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特点范文篇1

关键词：心理学中国化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理查德是最早将《易经》翻译为外文的西方著名汉学家之一，在他看来，西方心理学家对无意识研究的发现，早就存在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之中了。格式塔学派的顿悟说也曾是中国古代道家修炼的精髓。再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韩愈的“性与情的三品说”。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从京师大学堂在100多年前首次讲授心理学，几代心理学家在该领域不懈耕耘，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知识、经验和研究发现，而且不断扩展了心理学服务经济社会的范围。然而，中国的心理学却一直没有改变跟随，科学心理学却也一直戴着“舶来品”的帽子。发展心理学的现状大都停留在学习和模仿的阶段。

这个从莱比锡大学实验室里出生的科学心理学，要想使之真正在科学的行列站稳脚跟，必须吸取东方文化神韵，进行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实验，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标准常模，制造出符合中国特质的心理学测验。受用于这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心理学才算真正科学化了。要想使心理学本土化，首先研究对象必须是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研究发生在在中国大环境下的事件对当前中国人心理发展的影响。

发展心理学的中国化要求我们，选择中国人熟悉的概念，寻找适合中国人的心理工具，发展解释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模式理论。以此来建构中国心理学的理论体系。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说过：“发展心理学，乃至整个心理学中国化的途径是什么？我想用七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摄取―选择―中国化。”

第一个阶段：摄取过程。众所周知，西方心理学诞生于哲学怀抱，文艺复兴运动后起源于欧洲的哲学心理学流派：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浪漫主义构成了近代哲学心理学思想。正如艾宾浩斯说过；心理学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却有一个短暂的历史。冯特结束了心理学的哲学时代，使心理学成为科学。开创了个体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理论的继续发展就要求对心理现象进行客观研究。巴普洛夫的经典型条件反射，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模仿学习等等观点壮大了当时的行为主义。再加上后来的认知主义的格式塔学派，心理学发展到后来的人本主义成为第三支势力影响着整个心理学界。西方心理学派的博大精深，第一、二、三势力的崛起构成一个强大的心理学体系。所以在摄取阶段我们应该掌握西方心理学的各个理论流派以及理论流派背后的文化背景及其核心价值。掌握各个理论流派的研究内容，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实验设计，理论意义，实践应用等方面。因为这些心理学派无论从其对对象、任务、范围、方法以及从其规模和波及的领域来看，对心理研究的客观推动作用都是巨大的。它们都曾经充当过心理研究过程中的主角，代表过一个时期的心理学历史发展的倾向，客观地左右过心理学史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选择阶段。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当中蕴藏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为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心理学从西方引入中国也仅仅百年的时间，却见证了中国心理学发展的起起落落。之前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仅仅是照搬西方的，而1958年之后对心理学又是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以上这两种做法都是不足取的。60年代心理学进入了停滞期，之前照搬的心理学在此时被“砸烂”，再接下来的拨乱反正后开始批判性的接受西方心理学的一些观点，使我国的心理学工作者看到了与西方国家在心理学上存在的差距。不难发现随着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虽然中国心理学发展的步履艰难，但拥有良好的基础，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心理学的中国化已经迫在眉睫。所以要想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需要通过心理学的中国化，形成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方法和体系，是在中国国情切合的基础上形成独居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理论体系和应用标准。

第三个阶段；中国化阶段。就是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开始研究中国人心理发展特有的、重要的现象，即揭示在中国文化、经济、政治背景下心理发展的特点。1978年以来，中国心理学会已举办了好多届全国性的心理学大会。递交的发展心理学方面的文章占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心理学界也主办了两个比较权威性的杂志《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他们都是综合性的，同时刊载了心理学各个分支的论文和研究报告。种种现象都表明中国在心理学中国化道路上的探索从未止步。70年代末，李伯黍教授同他的合作者对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心理发展特点的研究，对独生子女心理及其家庭教育心理学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另一个有价值的课题是汉字和中文认知发展的研究，这些认知的发展战研究，成为研究中国人认知发展的特殊问题，在世界各国语言中，中国语言文字所具有的特色，中国人掌握文字的特点，中国文字对儿童青少年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等问题，是中国人比较特殊的心理现象。研究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下的各种心理发展的特点，是发展心理学研究在中国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也要有适合中国人自己的改造和创新。在朱志贤教授领先的课题组中，他们在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上的改进和创新上下了功夫。他们坚持正确的哲学方法论，坚持正确的科学方法论，用系统那个的方法看待自己的研究问题，而不是孤立的，以偏概全的解释研究成果。他们大力改进和设计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使之适合于对中国人的研究。当然最好的研究方法言不仅仅适合中国人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被外国心理学家采用。

要彻彻底底的是心理学中国化，这个任务任重而道远，他需要一辈辈的心理学工作者不屑的努力、追求和研究。但是我们依然要提倡心理学的中国化，不仅仅服务于中国的广大人民，还应对世界心理学做出创新和贡献。

参考文献

[1]林崇德，发展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M].1995.

[2]林崇德俞国良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过程和道路[J]

[3]小春近二十年来中国发展心理学[J]心理科学2001年第24卷第一期

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特点范文篇2

关键词：偏误研究；认知心理；认知语言学

自1984年鲁健骥先生引进中介语理论起，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偏误研究就受到普遍重视，发展速度快，研究视角比较多样。其中以认知为视角来研究偏误包括两个方面：基于心理学的研究和基于语言学的研究。认知心理是人在认知世界时的高级心理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等；基于心理学的研究注重语言的感知、理解、记忆、注意力、推理等方面的问题。认知语言学的特点是把人们的日常经验看成是语言使用的基础，着重阐释语言和一般认知能力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基于语言学的研究比较注重语言的形式类、语言符号的意义、意义――概念与外部世界的练习等方面的问题；其重要理论方法有原型范畴理论、相似性原则、概念隐喻理论、意象图式分析等。

1偏误研究内容

从认知角度来研究偏误，深入分析汉语学习者的认知特点，对于教学重难点的确定、针对不同母语背景和不同认知特点的学生因材施教等都是十分有益的。最早的以认知为视角研究偏误的论文是李大忠在1999年发表的。自此以后，特别是2001年在北京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对外汉语研究的跨学科探索――汉语学习与认知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基于认知的偏误研究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纵观近年的成果，可从内容上分为两大类：

（一）宏观研究

这是指从认知角度综合研究偏误现象（主要是基于心理学的研究），而不是以某一具体的偏误为研究对象。

李大忠[1]结合心理学的有关知识，从理论上推测了外国人学汉语偏误产生过程中学习者大脑中发生的思维过程和心理过程。这可以看作是从认知角度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偏误进行研究的开山之作。

徐子亮从认知心理理论出发，对中介语重新加以认识，提出了导致中介语产生的七种认知心理原因，对以后从认知角度研究偏误提供了借鉴[2]。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基于认知心理学的专著《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认知理论研究》的出版。该著作引入认知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从教和学两方面来阐述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心理活动、心理过程和心理规律。对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心理基础、感知和理解、记忆；对汉语听力教学、口语教学的心理分析；对汉语教师心理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的探讨[3]。

（二）从认知角度针对某一语言要素的偏误所做的研究

此类研究中基于语言学的研究有所增多，但基于心理学的研究依然占优势。其中针对词汇的偏误研究最多，其次为汉字、语法（包括关于篇章的研究）。

1.词汇偏误研究

在对词汇的偏误研究中，对实词的研究多于对虚词的研究，另外还有关于词汇识别与加工的研究。对实词、虚词的研究视角都主要基于认知语言学，在研究内容上实词主要集中在趋向动词和能愿动词上，虚词主要集中在对介词的研究上。究其原因，可能是趋向动词、能愿动词和介词的习得和运用与汉民族认知特点密切相关，因此，对于处在发展初期的基于认知的偏误研究，从这些具有突出认知特点的语言现象入手更能找出隐藏在偏误背后的深层原因。词汇的识别与加工则都是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这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冯丽萍2011年的著作《现代汉语词汇认知研究》，其中第三章《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词汇认知规律》从词汇加工、词汇识别、词素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和词素加工、心理词典的表征等方面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词汇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为分析学习者词汇加工的心理过程、预测其发展趋势、确定词汇教学的原则提供了参考[4]。

雍琳娜[5]利用认知语言学的隐喻机制、意象图示理论及主观化机制分析“起来”和“下去”用在动词后作补语时的情况，并根据这些观点对HSK语料库中出现的偏误进行归类和讨论，对教师在教学中按照认知相关规律进行对外汉语教学，通过建立正确的意象图示，完善留学生的认知心理提供了参考。

李遐[6]从认知语言学的空间及其隐喻范畴出发，以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介词习得的表现为切入点，分析了学生在使用汉语介词时出现偏误的深层认知原因，有助于新疆少数民族汉语的介词教学。

2.汉字偏误研究

基于认知的汉字偏误研究均是从认知心理学出发来研究的，体现出了与基于其他视角的汉字偏误研究所不同的特点，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镜像错位”是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汉字书写最典型的偏误之一。原新梅[7]将“镜像错位”的常见类型分为整字型、部件型、笔画型以及综合型，并运用认知心理学、视觉语言学的原理对“镜像错位”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人类共同的认知生理机制制约下的认知规律是造成汉字“镜像错位”的根本原因。另外还提出了除了人类认知深层原因之外影响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容形成“镜像错位”的因素：方位定域民族性、认知汉字的方法以及文字书写规则与习惯等的不同。最后提出纠正“镜像错位”的对策，其中加强初始阶段汉字的细部认知训练，强化对学生汉字基本笔画及其走向、基本部件的位置特征等的指导这一建议值得借鉴。

凌德祥[8]认为，“非汉字语圈”学生认知模式与汉字圈学生的区别使得他们在认知汉字时容易出现偏误。“非汉字语圈”学生习惯于利用位于后脑的威尼克区通道来掌握拼音文字的语言，即“听觉―语音―听说―语言”。而在认知汉字时，由于汉字自身的特点他们则更多地需要跟汉字圈学生一样，通过布洛卡区的通道，即“视觉―图形―阅读―语言”来习得汉字、汉语。然后采用问卷调查和对照组教学实验对“非汉字语圈”学生的h字认知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分析了学生汉字认知基本特点及汉字书写偏误规律，并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汉字教学设计及对策，如：利用字母字形激发学生建立形似联想与区别意识、主张单独设立汉字课等。

徐彩华[9]分析了在整字速示条件下母语者和外国留学生汉字的形误监控能力的特点，认为在整字识别任务和分解识别任务中留学生汉字心理词典的加工特点不同、不同类型的汉字偏误的认知机制不同，并进一步提出教学中除了强化汉字的整字表征还要重视对汉字的成分进行表象操作，强化表征的细节。

纵观基于认知的汉字偏误研究中，无论研究者采用哪种认知方式来揭示学生的汉字偏误规律，所提出的对策中大都强调部件教学和笔画、笔顺教学的结合，只是在不同教学阶段中有所侧重。针对汉字的独特地位，也有人发出了开设独立的汉字课的呼声。

3.语法偏误研究

虽然从认知角度出发对语法偏误的研究不如对词汇的研究丰富，但是也呈现出自己的特点，特别是跳出了单句的局限，拓展到了语篇平面。在对句式的偏误研究中基于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数量基本相当，而对篇章的偏误研究则主要是基于认知心理学的。

李遐[10]以认知心理学中的“假设-检验”理论为依据，运用认知心理学理论对新疆少数民族学生运用“把”字句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他们在形成假设时由于使用不恰当的类比、不正确的归纳，检验假设、修正假设时使用回避、迁移等策略从而造成的“把”字句使用偏误，从而揭示了偏误形成的内部深层原因，并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教学对策。

肖奚强[11]用认知语法的可及理论对外国学生的照应偏误进行了解释，并指出汉语学习者高、中年级与低年级学生在照应上各自的偏误表现，这有利于汉语教师在语篇教学抓住重点，预防学生偏误发生。

2基于认知的偏误研究的方法及特点

以认知为视角进行的偏误研究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演绎法与实证法。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偏误研究多采用演绎法，如熊琳娜[5]在对趋向动词“起来”与“下去”的研究中，先通过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分析“起来”与“下去”用在动词后作补语的情况，然后再对语料库中出现的偏误进行分析和解释。而基于认知心理学的偏误研究多采用实证法，如冯丽萍[12]对外国学生汉语词素的形音义加工与心理词典的建构模式的研究，采用启动条件下词汇判断的实验范式，以词素同义、词素同音、词素同形、~素形近、整词语义相关词为实验材料，考察了韩国和非汉字背景的欧美学生的汉语合成词加工中词素的作用及其与时间进程的关系。

基于认知的偏误研究有其独特特点：

1.将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引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偏误研究中，一方面使偏误研究视角更加多样化、偏误研究更具活力，另一方面对于深入解释偏误产生原因，在教学中预防偏误的发生起到重要作用。

2.注重偏误生成者的个体差异、尤其是母语背景差异。特别是将我国少数民族的汉语学习纳入研究范围。

3.对汉字的研究大大加强。由于汉字自身的特点，对汉字的偏误研究主要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对汉字的部件、汉字形旁意识、声旁规则性效应、汉字形音识别等进行实证性研究，对改变汉字教学的困境提供了有益参考。

3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纵观近年来基于认知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偏误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不足之处：

1.在研究内容上存在局限性

对词汇偏误的研究占大多数，对语法偏误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特别是对语音偏误的认知研究基本没有讨论。应根据实际需要适当侧重对汉字、语法、语音方面的认知偏误研究，基于认知的语法、语音研究对于汉语教学和学习也是十分必要的。

2.在研究视角上侧重于认知心理学方面

对词汇识别和认知、汉字偏误的研究都是基于认知心理学的。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比较少，集中在实词和虚词的偏误研究中，并且显得比较表面化，没有比较深入、系统的专著。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对认知语言学有一个透彻、全面地了解，加强对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进而将其运用在偏误研究中。汉字和语篇由于自身特点多采用认知心理来研究，但是对音义联系、词汇、语法（句式）的研究以认知语言学为视角来研究也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其次应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一方面吸收、引进心理学、认知语言学专业的人才，鼓励他们从事对外汉语研究，另一方面鼓励部分汉语专业的人才继续接受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的教育，这样才能培养跨学科的人才，促进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

3.缺乏对基于认知的偏误的宏观动态研究

应该从历时上探究学生不同语言能力的偏误在初、中、高级阶段的不同演变规律，从而对偏误是否可克服纠正、是否可自行消除（在哪个阶段可以自行消除）、是否是难以克服而贯穿三个阶段的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确定各个阶段的教学重难点[13]。

参考文献

[1]李大忠.偏误成因的思维心理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2）：110-119.

