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研究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专项规划,教学重点

1.引言

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物质财富记录了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在某段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它对于今人研究历史、缅怀过去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历史文化遗产大量地遭到了破坏甚至毁灭，它的保护已成为现今社会一项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保护不仅指不破坏，还要去修缮、维护、整治，并加以合理的利用，这就需要人们在发展的同时创建一个良好的规划保障体系。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是以保护城市或乡村等地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及其环境为重点的专项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2.现状分析及存在问题

我国城市规划专业虽然为我国城乡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规划设计专业人才，但与我国目前城乡建设的实际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发展经济的大潮中，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也是相当普遍的，甚至是空前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已成为全社会相当普遍的共识。由于城市规划学科建设历史较短，投入不足等诸多原因，我国的城市规划专业教学体系还存在较多缺陷和不足。高校和相关学者对城市规划专业的培养方案、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方面进行了较多研究，但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方面的教学环节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当前现代化建设中对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的破坏，该如何在高校城市规划专业教学体系中进行相关考虑，其研究则更少。特殊的国情、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及城市规划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决定了我国城市规划教育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

3.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的研究内容和对象

（1）城市规划专业保护规划教学问题的研究

针对保护规划教学在城市规划专业课程中重视度不够，没有科学合理的定位等问题，进行相关分析研究，寻找问题的根源所在，提出合理建议对策，力求在保护规划相关课程教学改革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2）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相关课程设置的研究

目前，我国高校城市规划专业，依其学科背景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建筑类，约占65%；二是工程类，如测量、环境等，约占15%；三是理学类，以地理学科为基础，约占15%；四是林学类，约占5%。脱胎于建筑学专业的城市规划学科，一般办学历史比较长，课程设置较为齐全；而后三类多数办学历史较短，在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等方面各有长短，且良莠不齐。基于这种状况，需根据城市规划专业本科教育培养方案，加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方面的相关课程有助于提高学生在保护规划方面的专业水平。

（3）城市规划专业实践导向教学模式的研究

所谓实践导向性，即以城市规划专业的社会实践为出发点，以社会需要保护规划类技术人员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为目的，保护规划类教育就应该培养出具有这方面知识和能力的规划人才。即以服务社会建设，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我国遍布各地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是城市规划专业学生的战场，保护规划只有与工程实践紧密结合，才能真正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4）城市规划专业合理的教学体系研究

通过调查研究，研究国内外各高校城市规划专业教学结构特点，根据需求有针对性地、及时调整方向设置，微观结构优化则主要反映在对学科专业方向设置结构、师资结构和课程体系结构等方面的及时充实和调整上。在保证专业和方向核心课统一的基础上，保留并进一步优化目前存在的依托不同学科、各具特色的专业教育板块以及在宏观、中微观、微观等层次上各有侧重的多口径办学特色，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院校的积极性和自身优势。

4.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教学的作用和意义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是以保护城市或乡村等地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及其环境为重点的专项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1）针对城市规划专业保护规划教学问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优化、细化专业方向设置，使其更具职业针对性。

可以根据城市规划职业特点和人才需求趋势，相应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处理好知识、技能与价值取向、设计与管理、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理科与工科及人文社会方面课程等各方面的关系，真正做到人才培养的厚基础、宽口径、多元化”，实现毕业生与职业需求之间的良性接轨，为用人单位培养合格的产品。

（2）在普通高等院校城市规划专业教学中，保护规划教学内容十分薄弱。

当前，保护规划教学内容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没有得到科学合理的定位，保护规划教学依附于专项规划的教学，并没有专门设置。

（3）保护规划教学是城市规划专业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是培养实用性人才的重要环节，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是提升大学生将来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

（4）在当今注重技术创新的阶段，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能力有更高的要求。

能力培养的核心是学以致用”，通过有针对性的学习与锻炼，使学生尽快完成由学”向用”的过渡。

5.结语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1篇2

关键词：旅游业；历史遗存；再文化；赊店古镇

城镇的历史文化都能从其具有的历史遗存中得以表现。在历史的延续中，这些遗存有的消失了，有的残存着，但其中蕴涵的地域文化的“因子”却做为文化的“烙印”代代相传，永驻人间。这些历史文化的影子又会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气氛中再现，这就是历史遗存的再文化。再文化的对象包括实物形态的（如历史文物，古迹等）和实物形态的（如风俗习惯等）历史遗存。

旅游业是文化型的经济产业，目的地优质深厚的地诚文化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灵魂。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公民文化素质不断得到了提高，生活于现代的人们则更加倾向于追求朴素，纯真而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对本民族文化的探源寻根及对异域文明的渴求探奇之情更加强烈，期望在文化撞击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这极大地促进了文化含量高的旅游产品在旅游市场上的迅猛发展，旅游业的竞争也随之进入了高深层次的文化竞争阶段。美国经济学家朱卓江教授预言：“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一样，将成为在全世界普及的新兴旅游活动方式之一。”因此，实施历史遗存的再文化战略，开发文化旅游资源，对旅游业发展的意义显而易见。

一．赊店古镇历史遗存及特点

赊店古镇位于河南省西南南阳盆地东北部边缘，唐河支流潘河和赵河的交汇处，地处中原，各种历史遗存丰富，商业文化积淀深厚且独具特色。以中华御酒之乡，刘秀赊旗故地，中国会馆之最，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四大品牌”著称中外。明清时期系我国“北走忭落，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南北交通要道，被英国学者贝恩飞誉为“全国最富有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商业发展鼎盛的一个典型缩影，具有发展以商业文化为核心的古镇旅游的得天独厚优势。赊店古镇古城墙、镖局、票局、福建会馆的修复，古码头，春秋楼的重建以及民间游艺黄河九曲的重现，都是历史遗存再文化的表现。

赊店古镇地处中原，水陆码头，交通便利。中兴于明初，从明万历年间至清顺治、康熙、雍正年间，长达150余年的发展历程，渐次生南、东两个码头辐射扩大，至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形成了七十二条商业街和三十六条胡同的古镇整体格局。南九北七共十六省商贾齐聚此地开店经商，街道纵横交错，商号林立，镇内不足2平方公里的范围聚集人口达十三万之多，创造了光辉灿烂，影响深远的商业文明。悠久的历史长河，深厚的文化积淀，凝固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些历史遗存，有些已经开发为旅游产品，实现了再文化。如：山陕会馆、福建会馆、广盛镖局等。但大多是“藏在深闺人未知”，如古码头，春秋楼遗址等。为便于更多了解赊店古镇历史遗存，特作如下归类：

综上表可以看出，赊店古镇历史文化遗存表现为以下两个特点：

（一）遗址遗存多，规格高，完整遗存少

由于战乱和人类生产活动的改造，许多历史遗存被现代建筑掩埋，仅留下一些精彩的传说。如春秋楼、码头等。此外，赊店古镇历史上处于低建制状态，现存较多的古商铺和部分民房的建筑规格较低，文物价值也不高，规划保护成本较高。

（二）遗存种类多且分散，利用价值有限

古镇上分散着的大量古商铺和宅院，古城墙遗址，古码头遗址等几乎全部位于现代建筑物包围之中，有的甚至被改造的面目全非，且各种遗存的研究相对滞后，没有明确的理论定位，保护利用价值难以确定。

二．赊店古镇旅游实施历史遗存再文化战略存在的问题

（一）保存和修复的点状古建筑多，且结构单一，缺乏知名品牌

赊店古镇的历史遗存点状分布趋势严重，如火神庙，虽然文物价值较高，距离山陕会馆景区也较近，但其位置相对偏僻，交通滞后，实现同山陕会馆景区联袂成本较高。另外，分散于南北瓷器街以外的众多古民居、商铺要彼此连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古街风景有一定的难度。历史街区的保护和研究力度不够，街区传统特色逐渐弱化，甚至于3条古街不复存在。

（二）实物形态历史遗存多，非实物形态历史遗存相对较少

实物形态的历史遗存由于其物质性而易受保护而存留下来，而非实物形态的历史遗存由于其无形的特性而极易变异和流失，赊店古镇在非实物形态历史遗存方面，如节会习俗，传统工艺等更具“生活相”的城市传统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薄弱，使实物历史遗存因缺乏精神内涵而活力不足。

（三）典籍记载不系统，民间研究少，地域文化内涵挖掘不深，知名度不高

历史文化传承一是靠精英的典籍化文字传播，它代表着民族文化精神，历来倍受推崇。赊店古镇由于在历史上行政等级较低，行政归属不明确，正宗典籍记录较少且不系统，文学记录更是寥寥无几；历史文化传承二是靠口传心授的非文字化传播，它体现民族的情感和个性，但这种民间文化却长期处于自然发展状态，自生自灭。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和外来文化的涌入，赊店古镇许多民间文化濒临危灭，导致了原文化的链接缺损。如源于赊店的心意拳现已不见踪影，流行于潘赵二河的船夫号难闻其声。

（四）全国历史文化名镇传统风貌保护与现代城市建设矛盾突出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环境下，旧城的大规模改造，古老街区被现代建筑取代，严重破坏了古城肌理，赊店古镇传统风貌也逐渐弱化，很多重要历史遗存湮没在现代高楼之中。如古城西城墙淹没在两侧高楼间，原会馆古井被建筑物覆盖。原有古城风貌与现代城市景观相互混杂，“新”与“旧”相互制约，历史文化名镇传统风貌亟待恢复性保护。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篇3

引文

长沙作为首批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前来驻足观光旅游。旅游景点这类外宣文本的翻译已经成为了外国游客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如何向外国游客传播好中国的历史文化成为我们目前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课题。通过多次实地考察，笔者发现其中不乏一些优秀的翻译案例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同时还充斥着一些翻译失误案例亟待解决。为此，笔者以湖南第一师范旧址的翻译现状为例，列举出其中的一些优秀翻译案例，对此进行学习借鉴。同时，将其中的翻译失误案例列举出来，分析其失误的原因，并探讨如何提高译文质量的相关对策，以达到更好地向外国游客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目的。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湖南第一师范旧址青年纪念馆位于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是一代伟人同志青年时期就学的最高学府，同时也是他从事两年半职业教学的地方。目前该馆已经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地以及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与此同时，该馆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湖南第一师范旧址青年纪念馆前身为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筹建，于1963年正式对外开放。馆藏资料丰富，是爱国主义传播的摇篮。目前馆内已有展出129件套藏品。据相关记载，截至2009年，该纪念馆藏有亲笔签名的第一版《选集》（第一卷）2本重要藏品。目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思想研究所，并且办有《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省级刊物）等系列刊物。

自从该馆对外开放以来，多位国家领导人来馆进行了参观考察。2009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考察。2010年10月24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经济工业联合会会长、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徐匡迪对青年纪念馆进行视察。2010年12月26日，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先生在湖南省省委副书记梅克保先生的陪同下莅临该馆进行视察。

（二）研究意义

湖南第一师范旧址现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经成为了我国红色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能更好地向外国游客传播中国历史文化，从而使中国历史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提升我国国际形象，红色旅游景点这类外宣文本的翻译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鉴于湖南第一师范旧址在红色旅游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我们非常有必要对这类外宣文本的翻译现状进行一番研究，充分借鉴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古为今用。同时，对其中翻译失误的原因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合理的解决方案，提升翻译质量使其得以规范、准确表达，显得十分意义重大。

二、旅游景点中的翻译失误现象

（一）语言格式不规范

1.冠词使用不统一

冠词使用不统一具体表现在许多景点指示牌上，有的有定冠词the，而有的则没有。一些景点区域译名中加the，例如：辅助陈列展厅（TheAuxiliaryDisplayHall）、第八班教室（TheEighthClassroom）、水井（TheWell），而有的则不加定冠词the，例如：第八班寝室（DormitoryofClassEight）、大礼堂（Auditorium）、阅览室（ReadingRoom）、报告厅（LectureHall）、资料室（ReferenceRoom）、F宾室（VIPRoom）、综合办公室（GeneralOffice）、馆长办公室（Curator'sOffice）、讲解员办公室（Guide'sOffice）。一般而言，定冠词“the”表示特指，表示对专有名称的特指。而我们知道，景点名的英文首字母大写也有表示特指含义。这些景点名通常都是写在指示牌上，一般来说这些指示牌上的空间相对有限，而英文所占的空间相较于中文而言要偏多。如果字体过小，游客们会看不见，无法实现其指示作用。事实上，英语中虚词的使用频率相较于汉语而言要偏高。但是，一般而言，现代的语言使用当中都倾向于使用实词，对于虚词的使用尽可能减少。而在景点指示牌这有限的空间上，对于景点名的命名标注应力求简洁准确，以符合语言使用经济性原则，因此，为了规范这类景点指示牌的翻译，笔者在此建议统一省略定冠词“the”。

2.引用格式不规范

一些景点翻译中有引用到某些著作书名等，引用时没有遵守相应的书面英语的规范原则。在湖南第一师范旧址中景点“大礼堂”的相关简介当中出现了失误，如：

例1：1922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在这里作了《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中国》两次重要演讲。

译文：Inmemoryofthe104thbirthdayofKarlMarx，MaoZedongmadetwoimportantspeeches，CommunismandCommunismandChinainthisauditoriumonMay5，1992.

译文中对于原文《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中国》的翻译“CommunismandCommunismandChina”，这样字对字翻译容易给受众带来误解。同时，在引用到作品名时也没有按照合乎规范的格式书写，对于书面用语中的作品名引用都应用斜体表示。因此，译文应改译为：

Inmemoryofthe104thbirthdayofKarlMarx，MaoZedongmadetwoimportantspeeches：oneisCommunism，andtheotherCommunismandChina，inthisauditoriumonMay5，1992.

