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农业发展范文

关键词：近代经济；开封；转型发展

开封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古都，但是步入近代它的发展却不尽人意，城市地位降低，经济发展缓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之整理的史料，对近代开封农业、商业的发展进行考察，分析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希望为故乡日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一、开封经济近代化发展的背景

开封位于豫东平原，经济近代化的发展是在近代河南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受近代河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19世纪末以前，河南地处中原腹地，缺少近代交通条件，远离通商口岸，受近代资本主义冲击很小，人口在当时已达到三千三百多万，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的14%。但粮食产量只占全国粮食总产的3%，人口过多，加之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使得粮食人均拥有量少，粮食商品率很低。商业发展方面，河南当时资本主义成份微弱，商品交换极其不发达，对金融业务的需求也相对较少，造成当时总行设在开封的银行只有河南农工银行一家，资本额少。另外，由于远离通商口岸，直到1930年河南开放的商埠只有郑州一处。

开封邻近黄河，耕地面积大，气候适宜，千里平原，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经济的发展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发展、破坏、重振中循环往复。北宋时的开封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兼具着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两大职能，《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所描述的就是当时的盛况，令人神往。明朝时期，开封是河南省会，是文人雅士汇聚之所，商铺、餐饮、旅店业发达，品种全、档次多，适宜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明末，开封城毁于黄河水患。清中叶开封商业开始迅速发展，各地商帮在开封建立众多会馆，比如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山陕甘会馆。朱仙镇也在清代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商镇之一，是河运的必经之地，“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粮食、烟草是朱仙镇商业经营的大宗商品，典当业、手工业是其商业的重要组成部门。明末清初建立的景文洲汴绸庄，在乾隆时期发展最为鼎盛，织机99张，雇工200多人，分号5个，民营手工业得到发展。

二、近代开封农业的发展

无论是传统经济时期还是近代社会经济转型的时期，农业问题在中国始终占有重要位置。近代，开封的农业是在缓慢发展的。1908年7月，河南商务农工局在开封禹王台附近设农事试验场，由官钱局按月供银3600两。1924年，开封油料作物以花生为主，为求商品化盈利，他们排挤高粱、小麦、大豆的种植，陈留地区花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0%，1920年这一数据还仅仅是20%。据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记载，1921年―1925年，开封农产品出售部分占32.8%，家庭自用占67.2%，其中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是油料芝麻，占92.7%，最低的是大豆，仅占13.7%。由此可见，开封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且各作物的商品化程度严重不均。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农政机关明显增多，职责细化，河南建设厅下设具有科研性质的农业机构。1929年，在各市设立7所农林实验场，其中1所就设立在开封尉氏；1931年，将开封尉氏农林实验场改组为专门试验场，改名为开封园艺试验场，各试验场职责包括调查、试验、推广三部分；1932年12月，又将各农事试验场和林务局合并，进行农业科研。为推动河南省棉业的发展，1935年4月，在开封添设河南省棉业改进所，并于同年5月将位于郑州的棉业指导所总部迁至开封，设在河南大学农学院。1935年8月，河南省共建立农村合作社1283所，股金21.04万元；1936年，合作社达到1684所，其中信用社362所。各级农政机关的设立，旨在改良和推广农业技术，同时通过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解决农村及农业资本不足的问题，种植结构开始向农工商业转变，推动了开封的农业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

在这一时期，农具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开封县农业推广所在旧式耕犁上增加新式犁盘，在旧式播种器上增加播轮，方便耕地深浅粗细一致，丢种疏密一致。不足的是，这些农具的改造，仅在农业试验场使用，并没有在农民耕作中普及，肥料的使用仍旧是农家肥为主，化学肥料不普遍，传统农业的技术变革并不突出。

