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关系范文篇1

一、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传播主体的转变

1.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关系不清的阶段

新闻传播活动有着多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在形成正式的新闻传播机构之前，新闻的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换进下，人们对于新闻传播主体的概念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没有将新闻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进行有效的区分，这时二者之间的关系处在朦胧不清的阶段。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当时人们在传播和接受的定位方面缺乏清晰的标准有一定的关系，新闻传播活动并没有与其他类型的传播活动进行主动的、积极的划分，而且新闻传播主体本身对于新闻传播的职业性认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对于新闻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的演变并没有给予更多关注。

2.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对立关系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在政治、文明、经济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这对于新闻传播领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大众传播方式的诞生，将新闻传播与其他传播方式区别开来，而且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从事相关的传播工作，这时新闻传播就成为了一种正式的职业，也改变了以往新闻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逐渐混沌关系的局面，形成了正式的对立关系，并且持续到当前。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加剧了新闻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对应关系，也正是大众传播模式的确定，正式将新闻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划分。虽然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也会发生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互换现象，但是却没有大规模发展，直到新媒体网络时代的到来，促进了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和谐统一。

3.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和谐统一

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新闻传播主体的主导地位发生了改变，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应用颠覆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单向的、被动地接受新闻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他们更希望参与到新闻传播活动中，而作为新闻传播媒体，也需要更多的走入到群众中，挖掘新闻素材的同时，了解大众对新闻传播价值取向的变化。在新媒体环境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闻传播主体，同时也承担着新闻接受主体的角色，但是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接受主体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是相对而论，转变的是新闻传播的方式和新闻传播主体的主导地位，形成了新的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

二、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传播主体转变的思考

1.注重受众媒介素养的强化

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媒介素养是影响新闻转播主体转变的重要因素。从当前我国新媒体环境的发展情况来看，大部分新闻传播活动都停留在简单的论坛、微博、新闻评论等方式，而所谓的新闻也仅仅是简单的实时信息或者十分常态的新闻，这种群众广泛参与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对于大众的媒介素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新媒体环境下，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新闻，也可以获取他人的新闻，并且做出评论、互动，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受众的知识面不同，所以在讨论公共事件方面必然会存在不同的见解，甚至造成巨大的意见分歧，引起争端，所以加强民众的媒介素养是新媒体环境下促进新闻传播主体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

2.加大对网络的监管力度

大众参与活动的方式已经由以往的被动接受，转变为大众主动参与，而且参与的方式大多是通过互联网讨论、评论等方式，但是大众参与新闻传播的过程存在很强的个人化特征，而且难免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些问题对于新闻传播主体的转变会产生潜在的影响。因此，需要加大对网络的监管力度，对受众的新闻传播方式和内容进行管理，保证新媒体环境的稳定运行。

三、结束语

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关系范文

论文摘要:一直以来,新闻与传播是两个边界不太清晰的概念。通过对比新闻与传播的实现途径、受众人群、传播机会、自身价值,并提取其差异化元素,廓清对这两个概念的模糊认识。对于如何保证新闻的客观公正,确定有效受众人群,实现传播效能的最大化,进行了初步论述。基于对新闻与传播社会与商业属性的比较判断,提出了选择新闻与传播载体的一些观点。

新闻与传播的概念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它们各自的传播途径与受众却有明显的区别。笔者就新闻与传播的途径,受众,传播机会以及分别的价值做了简要的分析与论述。

一、新闻与传播的途径对比

在一定意义上,新闻与传播在途径上是具有特殊的同一性的,由于新闻在传统的认识上是单指消息,通讯或者报告文学。其传播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局限,假设说新闻要通过一些具有普遍特点的活动,或者是具有特指性的宣传方式来进行传播的话,那么新闻也就不具有他的传播价值了。新闻的传播途径本身就是一种专指性的载体,例如: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它的范围也仅仅是局限在新闻的传播方式上,如果用海报的形式进行传播的话,那么新闻的传播途径本身就已经发生了偏离,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不把这种传播途径作为新闻的传播途径。那么传播的途径相对来说比较广泛,人们平时经常说的口头传播就是普通传播的一种形式。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把这种普通传播理解成一定意义上的非物质的传播形式,例如,某商场的促销活动,严格意义上说这种活动本身也是通过一定的载体来宣传商品或者服务的功能,但是却不能归类为具有时效性的传播,这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传播在途径上就决定了与新闻传播的不同,而所派生的效果也是多种多样的。新闻传播的途径在特定时候是官方性质的,也就是我们平常听到的“新闻机构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普通的传播是不具有这种潜在特征的,在传播途径上,新闻倾向与官方的,正式的传播,在辞令界定与形式上更加权威或者是具有它特殊的政策价值,直接成为大众生活的参照;也有的是宣传某种政策或者反映阶级政权的一种政治动态,那么这种途径就非常严肃;相反,普通的传播,我们也可理解成为是大众传播,它的传播途径比较随意,而且具有很浓厚的个性化色彩,也可能是商业化色彩,途径相对丰富,方式也比新闻更生动。

