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范文

关键词：内生增长;技术进步偏向;弱均衡偏向效应;资本收入变化

一、引言

一些研究认为，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上升（或等价地，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是由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较大、厂商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所致。但是这在两个方面产生了问题。首先是混淆了要素加强型技术和技术偏向性的概念。前者意味着某要素通过使用一项技术提高了自身的有效供给数量，后者意味着某要素通过使用一项技术提高了自身的边际产出。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的时候，资本加强型技术的属性是资本偏向的，会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小于1的时候，资本加强型技术的属性是劳动偏向的，反而降低了资本的（相对）边际产出（等价地，它提高了劳动的相对边际产出）。那么如果厂商更偏好研发资本加强型技术，而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数值小于1，结果应该是劳动收入占比提高，除非该值大于1。反之，如果厂商更偏好研发劳动加强型技术，而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数值大于1，结果也应该是劳动收入占比提高，除非该值小于1。但一些定量的测度表明，国内各产业部门中资本―劳动的替代弹性数值有些大于1，有些小于1（钟世川，2014），资本加强型和劳动加强型技术也是同时存在的。按照上述理论就很难解释资本收入占比不断提高的现象。其次是忽略了厂商的研发偏好，没有弄清“弱均衡偏向效应”的作用机制。厂商经常会就研发何种技术做出选择，如果存在资本深化趋势，那么不论厂商的选择如何，技术属性皆为资本偏向（如果替代弹性大于1，厂商会选择资本加强型技术，此时该技术为资本偏向;如果小于1，厂商会选择劳动加强型技术，此时该技术依然为资本偏向），从而导致资本收入占比的持续提高。这实际上也表明，只要存在“弱均衡偏向效应”，替代弹性的数值大小只会影响厂商关于技术类型的选择，却改变不了所选择技术的偏向属性，因而也就不能成为解释资本收入占比提高的核心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对引起资本相对收入（即资本收入/劳动收入，下文简称资本收入）变化的机制，即“弱均衡偏向效应”进行论证，接着利用中国1978年～201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剩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第三部分是相关机制分析，第四部分是数据处理及实证检验，最后对文章进行总结并给出相关建议。

二、理论模型

1.总体环境。

（1）存在一个CRRA偏好、时间贴现率为ρ的代表性家庭;不存在人口增长，劳动供给无弹性。

由技术偏向的定义可知，？滓>1时，该式为正值，此时普遍研发的是资本加强型技术，该类技术的水平将提高，进而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出，整个经济的技术特征呈现资本偏向;？滓<1时，该式为负值，此时普遍研发的是劳动加强型技术，该类技术的水平会提高，进而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出，整个经济的技术特征依然是资本偏向的。

结合上面的推导可知，无论？滓大于或小于1，K/L增加通常会提高资本的相对边际产出，进而表明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上升。当？滓>1，K/L上升使资本加强型技术QK（t）的市场前景看好，厂商更有动机研发这种技术，进而这种机器的质量水平相对提高，这提高了资本的相对边际产出（QK（t）是资本偏向型技术）;当？滓<1，K/L上升使劳动加强型技术QL（t）的市场前景较好，厂商更有动机研发这种技术，这种机器的质量相对提高，由（30）式可知此时资本的相对边际产出也是提高的（QL（t）是资本偏向型技术）。因此技术的弱均衡偏向效应决定了资本收入的提高，而并非由？滓的大小来直接决定。

四、相关数据与实证检验

1.数据描述。由于弱均衡偏向效应，资本收入的变化受变化的影响，而后者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投资和GDP增长率;同时，投资与GDP增长率又可能受到资本收入变化的影响。基于这种判断，可以构建一个三变量VAR模型来进行估计和检验，形式如下：

这里的VAR模型有三个变量：资本收入/劳动收入（2014年价）、实际GDP增长率和以支出法计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2014年价）。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以及CEIC数据库（网页版）。

我们利用GDP法计算1978年～2014年间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并此可以推出资本收入所占的比重并得到资本对劳动收入之比。计算劳动收入份额所涉及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网页版）和《中国统计年鉴》，一些省份的劳动者报酬数据在1993年之后才有，因此参考陈宇峰等（2013）关于劳动收入份~变化的数据进行推算得到1978年～1993年间的数值;进而可以得到资本收入的值，以kincome来表示这一比值。另外，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和CEIC数据库（网页版）中可以得到1978年～2014年实际GDP增长率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别以growth和investment来表示。