三、近代开封商业的发展

自古以来，开封就是“出入大贾小商之地”，是政治、商业活动中心。清末民初，开封的商户多集中在城中，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专营商品，如北书店街多书籍、笔墨纸砚，西大街多绸缎布匹等。近代开封，随着交通方式、城市布局的演变，形成了四大商圈。其一为开封南关。1906年4月19日，开封火车站战线与汴洛铁道正线接轨，4月26日的竣工通车，加之1907年2月开封火车站转车场的建成，开封南关逐渐开辟为商埠。其二为马道街。1913年10月，开封修复马道街路面，并安装了电灯，吸引大批商户迁入，马道街由此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商业区。正大林茶庄、张麻子剪刀店、谦信洋行的相继开业，及外埠商号上海正兴长布店的迁入，进一步繁荣了马道街商圈。其三为相国寺市场。相国寺市场从北宋开始就已有雏形，正如《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相国寺内万姓交易”，1927年冯玉祥改相国寺市场为中山市场，将寺内配殿、钟楼等租赁给商民经营，商业摊点云集，是各种京广杂货批发、零售的主要集中地，汇集了开封各色风味小吃。其四为模范商场。1928年，冯玉祥下令没收开封南土街“桐茂典”当铺，改建为“国货商场”，后改为模范商场，整个商场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四角各有角门，主要经营时货、布匹居多，基本是零售业务。同时，场内还设有“华光影剧院”，已具备了现代商场的雏形。

在开封四大商业圈的发展历程中，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洋货入侵的冲击、军阀混战中的搜刮，不少商户因此或负债累累，或倒闭歇业，商民及社会各界曾进行多次抵制运动。据《开封市志》记载，1905年，开展抵制美货运动。1912年2月21日，开封商界组织抵制外货，振兴国货。1919年9月21日，在马道街丰乐园成立河南国货维持会，制定具体国货维持简章，包括：车站设立检查处、扣留日货、从重处罚销售日货的商户等。时至今日，随着现代商业的发展，开元广场、中山路商业街、大商集团等商业圈的冲击，开封马道街、相国寺市场仍旧汇集众多商贩，以平价、批发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商户，不改昔日的繁荣景象。

近代开封商业各行业的发展，以贩卖业为主，生活供应业次之，随后是金融保险业。贩卖业中，又以饭食品类占多数。1935年，对开封城各业商号数量进行统计，共计6856户，贩卖业5447户，其中单是饭食品就有1527户，约占商号总数的22.3%，可见，开封餐饮业在近代是快速发展的，1926年创建的第一楼包子馆、“五福”食品店等一大批老字号驰名中外。金融保险业140户，约占商号总数的2.1%，与同期省内各地市相比，发展比较充分，官办资本在金融业中有绝对的控制权，近代金融业转型痕迹较为明显。据统计，1933年，开封各银行现金共计约2090444.70元，存款共计6307756.59元，放款共计3460767.66元。

综上，作为反动统治的政治中心，附近农产品及商品的集散地，近代开封商业表面上是繁荣的，实际上却备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及反动统治的剥削。近代开封的商业虽有发展，但失去了交通枢纽战略地位的开封，其商业仍旧是落后的。规模小，资金少，主要集中在市内商业贸易方面，对外贸易交流不发达，与省内其他新兴的交通便利城市相比，发展甚是缓慢。

四、近代开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作为消费型城市的开封，在近代，封建经济不断消沉，新型资本主义经济却因其发展缓慢，不足以推动整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总结其近展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影响近代开封经济的制约因素有以下几点。

其一，人口增长过快，制约开封经济的发展。据《开封简志》记载，1907年，开封人口为15万人，《河南统计月报》载，1925年，开封人口226758人，1936年为307071，仅十年间就增加了80000余人，1937年人口达到327949人。虽说开封位于黄河的冲积扇上，河道四通八达，物产丰富，棉花、花生、小麦种植丰富，但逃脱不了农业自给自足为主的状况，农产品大多被消耗掉了，商品化程度并不高。因而，人口增长因素不是开封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但一定是其制约因素之一。

其二，自然环境破坏的加剧，黄河水患的不断威胁。自金以后，开封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1910年地理学家张相文游开封时感叹“白气茫茫，遥望之无异沙漠”；1923年，康有为登龙亭时题词“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郭犹是，人民已非”。与此同时，黄河对开封的威胁并未缓解，1921年夏季的大雨，豫东数十县积潦为患，1922年春夏着手修浚从开封陈留向太平岗疏入下游；1938年6月军队更是扒开花园口，决黄河南泛入淮，开封的黄河干涸，惠济河断流。因而，开封的气候直接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的恶化又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