（二）选词不准确

我们都知道，旅游景点外宣文本的翻译是展示我国历史文化的一张名片，因此，对于景点指示牌的翻译就应力求准确，丝毫不容马虎。笔者发现，部分译文中用词由于对于某些特定含义缺乏全面认识，造成用词不当，如：

例2：辅助陈列展厅

译文：TheAuxiliaryDisplayHall

此处“陈列展厅”的翻译为“DisplayHall”，用词有失偏颇。表面上看，“陈列展厅”与“DisplayHall”十分对应，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翻译只是基于字面上的对应未免太过机械。翻译不是简单的意思叠加的结果，而是意义上的对等，同时还要符合目的语的使用习惯。一般而言，英文中对于“陈列展厅”经常使用“ExhibitionHall”。笔者通过查阅相关语料库发现，“DisplayHall”的使用频率只有为数不多的3条记录，而相应的“ExhibitionHall”，词条记录的使用频率达到119条之多。由此可见，“陈列展厅”的翻译为“ExhibitionHall”更为准确。由于对于定冠词“the”笔者已经在以上第一点“冠词使用不规范”中建议统一省略。因此，对于“辅助陈列展厅”的译文可以改译为：AuxiliaryExhibitionHall。

（三）忽视语境，导致理解不到位

对于“大礼堂”这一景点指示牌简介的翻译由于忽视了语境，理解不全面，导致用词出现偏差，如：

例3：在读书期间，经常组织同学们在这里研讨时事，开展各类文体活动。1917年11月18日，第一次军事行动“猴子石缴枪”缴获的枪支就堆放在这里。1922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在这里作了《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中国》两次重要演讲。

译文：Duringtheperiodofhisstudyatthisschool，MaoZedongoftenorganizedseminarsoncurrentaffairsandactivitiesofrecreationandsports.OnNovember18，1917，MaoZedongwonhisfirstmilitaryvictory“DisarmingRoutedTroopsatHouzishi”，whichprotectedChangshacityfromamilitarydisaster.Thecapturedgunswerepiledhere.Inmemoryofthe104thbirthdayofKarlMarx，MaoZedongmadetwoimportantspeeches，CommunismandCommunismandChinainthisauditoriumonMay5，1992.

首先，值得提出来学习借鉴的是，此番对于“大礼堂”的简介当中，并非字对字的机械翻译，如，“组织同学们在这里研讨时事”被译为“organizedseminarsoncurrentaffairs”。又如，“whichprotectedChangshacityfromamilitarydisaster”对原文进行了适当的背景增译，以便于外国游客更容易理解原文猴子石缴枪的背景，引发外国游客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另外，对于此处“文体活动”的翻译，我们很有必要对其进一步探讨。通常，大众对于“文体活动”的理解为“娱乐和体育活动”、“文化和体育活动”，其翻译可为原译文中的“activitiesofrecreationandsports”，或“recreationalandsportsactivities”。然而，可以看到，该段简介后文中又提及到为纪念马克思诞辰所做的两次演讲，我们显然可以判断这是属于文化活动而非娱乐活动。因此，此处“文体活动”的翻译确实有些不妥，而将此处“activitiesofrecreationandsports”改译为“culturalandsportsactivity”更为准确，符合原文的语境义。在此基础上，该简介前部分可以改译为：Duringtheperiodofhisstudyatthisschool，MaoZedongoftenorganizedseminarsoncurrentaffairsaswellasculturalandsportsactivities.@种由于忽视语境义而造成的语用失误也会给外国游客带来困扰，不便于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更不利于我们传播中国文化。

最后，该段简介部分最后一句的失误也已经在“引用格式不规范”这一点中有所提及并指正，因此在此不做赘述。

（四）漏译

通过研究景点指示牌，笔者还发现，部分译文存在一定的漏译现象。例如，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简介指示牌上最后一段没有提供译文，属于漏译现象。笔者在此提供译文以供参考：

例4：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以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地。

笔者建议译文：MemorialofMaoZedongandHunanFirstNormalSchool（SiteofHunanFirstProvincialNormalSchool）waslistedasoneoftheplacesofNationalKeyCulturalRelicsProtectionUnits，oneoftheNationalBasesofPatrioticEducationModels，oneoftheNationalRevolutionaryTourClassicScenicSpotsandoneoftheNationalBasesofPopularizing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三、翻译失误原因及解决对策

（一）从以上的翻译失误类型来看，不难发现，原因有以下几点

1.译者中英双语语言基础不够扎实

翻译（这里指英汉互译）本身是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这必然就要求译者对于两种语言都要非常熟悉，甚至精通。译者不仅需要对两种语言的语言结构、使用习惯、表达方式等内容十分了解，同时还要掌握中英互译的翻译技巧。从以上的翻译失误现象可以看出，译者的双语基本功还不够扎实。译者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都应当加强双语语言功底，保证语言规范性和严谨性，避免出现漏译等失误，这也是译者从事好翻译工作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2.译者对双语历史文化内涵理解不够

译者在进行语言的转换（翻译）时必然要考虑到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译者在翻译时，必须对某些词或短语在特定的语境下的历史文化内涵理解正确，进行适当地增译或选取恰当的意思进行措词，使其便于游客理解，从而保证信息传递的完整性，避免因缺乏双语文化内涵造成的翻译失误。

3.译者跨文化传播意识不够

译者在翻译转换的过程中承担着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译者不仅要具备一定的跨文化知识，还要对目标受众、信息文本的来源、障碍、反馈、翻译目的和效果等基本要素十分熟悉。译者在翻译时要以满足受众需要的目的为出发点，对于一些文化典故等比较复杂的翻译，译者要进行适当的解释，采取合适的翻译方法，使之便于游客理解，激发游客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好奇心，从而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

（二）通过列举以上翻译失误现象并分析其中失误类型和原因之后，笔者提出了以下解决对策

1.加大投入对外宣翻译的专业人才培养

旅游景点这类外宣文本的翻译质量良莠不齐，大多是因为译者双语基础不够扎实，翻译水平有限、能力不足所致。同时，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对于外宣翻译专业人才培养力度还不够。因此，加大力度培养好专业基础过硬、知识面丰富、业务水平较高的译者就显得格外重要。

2.增设外宣翻译管理部门，使其规范化

景点翻译漏译误译现象明显，翻译格式不统一等问题频出，鉴于此，笔者建议，对于每个景点都应设立专门外宣翻译管理部门。同时，每个省级市级区域都应设立相应的外宣翻译管理机构，并由国家外宣翻译管理机构进行统一严格管理和监督，形成一条特定外宣翻译管理链，以此来规范外宣翻译，增强其信服力和权威性。为了向外国游客传播好中国历史文化，我们应充分考虑到受众的需求，可以参考借鉴欧美国家对于旅游景点的翻译文本，以此建立起一个外宣文本中英对应的语料库，便于快速检索翻译组块，从而提高外宣翻译工作效率、提升翻译质量。同时，各下级外宣翻译部门还应对所有景点制定完整系统的配套翻译方案，由上级外宣翻g部门进行审核校对，从而建立起外宣翻译交流的良性循环，更好地服务于游客。

3.加强跨文化传播教育

经过一番探讨，我们也不难看出译者们缺乏跨文化意识。作为一名优秀的外宣翻译服务人员，自然必须具备多元文化认知能力，因此，我们应该对外宣翻译人才加强跨文化教育，这也是提高译者翻译水平的必然要求，架起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沟通的桥梁。

四、结语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篇4

[关键词]新疆;满族文化;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0-0036-06

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满族的祖先们为后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资源。特别是清朝政府在统一、保卫、治理和建设新疆的历史过程中，在新疆留下了大量的满族历史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新疆13个世居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认真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方针，实现新疆文化兴边的战略目标，笔者在对满族历史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开发现状深入考察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新疆满族历史文化开发与发展方略。

一、草原丝绸之路与新疆满族历史文化的联系

（一）清代伊犁将军与哈萨克部草原贸易延续了丝绸之路商道

在入主中原前，满族是一个东北“白山黑水”间农牧双全、兼擅渔猎的少数民族，对西域游牧民族生活习俗和诉求比较了解。18世纪中叶，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对哈萨克部实施了平等善待方略，使哈萨克草原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哈萨克各部均产生了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强烈愿望。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使向清政府表示内附，在表文中说：“阿布赉愿率哈萨克全部，归于鸿化，永为中国臣仆。”①乾隆二十三年（1758）九月，哈萨克右部向清政府表示归服，进表文曰：“臣愿竭衰驽，奋勉自效，永无二心，倍于左部。”②乾隆二十七（1762），哈萨克小玉兹部也遣使臣至北京请求臣属。清政府对哈萨克三玉兹的主动臣属，十分欢迎，并宣布了对哈萨克的基本政策：“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体……尔称号为汗，朕即加封，无以过此，或尔因系自称，欲朕赐以封号，已待来奏。朕惟期尔部安居乐业，俾游牧各部仍旧俗，既贡献亦从尔便。”③自此清政府与哈萨克部众建立了良好的政治关系，为清代伊犁将军治理新疆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商贸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④在管理新疆军政事务的150年间，出任伊犁将军的48人中，有42人为满族将军。清政府和伊犁将军所属八旗部队及满汉军民在与哈萨克草原贸易中采取了公平贸易原则，即“贸易之事不过因输诚内向，俾得懋迁有无，稍资生计……并非籍此以示羁縻，亦非利所其有，而欲贱之以取之也。将来交易之际，不可过于繁苟，更不必过于迁就，但以两得其平为是。”⑤清政府与哈萨克的通商贸易关系确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第二年即开始了绢马贸易。根据哈萨克人的需要，清政府特意从内地办运了大批绸缎用以交换。在北疆地区与哈萨克的贸易，主要集中在当时的伊犁和塔尔巴合台两地。哈萨克商人每年夏、秋两季，驱赶携带大批牲畜货物到两地贸易，换取丝绸、茶叶、布匹等物品。乾隆三十七年（1772）八月至十月，购进哈萨克马4574匹，牛1078头，羊23434只，按当时交换价格平均计算，三个月的贸易额达银33159两。⑥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贸易，中国东、中部地区的丝绸、茶叶和民用物品大量输入中亚地区，中亚地区和西域哈萨克民族的牛羊肉和毛皮大量输入中国东部和中原地区，贸易额最大的时候，交易买卖可以达到牛马羊6.4354万头（只），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出口茶叶超过40万担，嘉庆二十四年（1819）丝织品出口量总计达到6119担。清代伊犁将军主持的八旗部队、地方政府和内地满汉商人与哈萨克开展的草原贸易，使新疆通往中亚地区的草原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北道）商贸流通一度再现辉煌。

（二）清代伊犁将军鼓励西域各民族在丝绸之路上开展了大量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

在清代，汉族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清廷平定准噶尔部的过程中，陆续有北平、天津、山西等地的汉族商人随军进入新疆开展商贩贸易。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后，来疆的汉族人最初以驻疆绿营兵和农民为最多，后来大量汉族人移居新疆开展农商活动，逐渐融入到各行各业。为响应伊犁将军“屯垦戍边、粮食自给”的治疆方略，在清政府的组织下，大量汉族民众或入伍来疆参加绿营兵的“军屯”，或自流来疆参加“民屯”垦种，为草原丝绸之路上军队、牧民、商贾提供了较充足的粮食等生活物品。来新疆的汉族人中，有铁匠、木匠、厨师、酿酒师、裁缝等各种能工巧匠和中医师、文化教育者、宗教传播者、曲艺说书艺人等文化人。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迁入天山北路的内地移民约有52250人。⑦新疆的汉族商帮在发展丝绸之路商贸上做出过重大贡献。“赶大营”的津商形成以迪化为中心，遍及新疆各地的规模庞大、财势雄厚的“天津商帮”，成为新疆近代商业发展的奠基者。津商的成功，也引来了全国各地商贾对新疆的投资，形成了按地域划分的汉族“商帮”。⑧陕西商帮也是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新疆各地从事商品经营，建设会馆，促进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并将内地的传统文化植入新疆，加强了边疆与内陆文化的融合。⑨

清代维吾尔人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有：一方面，伊犁将军统辖新疆时期征调南疆6200户懂农业技术的回民（当时称维吾尔为“回民”，蒙古语称“塔兰奇人”，意为“种麦子的人”）到伊犁建立“回屯”发展农业，解决了草原丝绸之路上驻军、农牧民和商人的部分口粮问题。另一方面，喀什噶尔、叶尔羌、乌什等地的维吾尔族商人把南疆和内地的商品贩卖到中亚地区。贸易回人“乃携诸畜、缎、香牛羊皮、水獭、海龙、猢、羊等皮张，及烟茶、糖果，药味、脂粉、镜篦等物，往各部贸易之人”。⑩前来南疆的中亚商人，可以从维吾尔族商人那里买到内地的茶叶、丝织品、陶器、大黄等货物之外，还可以直接与伊犁将军管辖的部队和地方政府进行丝绸和茶叶贸易，活跃了对外贸易。

清代回族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是：大量回族军民随着向新疆迁移的内地军民到新疆，有的服役戍边，屯田生产;有的经商习教，服务游民，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农民、商人和服务者。特别是陕西回族商人是清代新疆餐饮业发展中最活跃、最积极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据统计，“到19世纪20年代嘉庆朝末期，加上天山南部这一时期驻防、经商等从事各种活动的回族官兵群众，这时新疆的回族人口应该超过十万人”。11