[2]徐子亮.外国学生的汉语中介语现象再认识[J].汉语学习.2001（2）：63-70.

[3]徐子亮.对外汉语教学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冯丽萍.现代汉语词汇认知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雍琳娜.趋向动词“起来”与“下去”――基于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与认知语言学的偏误分析[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4（2）：128-132.

[6]李遐.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把”字句习得偏误的认知心理分析[J].语言与翻译.2005（3）：58-64.

[7]原新梅.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汉字偏误“镜像错位”析[J].河南社会科学.2003（6）：134-136.

[8]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编辑委员会.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A].凌德祥.“非汉字语圈”学生汉字认知调查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9]徐彩华.整字速示条件下留学生汉字形误监控特点的研究[J].汉语学习.2009（06）：71-78.

[10]李遐.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汉语介词习得中的空间认知[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4）：152-155.

[11]肖奚强.外国学生照应偏误分析[J].汉语学习.2001（1）：50-54.

[12]冯丽萍.外国学生汉语词素的形音义加工与心理词典的建构模式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9（1）：101-110.

[13]赵春利.对外汉语偏误分析二十年研究回顾[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2）：70-76.

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特点范文篇3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特点范文篇4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特点范文1篇5

关键词：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应用

人类对心理现象的探索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只能被动地顺应自然。面对大自然的无可抵御的可怕力量以及种种难以解释的神奇现象，人们无奈地将心灵之感归于神灵而加以崇拜。所以，人类历史上产生最早的心理学思想，就是“灵魂说”。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一书被认为是最早的心理学专著。从古代开始，历经中世纪、文艺复兴以至到19世纪中叶，对心理的探索与研究不断继续着，但是，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岁月里，这种探索仅仅是处于无明确的研究目的、无明确的研究目标、无明确的研究思想、无明确的研究方法的混沌状态下进行的，而且夹杂在哲学和神学的研究中。心理学的方法也主要是思辩的方法，在那个年代，心理学实际上还是与哲学、神学处于一种没有分化的统一状态中，其内容被包容于哲学和神学的内容体系中。

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使心理学有史以来第一次像其他学科一样被作为一门正式科学而进行研究，他成为把心理学转变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奠基者。从此，心理学从哲学、神学、医学等其他科学中分离出来，正式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心理学作为一门探索心灵奥秘、揭示人类自身心理活动规律的科学，它研究人类自身，帮助人们认识自我，发挥自我的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冯特创立心理学的时候认为，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分析心理的结构和内容，发现心理元素复合成复杂观念的内在原理与规律。不过，早期以冯特为代表的内容心理学派认为，心理学是一门“纯粹”的科学，不存在应用的问题，但是这种观点仅仅持续了三四十年，心理学开始走出实验室，面向大众，服务于社会生活。

一、心理学对健康事业的应用

在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直接服务于社会生活，致力于精神病人的治疗。而20世纪以来，心理学更加支持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成为人类健康事业的主旋律。人们不仅注重到了人的生物学方面，同时也注意到了作为完整人的心理、意识方面和社会行为方面。当今世界，人们更加崇尚预防医学，不仅考虑自然环境对人体的影响，还要考虑社会环境，包括心理因素对人体的影响。疾病，过去一直是指导身体的某一部分、过程、系统在功能或结构上的反常这一纯生物学概念；而健康，则仅意味着没有疾病。新的医学观下，健康指的是：“人不仅仅没有疾病和虚弱，而要有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的圆满适宜的状态。”不能达到这一状态，即可称之为疾病或亚健康状态。现代健康观认为人类疾苦的发生，有生物、心理、社会、生态诸多方面因素，只有在人类处于自然、社会、生理、心理的整体平衡协调运动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健康。20世纪70年代后期，健康心理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健康心理学的研究及其工作实践与人类健康的各种问题紧密相联，甚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个人的幸福，建立不久就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人们自觉运用心理学知识和技术探讨和解决有关保持或促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躯体疾病的问题。现代心理学在矫正影响人类健康或导致疾病的某些不良行为，尤其是在预防不良行为与各种疾病发生中发挥着特殊的功能，运用心理学知识改进医疗与护理制度，建立合理的保健措施，节省医疗保健费用和减少社会损失的途径，以及对有关的卫生决策提出建议。健康心理学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了行为理论、程序学习、行为健康和条件反射的原理。在疾病的防治、不良行为的矫正、生理功能障碍的康复、意外事故的减少、精神紧张的缓解，以及运动锻炼与健康教育的普及等方面，都获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也对降低许多心身疾病，如对降低心血管病和癌症的发病率等起了重要作用。如今在欧洲成立了欧洲健康心理学会，比利时、联邦德国、英国、荷兰等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国立健康心理学机构。在美国，通过健康心理学家与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青少年吸烟者的比率已明显下降，成人的吸烟率比20年前下降了12％，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吸烟致病致死的这一尖锐社会问题。实践表明，健康心理学在与相关学科的协同合作的过程中，必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造福人类的特殊作用。

二、心理学在经济理论中的应用

20世纪以来，心理学逐步向着经学领域渗透。首先，大量的心理原理和行为研究成果被应用于经济学。被称作“心理学的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认知心理学、行为心理学的思想流派，为经济学考察人类的经济行为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被称作“心理学的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剥去了传统经济学假设理性人光鲜的外衣，主张对行为的分析应以行为的真实心理形成机制为基础，不能以主观的先验假定为依据。

行为经济学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以发现现今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进而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不足。与传统经济学不同，融入了心理学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人，包括人的认知、情绪、行为以及人格，而不仅仅是物的经济。行为经济学强调，对行为的分析应以行为的真实心理形成机制为基础，不能以主观的先验假定为依据，而个体行为的心理形成机制又是一种个体化过程，不能被他人所替代，所以个体化就成为个体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行为经济学主张用过程理性来代替实质理性，并致力于把被价格、收入等经济变量牵动的经济木偶还原成富有人性的人，使经济学成为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

其次，在市场领域，消费者心理研究也被广泛应用。从消费主体出发，研究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和劳务的行为规律；研究消费者的态度、情感、爱好以及决策过程等；研究影响消费行为的一系列社会、个人和体制变量；研究满足消费的产品特点和消费者对产品特点的反应；以及研究市场需求的现状和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发应需适销产品等。心理学使现代营销活动充满生机，使社会生产目的的实现更加具有针对性。[]

三、心理学在生产管理活动中的应用

20世纪末，心理方法就被引入到工业生产活动中，早期如泰勒的工作时间研究，吉尔布雷思和吉尔布雷思夫妇的动作分析，以及后来关于传送带生产的操作研究等，都是工业心理学中的经典性工作。在心理学发展的百年时间里，许多心理学学派都对工业心理学的理论作出过贡献。从经典的心理物理法、反应时学习心理，到当代的认知心理学、信号觉察论等，都对工业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观强调知觉的形与基，在工业心理学的数符辨认、图形识别及服装设计中都是必须考虑的条件。

工业心理学是心理学应用于工业领域的应用理论，研究如何运用心理方法和成果解决工业或经济领域中产生的问题。它主要研究工作中人的行为规律及其心理学基础，利用心理学研究每一职业的要求；利用测验来选择工人和安排工作；规划利用人力的最佳工作方法；制定培训方案，使人力得到最有效的发展；决定最优良的工作条件；研究最合理的管理组织形式；研究工作动机，调整工人和管理人员间的通力协作。工业心理学强调探究人们在工作时的行为和产生这种行为原因的基本知识，同时也强调一些已知的人类行为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从而更好地满足工业或经济机构与劳动者的需求。

首先，上世纪中期，工程心理学形成。主张对劳动工具进行改装和设计，使劳动工具的设计适应人的心理生理特点，以保证最佳的劳动条件，使工程可靠，操作者轻松，效率提高。心理工作者的辛勤工作，不仅在记载和积累有科学价值的资料方面功勋卓著，而且在利用心理机制使人与机器设备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互相适应，在保证一个大系统的可靠性和高效率的前提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认知心理学的成果及客观分析人的心理过程的方法，被应用于解决自动化控制系统和大型国防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随着工业产生一系列的革新，同时科学领域里控制论、信息论、仿生学等科学的发展，工程心理学进入了系统研究。以人—机—环境系统为对象，研究系统中人的行为，以及人与机器和环境相互作用，使工程技术设计与人的身心特点相匹配，从而提高系统效率、保障人机安全、并使人在系统中能够有效而舒适地工作。认知实验心理学成为现代工程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如今，工程心理学正致力于把人机系统扩大为人—机—环境—社会这样的更全面的系统。

其次，管理心理学是把心理学的知识应用于分析、说明、指导管理活动中的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工业心理学分支。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是管理心理学启蒙阶段，其奠基就是以社会心理学家梅奥为首的一批专家进行了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设。他们认为，单靠物质刺激不能保证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的社会条件与工作效率有更密切的关系。此外，他们还提出了非正式组织在群体中的作用。现代管理心理学主要研究与组织行为有关的人的个体特点，如动机、能力、性向等；人的群体特点，如群体的分类、人与组织的相互作用等；领导行为特点，如领导风格，领导的评估与培训等；组织理论与组织变革，如组织的模型，组织变革与组织开发研究等；工作生活质量研究，着重从改善工作环境，工作丰富化、扩大化方面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提高生产率。

除此以外，现代工业心理学的分支逐渐增多，包括管理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工程心理学、人事心理学等等。工作环境是否适合于保证人的安全、健康和舒适，并保证生产的高效率；工作环境是否能适合生理上的需要，工作者心理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等问题，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利用心理方法实施工作内容的丰富化和扩大化，减少简单、重复的劳动，提高工作本身对人的意义，增加工作者的满意度，都得到了满意的效果。人事心理学在提高人的激励水平，改善培训方法，对人进行科学的评价和选拔任用，以及职业的设计和人事安排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科学地制定有关人事管理的制度提供依据。

四、心理学在教育事业中的应用

19世纪末心理学进入了教育领域，教育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西方教育思潮倾向于把教育学理论建立在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这是促进教育心理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前提条件。德国心理学家赫尔巴特对教育心理学的建立起到开拓作用。赫尔巴特在教学理论中，把教学分为教育的教学和非教育的教学两种，前者指伦理、道德、意志、性格的培养，后者指传授知识、技能的智育活动，他认为这两方面的教育活动都应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桑代克1903年出版《教育心理学》一书，以学校情境详尽说明学习的概念，这被认为是近代教育心理学的真正开端。内容包括人的本性、学习心理学、个别差异及其原因三大部分。他提出的学习三大定律(效果律、准备律、练习律)及个别差异理论，成为后来教育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学派、格式塔心理学派和精神分析等学派的学说对教育事业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受格式塔学派的影响，教育开始重视“顿悟”在学习中的地位，不再局限于尝试错误、刺激与反应等联结主义。行为主义理论则促使教育界重视人的行为的研究，注意环境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使教育重新重视意识的研究，特别是潜意识和下意识问题。同时，重视情感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把心理卫生知识引进教育和教学过程中。

早期教育心理学偏重于学习心理的研究和学习规律的讨论，并且大多集中于智育方面的问题。随着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日益重视，也就越来越重视道德行为、道德情感以及审美情感的培养。1947年，美国心理学会成立了对教育心理学研究进行规划的委员会，认为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任务和对象应包括八个项目：教育评价和测量；儿童发展的特点；特殊儿童及其教育；有关学习心理学的教育方法；特殊学科的学习；学习辅导和心理健康；教师人事和促成学习的教师行为；教育心理学的方法。