二、新闻与传播的受众比较

由于新闻传播具有本身的特殊性,那么它的受众群体就与大众传播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首先,新闻传播的受众是一些潜在的关系人群,传播内容与这个人群的需求有着某种利益关系;大众传播的受众则完全不受这种利益关系所驱使,它的传播内容与大众的需求关系不是那么紧密,对有的人群来说是有用的,但是有的人群则不需要那么高的关注度。其次,新闻传播的受众在新闻中他所获取的信息是政策性的,或者是精神层面的一种激励,在受众需求程度上,有的是必须的,有的则可能是来自某种心理关联;大众传播的受众在传播中获取的信息,第一它是具有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两种的,例如降价信息,商品销售广告;第二,大众传播的受众不具有政治倾向化,更不具有命令性或者政策的需要,它的传播对象有可能是无意识地接触或者认知,这一点就是新闻传播与大众传播受众方面的明显区别;再有就是两者的受众人群大有不同,新闻的受众人群的层次要比大众传播的受众人群层次要略高一些;再还有就是新闻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受众接受动机不同,新闻传播在新闻的角度上理解是近期发生的重大事情,或者新鲜的事情,具有一定的传播意义,受众的接受动机是主动的,因为本身新闻的传播途径就彰显了受众对新闻的关注度,大众传播受众的接受动机反而比较无序,它产生的传播效果远不如新闻传播具有更实际的意义,受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并不用接受他的某种指令,完全可以有选择地进行选择或者放弃,这在整个受众的关系利益中,大众传播的方式是被动的,也就造成了信息接受动机淡化的局面。

三、新闻与传播的传播机会比较

传播机会是传播内容所决定的。新闻传播机会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时效性,在新闻定义中就明确指出了是新近发生的事情,这种传播机会不仅要具有时间的限制,而且要具有实质的意义,宣传政策,宣传好人好事,或者是宣传某重大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它的传播价值就直接决定了传播机会要把握好,一旦丧失了机会新闻就会变成“旧闻”,对公众的生活便不能起到积极的宣传与信息传播的作用;大众传播的传播机会基本上是无定向的,可以随时进行传播,如商品信息、广告、公关活动等,它对于传播机会的界定不像新闻那样严格,同样的,两者的传播机会也就决定了信息的价值。

传播机会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来分析,新闻的传播机会是需要引起多数人的关注,这种人群的关注尽管不代表它的信息价值,但是潜在的价值却是大众传播所不能比的。自然地它的信息价值也就造就了新闻本身的价值。大众传播的机会人群相对来说又是特定的,在限定的人群范围,环境范围内传播信息。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时间可能长也可能短,决定其时间的不是信息的传播机会而是信息的价值到底有多少关注度。

四、新闻与传播的价值分析对比

新闻价值是客观性的,它是随着新闻的发生、新闻的价值而逐渐产生价值的。由于新闻多是社会性事件,它具有广泛的价值。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新闻的传播价值首先是它的客观教育意义以及新闻的时效性与关注度。其次是新闻传播的效应,例如:十七大召开与闭幕,新闻的潜在效应是它的价值主要元素,公众关注度高,会议的决策,产生的领导人选都客观地成为人们选择阅读或者接受的参照。再其次就是新闻传播虽然不具备商业化价值,但是新闻的价值无形中就转化成对社会,对公众提供的客观的参考。传播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策动,计划的成分,具有一定的主体意识,它的价值可能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或者可能是一个事件或者商品的具体化,表明观点与主张不确定或者隐含的内涵成分过多,其价值直接表现为商业化或者间接的效应,无论是经济效应还是社会效应。但是恰恰因为大众传播具有它特定的不真实性,夸张性,那么就很难与公众的心理产生接近性,越是接近性高的信息,其价值也就越大,因此新闻与传播的价值要从以上几个方面来剖析。