塔塔尔族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商道和文化道发展都做出了贡献。塔塔尔人善于交际、通晓多种语言、长于经商。1851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定后，在伊犁、塔城、乌鲁木齐设立了贸易区侨民区。许多塔塔尔人，为俄罗斯商人在新疆的商业经营当翻译、会计、推销员、保管员，一部分成为俄罗斯商人的人，称为“阿克沙卡尔”，即“商总”。1882年，我国收复伊犁后，塔塔尔人成为中国公民，从事的商业活动主要是在新疆与俄国、德国之间贩运商品。塔塔尔族是草原丝绸之路上文化教育发展的先导者和促进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塔塔尔族的上层人士先后在伊宁、塔城等地开办了五所现代意义的学校，吸收当地各民族孩子上学受教育;塔塔尔族知识分子还到农村、牧区开办各种形式的文化教育，为清代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二、新疆满族历史文化资源的特性

（一）新疆满族文化开发和发展的功能

1.新疆满族文化具有增强民族团结和反对民族分裂的原本

在清代260多年的历史中，以满族为主的统治者统治着包括新疆在内的整个中国。这一历史事实以及新疆现存的满族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不仅证明了满族是新疆13个世居民族之一，同时说明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无论哪个民族曾经居于中国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都是中国内部56个兄弟民族中哪个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当家”的问题，证明了历史上中央政府对西域边疆区域的管辖，绝不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

2.新疆满族文化发展具有创立民族文化禀赋多元

清代的康乾盛世，也是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治理最完善的历史时期。满族对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治理新疆，维护祖国统一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清代大量满族官兵和随军满族民众来到新疆，把满族文化带到了新疆各地。特别是清朝中央政府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管辖天山南北后，在新疆南北疆各地修建了具有满族文化特色的军城（民间俗称“老满城”）。同时还修建了大量的以汉传佛教、道教、喇嘛教文化为特色的庙宇。这些满城和庙宇，不仅是清政府治理新疆的军政地方官府驻地、非伊斯兰宗教传播场所，也是当时满汉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见证和文化中心。加强对新疆满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能够使新疆各族人民全面客观地了解满族历史人文，正确对待满族文化，构建新疆和谐的民族关系，对在新疆进一步体现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特点和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意义。

3.新疆满族文化产业和满族人文旅游业开发具有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功能

因为满族文化在新疆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性、民族性、特殊性、地域性和稀缺性，具有巨大的开发价值。通过对新疆满族历史文化、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风情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将会进一步丰富新疆民族文化产业和历史文化旅游业的内容，促进新疆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业的长足发展。不仅能够使满族贫困村农民实现脱贫致富目标，增加旅游景区周边各族群众收入，同时能够改变目前新疆自然生态旅游与人文旅游失衡的状态，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二）新疆满族文化开发与发展的资源禀赋

1.新疆现存大量珍贵的清代满族文物遗址物质文化类文化遗产

第一，有一批清代修建的古城遗址――清代伊犁将军府及“伊犁九城”。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起，历任伊犁将军先后在伊犁河谷建成惠远城、宁远城、绥定城、惠宁城、塔勒奇城、熙春城、广仁城、瞻德城、拱宸城，史称“伊犁九城”。乾隆二十七年（1762），伊犁将军府设立于惠远古城，惠远古城成为清代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古城中的伊犁将军府博物馆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历史和伊犁河洪水灾害等原因，惠远城古城遭到破坏。1882年，清政府在老城向北7公里处按原貌重建新城至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央政府派出最高军政机关管理新疆150年保存完好的古城绝无仅有，可以说以伊犁将军府为核心、以满族文化风格为特色的惠远古城，是新疆满族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南北疆其他地区的满城遗址还有迪化城、巩宁城、靖宁城、靖远城、奇台新城、镇西满城等，它们都曾是清代满族军民的聚居地，是汉文化在与当地少数民族经济文化融合发展的集散中心。

第二，有两个满语命名的村庄――“苏拉宫村”。新疆伊宁市潘津乡苏拉宫村，俗称“上苏拉宫村”，伊宁市达达木图乡苏拉宫村，俗称“下苏拉宫村”。潘津乡苏拉宫村是目前新疆境内满族人聚居最多的村庄。二百多年前，满族西迁来到新疆保护边疆、建设边疆，成为新疆的世居民族之一。由于满族人口迅速增加，清政府决定于1809年选择距宁远城（现伊宁市）不远的阿克土拜地方屯田，定名为苏拉宫屯，专门安置满族闲散人员和退休人员屯垦生产，俗称“苏拉”。辛亥革命后，停止对旗人的粮饷供给，这里便成为满族人赖以生存的土地。二百多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屯垦戍边的满族人，同伊犁各族人民长期休戚与共、相互融合，成为世居新疆满族的代表和满文化在伊犁的传承者。伊宁市潘津乡苏拉宫村现有满族居民103户，人口307人，（见表1）是新疆满族人口最集中的一个村庄，村里有一座满族群众捐款修建的“满族文化宫”，乡政府修建的“满族文化风格牌楼”、“苏拉宫满族历史文化陈列馆”。每年满族同胞都举办具有多种形式民族特色的满族“颁金节”庆典活动，成为苏拉宫村的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承形式，同时也成为潘津乡民族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三，有两个清代中俄（哈）通商的百年口岸――霍尔果斯口岸和巴克图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早在盛唐时期就是丝路北道的一个驿站。1851年签订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规定，尼堪卡（今霍尔果斯口岸）、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巴克图口岸）为中俄商道;1881年，《中俄改订伊犁条约》签订后，霍尔果斯成为两国商旅过往的驿站;1920年5月27日，《伊犁临时局部通商条件》的签订，使尼堪卡成为当时新疆最重要的外贸通道;新中国建立后，尼堪卡改称霍尔果斯口岸;1962年后，中苏关系恶化，到1967年停止了进出口贸易;1983年11月16日，国务院批准正式恢复通关，为国家一类口岸;2011年11月，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封关运营，中哈铁路正式接轨贯通，部级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成立，霍尔果斯口岸成为中国西部中哈贸易的最大口岸。

巴克图口岸有200多年的通商历史。1851年，清朝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这是塔城巴克图口岸对俄（苏）官方贸易的开端。1920年5月，中国与苏联政府签订《伊宁临时通商协定》，巴克图口岸中苏贸易开始恢复;1931年，巴克图口岸正式恢复通关;1988年9月，经国家批准临时过货过人。1994年3月14日被国家批准为一类口岸;1995年7月1日正式宣布对第三国开放，成为连接中国与中亚、俄罗斯和欧洲最便捷的通道之一，被誉为“中亚商贸走廊”。

第四，有一批清代八旗部队驻守保卫祖国边境的边防哨所――“卡伦”。“卡伦”是清代伊犁将军管辖的满营、锡伯营、蒙古营、索伦营、绿营汉军等边防军守卫祖国边防，抗击外敌侵略、平定疆内叛乱、保证交通安全、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历史遗迹。目前，仅在察布查尔县境内，就有7处卡伦遗址。

第五，现存大量清代重要文物古迹――主要代表有勒铭格登山碑、靖远寺、圣佑庙等。勒铭格登山碑全名《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建于清代1760年，位于昭苏县以西60余公里的格登山上。记载了清军平定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叛乱的经过和战绩。此碑被列为新疆自治区重点保护文物。靖远寺位于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孙扎奇乡。1888～1893年，锡伯营官兵自发捐款重建了靖远寺，是清代伊犁九大名寺之一，现为新疆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圣佑庙位于新疆伊犁州昭苏县城西北天山脚下的洪那海河畔，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是目前新疆保存最完整的喇嘛教四大庙宇之一，现为新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龙宝塔现称红山宝塔，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位于乌鲁木齐市中部的红山之上。西山老君庙始建于清代乾隆三十二年（1767），位于今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山路，是新疆历史上建庙较早、规模最大的清代道教建筑，现为乌鲁木齐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景区。

2.新疆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历史文化资源

第一，有《满族颁金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07年批准将《满族颁金节》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满族颁金节，有别于其他单纯的节日，是纪念满族新型共同体产生的纪念日，它具有记载满族的历史发展历程、象征满族民族特质的鲜明特征，它承载的是满族的民俗礼仪文化传统。

第二，现存大量清代满汉历史文化作品。主要有吴蔼宸的《历代西域诗钞》，收录有清代22位满、汉文人写的新疆诗800余首;星汉的《清代西域诗辑注》，收录清代满、汉诗人58人，诗作1111首。清代历任伊犁将军和许多谪戍的朝廷官员中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将军府幕僚，还有过往惠远古城的文人墨客，他们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志传和诗词歌赋。这些都是新疆满族文化开发和发展的内涵性软件资源。

三、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新疆满族历史文化旅游产业的方略

（一）以科学发展观引领新疆满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和发展方略

1.正确处理满族历史文化在创新发展中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指出：“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创新，把尊重、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传承、建设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12目前，满族传统文化在新疆已被逐渐的淡忘，针对这一现实情况，拯救、开发和利用遗存的满族文化，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已成为重大现实问题。新疆各级党委、政府应借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好机遇，鼓励和引导新疆和全国社会科学界广大科研人员，深入开展“新疆满族与丝绸之路”的研究和宣传等工作。使全疆各族群众认识到，传承和创新满族文化，是尊重历史、发展新疆多元文化和不断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保护新疆满族文化，不是像对待一件古代文物那样把它与周围世界隔绝开来。13而是要做到与时俱进，符合先进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创新中发展，但又不能失去新疆满族文化自身传统的特色。

2.坚持对满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的方针

一是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布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原则。将开发草原丝绸之路旅游与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结合起来，建立保存和陈列满族文物的公共文化场馆;二是要加强满族文化教育和文化旅游人力资源建设。在满族群众中传承和推广满族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知识，注重培育一批德艺双馨、充满活力的新疆满族文化和旅游的科研、演艺人才、满族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人才队伍，为新疆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开发和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三是做好新疆满族文化典籍挖掘和保护、整理工作，坚持在提供文化旅游开发利用中，用市场经济手段保护新疆满族文化。

3.从战略高度创建部级伊犁河谷满族历史文化旅游基地

由于伊犁河谷是清朝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草原丝绸之路上满族文化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伊犁州要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充分利用醮历史文化遗产和满族文化资源，全力开发满族特色文化旅游业。发展以满族文化为特色的人文经济，实现满族文化与经济发展一体化。高起点创建部级伊犁河谷满族文化基地，挖掘新疆满族历史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国际国内游客提供新疆满族人文旅游新的品牌产品。伊宁市要与霍城县联手打造伊犁满族文化牌，实施满族颁金节和苏拉宫村新疆满族历史文化第一村的“一节一村”文化旅游品牌带动方略，以文化旅游促进苏拉宫村自治区级贫困村脱贫致富。

（二）用系统论方法推进新疆满族文化旅游开发和发展方略

1.满族历史文化与人文旅游融合开发

在中国的历史上，满族人创造的满族文化，为世界文明、中华文明和新疆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要充分利用伊犁河谷丰富的满族文化资源为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产业服务，以满族旅游业开发推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发展。可利用惠远古城，打造成“伊犁将军影视城”，创作具有满族历史文化内涵的《明瑞大将军》、《布彦泰与林则徐》等电视连续剧，将全国观众的目光吸引到伊犁将军“屯垦戍边，抵御外辱”的沧桑故事上来。伊宁市可以通过举办“中国满族颁金节国际文化旅游节”大型活动，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旅游产业大发展增加新亮点。

2.坚持满族民俗文化与新疆各民族文化融合开发

要将开发满族民俗文化作为新疆各族群众了解满族的重要途径。截止2011年，新疆满族总人口为26364人，其中最集中的乌鲁木齐市为10555人，伊犁州为5017人，存在人口少（见表2），全疆满族人口是维吾尔人口的0.25%，没有满族自治地方，满族人口过于分散，分布在95个县、市（区），满族同胞心态比较低调。要将受到全世界女性青睐的满族旗袍服饰文化、别具特色的手工艺、特色饮食、秧歌舞蹈等民俗文化，同新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锡伯、回族等各民族民俗文化融合发展，各显特色，增加满族文化旅游业的综合吸引力。在丰富多彩的满族民俗文化旅游活动中，使区内外各族群众和游客了解新疆满族的历史文化，增进各民族的团结友谊。

3.满族文化产业与知识经济融合开发

民族文化产业就是在民族文化的生态结构中，那些可以通过产业化运作而走向市场。14当今开发和发展新疆满族文化产业，就是要使满族文化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走向市场，盘活满族文化资源存量，优化满族文化产品生产要素的组合。通过精心包装，大力促销，提高满族文化在群众文化消费中的比重，把满族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4.汇聚区内力量与区外力量合力融合开发

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保护、利用和开发新疆满族文化，一是要依托东北、河北和北京等省区的满族文化组织、文化企业集团、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二是要依托国家和自治区文化、文物部门对伊犁将军府保护、修复和发挥作用高度重视的政策机遇;三是要依托国内满族文化协会、满族联谊会，与国内大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取得双赢效果。