现代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人类生长和发展，包括遗传与环境、一般生长和发展、社会与情绪的发展、动机的基本理论、智慧、性向与兴趣，以及个别差异等；学习，包括学习的本质、影响学习的因素、学习的动机、技能、推理与问题解决、态度、特殊科目的学习，以及训练的转移等；人格与适应，包括情绪、学生与教师的心理卫生、特殊儿童、品格，以及社会活动；测量与评价，包括测量的基本原则、智力与性向的测量、学习的测量、适应的测量，以及测量结果的应用；教育心理学的方法与技术，包括教育问题的科学研究、统计技术，以及为教师所提供的研究方法。

现代教育心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是逐渐转向教育过程和学生心理的探讨，也重视教学手段的改进。人们高度关注教材、教法改革研究特别是关于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通过教学手段的改进，开发学生智力，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已成为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热门。许多教育心理学家纷纷提出培养创造力的各种建议，开展了许多创造力课题的研究，教学中提倡发现学习，鼓励儿童的幻想、好奇心、个性独立性等，都是着眼于教学的改革。例如，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斯金纳，参照以往别人制作的教学机器设计制成了程序教学机。这种教学机器的特点是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能力为自己设定步调，确定学习的进度，能够及时从机器中获得反馈信息，机器根据学生学习的程度自动调整问题和学习内容的难度。今天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自我教学法就起源于这种程序教学机。程序教学运动对教学方法带来了很大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那些以操作条件反射为基础而设计的教学课件备受欢迎，斯金纳的及时强化思想仍然在教学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而且受到大多数教师的欢迎，其程序教学思想也影响了教材的编制。直到现在，无论是在教材编排还是在课堂教学方法方面，都能够看到程序教学的影子。教育心理学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更加重视研究教学中的社会心理因素问题。随着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深入，不少教育心理学家开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把学校和课堂看作是社会情境，注意研究其中影响教学的社会心理因素。如运用社会心理学理论研究学习动机，试图用造成某种外部压力或不平衡状态的方法，来促使学生产生改革行为的欲望。人们开始重视教学组织形式中的社会心理问题。如心理学者罗杰斯主张，课堂教学中要建立温暖的师生关系，从而他强调采用指导讨论法进行教学。他认为，学习向高级水平发展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移情；二是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三是和谐或真诚。心理科学引入教育理论和实践，不仅使教育理论面貌一新，更重要的是向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目标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总之，进入20世纪，心理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向世人证明它不仅是一门年轻的基础科学，也是一门应用极其广泛的应用科学。除了上述领域外，几乎在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中，人们都开始注入心理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比如环境心理学研究环境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关系；运动心理学研究人在从事体育运动时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研究人们参加各种运动项目时，在性格、能力和气质方面的特点及体育运动对个性特征的影响；研究体育运动教学训练过程和运动竞赛中有关人员的心理特点，如运动技能形成的心理特点等。

心理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人类的知识，增加人类对自身的了解，而且其理论、方法和技术可以直接运用于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一个多世纪以来，应用是心理学学科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心理学列为21世纪重点发展建设的学科之一，有人认为“21世纪是心理学的世纪”。心理学之所以能成为新世纪重点发展建设的学科，主要原因是它应用范围广泛涉及人类活动各个领域，心理学的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心理学对不同领域做出巨大贡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标志着它逐渐成为一门与现代前沿科学发展结合最紧密的学科之一，以及对于人类现代生活工作应用最广泛的学科之一。[Www.]

参考文献：

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特点范文

一、我国教育心理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

（一）过多地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忽视人的特性传统的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实证法，二是现象学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心理学的特点是人研究人，心理学研究的首要困难也恰恰在于人研究人。自然科学是人研究物，物性变化的表象与表象背后的真相都是客观而真实的，不以研究者的意志为转移。在心理学，以人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时，无论研究情景如何精密设计，终无法避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因主观因素而造成的偏差。这就是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即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性，而不是一般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性。教育心理学正是由于过多地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忽视人研究人所形成的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无法达到根据外在行为表现以了解内在意识或动机的目的。

（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程度不高心理学家在面对教育心理学问题时，会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旨趣：理解与应用。这便有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应该说，教育心理学是一门侧重于应用的科学，应对教育实践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也即教育心理学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教育实践，而应该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但是从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过程和现状来看，传统教育心理学过分注重基础，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往往是通过将教育心理学原理应用于其他教育学科（如教学法）而间接起作用的再有，即使是现在，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大多研究课题均来自于理论而非教育实践，这也使得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难以对教育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

（三）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总的来说是对教育心理学学科性质定位不够明确。具体来讲，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教育心理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脱节。教育心理学研究更多的是从理论到理论，难以指导实践，而教育部门的实践工作者虽深感教育心理学有用，却又不知如何去用。第二，目前的教育心理学更多的只是服务于学校，这种单一的服务范围局限了教育心理学广泛的应用性。

二、解决我国教育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的对策

（一）用整合的观点构建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综观过去近一个世纪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的发展变化，我们能够发现，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呈现出明显的综合化趋势。以整合的观点构建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我们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人类教育的共同目的决定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的基本框架，科学合理的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必须符合教育的真正目的；第二，教育的对象特点和需要是选择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的基本依据，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必须依据教育对象的特点和需要，在保障学科主干内容的前提下，灵活选择教育心理学的具体内容，即教育心理学在内容选择上既要有共性部分，也要考虑教育对象的实际需要，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和对象性；第三，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要在稳定和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教育是复杂的系统，人们对教育规律的探索也在与时俱进，这要求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必须随时代的变化不断发展。同时教育又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教育的目的、要素以及基本的教育理论（比如学习理论与教学理论）都是相对稳定的，这要求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

（二）教育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应处理好几对关系。要处理好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关系。定量研究采用源自自然科学的方法，力图保证所研究问题与结论的客观性、可靠性和概括性。定性研究旨在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个体或社会的现象，这种研究通常在现象发生的真实环境中进行，借以把握该现象的整体轮廓。要处理好实验研究与史论研究的关系。教育心理学家都强调实验研究。教育心理学中的实验研究主要是指对教育现象有控制的观察研究。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实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教育心理学同样有许多理论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索，这就是教育心理学的史论研究。实验研究要以史论研究为基础，史论研究是实验研究的升华。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历程，实际上也就是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也正是理论体系的日趋完善，奠定了教育心理学发展成熟的基础。

（三）以素质教育实践为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指南。21世纪是我国积极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时期。当代教育心理学要想作出应有的贡献并使自身充满生命的活力，就应当结合我国教育实践和改革，深入研究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对于促进我国教育改革的全面深化和教育心理学的自身发展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国内有学者指出，近20年来，教育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对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实践起到了推动作用，如

张大均等（2005年）指出，教育心理学的以下研究成果为我国素质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1）学生个性全面发展与教育环境关系的研究：（2）学生智能发展与知识学习的研究；（3）学生社会性发展与规范学习的研究；（4）教学的有效性与人才培养规律的研究；（5）教师职业素质与专业性发展的研究。但是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应用性为主的学科，其为教育实践所提供的指导还远远不够。为此，教育心理学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为素质教育实践提供更多的指导：首先，继续加强德育心理研究。其次，美育心理研究应该进一步得到重视，为学校审美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其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生健全心理素质培养的研究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实践服务。

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特点范文篇7

关键词：结构；结构思想；结构研究

结构一词来源于拉丁文“structure”，指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及之间的关系。结构思想是指以事物结构为认识对象并以结构分析为手段的一种主张。人类很早就产生了结构思想，并以之作为认识事物的基本原则，极大地促进了科学进步及各学科的发展。心理现象是人类最复杂的认识对象之一，心理学最早就是从探索意识结构开始展开对心理现象的科学研究，其受结构思想的影响持续至今。因此探讨并反省结构思想及其在心理学中的应用，无疑有助于促进心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完善。

一、结构思想的兴起与发展

(一)朴素结构思想

结构思想最早出现在古代朴素唯物论中。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结构，不同因素构成某一事物，某一事物也可以分解为不同因素。依据这种思想，产生了古代原子论，即认为所有事物都是由微小的不可分割的物质粒子(即原子)所构成。古代结构思想总的来说是猜想和论说性的，但其有关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结构的主张为结构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科学结构思想

近现代物理化学研究把结构思想大大向前推进了。在化学研究中，英国化学家波义耳提出化学元素论，认为元素是直接合成完全化合物的成分，也是完全化合物最终分解的要素。其后法国化学家普罗斯确立了定比定律，认为每一物质具有一定不变的组成，组成相同，则性质相同，组成不同，则性质不同。后来一些化学家发现了同分异构的化学现象，即化学成分相同但由于结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化学性质。在物理学中，对原子结构的深入研究先后导致了质子、中子、介子等基本粒子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对微观世界的认识。物理化学的相关研究显示，任何物体都有其内在结构，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结构，结构的不同制约着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物理化学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结构思想的发展，并为结构思想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三)哲学结构主义

结构思想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成功导致其影响日益深入到社会和人文科学，并最终推动哲学流派结构主义的产生。结构主义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开始流行。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支派：语言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历史结构主义和认知结构主义。最早出现的是语言结构主义。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必须重视语言系统、语言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把语言结构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语法结构，深层结构是句法结构，同时他把语言结构看成是天赋观念。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建立了人类学结构主义，并使结构主义向哲学升华。他认为，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中都隐藏着一种内在的、支配表面现象的结构，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任务在于寻找这种内在结构。法国历史学家福柯认为，人类社会文化及其历史，不管其现象如何凌乱复杂，它们都深受其内在深层结构所制约。他把人类文化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分别对应着三个结构：综合的结构、分析的结构、立体的结构。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创立了认知结构主义，提出结构的三个特征：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调性。整体性指结构是按一定组合规则形成的整体；转换性指结构的各个部分可按一定的规则相互替换，并不改变结构本身；自调性指组成结构的各个成分相互制约，不受外部因素影响。

结构思想发展到今天，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的结构主义已日趋沉寂，但作为一种认识方法的结构思想，却日益深入到越来越多的学科中，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型，这显示结构思想具有持续不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二、结构思想的基本内容

结构思想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后，其内容日益丰富，观点也开始趋同。其基本内容或主张可以归纳为两部分：一是作为认识论的结构思想；二是作为方法论的结构思想。作为一种认识论，结构思想的主张可概括为四点：一是认为一切事物都包含一定的结构，结构蕴含于事物的内部。二是认为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结构，结构制约着事物的性质，对事物起支配作用。三是认为结构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各个成分形成的整体，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和共时性等基本特点。四是认为结构是认识事物的重要对象，要深入现象的本质和达到有次序的认识就要掌握现象的结构。作为一种方法论，结构思想有两个基本主张：一是强调整体性，即把对象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十分注意对象内在的多样联系，注重研究对象各个成分的组成，以及它们被组成的方式，力图在整体中把握事物，在关系网中揭示规律。二是注意揭示现象背后的结构根源，并把结构作为事物发展变化的重要内因。

由基本内容或主张可发现，结构思想坚持以事物的结构为认识对象，力图在事物内部的各种联系中把握事物，以对事物的解剖分析来揭示其本质，这是符合科学认识规律的。但是结构思想是一个复杂的观念体，其部分观点特别是结构主义的一些主张存在明显的局限：一是“天赋结构”观，即把结构看作先于事物而存在，并且是静止不变的，这就把结构变成一种先验和机械的东西；二是“结构决定”论，即认为事物的性质及发展变化由结构决定，但根据辩证唯物论，事物的性质及变化是由内部矛盾决定的，内部矛盾也决定结构的发展变化，所以内部矛盾才是第一决定因素；三是认为认识现象的结构不能通过经验概括达到，只能通过理论模式去认识，这极大狭隘了结构的认识手段；四是企图把人文社会科学改造成一门精确科学，同时还排斥其他思想方法。这些局限是结构主义虽然曾经盛极一时、但又很快归于沉寂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加以摒弃或克服。

三、结构思想在心理学中的应用

结构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渗透到各个学科中，心理学也包括在内。心理史学家就认为，西方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围绕着心理学究竟研究什么(对象)，应该怎样进行研究这样两大基本理论问题，反映着结构主义(或构造主义)与机能主义(或功能主义)的对立与争论展开的，由此可见结构思想对心理学研究的巨大影响。

(一)心理学中的结构思想

结构思想与心理学研究的结合形成了心理学的结构思想，心理学的结构思想发端于冯特，主要以铁钦纳和皮亚杰学派为代表。

1.冯特的结构思想

冯特(wilhelmwundt，1832－1920)是科学心理学的奠基人，他采取实验内省的方式研究意识的基本元素。冯特认为，意识本身及在意识内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些已经复杂化了的现象，但是这些复杂现象却源于简单元素。在心理学中，简单元素构成心理生活的开端，这些简单元素只有通过解剖复合现象才能得到，而简单元素又转过来提供帮助以便探讨这些复合现象，这个过程就像解剖学从显微解剖及胚胎研究开始告诉人们关于形态的起端，并由此了解细胞组织结构的规律以及有机体的规律。冯特主张复合现象由简单元素构成，但却不关注简单元素怎样形成复合现象，而且拒绝功能研究，因此人们一般称冯特的心理学为内容心理学。

