由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中国艺术节基金会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联合主办的“华夏艺术风采国际交流选拨活动”，荣获民乐中年专业组一等奖；2006年，获得第七届中国民间文化山花奖、民间艺术表演奖，并且被授予“全国吹歌大王”称号；2006年，获得由辽宁省群众艺术馆举办的“辽宁省鼓乐展演”优秀表演奖；2007年，黄文元的家被辽宁省文化厅列为“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基地(鼓乐)”；同年，参与了中央电视台“走进双拥大型军民联欢晚会”，会上与宋祖英、李丹阳、佟铁鑫等知名艺术家同台表演；2008年，在辽阳县文化局和文化馆举办的“辽阳县首届民间鼓乐大赛”中，获得表演金奖；同时，黄文元还受邀参加了鞍山市市直机关工委民族乐团，并且担任鞍山市文体局民族管乐的老师。

3陕西省子长县的焦养亮

焦养亮，1956年生于陕西省子长县，自幼热爱音乐，在上小学时曾自学过琵琶、二胡，以及简谱和基础乐理知识。

1972年初中毕业时，进入当时全县效益最好的单位“南家嘴煤矿公司”，成为一名正式工人。1979年他被共青团陕西省委评选为“陕西省新长征突击手”。“”之后，由于对鼓吹乐的强烈热爱，他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辞掉被视为“铁饭碗”的工作，跟随民间艺人安生荣学习鼓吹乐。

1984年，焦养亮率领二十多人参加了全陕西省民间艺术大调演；1985年，参加了陕西省民间艺术大奖赛，获得二等奖；1992年，参加了河南沁阳“朱载直――全国唢呐邀请赛”，获得三等奖；2004年，参加了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主办的“西部民歌大赛颁奖晚会”；2006年，获得第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艺术表演奖，并且被授予“全国吹歌大王”称号；同年，受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邀请，参加了在北京民族宫大剧院举行的音乐会“华夏清音――中国民间经典音乐展演”；2007年，受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邀请进京参加“百花迎春一中国文学艺术界2007春节大联欢”大型晚会；2009年，代表子长唢呐走出国门，受邀参加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爱丁堡音乐节”。

4河北省抚宁县的单洪斌

单洪斌，河北省抚宁县东河南村村民，1969年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曾是抚宁县评剧团的乐队成员。

“”之后，抚宁县民间鼓吹乐迅速恢复，成为当时最为挣钱的行业之一。1987年，单洪斌跟随当地著名的民间唢呐艺术家崔占春学习鼓吹乐；1991年，成立自己的乐班；1996年，已经成为行业领头人的单洪斌被县文化馆聘请为专职唢呐教师；2006年，以一曲《四美容》获得第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艺术表演奖，被授予“全国吹歌大王”称号；2006年，参加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型音乐晚会《中原心影》；2007年，应中国文联邀请参加“心连心”艺术团“送欢乐、下基层”活动，赴青海演出四场；同年，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集锦》编委会邀请，参加“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验交流会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集锦编撰工作学习研讨会”，并演奏了当地的传统鼓吹乐；2007年，在秦皇岛举行的“国际荷花节暨全国民间歌舞比赛”中获第一名；同年，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的《乡土》栏目为他制作专题节目。此外，在苏州举行的“第八届山花奖颁奖典礼”上担任演出嘉宾等等。

5青海省同仁县的李家先

与汉族地区的四个鼓吹乐音乐家不太一样，李家先并不是汉族地区传统意义上的“吹鼓手”，也不以演奏唢呐为生，而是普通的藏族务农村民。他所在的村庄及相邻地区，大部分人都信仰宁玛派藏传佛教，主要仪式集中在每年旧历五月二十至二十三日，仪式由各村庄轮流主办。每年主办仪式的村庄不仅负责活动所需的物品和食物，还会准备仪式过程中的乐器演奏，其中主要乐器就是一对唢呐。

在当地，平时一般不演奏唢呐，而只在佛教仪式活佛念唱经文的过程中演奏，当所念经文内容涉及到“迎接”、“上贡品”及“祈岁”三种场合时，演奏者吹奏与之对应的三种固定的唢呐曲调。

2006年，作为一支少数民族唢呐代表队与其他四支汉族代表队同时获得第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艺术表演奖，而李家先还被授予“全国吹歌大王”的称号。

二、影响民间音乐家身份认同的社会现实及其行为方式

(一)传统的回归与民间的鼓吹手

1传统的回归

在“”期间，传统文化遭受巨大的压制，滋生于传统社会并与民间礼俗紧密结合的鼓吹乐同样也是被禁止的对象。“”结束以后，民众对鼓吹乐的需求迅速恢复，使得鼓吹乐再次回归到民俗文化之中，这也给鼓吹手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与“”之前相比，十年的禁令让民间的鼓吹乐行业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其一，从业者社会结构的改变。