五、新闻与传播的特性分析比较

首先要区别的是新闻与传播的几个特性:新闻与传播的真实性与夸张性,新闻是真实的实践的反映,而大众传播则不同,它可以是虚构的或者是善意的夸张,不需要负具体的传播信息的责任,而相对与两者的价值来说,在官方,新闻的真实性的价值更加直接,而大众传播的价值则更加平民化,因为它毕竟是涉及到公众的生活、公众的物质生活,与利益相互关联。这种由公众精神,物质所派生的夸张也可能比新闻更具有它的特定价值;阶级性与非阶级性是新闻与传播在特征上的根本不同,新闻代表党的喉舌,主要传播党的政策与方针,具有政权的代表性。传播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存在它本身的私密性,或者广泛化,但是他代表公众的一面则更强劲;产业化的发展渠道是两者的最终发展方向,新闻的产业化是为政权服务,而传播的产业化则是为了使公众的生活更加便利,企业的宣传与形象建设更加丰富;导向与策动作用也是新闻与传播的关键区别,新闻必须具备导向的功能,它的意识是通过宣传而形成的,传播则不具有意义上的自觉,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传播是一种策动的手段,主要是满足公众或者企业的一种潜意识的动机;信息涵盖程度与文化的系统性,高度的信息涵盖是新闻的特定的价值所在,他所反映的是公众关心的事情,也可能其中并没有或者缺失了文化体系的生成,在一定程度上新闻就是一种硬性的“通令”,而传播在这方面更加具有文化体系的倾向,比如,企业在传播企业文化、产品文化、公关活动等,都具备了文化体系的自觉建设与宣传;以上特征直接影响着新闻与传播的信息素养。通过比对以后,新闻的价值与传播的价值就更加明朗化了。

我们知道传播学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学科背景,要说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决不会比传播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数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更亲近,因为我们知道,传播学的那些理论与假设都与这些学科有着密切联系。如果要说新闻学是传播学的分支,那么其他与传播学关系更亲近的学科在不久的将来也要成为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吗?一种学科不可能大得无边无际,否则那就大而化之而无能为力了。我们不禁要问:把传播学化为各种分支学科那将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它有可行性吗?所以可以得出,新闻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片面的。

参考文献:

[1]明安香新闻价值与传播的比较研究[c].《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媒介组织；组织传播；新闻生产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新闻媒介组织内部发生的一些变化令人关注：一个是媒介组织为应对竞争和环境变化而进行的结构重组与流程再造，改变了组织内部沟通的方式与机制。这种竞争不仅发生在同一种媒介内部之间（比如报纸和报纸之间），而且存在于不同媒介之间（比如报纸与广播电视之间）。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许多传统媒介组织在内部结构与流程的重组与改造方面，进行了多种方式的探索与试验，这种探索与试验必然对新闻生产过程中的组织沟通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对传统媒介组织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媒介组织大量运用各种新媒体技术在，积极跟踪或创新传播技术，而以数字化、及时性、互动性为特征的新媒体技术，不仅为媒介组织的新闻采集和的形式、载体与手段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媒介组织内部的沟通流程和机制，进而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

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组织的特性与常规是影响新闻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舒德森，2006），欧美学者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即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不过，他们的研究主要采取社会学的视角，很少聚焦于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对新闻生产的影响问题。近几年来有的中国学者也开始尝试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媒介组织，但对于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也鲜有涉及。组织传播学的研究表明，传播不仅仅是组织的一项重要功能和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而且传播本身也是一种组织过程：在传播互动中，组织成员演示、定型组织结构；同时，这种组织结构又对组织传播形态和模式予以规定。因此，研究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现象，将是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的一个全新的突破口。同时，在组织传播研究中，专门针对媒介组织的研究非常少见。因此，媒介组织传播的研究亦将丰富组织传播的理论探索。

和其他社会组织类似，媒介组织内部也有科层结构、劳动分工和生产流程，因此，传播活动贯穿于这些结构、分工和流程之中，并且具体演示了这些结构和流程，体现了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但是，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的是，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其生产者往往被视为专业人员，其产品则是一种文化制品。专业人员对于自主性的要求和新闻产品本身的文本性质，使得新闻媒介组织的传播具有独特的性质。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针对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调查，旨在探索媒介组织的组织传播与新闻生产的关系。因为缺乏直接相关研究成果作为借鉴、比较或验证，甚至关于媒介组织内部传播模式的完整描述都比较少见，所以，本文希望通过小范围、探索性的研究，大致描绘出报纸内部的传播现状，并尝试分析这种内部传播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作为探索性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锁定在报纸，因为相对而言，报纸的生产技术较广播电视和网络更为简单，从业者的沟通将较少受到技术手段的影响，便于观察。同时，本文也是一项比较性研究，比较中国上海和新加坡的各三家报纸。具体而言，上海的报纸选择的是《新民晚报》、《东方早报》和《上海日报》，新加坡选择的是《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和《我报》。跨国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于各自国家媒介的理解，也有利于检验研究结果的效度和普遍性。这6家报纸不能代表两国报纸的全貌，但是都具有各自国家媒体的典型特色，作为探索性研究的对象，能够提供研究便利并获得有意义的研究结果。

文献检索

直接研究媒介组织传播问题的文献很少，Jeffers和Lewis（1989）对美国一家中等规模报纸的组织传播研究，是我们能够找到的直接研究媒介组织传播研究的极少数成果之一。他们发现，基层新闻工作者认为自己与直接领导和发行人的沟通很少，因此建议增加组织各个层次的交流频率和数量，以促进组织信任和沟通氛围。该研究的范围和结论都十分有限，需要更大范围的深入研究。