2.数据处理与实证检验。经ADF检验可知，kincome和investment两组时间序列均为单位根过程，因此要对其进行处理以转化为平稳时间序列。首先对kincome和investment做对数差分，分别以dlogkincome和dloginvestment表示，它们为资本收入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然后对三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这三组时间序列变量在5%的置信区间水平上不存在单位根，因而是平稳时间序列。

其次，根据信息准则来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结果表明，除SBIC之外，FPE、AIC和HQIC三项判断准则认为滞后两期较为合适，故该VAR模型为一个两期滞后的自回归方程组。

第三，对该VAR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模型的总体较为显著且拟合度较好，各阶系数的残差无自相关性;在以资本收入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第一个自回归方程中，投资增长率对资本收入增长率的变化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一期和二期滞后变量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值分别为0.195和0.457）。在而GDP增长率的影响则并不明显。以投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做解释变量的其余两个自回归方程中，资本收入增长率的一期和二期滞后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变量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投资增长率是资本收入增长率的原因，而GDP增长率则不然;但从总体上说，两者显著地构成了资本收入变化的原因。同时经检验可知，该VAR模型伴随矩阵的特征根均位于单位圆内，因而其是一个稳定的动力系统。

第四，通过脉冲反应函数的图像可以进一步考察投资和GDP变化对资本收入的影响，如图1、图2所示。

脉冲反应函数的图像显示，投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正向冲击会首先提高资本收入增长率：投资和GDP增长的有利变化使厂商倾向扩张产能，短期内K/L出现一个跃升，在弱均衡偏向效应下资本收入的增长因而有一个加速阶段;但正如本文模型所示，对新机器设备的采购同样将加速淘汰原有机器设备，这对K/L上升产生抑制效应;从中期来看，随着原有机器设备陆续折旧完毕和新机器的持续补充，K/L回归自然增长水平，进而资本收入的增长率也趋于平稳。

最后，为检验该VAR模型的有效性，我们将2005年～2014年的数据进行样本外预测，并观察预测值与实际值的拟合程度，结果如图3所示。

从图3中可知，该VAR模型的预测能力较好，三组时间序列的预测值均位于置信区间且拟合度较高。从预测结果看，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也分别呈现下降趋势，而资本收入的增长速度也相应呈现下降趋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三组时间序列变化更趋一致。这与现实情况是相符合的：金融危机后受外需下降和国内扩张性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产出增长率下降并同时伴随产能过剩的加剧，进而导致资本边际生产率降低和投资增长速度放缓，由此使得资本收入的增速下降。进一步表明了相关变量之间的长期协动关系，而这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的弱均衡偏向效应所致。

五、总结

本文基于技术偏向效应的两部门增长模型阐明了资本收入变化背后的机制：经济中不同类型的技术，在资本深化趋势下将产生弱均衡偏向效应，因而国民收入结构中出现资本对劳动比重持续上升之势。这实际上反映了厂商的创新、技术研发的倾向或偏好。以此作为理论依据，本文构建VAR模型，并利用中国1978年～2014年的相关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所得结论证实了模型的论证，即技术偏向效应引起国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导致资本收入持续升高。当然，本文的相关论述仍需进一步完善，例如可以引入贸易部门，考虑开放环境下技术偏向变化如何影响相关的结论。

参考文献：

[1]陈宇峰，贵斌威，陈启清.技术偏向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再考察[J].经济研究，2013，（6）：11-216.

[2]姚毓春，袁礼，王林辉.中国工业部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J].中国工业经济，2014，（8）：44-56.

[3]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经济研究，2009，（1）：70-81.

[4]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济研究，2009，（3）：27-41.

[5]戴天仕，徐现祥.中国的技术进步方向[J].世界经济，2010，（11）：54-70.

国民技术范文篇2

关键词：新技术PBNHUDADS-BGLSEFB追踪监控

中图分类号：V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3（b）-0061-03

党的十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民航的发展应把握好提升运行品质与强化科技支撑的关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保证飞行安全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新技术本身就是创新，新技术的应用推广就是发展理念创新的实践过程。新技术不仅包含扮演革命性创新角色的航行新技术，也包含需要延续性创新从而更好地适应未来发展的已有技术和手段。目前，我国民航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在新技术应用方面具有广阔前景。

中国民航新技术应用历经多年发展，已进入一个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在组织架构上，中国民航局（CAAC）于2014年底成立航行新技术应用与发展工作委员会，切实强化对中国民航航行新技术建设及应用工作的整体领导和系统把握。将基于性能的导航（PBN）、平视显示器（HUD）、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ADS-B）、卫星着陆系统（GLS）等确定为近期重点推行的4项新技术。在工作理念上，通过文件和领导讲话，灌输相应的思想，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系统推进中国民航飞行运行方式转变”总体要求，以更加积极进取的心态推广新技术，锐意进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从“局方主导”转变为“公司主动”。同时，CAAC强调要把新技术应用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提高民航安全水平和服务质量上来，做到成熟的要深化，不足的要补上，正在发展的要抓紧。