“”之前，由于多方面原因，鼓吹乐的从业者多为家传。然而，由于“”期间的禁令，鼓吹手数量迅速减少，当“”结束之后，从事鼓吹乐的人数不能满足迅速恢复的用乐市场。一些人打破以前只在亲戚或者行内传承的惯例，招收了一批以前家族里并没有鼓吹乐从业经历的行外人。本文关注的五位民间音乐家也都不是来自于鼓吹乐世家。由于他们的加入，改变了鼓吹手从业者较为单一的社会结构。

其二，鼓吹乐行业经济状况的提升。

几位音乐家排除众多阻力从事曾让人看不起的鼓吹乐行业，其根本原因则是由于社会对这个行业的需求，确保了他们的物质生活，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中小城市及农村经济的发展，鼓吹乐行业的经济状况得到巨大的提升，甚至获得比普通民众要高得多的经济收入。以卢补良为例，第一次演出就获得2元钱，这相当于当时他人劳动10天的收入，现在，他每年在民间的鼓吹乐演出至少在120场次以上，他自己组班演奏每次所得至少在4500元以上，而别的乐班请他每场也可获得500元以上，其经济收入每年超过14万元以上。

2作为民间的“鼓吹手”

与众多民间鼓吹手一样，本文研究的几位鼓吹乐音乐家(汉族地区)其主要的经济收入均来自民间鼓吹乐的演奏，因此，他们在社会中最重要的身份即是作为民间的“鼓吹手”。然而，各种政府奖项及媒体的宣传又影响到他们在民间的从业状况，其行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打造民间鼓吹乐的领头人。鼓吹乐行业里的竞争与其他市场行为一样，同样受品牌、口碑及人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当今的鼓吹手无不利用政府奖项及媒体宣传等各种方式来树立品牌及提高知名度，以此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

第二，鼓吹乐教学作为当地鼓吹乐行业里的佼佼者，像黄文元、焦养亮、单洪斌的学生非常多。教授学生不但可以获得经济收入，而且学生们是他们在演出活动中的重要助手。因此，鼓吹乐音乐家的教学行为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同时无形中确保了民间鼓吹乐的传承。

第三，传统鼓吹乐曲的整理。几位鼓吹乐音乐家都曾有收集整理传统鼓吹乐曲的经历，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行业的需求。现在，影视剧插曲及流行歌曲运用更广，但这样的音乐结构简单，并且在新的传播条件下谁都可以学会，而传统乐曲则结构长大，技巧复杂，往往不轻易传授，因此，掌握大量的传统乐曲能够在鼓吹乐行内确立正宗的地位，得到同行的认可和尊敬。(2)传统乐曲本身的艺术价值。正如黄文元所讲，“老曲才有东北大唢呐的味，弯转得自然、好听”，正是传统乐，曲本身所沉淀的艺术价值吸引了懂得鼓吹乐艺术的音乐家们。(3)社会的需求。在长期与外界的接触中，他们发现演出组织者及学者采访总是关心他们所掌握的传统乐曲，于是他们逐渐意识到传统乐曲才是鼓吹乐音乐家的核心艺术。第四，信仰体系的侍奉者。这里主要是指藏族地区的李家先。他演奏藏族唢呐完全是侍奉信仰体系中的仪式活动，配合活佛在仪式中的经文吟诵。对于拥有相同信，仰的当地人而言，他的唢呐演奏具有稳定的身份认同，即信仰体系的侍奉者。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范围内，藏族唢呐是建构中华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这里的“鼓吹乐”及其演奏者的身份认同具有跨文化的多重意义。

(二)传统音乐的专业化发展与鼓吹乐音乐家的专业化追求

1传统音乐的专业化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批专业音乐院校与国家音乐团体的建立，保障了传统民族乐器专业化的发展。由于新时期国家形态与执政党性质的改变，民间音乐得到重视，50年代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举行了多次音乐“汇演”与“观摩演出”。其中，一些技艺高超的民间音乐家得到进入专业音乐行列的机会，成为各大音乐院校的专业教师及各级音乐院团的专业演员，从而改变了社会身份与地位。如鼓吹乐音乐家任同祥、冯子存、杨元亨等，都在这个时期从民间乐班走向专业团体及音乐院校。

从受人歧视的“吹鼓手”到成为国家专业音乐的工作者，他们不仅享受着政府提供的职位与薪金，并且是艺术舞台上受人尊重的表演者和音乐大师，很显然，两者在社会地位及身份认同等各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别。也正是这种差别，吸引着众多希望改变自己身份、提高社会地位的民间鼓吹乐音乐家，并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方式，许多民间鼓吹乐音乐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专业化体系的音乐工作者，以此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