其三，失去交通枢纽，缺乏便利的对外贸易条件。1907年初，开封建设汴洛铁路，1914年改为陇海铁路至徐州，1930年又通至西安，这是开封对外交通的唯一铁路路线。1931年间修筑从开封至郑州、许昌、项城、菏泽、道口的公路，但是并不经常通车，朱仙镇的河运交通已然衰落，相比地处平汉、陇海铁路交点的郑州，开封交通区位优势不再，郑州成为农产品及外地工业品输入的转运中心，分流开封经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开封贸易的活力。

其四，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近代开封，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从清政府、北洋军阀、反动派的统治，开封经济繁荣的背后备受掠夺和剥削，近代开封的经济并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开封位于中原，鲜有帝国主义的直接投资，因而殖民地经济特征并不明显，官僚资本在此时也忽略了开封及诸如此类的传统内陆城市。虽然在外国资本的影响下，修建了铁路等交通运输业，但帝国主义只是将其作为经济掠夺的手段，或是通过中国的统治阶级把开封作为销售商品和收购原料的据点，同时也是控制整个河南省的据点，并没有起到推动开封经济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1-48页.

[2]贾贵浩.河南近代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与商品化发展.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

[3]黄正林.制度创新、技术变革与农业发展.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

[4]司长玉.《民国时期开封城市经济近代化转型研究》.2006年5月.

近年农业发展范文篇2

都市型现代农业，让农业“洋气十足”

当人们畅游在“番茄藤上爬、红薯空中长、黄姜堆成山、草莓天上挂”的奇异景象中，有滋有味地品尝着新鲜美味的农产品、感受着高科技和创意带来的惊喜的同时，也更多地了解了农业、关注了农民，共享都市农业的累累硕果。可以说，这次融会展、设施、休闲、精品、科普等都市农业新业态于一体的活动，是自2003年以来北京大力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大特写。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也看到，都市型现代农业一改以往人们对它“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印象，依靠高科技、先进经营管理模式以及文化创意理念，推动着农业产业的优化升级，使“土气”的农业变得“洋气十足”。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农业所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将逐步下降，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比重均为1%左右，而目前中国的农业增加值比重为10%，距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一定距离。就北京而言，2011年，其农业增加值占GDP仅为0.8%，而第二、第三产业分别为23.1%和76.1%，这一数据体现了北京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作为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其产业的基本构成已经与发达国家接近。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城市”，北京的农业份额虽然不足1%，但是其农业的规划和发展不仅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全国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那么什么才是都市型现代农业呢？通常，都市型现代农业是指依托都市的辐射，按照都市的需求，运用现代化手段，建设集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农业系统。近年来，北京农业在强化生产功能、开发保护生态功能、拓展生活功能的目标框架下，正逐步进行产业优化升级，不断向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纵深发展。下面，我们将进入到探秘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时刻。

发展农业生产功能，推动科技创新、产业融合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北京的农业科技资源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全国18个国家重点农业试验室有11个在北京；全国59个涉农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占14个；北京有29家涉农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130多家国家、市、区（县）农业科技推广机构，还拥有近2万名涉农科研人员及50%的两院院士。农业的科技创新贯穿农业生产、组织、流通的全过程，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环境友好技术，以及农业标准化体系和产品治疗安全追溯体系的建设等，无不体现着科技创新的力量并推动着农业产业的优化升级。通过对科技创新的持续推动，北京农业生物技术抢占了农业科技创新高地。首都着力推进的籽种农业发展迅速，“三中心一平台”（即中国种业科技创新中心、种业企业聚集中心、种业的交易交流中心和种业发展综合服务平台）的基本确立，更为北京打造“种业之都”奠定了良好基础。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农业科技贡献率已达6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北京农业技术合同成交额累计148.9亿元，是“十一五”时期农业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近2倍。北京现代农业已步入创新驱动发展的快车道。