2.铁钦纳的结构思想

铁钦纳(edwardbradfordtltchener，1867－1927)是结构心理学的代表。他认为对机体采取描述心理学的方法不能达到科学定论的结果，因此主张探讨机体的结构，即通过分析，确定它的组成部分，再通过综合，揭示各部分形成结构的方式。这种思想体现在心理学研究中，就是要分析心理的结构，把心理的基本过程从“意识的缠结中清理出来，或者把一定的意识组织的组成部分分离开来”。依据这种研究思想，铁钦纳认为心理过程通过内省可以分析为元素(感觉、意象、情感)，这些元素有各种属性(特性、强度、持续性、明晰性)，元素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结合(联想)而构成知觉、想象、情绪、思想等复杂心理过程。在结构和机能的关系上，铁钦纳并不否认机能研究的价值，但认为在结构还未被充分说明之前就研究机能，就会陷入目的论的解释困境中，对科学进步造成伤害。铁钦纳强调分析机体的组成部分及其构成整体的方式，而且关心结构和机能的关系，促进了结构思想的发展。但铁钦纳的结构研究因为严重依赖内省方法而受到批判，其结构优先的主张受到机能心理学的严重挑战。

3.皮亚杰的结构思想

皮亚杰(jeanpaulpiaget，1896－1980)是心理学中结构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著有《结构主义》一书阐述其结构思想。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部分：一是认为(认知)结构是人与客体交互建构的结果，既不是预成的，也不是经验的，而是发生性的，即所谓“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界的‘会合’”。二是认为结构具有三个特性，分别是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调性。整体性指结构虽然是由若干成分组成的，但不是各种成分的简单相加，而是按照某种程序或规律整合而成；转换性指结构并不是静态的，而是要加工新的材料并把它们整合进原有的结构成分中；自调性指结构是自我调节的，并不需要外来的因素，即指“结构具有自身满足的性质”。三是认为结构和功能是不可分的，并指出“结构的发生和转换，体现为某种功能的改变”。皮亚杰采取临床实验法研究儿童思维结构的发展，认为儿童的思维结构形成于儿童与客体的交互作用中，并揭示结构的三大特点，这些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结构思想。但是皮亚杰的结构思想主要针对认知结构的研究，在运用于其他领域时必须具体分析。

4.狄密特利修的结构思想

新皮亚杰学派狄密特利修等人对皮亚杰的结构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都反对超验结构，皮亚杰认为结构来自主客体的交互作用，新皮亚杰学派认为结构的源头是经验，其面对和作用的途径也是经验；二是强调结构及其功能的关系，皮亚杰将结构与功能联系起来，新皮亚杰学派则进一步认为任何系统所经历的变化都是受其结构及结构所赋予的功能的限制，主张个体的认知操作或认知作业也就是结构性组织的直接反映，如果人的经验或观念以不同内容、不同数量、不同符号和不同形式的结构加以组织，那么这种结构组织的变化也会在个体执行任务、识别目标、加工信息或解决问题时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

但狄密特利修等人的结构思想与皮亚杰有所不同的是，皮亚杰强调的结构过度注重一般性和抽象化，最终脱离了经验世界；而狄密特利修等人强调与现实的联系与接轨，主张经验结构。综合分析，两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反映了结构的抽象和具体两个不同层面。

(二)心理学中的结构方法

在运用结构思想于心理现象的研究中，人们采取各种手段去揭示心理现象的结构，并由此发展形成了四种有效方法。

1.理论建构法

结构的理论建构是依据某些理论材料或采取理论方式来建立结构的一种方式。理论材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有关要研究的心理现象的理论材料，如对其本质内涵的界定，对其特点的分析等；二是与所要研究的心理现象间接有关的理论材料，如邻近学科理论等。理论方式主要有演绎法和类比法。演绎法是从理论解释出发，根据理论内涵来建立结构。譬如，台湾学者杨国枢就根据人们将孝道理解为“子女以父母为主要对象之良好态度”，并从态度包含的知、情、意三个层面出发建立孝道结构为孝知、孝感、孝意。类比法是根据两种事物其他方面的相似寻求结构上的相似。信息加工的认知心理学在研究人的认知结构时就习惯于采取这种类比方式。理论建构往往形成的是比较宏观的结构，较多出现在结构研究的初期。

2.反应时法

任何心理现象的存在必定表现为时间和空间上的特性。反应时法就是利用心理现象在时间上的存在特性来揭示这种心理现象的存在。在心理学中，人们常常利用减法反应时来确定某种心理现象的存在。比如posner用减法反应时清楚地确定，某些短时记忆信息可以有视觉编码和听觉编码两个连续阶段。greenberg使用自由联想测验内隐自尊，以两类联想反应时的差异来表明内隐自尊的存在及其高低。反应时法适宜研究某种,on成分的存在及建立比较微观的心理结构。

3.资料编码法

资料编码是质性结构研究常用的方法，其基本的原理是：通过经历、访谈、观察、个案研究等手段收集有关某心理现象的资料，然后对这些资料按照一定要求进行编码分析，揭示有关这一心理现象的资料所包含的成分。比如newell和simon就是运用出声思考来收集学生问题解决时的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编码揭示学生问题解决的心理结构包括初始状态、中间状态和目标状态。马斯洛通过对名人的访谈与传记研究收集有关他们需要的资料，在对资料进行编码分析的基础上建立需要的层次结构。资料编码适宜于对初级心理资料结构分析，形成的一般是初级心理结构。

4.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是定量结构研究最常用的方法，它的目的是简化一群庞杂的测量，找出可能存在于观测变量背后的因素结构，其数学原理是共变抽取。因素分析法适用于揭示广泛共存的心理结构的组成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利用数据对结构进行验证分析，具有其他方法所不具备的优点，同时因素分析可以同理论建构、资料编码等方法结合使用。在心理学中，卡特尔采取因素分析法获得了16种人格特质，塞斯顿利用因素分析建立了能力的7因素结构，自尊的多因素结构基本上都是通过因素分析的手段获得的。因此因素分析是对心理结构更完善的统计建构，在心理学中的运用日益普遍。

(三)心理学中结构的实证研究

1.从结构组成出发的结构研究

(1)平面结构研究。平面结构指构成心理现象的各种成分处于同一抽象或功能层次，成分之间只横向发生联系。这种结构又有两种典型形式：一是性质因素结构，指结构成分是按照某种性质分类获得的。譬如，斯皮尔曼的二因素智力结构，认为能力由两种因素构成：一般因素(g)和特殊因素(s)。一般因素指个人的基本能力，也是一切活动的共同基础；特殊因素指个人完成特殊活动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可见这两个因素都不是指代某种特定的能力，而是两种能力类型或两种性质的能力。阿尔波特的特质人格结构模型亦是这样，他认为人格结构中包含两种特质：共同特质commontraits)和个人特质(individualtraits)。共同特质是属于同一文化形态下所有人具有的一般特质，人们在共同特质上有多寡和强弱的差异；个人特质是个人独特的特征。共同特质和个人特质也不是指某种特定的特质，而是指两种类型或性质的特质。二是内容因素结构，指结构成分直接指代特定内容。譬如塞斯顿的七因素智力结构模型，该模型认为智力是由七种因素构成，这七种因素就代表七种能力，分别是词的理解力、语词运用能力、计算能力、空间知觉能力、记忆能力、知觉速度和推理能力。再如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结构模型，认为智力是由音乐智能、身体运动智能、数学逻辑智能、语言智能、空间智能、人际关系智能和自我认识智能构成，这七种智能指代的就是七种特定的能力。

(2)层次结构研究。层次结构的基本特点是，构成现象的各成分处于不同的抽象或功能层次，各成分既有横向的联系，也有纵向的联系。层次结构可以依据成分抽象水平层级建立，如弗农的能力层次结构。弗农(p.e.vernon)提出能力的层次结构理论，他以一般因素为基础，设想出因素间的层次结构，即由低到高分别是：特殊因素、小因素群、大因素群、一般因素。这些不同层级的因素实际上代表不同的抽象水平。层次结构也可以依据功能层次建立，譬如卡特尔(r.b.cattell)的人格结构模型，该模型把人格特质区分为表面特质(surfacetraits)和根源特质(sourcetraits)，表面特质是指一组看起来似乎聚集在一起的特征或行为，这些特征虽有关联，但不一定一起变动，也不根源于共同的原因；根源特质指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关联，会一起变动形成单一的、独立的人格维度，根源特质的外部表现就是表面特质，每一种表面特质都来自一种或多种根源特质，而一种根源特质却能影响多种表面特质。由此可见，表面特质和根源特质代表不同的制约行为的功能水平。

(3)立体结构研究。立体结构的基本特点是，构成现象的成分不但有抽象和功能层次之别，也有标准或维度的不同，成分之间具有复杂的联系。其代表是吉尔福特的智力立体结构模型。吉尔福特(j.p.gmford)根据智力测验结果的因素分析，提出了智力的三维结构模型，他把智力区分为三个维度：内容、操作和产物，智力活动的内容包括听觉的、视觉的、符号的、语义的、行为的，是智力活动的对象和材料智力操作指智力的加工活动，包括认知、记忆、发散思维、聚合思维和评价，智力活动产物是智力加工产生的结果，这些结果可以按单位计算(单元)，可以分类处理(类别)，也可以表现为关系、系统、转换和蕴涵。

结构组成是从内容出发进行的结构研究，揭示的只是结构是什么，而结构会如何作用及怎么样变化却是深入结构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2.从结构特性出发的结构研究

早期人们对结构特性的涉及是无意识的，即在研究结构组成时附带涉及一下结构会怎样变化。马斯洛等人在研究需要结构组成时，多数人就提到这种结构会出现变化，这种变化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结构的内容由简单到复杂。有意识关注结构特性的是心理学家皮亚杰。他在儿童认知结构研究中深入考察了认知结构的特性，并提出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调性三大特性。受皮亚杰关注结构特性的影响，后来的研究者在揭示结构组成的同时，有意识地涉及到结构特性的研究。这种研究有两条主线：一是采取发展研究来考察结构的稳定性。在自尊研究中，研究者就采取发展研究揭示出整体自尊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水平，而具体自尊有很大的起伏。二是采取跨文化研究考察结构的普遍性。西方“大五”人格结构就引发了广泛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发现“大五”人格并不具有跨文化的完全普遍性。

从已有研究看，虽然结构的特性逐渐受到重视，但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还比较少见，这是进一步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3.从结构功能出发的结构研究

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特点范文篇8

“证”是机体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反应状态。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已被视为实现中医药规范化，客观化乃至科学化的重要环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刘建勋研究员首先提出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拟临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研究团队以冠心病作为切入点，采用多因素、多靶点的方法干预模型动物的生理过程，建立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利用模型动物的特点和优势，深入分析疾病证候的现代机制和生物学特征，进行治疗相关病证中药新药的研究与评价。相关研究成果在本刊连续5期相继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得到了广泛的反响。以下是中医药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分别表述个人观点：

王庆国（教育部“证候与方剂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市“证候与方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医疾病病机演化规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传统中医病机的认识逐渐向微观化方向发展；同时对病机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在微观上、深层次上认识机体生物活动特点，更加准确的揭示病机演化的本质，促进达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统一。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3期发表的“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痰、毒、瘀”病机演变规律的实验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采用模拟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将高脂饮食与冠状动脉血管内皮损伤二者有机的结合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并进行病机规律的分析以指导临床诊疗。通过对血脂代谢、炎症反应、血液功能动态变化的分析提示，单纯的痰证、瘀证或毒证都不足概括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病机的发展规律。可以认为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的病机发展规律在于“由痰致毒、致瘀，痰毒瘀三者互结，损伤心脉，气血运行不畅，发为心痛”。扩展了中医胸痹的病机认识。此研究采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冠心病病理机制，并结合对中医传统致病因素的认识，提出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痰-毒-瘀”的病机演变规律，其思路和方法都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研究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病理生理及客观检查指标的变化应与临床相关病证密切相关，否则对病机的微观分析将毫无意义和价值。

史大卓（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转化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medicine）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学科，即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tobedside），再从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tobench），实现“基础-临床”循环往复的研究模式，简称为“B-to-B”。B-to-B模式不仅应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机制研究中，同样也运用于新药研发过程。在转化医学过程中要求基础实验动物模型是有多个方面与临床相关疾病相似的病理改变，相似度越高则由实验室转化临床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对实验动物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第3，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功能的改善作用”，“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2篇论文，实验不仅采用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作为致病因素，并且在模型评价过程中以临床冠心病诊断的方法为中心，通过心肌酶谱、心脏超声、无创血流动力学分析观察实验动物冠心病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不仅为冠心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载体，同时也使中药新药临床前评价的数据和结论更有临床参考价值，缩小实验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距离。因此模拟临床的动物实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中医药领域。此研究所建立的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也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