（三）以伊犁将军历史文化促进新疆满族文化旅游开发和发展方略

1.开发清代伊犁将军文化，为建设伊犁将军历史文化旅游区服务

一是要科学界定清代伊犁将军文化的概念和内涵。所谓清代伊犁将军文化，是指在清代伊犁将军统辖新疆期间形成的以屯垦戍边文化为核心，以满汉文化与新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为主要特色的地域性历史文化。清代伊犁将军文化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主要有：伊犁将军传记文化、屯垦戍边文化、伊犁九城文化、草原贸易文化、口岸通商文化、满汉文人边塞诗词文化等。二是要充分发挥全国满族文化研究机构的作用，为创建和开发清代伊犁将军历史文化旅游区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三是组织力量加快创作清代伊犁将军历史文化系列作品，如撰写出版《清代伊犁大将军演义》、《惠远古城风云》等旅游文化丛书，在国内外形成清代伊犁将军研究文化圈，举办清代伊犁将军文化旅游节，使国内外旅游界人人皆知“不到伊犁不知清代新疆史”的新理念。

2.创新清代伊犁将军历史文化旅游区布局设计

一是要按照“以人为本，合理布局，扩大影响，点面结合，拉长战线，丰富内容”的思路实施旅游区的规划建设。二是要以惠远古城新旧两城构建伊犁将军府旅游城;三是要以伊犁九城遗址作为伊犁将军历史文化旅游区范围。四是创建沿伊犁河北岸的“惠远原生态满族民俗风情园”，实现伊犁河沿岸生态环境保护与惠远古城满文化旅游开发融合发展。

3.加快开发建设清代伊犁将军历史文化旅游区的核心区

一是伊犁将军府旅游城是伊犁将军历史文化旅游区的核心区，发展目标是“景点精、内容新、规模大、服务全、留住人”五个方面。二是要争取将惠远古城新城区纳入国家文化与自然遗产地保护工程计划。三是要对惠远古城老城实施“文物与旅游”融合互动的开发模式。在共建丝绸之路旅游经济带中，把伊犁国际旅游谷打造成中国西部最大的清代伊犁将军历史文化旅游区，形成新的文化业态和旅游产业的独特风貌。

[注释]

①②《清高宗实录》卷543。

③《平定准噶尔方略》卷41。

④阿拉腾奥其尔、闫芳：《清代新疆军府制官职传略》，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⑤《清高宗实录》卷550。

⑥林永匡、王熹：《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271页、第445～450页。

⑦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1页。

⑧贾秀慧：《1840年前后的新疆商帮》，《新疆经济报》，2013年6月28日。

⑨李刚、袁娜：《论清代陕西商人在新疆的活动及其会馆建设》，《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⑩佐口透著、章莹译：《新疆民族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

11齐清顺：《1759―1949年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12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3日第1版。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

摘要：古代文论研究大致有“求真”与“求用”两种研究路向，厘清二者各自言说的合法性非常重要。古代文论研究的“二重历史化”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第一重历史化主要指通过重塑古代文论产生的特殊历史语境以“求真”；第二重历史化主要指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通过将古代文论历史内化以“求用”。只有实现“求真”与“求用”的和谐贯通，才能更好地推进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6.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12)03033106

古代文论研究大致有“求真”与“求用”两种研究路向①，但是由于我们之前对这两种研究路向各自言说的畛域未加以限制，使得二者之间经常纠缠不清，这既不利于合理阐释各个命题的意义，也不利于不同命题之间进行有效的对话。比如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命题的接受和质疑。众所周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经宋元明人陆续提出，到王国维始集大成②，然后逐渐被文学史书写所采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但是随着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有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之声④。

乍一听，这些质疑之声确实言之凿凿。比如他们对以宋词为宋代文学代表的质疑就很有说服力。首先，宋词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地位并不高，最初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诗余”，其次，就现存文献而言，宋词无论在作者数量上还是作品数量上都无法和诗、文相比，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历史事实。但是随着笔者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入，发现事情好像并不如此简单。我们可以追问质疑者提出的这些事实是否和王国维他们“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相矛盾，也就是两者的问题意识是否处于同一个层面上，二者是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尽管这两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它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必须予以区别对待。概括言之，质疑者的声音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真”的精神，它们主要注重的是历史事实这一层面。而王国维他们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用”的精神，它们更多地注重的是价值真实这一方面。二者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并驾齐驱的。王国维不仅研究过宋元明清戏曲史，而且还考察过宋代的金石录，他对宋代诗文创作之盛是了解的，他独推宋词，不是基于事实的判断，而是基于价值的裁决。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紧接着开头那句话后就写到：“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1］57由此可见：一是王氏深知戏曲在古代是“儒硕皆鄙弃不复道”的非主流性的；二是王氏肯定元曲主要是从其“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的角度来说的，这里明显地透露了他对戏曲的价值认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是结合时代与文体来谈的，但是在这不同时代的不同文体之间是否有相同的东西，是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在元明清时代已有人提出，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获得主流地位。而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以来获得主流地位，并陆续被文学史书写所接受，这恐怕与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关。所以我们认为之所以发生一些学者所言的误导，责任并不完全在王氏之说上，而在我们的接受者误把别人的价值判断当作事实判断了，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视野和判断。

这么说并非为王氏辩护，也并非抹杀质疑者的意义，而是反思文学研究的复杂性，并合理限定各自言说的有效性。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带有普遍性，比如争讼不已的唐宋诗之争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对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各自的有效性作严格的“畛域”限定，才能实现有效的对话，也才能对复杂的文学现象采取比较圆融的态度。比如文学史书写可以有两大类。一类是“求真”型的，主要是尽可能准确地描绘古代各个时期文学的真实状况——以历史事实的真实为最高追求。一类是“求用”型的，主要是在整个古代文学的万花丛中采撷那些最鲜艳的，对今人最有精神裨益的经典之作——以当下价值意义的合法性为最高追求。为了从学

上厘清“求真”与“求用”各自言说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古代文论研究要“二重历史化”。

二、“求真”与“求用”纠结的解脱之道——“二重历史化”

（一）古代文论研究“二重历史化”概念释义

“第一重历史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重建古代文论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以“求真”，其正当性在“古”。“古”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记忆了我们的过去，记忆了我们祖先曾经经历过的喜怒哀乐等。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必定生活在一定时空中的社会群体中，了解过去的历史不仅可以借鉴历史之兴衰胜败，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定位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位置。虽然古代已离我们远去，要完全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语境已经相当困难，但是古人生活的真实样态还是在许多“历史流传物”中流下了烙印。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典籍记载的历史我们大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对于那些有文献记载或文物可考的历史我们还是要追求相对的“真实”。在阐释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予以“同情之理解”，不能强古人以就我，进行“过度阐释”。所谓“同情之理解”就是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篇中所谓的“忠恕”精神。章氏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仁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2］278就是我们面对古代文论的观念时，要追问每一观念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是什么，古人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他们又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为什么如此解决？然后再看它存在什么问题。本文的这一观念主要得益于以童庆炳和李春青等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他们对这一问题有详细的阐释，参看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1年；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诗与意识形态：西周到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这一研究路向的理想典范是钱穆的《中国文学论丛》和这几年方兴未艾的“文化诗学”。钱穆虽然不以治中国文学著称，但是由于其深谙中国文化之精髓，所以其论中国文学让我们倍感贴切，这一点恐怕读过其《中国文学论丛》等作品的人都不能予以否认。以童庆炳、李春青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已经把这种研究路向上升到了理论自觉的高度，而且产生了一系列广为学界认可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方法也陆续被一些青年学者所采纳。我们认为在这一“求真”的层面上，必须充分尊重中外文化、文论的异质性和不可化约性。因为古今中外各种理论的提出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域与解决之道，不能予以简单比附，或者比较时必须警惕是否有可比性。对于这一研究路向的不足，就目前之研究状况来看其着眼点主要在“释古”上，而对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即“开今”方面的成果还不太多。“第二重历史化”的要义在于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将古代文论进行一定的历史内化以“求用”，其正当性在“今”。古代文论毕竟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时移世变，要它直接为现实服务，必将圆凿方枘。纵观20世纪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历程，我们发现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0世纪初，由于处在一个激烈的转型期，一方面是西方咄咄逼人的坚船利炮，另一方面又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因此没有充分的时间来从容地面对这一问题。五四先贤大多采取了先破后立的策略，古代文学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只有那些能够成为新文化运动文学价值观注脚的文学才能获得合法性。解放后意识形态之争的泛化更是将古代文学、古代文化肢解的支离破碎。改革开放之初，鉴于“文革”期间文学研究的过度政治化、工具化，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文学的审美功能。再加上西方文论的大量引进，古代文论研究大有式微之感。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失语症”的呐喊。我们认为这一呐喊一定程度上把握到了古代文论研究存在的困境，但是对其提出的解决之道却不敢苟同。他们更多地焦虑如何复活古代文论的话语层面，有一种浓厚的复古情调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倾向。之后提出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可以看作是对解决这一困境的一种尝试。但是由于其转换路径主要是通过西方话语或现代话语来阐释古代文论，所以收效甚微。新世纪以来，西方文论和马列文论对一些文学问题解释的不完满性也暴露出来，于是许

多有识之士也提出了古代文论要参与到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当中去的呼唤，但是到底如何实现有效参与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二重历史化”来应对这一难题。

（二）如何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二重历史化”

首先，我们要通过“第一重历史化”对古代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这样古代文论必将是一个鲜活的东西，它凝结了几千年来古人认识和解决相关文学问题的智慧。其次，要充分意识到古今时代之变。尽管在古代也有大的社会变迁，但是其文化形态主要还是在自己的文化圈里运转。而现在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已经和全球化联系在了一起。全球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空间的扩大，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异质性的西方文明。而且这个文明在很多方面都优越于我们，这已经是被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证明了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意识到古今之变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观念和文体的演变。第三，要充分认识古今之变，就必须扩大我们的视域，只有不断扩大视域才能更好地给古代文论定位。而视域的扩大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古代文论原有的内涵如何在今天再次获得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是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而是建立在它对一些当下文学问题的有效地解决上。第四，经过这样的心理推演和观念转换之后就积极介入当下的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中检验其效果。就笔者有限阅读所见，这方面的理想典范有徐复观的《中国文学讨论中的迷失》等一系列文章［3］，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李春青的《在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4］等成果。

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的理想状态是：在对一些当代文学问题的解决上，古代文论的研究者能够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能见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不易见或不能见的东西，这才是它高明的地方。第二、我们所谓的“第二重历史化”既不是一些学者和著作中所做的那样，将几种文论不伦不类地罗列在一起，也不是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恢复古代文论的话语权，而是将古代文论的一些智慧内化成创作者、批评者的一种内在精神品格，渗透在其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第三、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具有选择性和开放性。古代文论作为古人几千年来文学经验的积累，内容非常驳杂和丰富，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历史内化时必须予以适当的选择。在古代具有重大意义的在今天未必具有意义，在古代没有什么意义的在今天未必没有意义，和西方文论相同的不一定就具有意义，和西方文论相异的不一定就没有意义。古代文论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确定性。而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却是开放的，不同时期的人可以就自己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不断地向古代文论借取智慧。古代文论就像一潭活水源头，不断地沾溉当下的文艺批评。

（三）当下古代文论研究“第二重历史化”的困境

当下文艺学的学科划分不利于“历史内化”。当下的文艺学学科主要包括三大板块，即古代文论研究、西方文论研究、马列文论研究。目前的格局是三个方向分疆而治，相互之间的交流比较少，大多是学者自发的或私下进行的，三个方向之间没有形成有益的互动。治古代文论或古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很少积极介入当代文学批评，治马列文论或西方文论的专家、学者又对古代文论比较隔膜。当然，现代学术分工的日益精密化，每个人不可能对所有领域都笔耕不辍，但是至少应该有一部分学者从事融汇古今、再铸新章的工作。否则不仅不利于解决当下文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而且对青少年的学习也极为不利。就像今天学国学还要从《三字经》读起，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其精华还没有经过“过滤”，渣滓也可能有腐蚀的负作用。

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没有很好地实现“内化”。今天提倡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的学者大多还停留在口号和宣传阶段，还没有进行充分的“历史内化”，所以他们的功夫大多用在“第一重历史化”方面。这样，他们对当下文学批评就很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也很少有学者积极介入当代文学批评，对一些文学问题给出心悦诚服地解决。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更多地显示出和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倾向。这固然和当下现实世界的不完满有关，但部分原因也在于研究者没有很好地实现历史的内化。总之，古代文论研

者对专业角色的固守，对历史流传物内化的未完成性，对当下文学批评实践的缺席等一系列问题都悬空了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

（四）古代文论研究“第二重历史化”的一些尝试

1.诗言志。首先，古代社会中文体具有一定的等级性。一般而言，诗、文是主流，小说、戏曲是支脉。这就要求我们打破文体的这种人为限制，将诗的这一功能适当泛化，应该说各种文学都有一些是表达作者一定的志向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其次，古代诗人所言之“志”往往受到士、农、工、商阶层划分的限制，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因此必须予以扬弃。现代社会作家的“志”应该更多地关注人民群众平等、自由、博爱、其乐融融的现实生活，在人格方面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在共同体中的分工不同而已。第三，古代由于长期处在君主专制统治时期，所以士人言志的方式受到了极大地限制，最理想的方式是言之者“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使“闻之者足以戒”。但是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这些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贤明与否，弄不好就是惨绝人寰的“文字狱”。最后，由于古代的很多作品是在“采诗”的传统下创作的，所以其潜在的接受对象往往是“天子”，为的是天子“不出户牖而知天下”，这样文学的功能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今天的读者主要是生活于社会共同体中的成员，其功能主要是交流共同体的生存体验和陶冶大家的情操，所以作品的好坏得失应该是大家共同予以评价，而不是以某个领导或某个团体为转移。载道。文以载道这个命题本身并不是没有什么创见，问题在于古代的儒者由于受到自己知识、时代的局限，往往将“道”与“文”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这样他们所谓的“道”、“文”只是他们一家之“道”之“文”。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导致他们经常以圣人之名义来为自己的“道”、“文”张目，而且其言说往往具有独断论的嫌疑，所以使得这一命题的创见常常遭到歪曲，只在一些通达之士那里才偶尔开出奇葩。这一命题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使得文学创作建立在一个非常高的支点上，文学不只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游戏之作，而且是胸怀天下生民安乐的“为人生的艺术”。只不过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传统“道”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予以“重塑”。目前，我们主要面对三种不同的“道”，即古代文明之道、西方文明之道、马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之道。而这三种“道”现在还没有实现很好地融合，形成一个新的兼容并包的“道”。这就需要我们重塑“道”的合法性并思考其与文学创作的复杂关系对于这一问题本文作者曾有过思考，参看《文学、文学理论的未来——“世界意识”的重塑》一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化与诗学》，2010年第二辑，总第11辑。。