产业融合也推动了农业外延的拓展，农业的产业链延长到了第二、第三产业。农产品加工是北京农业产业融合的主要形式，2010年末，北京农产品加工企业达1853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493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总产值达618亿元，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接近2∶1，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1～4∶1）。农产品加工业也形成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如首农、顺鑫、德清源等全国知名企业和品牌，带动了农业链条一条龙式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的产业优化升级。

拓展农业生活功能，发展休闲农业、创意农业

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消费观念、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亲近自然中放松心情正在成为人们休闲度假活动的首选。农业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满足人们“胃”的需求，而且也开始体现在社会层面，满足人们“肺”、“眼”、“脑”的需求。以观光、体验、住宿为主要形式的休闲农业成为首都农业向二三产业延伸的另一种有效途径，也成为郊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2012年，北京全市共有农业观光园1283个，实际经营的民俗旅游户8367户，接待游客人次分别为1939.9万人次和1695.8万人次，收入分别为26.9亿元和9.1亿元。这种农业经营模式拉近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距离，在消费者享受农业带来的愉悦环境的同时，也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赢。

另外，好的创意也成为提升农业价值的“秘密武器”，据统计，2010年北京市拥有创意农产品30余种，初具规模的创意农业园113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创意农业节庆活动60多个，全市创意农业年产值达22.3亿元。例如，首届农业嘉年华就是把嘉年华的娱乐方式融入农业节庆活动中，此创意不仅给市民带来了观光、品尝、体验、娱乐、购物的，将农业的生活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让市民通过亲近农业、了解农业农村的相关知识，意识到保持和继承农业和农村文化与传统的重要意义。

开发保护农业生态功能，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

《2011年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生态服务价值监测公报》数据显示，在构成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生态服务价值的三部分价值（直接经济价值、间接经济价值和生态与环境价值）中，生态与环境价值占总价值的54.9%。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存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大力推行循环经济，实现了农业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与再循环。其中北京德清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用鸡粪生产沼气，不仅避免了污染，而且利用沼气发电，解决了养殖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实现了循环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近年农业发展范文

张之洞对农业科技、农业人才与农业发展的关系有深刻认识。晚清时期，中国仍是封建的农业国家，农业仍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因此，中国要自强，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张之洞指出：中国向来以农立国，“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2］（P156），中国具有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3］（P939）而“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3］（P939），原因是“农学不讲之故也”［3］（P939）。由于不讲求农学，致使中国缺乏专门的农业科技和人才，农民的整体素质低下，当欧美和日本等国运用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大力发展近代农业之时，中国农业则仍停滞在传统的经验农业上，“大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父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3］（P939）。因此，张之洞感慨：“愚民百万，谓之无民。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3］（P928）他对讲农学、育人才等的关系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指出“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3］（P939），而“兴农学”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亟应创设农务工艺各学堂，采用西法，实力讲求，以开风气”［3］（P928）。从而把农业科学、农业教育、农业人才与“修农政”有机地结合起来，明确了农业科技、教育与农业的关系。张之洞多次提到“农政”，虽没能找到其确切的含义，但从他多次谈及农政的内容分析，其“农政”应是一个涉及农业各方面的广义概念，既包括农业管理的制度、政策和机构，又包含了农业科学、教育和技术，与《农政全书》中的农政近似。