吕爱平（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讲座教授）：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处理的特点。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中医临床实践的深入，如何将疾病证候的变化特征以更客观的现代医学实验室指标来阐述，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是在基础实验研究中，通过建立与临床相关疾病证候相似的动物模型，并以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分析证候发展过程中客观实验室指标的改变将有助于证候本质的认识，辨证与辨病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基于证候分类的疾病治疗疗效。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中医证候评分的影响”一文中，实验的设计和思路比较新颖、独特，实验采用模型临床四诊辨证的方法并结合现代医学对中医致病因素的认识，从体重指数、脂质代谢、血液流变学，心功能和心电图改变等对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进行证候评价，并建立证候诊断标准，基本符合中医痰瘀互结证的特点。因此以临床病证特点为参照，根据实验动物病理、生理情况，将临床病证的表现通过适当的转变以应用于动物模型中进行评价，将有助于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发展。因此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的建立促进此方面的研究，而该模型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促进疾病过程中证候变化本质的研究。

孙晓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将来的临床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而病证结合进行中药临床前有效性评价的方式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接纳。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要求具备现代医学病理学模型和中医证侯学模型两方面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导致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多采用西医疾病，或者单纯中医证侯的模式进行。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2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血液流变性及血脂的改善作用”和“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的影响”2篇论著中，则克服了以上中医模型不足和缺陷，值得推荐。通过高脂饲料喂养和冠状动脉血管内壁球囊损伤双因素的刺激方法，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用于中药新药的临床前评价。在评价方法中，一方面围绕与中医证候相关的因素如血脂代谢的异常、血液流变学的异常等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以冠心病病理过程为中心，评价中药复方干预对心肌缺血过程的影响。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密切结合，可以全面的分析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同时也与当前中医临床辨证与辨病结合的发展一致，更加密切联系临床。不失为一项高起点、高标准的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研究工作。

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特点范文1篇9

关键词:思想品德研究问题分析

从思想品德教师专业成长角度说，教师专业知识的拓展、专业能力的提高，都离不开教学研究。针对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的要求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思想品德教师可进行具有专业特色的教育教学研究。从研究过程的基本要素看，思想品德教师的教学研究活动可分为五个步骤: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研究问题的确定心理学、法学及国情国策文献的阅读和摘录明确思想品德研究论文的方法研究材料的收集和信息处理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研究结论的得出。

一、思想品德课研究问题的确定

1.初中思想品德课研究更注重选题的实践价值和发展价值，对问题的理论价值基本不作要求，这是符合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实际要求的。思想品德课教研课题的实践价值，指研究成果在解决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中的实际意义，如:思想品德课教学幽默的美感机制研究;思想品德课多学科渗透教学模式的建构;探究题与实践题引入中考试卷的作用研究;情境教学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的实际作用研究等。其发展价值是指研究题目的选择对思想品德教师的研究能力、思想品德教学效果和水平提高的作用，如新课程标准对思想品德课教学模式的影响;思想品德课课程资源开发方式的探究与实践研究;初中文科综合考试与研究性学习的相关性研究等。

2.研究问题的确定应遵循科学的思维过程。思想品德课教研课题的选定，是在思想品德课本和教辅材料、书籍、文献了解认识的过程中或在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实践中受到启发，逐渐认识的。这一思维过程如图所示:思想品德课教学研究题目的初步设想思想品德课教科书和教学研究材料的认识和了解通过分析和判断使思想品德课教研题目更加具体明确科学。

3.思想品德课教育研究课题的来源。研究始于问题，思想品德课研究也不外于此。初中思想品德课研究的内容存在三个方面:学生的心理品质状况和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学生对国情国策的认知和责任感;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方法及效果的研究。思想政治课教学研究课题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进行选择:(1)从初中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需要出发提出课题:初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初中学生自我保护能力研究，初中学生法制观念调查研究，初中学生对国情国策的认知状况研究。(2)从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要求出发提出课题:初中学生如何适应文综开卷考试应试误区研究，初中思想品德课研究性学习中教师的角色特征研究，初中学生如何写好思想品德论文研究等。

二、明确思想品德课题分析角度和方法

1.研究课题的进一步分析说明。当思想品德教师选定了一个比较有价值的课题，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有了恰当的陈述方式，思想品德研究问题一般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成为理想的题目。例如:“论深化思想品德课改革，全面推进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这样的课题陈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课题的陈述太宽泛，给人的信息容量太小。就这个研究课题说，它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思想品德课新课程改革对学生评价标准的影响，思想品德课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学方式的转变，思想品德课新课程改革教学内容的深化对学生的要求。一个比较好的思想品德课研究课题陈述，可以使思想品德教师和阅读者更清楚研究方向和内容，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课题陈述应着重指出中心议题和课题的前后背景。如:“单亲家庭子女自我保护能力调查”这一课题陈述，可以使人们基本上了解思想品德教师的意图和技术路线，明确了两个变量:家庭结构、自我保护能力;一个假设:家庭结构与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存在某种相关。这样“小题大做”有助于确定思想政治研究的对象、性质及方法。

2.确定研究类型和方法思想品德研究课题确定后，必须明确此研究属于何种类型的研究，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如果主要是定量研究，必须明确是用实验研究还是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如果主要是定性研究，还要进一步明确采用比较研究、历史研究或人种学研究的方法。例如:“把握中考探究与实践题特点，提高复习针对性研究”属于定性研究，又是应用研究，我们一般采用比较研究和人种学研究的方法。“我国人大制度和人大监督权研究”属于定性理论研究，采用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方法。“构建‘和谐河北’、不断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研究，是定性理论研究。

三、思想品德课教育研究数据的处理

思想品德课研究数据有多种形式，如定性的、比较的、顺序的，研究者通常会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思想品德课教育研究统计方法主要有图表法、特征量计算法、大量观察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法、统计分组法以及统计实验法等。(1)图表法。是借助几何图形或表格来表现以整理好的由教育调查和教育实验所获得的统计资料的一种方法。(2)特征量计算法。思想品德课教育统计学所研究的大量现象总是通过数量综合把它的一般特征和典型特征表现出来的，如校园学生诚信状况研究。(3)大量观察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如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是根据“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一般通过个别表现出来”的原理确定的。(4)统计分组法。如中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研究。

四、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研究结论的得出

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心理健康;聋哑学生;述评

〔中图分类号〕G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684(2010)07-0014-03

由于生理方面的障碍或疾病,使得许多残疾人不能正常参与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也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心理承受力十分脆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危机。残疾人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相对于他们已经存在的生理上的不幸,他们的心理健康是促进幸福生活的一种弥补,也是我国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我国对残疾人心理健康的研究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由于聋哑学生作为残疾人群体的特殊部分,他们心理健康水平的高低既影响到自己,也影响到他们的家庭和社会,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本文将对近十年来我国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研究作一述评,为以后的残疾人心理健康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10年来研究现状

近10年来我国的研究主要针对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因素和心理健康的干预对策方面。

1.聋哑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现状研究

我国目前对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调查,所得出的结论也略有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或正常,如张颉通过多种调查方法(问卷法、教育观察活动、个案实证研究法、访谈法、组织活动法等)、张宇迪等人采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进行的调查研究认为聋生的心理健康总体状况良好,刘毅玮等人使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量表》(MHT)和《家庭环境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初中聋生和健听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没有差异。二是发现聋校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显著差于一般中学生。如冯年琴的研究发现聋校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比一般中学生明显差,躯体化、强迫、偏执是他们最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而林于萍的研究反映出聋哑学生存在着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其焦虑程度高于普通学生。

2.聋哑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

任何个性的发展所受的影响差不多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因素,诸如家庭、社会、学校以及社会支持等情境因素;二是个体自身的内部因素等。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因素也基本上分为这两类。刘毅玮等人的调查发现家庭环境是影响聋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李强等人还发现家庭经济和大学生的专业也是影响聋哑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杨素华发现,主观支持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残疾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他认为残疾学生需要多方面的支持,而且无论来自哪一方面的支持或何种支持,都能减轻他们的心理危机。冯年琴等人认为影响聋哑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有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自身因素包括耳聋因素和言语因素,外部因素包括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学校生活与家庭生活是聋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促进聋生身心健康发展,聋生心理问题的防治应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一项综合工程。

也有研究扩展到了人格特征与残疾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熊昌娥等人的研究发现,聋哑学生的人格特征和孤独水平明显偏离正常,聋哑学生的孤独水平与人格、家庭因素可能相关。胡立荣等人用艾森克人格量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自尊量表和儿童孤独量表对聋哑学生进行测评,研究发现聋哑学生的心理特征明显有别于正常学生,聋哑学生社交焦虑、自尊心、孤独感可能与人格特征有关。陶新华等人的研究认为,学业压力、应对方式、内部成就动机和外部成就动机是影响聋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且对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预测作用。

3.聋哑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对策研究

对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干预对策目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学校教育的途径,二是通过心理咨询和辅导的一些治疗方法和技术。

学校教育如何能促进聋哑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促进其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这是许多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的问题。通过教育可以帮助聋哑学生理解生活中的挑战和他们应承担的责任,促进聋哑学生自身社会、情绪、行为和认知能力的发展,进而培养生活中需要的各种必要的技能,包括调节情绪、作决策、解决问题等。学者王雁认为生活技能教育能促进能力的学习,有助于建立积极健康的行为和积极的人际关系,促进心理的完美状态。生活技能赋予个人渴望以健康的方式,并有能力有机会以健康的方式制定自己的行为,使聋生避免不健康的行为,并且以健康的个体进入成年期。马宏斌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观摩教学、开设体育选项课、开展心理拓展训练等干预手段进行实验干预,发现体育教育的干预手段,不仅使聋人学生的应付方式、自我效能等心理特征得到明显的改善,而且在整体上提高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陈光华等人采用第二课堂活动对聋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干预训练,干预后聋生在躯体、抑郁、偏执三个因子症状上显著降低,团体干预活动对聋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另外,一些学者也认为心理咨询的一些治疗方法也可以适用于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也可以作为一种干预手段来提高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陈顺森等人认为可以利用箱庭疗法独特的游戏性质及其非言语特性,促进聋生的心理健康。聋生在“自由和受保护的空间”里,通过玩沙、水和玩具模型,统合聋生的感觉,调节社会认知,帮助宣泄情绪、表现心理,激活心理治愈力,促进聋生的心理健康。郝振君认为团体心理辅导特别适合于以认知发展水平滞后、言语和社交能力发展受阻、情感发展存在偏差、社会适应能力较差、人格发展不够健全的聋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所以将团体心理辅导的内容、原则、方法用于聋生心理健康教育中,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有众多的研究在关注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综合这些研究也发现,目前的研究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研究工具缺乏合理性、方法比较单一、研究的训练缺乏实践性、研究范围狭小、研究视角狭窄等方面。

1.研究工具缺乏合理性

我国对聋哑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从目前现有的研究来看,许多研究存在分歧。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是测量工具的选择没有统一的标准而导致的,大多数研究者基于自己研究的视角而选择量表对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测评,导致在不同的调查中造成很大的结果差异。此外,一些学者采用了一些研究普通学生心理健康的诊断量表来研究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虽然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聋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但是由于聋哑学生的特殊性,从而造成了一些特殊的心理问题不能够被很好地反映出来。其次,研究者们所采用的测量工具多为SCL-90、MHT等问卷。这些问卷的施测对象通常是成年人,直接用于聋哑学生身上,信度及效度有待商榷。徐美贞也认为,标准化诊断工具的修订和有关量表的信效度检验,应成为当前我国聋生心理健康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2.研究方法缺乏多样性

目前对聋哑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大多采用了量化的研究,虽然定量研究因其能较客观地提示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心理学研究中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定量方法也有自身不能摆脱的局限性。由于聋哑学生的特殊性,为了透过许多的表面现象而挖掘更多隐秘的线索,力求保证研究的全面性,针对他们的研究应该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或者运用综合方法来进行测评,如投射测验、作业法、作品分析法以及活动法,等等。

3.干预训练研究缺乏实践性

心理健康的研究本质上来说就是为了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目前已有的研究已经帮助我们了解影响聋生心理健康的一些因素,从而也为我们正确制定和实施干预措施、评价干预效果指出了方向。同时也有研究探讨了心理咨询方法对聋哑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适用性,但是却较少有干预训练的实证研究。加强对聋哑学生的干预训练,有针对性地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并将有效的干预训练结论进行推广将是我们有待深入研究的方向。

4.研究范围较狭窄

我国目前对聋哑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现状调查方面,主要考察了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较少的研究涉及到了人格因素及社会支持等方面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但是心理健康的范围较为宽广,自我观、认知、情绪、意志、人际关系、社会适应以及人格发展都属于心理健康研究的范畴,在这几个方面的研究较少涉及。

5.研究视角较单一

心理健康教育的任务主要有积极任务和消极任务(促进性和预防性),积极任务(促进性)是通过对智力、情感、意志的培养来达到优化心理过程,促进个体全面发展,而消极任务(预防性)是通过对心理障碍的治疗来达到增进健康的目的。在国内过去对聋哑学生心理健康研究当中,大部分是从消极的视角,即预防性的任务来作为切入点,主要解决已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对将要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防御,而对于促进性任务的研究较少。对于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的研究也应该能够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培养他们积极的心理品质,实现他们的全面发展。

三、总结及展望

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研究在我国已经初具规模,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还没有形成体系,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研究视角、实证性研究方面还有待完善。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也是一个较大的工程,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阶层的共同努力。在未来的研究中,更应该注重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编制符合中国人人格特点、符合残疾人心理发展特点的有较高信效度的量表,对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残疾人进行比较研究,力求在掌握他们心理特点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实验干预,预防心理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同时,马斯洛认为全面实现是人类独有的需要,而残疾人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殊组成部分,也应该关注他们的全面发展,所以应该利用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和观点,注重培养残疾人积极向上的人格品质和生活态度,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服务社会,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稿件编号:100105007)

参考文献:

[1]张颉.天津地区聋哑初中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J].社会心理科学,2008,23(1):76~82.