在缺乏直接参考文献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媒介组织和组织传播的相关研究来建立研究问题和框架，新闻生产的组织研究所揭示的组织内部权力关系和生产常规，有助于理解在其间进行的沟通模式、方向和影响。组织传播有关传播与组织过程、组织沟通媒介的研究等，对于研究媒介组织传播具有参考意义。

西方新闻生产的组织研究

媒介组织研究是有关新闻生产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的把关人研究。在60-70年代，以英美学者为主的研究人员从现象学、符号互动论的视角，对媒介组织进行了现场观察、深度访谈等研究（Gitlin,1980；Gans,1979）。他们把新闻生产视为社会性的建构，其中组织的条线、常规等，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Tuchman,1978)。由于常规的存在，新闻编辑室内部的互动相对较少，除非特殊事件或反常情况，因此，专业记者在组织内部享有较高自（Ettema,Whitney,&Wackman,1987）。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新闻生产研究更重视新闻记者与新闻来源之间的互动，较少关注媒介组织内部编辑记者的关系（舒德森，2006）。

有关编辑记者关系对新闻生产影响的研究，主要从组织规范与专业规范入手，探讨记者的专业自主性，而编辑往往代表组织，成为记者的对立面。Breed（1955）认为编辑室通过社会化手段来贯彻新闻政策，而编辑室的“自己人”气氛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Gitlin（1980）发现，对于学生民主运动报道的歪曲也主要来自编辑部的控制和常规、文化。Gassaway（1984）则认为，编辑和记者都力图控制信息，因为他们对于告诉公众什么新闻持有不同看法。编辑的权威来自于组织科层系统，但是记者可以通过控制采访到的信息来抵抗编辑的权威。编辑记者协商控制以避免对撞和诉诸权力。

对德国与英美国家新闻生产的比较研究发现，德国报纸编辑部的专业化程度没有英美媒介高，编辑记者的分工没有那么明确、清晰，往往一个人承担新闻生产过程中采访、编辑、评论、拼版等多项工作，因而具有较大的自，也更少需要相互沟通（Kepplinger&Kocher,1990;Esser,1998）。不过，Esser特别指出，在一个编辑更自由、记者更自主的媒介，个人的偏见可能更容易出现在媒介内容中，如果编辑控制严格，这种偏见就会少得多。但是，组织偏见在这种程序中很容易体现。德国的报纸也有组织偏见，但没有那么明显。

有的研究则否定了编辑部内直接、明显冲突的存在。原本被认为是保证新闻从业者专业自

主重要依据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媒介组织环境中，其作用有限，有时反而与组织科层系统一起成为控制记者的工具（Birkhead,1986）。由于新闻工作的高度不确定性，媒介组织采用一般的科层控制比较困难，效率不高。因此，专业主义成为更有效的管理手段（Soloski,1989）。Soloski把编辑视为组织中位于管理层和从业者之间的一个管理角色，编辑使用各种手段保证记者遵循报纸的新闻政策，包括编辑会议、分配任务、批评责罚、监控报纸生产等。

90年代以后，美国不少报社实行内部改革，将传统的条线分工结构改为“团队”合作模式，有学者对其效果进行了评估（Hansen,Neuzil&Ward,1998;Gade&Perry,2003;Gade,2004）。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改革对于新闻生产的负面作用明显，记者队伍士气低落，而报纸质量未见明显改善。调查还发现，团队内部沟通大量增加，但是效率不高；上下级沟通不够，团队目标和任务阐释不明确，导致新闻从业者满意度下降。

媒介融合、重视报纸的视觉效果等一些新的新闻生产现象也导致新的组织问题。Lovrrey,(2003)考查了视觉设计专业人员作为一个小群体，在新闻设计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Singer(2004)发现，在报纸与广播电视合并以后，印刷媒体记者面临重新社会化的问题。固有习惯、与新闻编辑室结构相关的技巧和讲故事方式更难以改变。不过，这些研究没有直接涉及组织内部沟通问题。

中国新闻生产的组织研究与新闻专业主义研究

中国关于新闻生产的组织研究相对较少也较晚。两项关于报社的个案研究（洪兵，2005；张志安，2006）探讨了各种社会力量在编辑部内部的博弈与影响过程。他们所关注的报纸（《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都有着在报社内部探讨新闻专业问题的传统，这些沟通对话对于形成有利于新闻生产的文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些对于新闻从业者的调查发现，新闻专业理念在中国并没有相对一致的认识，常规化程度不高，编辑记者的自较低。陆晔和潘忠党（2002）认为，中国新闻专业意识的呈现表现出“碎片化”、“局域化”的特点，受到传统文化、新闻体制、受众市场、组织科层管理等多方面的影响。陆晔和俞卫东（2003）的调查表明，新闻工作者工作自主程度的自我评价与工作满意度的自我评价没有相关性，相反，新闻工作者的自身社会地位评价，对从事新闻工作的满意程度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潘忠党和陈韬文（2005）的调查则显示，新闻从业者衡量工作满意度时并不完全遵循专业主义的逻辑，也不能正确评估作为专业主义模式原则的工作自主性。