笔者采访的四位汉族地区的鼓吹乐音乐家都有通过进入专业音乐而改变文化身份的愿望与行为。然而，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传统民乐专业化发展，他们面临的社会状况与建国之初已是大相径庭，民间音乐家与专业音乐家之间也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其区别直接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两者有着不同的教学体系和知识结构。回顾中国民族器乐专业化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其整个过程都受到西方专业艺术音乐的影响。受专业体系训练的民族器乐演奏家不仅要熟知现代乐理，更要能够适应现代创作的民族器乐作品及大型民族乐队的协奏与合奏。

第二，两者有着不同的等级认证系统。经过长期的发展，专业音乐体系形成了现代等级认证方式，其中文凭就是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

2鼓吹乐音乐家的专业化追求

一些优秀的鼓吹乐音乐家为了改变“鼓吹手”的身份，虽然要面对两种已经很不相同的音乐体系，仍然不断地提高自己，并为进入专业音乐体系而做了多方面的努力。通过调查、分析，笔者将其行为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习专业的音乐知识。专业知识结构的学习体现在乐理、作曲理论及训练方法上。几位民间音乐家通过学习，掌握了现代记谱法(简谱或线谱)及音乐知识，还能运用这些知识创作一些新的乐曲，如卢补良创作的《山水关豪情》与黄文元创造的《情系田园》，并在不同的比赛中获奖。

第二，追求专业的级别认证。体现在他们对于文凭及专业乐团的态度上。技艺高超的卢补良由于没有相应的文凭而被忻州市师范学院拒绝转正，于是卢补良曾一度打算到中央音乐学院进修。黄文元为了参加鞍山市市直机关工委较为专业的民族乐团，每周自费到城里排练，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常常耽误自己的挣钱机会而参加乐团的义演活动。另外，卢补良与焦养亮也分别把他们的子女送到专业音乐学校学习，并获得相应的文凭。

第三，教学的专业化倾向。受鼓吹乐专业化发展的影响，其中一些民间音乐家们不仅自己曾学习专业音乐知识和训练方法，并将这些知识融入到自己的教学中。例如，卢补良利用到北京演出的机会，每次都会拜访中央音乐学院的管子演奏家胡志厚教授，以及笙演奏家冯海云教授，向他们学习专业的训练方法和教学体系，并逐渐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

第四，表演方式的专业化倾向。通过对专业化知识与表演的学习，鼓吹乐音乐家在面对诸如学术活动、汇演、比赛及各种晚会等“正规”场合演出时，更具有专业化表演的倾向，主要考虑是否能够充分展示其演奏技艺，其曲目长度及结构都会事先安排，并且对乐曲做更为“细致”的处理，有时还会创作部分作品，以显示其“专业”，这与往往根据仪式进程而定的民间演奏存在较大差异。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代表性传承人

1“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影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作为协约国，中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保护机构，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这种“国家在场”的文化政治活动对民间音乐多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对民间音乐的重新认识和重视。一些民众习以为常，甚至曾被视为“土”、“落后”、“封建迷信”的仪式活动及其传统音乐，在成为政府部门认证的部级或者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保护的对象之后，以往地位低人一等的“吹鼓手”即成为享受国家资助的“代表性传承人”，这不仅改变了人们对这些传统文化和民间音乐家的认识，也让许多民间音乐家倍感鼓舞。

第二，政府相关部门的利用和文化产业的开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保护为主、拯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⑥的指导方针下，许多地方将保护与开发结合在一起，并以此适应当今日益兴盛的文化旅游。一些民间乐种成为当地的文化品牌，成为宣传其城市的文化名片，成为当地文化旅游行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表演性质较强，适合市场产业化发展的民间音乐则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商品，在现代的文化产业中找到发展与传承的道路。例如山西绛州鼓乐，在当地宣传部门的经营之下，成立了自己的演出公司，长期在各种晚会当中表演，并以此获利。

2作为优秀的文化传承人

对于一些以演奏民间音乐为职业的民间音乐家而言，成为政府认可的“代表性传承人”，不仅可以获得全新且足以引起自豪的文化身份，同时更能提高他们的知名度和权威性，而这一切都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经济状况。因此，“代表性传承人”成为许多想要改变身份以及提高经济收入的民间音乐家的追求。

要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除了技艺高超之外，往往与文化部门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经常义务参加当地文化部门组织的各种文化活动，以及在各种比赛中多次为当地文化部门获得奖项与荣誉。如卢补良曾参加山西省忻州市宣传部及电视台组织的“八音王擂台赛”，以及由文化部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等。