[2]张宇迪,陈呈超.聋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初步调查[J].中国特殊教育,2006,5:28~32.

[3]刘毅玮,冯谦.初中聋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家庭环境的相关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05,5:56~60.

[4]冯年琴.聋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04,10:64~68.

[5]林于萍.聋哑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初步调查[J].中国特殊教育,2000,4:9~12.

[6]李强.聋人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特殊教育,2004,2:68~71.

[7]杨素华.残疾学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J].现代特殊教育,2001,5:11~13.

[8]熊昌娥,陈晓,陈子敏,熊虎,喻嫦娥.咸宁市聋哑学生人格特征和孤独感的相关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09,6:529~530.

[9]胡立荣,郑维峰,丁万涛.聋哑学生人格特征与社交焦虑、自尊、孤独的研究[J].中国民政医学杂志,2002,14(1):24~25.

[10]陶新,华朱艳,张卜林.聋生心理健康与成就动机、行为方式的相互影响[J].心理学报,2007,39(6):1074~1083.

[11]王雁,林红.生活技能教育与聋生的心理健康促进[J].中国特殊教育,2007,4:13~17.

[12]马宏斌.体育教育对聋人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实验研究[J].中州大学学报,2008,6:74~75.

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特点范文篇11

一、引言

21世纪不仅是一个学科整合的时代，而且是一个学科分化的时代。传统的学科经过充分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需要在向上兼容”原则的指导下，完成更高层面的整合;新兴的学科，风骨独特、活力四射，处于快速成长阶段，需要在纵深发展”机制的激励下，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1］。由此看出，通过跨学科的视角，考察女性学的学科特征，促进新世纪以来中国语境中的女性学与妇女问题研究，具有理论探索与实际应用两个方面的意义。

二、女性学的学科渊源

女性学同女性主义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与日俱增。女性学理论从问世之日开始，就受到女性主义活动家和妇女工作者的普遍欢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女性学与女性主义之间的跨学科研究范围不但日趋广泛，而且研究内容益发密切，有形成互补格局的趋势。为了全面揭示性别、文化、社会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女性学试图扩大研究领域，寻求新的学科生长点，把观察范围从观察社会文化环境中性别的具体内涵，通过投射和扩展的方法，推衍开来，研究影响女性社会文化角色的诸多社会文化因素，其中包括阶层、人种、地域、语言、权势等。随着这种跨学科研究势头的发展，女性学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一方面，有学者对于现行的二元研究模式和学术话语结构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呼吁多层面、多视角、多范式、多学科、多渠道的互动，形成更为健康有益的学术交流模式［2］。另一方面，女性成长过程中文化因素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社会文本中的文化语式差异现象比较、性别话语模式及性别主体意识、性别角色声望度与角色认同关系研究、对女性个体因素与性别群体差异的关注日益凸显。作为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女性学强调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并以建构以女性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为目标。因此，它是关于女性的研究，由女性进行的研究，为女性而进行的研究。其中飘动的是女性的身影，回响的是女性的声音，追求的是女性的理想［3］。女性学在学术场合和总体有关中国妇女议题研究的集体努力上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术语，被理解为是一门对妇女议题持现代、科学态度的学科［4］。

三、女性学的学科定位

回顾女性学40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女性学不是一个从理论构造的种子发展起来的学科，因而具有学科开放性、边界不定性、内涵外延性、理论驳杂性、方法多样性、内容多元性、视角宽泛性的特征［5］［6］。女性学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特色，具体体现在其理论模式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随机性、研究群体的广泛性，以及研究内容的驳杂性等方面。毋庸质疑，女性学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学科特色，诸如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等。研究者个人的教育经历、学术背景及研究兴趣无不带有跨学科对比的特质［2］。新世纪以来，在社会学研究这一大的发展环境影响之下，这些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凸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学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角。其主旨在于揭示西方传统学术中的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的(an-drocentric)假设，将被忽略和排斥的女性经验有形化、合理化，使女性成为研究的主体和知识获取中的主体，并以性别化(gendered)理解的方式重新诠释现有知识框架和社会现象，建构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学术的女性主义学术(feministscholarship)。女性学将焦点集中于公共的、官方的、显性的或戏剧性的角色伴演者和情景界定以及非官方的、支持性的、私人的、更少戏剧性的和隐性的社会生活和组织领域。

女性学假设:虽然男人和女人处于一个单一的社会”(singlesociety)中，但男人和女人可能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世界中。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考，女性学开辟了不同于以往知识体系的另一种认识视角及领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出一种新型的知识积累和建构逻辑，揭示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内在知识价值(例如上述提及的非官方的、私人的、非戏剧性的、隐形的、情感的社会生活和组织知识)，特别是对于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及社会建构，提供一种曾经为男权观念及男性知识视角遮蔽、漠视了的、但却可能更为合理的、更符合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理性”选择，这不同于原有的理性含义，而是特指一种新的知识形态。就此而言，女性学方法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方法论意义上的知识革命和对知识获得的方法特点的再认识。女性学关注女性被边缘化和被遮蔽的私人生活领域、社会经验和知识贡献，并以此作为分析女性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以及两者关系变迁的工具［7］［8］。根据《女性研究百科全书》［9］，女性学的任务就在于:批判地评价性别是由生物性决定的观点，探讨性别歧视的假设是怎样曲解性别的意义，埋没或低估妇女的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对科学的真理性提出挑战，指出人文学科的理论基础所蕴涵的性别歧视，提出具有选择性的、范围更广的认识论框架。女性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开发女人而非男人所关心的问题与议题，发展出另一种解释或假说，使用另一种证据，促进对女人世界观的理解，并在女性解放运动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可以说，女性学就是以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已有的知识体系及其知识建构逻辑，在解构以男权为中心的主流知识体系的同时，探讨人类知识生产的新形式、新规律［7］［8］。

女性学虽然强调本学科必须具备女性的立场、女性的视角、女性的意识、女性的经验、女性的出发点、女性的目的，但它不认为女性是一个有别于男性的阶级，也不与男性相对立，即不以男性为敌。首先，它注重的是研究成果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运行与发展，反对父权家长制对男女两性的压迫与摧残，力争与男性共同获得有利的生存与发展。其次，女性学关注女性的被剥削、被压迫、被边缘化的状况，重视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功能与作用，力求探寻、证实和开发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再次，女性学以女性的立场、视角和意识为出发点研究、探索社会运行的状况及其规律。它虽然强调其女性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但也注重对男性的研究，并通过对自身以及男性的研究力图在社会性别研究(gen-derstudies)中加强自己的学科建设，健全、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女性学是一个在现有学科中增添了女性作为研究主体的学科群(如妇女史、妇女社会学)，其研究方法之一就是从有性人(sexedbe-ing)”的视角审视整个人类的存在［10］［11］。女性学在理论构建中不仅考虑两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考虑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也考虑作为有别于男性的另一种生物/社会性别的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以及具有国别差异的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在对男性主流学术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力图形成自己的女性化加本土化的话语与体系，并证实这一话语体系较之男性主流学术将更适用于女性，也更有利于女性［12］。#p#分页标题#e#

由于在科学研究中包含严重的男性偏见，刻意突出男人的主体性，并予以自然界特殊的性别，用它”指称自然界，显示出男性同时控制自然和女性的双重欲望，并主宰女人的自由，因此，女性学研究者需要通过对隐蔽在科学研究中的男性意识的反思与批判，对科学研究中的男性中心意识加以揭露，对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中的男性中心和男性偏见进行强烈抨击，确立女性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女性学研究者反对传统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方法只适用于检验假说和解释证据，或应用于证明的情境”，而不适用于问题的确认和定义，即发现的情境”。所以，女性学研究者认为，以往的科学研究方法并不足以消除包括男性中心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偏见，因为科学家在界定什么是科学问题时可能带有个人的偏见，并且不同的科学问题将会导致一个与之相关的不同的科学图景。由此可见，科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着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主义。因此，就科学研究方法论而言，女性主义者对许多方面都提出了质疑，诸如区别主体和客体、研究过程的控制、研究的客观性、研究的重复性等［13］。女性学对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批判，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否定科学研究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的传统解释，有助于人们从更深的层面中认识与把握科学研究领域中性别差异的根源及变革策略［14］。同样，女性学对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质疑和批判，其立论基础与贡献不仅适用于人们对传统教育观念及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和批判，也给女性参与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尽管女性学关于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性别化证明未免有些简单化，但是，其反思给人们对女性参与科学研究问题的研究留下了更为深入而宽广的思考空间［13］。

男女两性作为现实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两种性别角色，他们的差异不仅在生理上体现出不同的性别功能和性别特征，更主要的体现是在社会领域中的不平等的性别角色、性别意识及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若干世纪以来，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两性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差异乃是由生理特征决定，女性的从属地位被归结为其有异于男性的生理结构，因而被视为天经地义，不可更改。针对这种普遍潜存于人们思想深层的、由自然生理差别形成两性间的社会差异的集体无意识，女性学研究者提出了社会性别概念和社会性别分析理论，旨在揭示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等社会性别特征其实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并非天生如此。如果说自然生理差异是形成性别不平等的基石，那么，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就成为铲除这块顽石的利器。在对男女两性平等问题的讨论中，引入社会性别概念及社会性别分析理论无疑为这一探讨开辟了崭新的视角［15］。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女性学提出的知识建构中性别等级制的权力关系，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主流社会科学构成了挑战。知识建构中包含着权力关系，其中包括两方面:(1)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权力关系，即精英主义的主流方法对非主流方法的排斥，显现出通过维护某种方法的权威来建立学术霸权;(2)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权力关系，如研究者以预设的理论和方法控制被研究者的答案，以及对边缘群体经验的排斥。现实中，女性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在性别等级中处于次等的、被忽略的地位，其经历还没有系统地进入现有的知识范畴体系。因此，女性学研究者认识到，在知识建构中，不同的分析框架、思维模式会建构出不同的事实”与阅读”，而且，研究者也会因介入被研究者”的社会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研究者对自己的反思极为必要。进一步说，女性学研究者的使命在于在学术领域中，以自己的学术著作来颠覆和改造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创造从新的观察角度和社会立场出发的新知识［16］。女性学对所谓的普遍的知识”提出挑战，并在探索相关知识时，对知识获得的方法特点再认识，因为科学与技术也应从妇女的生活出发并重新概念化［17］。这其中涉及知识论方面的三个问题:(1)什么是知识”?(2)知识”的主体是谁?(3)女性经验有无独特的知识活动特点及规律?其与既有的科学、知识及人类文明史据有怎样的关系［8］?在以社会性别/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社会学研究，探讨主流学术理论、概念及结论存在的诸多缺陷乃至谬误时，研究和行动的实践使不少学者对西方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理论普遍适用性提出疑问，对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本土社会性别制度的特征与运作机制、性别与社会研究的本土理论的建构等议题的重要意义予以更多的关注和强调［18］。

就中国女性学而言，其经历了拓荒、奠基、建立平台、积聚力量等不同发展阶段，现已步入快速发展期。女性学成为学术领域新专业的主要标志之一，是高等教育体系对女性学课程设置、教学、女性学学位教育以及专业人才培养规模的认可。这些学位点遍及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和医学等学科门类，其中包括妇女史研究、女性心理学、女性与教育研究、性别与媒介研究、女性文学研究、女性社会学、妇女人权与妇女法研究［19］。

四、女性学的学科特性与理论发展

从本质上说，女性学属于社会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一个边缘学科。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其长处在于便利的跨学科条件所产生的互补优势，即所谓不拘一格，左右逢源。女性学研究女性的生存现实、性别主体意识、社会性别差异、边缘话语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乃是基于对社会因素对女性个体和整体的影响的洞察。研究社会因素对于女性社会性别的影响与制约，有必要区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性别群体，社会性别群体文化背景的分析研究又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方面。因此，从一开始，女性学就有与人类学、民族学等联袂的传统，试图解决一些边缘化的问题。女性学跨学科边缘问题的探索，还体现在性别与社会心理学、性别与语言学、性别与政治学、性别与教育学等结合，共同研究女性社会心理、女性主体意识、女性自我认同、性别发展意识、女性精神理性、性别言语行为规范、语言习得与使用中的性别差异、语言习得与性骚扰、性别与政治和权势，以及非婚同居、白领独身、性别暴力、变性人与同性恋等相关课题［2］。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女性学既可以在社会学研究层面上建立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两个研究层面，同样也可以在妇女发展研究层面上建立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两个研究层面，以便将各种与女性学相关的问题一并纳入这一学科领域的范围之内。针对女性学理论模式上的多元化、研究视野上的交叉性、考察范围上的外延性、研究内容上的多样性、参与群体上的广泛性，女性学可谓自由开放的教堂”(broadchurch)或无所不纳的垃圾场”(dustbincatego-ry)［1］［20］。作为女性学的主导范式不但将其研究内容进一步扩展，而且更加关心社会文化语境中女性社会心理的研究。#p#分页标题#e#