3.叶燮的“才”、“胆”、“识”、“力”。对于叶燮的诗学观念学界已经研究很深入了，但是如何使其诗学观念内化成批评者的一种内在精神还没有见到什么大的收获。叶燮认为文学创作是以“在我者之四（才、胆、识、力），衡在物者之三（理、事、情）”［5］24。限于篇幅，本文只就“在我者之四”中的“识”与“力”方面略加引申，详细的“内化”待以后撰专文讨论。首先说“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地球村中的一员。而且当下这个“世界”变化多端，异常复杂，面对这样一个风起云谲的世界我们必须具备一定的“识”。只有具备一定的“识”才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来设定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调，否则我们的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就会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具备一定的“识”才能不人云亦云，随影附形。再说“力”。我们经常感叹中国文学理论“失语”了，我们失去“原创”能力了。但是怎样走出这一困境呢？叶燮对“力”的洞见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立言者，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人各自有家，在己力而成之耳；豈有依傍想像他人之家以为我之家乎！是犹不能自求家珍，穿窬邻人之物以为己有，即使尽窃其连城之璧，终是邻人之宝，不可为我家珍。而识者窥见其里，适供其哑然一笑而已。故本其所自有者而益充而广大之以成家，非其力之所自致乎！”［5］27

尽管上面的尝试主要还停留在理论的推演上，有些还不成熟，但是它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我们的理论旨趣及其有效性。具体的实践只能寄希望落实在未来的

批评实践中了。其实笔者的这篇文章和《文学、文学理论的未来——“世界意识”的重塑》都是这种内化的成果。

三、“求真”与“求用”的贯通——“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如上所示，我们虽然把主要篇幅放在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方面，但这并不代表“第一重历史化”不重要。而是笔者认为第一个方面前人言之已精，就不在此赘述了。我们的目标是使这两种研究路径实现很好的贯通，二者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相资为用的。

（一）“求真”是“求用”的前提和基础，否则纠结不清，有可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求真”工作做不好，不仅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人，而且建立在其上的“求用”也会受到局限。比如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兴起的“生态美学批评”，本来是一个很有阐释空间的学说，但是这个学派的一些学者追溯其源头的时候是从海德格尔和中国的《周易》和道家开始。客观地说，“生态美学批评”与海德格尔、《周易》、老庄等确有关系，但是如何准确地定位这种关系，使其既不强古人以就我，也不因这种关系而限制这一理论自身的阐释空间。目前，“生态美学批评”在这一方面的阐释还很不周延，部分学者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古人“天人合一”的思维上，这是非常迂曲的。再就是这几年的“审美意识形态”命题之争，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这一命题受到一定的质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些学者证明其成立与否的方法只是马克思说过没有，这样的争论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二）“求用”是“求真”的意义和归宿，否则埋头书堆，不仅难以知古，而且难以知今。

现在有一些学者鉴于以前随意寻撦古人为自己张目的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弊端的警惕，主张古代文论研究应该纯学术化。这些观点对古代文论研究过于急功近利的危害确有所见，但也有因噎废食之嫌。“求用”固然不能强古人以就我，但是只要我们善于向古人“求用”，“求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求用”。概括言之，学术研究可以有两种大的研究路向，即我们说的“求真”和“求用”，而且放在长远的历史之中来看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只“求真”而不“求用”，因为我们生活在当下，我们不能把意义都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这就好比不能把幸福寄托在宗教所谓的遥远的“彼岸”世界一样。理想的状态是我们根据不同的时代需求、研究者的个体禀赋予以合理分配，争取既“求真”又“求用”，使得二者彼此互补。

（三）贯通使“古”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之所以提出古代文论研究的“二重历史化”，就是因为现在的很多研究没有对二者各自的言说畛域进行限定，使得很多讨论陷入自圆自画的泥沼之中，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因此，本文作者不揣谫陋，试图通过“二重历史化”来厘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然主要是针对古代文论研究提出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此，马列文论、西方文论、甚至西方文化研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前人也偶有提到类似的研究方法，但是就目前而言仍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变成大多数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本文将其提出希望引起广大研究者的注意。由于这一问题非常宏大，笔者自知其中有很多论述不周延、不充分，希望各位师友不啬赐教。

参考文献：

［1］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篇6

关键词:径山茶;茶文化;品牌建设;对策建议

径山茶主产于杭州余杭区径山镇，其产制历史悠久，最早起源于唐天宝年间的径山万寿禅寺，后以“崇尚自然，追求绿翠，讲究真色、真香、真味”著称于世。宋代时径山茶与天目茶齐名，并列“六品”，被誉为“龙井天目”，意为兼有龙井和天目茶之美。至元、明、清时，径山茶依然享誉不衰，并作为“贡茶”历来倍受欢迎，历史上的径山茶在清末走向衰微。径山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传播地，禅茶文化是径山的精髓。唐代茶圣陆羽曾慕名隐居径山，写成了千古名著《茶经》，从而为一片茶叶赋予了文化内涵与精神境界，让径山、杭州在一千余年的文化发展中，具有了独特的韵味。诞生于径山寺的“径山茶宴”，是我国禅茶文化的杰出代表，对日后各地茶礼、茶道、饮茶习俗的发展等都具有重要影响。禅宗寺院的清规和茶会礼仪传播到日本，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形成了日本茶道。近年来，传统文化的复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政府层面先后制定和出台了优秀传统文化振兴工程、文旅融合发展等战略规划，传统文化的热潮方兴未艾。“一带一路”“长三角一体化”等改革开放大手笔，极大地提升并拓展了江南文化的创新发展空间，良渚文化的申遗成功，更是把江南文化核心所在的杭州，推向了五千年中华文明曙光升起之地的高度，杭州在G20峰会后迎来了高光时刻。这为以部级非遗项目成功申遗已经十年之久的“径山茶宴”为核心代表的径山禅茶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1］。因此，挖掘径山禅茶历史文化和径山禅茶文化传承，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径山茶产业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

1径山茶的历史

说起径山茶，离不开径山寺。径山寺，全称为径山万寿禅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径山，肇建于中唐，兴盛于宋元，是佛教禅宗临济宗著名寺院，号称“东南第一禅院”。唐代万寿禅寺的法钦禅师在寺庙周围种植茶树，采制茶叶用于供佛，茶树逐渐在径山繁盛起来，成为径山茶的起源。据《余杭县志》记载:“法钦禅师曾植茶树数株，采以供佛，逾年蔓延山谷，其味鲜芳特异，……径山寺僧采谷雨前者，以小缶赠送人，其味鲜芳，特异他产，今径山茶是也。”宋代径山寺成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作为佛教中国化最具代表性的禅宗，径山禅寺达到了发展的最高峰。径山寺的僧人们在献茶礼佛参禅的过程中，制定了独特礼仪，从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径山茶宴”。从宋至明清时期，约有240位日本僧人入径山求法，他们归国时又将茶书茶典、“茶台子”“茶道具”等带回日本，并在日本发扬光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称为径山虚堂禅师七世孙的一休和尚，将其所继承的径山法脉与禅茶文化，通过其弟子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的代代传承，从而发展出了日本茶道，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径山茶宴”也被公认为日本茶道的源头。如今，径山禅寺以宋代禅院茶礼为基础，挖掘恢复的“径山茶宴”，其形制与内涵皆源自唐宋径山禅寺禅茶文化的积淀，特别是宋代径山禅寺以丛林清规为基础的禅院茶礼，使茶成为了体证禅法、接待云水的助缘。“径山茶宴”在2011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对径山禅茶文化价值的认可，更是对径山禅茶文化发展的鼓励与鞭策。

2径山茶的现状与机遇

1978年，为重现千年径山茶曾经的荣耀而恢复径山茶的创新生产，使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名茶得到传承与发展。1998年杭州市余杭区成立径山茶业管理协会，协会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形成了径山茶特有的基地认证、生产标准、标识包装、品牌宣传、市场营销、行业监管“六统一”的管理模式，使径山茶进入了有序监管和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径山区委区政府连续成功举办18届的中国茶圣节，提升了径山茶文化格局，带动了产区9个镇街的区域经济发展。现代的径山茶已经不再拘泥于“佛茶”的层面，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享用，成了人们养生的健康饮品，并在行为文化层面给了径山茶文化新的诠释。可以说，小小一棵径山茶树，已经成为径山地区的生态树，农民兄弟的摇钱树，小康生活的幸福树。截至2019年，径山茶茶园面积4300hm2，主要分布于径山、黄湖、余杭、中泰、瓶窑等西部9个镇街63个村，径山茶叶总产量达8500t，总产值9．1亿元［2］。品牌价值不断提升，据2019年浙江大学CARD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中国茶叶品牌价值评估课题组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报告，径山茶品牌价值达23．56亿元［3］。经过40年的努力，径山茶凭借优异的产品品质、规范的行业管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产业规模发展迅速、品牌价值不断提升，以其良好的品质，屡获殊荣，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和青睐。先后荣获浙江省十大名茶、浙江省名牌产品、中国文化名茶、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驰名商标等荣誉，并被中国茶叶博物馆收藏展示，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成功范例。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径山茶产业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与周边的西湖龙井、安吉白茶相比，品牌宣传推广力度不大、茶文化人才紧缺和茶叶资源利用率不高等。随着杭州建设世界名城工作的推进，径山茶正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十区同城，拥江发展，杭州进入全面建设加快发展的新时代。径山禅寺、径山茶应从禅茶文化的宣传与弘扬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着手，多措并举为杭州建设世界名城的独特韵味贡献“禅茶一味”，从而实现径山茶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3径山茶文化品牌建设建议

光大径山茶文化品牌，是对历史优秀文化的传承，也符合今天杭州的城市气质，更是落实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和乡村振兴战略，促进茶农增收致富的有效渠道。弘扬径山茶文化，打造径山茶品牌，重要的就是要深入挖掘整理径山的禅茶文化，从而延伸产业链，形成“茶产业+文化+旅游”的多渠道融合发展模式。为此，提出如下四点建议。3．1加强标准化管控，做好“茶品质”文章加强对径山茶的管理与开发，在坚持“六统一”标准的基础上，开展径山茶专用品种选育，培育1～2家径山茶种苗基地，通过基础设施、配套设施设备等建设，逐步提升与径山茶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优质苗种配套供应能力。加强茶园管理，培育标准化茶园，扩大径山茶产区、产量。加强网络宣传，增加径山茶粉丝量，扩大电商销售辐射区域。开发禅茶、茶点、茶具、茶饮食等周边产品，丰富径山茶产业内涵。

3．2加强宣传拓展渠道，做好“茶营销”文章

径山文化作为余杭区三大文化(良渚文化、运河文化、径山文化)之一，其独特之处在于蕴藏了深厚的禅学精神，而径山茶文化的核心是禅茶文化。在这一核心举措上，应结合大径山发展规划，在径山规划建设中国首家“径山禅茶文化博物馆”，呈现径山禅茶文化的历史价值。积极做好电视、报刊、新媒体等平台上的径山茶专项宣传，鼓励以径山茶为主题，创作微视频、小说、电视节目等，根据所创作材料等级给予适当奖励。结合径山禅茶原产地示范茶园的建设，为弘扬径山茶文化提供最具特色的交流平台，拓展更加宽广的发展路径。

3．3坚持错位发展，做好“茶生态”文章

茶叶是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典型代表。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结合生物防治，推进茶园景观改造与茶叶品质提升相结合的课题研究，改变茶园景观单调、生态弱化的短板，形成四季可赏的生态茶园，使大径山成为浙江省“大花园”建设的重要节点，中国美丽乡村的典型样板。按照“深入挖掘陆羽与茶经文化内涵”的要求，建议对现有改造项目规划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一是邀请相关专家及专业化团队，做好公园建设规划及相关文化呈现、展示设计;二是对周边农户进行征迁，拓展陆羽泉公园空间，部分房屋可根据实际给予保留以便后期利用;三是将陆羽泉公园和大径山旅游集散中心打通连接，建设一条茶文化主题商业休闲街，丰富公园配套茶文化体验业态，并与现有双溪集镇业态错位发展，打造陆羽文化小镇。