1各新技术应用与发展简介

1.1基于性能的导航（PBN）

基于性能的导航（PerformanceBasedNavigation，PBN）是国际民航组织（ICAO）提出的一种新型飞行运行方式和空中交通管理概念，对民航实现持续安全、增加空域容量、减少地面导航设施投资、提高节能减排和环保效果等具有重要作用，是我国民航建设新一代航空运输系统的核心技术之一[1]。2009年中国民航了《基于性能的导航实施路线图》，明确了中国民航从2009―2025年期间实施PBN的政策和总体工作计划。从2010年起，中国民航以九寨机场为例，开始推行公共RNP的概念，2013年在该机场强制实施RNPAR运行，九寨机场因此实现了双向起降，航班正常性同比提高13.9%，达到90.4%。目前，中国民航具有颁证运输机场215个，截至2015年底，176个运输机场具备PBN程序，101个运输机场全面实现PBN运行。预计到2016年底，具备PBN程序的机场将达到203个，全面实现PBN运行的机场将达到160个。

1.2平视显示器（HUD）

HUD（Head-UpDisplay），即平视显示器，是由一块经过特殊处理的平视镜、头顶投影仪、计算机、显示面板组成，与飞机的仪表着陆系统接收机、飞行管理系统（FMS）、高度和速度表、飞行控制系统、机载防撞系统（TCAS）、风切变告警（GPWS）等系统相连。飞行员无需频繁地抬头或低头就能够看到他所需要的飞行参数，对提升飞行品质和飞行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2]。2012年中国民航了《平视显示器应用发展路线图》，详细描述了HUD的发展计划，提出了总体的战略目标与时间节点。2015年11月10日、12日、14日，济南、青岛机场受大雾影响。山航启用基于HUD设备的RVR200米运行程序，顺利保障25个航班准时出港；3d内共累计借助HUD设备起降38班次，航班平均正点率提升10%。截至2015年底，中国民航具备HUD设备的飞机超过300架，已有20个机场具备了HUD特殊I类运行标准，着陆最低标准由原来的DH60/RVR550降低到DH45/RVR450米，3个机场具备了HUD特殊II类运行标准（DH30/RVR350米）和RVR200米起飞标准。2016年，中国民航将在62个机场公布HUD特殊I类标准（DH45米/RVR450米）；在4个机场（上海/虹桥、郑州/新郑、海口/美兰、贵阳/龙洞堡）公布HUD特殊II类标准（DH30/RVR3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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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移民；海外高级人才；法律制度

技术移民是移民的一种，是靠申请人的文化程度、职业技能、语言能力等方面的综合实力来申请移民。对技术移民的理论界定也处于空白状态，就国际流动人口而言，技术移民（skilledmigrant）又称高技术移民（highskilledmigrant）或一般技术移民（generalskilledmigrant），指离开本人祖籍国或此前的常驻国，跨越国家边界，以自身技能为条件合法迁移另一国家的人[1]。国外（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在技术移民制度的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我国探索建立技术移民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应研究分析这些有价值的经验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问题，建立适合我国的技术移民法律制度，吸引更多海外人才，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移民申请——独立技术移民制度

从技术移民的申请的角度出发，有雇主提名技术移民制度和独立技术移民制度。雇主提名技术移民制度指外国人必须先获得该国雇主的工作邀请，然后才有资格申请移民；独立技术移民制度是指外国人在没有工作邀请的情况下独立地向移民管理部门提出工作签证或永久居留的申请，而不需通过企业或政府，直接获得移民资格的制度。

几乎所有允许外国人来本国工作的国家都采用雇主提名技术移民制度，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及地区（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实行的是独立技术移民制度和雇主提名技术移民制度并行的政策。对于申请技术移民的外国人，独立技术移民制度相对于雇主提名制度申请审批时间更短、更加便利。实行开放移民政策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往往通过设立独立移民制度来增强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力，而实行严格移民政策的国家（如美国）则没有独立移民制度。