与西方一些学者批评新闻组织生产常规和专业主义的负面影响不同，中国的个案研究和抽样调查大多表达了对于专业主义及其在组织场域实践中的积极看法。用潘忠党和陈韬文（2005）的话来说就是：新闻的专业主义理念是目前“唯一能使新闻传媒成就其独立性，成为具有开放、理性、信息真实而且充分等特征的‘公共领域’的制度框架”，因此与西方对于专业主义控制的批评不能简单类比。潘忠党（Pan,2000）的田野调查发现，由于中国新闻改革引进市场力量而不改变政治体制，作为实践行动者的新闻从业者将现存新闻制度内部冲突转变为进行临场发挥和创造性实践的资源。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重构了政党-新闻系统的制度空间，并创造了独特的中国政党新闻的中心与边缘、前台与后台地带。因此，不能简单地把编辑部看作是控制的场所。

在中国新闻业界，人们更多地从媒介管理和组织结构角度切入编辑部的关系。李晓林、白子超（2000）认为，中国报社传统的“记者中心”模式不能满足新闻生产的高效率和专业化的要求，需要进行“编辑中心制”的改革。《人民日报》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进行了“编采分离”的改革（王晨，2007）。

组织传播相关研究

组织传播研究关注传播行为对于组织目标实现的影响，以及传播过程对于建构组织本身的作用。Taylor&VanEvery（2000）将传播区分为互动（对话）和文本两个层面，互动指的是行动者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沟通行为，而文本则是相对固化的传播实体，可视为互动行为的结果，同时又影响着当下的互动行为。考查一个组织的传播现象，可以从文本和互动两个层面展开。

与本课题相关的还有组织沟通中的媒介选择问题，信息丰裕度理论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解释框架。Daft和Lengel（1986）指出，组织成员的媒介选择与其信息需求相关，即降低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根据可获得信息丰裕度（richness）的高低，组织沟通媒介依次为：1）面对面沟通；2）电话；3）个人化材料，如信件和备忘录；4）非个人化的书面材料；5）统计材料。不过，这一理论也遭到一些质疑，Lee（1994）认为，丰裕度不应当仅仅是传播媒介的功能，而是传播媒介与组织环境互动的结果。在分析性别与E-mail使用研究中，Panteli&Seeley(2006)认为E-mail具有独特的文本特征，被信息丰裕度理论所忽视。因为根据这个标准，E-mail是书面的、异步的沟通媒介，不能提供丰裕的信息，因此是丰裕度低的媒介，但事实上，E-mail的特性是使用者组织环境的社会性建构。

新媒介在组织环境中的使用也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Shaw,Scheufele&Catalano（2005）有关即时通讯（InstantMessaging,IM）在企业组织中运用的实验研究表明，员工使用IM的比例和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与此同时传统的言语沟通并没有减少，文本沟通形式则大幅度减少。不过，E-mail的减幅不明显，可能是因为E-mail已经是组织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研究认为，IM有利于提高组织的生产力。

研究问题、假设与方法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集中探讨报纸编辑部的沟通模式及其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具体问题包括：

1、上海和新加坡6家报纸的管理者如何设计和控制沟通模式？内部实际沟通模式如何？有何共性与差异？相关问题有：1）采用哪些沟通手段或媒介？2）沟通的频率、方向和主动性如何？3）编辑记者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内外之间的沟通有无差别？

2、报纸内部沟通模式体现了它与新闻生产的何种关系？相关问题有：1）与新闻生产过程的关系；2）与新闻生产效率的关系；3）与新闻从业者专业自的关系。

根据文献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1、新闻生产作为一项组织化的知识生产，再加上特殊的时间要求，需要密切而高效的合作，因此，媒介组织内部沟通频繁，并贯穿于各个生产过程。

2、组织常规研究表明，为了确保组织的稳定性和生产效率，组织运作需要遵循一定常规，而不是随时随地的高度互动。西方媒介组织常规的形成也基于如此原因。因此，当新闻生产趋于常规化，从业者之间的互动沟通将适当减少。

3、为确保新闻生产的高效率低成本，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往往遵循特定的方向、路线，并以一定的权威角色为核心。

4、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形成专业共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从业者的专业自。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一步：2007年10月至2008年1月之间，我们对6家报纸主要负责人共计8人进行了深度访谈，以了解组织概况、基本结构、生产流程和组织传播基本情况，及其对于沟通模式的设计和控制。

选择6家报纸的主要理由和依据是：6家报纸分属两地的两家报业集团，且在报纸类型和定位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当然，由于历史、环境等各方面原因，无法一一对应。