3．4坚持融合发展，做好“茶旅游”文章

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者越来越重视个性化的需求，更多的是要满足自身的求知欲望、审美情趣、自我价值实现等更高层次的旅游需求［4］。径山之“禅”与径山之“茶”结缘相融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径山禅茶文化，其内核是清心陶情、和敬清寂。因此，在利用好目前径山禅寺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应围绕体验游，进一步优化径山茶旅游产品结构，利用“径山禅茶文化大观园”项目建设契机，整合径山禅寺、径山古道、径山民宿、径山茶园、径山花海和区域内陆羽泉等旅游资源，整体推进径山禅寺周边各类项目建设，形成几条以茶为特色的精品旅游路线。一是打造禅茶第一村，让大概念有落点。禅茶第一村建设要在业态内容建设上考虑与茶馆、茶楼、茶企、民宿、创意经济进行对接充分体现径山禅茶文化内涵;径山高速出口、207省道、漕雅线通寺道路等重要节点和沿线要全面提升，进一步将径山禅茶文化内容有机地融入其中，打造全域禅茶文化氛围。二是建设径山禅茶文化体验中心，让大观园有亮点。充分考虑禅茶文化的体验性，选址(可结合山项禅意酒店)建设径山禅茶文化体验中心和中日韩禅茶文化中心，作为径山禅茶文化园的核心文化展示、体验交流空间，将“喝茶、饮茶、吃茶、用茶、玩茶、事茶”等禅茶文化相关展示、体验内容融入其中，打造径山禅茶大观园的核心亮点。三是继续丰富禅茶文化传统活动，让大文化有看点。深入挖掘南宋宫廷茶艺、茶音乐、茶歌舞等传统茶艺，形成径山禅茶文化旅游的独特景观。此外，还应针对现有径山交通难点，从便利性、高效性及环保、安全等方面考虑，丰富交通组织形式，全面提升大径山旅游区，特别是径山寺核心区的交通状况。通过以上举措，营造发展壮大径山茶产业的良好氛围，让径山茶品质不断提升、品牌不断攀升，定能让古老的径山茶重现千年荣耀。

参考文献

［1］鲍志成．禅茶文化及其当代传承与发展以部级非遗项目《径山茶宴》为例［J］．茶博览，2019(8):52～57．

［2］潘怡雯，施鸿鑫．径山茶云推介会146万网友在线观看［N/OL］．余杭晨报，2022－04－04［2022－04－14］．

［3］胡晓云，魏春丽，许多，等．2019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报告［J］．中国茶叶，2019，41(6):22～43．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篇7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保护

1.研究对象

1.1历史文化名城

根据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指的是“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而且必须是一座正在延续使用的城市，获得“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必须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核准并公布。

国务院于1982年、1986年和1994年先后公布了三批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共计99座，此后十几年间又有陆续增补。截止到2012年，中国已有119个市、县、区获得“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

1.2城市旅游开发

旅游开发指的是为发挥、提高和改善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使潜在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并使旅游活动得以实现的技术经济活动。

城市旅游开发则是以城市旅游为核心的旅游开发活动。

2.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2.1保护对象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按照旅游资源的各自特点可以分为七类，保护对象也因此各不相同。

以北京、西安、洛阳、南京为代表的古都型历史文化名城，其保护对象主要是作为都城时代的历史遗存和古都风貌。

以平遥、韩城为代表的传统风貌型历史文化名城，其保护对象主要是一个或几个历史时期积淀的完整建筑群。

以苏州、桂林为代表的风景名胜型历史文化名城，其保护对象主要是彰显鲜明个性特征的、因历史原因而叠加的古建筑和山水环境。

以银川、丽江、拉萨为代表的地方及民族特色型历史文化名城，其保护对象主要是由地域特色、民族风情、地方文化构成的城市风貌。

以上海、遵义为代表的近现代史迹型历史文化名城，其保护对象主要是反映历史上某一事件或某个阶段的建筑物或建筑群。

以景德镇、自贡为代表的特殊职能型历史文化名城，其保护对象主要是与城市中在历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某种职能相关的文化风貌。

以山海关、济南、无锡、长沙为代表的一般史迹型历史文化名城，其保护对象主要是分散在全城各处的文物古迹。

2.2保护措施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点鲜明，形态各异，保护措施也各不相同。总体来说，不外乎以下几点：

（1）根据国家城乡规划、文物保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2）应当坚持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

（3）应当统筹协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历史文化名城全局保护的资金，并将其纳入政府投资管理程序来执行。

（4）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捐赠、资助、提供技术服务或者提出建议等方式参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

（5）对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行为进行劝阻、检举和控告，对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2.3意义

历史文化名城的名胜古迹，饱含历史的沧桑，悠久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类历史的古老见证。人们越发意识到全人类价值的统一性，并把历史文化名城视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认识到为后代保护这些名胜古迹的共同责任。将它们真实而完整地传承下去，既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者的职责，又是旅游从业者的义务。

众多历史文化名城能够经久不衰地延续并发展下来，其核心因素就是这些市、县、区始终代表着当地居民的文化传统，并把其最富有生命力的部分留传给后代。不研究古代文化，不保护历史遗产，就不可能创造出新的、现代的城市文化，更不利于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开发。

3.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的基本原则与措施

3.1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

我国拥有超过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史，涌现了许多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全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历史文化星空中的璀璨明星。

然而令人忧虑的是，这些代表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化的历史文化名城，不但饱经自然因素的破坏，而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还遭到了人为因素的破坏，很多名胜古迹都已面目全非，面临湮没的危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不再局限于凭吊、怀古、探险等内容，旅游活动日新月异，旅游现象也变得更加复杂，旅游资源的开发能否完全适应游客接待、文化承载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持续发展等需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旅游开发给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1）旅游城市化带来的巨大人口压力，造成旅游资源、景区生态系统的破坏，从而使城市环境质量下降。

（2）风景名胜区不断遭受蚕食和破坏。

（3）现代城市景观与旅游整体环境意境不协调。

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矛盾相互依存，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保护与开发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不过在合理利用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的前提下，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完全可以在保护和开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3.2正确处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关系的办法

如何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开发这些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资源，实现其历史文化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的双赢，使其在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仍能保持其历史个性及其风貌，并富有创造性地传承给子孙后代，是旅游从业者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针对旅游开发给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采取以下办法：

3.2.1避免超负荷开发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关键是可持续发展，旅游开发必须以此为前提来进行。历史遗迹、风景名胜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所以不考虑景区承载能力的超负荷开发，对景区的长远规划和长期经济效益的增长有害而无益。可持续的旅游开发以发展为核心，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基本手段，以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环境改善为标志，为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了新的价值标准。

3.2.2实施保护性建设

保护性建设的目的是彰显个性品质，为文化旅游的开发提供真实的载体，避免文化的同化、异化和商品化。

3.2.3杜绝粗放型管理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在旅游开发中应尽力改变因宏观调控乏力或规划执行随意性大的发展格局，改变对景区开发的粗放型管理模式，实施全新的开发战略。

4.结语

国务院先后批准公布119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是国家在新时期加强城市现代化建设和文物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必将对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事业和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的研究也必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力求使研究者在旅游开发理论方面有所创新，从而推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使游客在享受高品质旅游服务的同时，感受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醇美。

【参考文献】

[1]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1996.

[2]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05.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篇8

关键词：宿迁；历史文化遗产；现状；前景

中图分类号：TU984.1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115-02

一、宿迁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地位

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的祖先智慧的结晶，直接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是我们一个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证，具有历史、社会、科技、经济和审美的价值。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既需要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视，也需要每个普通公民的广泛参与。宿迁位于江苏省北部，属淮海经济带、沿海经济带、沿江经济带的交叉辐射区。自古便有“北望齐鲁，南抵江淮，居两水（即黄河、长江）中道，扼二京（即北京、南京）咽喉”之称。于清代，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五次驻跸宿迁，赞其为“第一江山春好处”，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英雄――西楚霸王项羽的故里。如此辉煌且悠久的历史使得宿迁文化遗产极为丰富，甚至有“遍地遗产”的美誉。著名文化遗产景点信手拈来，如项王故里、杨泗洪公墓、乾隆行宫等。因此，探讨宿迁历史文化遗产现状，展望宿迁历史文化遗产的前景，对于推动宿迁经济社会发展，打造宿迁城市文化软实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二、宿迁历史文化遗产的现状

（一）宿迁历史文化遗产成就

宿迁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已探明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多达300余处，需抢救和保护的民间表演艺术、民风民俗和民间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项。通过对“宿迁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调查研究，对宿迁历史文化遗产有了更一步的了解：

1.现代中国的祖先之一――下草湾人。1954年6月，在淮新河的下草湾村的工地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教授本是来考察村民眼中的“龙骨”的。偶然，他采集到一段骨头化石，只有15.27厘米长，从形态上看，有股骨结存在。骨表面布满长尾纤孔，确定为人类的股骨。从其石化的程度计算以及从海绵骨质的空隙中填土来判断，确定为早人类化石。后来这段股骨化石又经著名古生物学家吴汝康、贾兰坡两位教授研究，确定这段股骨为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化石，定名为“下草湾新人”，距今约4～5万年。2002年，中科院古人类学家徐钦琦、计宏祥实地考察和研究，结合上世纪50年代专家的研究，他们大胆地推测：下草湾人是北京猿人的后裔，是现代中国的祖先之一。“下草湾人”股骨化石的发现，打破了“南方更新世晚期的地层中，无原始人类踪迹可寻”的说法。下草湾是迄今为止江苏人类乃至中国人类的发源地之一。

2.江苏文明史见证――顺山集遗址。泗洪县梅花镇顺山集遗址是江苏省境内新石器时期最早的文化遗址，距今已有8000年。这一发现将江苏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500年。

在顺山集遗址，考古队共取回2000多麻袋陶片，到目前为止，修复成功的器物只有40余件，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一种夹砂陶釜，形状与现代军队的钢盔极为相似。在为稻类食物脱壳时，其他同期文明使用的是长条形的磨盆和磨棒，而顺山集人则使用圆形的磨盆和磨棒。这些都表明，这里曾活跃着一个既与其他文明密切沟通、又保持着鲜明特点的远古文明。

3.战国割首记功典制见证――青墩无头尸骸。青墩文化遗址在湖滨新城晓店镇晓店居委会沈蔡庄东，从骆马湖景区东行2公里左右即到。这个被村民称为“庄东瓦碴地”的青墩文化遗址，占地90000平方米。1958年3月，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首次发现该遗址；1961年，南京博物院派出工作组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2001年10月，青墩遗址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南大考古系和南师大文博学院定为教学实习基地，并连续多年进行考古挖掘。

除此之外，贯穿宿迁发展的还有四条文化线。其一：水文化，有四条运河经过宿迁，这是在全国唯一的，分别为隋炀帝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古黄河等。其二：英雄文化，有项羽和杨泗洪等。其三：酒文化，比较有名的是双沟和洋河。其三：非物质文化，如乾隆行宫等。

（二）宿迁历史文化遗产的影响力

建市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全市文化遗产资源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推动经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全市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面临着新情况和新问题。由于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淡薄，损毁文物的违法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地方对文化遗产保护投入不足，保护和管理力量相对薄弱，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缺乏，亟待解决；部分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消失，有些传统技艺濒临灭绝。

课题组还进一步做了一些调研，结果发现：首先，宿迁市民对于“历史文化遗产”这一名词不是十分了解，认为只有那些拥有了长久的文化古迹才称得上是历史文化遗产，而且他们对宿迁历史文化遗产的认可也仅限于“项王故里”和“乾隆行宫”。其次，宿迁的历史文化遗产都是相对独立的，相互之间的联系甚少。而且各个旅游景点相对比较分散，像项王故里与乾隆行宫和宿迁历史文化博物馆距离就比较远。再次，市民对各个旅游景点的收费状况也不是十分清楚，很多人以为宿迁历史文化博物馆是收费的。另外，政府对宿迁的文化遗产还没有充分利用起来，以文化带动经济发展的策略也没有体现出来。例如以项王故里为例，虽然现在政府投入巨资正在修建和完善项王故里，打造了宿迁文化新的亮点，但是还远远不够。

在调研中，发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

由上表不难发现，市民对目前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力度与措施方面中，满意度仅为17.1%，70%的市民认为一般，却有21.9%的市民对此不满意。由此说明，宿迁市政府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是远远不够的。

由上表可知，45.7%的市民认为不应该在参观历史文化遗产时收费，而宿迁市文化遗产中，市民比较熟悉的项王故里与乾隆行宫都是收费的。且据多数市民反映，其收费相对而言是较高的，这说明文化遗产收费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体现出市民的意见。

被调查者中有52.4%是大学生及以上学历，而仅有41.5%的被调查者知道文化软实力，59.1%被调查者是不知道的。这说明政府在文化软实力的宣传方面还需要加强力度。

三、宿迁历史文化遗产前景展望

第一，要保留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具有宿迁特色的文化传承下去。比如早在“十一五”期间，市政府就要求实施对项王故里、极乐律院保护扩建工程和东大街、皂河古镇等历史街区、老街的保护，做好三庄汉墓群、崔庄汉墓群和下草湾遗址的保护工作。坚决避免和纠正过度开发利用文化遗产，严肃查处将文物资源作为或变相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的违法行为。

第二，在宿迁文化遗产中要着重打造项王文化，把项王文化当做宿迁的主要特色，让更多的人因为项王而知道并了解宿迁。可喜的是项王故里景区改造工程已经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部分景区已经开放，这项改造工程东至京杭大运河，西至黄河路，南至城南污水处理厂南侧道路，北至项王路，项目总投资40亿元，规划总用地65.35公顷，扩大了近百倍。

第三，打造三条文化通道，即绿色的人文通道、古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廊道和文明的现代化水道。以此让更多的人了解宿迁文化的同时也保护了宿迁的历史文化遗产。