职业评估——人才/劳动力市场测试制度

人才市场测试制度是指一国通过市场来确定某个职位只有在本国劳动力无法胜任或者说本国劳动力市场空缺时，才能雇佣外国人担任此职位的制度，其目的是确保所引进的外国人才是本国所需要的或本国缺少的人才，这与技术移民法的制定初衷一致，即吸引本国所需要的人才。一国所要吸引的技术人才并不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某种技术能力，而在于这种技术能力是否为该国所需要。人才市场测试制度能够在保障一国人才就业和发展的基础之上吸引本国所需要的人才为该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人才市场测试制度一般遵循以下步骤：第一，判断所引进人才是否在紧缺人才的范围内。政府部门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评估会列出紧缺人才的范围，这些具有特殊条件的人才可以直接通过人才市场测试。第二，若所引进人才不在该国紧缺人才的范围内，则由雇主作为人才市场测试的主体进行人才市场测试，政府部门负责监督与审核。一般来说，为了保证人才市场测试的有效性，雇主在提交申请雇佣外国人许可材料的前一段时间进行人才市场测试。雇主必须在所在城市以及全国性的媒体（如报纸、互联网）刊登足够次数的招聘广告，并且在政府有关部门登记职位空缺，该职位对拟招聘人员的条件、资格要求不低于本国政府规定的工作标准。在此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通过雇主是否遵照了测试流程、该职位的薪资水平是否高于此职业当前地区平均水平、雇主对本国人才的培训记录等方面来综合考量。雇主只有在本国劳动力市场上没有招到合适的人才，且政府劳工部门没有向其推荐合适人才的基础之上，才能向外国人才提供该工作岗位。政府主管部门监督保证了人才测试制度的真实性，使得该制度真正发挥了作用。

人才评估——计分评估制度

计分评估制度是指一国对外国人的能力进行量化评估，通过计算各种能力所对应的分数对外国人的技能进行审核的制度。计分评估制度是随着独立技术移民制度的产生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独立技术移民由于没有获得工作邀请，无法进行人才市场测试，为了保证引进人才的质量，各国都制定了计分评估制度对独立技术移民进行审核。

计分评估制度也不仅仅应用于独立技术移民的审核。若人才市场测试不足以全面、有效、客观地审核雇主提名的技术移民，计分评估制度可以发挥二次审核的功能，能够帮助一国更加准确地选拔该国所需要的人才。例如申请英国五级技术移民第二级技能人员的工作签证，必须先获得雇主但保证，然后进行计分评估的考核。

计分评估制度通过计分机制对外国人才进行评估，大部分国家的计分机制中包括基础标准和具体计分标准，如美国、英国、新西兰、香港。但某些国家的计分机制中仅有具体计分标准，不设基础标准。基础标准是对技术移民的筛选的门槛条件，只有达到的基础标准的要求（一般包括年龄、学历、个人品行、健康状况、语言能力、个人财政能力等方面），才能有资格进入具体计分阶段。具体计分标准是用若干指标来衡量技术移民的综合素质，每个指标为若干等级，每个等级赋予不同的分值，通过将申请人的条件和指标等级作对比，给出每个指标的得分，从而得出该申请人的总分，如果高出合格分数线，则可以获得移民资格，否则不能获得移民资格。由于各国对“技术”的理解不同，各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所需的“技术”和技术人才类型也不同，具体计分标准也不同。一般来说，各国的具体计分标准都从年龄（age）、教育程度（education）、工作经验（experience）、语言能力（language）、适应能力（Adaptability）等反应个人能力的方面对技术移民计分来进行综合评估。

转换身份——身份转化制度

外国人身份转化制度是指外国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申请改变自己在移入国身份的制度。从技术移民的角度上看，外国人在一国的身份主要包括学生签证身份、工作签证身份、永久居留身份和该国国籍身份。身份转化制度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较为常见，随着外国人在接受国的情况不断发生变化，需要有身份的变化以适应这种变化的情况，从上述四种身份来看，国籍身份比永久居留身份、永久居留身份比工作签证身份和学生签证身份更能为外国人提供便利的条件和社会福利。

从学生签证身份向工作签证身份的转换上看，一些国家允许符合条件的毕业留学生毕业后在该国工作一段时间，在此过程中可申请转换工作签证。由于留学生具有在一国学习生活的经历，对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更容易在工作之后融入当地社会，优秀的留学毕业生也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人才储备的重要来源。

工作签证身份向永久居留身份的转换是各国技术移民法中最重要也是最常见的转换类型。外国人持工作签证在一国工作一定时间后会更加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在该国工作生活也进入到一个稳定期，从工作签证身份转向永久居留身份更容易吸引并且留住这些人才，提高引进人才的时效性，降低引进人才的成本。（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刘国福.技术移民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P：34

[2]国际移民组织.《国际移民法——移民词汇》[M].日内瓦：国际移民组织，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