(四)鼓吹乐的多重社会需求及其演奏

1跨文化的音乐文化节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中，各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展示是在跨文化交流中感受他民族、他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达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最好方式。

各种国际性文化活动及节庆活动往往成为跨文化的音乐交流平台，在此平台上，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音乐得以展示。鼓吹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最重要的成分，并且由于其深厚的表演传统使之成为最具有现场演奏气氛的艺术形式之一，因此，常常出现在这些有传统音乐文化展示的文化活动中。例如焦养亮远赴英国参加“爱丁堡音乐节”，卢补良参加了上海世博组委会主办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山西活动周”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办的“世界音乐周――第二届中非音乐对话”。

在这种跨文化交流活动中，鼓吹乐演奏成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类型，展示给中外学者及观众，发挥音乐文化的交流功能。

2音乐学术活动

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趋同使人们意识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因此，各种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学术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多样。

在这样的背景中，一些优秀的传统音乐传承人频繁地出现在各式各样的学术活动中。如卢补良于2009年参加的由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管乐周”，在这次活动中，与卢补良同台演出的是中国顶级艺术院校的专业演奏家胡志厚、戴亚、冯海云、石海滨等。

近几年，卢补良还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合作，恢复面临失传的“山西套”，并于2010年11月18日在“世界音乐周2010暨世界民族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上推出了“山西套恢复音乐会”。音乐会后，国内传统音乐研究专家提出了许多关于传统音乐恢复进程中的问题与建议。

结论：五位鼓吹乐音乐家展示的“身份认同”的特征及意义

在当今开放性的社会结构中，个人身份认同的建构有两方面最普遍的共性：第一，随着各种社会因素的不断变化，身份的建构成为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再是传统社会较为封闭的结构中一次性形成的或固定不变的认同；第二，由于社会提供给个人多种行为方式的环境，使个体的身份具有多重认同的可能性。

在这种总的特征下，由于鼓吹乐音乐家所从事的行业的性质，使他们的身份认同主要来源于两方面：首先，其身份的认同受社会对鼓吹乐文化认知的影响；其次，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鼓吹乐行业的经济状况成为影响其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

(一)身份建构中的文化因素

1生活方式与侍奉者。鼓吹乐在民间礼俗仪式中演奏由来已久，直到现在仍是许多地方各种仪式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中，鼓吹乐演奏者是他们花钱雇来在仪式进程中演奏并为参与仪式的民众提供娱乐与信仰服务的侍奉者。

2文化标识与代表性传承人。围绕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种学术及文化交流活动，包括鼓吹乐在内的传统文化便成为了代表地方及国家文化认同的标识，而优秀的民间音乐家成为了该文化的代表性传承人。

3本土文化与鼓吹乐“明星”。随着政府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民众身边最为熟悉的鼓吹乐成为了受到国家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数民众可能不理解其名词的意义，但他们理解这种音乐对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加之当地政府的宣传与提倡，鼓吹乐成为让当地民众为之骄傲的本土文化。当地人更是以能够请这些受表彰的鼓吹乐音乐家为自己服务而感到自豪。在民众的眼里，他们就是本土鼓吹乐行业里的“明星”。

4音乐艺术与表演艺术家。在传统音乐专业化发展的影响下，许多民间音乐作为脱离其他社会关系的独立艺术样式早已为社会所接受。在此过程中，民间的生活方式转变成舞台的音乐艺术，生活方式中专业的演奏家不再是在提供直接服务的侍奉者，而是在审美层次上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的艺术家。

(二)身份建构中的经济因素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关系中，服务行业往往处于社会底层，加之乐人的特殊身份及其他众多社会因素，使民间音乐家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渐进入以市场为主体的商品经济，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影响民众对观念的转变。

1服务行业与职业演奏者。随着市场经济体系在国内的深入发展，服务行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服务行业一样，鼓吹乐音乐家往往以独立的“经济人”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依靠自己的劳动提供相应的服务以获取经济收入。在当今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种获取经济收入的方式已经成为公民合法的权利与自由。另外，由于社会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对鼓吹乐需求的扩大，保障了鼓吹乐从业者的较高的经济回报，一些优秀的从业者更是远远超过一般民众的收入，这也极大地影响了民众对鼓吹乐行业及音乐家身份的认同。在许多地区，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从事这个行业，也愿意作为一种教育投资让后代学习鼓吹乐。

2文化资本与艺术生产力。对于各地政府而言，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传统文化成为当今日益发展的文化产业中最重要的文化资本，而包括民间音乐家在内的传承者则是这些资本的核心，是产生经济效益的艺术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