第四，将各历史文化遗产公司合并，通过参加其中一个旅游景点来带动其参加其他几个旅游景点（通过旅游专车和旅游团），并在各旅游景点设立宿迁特色食品、文艺等。

宿迁是秦汉时期的文化汇集地。在这个年轻的城市有悠久的历史，发现了最早的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在江苏省――“下草湾文化遗址”，而且是在中国历史上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英雄――西楚霸王项羽的故里，被评为“中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城市”、“中国特色魅力城市二百强”、“中国城市效益竞争力十强”、“2008中国最佳旅游品牌目的地”、“中国最佳文化生态旅游目的地”。楚霸王项羽的纪念馆――项王故里雄伟壮观；嶂山森林公园景色秀丽，自然典雅。我们有理由相信，宿迁的文化遗产前景一定是很美好的。

参考文献：

〔1〕陈宗章，王建润.历史文化遗产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历史文化遗产，规划图则编制

1982年广州市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多年来，广州市始终致力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工作，保护规划的编制是其中关键的环节。广州市政府在保持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前提下，按照把广州建设成为现代化中心城市的要求，遵循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贝0，梳理了主要历史史迹，编制了相关的名城保护规划，制定了保护性的管理和建设规范，加强了政策调控力度，形成了广州的文化竞争优势与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生活。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作为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之一，在多次历史文化保护规划探讨的基础上，从保护规划的框架体系、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挖掘、规划的思路与方法等诸多方面都需要进行大量有益的探索，使其可以为新时期的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提供纲领性指导文件。

1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框架体系

1．1市域范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在整个市域范围内开展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研究目前尚无先例，但是市域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城乡都有大量的历史遗迹，而且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因此，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研究确定在整个市域共7434km2范围内统筹编制保护规划。市域范围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研究与单纯的研究城区是有所区别的，它涵盖的范围更广，涉及的保护因素也更加的分散，给现状调研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地毯式现状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对市域范围内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整体保护，实现对山、城、田、海城市格局和山体水系自然环境的有效保护，实现对历史村镇、各级文物古迹的有效保护和利用，恢复历史村镇的传统文化和活力，不断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承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和风俗习惯，以突显广州作为田园风光山水城、岭南中心文化城、革命策源英雄城、丝绸海路港口城、全国著名华侨城的城市特色，丰富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和外延，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和社会综合发展。

1．2历史城区保护规划

历史城区保护规划在这里主要是指历史旧城区的范围，对于广州市而言，这是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发展历程的地方，经过各个时期的建设，遗留了大批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城区是最值得保护，也是最难保护的区域，这也就必然成为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研究的核心内容。历史城区保护规划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历史城区保护框架研究(保护与发展战略研究)，历史城区分区研究，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划定，旧城区传统城市空间形态研究，山体、水系、风景名胜、古树名木的特色研究，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特色建筑群的风貌与价值研究，对城市已编制完成的各层次、各个时期保护规划的分析和研究，城市传统文化及民俗活动分析，保护与利用的对策与政策建议，完善、调整广州历史城区的职能建议，历史城区保护规划实施管理措施建议。

1．3历史文化保护区控制性保护规划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虽然是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之一，属于宏观层次的规划，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很难具体指导保护规划工作的开展。同时在宏观层面也不可能对所有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编制控制性的保护规划，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就选择一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范例编制控制性保护规划，然后逐步推进其他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规划。历史文化保护区控制性保护规划的重点是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城市紫线、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在有必要的时候划定)，其中城市紫线对应保护区的保护范围。对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应分别编制保护范围图则和建设控制地带图则，具体指导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与开发。对于保护范围内的每一栋建筑和每一处环境要素，要具体编制建筑保护图则和环境要素保护图则，而对建设控制地带内，仅对需要保护的建筑和环境要素编制保护图则即可。

1．4文物保护单位(含历史建筑)保护规划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重点在于划定其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界线，并分别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保护范围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及周边一定范围为保持文物保护单位完整性而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地区，其整体范围较小，界线也相对比较明确。但对于建设控制地带则不同，是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风貌协调的地区，范围比较灵活。历史建筑在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保护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历史建筑采用与文物保护单位类似的保护方法，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2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在城市特色内涵上的拓展

2．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类似，应重点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对于广州这样一个南方城市，既要保护具有岭南特色的传统文化，又要发扬岭南文化兼容并包的特点，融入现代文化的因素，不断传承和发扬岭南文化应保存的历史记忆，保护其空间载体和社会基础，加强整理其结构性关联，不断寻求其对于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制定一系列政策，加强管理和实施力度，切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多渠道筹集资金，完善和建设博物馆、展览馆、演出场地、文化广场等场地和设施，扶植民间文艺团体和文艺活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提供软硬件条件；结合商业、饮食业、制药业和旅游业等对老字号进行重新定位和包装，重塑老字号风采，发扬老字号品牌；加强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本土风俗文化的认知及兴趣，进而开设专门课程，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为传承手工艺、民间技艺和表演艺术培养后备人才；继续挖掘文化遗产的内涵，提升人们对岭南文化的认同度，为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社会基础。

2．2地下埋藏文物的保护

考虑到地下埋藏文物勘探、挖掘的现实状况及其与城市建设的矛盾，建议采取程序性控制保护的方法。即由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台有关法律、规定，保证在广州历史文化名城范围内，将地下文物勘探报告作为建设项目立项、申报的必备程序之一。

3保护规划与实施管理的衔接

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及保护区的保护规划大都进行了详细的现状凋研、深入的规划研究，提出了保护模式与改造措施，但其层次都较为宏观，控制信息不够深入、清晰。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这些规划缺少明确的、具有实操性的、可以方便用于管理的技术文件。因此，我们在对规划编制的范围、城市特色的内涵进行拓展研究的同时，深入探讨了保护规划编制的层次与深度，在传统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编制的基础上，将保护区保护规划的深度定位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加城市设计的深度，提出了与城市规划管理密切结合成果表达形式——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图则编制。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篇10

以老子为例,胡适考证完老子其人其书之后,开始论述老子哲学的产生历程,然后重点论述了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道。进而,胡适论述了老子的名学思想、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这些都是老子之道在天地万物之间的应用。这样,胡适就给我们展现出来一个完整的哲学系统。不止一派哲学,就整部书来讲,胡适并非简单地排比各家的思想主张,而是揭示出其思想的内在逻辑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变迁。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评价各家学说的价值所在,从而完成中国哲学史明变﹑求因和评判的任务。胡适以知识论审视中国古代哲学,确实得出许多卓有意义的结论。然亦存在不足。金岳霖说:“胡适是用一种西方哲学的主张而不是形式来写中国哲学史,因而难免牵强附会,把同情一种学说变成赞成一种主义。”[6](P618)这也是胡适的哲学史一直被人诟病的一个方面,太过重视方法逻辑,而忽视了中国哲学的特质。胡适之后,另一位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且卓有成就的是冯友兰。冯氏在《三松堂自序》中说:“我三十年代的主要工作,就是写那一部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7](P182)这个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完成,在当时影响巨大。冯友兰哲学史的写作思路亦是用西方哲学的范式来整理中国古代哲学。他在绪论中指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6](P246)在哲学方法上,冯友兰也明显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一个经验之本身,无所谓真妄;一个道理,是一个判断,判断必合逻辑。各种学说之目的,皆不在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故其方法,必为逻辑的,科学的”。[6](P247-248)可见,冯友兰是把科学方法逻辑方法看做是各种学说的普遍方法,同样适用于哲学,“科学方法,即是哲学方法”。但是他并不像胡适一样,将逻辑方法当做一种主义来信奉,而仅仅是方法或者形式。内容上,冯友兰依然注重中国哲学传统宇宙论和人生观上的特色。比起胡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显然在这些方面已大有改进,这也是它广泛受到赞誉的重要原因之一。由胡适和冯友兰开创的以西解中的哲学史研究理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哲学史研究都不能摆脱他们所确定的基础框架和根本指向。

在近代中国,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弱势地位导致了一种倾向,即中国应该彻底放弃中国本土的学术思想,而一切以西方文化为标准,“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8](P45)对此,一批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深切感情和强烈民族自信心的学者,通过中国哲学史或是学术史的研究,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固有资源,并试图采借西方文化以构建一种新的文化。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乃是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一以贯之的问题。任何一部哲学史都表达了着者的哲学思想,哲学史是哲学思想的展开。梁启超的学术史研究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影响梁启超价值取向和贯穿其学术史研究的是一种文化哲学,即是通过整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同时借助西方哲学采择补正,以实现中西哲学的融合的文化哲学。从而恢复上古与中古时代“我中华第一也”的学术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9](P5)他希望中国更多的学者能够移换脑质,改变精神,并将中国学术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近代西方思想学说的导入。梁启超所谓的引进西方近代思想学说并非全盘照收,而是“尽吸其所长以自营养,而且变其质神其用,别造成一种我国之新文明”,他说:“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即一代而已见其概。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4](P105)哲学史研究进入自觉阶段以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中国哲学有没有哲学,或者说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这些学者均以自己的方式予以解答。一般来说,人们的普遍观点是中国有哲学,只是与西方哲学相较具有不同的哲学形态。其实每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都是以中国哲学“史”的形式来论证中国哲学的存在。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即明确申明,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有自己特定的位置。他指出世界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大支:“东支可分中国、印度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作独立发生的。随后经过历史上长期的互相交流演变发展,到了今日,只有中国近世的哲学和欧洲的近世哲学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世界哲学的将来,就由这两大哲学系统的发展变化而定。”[5](P165-166)胡适的这些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现时,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存在形态具有民族性,他说:“各哲学之系统,皆有其特别精神,特殊面目,一时代一民族亦各有其哲学。”[6](P254)冯氏还区分了形式的系统和实质上的系统。他认为中国哲学有“实质上的系统”而无“形式上的系统”。哲学史的任务就在于以西方哲学的形式来找出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这即是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回答,深为日后的学者所认可与推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兴起了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新儒家研究。现代新儒家的主要宗旨就是通过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展,进而实现中国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中,冯友兰也是被作为新儒家的一员列入研究的范围之内,依据主要是他在抗战期间写的“贞元六书”。冯友兰通过这六部书接着宋明理学讲,建构了一个“新理学”的思想体系。其实,从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开始,冯友兰已经充分展现了其儒家本位的价值取向。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历史,首要问题就是确定其开端。与胡适以老子为开端不同,冯友兰乃是从孔子讲起,其依据即在于孔子哲学思想的系统性。然而胡适在许多年后谈及这个问题:我忽然明白这个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证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

冯友兰对于儒家的推崇,从他对中国哲学史分期中可见一斑。他突出了哲学的原创性特点,认为先秦可为一期,称“子学时代”;而两汉以后,思想停滞,两千年少有变改,为一超长时期,称“经学时代”。这两个时期其实就是儒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时期:首先是春秋战国,儒学作为诸子学说之一而存在,由孔子创立,经过孟、荀及其他儒家学者的发展而繁盛。其次是汉以后到清朝灭亡时延续了两千年间的王朝体制中的儒教时代。可以说,冯友兰其实是在以儒学发展的阶段来划分中国哲学史。在近代中国,除了上述几部哲学史之外,还有张岱年所着《中国哲学大纲》、钟泰的《中国哲学史》、李石岑的《中国哲学十讲》等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着作,可以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颇盛,且已有卓然的成绩”。[10](P17)然而名气最大,影响最深的当属胡适和冯友兰,他们奠定和确立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础框架和根本指向。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虽然强调中国哲学有自己的存在样态,但以西解中的哲学理路并不能完全凸显中国哲学的特质。这正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所需要引以为戒的。从梁启超开辟了新的学术视野,到胡、冯自觉利用西方哲学的范畴和方法整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自发到自觉,从初创到确立,不断发展。然而在近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不单纯是一种学术追求,更是一种民族尊严的问题,关涉到对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因此,他们在以西方观念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尤其关注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以哲学“史”的形式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观念和文化关怀。这正是近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亦是其时代特征。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1篇11

关键词：商业古街；历史文化保护；创新开发；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721；F29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8-0120-02

一、研究现状

关于历史地段保护的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提出的，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式提出对历史街区的保护，“直到2015年4月，国家城乡住房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才对外公布了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以商品消费为主要功能。随着历史文化街区逐渐成为城市旅游开发的重点，逐步商业化，出现了一批商业古街，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研究也从单一的“保护”角度，逐步趋于多元化，出现了“创意旅游开发”、“街区商业开发模式”、“公众参与”、“视听味觉开发”等多种研究角度[1]，并且更多的研究主题是围绕“保护与开发的平衡维持”展开的。这也是历史文化商业街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至于如何协调“保护”与“开发”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此提出具有时效性的方案、策略，仍是当下以及未来的研究发展方向。本文将以商业古街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提出一些具体的策略与措施。

二、历史文化商业街区开发现状

历史文化商业街区遍布各省，几乎在各大历史名城都有出现。其以当地社会历史文化为背景，以商品消费为主要开发形式，在保留原有建筑以及街道风貌的基础上，销售当地特产，展现民俗文化。其以安徽屯溪老街、福州三坊七巷、苏州平江路为主要代表。但当下由于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这些老街也出现了诸多限制其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一）商业开发过度，对历史文化元素造成冲击

这是许多历史文化街区共同存在的问题。过度的商业化使其逐渐演变为现代商业街、购物步行街，许多历史名街从此销声匿迹，建筑风貌也沦为文化的空壳。以北京南锣鼓巷、什刹海为例，其之所以落选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多具有现代时尚元素的店铺的进驻，使老北京文化变了味道，休闲、娱乐、购物占了太多的比重，与老北京巷弄格格不入。