二、力倡农学教育，亲创农务学堂培养农业人才

张之洞极力倡导发展农学教育、培养农业人才，并亲创农务学堂，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创始人之一。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奏准于广东水陆师学堂内添设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五学堂，各招学生30名，并致电出使英国大臣刘端棻，分别延请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洋教习各一员，来粤教授［4］（P4）。其中植物学教师为葛路模（PercyGroom）。这或许是近代中国除教会学校外，在其他学校首次招收植物学类的学生，开中国植物学教育的先河。张之洞所理解的植物学，实际上是作物栽培学。张之洞在1889年10月上奏清廷的奏折中说：“植物一学，析其物质类性质，辨其水土宜忌，勒为成书。天时之穷济以人力，人力之穷辅以机器，于是国无弃地，地无遗力。”他在奏折中接着说：“农桑为生民之本，方今生齿日多，灾珍时有，岂可不巫为经营，此植物之学宜讲也。”［5］（P733）很明显张之洞在水陆师学堂中附设植物学一科，目的在于改进我国农业生产。由此看来19世纪80年代末的张之洞已有兴办农业教育的想法。张之洞的农业教育思想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代表了当时一批农业教育启蒙者如罗振玉、谭嗣同、梁启超、刘坤一、张謇等的农业教育思想，但他作为近代农业教育的典型代表，不但提出了很多农业教育见解，推动了包括农业教育在内的近代教育制度的制定，而且还亲自创建了最早的农务学堂。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期间，南京、上海已成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使他得以更广泛地接触西方文化，从而认识到欧美各国的富强在于教育事业之先进与发达。

1895年他在一份奏折上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在于兵，而不知外洋各国之强在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自学校，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6］（P648）他认为中国亟应效西洋，大力发展“专门之学”。他还划分“专门之学”为四大类，即交涉、农政、工艺、商务。这表明，张之洞对于“西学”优点的肯定与应用方面，已超过当时的洋务派。他重视引进西方农业科学和培养掌握西方农学的人才。1896年，他得知国际农学会议在德国柏林召开，即电告驻德大使许景澄，请其搜集有关农业的资料和选购适宜我国的农书寄回湖北翻译；他要求农务局将所译农书中关于新式耕作方法、新式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优良农作物品种等内容挑选出来，编订成册，在全省推广；从美、日聘请了农学教习15人来湖北传授农业知识，帮助中国培养农业人才；他还派遣学生去欧美和日本学习农业，以归国推广，并设立奖励政策。“学生有愿赴日本农务学堂学习，学成获有凭照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官职。赴欧洲农务学堂者，路远日久，给奖较优。暗资斧者，又加优焉。令其充各省农务局办事人员”［7］（P31－33）。1898年张之洞曾上奏《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提出“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2］（P156）。中国农业落后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新技术和农学人才，改变中国农民文化落后和保守急切需要创办农业教育，他认为“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宜设农务学堂。外县士人，各考其乡之物产，以告于学堂，堂中为之考求新法新器。而各县乡绅有望者，富室多田者，试办以为之倡，行而有效，民自从之”［8］（P135）。他指出了开办农务学堂的目的和对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还倡导乡绅大户带头办学。他主张将农学分为种植、水利、畜牧、农器四个子目。并建议“先于省城设农务学校，选中学校普通毕业者肄业其中，并择地为试验场，先行考验实事，以备分发各县为教习，并将各种各器发给通县，令民间试办。先则概不取价，有效则略取价值，务令报廉”［9］（P940）。通过农业科技教育劝导，提高农民的技术素质，推进农业技术近代化。19世纪90年代，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在各地开展，创建农学堂也作为学习西方以图自强的新事物付诸实施，张之洞在其中起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1896年8月，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期间，在南京设立储才学堂，分设农政、交涉、工艺、商务四门等，将农学列为各门之首。其中农政一门包括种植、水科、畜牧、农器四项内容［10］（P1081）。他还曾电请清政府出使大臣在欧洲聘请各门教师。南京储才学堂是一所包括农业教育在内的综合性的学校，也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学堂，因此，张之洞可称得上中国兴办近代农业教育的先驱［11］。1898年他调任湖广总督，在武昌又创建了湖北农务学堂。同年10月，在武胜门外宝积庵购农田百亩建筑校舍，1902年迁入，张之洞亲笔题写“凡民优秀皆如学，天下大利必归农”的对联挂于校门口，另择荒地2000亩为实验场。创建之初，设置农桑两科，招生20人。到1899年，招生50人，讲授方言、算学、电化、种植、畜牧、茶务、蚕务各门，要求“有志讲求农学、年在14至20岁以下，已习英文三至四年或未习英文而文理通顺、资性聪颖、官绅士庶子弟报名考试。”首聘美国教授白雷尔为农科教师，采购西式农具良种，聘日本峰村喜藏为蚕桑教师，还聘请多位留日学生为教师。1900年聘请曾任《农务报》总编的罗振玉为监督（即校长）。国学大师王国维于1901年到该校任日文译授。1905年升格为湖北高等农务学堂，分设农、林两科，四年制，前两年预科，后两年正科，并附设农林中学、农业中学、蚕业中学。张之洞创建的湖北农务学堂，是中国近代创建较早、影响较大的农务学堂。从学堂的学科设置、教师聘用、招生条件、学制规定来看，均具有近代性质，是张之洞近代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张之洞的教育实践领风气之先，1898年9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创办江宁农务学堂。据统计，清政府在新政期间各地设立的农务学堂有58所之多。这些具有近代色彩的农学堂，延聘外国人或留学生任教习，开设土壤学、园艺学、化学、植物学等与农业有关的近代自然科学课程，传播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促使农业与近代教育相结合，培养了一批近代农业人才，促进了近代农业教育的发展。在办学实践的基础上，张之洞亲自参与了晚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的审定，该学制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奠基，对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发生了重要影响。该学制的制定，使中国农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历史上首次被列入学制系统，以法规的形式进行了规范，结束了农业教育游离于学校教育之外的历史，也解决了农业学堂的兴办无章可循的状况，促进了近代农业教育的发展。新学制明确了农科教育的地位，对农科大学、高等农业学堂、中等农业学堂、初等农业学堂均进行了规定。张之洞在这个学制的起草和颁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其中体现了他的农业教育的思想。