《新民晚报》、《东方早报》和《上海日报》隶属于上海文汇新民报业集团，《新民晚报》1929年创刊，在上海乃至中国具有较大影响；作为晚报，定位于普通市民阶层，但新闻报道内容比较齐全，副刊也深受读者喜爱。《东方早报》2003年创刊，侧重于财经和综合新闻，追求“影响力至上”，重视时政报道。《上海日报》是英文报纸，1999年创刊，主要针对在沪外国人和英好者，新闻内容比较齐全。

《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和《我报》同属于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联合早报》由1923年创刊的《南洋商报》和1929年创刊的《星洲日报》合并而成，“被公认是一份素质高、负责任、报道客观、言论公正、可信度高的报纸，对中国的发展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华人世界中享有崇高的信誉”（该报网站内容）。《联合晚报》1983年创刊，定位一般市民，侧重娱乐和社会新闻，2006年10月改版以后开始适量增加硬新闻。《我报》2006年创刊，最初是一份免费华文报纸，2008年开始改为英华双语出版，内容比较全面，但相对简单。

第二步：2008年1-2月，我们对于上述6家报纸的编辑记者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这些从业者的组织沟通媒介、内容等基本情况，及其对于新闻生产影响的初步评价。作为探索性研究，问卷调查没有严格抽样，而是有目的地在编辑部发放（purposivesurvey），但在发放过程中注意了编辑记者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多样性。调查结果不具代表性，仅作为深度访谈的补充，反映较为广泛的从业者的沟通情况和态度。

6报共回收问卷95份，其中上海49份，新加坡46份。具体地说，两地报纸新闻从业者中女性比例，上海和新加坡分别为59.2%和78.3%。从年龄结构来看，30岁以下者，上海和新加坡分别为75.5%和47.8%，31－40岁分别为18.4和30.4%，41－50岁分别为4.1%和10.9%。受教育程度，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比例，上海和新加坡分别为95.9%和63.1%；受过新闻传播教育的分别为42.9%和28.3%。新闻从业时间，3年以下者，上海和新加坡分别为30.6%和28.3%，3－5年分别为34.7%和15.2%，6－8年分别为16.3%和8.7%，9－11年分别为6.1%和4.3%，12年以上分别为10.2%和39.1%。工作性质，上海和新加坡的记者分别为79.6%和76.1%，编辑分别为6.1%和15.2%，既采又编者分别为4.1%和4.3%，其他分别为6.1%和2.2%。

本文主要反映这两步调查的结果，依据这些结果，我们还将进行后续访谈和更大范围的调查。

主要发现

根据对各报主要负责人的深度访谈，以及编辑记者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两地报纸内部沟通状况呈现比较多的一致之处，不过，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沟通对象和具体沟通媒介的选择等方面有所差别，体现了两地报纸所面临问题、遵循常规的不同。具体内容如下：

1、两地报纸都有明确而相对固定的沟通程序和机制，记者编辑之间保持着较高的沟通频率。

根据访谈资料，两报都有比较明确而固定的纵向流程和横向协调的沟通机制。这与英美报纸的传统组织程序和机制比较相似，反映了新闻生产专业化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性系统组织的特征。对于记者编辑的调查也显示，在采访、写作的不同阶段，记者与编辑都保持着较高的沟通频率（见表一）。

2、两地报纸的编辑记者在各层次的沟通均比较主动。

从各新闻组织设置的正式沟通机制来看，横向协调沟通以中层（部主任）和上层（主编、副主编）为主；纵向流程沟通过程中，编辑记者、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则是双向互动，体现了新闻生产作为一个组织而非个人的过程。因此，记者个人并不能完全控制新闻生产过程。这与英美报纸相似，不同于德国报纸，也与中国过去的情形有所变化。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与不同对象沟通时，两地编辑记者的主动程度相差不大，都在3至4分之间（1为很被动，5为很主动）。相对而言，上海编辑记者主动性得分最高的是“与本单位同事沟通”，最低的是“与外单位同行沟通”；新加坡最高的是“与采访对象或其他新闻源沟通”，最低的是“与下级沟通”（见表二）。

3、两地报纸的部主任在新闻生产沟通过程中承担枢纽。

为进一步了解两地报纸的编辑记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具体沟通对象与方式，在调查问卷中，我们设置了两个具体问题：一个是如果所报选题不被部主任认可、采用时，另一个是如果对稿件被修改不满意时，记者如何反应（见表三）。

调查结果显示，如果选题不被认可、采用，两地记者所选择的应对方式比较接近，排序也基本一致，但部分选项比例有一定的差别。选项最大的是“跟部主任讨论”，而且新加坡记者比上海记者还高出6.7%，选择“跟本单位其他同事讨论”的比例也比较高，且两地基本相当；选择“跟编辑讨论”的上海记者多于新加坡记者，高出6.2%。上海记者选择“跟外单位同行讨论”的比例也高于新加坡6.6%。另外，选择“无所谓”的记者在两地都比较高，仅次于“跟部主任讨论”，而且新加坡记者比上海记者高出9.6%。选择“不满但不说”的新加坡记者也高出上海记者1.9%。