就理论发展问题而言，女性学研究首先在理论建构上有必要向其他老牌的成熟学科看齐，创建更为科学规范的学科理论范式。其次，女性学研究者在解释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女性现象时，有必要向哲学家看齐，注重寻求一般规律的解释［21］。再次，新世纪的女性学研究有必要采用传承式话语”模式，从历史回归的角度，结合社会学理论和认知科学研究，重新审视文化绝对论的内在含义，丰富和拓展女性学研究的内容［1］［22］［23］。女性学还须进一步消除门派隔阂，理论与实践不可偏废，内省实证，比翼齐飞。最后，女性学有必要发挥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注重跨学科领域中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学习，以便在理论建设的层面上，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配置。由此推下，女性学的理论发展，将会体现出更加鲜明的跨学科、多元化、应用型、微型化、变通性的趋势［1］。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女性学理论的流变，多半同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认知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密不可分。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内部机制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的影响。内部机制包括学科本质、理论来源、学术传统等内容:外部因素包括培养目的、社会职能、市场需要等内容［1］。

从学术传统上来说，女性学一直都是附属于社会学之下、深受心理学影响的一个应用型分支，在理论上依赖于相关学科的发展而进步，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充分自主的理论创新机会。从学科特征方面而言，回顾近百年来女性主义发展历程，女性学一直具有以应用为主的工具性特点。不论是早期的女性主义探索，还是女性学自立门户之后的专题研究，都带有明显的格物致用的色彩。因此，格物致用是女性学学科内部的一种哲学思想，也可以说是女性学研究的一种学术传统。这种哲学思想和学术传统，是为女性学学科研究本身所特有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从女性学发展的外部因素来看，也体现出作为理论使用者的应用型特征，以及学科自身所具有的工具性特征。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女性学与实践存在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其来源于妇女运动的实践，反过来又对妇女运动实践给予指导，使之保持明确的行动方向，掌握恰当的斗争策略，明确各个阶段的任务和发展目标［24］。

从内部因素来看，女性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如何促进妇女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逐步得到全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她们的潜能如何逐步得到最充分、最自由、最全面的调动，而不是离开人的发展的特定涵义，把作为人的发展子系统的妇女发展，直接链接到社会发展系统下去讨论［2］。作为应用学科的代表，女性学研究领域里一直保留着二元对立”的概念与范畴的痕迹，由此形成其理论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新世纪的女性学理论发展，一方面会像社会学那样，体现出跨学科、多元化、应用型的特色:另一方面，随着学科细化的进程，也会出现一些专门化程度高、针对性强的非通适性”理论模式［1］。

从理论上来讲，跨学科研究有两种可能:一是出现双赢局面”，二是形成两败结果”。从历史渊源、学科特性、理论发展过程来看，女性学同社会学的联袂，有可能开创一个双赢局面。跨学科视角下的女性学研究，拓宽了女性学研究领域，丰富了女性学的研究内容，增强了女性学的理论阐释力。然而，如何有效提高女性学理论的内在化程度，顺利完成从两性矛盾、对抗到两性平等、和谐的自然过渡，仍然是一个充满了问题与矛盾的艰巨探索过程。学科精细化、理论应用化、研究系统化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学科发展的三大特色。在这种情况下，跨学科研究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新兴学科的孵化器、学科发展的支撑点、理论创新的催化剂。女性学的跨学科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具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长的方法论优势。面对新时期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学研究，其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和实际的应用价值不证自明［1］。

总的说来，与其他学科相比，女性学的学术化进程较迟滞，在学科领域中也处于边缘地带。因此，就学科建设而言，女性学尚处在构筑阶段。今天，女性学的学科化建设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女性学本身发展的双重需求。从女性的、本土的、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女性学的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框架似应作如下构建:(1)中国女性学不仅应当强调本学科必须具备女性的立场、女性的视角、女性的意识、女性的经验、女性的出发点、女性的目的，而且应当注重研究成果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发展，反对父权家长制对男女两性的压迫与摧残，力争与男性一起共同获得有利的生存与发展。(2)中国女性学应当在关注女性的被剥削、被压迫、被边缘化的同时，也应当重视妇女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功能与作用，力求探寻、证实和开发妇女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3)中国女性学应着重以妇女的立场、视角、意识、出发点、目的对社会运行及其规律所进行的研究和探索，同时开展对男性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分层研究，力图在社会性别研究中，加强自己的学科建设，健全、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一言以蔽之，中国女性学在理论构建中不仅要考虑到两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而且要考虑到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以及作为有别于男性的另一种生物/社会性别的女性的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11］。

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特点范文篇12

1.了解不同语言教学环境下，聋生的同伴交往状况；

2.了解聋生同伴交往过程中，相貌、智力水平、学业成绩、语言发展、个性等因素对其交往的影响，从而归纳总结出影响低年级听障儿童同伴交往的因素；

3.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归纳总结出听障儿童同伴交往的特点、规律及其与健听儿童的差距；

4.为当前聋校德育教育中人际交往教育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建议；

5.寻找低年级聋生的同伴交往行为的培养目标、内容、方法和途径，利用多种资源促进低年级聋生的同伴交往能力，以期让低年级聋生拥有良好的心理健康，善于与人相处，乐于帮助别人，乐于与同龄人分享自己的喜好，形成他们初步的是非、美丑、善恶等观念，从而进一步帮助聋生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

二、本课题核心概念的界定

1.同伴交往

同伴交往指相同年龄或相似年龄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儿童之间的互动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儿童与同伴之间形成同伴关系。

2.同伴关系

研究者们大多将同伴关系分为友谊和同伴群体（团体）关系。其中友谊主要指儿童间一对一的关系，而同伴群体（团体）指一些在年龄、身体、社会地位等方面极为接近的儿童所组成的群体。同伴之间的友谊关系和群体（团体）也是本项目对聋生同伴交往研究中主要关注的两种关系。

3.本研究所指的同伴交往

本研究所指的同伴交往，首先从交往主体来看，主要是指就读于聋校的低年级学生，他们年龄在6～12岁之间；其次从交往范围来看，主要是在学校情境中的同年龄段同伴之间、与学习和生活相关的交往内容。

由于聋生自身的生理特点，他们的交往模式与一般孩子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在与同伴交往方面到底具有哪些特点，并存在着哪些困惑，却常常被教师或家长忽视。因此，本课题正是基于了解并帮助聋生在同伴交往方面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试图通过科学的分析手段，深入详细地了解低年级聋生同伴交往的方式及其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影响聋生正常交往的优劣因素，为下一步的干预举措做好准备。

三、情报综述

同伴关系在儿童的发展中具有成人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国外从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开展同伴关系的相关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对同伴关系系统深入地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国外关于儿童同伴关系的研究

关于儿童同伴关系的早期研究与人们的儿童观紧密相连。在欧洲中世纪时期，人们没有意识到儿童与成人有不同的思想过程，儿童实际上被看作小大人。因此，人们并没有对儿童出现的心理和行为问题进行积极的研究。直到19世纪对儿童心理健康和行为问题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兴趣。人们认识到，儿童在社会和遗传上的大部分缺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救治。其中一个典型的实例是对一个名叫艾沃瑞的野孩儿进行的教育。20世纪30～40年代，有关儿童同伴关系的研究在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成果上都有较大进步。研究者考察了婴儿间的互动、社会参与、群体动力等；皮亚杰（Piaget.1932）在他的早期著述中论述了同伴关系在社会能力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正是产生于同伴关系中的合作与感情共鸣使儿童获得了关于社会的更广阔的认知视野。他指出，非常年幼的儿童是自我中心的，既不愿也不能意识到同伴的观点、意图、感情。然而随着游戏的开始，在平等互惠同伴关系建立的同时，体验冲突、谈判或协商的机会亦随之出现。这种冲突和协商不论是指向物体还是不同的社会观点，在引发折衷主义和平等互惠的观念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和同伴的交往使儿童认识到积极的、富有成效的社会交往是通过与同伴的合作而获得的。皮亚杰特别强调了同伴间的讨论和争论是道德判断能力发展所必需的。帕登（M.B.Parten，1932）从儿童在游戏中的社会交往角度把儿童的游戏分为5种：游戏的旁观者、独自游戏、平行游戏、联合游戏、合作游戏。这5种游戏随儿童年龄的增长按顺序发展。关于同伴关系的社会支持功能，沙利文（Sullivan，1953）提出友谊的功能是互相证实或互享兴趣、希冀和分担恐惧，肯定自我价值，提供爱和亲密袒露的机会。

二战爆发后，研究者基本上停止了对儿童同伴关系和同伴交往研究，基本致力于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二战后的冷战时期，研究者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儿童的学业和智力方面，对儿童的同伴关系的关注较少。对儿童同伴关系的研究从停滞到迅猛发展的转折点是1970年《卡氏儿童心理学手册》的出版。在《卡氏儿童心理学手册》的第二卷，哈吐普（Hartup）提醒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儿童的同伴关系在儿童的发展中起着重大作用，但有关儿童同伴关系的研究资料极为缺乏。他还强烈呼吁，研究者要进一步探讨同伴群体影响儿童认知和社会性发展的途径。20世纪70年代以后，儿童同伴关系及社会性发展研究迅猛崛起并蓬勃发展起来。

1.关于同伴交往意义的研究。同伴关系不良不仅会影响儿童当时的发展，还会影响儿童后期的社会适应（Parker，1987；Shaffer，1994；Coie，1990；Hartup，1992）；该方面的研究发现，儿童早期的同伴关系与其后来对学校的适应相联系，如儿童的同伴关系不良与辍学、较差的学习成绩等相联系。还有研究发现，儿童早期的同伴关系与以后的心理健康问题相联系，如童年期的心理健康异常、成年后的心理障碍、自杀、酗酒、犯罪等等（ladd&asher，1985）。ZickRubin、BeatriceWhiting和利西娜等人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同伴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儿童同伴交往与父母、同胞交往不可替代，与相同、不同发展水平同伴的交往对儿童的发展各有利弊二者兼备则最为理想。研究（ZickRubin）发现有些儿童的同伴交往活动对其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如对同伴过分依赖，有限的同伴交往会限制儿童的活动范围，亲密的友谊关系也能造成不安全感、怨恨和嫉妒，同伴关系的变化有时会产生失望和痛苦（苗雪红，2002）。

2.关于同伴交往特点的研究。分别从交往的年龄特点（利西娜）、性别特点（T.A.列宾娜）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学前期是同伴关系扩张的时期，特别是学前儿童教育机构中同伴关系成为继家庭之后的第二大社会系统。关于性别特点的研究表明①通过与朋友的互动作用不断延伸和扩大着友谊网，从而形成男孩的友谊广泛。而女孩友谊网的作用相对较弱，女孩的友谊较为集中，常常以二元的形态出现。她们更愿意与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不大愿意处在三者或三者以上的团体中。而正是由于女孩友谊的二元化使她们注重保持关系，与朋友冲突时，更可能从关系角度去判断不良行为更可能采取理性的行为，而男孩则相反。列宾娜指出儿童交往中的性别分离模式源于人类性别文化在个体早期就产生着很大的影响，要消除这一模式需要儿童园、家庭、社会的共同努力。

3.关于同伴交往影响因素的研究。研究发现，儿童的行为特点（Lee，1973；Schaffer，1977）、认知能力（Rubin&Maioni，1975）、教师对儿童的态度（Miller&Gentry，1980）、家庭（Parke&Ladd，1992；Rubin，1994）、情景因素等都会影响儿童的同伴交往。尽管情景因素最不稳定且较为复杂，但相关研究也反映了一些特点②儿童在拥挤的空间内更多地表现攻击及竞争行为（Aiello，Nicosia&Thomp2son，1979）；适量的玩具会导致儿童与同伴游戏的增加（Vandell，Willson&Buchanan，1980）；玩具的性质及其它环境条件也影响儿童的交往，独自游戏和平行游戏多见于绘画、图书角及其他较为安静的环境中。布娃娃区则多为角色游戏和合作游戏（Rubin，1977），户外活动中则多为消耗大量体能的大肌肉活动且有较多的合作游戏（Hartu，1983）。

4.关于儿童同伴交往中攻击行为（或侵犯）的研究。由于攻击行为是儿童同伴交往中较为常见的行为，因此关于攻击行为的研究也较多。劳伦茨提出有情感性攻击与工具性攻击之分；哈特普（hart2up）提出有敌意性攻击与攻击性攻击之分。道奇（dodge）等人提出反应性攻击与主动性攻击。研究者从各种纬度来对攻击进行了分类和解释。劳伦茨从习性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攻击是人类和动物的一种本能，人和动物攻击的趋力来自内部，和外界刺激无关。随着个体攻击的能量的不断积累，必须借助于攻击行为或暴力活动才得以周期性地释放；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儿童的攻击是一种习得的社会行为；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强调社会认知在攻击行为中的作用。攻击行为的缘起、形式和发生频率随儿童年龄的变化而变化。儿童从学前期到青少年期，攻击性是相对稳定的。但攻击行为有性别差异：男性普遍比女性更具有攻击性（Cummings，Iannotti，&Zahn2Waxler，1989；Hyde，1986）；男孩多为身体攻击，女孩多为言语攻击；小学高年级以后，男孩的攻击行为多指向同性，身体攻击的意图更加明显；女孩的攻击行为多为言语攻击，基本上都是指向其他女孩；男孩之间的攻击行为要比女孩之间或异性之间的攻击行为多得多。影响儿童攻击行为发展的因素包括：生物学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文化、家庭、媒体）等等。总之，儿童的攻击行为并非由单一因素构成，而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