（二）缺乏统一规划管理

由于历史文化商业街区大多是个人经营的店铺，加之疏于管理，缺乏监督机制，市场上出现无特色商品泛滥、商品价格相差悬殊、“宰客”，甚至销售虚假商品、食品安全无保障等现象，造成市场混乱。以屯溪老街为例，街巷中有很多移动摊位贩卖一些无特色的小商品，且店铺销售大多为批量生产的工业品，其要价高昂，且无统一定价。

（三）街区功能单一

大多历史文化商业街区以出售商品和美食消费为主要功能，其结构功能过于单一，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消费者的体验也仅限于购物和饮食，因而限制了公众参与度。从社会效益来看，对文化的宣传只通过商品销售，力度是远远不够的。

（四）环境问题突出

随着一些历史文化街区尤其是美食街知名度的提高，环境问题变得严重，街道上垃圾、废水随处可见，加之机动车、自行车随意进入、停放，造成本身狭窄的街道拥挤不堪，噪音污染严重。

（五）古建筑缺乏维护

历史文化街区的许多古建筑受到当地气候的影响房屋结构变形，或在特殊历史时期遭到破坏，由于无人负责、政府机构不重视、互相推诿等原因缺乏维护。

三、历史文化商业街区可持续发展策略

（一）对于古街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是历史文化商业街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其作为一座城市、一个地区、一方文化的符号，历史文化内涵是其向世界发声的资本，也是脉络传承的核心。某种程度上，这强调的是对于“文脉”的把握和延续，“即其自然地理基础、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积淀、社会经济水平四维时空组合。”[2]而对于商业古街历史文化的传承则包括两方面――建筑的维护与修缮，以及民俗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首先在古建的维护方面，意味着在保留原有建筑、街道等整体风貌的基础上，对单体建筑及街道桥梁进行定期维护，或是在不影响其外观和整体结构的基础上进行防护和加固措施。而对于古建的修护工作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是资金和技术[3]，同时还需要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民众以及游客的监督举报。

其次在民俗文化的传承方面，其首要途径是对于文化的发掘，将流于民间的传统手艺、风俗挖掘出来，在维护其“原真性”的基础上进行产品化包装，展现在世人面前，如北京传统京绣、剪纸，安徽黄梅戏，苏杭丝绸等等。而其形式并不拘泥于商品化销售，还可以出现表演、“传承人”讲解、游客参与互动等等，以多种形式将文化荟萃，并向世界传播。但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也要坚持文化的“原真性”，避免过度商业化造成的产品造假、艺术失真等现象。最根本的措施是提高人们民俗文化保护的意识，并通过市场监管、消费者监督的形式实现。

（二）注重创新旅游开发

保护商业古街的社会历史文化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在当下，文化的传承需要现代时尚元素的添加。某种意义上，商业古街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创新作为推动力。

1.加强市场调研，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开发

商业古街的产品服务亦如企业商品销售，需要对市场情况有所把握，盲目地产品开发必然限制经济可持续发展。应以问卷调查、采访、短期试运营等方式，了解主要的消费者人群、消费者目的及倾向，进行摸底后，调整产业结构，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开发。

2.拓宽受众面，增强文化兼容性、包容性

历史文化商业街区面对的消费者除了当地游客以及周边城市外来游客外，还要面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需要考虑到消费者来自不同的文化，适当引入现代时尚品牌，或是以多样的形式展现当地民俗文化，给予不同人群文化认同感。

3.综合开发视听味觉，增强消费者参与度

公众参与是推动历史文化商业街区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要素，当前公众参与仅拘泥于购物一种形式，消费者对文化的感受单一。应增强旅游产品的多样性，例如，当地曲艺表演、手工艺制作展示，并让消费者参与其中，增强对文化的体验；或利用当地自然资源进行多样化旅游项目开发，如江苏苏州平江路可开发游船参览路线。此外，调动游客的感官，例如，在视觉上增强店面外观色调、装饰、结构的文化特色，营造一定的文化氛围，使游客对文化有全方位的感受。

4.增强旅游开发的专业性、规划性

大多历史文化商业街区需要进行专业的整体规划，统一市场商品定价，避免商品过度雷同造成消费者审美疲劳。同时，要加强对于古街文化的对外宣传，通过多媒体放映、讲解员讲解等形式建立专业的讲解体系；对店铺进行专题规划，加强游客对街区的整体感受；在当地的传统节日或定期举行主题活动，以加强对当地文化特色的宣传力度，提高古街知名度。

（三）经济效益与社会、环境效益统一协调发展

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相统一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原则。针对历史文化商业街区，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利用当地有限的文化资源对外界产生“正外部性”影响。即是说，通过历史文化商业街作为传播当地文化的窗口，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此外，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强游客的环保意识，避免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

（四）多方参与，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把握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平衡，维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是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而机制的建立不是单一部门或几个部门的责任，其需要多方的参与。在政府部门的统一管理下，与旅行社、当地居民以及游客协同合作，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机制，并且具体执行也需要多方共同参与监督。政府部门成立专门负责组，对商业古街进行定期的情况调查和调整，如进行古建的修缮、基础设施的完善。旅行社协同制订古街旅游开发具体方案，居民及游客负责监督，通过多渠道反映古街出现的问题。

历史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解说系统；福州三坊七巷

中图分类号：F59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173-03

“解说”的概念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并得到广泛应用。国外学者泰德（Tilden）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研究，他强调，解说是一种揭示自然资源的意义、信息及其与人类关系的交流过程，它不是对事物的简单描述，而是通过体验揭示事物内在意义与相互联系，它是一种教育活动、是一种艺术、是对信息的进一步揭示、是鼓励而不是说明，而且必须将地方或主题与旅游者体验相结合，并最终改变旅游者行为。在国内，对解说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目前普遍认可和采用的概念是吴必虎（1999）所提出的：解说就是运用某种媒体和表达方式，使特定信息传播并到达信息接受者中间，帮助接受者了解相关事物的性质及特点，达到服务和教育的基本功能。厉新建（2004）认为，游客将旅游经历提升至旅游体验层次必须依靠完善的旅游解说系统，尤其是当信息的传播主体与信息接受主体之间存在严重的非均衡不匹配的情况下，旅游解说系统的作用更为重要。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不同类型旅游资源的解说系统研究较多，也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和创新性的意见，然而对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解说系统的研究还非常少见的。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丰富又博大的“雅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深深吸引着旅游者，所以更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旅游解说系统。本文以福州三坊七巷为例，尝试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旅游解说系统进行研究。

一、研究区域概况

三坊七巷地处福州市中心，总占地面积38.35公顷，是南后街两旁从北到南依次排列的十条坊巷，朝西三片称“坊”，朝东七条称“巷”，由北向南依次排列。“三坊”分别为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七巷”分别是杨桥巷、郎官巷、安民巷、黄巷、塔巷、宫巷和吉庇巷。作为福州市旅游的一个重要名片，三坊七巷是中国10大历史文化名街之一，被誉为“明清建筑博物馆”、“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近年来，到三坊七巷旅游的游客剧增，2012年1至11月期间，福州市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509.56万人次，其中三坊七巷接待游客786.16万人次，占22.4%，稳居全市所有景区之首。在三坊七巷，目前已投入使用旅游解说类型主要有景区内的解说员、解说媒体、宣传折页、导览牌、游览解说牌、交通指示牌。

二、研究设计

从吴必虎对解说的定义及多数学者对旅游解说系统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旅游解说系统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解说受众（游客）、解说媒介和被解说对象。本文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设计了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解说系统结构图，如图1所示。解说媒介通过解读、整合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资源信息，将其转换成易懂、易接受的符号形式，再传递给游客，游客还可以对解说媒介的解说效果进行反馈和评价。同时，游客也会通过直接感知、体验的形式去认知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资源。游客通过这两个渠道体验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资源，并从中获得感受，从而产生和加强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资源的意识和行为。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游客行为观察法以及游客访谈法的方式，获得第一手数据，以便了解分析三坊七巷旅游解说系统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问卷调查时间为2012年10月份，调查地点为南后街、游客中心、严复故居、水榭戏台，问卷包含游客的人口、经济学等特征，以及对三坊七巷解说员（向导型）、旅游宣传册、标识标牌和电子解说媒体（自导型）的评价，问卷调查方式为随机偶遇，共发放问卷225份，收回214份，有效问卷200份，问卷有效率88.89%。

三、福州三坊七巷解说系统实证分析

（一）游客基本特征

本文应用SPSS17.0数理统计软件对游客的性别、职业等人口学特征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在被调查的游客中女性居多，占61%，男性占39%。高达87.25%的游客来自福建省内，其中58.25%属福州本地游客，在11.75%的省外的游客中，又以江西省与浙江省的游客为主。从职业类型上看，学生所占的比例最高，占58.77%。从年龄结构上看，以19-29年龄段的游客为主，占63.20%。从文化水平上看，以大专和本科学历为主，共占77.65%。可见，三坊七巷对大专、本科的年轻女性有较大的吸引力。

（二）解说系统评价分析

1.游客对景点讲解员的评价分析

三坊七巷向导型旅游解说系统主要是指三坊七巷的定点解说员解说服务，解说员可以针对游客的需求，探讨解说主题，回答游客提问，维护游客安全，减少游客对资源、设施的破坏行为。调查结果表明，65%的游客表示，景区讲解员的旅游解说对他们的游览三坊七巷很重要。并非所有的游客都认为讲解员对他们参观浏览三坊七巷都很重要，不同来源地的游客对讲解员的需求有明显的分化现象，福州本地游客对讲解员的需求最少，而省外游客对讲解员的需求最多，基本上呈现出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游客对讲解员的需求就越大的规律。在访谈中还了解到，不少游客认为讲解员对他们在景点浏览过程中很有必要，主要是因为他们可以和讲解员进行互动交流，通过交流加深他们对三坊七巷历史文化的了解。

在讲解员讲解内容和技巧评价方面，超70%的游客表示讲解员的普通话比较标准；66%的游客表示讲解员的解说技巧比较熟练；34%的游客认为讲解员水平一般，主要因为他们觉得一些讲解员在讲解过程中语速过快，讲解时感彩不够，重点不是非常突出，不能很好地掌握游客的兴奋点。但从整体上看，游客对三坊七巷景区解说员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对于景区解说员与游客的互动能力、解说员的着装以及解说员的礼仪等，游客都给予较高的评价。

在解说收费方面，调查中发现，三坊七巷解说收费标准为150元/次（其中一处古民居讲解收费为50元，全程为150元）。对此，13%的游客认为此收费标准是合理的，12%的游客认为收费太高。29%的游客认为讲解应该是免费服务的；46%的游客认为应该实行部分免费讲解服务、部分收费的办法。可见，游客对目前三坊七巷的讲解收费管理较不满意。

2.游客对自导型解说系统评价分析

自导式解说系统包含书面材料、标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语音等设施设备，向旅游者提供静态的、被动的信息服务。它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牌示、解说手册、导游图、语音解说、录音带、幻灯片等，其中牌示是最主要的解说方式。自导式解说系统的解说内容一般都经过精心挑选的，而且是事先设计好的，一般比较科学和规范。游客获取自导式解说系统提供的信息，没有时间上的限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和体力自由决定。但是由于受设备的限制，这种解说手段的容量不大，且自导式解说系统在管理不善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自然和人为的损坏。

三坊七巷游客中心配有旅游线路指南、景点简介、人工咨询、导游语音提示系统，计算机触摸屏等多种设施，内设游客休息室、影视厅、特服区、休闲区等等，为游客的游览提供便利。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仅有20%的游客表示参观过三坊七巷的游客中心并了解游客中心所提供的服务项目；46%的人表示知道游客中心的位置，但不大了解其功能；还有34%的游客表示基本不清楚。可见，三坊七巷游客中心的旅游解说服务设施还没有被充分利用。、

宣传印刷品属于一种传统的解说媒介，易于携带，方便阅读。三坊七巷的宣传印刷品主要包括导游图、书籍、图册等在内的宣传印刷品，通过免费或出售的方式发放，向他们展示了三坊七巷这片古民居的历史、文化、建筑等。这些多姿多彩的画卷，既方便了游客的浏览，同时它本身也是一种值得保留的纪念品。游客对宣传册评价方面，65%的游客认为三坊七巷旅游宣传册摆放位置比较合理，35%游客表示不合理，这与部分游客不清楚游客中心在哪有直接关系。大多数游客对三坊七巷宣传印刷品的内容评价比较高，他们认为三坊七巷旅游宣传册的文字、图片及叙述条理非常清晰，对浏览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三坊七巷的牌示系统主要由全景牌示、指路牌示、景点牌示、警示牌示和服务牌示构成。一个完整的牌示系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游客发挥分流管理作用。通过景点牌示生动的图文介绍，将景点的文化内涵与外在形象展示给游客，让游客对景区的历史文化内涵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通过警示牌示提醒，对游客在保护环境、遵守公共道德方面，发挥一定的制约作用，从而达到文物保护与管理的目的。服务牌示则为需要服务的游客提供图文提示，达到“人性化管理”。从调查结果来看，73%的游客表示景区牌示的布置是合理的，内容也较贴切；27%的游客认为景区里有些牌示的布置还不是非常合理，以至于很难找到一些景点。

在电子解说方面，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电子产品的普及，使得广大游客对电子解说产生浓厚的兴趣。旅游多媒体解说系统是利用计算机、无线电、通信、语音、控制等多种现代科技手段，针对旅游景区的特点而设计、制作的电子设备或系统。调查结果表明，97%的游客认为三坊七巷的电子解说系统对他们浏览和了解三坊七巷的文化内涵有着重要的作用。