当记者对于编辑修改的稿件不满意时，选择讨论的比例都有所增加，而“无所谓”和“不满但不说”的比例总体下降了。不过，新加坡同行“跟部主任讨论”的比例总体高于上海，加上“跟编辑讨论”的比例略有上升外，其他选项比例都有下降。相比之下，上海记者对改稿不满时，还增加了与编辑、本单位同事和外单位同行的沟通。另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上海记者“不满但不说”的比例，不仅比选题不被认可时增加了很多，从9.5%上升到26.2%，而且也远高于新加坡同行的2.8%。

“无所谓”反应了一种习以为常的状态，可能是常规化的结果。也许暂时无损于组织的士气或者工作效率，但长此以往则不利于创新与发展。“不满但不说”可能表明从业者对于某种生产方式或者理念并未真正认同，但由于组织氛围、习惯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或不愿进行讨论，这对于士气与发展都是潜在的威胁。当然，过多的讨论也可能影响工作的效率。

另外，无论是针对选题还是改稿，约有一成左右上海的记者会选择跟外单位同行交流，这在新加坡很少见。这反映了上海记者跨组织的交流习惯，对于形成超越组织的专业认同与同行支持

有所助益，但可能不利于组织认同的建构。

4、两地报纸在新闻生产沟通过程中大多采用直接互动方式（包括面对面交流和媒介化的沟通），而较少成文规范的支持。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记者与编辑之间所采用的沟通手段，在新闻采写的不同阶段基本相似，而在两地之间差异比较明显。上海记者在上报选题、采访和写作过程中，选择的沟通方式首先是面谈，其次是电话，占第三位的是手机短信（报题）或即时通讯（写作），E-mail、会议与书面方式都很少。新加坡记者的首选方式也是面谈，但是电话的使用明显低于上海同行，E-mail的使用则远高于上海。另外，会议沟通在申报选题和采访阶段也高于上海，手机短信和即时通讯则比上海低得多（见表四）。

与记者的选择略有不同，编辑在布置选题以后与记者的沟通方式中，面谈与电话都很重要，尤其是新加坡编辑对于电话的重视远高于新加坡记者。新加坡编辑对于E-mail的青睐同记者一样，也远高于上海编辑，而上海编辑对于即时通讯和手机短信的选择则明显高于新加坡编辑（见表五）。

两地记者偏爱的沟通方式具有一些共同特征：1）都是人际沟通，群体沟通和正式沟通较少；2）从媒介特点来看，丰裕度(richness)较高，更符合新闻生产的特性。上海的记者编辑更偏爱沟通的即时性，这一特点有利亦有弊：1）着眼于提高生产效率，正规化程度不高；2）着眼于处理具体事务，群体性、一般性的探讨不足。

另外，访谈资料还表明，无论是采访报道原则，还是新闻伦理道德，两地几乎都没有成文规定，这与英美报纸有所不同。只有在情况变化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才有相关书面规定出台，比如新加坡《联合晚报》改版以后强调视觉效果，为统一编辑工作，减少大量的直接互动而对色彩、字体等进行了规定。

在6家报纸中比较例外的是上海的《东方早报》。从创刊伊始即订立了比较完善的成文规范――《采编手册》，内容涉及条线分工、版面定位、采编流程、基本规范、基本问题、基本要求、麻烦解决、突发新闻报道等等。当新闻生产过程中出现矛盾问题时，还会及时补充修订相关规定，比如有关国际报道的流程与规范。新加坡《联合早报》在早年也有过一些《新闻处理注意事项》、《新闻报道法律须知》等书面规定，但久未更新，在今天的新闻生产中几乎不再参考。上述数据分析表明，两地报纸更倾向于采用口口相传的沟通方式，演绎和传承组织文化。

5、两地报纸的沟通设计体现了不同的组织目标。

第一、上海的3家报纸在组织沟通上强调生产效率，对于记者向编辑报题的时间规定严格。相对而言，新加坡3家报纸的报题时间灵活宽松一些。当然，这并非表明新加坡报纸不重视效率，相反，其效率体现在流程的相对简化上。

比如《东方早报》规定记者一般上午10点以前要报题，《上海日报》记者要求前一日5点以前在内网的dailyplan上填写次日采访安排，编辑主任在早上9点左右要整理稿单。《新民晚报》由于下午出报，所以在前一天下午还会召开选题策划会，商讨次日重点稿件。《上海日报》为了提高记者编辑沟通效率，还启用了短信平台系统，要求记者用手机短信从现场报告新闻的核心内容。即使如此规定，仍然有少量记者在采写之前并不向编辑报告。