5.关于同伴交往困难及交往过程中问题行为的矫治。心理学家主要从认知角度（解决人际问题的认知技能训练）、行为角度（榜样策略、行为塑造）、情感角度（移情训练）进行训练及教育干预③。研究表明，最好的治疗同伴关系困难的方法是将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从总体来看，国外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来进行：一是动态维度，主要考察儿童的行为互动，如同伴间的攻击、利他行为，另一是静态维度，着重关注友伴间的关系状态，如同伴接纳、友谊和孤独等，目前研究的新视角主要从性别差异、情感、发展性和跨文化等角度入手。

（二）我国关于儿童同伴关系的研究

国内关于儿童同伴关系研究的兴起一方面受国外相关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独生子女群体的出现，使得对同伴关系的研究成为众多学科研究的热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研究人员首先对国外有关儿童交往研究的介绍，然后在了解和借鉴国外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儿童的同伴交往进行本土研究。这一时期，儿童同伴关系和同伴交往的相关研究既大量散见于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当中，也有对儿童的交往及能力进行教育干预的研究。例如，叶玉华（1986）介绍了国外关于国外儿童交往积极性的一些实证研究，章炎（1989）介绍了儿童交往技能和行为方式思维培养，潘杰（1989）介绍了儿童男女交往的特点，郑建成（1990）考察了儿童园大班儿童的社会交往，庞丽娟（1991）对被拒绝和被忽视儿童的社会交往进行干预研究，王国祺（1988）探讨了儿童侵犯行为的矫正和亲社会行为的培养，徐晓华（1989）探讨了儿童退缩行为的矫正。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主要侧重于对儿童同伴交往问题的探讨及交往能力培养的实践探索。近几年来④，有关儿童同伴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同伴交往的互动关系，其研究趋向于探讨社会系统的文化和区域价值观为背景的、学校或课堂中的角色与个体特性的交互作用。

1.关于同伴交往的意义：研究表明，同伴交往可以促进儿童认知水平的提高（符明弘等1992），有助于儿童社会化（朱玉红1996），有助于儿童观点采择能力的培养（张文新1999），同伴交往影响儿童亲社会行为，同伴关系良好则亲社会行为较多（李丹2000）。

2.关于同伴交往特点：年龄方面，儿童交往水平随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由不稳定逐渐趋向稳定，大班儿童交往有了一定的稳定性（王小英，1994；杨丽珠，1994）。在儿童交往能力发展过程中，小班到中班时期出现了一个加速期，中班与大班儿童交往水平相差无几（王小英，1994；王馥诤，1988）。采用自然观察法对儿童攻击研究中发现：在全部攻击性事件中工具性攻击比例略高于敌意性攻击，小班儿童的工具性攻击极显著地高于敌意性攻击，中班儿童的工具性攻击和敌意性攻击行为次数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大班儿童的敌意性攻击次数极显著地高于工具性攻击次数。性别方面，王小英（1994）研究发现：3～6岁儿童同往多于异往，在3～4岁组二者差异很小，在4～5岁组男孩与同往几乎是与异往的两倍，而女孩则无此明显的差异，男孩交往对象极广，5～6岁组儿童与前两组相比发生了逆转现象，女孩与同往的次数几乎是与异往次数的两倍。而男孩则无此明显差异，女孩交往水平高于男孩，女孩的合作游戏明显多于男孩，男孩对同伴做出的消极反应明显多于女孩，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受到拒绝（颜希毅，2000）。

3.关于交往方式：王小英（1994）研究发现：3～6岁儿童总体上以言语交往为主，3～4岁儿童言语交往占58%，身体接触占20%，4～5岁儿童言语交往占72%，5～6岁儿童言语交往有所下降。

4.关于同伴交往的影响因素：儿童的基本行为特征、儿童的性格、体形、情绪情感特征、交往的积极主动性、社交技能与策略、空间距离（如家庭住址的接近、班级座位的接近）（庞丽娟，1991；王振宇等，1992；束从敏，1997；李德显，2001）、教师因素（束从敏，1997）、家庭因素（父母受教育程度、教养方式、家庭结构、家庭心理气氛、父母交往方式等）、情景因素（朱家雄1996）等都对儿童的同伴交往产生影响。曹安（2000）研究发现：由父母独自抚养儿童的三口之家的居住环境最有利于儿童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由老人或其他人抚养的儿童社交水平较低，父母有无工作对儿童社交水平无显著影响，影响儿童社会交往能力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交往的质而非交往的量。朱家雄（1996）对不同社会密度的活动室中儿童行为的对比研究表明，在社会密度高的活动室内，儿童干扰同伴活动的行为较多，较少出现合作行为，儿童与同伴身体接触较多。

从目前我国关于儿童同伴交往的研究状况来看，主要侧重于对儿童现实交往问题的探讨，教育对策的思考及交往技能和良好交往行为的培养。

（三）国内外有关聋生同伴关系的研究

国外关于聋生的同伴交往研究大多是在融合教育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其中多数研究都探讨了聋生在融合环境中同伴交往所受到的限制。比如，有研究发现，在融合学校中，正常学生往往都会处于亲社会的目的而和聋生成为朋友，聋生也往往会感觉自己被忽视了（Nunes等，2001）。也有研究发现聋生由于无法和听力正常的同伴进行足够的交往，因而他们更愿意回到特殊学校去（Musselman，1996）。此外，不少研究都发现，在融合环境中，虽然聋生有着和听力正常儿童交往的机会，他们还是更愿意选择存在听力障碍的学生进行交往（比如Lederberg等，1986；Rodriguez等，1996）。

国内针对聋生的同伴交往研究不多。对幼儿（王永华，1998）和大学生（李强，2004）的研究都发现聋人的同伴交往和同伴关系都存在一定的障碍。此外，马珍珍（2006，2008）针对聋校初中生的同伴交往进行了研究，发现了聋校初中生表现出对听障人群体、对家庭和学校的较大依赖性，稚嫩的交友观念和浅层次交往行为之间形成互动。此外，他们的友谊质量和主观交往感受都比正常人群要差。马珍珍（2006）还对影响聋生同伴交往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成绩、外貌、性格、归因风格等因素都对聋生的同伴交往有影响。

总之，国内外的研究大多发现，由于存在语言的障碍，不论是在特殊学校还是融合学校中，聋生的同伴交往水平相比健全人而言都有着一定的差异。

（四）关于儿童同伴关系研究的方法

在儿童同伴关系的研究中，有学者（Pepler等，1998）总结出了四类方法，分别是儿童自我报告法，同伴互评法，成人报告法和观察法。其中，同伴互评法较为常用，而同伴提名法就是同伴互评法的一种，其基本实施方法是，让被试根据某种心理品质或行为特征的描述，从同伴团体中找出最符合这些描述特征的人来。比如以“喜欢”和“不喜欢”作为标准，让儿童说出班上他／她最喜欢或最不喜欢的三个同学，然后对结果进行处理并做出解释。这种方法起先运用于针对青少年的研究，后来经过一定的改进以后也被运用到了幼儿的同伴交往研究。同伴提名法主要可以达到以下研究目的（庞丽娟，1994）：其一，了解儿童同伴群体的整体人际交往状况和结构；其二，了解儿童同伴群体中每一个个体的人际关系状况及其在同伴群体中的地位；其三，根据提名结果将儿童划分为不同的社交类型。

但是，由于同伴交往的复杂多变性，同伴提名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有学者（Hanish等，2007）认为同伴提名法在研究个体的社会关系地位或者成对关系（dyad）时比较理想，然而，一旦从上升到诸如三阶（triad）、四阶（tetrads）、小团体（clique）等更高阶的关系网络时，同伴提名法则不是十分适合。此时，使用社会网络分析（socialnetworkanalysis，SNA）的方法则可以对这些更高阶的同伴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并可以进一步分辨出在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以及处于边缘地位的儿童。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于以群体为单位的分析更为适合，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针对复杂网络进行快速的计算和分析成为了可能，社会网络分析法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使用来研究同伴交往（比如Harnish等，2007，2008；Espelage等，2007；Rodkin等，2007，等等）。

纵观国内外文献，似乎没有专门涉足于聋校学生在手语和口语的不同教学环境下的同伴交往的研究。此外，社会网络关系的研究方法虽然在正常儿童的同伴交往中已经有一定的应用，但是还没有利用这种方法对聋生的同伴交往进行的研究。

【注释】

①赵海钧、冯维.西方儿童童伴研究的新视角[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5）：4-7.

②VastaR、HaithMM、MillerSA.ChildPsychology：TheModernScience[M].NewYork：JhonWiley&Sons，Inc，1995.612.

③王争艳.促进被拒绝和被忽视儿童的同伴交往的三种训练法[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0，（1）：6-11.

④王朝霞.关于儿童、青少年同伴关系研究的进展[J].阴山学刊，2002，（3）：82.

【参考文献】

[1]李丹.《儿童发展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申继亮等.《当代儿童青少年心理学的进展》，浙江教育出版社.

[3]张文新.《儿童社会性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万晶晶、周宗奎.国外儿童同伴关系研究进展，《心理发展与教育》，2002，3.

[5]石伟、张进辅.国外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对行为倾向影响的研究，《心理学动态》，1999，1.

[6]赵海钧、冯维、赵丹霞.西方儿童同伴研究的新视角，《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5.

[7]邹泓.社会技能训练与儿童同伴关系，《心理学》，1996，2.

[8]邹泓、林崇德.青少年交往目标与同伴关系的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1999，2.

[9]叶子、庞丽娟.论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的相互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1999，4.

[10]王争艳、王晶生、陈会昌.促进被拒绝和被忽视幼儿的同伴交往的三种训练法，《心理发展与教育》，2000，1.

[11]王美芳、陈会昌，小学高年级儿童的学业成绩亲社会行为与同伴接纳排斥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000，3.

[12]青少年同伴关系网络结构的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1994，2.

[13]郑宇、方晓义.青少年吸烟行为中同伴团体界定方法的发展，《心理学动态》，2000，1.

[14].中学生道德判断推理水平、同伴关系和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心理学》，2001，11.

[15]陈会昌等.青少年对家庭影响和同伴群体影响的接受性，《心理学》，1998，8.

[16]吴放、邹泓.幼儿与成人依恋关系的特质和同伴交往能力的联系，《心理学》，1996，1.

[17]方晓义.青少年最亲密同性友伴的相似性，《心理学报》，1997，3.

[18]陈建文、黄希庭.友谊关系与人格适应，《心理学动态》，2000，3.

[19]李淑湘、陈会昌等.6～15岁儿童对友谊特性的认知发展，《心理学报》，1997，1.

[20]邹泓.同伴接纳、友谊与学校适应的研究，1997，3.

[21]高琨、邹泓.处境不利儿童的友谊关系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2001，3.

[22]俞国良等.学习不良儿童孤独感、同伴接受性的特点及其与家庭功能的关系，《心理学报》，2000，1.

[23]容卉.影响聋童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的因素，《心理学动态》，1996，3.

[24]学前儿童在游戏中社交和认知类型发展的研究——中美跨文化比较，《心理学》，1995，5.

[25].榜样影响儿童利他行为发展的实验研究，《心理学》，1995，5.

[26]杨渝川、郑淑杰、郑日昌等.儿童对所属同伴团体的选择和适应，2002，2.

[27]朱冽烈.学习困难儿童的注意、行为及同伴关系的研究，《中国特殊教育》，1999，3.

[28]邹泓.中学生的社会支持系统与同伴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1.

[29]王朝霞.关于儿童、青少年同伴关系研究的进展，《阴山学刊》，2002，3.

[30]候爱民.国内儿童同伴关系的相关研究综述，《滨州师专学报》，2002，3.

[31]陈欣银、李伯黎.中国儿童的亲子关系、社会行为及同伴接受性的研究，《心理学报》，1995，8.

[32]廖红、张素艳.儿童友谊质量研究，《心理学》，2002，8.

[33]程利国、高翔.影响小学生同伴接纳因素的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2003，2.

[34]辛自强、孙汉银.青少年社会行为对同伴关系的影响，《心理发展与教育》，2003，4.

[35]杨渝川、郑淑杰.同伴团体对儿童青少年学业成就和社会功能关系的影响，《心理学探新》，2003，2.

[36]于海琴、周宗奎.儿童的两种亲密关系：亲子依恋与友谊，《心理科学》，2004，1.

[37]李燕燕、徐轶丽.同伴指导研究综述，《社会心理科学》，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