三、重视西方农业科学的引进与成果运用

张之洞反复倡导学习和引进西方农业科学，而且自己对一些具体科学也有所研究。他对西方农业化学、植物学知识和农业机械等的作用作了详细的介绍，并提出要把自然科学应用于农业生产，以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他指出“劝农之要如何？曰讲化学”。他分析说：“田谷之外，林木果实，一切种植，畜牧美鱼，皆农属也。生齿繁，百物贵，仅树五谷，利薄不足以为养。故昔之农患惰，今之农患拙。惰则人有遗力，所遗者一二，拙则地有遗利，所遗者七八。欲尽地利，必自讲化学始。……，养土膏，辨谷种，储肥料，留水泽，引阳光，无一不需化学。”［8］（P135）尽管张之洞所谈的农业化学今日看来是相当初浅和不严密的，但作为清末时期的封建官员张之洞能深入地探讨当时农业之弊在于缺乏科技含量，不能尽地利，主张引进近代科学技术，提出改良土壤，选育良种、科学施肥等等，是相当可贵的。不仅如此，张之洞还积极倡导引进近代先进机器设备，采用近代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机器化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他认为发展近代农业生产“须精造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磨砻，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收，则又兼机器之学。西人谓一亩之地，种植最优之利，可养三人。若中国一亩所产，能养一人，亦可谓至富矣”［8］（P135）。张之洞比较明确地提出农业机械化的思想，把机器运用于农业生产过程，以“省力而倍收”，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收益。张之洞还了解植物学的具体知识，提出要以西方植物学知识应用于农田耕种，改良土壤，保持地力，他介绍“西法植物学，谓土地每年宜换种一物，则其所吸之地质不同。而其根叶坏烂入土者，其性各别，又可以补益地力，七年一周，不必休息，而地力自肥。较专人一易再易三易之法，更为精微。此亦简便易行者也”［12］（P179）。对作物轮作的意义理解得相当准确。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早期农学启蒙思想家们，并没有接受过近代西方农学的训练，对农业科学以及农业科学与其他科学文化之间的关系，还不能系统掌握，他们从各种信息中，感觉到西方农学的先进。因此，他们所介绍的西方农学，多数是被物化了的技术和实用技术，比如农业机械和作物良种等等。然而，他们先知先觉般地提倡和身体力行，对于古老中国数千年积淀的农业技术的改革和近代农业教育的蓬勃兴起，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