新加坡记者也必须向编辑报题，但在时间规定上相对较为宽松，除非特别紧急，一般是采访回来向编辑报告。这不能理解为新加坡报纸不重视新闻生产效率，而是由于这些生产程序已经常规化，无需强调。

问卷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上海记者采访之前向编辑或部主任上报选题的比例（93%）明显高于新加坡记者（77.8%，见表一）。这是上海编辑流程再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加强新闻的整体性和编辑对于前方记者的控制。相对而言，在采访过程中，上海记者与主任的沟通明显低于新加坡记者。这表明，上海的编辑或部主任比新加坡同行更早地介入了采编过程。另外，上述沟通媒介的选择也体现了效率追求。

第二、上海3报的横向沟通机制重在解决条线、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而新加坡报纸更强调同一集团内不同报纸之间的协作和资源共享。

《东方早报》和《新民晚报》的一些部门都要负责部分版面的采访、写作和编辑。《新民晚》报部门分类较细，版面采编分配也较分散。前几年《新民晚报》曾经改革内部机制，采用大编辑部制度（上海新闻部），但由于人事等各方面原因，沟通成本并未降低；原来合并的部门现又独立出来。《东方早报》在创刊之初就采用大编辑部制度，比如大都会部，负责上海本地新闻，有自己固定版面。这种机制避免了部门之间沟通协调的障碍，但部主任就需要相对较大的权力。《东方早报》把评估记者每篇稿件的质量打分与奖金挂钩，而打分的权力即赋予了部主任。

上海报纸的合作沟通主要仍然在报纸内部，而非报纸之间，即使是同一集团不直接竞争的这3家报纸。比如，《东方早报》在部门内部推行“小分队”，强调对于重大新闻的协作。《上海日报》的短信平台机制，除了迅速报题，另一个功能就是便于网站采用和及时更新。

新加坡《联合早报》过去也曾经碰到“无人地带”或者重复报道现象，但主要通过总编辑或高级编辑主持的编前会、编辑策划会等来协调。同时，组长之间的沟通也比较便利，因为版面都是由编辑统一制作，部门利益冲突较小。而为了让subeditor能够更全面了解各组来稿和所有版面的新闻处理意图，所有subeditor都要出席5点的编前会。

对于现在的新加坡报纸而言，更为关心的是各报之间的协作和资源共享。比如《联合晚报》改版后，与原来竞争对手《新明日报》错开定位，加强联合，各抽调一些人马，成立新的“联合新闻部”。在新闻生产的流程中，两报和联合新闻部首先要保持相互沟通，避免撞车。因此，每天上午10：30，三个部门的负责人会定时召开统筹会议。《我报》改双语版，中英文分开编辑，在总编层面沟通协调；同时，又接受《联合早报》的稿件支持。

6、两地报纸对于组织传播效果评价基本正面，但并不太高。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沟通影响的评价，两地记者编辑的差别不大，总体而言，基本都在中位线上，只有新加坡编辑对于“在新闻编辑过程中，与采访主任或部主任沟通对记者影响”评价值低于3分（1分最小，5分最大）。不过，总体评价并不太高，都没有高于4分（见表六）。这种评价是具体效果的体现，还是从业者对专业自的保留，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就影响的具体方面来看，总体得分比较接近，都比较正面，但也不是太高。相对而言，上海编辑记者给分最高的是“与上级或下级的关系更融洽”，其次是“对新闻的理解更积极”，新加坡最高是“对新闻的理解更积极”，其次是“与上级或下级的关系更融洽”（见表七）。

讨论

两地报纸的上述组织传播状况，体现了组织性质、媒介定位、传统习惯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闻生产性质与流程对组织传播媒介、方向、内容、机制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同时，媒介组织传播又从组织氛围、专业共识、具体

操作等方面影响了新闻生产。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从上海与新加坡媒介组织传播的差异，我们也能够发现两地媒介组织在新闻生产常规化程度、记者专业自主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别，从而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新闻生产的性质、评估其社会效果。相对而言，上海报纸组织传播的频度和范围都比新加坡报纸略大，这可以理解为上海报纸面对市场压力的主动反应。虽然新加坡报纸的市场化程度更高，但竞争却没有上海激烈，尤其是在华文报刊市场，几乎为本文所调查的3家报纸所垄断。市场竞争对于新闻专业建设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促进专业主义的发育、发展，也可抑制其生长、健全。对于上海的报纸而言，需要反思的是，如何在保持高效互动的基础上，加强常规化建设，以促进专业规范与从业者的专业自主，为中国新闻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毋庸讳言，由于调查范围、调查方法等的限制，本研究所发现的一些现象可能无法在每一个具体情境中加以验证，也没有获得行动者本人的解释，因此还是不全面、不完整的。这将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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